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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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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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期台湾
2 荷西殖民统治时期
3 郑氏王朝时期
4 清朝治理时期
5 台湾民主国
6 日本治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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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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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有文献记载且较为可信的历史大约有四百年之久。但在文献记载之前，台湾就已有人类活动。台湾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化石是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的，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欧亚大陆迁来到台湾，属于旧石器时代。在台湾原住民的传说中，有一些故事描述可能是关于矮黑人（尼格利陀人），但是目前并没有考古证据。台湾是南岛语系民族分布的最北端。

台湾介处中国大陆、日本、东南亚间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成为各国船只的停泊与货物转运站。在17世纪上半叶，荷兰及西班牙分别占领台湾西南部及西北部进行殖民统治。后来荷兰人将西班牙人赶走，统治台湾西部。1661年4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两万五千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经过激烈战斗，1662年2月，荷兰签约投降，台湾进入郑氏王朝时期。在此期间汉人开始大量移入台湾，逐渐成为台湾主要构成人口。1683年，郑氏后人归顺清政府，台湾进入清治时期。

台湾历史

1895年，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日本人征服居住于东部和中央山脉的原住民，成为第一个有效统治全岛的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战败，台湾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收，1949年台湾与澎湖、金门、马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历史-早期台湾

就地质学上来说，距离现今三百万至一万年的更新世冰河期期间，台湾曾数次与大陆本土相连，当两地相连时，大陆的生物及古代人类可能来到台湾定居。目前台湾已知最早的人类，是在而台南县左镇一带挖掘出的原始人类骨骸，被称作左镇人。然而在左镇地区并没有相对应的文化存在。

台湾历史而根据考古遗址的发掘，台湾在旧石器时代晚期（50,000年前-10,000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人类居住。以现有的证据而言，目前台湾最早的文化为长滨文化（以台东县长滨乡的八仙洞遗址最具代表性），挖出了大量的粗制石器及骨角器。虽然长滨文化与中国南方的文化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然而以目前的考古学证据而言，尚不能确定台湾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是哪一种族群的人类所留下的。

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及金属器时代的文化与旧石器时代文化关联性不高，较著名者有台北县八里乡的大坌坑文化及十三行文化、台北盆地的圆山文化及植物园文化、台东县的卑南文化等遗址，其中部分遗址中曾出土来自中国大陆的钱币等物品，说明部分文化可能与台湾以外地区有所接触。目前我们已能够确定，新石器时代（始于纪元前5,000年）以来的史前文化，是台湾南岛语系民族的遗留。也就是说，在原住民定居于台湾以前，可能还有别的族群曾经在此定居过。

台湾历史日本学者移川子之藏曾表示：“今日在台湾被视为原住民的诸民族之间，不乏证明存在更早期先住民族的口头传承。自史前时代起，在本岛即有近20种的先住民族”。此外，也有部分文化可能是今日原住民的祖先，例如十三行文化人可能是凯达格兰族的祖先，不过目前的考古证据还不能完全确定台湾原住民与新石器时代文化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台湾的原住民族呈现多元而复杂的情况，中华民国官方认定的原住民原为泰雅族、赛夏族、卑南族、阿美族、排湾族、布农族、邹族、鲁凯族、达悟族等九族。21世纪后，又新认定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四族，他们今日多居住在山地与东海岸纵谷，其文化特色至今大抵尚清晰可辨。

除了官方认定的原住民外，台湾尚有遭汉化已几乎不存的平埔族。曾为全台湾最主要族群的该族群，大致上则可分成十族：凯达格兰族、噶玛兰族、道卡斯族、巴则海族、巴布拉族、猫雾捒族、洪雅族、邵族、西拉雅族，以及猴猴族。台湾原住民并没有文字，因此我们只能由古籍记载及考古证据来推断原住民的早期历史，其中重要的历史文献包括《东番记》、《萧垅城记》等。

台湾与古代中国的接触情况不明朗。在中国史书，包括《三国志·吴志》、《隋书·流求传》及《文献通考》中，有疑似台湾的记载出现。例如《隋书·流求传》记载：“流求国在海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部分学者主张这是台湾与中国早期联系的证据，不过一些学者主张并无法证明这些文献中描述的就是台湾，部分认为史书所记者是琉球群岛。目前所记者确定为台湾且较无争议的最早文献纪录，是《元史·琉求传》。台湾在何时成为中国版图也有争论，目前多将台湾海峡中的澎湖群岛及台湾本岛分别论述：澎湖群岛在元朝即曾设巡检司，隶属福建省泉州府；而台湾本岛则在清朝首度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台湾历史-荷西殖民统治时期

15、16世纪，欧洲国家对外扩张势力，开辟往东亚的新航路，发现美洲新大陆，缩短了亚洲与欧洲的距离，世界从此进入大航海时代。在海权争霸的国际环境下，台湾被迫走入历史时期，进入近代的世界史。17世纪初，除了一些零星的琉球人、汉人、海盗游走进出于台湾之外，西方重商主义国家也开始注意台湾。此时远东海面已成为欧洲三国角逐的形势︰租得明帝国之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菲律宾吕宋岛的西班牙、据有爪哇的荷兰，在远东海面展开商业和殖民的竞争。此时，各国对台湾的称呼不尽相同。日本称台湾为“高山国”、“高砂”，葡萄牙人则取名为福尔摩沙（葡萄牙语：Ilha Formosa），乃“美丽之岛”之意。

台湾历史荷兰人在远东的商业目的，原以明帝国为重要对象，但因受制于葡萄牙人的竞争和明帝国的抵制，荷兰人只好转向澎湖，先后在1604年、1622年两度进占澎湖，但因澎湖为明朝领土，所以明政府亦两度派兵驱离荷兰人。1604年沈有容成功赶走荷兰人，但在1623年则，历经8个月不分胜负，终而议和。在议和订约中，明政府要求荷兰退出澎湖，如果退出澎湖，去占领对面的“化外之岛”台湾，明政府则无异议，经此议和，荷兰人遂在1624年进入南台湾，建“奥伦治城”，后又改建为“热兰遮城”。1656年建“普罗民遮城”。

荷兰人侵入台湾的第三年（1626年），西班牙也自马尼拉派兵占领台湾北部，先后占据鸡笼（今基隆）、沪尾一带，并建造了“圣多明哥城”，与南部的荷兰人展开殖民与商业竞争，不过情况不甚佳。此外，西班牙统治者在金山、三貂角（San Diego）等地都建有天主教教堂，试图向原住民传教。西班牙神父也对原住民语言作了一些研究，著有《台湾岛淡水语词汇》（西班牙文：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1642年荷兰人赶走了西班牙人，占领了二城。

荷兰统治台湾前后共约38年。其极盛时（1650年）的统治范围包括嘉南平原为主的地区，北部的西班牙殖民地二城和以及今台东沿海一带。荷兰人对原住民采取安抚、镇压、教化兼施的方式治理，采行“地方会议”（Landdag）制，从各村选出长老，每年集会以宣导荷兰当局时政措施，地方会议分北路、南路、淡水和卑南四区，长老须向荷兰当局宣誓效忠，拥有荷兰当局授予的藤杖后在社内行使司法权。荷兰人还广泛宣传新教，在传教同时推广文教工作，新港文是为其范例之一。当时，移居台湾的汉人也已有一定数量，也有部分汉人被招募来台开垦。汉人在很多方面扮演辅助荷兰人统治的角色，包括担任“社商”（包税商）等，但由于赋税沉重、人民无土地所有权，台湾人民对荷兰统治者时有不满；在1652年，因甘蔗减产与人头税加重，而爆发了郭怀一事件。此外，1635年与1636年也分别发生麻豆溪事件与萧珑事件两次大型的原住民反抗活动。

经济方面，荷兰人引进了许多新物种，包括豌豆、蕃茄等等，同时也引进了黄牛。当时荷兰人所使用的土地面积单位“摩尔亨”（Morgen），相当于“甲”，一直沿用至今。此外，荷兰人在台湾发展贸易，并以台湾作为转口站，台湾成为明帝国、日本、南洋、欧洲等地的货物集散中心。此时的台湾已跃入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海洋贸易体系，有别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式小农经济。不过，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毕竟是剥削式的殖民统治，1650年左右，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每年净收入约40万荷币（约4吨黄金）。

台湾历史-郑氏王朝时期

台湾历史1644年，来自满洲的清兵攻占了北京，明朝部分遗臣在中国南方，先后拥立几位宗室为王，组织流亡政府，继续抗清，郑成功就是当时抗清的一股强大势力。郑氏于1658年至1659年出兵南京失败后，决定转进其父亲郑芝龙和颜思齐等人曾经经营过的台湾。1661年，郑成功率军25,000人先抵澎湖，然后转进台湾，迅速登陆，展开对荷兰人之热兰遮城的进攻，终于在翌年攻下热兰遮城，顺利将荷兰人驱逐出台湾，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

有学者将郑成功攻台之役形容为“人类有史以来一场空前的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也是决定台湾尔后四百年命运的战争”。

郑成功据台后，改台湾为东都，设承天府，以新港溪（今盐水溪）为界，北路为天兴县（县治在今台南县佳里镇）、南路为万年县（县治在今台南县仁德乡）。由于岛内粮食不足，郑军各营各镇部队，分批在嘉南、高屏平原上屯田开垦，故该地区留下带有“营”、“镇”、“劲”、“协”等称号的地名（例如：左营、前镇、柳营等），延用至今。

郑成功在1662年，就以39岁的英年过世，之后由他的儿子郑经接替其位置。郑经将所有留守厦门的残存势力撤到台湾。郑经改东都为东宁，天兴、万年二县为州，自称东宁建国，国际称呼他为“The King of Tyawan”，郑经俨然独立建国之王。

在参军陈永华的辅佐下，郑经经营与英国、日本及东南亚的贸易，以取得武器弹药的补给。主要的出口品是糖。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一度在台设立商馆，但经营并不理想。此外，郑氏政权也有计划的在台湾植入汉文化，郑经在陈永华的建议下，于1656年在台南建孔庙，设学校，是为“全台首学”。沈光文则成立了台湾最早的诗社“东吟社”。

台湾历史在郑经时期，郑氏政权曾经和清廷五度谈判，但郑经坚持比照朝鲜事例办理、不剃发、世守台湾、称臣纳供等四个条件，清廷不允，最终谈判没有结果。1674年，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等三藩反清。郑经率兵攻打福建，夺下漳、泉、湖、惠数府。至1680年，郑经海战失利，尽弃福建、撤回台湾。翌年，郑经去世，东宁王国发生政变，监国郑克臧遇害，冯锡范立其弟克塽，国政日坏，人心涣散。1683年，清将施琅率军攻台，郑克塽向清朝投降，结束郑氏三代在台23年的统治。

台湾历史-清朝治理时期

早期的消极政策

清虽领有台湾，但刚开始对台湾却没有强烈的领土野心。清廷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倒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因此有意放弃台湾，后因率兵攻台的施琅力争，才勉强将台湾留下，并入清之版图。清朝领台初期，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诸罗县、台湾县、凤山县，隶属于福建省。但是，自从朱一贵事件后，清廷于1723年（雍正元年）在诸罗县北部增设淡水厅与彰化县。1727年（雍正五年），又增设澎湖厅。1812年（嘉庆十七年），在宜兰地区增设噶玛兰厅。清治理台湾共计212年（1683年—1895年），尽管清廷最后并未放弃台湾，但早期对台湾仍然采取为“为防台而治台”的消极态度，规定驻台官吏任满三年，立刻调职，官吏不得携家带眷；驻军采班兵制，三年轮调换班，家眷不得随军来台。可见清廷对台湾极不放心，视台湾为危险之地，严禁闽粤人无照移民台湾，且不准携带家眷；但闽粤人民因山多田少，资源有限，乃不断涌入。他们或正式持有垦照入台，或买通船头偷渡，皆不计九死一生，甘冒“黑水沟”波涛之险，进入台湾，台湾乃成为闽粤移民的新天地。禁渡措施对台湾的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不少已经定居在台湾的汉人被迫返回原籍；同时由于禁带家眷，导致台湾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因此不少汉人男子娶平埔族女子为妻，造成平埔族人口减少；并致产生童养媳等问题。大量无业的单身男子（被称作罗汉脚）游手好闲，亦使社会治安败坏。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桢才奏请解除该禁令。

台湾历史

定居来台的汉人，着重于土地开垦和水利建设。土地开发的区域呈现为“由南而北，先西后东”的顺序。今日台湾尚有大量带有“股”“份”“结”的地名（例如：五股、五结等），显示当时已有垦户股份或结首制的形式来开发土地。为了提高农作物收成，大量水利设施开始兴修，著名的如八堡圳、琉公圳、曹公圳等。农业生产的主要作物则以稻米和甘蔗为主。同时，经济的发展伴随了港口与商贸的兴起，随著贸易量的发展，在台湾府城之后，又有鹿港、艋舺等口岸发展兴起，有所谓的“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说法。

由于台湾吏治不良，官逼民反，在清朝统治台湾的这两百多年，台湾民变迭起。班兵制度三年轮调，扰民侵民；清之政策又无法配合台湾移垦社会的发展，台湾民众乃因之起而反抗，发生民变，较大规模者有70多次。“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的俗谚乃形容清领二百多年，台湾社会动乱的频繁情况。其中最著名的反抗清政府的民变有朱一贵事件、林爽文事件和戴潮春事件等。除了对清朝统治反抗的民变之外，各族群内部也经常发生分类械斗，其中既有不同族群间的（如顶下郊拼、闽粤械斗、漳泉械斗）、不同姓氏间的（如同治年间竹堑北门的苏黄二姓械斗）、职业团体间的械斗和因商业利益而起的械斗等。

清廷将原住民分为“生番”（以高山族为主）和“熟番”（以平埔族为主）两类，其中清廷对生番采取封山隔绝政策，划定“土牛沟”为界，严禁汉人越山开垦，而熟番和汉人之间常因土地问题冲突，不少平埔族的土地被汉人用欺骗或抢占等方式占有。部分平埔族因此开始进行大迁徙，有的进入兰阳平原；有的进入埔里盆地，还有的进入东部山区，也有很多则日益汉化。

近代化与外国势力的再进入

清廷对台湾的消极态度一直要到19世纪中叶才有了改变。然而，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却不是源于清廷内部，而是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变。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以后，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怒涛似地冲击著中国大陆和台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同意开放台湾（今安平港）和淡水两港口通商，不久又开放了打狗（今高雄）和鸡笼（今基隆）二港。此后，台湾的对外贸易相当热络，台湾盛产的茶叶、蔗糖和樟脑大量出口，这增加了就业机会与政府税收，一些新的城市也纷纷兴起；同时也产生原住民东移、客家人地位上升、买办兴起与水土环境被破坏等社会影响。

台湾历史西方文化伴随著台湾开港再次传入台湾。在西方各教派中，以基督教长老教会影响为最大，著名的来台传教士有马雅各、马偕、甘为霖、巴克礼等。同时，各国的势力也纷纷侵入台湾，1867年（同治六年），发生了罗妹号事件，十数名美国船员在恒春一带被原住民杀害。最后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与恒春半岛十八社首领签订了《船难救助条约》，这等于否定了清廷在番地的管辖权，为其后日本侵略台湾提供借口。1871年，五十四名琉球渔民因台风而漂流到恒春半岛，被原住民所杀。日本派代表要求清廷处理，清廷以“生番系我化外之民”为由拒绝，结果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派兵攻打台湾南部牡丹社的原住民，是为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照会日本，要求日本撤军，并承认日本此行动乃“保民义举”，等于断送对琉球的宗主权。同时自此以后，为因应国际局势的变化，清廷于是甩掉190多年来的消极政策，积极拟定经营整个台湾的方针。1884年十月，中法战争中，法国海军将领孤拔也曾占领基隆，进攻淡水，并下令封锁台湾。

1875年，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再度来台，尽管他在台湾仅停留不足一年，却对台湾近代化有所建树。他推行开山抚番的政策，以下令开北、中、南三路通往后山，鼓励汉人入山开垦，至此台湾东部才逐渐纳入清的领土中，但在以武力开拓东部的过程中，也残杀了不少原住民。此外废除渡台禁令，积极推动近代化建设，如机器采煤；

台湾历史在安平建新式炮台亿载金城等。沈葆桢数度奏请调整台湾行政区划。次年（光绪元年），增设台北府、恒春县、埔里社厅、嘉义县、新竹县、淡水县、基隆厅，并改噶玛兰厅为宜兰县及增设卑南厅，全台至此共被分为二府八县四厅。之后经营台湾的是福建巡抚丁日昌，他继承了沈葆祯的现代化政策，修建了台湾最早的电线。1885年，清廷决定提升台湾的行政层级，将隶属于福建将近两百年的台湾独立出来，改设为行省，并任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伴随台湾建省，行政区划再次调整，全台从南到北分为台南、台湾和台北三府；一台东直隶州；淡水、新竹、苗栗、台湾、彰化、云林、嘉义、安平、凤山、恒春与宜兰十一县；基隆、澎湖和埔里社三厅。刘铭传在台湾积极实施一连串的改革，于是，台湾在1891年有了中国第一条官办客运铁路（基隆—新竹），南北普设电报可通福州，同时也设立邮政与新式学堂，台北城的街头亮起了路灯。在刘铭传的积极治理下，台湾成为当时满清近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其后的台湾巡抚邵友濂、唐景嵩也继承了其的政策方针，不过由于经费紧缩，建设步伐相对放缓。但是，台湾建省还不到十年，由于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的失败，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的主权割让给了日本。

台湾历史-台湾民主国

台湾历史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李鸿章代表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并以台湾为“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之地来塘塞满清政府，称弃台并不可惜。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决定，在台湾住民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时称“绅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希望清廷改变态度。1895年5月25日，台民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巡抚唐景嵩为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丘逢甲为义勇军统领。同时，民主国也制定蓝地黄虎的“黄虎旗”为国旗、刻有“民主国宝印”文字的国玺、并建年号为“永清”。同时也并发表宣言，向各国通告建国宗旨，希望能借此引发国际干涉，使台湾免于被割让。

未料，日军在5月29日于基隆背后的澳底登陆，6月3日攻陷基隆。于是，台湾民主国政府的首脑们，包括唐景嵩和丘逢甲，都争先恐后地逃跑到中国大陆去了。6月下旬，余众又在台南拥立大将军刘永福为民主国第二任总统，为筹措经费，刘曾经发行钞票、邮票。有些学者将刘永福在台南所建的政权称之为“台南共和（Tainan Republic）”或“第二共和（Second Republic）”。之后三个月，民主国和日军发生不少规模不小的血战。但到10月下旬，刘永福也弃守内渡中国大陆，日军占领台南，这个只存活184天的短命政权，终于完全划下了句点。

台湾历史-日本治理时期

初期的统治与民众的反应

台湾历史台湾民主国瓦解后，日本已基本控制全台，但各地仍常有抗日事件。早期著名的抗日领袖有简大狮、柯铁、林少猫等，但到1902年就先后被镇压下去。之后的重要抗日事件有1907年发生的“北埔事件”、1912年的“林圯埔事件”，1913年的“东势事件”与“苗栗事件”和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后期的抗日运动除了“西来庵事件”外普遍规模较小，且在密谋阶段就被剿杀，此后汉人就不再有大规模的武装抗日。

1896年，日本公布“六三法”，授权台湾总督得颁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早期总督都是武官，权力极大，融行政、立法、司法、军事权于一人。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这三任总督的任期都不长。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任期长达八年，但实际治理台湾的是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后藤加强了台湾的保甲与警察制度，用严格的手段对付抗日活动。医师出身的后藤新平自命以生物学的原理治理殖民地，其著名的治台三策，认为台湾人的弱点是“贪财、怕死、好面子”，所以同时采用高压与怀柔的两面手法，将台湾的游击活动完全弥平。并派大量警察监视人民的举动，1922年时，平均每547名台湾人中就有一人是警察。不过，日人在台湾建立了详细的户政与地政档案；统一了度量衡；设立台湾银行以与日本统一币制；大兴电信事业，至1919年，全台已有7146支电话与六条电报线；1908年完成了从基隆到高雄的铁路，并加紧修筑基隆与高雄两港；推动“绿色革命”，使台湾成为“米糖王国”。而在文化上，则施行同化怀柔的策略，对台湾人教授日语，并实行日本人、汉人和原住民三种不同的教育体系。佐久间左马太总督在任时开始对原住民施行理蕃政策，以使其顺应接受日本的统治。社会方面，总督府致力废除“三恶”，即阿片、缠足与辫发。同时加强卫生体制，改造下水道并进行捕鼠工作。改农历为公历，在街头放置时钟，培养台湾人的守时观念。推行市区改正计划，对后来台湾城市的营建影响深远。

文官总督时期与台湾的发展

伴随著民族自决的风潮与日本进入“大正民主”时代，1919年后，台湾总督可由文官担任，军权另设台湾军司令官掌管，治理台湾的策略也改为同化政策。台湾在许多方面与日本逐渐接轨。1922年，“台湾教育令”通过，台湾实行与日本相同的学制。1921年，日本国会通过“法三号”，修正部分六三法的内容，台湾开始通用日本的民法、刑法与商法。1920年，全台行政区划改为州厅、郡市与街庄三级制，并推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在经济上，台湾陆续完成了数个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如桃园大圳、嘉南大圳、日月潭水力发电所等。米糖产业也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蓬莱米的研发成功大大提高的稻米产量。

台湾历史

日治中期，台湾社会受到各种新思想的启迪，民智已开，一些留日人士大力推行政治、社会文化运动，力求平等待遇。1914年，林献堂奔走成立台湾同化会，追求台湾人与日本人的地位平等，但成立不久即被勒令解散。1920年1月，留日台湾青年在东京发起新民会，推举林献堂为会长，主张改革台湾政治体制。并有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等社会政治运动的展开，要求台湾自治。1921年，蒋渭水等人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借著对台湾文化活动的关心，增进台湾人的知识以及对政治关心，以求唤醒台湾人的觉醒，启蒙台湾人的意识，尤其想要唤起台湾人对日本殖民统治政策的批判。蒋渭水于1927年7月10日成立台湾民众党，台湾第一个政党宣告诞生。总督府终于在1935年和1939年在台湾举行州会议员和市会议员的选举，这是台湾人首次拥有选举权。同时，农工运动也蓬勃展开，简吉成立了台湾农民组合，是日治时期台湾最大的农运团体。1928年，蒋渭水指导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发动劳工罢工以争取权益；同年，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其主张台湾独立，被总督府认定为非法团体。面对农工运动的蓬勃展开，台湾总督府开始进行全面镇压。1929年2月12日，台湾农民组合与台共数千名成员被捕，是为二一二事件。1931年，台湾民众党被查禁，附生于民众党的台湾工友总联盟也趋于式微。之后，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也在1937年7月自动解散，日本治台进入紧缩阶段。

1930年10月27日，雾社地区原住民因不满日本政府压榨统治，在莫那鲁道的带领下，爆发“雾社事件”，砍杀了各地警察及雾杜公学校举行秋季运动会的日本人一百三十六名，轻重伤百余人。日方随后进行武装镇压，杀害雾社原住民近千人。时任台湾总督石冢英藏等官员因此下台。

台湾历史随著社会运动的展开加上西方文化与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台湾的文学、美术、绘画等方面开始走向与日本和中国大陆都不同的方向。台湾新文学运动在1920年展开，领导者有黄朝琴等，他们主张使用白话文；认为文学的目的应是启发民智。其中赖和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1933年，台湾作家与日本作家组建“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刊行中日文并用的《台湾文学》杂志。之后，又成立了完全由台湾作家组成的“台湾文艺联盟”。这一时期令人瞩目的画家则有陈进、林玉山、郭雪湖、陈澄波和廖继春等。雕塑艺术上以黄土水成就最大，他的代表作是“水牛群像”。著名的音乐家有江文也等。电影和广播也在这时进入台湾。

皇民化与南进基地

1936年，随著中日关系的恶化，自第十七任总督小林跻造起，台湾总督复由军方将领担任。在这期间，日方推行对台湾人的“皇民化”、台湾产业的“工业化”、使台湾成为进出东南亚基地的“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在日治中期蓬勃开展的社会与文艺运动也逐渐停摆。

皇民化运动展开后，总督府大力推广讲日语，在各地设立国语（日语）讲习所。并取消报纸中的汉文栏，废止学校中的汉文课。1940年2月，总督府公布改姓名办法，准许台湾人改为日式姓名。最初台湾人对此并不热心，但后期在奖励政策下，不少人改用日本姓名。同时，总督府大兴日本神道，广设神社，强迫学生参拜，同时压抑民间信仰，裁并地方寺庙，这点引发不少台湾人的反对。日本以“农业义勇团”等名义招募台湾人从军，人数达12万人以上、同时前后对原住民进行八次动员，计有四千名左右的“高砂义勇队”前往战场。1942年，总督府实施志愿兵制度，总督府前后三次招募男子志愿军，总数为一万六千人。1945年1月，全面实施征兵制度。台湾籍日本兵总计207183人，阵亡30304人。1941年4月，日本政府成立皇民奉公会，其与皇民化运动不同，是以皇民为口号达到战争动员的目的，但总的来说成效有限。

台湾历史

1936年，总督府成立台湾拓植株式会社，积极推动台湾工业化，扮演“工业台湾，农业南洋”的角色。1935年在高雄港成立炼铝工厂。1937年，台湾总督府推动第一次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增设水力与火力发电所。珍珠港事变后，台湾总督府又在1942年推行第一次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力求台湾工业自给。1939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

1944年10月起，美军开始轰炸台湾，大量官衙和工厂被炸，各项生产事业几乎停顿，工业产量急剧减少。台湾人在军事管制、经济统制金额消息封锁下，自由全无保障。日本军方控制了报纸、广播等事业，战争真相消息全被禁绝，但是民间依然流言不断，人心浮动。全台各大城市都笼罩在战争的炮火下，人民经常需要“跑空袭”，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不少都市居民被迫迁徙到乡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最后一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公会堂签署降约，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宣告结束。

台湾历史-中华民国在台湾

政治的演变

台湾历史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并签署《日本降书》，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何应钦接收台湾，而后设立与中国大陆省级行政体制不同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并由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但因为陈仪等接管官员贪污严重，军警纪律败坏，陈仪本人大权独揽，加上战后经济崩溃导致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和政府急于“去日本化”造成文化上的隔阂，以及部分新住民（外省人）相对于老住民（本省人）在社会地位上具高度优势的不平等待遇，导致在1947年初，因查缉私烟所引发的警民冲突，“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数星期后，国府派兵来台镇压，后续还有“清乡”行动，许多与事件无关的各界菁英与百姓也被无故杀害，或逮捕之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处死或就此失踪。此事件揭开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高压的序幕，并埋下后来族群对立态势与台湾独立运动的种子。二二八事件后，国民政府调整台湾地方政治制度，废除台湾省行政公署，改设台湾省政府，由文人出身的魏道明任首届省主席，缩小公营事业范围。1949年（民国卅八年），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改革币制（旧台币以四万比一的比率兑换新台币），实行三七五减租，通货膨胀形势得到缓解。

1949年，中国大陆易主，国民革命军和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新败来台初期，一直扬言要反攻大陆，但缺乏美国的全力配合，只是有一些小规模战役，直至金门炮战双方暂时停火后，反攻都未能实现。国民党政府在台湾透过“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法令，配合党、政府、军队、特务的结合掌控，持续政治与社会上的强势压制，巩固一党专政、独裁的体制，造成许多人因实际或是指称的反对言论或行动，甚至无故被指为“匪谍”而受到非法迫害的案件（即白色恐怖）。

1950年起（民国卅九年），台湾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县级以下民意代表与行政首长及省议会由公民直选产生。1950年代起雷震等知识分子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批评时政，要求民主。1960年（民国四十九年），雷震等人士筹组中国民主党，但很快就被政府镇压。在国民党政府解除戒严之前，台湾的“党外”团体一直透过私下发行的政论杂志，酝酿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大规模抗争，要求全面落实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

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后，实行“革新保台”路线。首先是组阁时积极起用李登辉等本省人，化解省籍矛盾，开始推行国民党的“本土化”。 1979年5月，台湾当局解除了1978年发布的停止杂志登记的禁令，台湾国民党外人士掀起了创办杂志的热潮。康宁祥的《八十年代》和黄信介的《美丽岛》相继问世。《美丽岛》是党外第一份“机关报”，对国民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抨击，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1979年12月的“美丽岛事件”，党外人士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同月11日蒋经国首次正式提出要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等民主化改革议题。同年9月，民主进步党宣告成立（因当时尚未解严，故仍为一非法组织）。1987年7 月15日零时，台湾和澎湖地区解除戒严（不含金门、马祖等外岛）。随后，国民党当局开放党禁、报禁，同时决定放松国民党对社会的控制，取消大学里的国民党党部等。自此，台湾慢慢步入宪法框架下的政党竞争社会，确定了台湾朝向民主改革不可逆转的方向。几个月后，即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辞世。

经由“狂飙年代”中不断的民众运动，民主意识深植民心，民主政治在台湾的推行速度也进一步加快。在国民大会代表超过四分之三绝对多数决下，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被废止，总统李登辉宣布自1991年5月1日零时起，结束施行长达44年的“动员戡乱时期”。李登辉继承蒋经国的民主化与本土化路线，陆续推动六次修宪，万年国代在1991年宣告退职，并在1996年举行首次正副总统公民直选。

“三一九枪击案”2000年3月18日总统大选，因为由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另一组候选人分散了票源，最终由民进党提名的陈水扁及吕秀莲以些微票数之差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任正、副总统。2004年，陈水扁及吕秀莲在总统大选前一天，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九枪击案，隔天陈吕二人以些微领先票数当选连任，因此泛蓝阵营就三一九枪击案的真实性，及陈水扁当选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2005年，任务型国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选举改采单一选区两票制，这有利于两党政治的形成。2006年9月9日，因民进党政府爆发多起弊案，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运动，一度引发社会风潮，但对立政党仍陷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政治僵局之中。

台海两岸关系与国际地位的变化

1943年底，《开罗宣言》发表，其中表示包括台湾在内的日本所占据的中国所有领土要归还予中华民国。该《宣言》并于1945年所发表的《波茨坦公告》重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盟军统帅令在台日军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在台日本政府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中山堂向中华民国代表陈仪投降，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接管台湾。1951年，日本正式签署《旧金山和约》，但因国共内战中国情势不明，《和约》未注明台湾主权归属。在1952年的《中日和约》第二条中，日本依据《旧金山和约》，重申了放弃对台湾、澎湖、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1972年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并单方面宣布《中日和约》失效，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

在开放探亲与解严之前，国民党政府从早期的“反共抗俄”国策，演变成“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来对抗中共的统战攻势。1987年台湾政府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两岸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1993年于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可谓最高点。但在“千岛湖事件”、李登辉1995年访美及台湾海峡导弹危机一连串事件的影响下坠入低潮。其后虽有所回温，不过在1999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跌倒冰点，此后两岸关系长期处于“政冷经热”的状态中。2005年中，国民党、亲民党与新党等政党前后访问中国大陆，引发两岸政党交流的热潮，两岸紧张的情势有所缓解，但两岸关系仍充满不确定性。

关于台湾的政治地位，或曰两岸是否走向统一，亦或是持续相互独立状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国内及国际宣称：“无论从历史、政治还是国际法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并在统一无望以及某些其他前提下，不放弃以武力解决”。而主张台湾主权独立的人士则认为：由美国、日本等国家所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并未明白指出台湾的主权归属（此一说法称为“台湾地位未定论”），而且台湾的未来走向应由全体台湾人民自主决定，不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威胁。1970年代中期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坚持自己为全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即“汉贼不两立”），其一直未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梦想；自1970年代中期后，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口号演变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到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政治日渐民主，加之冷战结束这一背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演变为“民主自由统一中国”。

台湾历史然在1999年7月9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记者专访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为两个对等的国家（即“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2002年8月，陈水扁公开表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一边一国”，引发台湾各界、中国大陆及美国的不少争议。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高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部分台湾人民对此事感到不满，在3月26日有超过100万人走上台北市街头，参与了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以表示强烈的不满与抗议。台湾内部虽有统、独两派立场，但多数人的态度为维持现状。

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直到1970年代，都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合法代表，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1954年，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到1971年，联合国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之际（《第2758号决议案》），国民党政府坚持“汉贼不两立”，宣布退出联合国，此后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滑落；1979年，与美国断交，更是对中华民国的外交处境造成严重冲击。在1991年的亚洲银行年会上，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统治中国大陆地区的合法政府，不再将中共视为“叛乱团体”。近年来，中华民国政府多次试图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但在对岸的强力干涉下一直没有成功。

经济的成长

战后初期，台湾物资缺乏，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严重。国府迁台后，首先发展农业，实行包括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及公地放领等一系列扶植农业的政策。至1953年（民国四十二年），台湾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准。之后，政府奉行“以农养工”的政策，在日治时期的基础、中国大陆来台的资金人才与技术及美援等因素下，台湾经济逐步走向迅速成长。在1950年代时期，政府实行进口替代的政策，将农业所得支援工业部门，以农产品出口来换取外汇以进口工业机器，发展民生工业。并提高关税，管制外汇，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土产业。到1960年代，台湾的进口替代产业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问题，同时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工厂面临工资上涨等因素，因此纷纷搬迁到一些具工业基础又劳工成本低廉的地区，台湾的经济政策遂改为出口扩张。1960年（民国四十九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奖励投资条例》，积极争取外商在台投资；1966年（民国五十五年），政府成立高雄出口加工区，这是亚洲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以扩大加工生产。台湾以加工中继站的角色，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一环。1963年（民国五十二年），工业占台湾

台湾历史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此后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为止，台湾长期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的经济成长率。1971年（民国六十年），台湾对外贸易出现顺差，从此台湾长期维持贸易出超的局面。

1970年代初，台湾因外交受挫；石油危机与基础公共设施不足等因素影响，民间投资意愿降低，经济成长受到冲击。蒋经国政府因此调整经济政策，改采“第二次进口替代”，推出“十大建设”等一系列大型公共投资计划，国内投资环境因此大幅改善，也有效提振了就业，景气强劲复苏，经济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台湾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并列为“亚洲四小龙”。1980年代后期，台湾面临土地价格上涨；环保意识抬头；治安形势恶化；劳工意识勃兴等一系列不利于投资的因素。政府于是再次推动经济转型。1980年（民国六十九年），政府成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大力鼓励内外厂商投资积体电路、电脑等高科技产业，希望以耗能少；污染低；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科技产业取代传统产业。台湾经济日渐自由化国际化，并在2001年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后，台湾国内的市场持续开放，大量外来产品冲击了国内产品，以农产品和民生工业为甚。同时为降低生产成本，很多企业出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造成产业空洞化的现象。经济自由化也造成国内金融业竞争激烈，引发潜在金融风险等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台湾政府先后有不同的措施，在李登辉时期要将台湾建设为亚太营运中心；民进党政府时期则提出发展生化产业，但前景如何仍未可知。如何提升自身生产力，经济更趋多元化与提高科学研发能力，让企业“根留台湾”，均是台湾经济在未来要面临的课题。

社会的变迁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初，致力消除日本殖民教育的痕迹与影响，推动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教育政策。国府迁台后，颁布《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和一系列法令，在日常教学中大力灌输反共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并推行发禁等一些列规范学生日常行为的措施。1968年，也就是民国五十七学年度，政府开始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该计划对台湾的社会具有跨时代的重要意义，伴随著更多人进入国民中学接受教育，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有效提升。解严之后，教育政策日益宽松，校园风气日益自由自主；教科书由过去的一纲一本变为一纲多本，入学管道也多元化。在教学内容上，加强乡土教育的教学比例与本土语言的教学，出现了福佬话、客家话和原住民语言的教育。但是，一纲多本造成学生负担加重，补习风气日盛，实施后也一直有要求恢复一纲一本的声音存在。同时，推动十二年国教也成为了教育界的焦点。

伴随经济的发展，台湾由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生活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在1970年代，台湾省主席谢东闵提倡“客厅即工厂”，成为一道奇观。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各都会人口激增，形成了大台北地区等都会圈。但是，伴随著城市生活品质的恶化，与乡村建设的展开，又有一些农村居民回流，不少乡镇演变为中小城市。随著人口的流动，家庭结构也随之变化，核家庭结构成为社会的主流，从而使老人安养与幼儿托教成为社会问题。伴随著医疗条件的改善，台湾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人口成长已由高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1951年（民国四十年），台湾男性平均寿命为53岁，女性为57岁。2004年（民国九十三年），男性平均寿命增加为73.6岁，女性增加为79.4岁。1981年（民国七十年），全年台湾新生人口数量为四十一万四千人，每一妇女平均生育2.46个子女。到2004年（民国九十三年），全年台湾新生人口数量下降到廿万六千人，每一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仅1.18人。台湾已经成为高龄化、少子化社会。

台湾历史

解严之前，台湾人的结社、游行、言论、出版、新闻自由都没有保障，加上片面重视经济效益，底层人民的权益却不断遭到剥夺，维权意识与社会发展都不健全。1970年代后，伴随著教育的普及与中产阶级的兴起，人民的自主意识开始抬头。1980年（民国六十九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标志著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兴起。1980年代，随著民主运动的蓬勃展开，街头抗争也成为台湾社会的常见现象。著名的如五一九绿色运动、三月学运、鹿港居民反杜邦设厂事件、五二〇农运、无壳蜗牛运动等。各个少数族群亦注意维护自己的权益，如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发起的“还我姓名”“还我土地”等诉求；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成功实现开放赴大陆探亲的政治诉求；客家权益促进会发起的“还我母语”运动等。男女权益的平等亦获得社会的重视，在立法院已有女性保障名额，并有《两性工作平等法》等维护两性平等的法律通过，女性的地位显著提升，两性渐趋平权。同志团体亦时有游行示威来要求自己的权利。立法院陆续通过《劳动基准法》等法令，劳工地位得到保障。1995年（民国八十四年），全民健保正式实施，福利制度的完善已初见端倪。近年来，大量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妇女来到台湾，形成了“外籍配偶”族群，亦产生了一些社会适应的问题。而近年的乐生疗养院等事件，体现出台湾的人权保障仍有欠缺之处。

多元的文化

国府迁台早期，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强力推行国语教育，并更改街道名称，以灌输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和对领袖的崇拜。戒严时期，政府以官方力量推动文化发展，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文化呈现反共、传统、一元的特质。

1987年，台湾解严后，以中华文化思考受到质疑，多元文化思想也受国内外许多因素推波助澜下逐渐兴起。包含推动台湾本土文化的多元文化行动支持者认为：多元文化可肯定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尊重文化多样性下的人权，增加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也促进台湾社会正义与公平机会情况的大幅进步。不过于实际上推动上却也面对如种族主义与偏见歧视、文化价值判准上缺乏共识、文化差异和缺陷的区辨模糊不清、理论体系有待厘清和统整等问题。

1996年，台湾学者蔡玮将此文化态样的改变称为本土化或去中国化，并认为中国会加以反对。其中，首度出现的“去中国化”一词，后来大量被支持中国传统文化者引用。尤其于2000年民主进步党开始于台湾执政后。这些反“去中国化”者认为：执政民进党所推动的此“去中国化”，会让“历史记忆也难逃被切割肢解的下场”。

文学
在国府迁台初期，政府大力推行反共、怀乡文学，著名的反共文学作家有王蓝（代表作《蓝与黑》）、姜贵（代表作《旋风》）和司马中原（代表作《狂风沙》）。同时，西方现代文学也是当时台湾文坛的重要力量，白先勇、王文兴是为其代表，而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则有《台北人》、《家变》等。1960中后期开始，一些本土作家以《台湾文艺》、《笠诗刊》为阵地，重拾乡土素材，关注农民与劳工等底层阶级的命运，作品隐含批判精神，终致在1977年（民国六十六年）引发了乡土文学论战。解严后，文学更加多元化。近几年，伴随网络的兴起，网络文学成为新的风潮。
美术、戏剧与音乐

台湾历史1950年代，台湾的画坛主流以大陆来台的水墨画家与日治时期的本土西画家为主，绘画技巧比较传统。1960年代开始，新生代画家引入西方的抽象画等风格，美术风格走向西化。1970年代乡土意识抬头后，绘画题材再趋本土化。解严之后，美术界生态多元自由，风格也日益前卫。二战后，一方面在政府的领导下，国剧（京剧）等大陆剧种在台湾得到大力扶持；另一方面歌仔戏、布袋戏等本土剧种则仍是庶民大众的重要娱乐方式。随著电视的出现，布袋戏、歌仔戏开始讲求声光效果，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而国剧与国语话剧则融入创新元素，经常以小剧场等形式表演，舞台剧表演成为台湾最具活力的艺术活动之一。光复早期，台语歌曲一度流行，之后被官方钳制。音乐界也被政治力延伸，创作了大量反共爱国歌曲。在民间，由香港传入的国语流行歌曲和美国音乐风行一时。1970年代，知识青年疾呼“唱自己的歌”，校园民歌因此风行。在1980年代，讲究“字正腔圆”的国语老歌风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有亚洲歌后之称的邓丽君。近几年台湾已经成为世界华语乐坛的中心，周杰伦等歌手红遍两岸三地，成为了乐坛的重要力量。

电影
国府迁台伊始，台湾电影在官营制片厂的经营下，拍摄大量国语剧情片，其中不少都带有反共色彩。同时，台语片也悄然兴起，题材以民间故事等为主。1960年代，健康写实电影成为电影界的主流，代表作有《蚵女》、《养鸭人家》等。同时，香港制作的电影也在台湾广受欢迎，也影响到台湾本地的电影制作路线，爱情片、武侠片和功夫片成为一时的主流。1970年代，伴随著外交困境，中影制作了大量的爱国政宣影片，如《梅花》、《汪洋中的一条船》等。1980年代起，《儿子的大玩偶》等影片开始了“新电影”风潮。解严之后，后新浪潮电影兴起，李安与蔡明亮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导演。同时，伴随著美国好莱坞等洋片的大举进入，国片的环境与市场日益萎缩低迷。
电视与其他媒体
1962年，台湾电视公司成立，这是台湾的第一家电视台。不久中国电视公司和中华电视公司陆续开播，台湾电视业进入老三台时代。但三台都由政府机构与国民党掌控，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扮演政府宣导的工具。1969年（民国五十八年），中视播出《晶晶》，是为台湾的第一部电视剧。同时杨丽花、叶青歌仔戏与布袋戏也纷纷登上萤幕。1993年，政府开放成立有线电视台，随后在1998年又开放了首家民间经营的无线电视台民视。而为普及多元文化与尊重弱势群体，又陆续开播了公视、客家电视台与原住民电视台。但是，激烈的竞争导致电视节目严重商业化，收视率挂帅的风气引人诟病，并导致媒体乱象的出现，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伴随政治的民主，党政军也先后退出了电视经营。

在解严之前，台湾影响最大的两份报纸是《联合报》与《中国时报》，1980年代后，《自由时报》兴起，成为第三大报。近年，《苹果日报》快速发展，报业格局再演变为四大报。广播事业亦有发展，除了传统的中广等之外，飞碟电台、KissRadio等亦成为重要的广播电台。网络也快速兴起，网络文化亦成为台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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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地图史
    * 台湾棒球史

台湾历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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