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一部台湾的血泪历史

1895年侵略台湾的日本军舰
 
对台湾民众来说，永远忘不了日寇在台湾实行残酷统治的历史。日本在台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悲惨的一页。
残酷统治
日本占领台湾50年，派出19任总督，作为统治中国台湾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最高指挥。在1895年6月至1919年10月间，日寇为建立“殖民地体制”，用武力镇压和控制台湾人民的反抗，实行军人专政，派出的军人总督有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佐久间左马太、安乐贞美、明石元等7届军人总督；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日本殖民当局以为殖民统治已经稳定，为把台湾建成“理想的殖民地”，军人体制改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田健治郎、内田嘉吉、伊泽多喜男、上山满之进、川村竹治、石塚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9届文职总督；1936年以后，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又恢复为军人专政，派出小木跻造、长谷川清、安藤利吉等3任军人总督。不论文官武将，19名总督集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当地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个个都是杀人魔王，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本在台湾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总督府于1896年发布了“关于施行台湾之法律”。这一文件编号为第63号法律，所以称为“六三法”。“六三法”总共6条，它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此法确定台湾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总督的独裁权力；主要内容是镇压抗日义军和剥夺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1906年，颁布实质相同的“三一法”取而代之，两法没有根本区别，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沉重。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主要靠军队、宪兵、警察维持，更多的是靠权大无边的警察管制社会和民众。1897年，日本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制订了“三段警备法”。规定山泽地带的治安由军队及宪兵负责；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担当；山泽和村落之间，则由宪兵和警察共同戒备。这是一部由军队、宪兵、警察三者协力镇压统治台湾人民的殖民法。在日据时期，台湾民间吓唬孩儿有一句惯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日本警察。1896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台。自此以后，以日本警察为主体的警察，成为伸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鬼魇，是直接屠杀台湾中国人的刽子手。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台湾成为名符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警察课、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000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2、3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为维持殖民统治，对中国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满行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残酷镇压。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颁发“匪徒刑罚令”，全文8条，该“令”专门镇压台湾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据此令残杀了无数台湾同胞。在颁发“匪徒刑罚令”的同时，又实施“保甲条例”，规定保甲作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条例全文7条，规定10户一甲，10甲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保甲另外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指挥、监督。到1943年，全台共设保6074个，设甲58378个，控制户数达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用“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当地中国人，保甲制度成为法西斯统治的基础。
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国人的反抗。在日本人秋泽鸟川写的《台湾匪志》一书中，把一切对日寇不满、反对日寇的人士和言行，都归入“匪”类，主张进行残酷镇压。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人民都没有停止反抗。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十几天后，北部义军就揭竿而起。林大北，台湾宜兰人，刘永福旧部，12月28日，在大里筒袭击日军分遣队，打响抗日游击战争第一枪。林大北起义后，新竹胡阿锦，台北简大狮、陈秋菊，宜兰林李成，以及许绍文、江振源、陈瑞荣等义士起而响应，北部起义一直坚持数年，对刚刚在台湾建立统治的日寇造成了沉重打击。北部起义开始后不久，1896年6月14日，中部义军一千多人在云林县斗门镇东南10公里处的大坪顶集会，建号“天运”，改大坪顶为“铁国山”，公推简精华、柯铁等为“十七大王”，他们坚持斗争达6年之久。1898年林少猫等抗日义士也举起义旗，从台南大目降、潮州等地，到恒春、虎头山，转战数年，在台湾南部竖起抗日大旗，极大的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斗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殖民统治。 即使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站稳了脚跟之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事件(如1907年的“北埔”事件、1902年的“噍吧年事件”、1913年的“苗栗事件”等)也经常发生。
对待台湾人民的反抗，日寇当局在运用“利诱招抚”、“挑拨分化”策略的同时，也采取了残酷的屠杀镇压政策。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人，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屠杀中国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杀中国人3万余人；在1913年12月间的“苗栗事件”中，屠杀中国人1200余人；在1915年西来庵起义中，屠杀中国人数万人。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中国人达60万人。这对当时最多只有500余万人的台湾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永远也无法偿还的血债。
除了残酷镇压之外，在日寇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毫无政治地位，以公务员为例。根据1944年的统计，台湾公务员总共84559人，其中中国人46955人。表面上看似乎中国人占55%，事实上差别很大。任敕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简任官）的只有杜聪明1人，而且他只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并非行政官员；任奏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的荐任官）的只有27人，其中担任行政职务的只有15人；任判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委任官）只有368人。除此以外，其余都是雇佣人员。在警察中，中国人只有六分之一，且警级没有超过“巡官”的。因此，中国人只是担任低级职位和雇佣人员，供日本人驱使而已，成为日本殖民当局“以台制台、以台治台”的工具。
疯狂掠夺
日本占领台湾，是为了把它作为剥削和掠夺的对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进行疯狂掠夺。1895年通过实施“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3年后，时任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设置“临时土地调查局”，颁布“台湾地籍令”、“土地调查规划”，1901年实施“土地征收规则”，1905年实施“土地登记规则”，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总督府强占民田2700万亩，日本财团强占200多万亩，也就是说台湾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日本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许多的台湾农民破产、逃亡。
殖民当局强占了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就土地税一项，1905年收取地税300万元，1933年高达570余万元。就粮食来说，1900年稻米年输往日本1400公吨，占当年台湾米生产总量的0.46%；到1934年，年输入日本51.5万公吨，占当年生产总量的40%以上。大米主要输往日本，造成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因而有“饥饿输出”之称，多少中国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此外，台湾丰富的物产也成为日本掠夺的目标。以制糖业为例，殖民当局规定，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台湾蔗农由此成为了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每斤糖的价格从1921年的11.6钱，下降到1937年3.2钱；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因此人们说：“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而台湾糖业的命运也正是日本殖民掠夺下台湾农业、工业、加工业的缩影。在日本殖民者的眼里，台湾的即是日本的，必须无偿提供。
谈及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至今有人为日本殖民者高唱颂歌，认为日据时代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日本完全是为了在台湾建立殖民地经济。台湾只是日本淘汰设备、技术的集结地，台湾的大工业都为日本资本家独占，台湾工业是替日本工业制造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湾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中，正是日本疯狂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时期，因此当时的台湾实际上是直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原料、加工基地。
殖民同化
日本占领台湾，除搜刮和掠夺之外，就是图谋永久统治台湾，就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日本殖民当局就开始做起永久霸占台湾的美梦，大力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
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一是推行差别教育和普及日语。在初级教育阶段，重视日本籍学童，轻视中国儿童，日本籍儿童就读的是“小学校”，中国儿童就读的则是“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及“教育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就读），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二是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基本上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1928年成立的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内，40年代日籍学生占81.8%，中国学生只占18.9%。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皇民化”。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压制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潮，“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就此开始。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4月9日，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奉公会由时任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产业奉公会、核心俱乐部、模国挺身队等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要想禁止一种文化，首先必须禁止相应的语言、文字。禁止汉语，强制推行日语是“皇民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总督府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时颁布相应的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在“七七事变”前后，台湾花莲厅发布训令，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在台湾许多地区，规定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各种苛刻的惩罚禁令数不胜数，甚至如果买车票时听不懂日语，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在学校说一句汉语罚款一钱。日本殖民当局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禁止汉文汉字，是日本文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日本殖民当局在禁止汉语汉文的同时，也强行推行日语。1936年全台强制设有日语讲习所3832处，被迫参加的学生为205214人。1940年增加到15833处，学生763263人。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开设夜间学习日语所，各类学生超过100万人，这在当时5名台湾民众中就有1人在学习日语。对居住在山区的原住民，日寇也不放过，强行推行日语，仅1939年间就设立日语讲习所265处，设立日语普及会11处。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的日语普及程度有所提高，1936年为32.9%，1940年达为51%，1944年则为71%。这是日本总督府的统计，虚假的成份很高。
“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为使台湾民众生活日本化，严禁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业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每逢10月27日，在台湾各地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在日本警察、官员的监督下，台湾民众来到设在各地的神社参拜。以清除流行于中国人民中间的宗教活动。
在社会习俗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撤销春节等传统节日；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的风吕（澡盆）、便所、塌塌米，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葬礼要采用大和安葬式。
为减少中华民族的色彩，日寇当局下令禁演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歌谣，禁止汉文文学作品，组织演唱戏剧、青年剧、日本军歌等，“灌注大和魂”，宣扬日本精神、日本军威、国体明证、大义名分等。
日本种种统治口号的改变，目的都是为了加紧在台湾的掠夺。推行“皇民化”也是如此，日本借机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欺骗和搜刮。宣扬“臣道实践”和“奉仕”，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在产业领域组织起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榨取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发行“奉公债券”、“报国债券”，挨家挨户搜括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高达1.5亿元，这全是靠明征暗夺而来，成为日本维持全面战争的重要补充。
为挖掉中国人身上的中国根，从40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当局又开始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1940年2月，日本殖民当局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表示本人提出申请，只要经过知事厅长许可，即可以改变自己的姓名。事实上，改用日式姓名运动，却是靠政治高压强迫推行的。殖民当局设立更改姓名推进会，由警察胁迫改名，有一些汉奸当然求之不得，也有一些供职于殖民机构和日人公司的人，因为生存的需要也跟着改名。在殖民者的淫威下，1941年间改名的有71875人，第二年有约10万人，日本投降时，同意改名字的人也极为有限。
 
日本殖民当局为加速推行“皇民化运动”，对于全天候使用日语和日本化生活方式的家庭，则奖赏其为“国语（日语）家庭”，在当时紧张的物资供应下，享受比一般人更多的食物供给等优惠待遇，以从物质上进行诱拉。
在“皇民化运动”后期，配合日军的侵略战争，日本殖民当局还把征集当地青年参加侵略战争当作一项主要任务。1943年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1945年实施征兵制，由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为日本卖命而战死的中国人达3万余人。至于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强征入伍的更是多达207183人，这还是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实际上肯定超过此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