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好：土改中父子关系的四种读法

帅好：土改中父子关系的四种读法时间:2010-08-02 21:33 作者:帅好点击:161次
                                                                                           
         近日生病，读小说《沧桑》，其中有一个情节让人刻骨铭心。县委书记看见马家沟农民在游斗地主马孝贤时不热心，因此决定只有杀了马孝贤，才能发动起农民来。农会领袖觉得按书记吩咐干下不了手，书记告诉他，这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向剥削阶级算帐。同时叮嘱农民领袖把积极申请入党的老师、马孝贤儿子马方也叫上一起去。看看马方能不能大义灭亲，彻底背叛剥削阶级。
 
    这个故事的结果是，儿子按照要求，把父亲真的半夜诱导出来，并看着父亲如何被人装进麻袋后并打昏、直至杀死。这个马方当时心理是，如果不按要求做，农会领袖一样要去杀父亲，那样自己的前程就断送了；如果反过来，父亲也是死，但自己却经受了考验，保持了信仰的纯洁性。后来，这个马方按要求去暗杀自己的兄长，因消息走露而失手；革命十多年后在一次战斗中为炸国民党的碉堡献出生命，才被当年的农会领袖、后来的边区财政部长申请，追认为党员。死时无儿无女。
 
    也许你会说，这是小说的编造。其实好的虚构的小说，对恢复历史现场、真相以及还原生存信息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找回历史，必须要拿实证说话，那么当时在父子关系中，有这样的实例吗？
 
学者智效民的说法:（1） 
   山西兴县黑峪口有一个叫刘象坤的开明绅士在批判会场上被积极分子当地主恶霸当场打死，他的儿子，为了与父亲划清界线，夺下民兵手里的步枪在父亲的尸体上捅了两刀。   不久，兴县蔡家崖召开斗争牛友兰的“斗牛大会”。有人就用铁丝穿了他的鼻子，让他的儿子、曾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的牛荫冠牵着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随即毙命。当时新闻的说法:（2）    1947年9月9日《晋绥日报》摘选
    经过吐苦水挖穷根的教育后，群众最大最普遍仇恨着的是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这以前群众中曾有很大的顾虑，刘象坤是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的兄弟，依仗哥哥的势力，在旧政权时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到新政权手上，仍是这样，几年来群众几次打算斗争他，但都没有闹成，每次都中途失败了。所以人们□□说：“快不要鬼拾翻了，凭咱黑峪口这些人能搬倒人家？”“那还不是蚂蚁搬大树，费死劲也不行。”有的竟说：“官官相为，马头相连，谁还不让人家几分？”经再三的说明解释，群众才扭转来相信工作团这一次是真正来为大家办事，是一定听群众的意见的。    接着经土地改革代表会和群众决定，首先斗争刘象坤，群众纷纷控诉受其压迫剥削的事实，数十年的冤仇开始洗雪。贫苦群众是诉苦中最积极的份子。参加斗争的群众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发展到全行政村的联合斗争大会，还有赵家川口高墕头村等村群众起来参加，将刘逆斗倒，一个向地主阶级普遍斗争的运动开始了。    1947年9月25日《晋绥日报》摘选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塄子村贫农郭增玉、刘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
 作家鲁顺民采访的见证者的说法：（3）
 
    白说：（白建华，时任村民兵，后为中共山西忻州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刘象坤被打死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段云在台上讲话，讲话中间他说，刘象坤的儿子刘武雄，也在“三查”中被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将交回村里由群众斗争。他的话音刚落，刘武雄……接住段云的话茬，在台上也讲了一番话。他讲话的时候，刘象坤已经在台下死掉了。他讲的原话忘了，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话也不多，他讲完话就跳下台，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斗争大会结束之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
 
作家胡正（时任《晋绥日报》编辑兼记者）：
    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其后关于牛荫冠七七八八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胡老说，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马林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
 
分  析：
 
    鲁顺民就牛氏父子事件发出文学式的愤怒说：显然，牛荫冠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害者，罪名不同，身份不同，惩办的手段当然也会不同，“牵头鼻子”不过是斗争牛荫冠的一种方式而已。父子同台斗争，儿子充当凶器，一箭双雕，用心险恶，用心良苦。在民间日常伦理中，乱伦和杵逆是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两种败德行为，牛荫冠在这样的设计中，已经被逼到了道德的绝境。这种不近情理的斗争方式不仅有违日常伦理道德，就是在世界迫害史上也算是赅人听闻的了。
 
    我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这样阴险、恶毒的事例会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屡次发生，遥远的从皇室为皇权自相残杀，到刚过去的国共内战、反右、文革时期民间为主义自相残害，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 
    第二，我们不但要从体制方面追究历史责任，还要从人性道德方面追究个人、群体和阶层的责任。牛荫冠，无论他是否出于被迫，还是主动，都无法获得时代的谅解。他和小说人物马方一样是一个“制度杀人者”。像阿伦特说的那种“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实”。“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更可悲的是，这样一个据说是被迫的人，官位最大当到全国商业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等，那么人们有理由问一问，我们的制度究竟在提拔什么样类型的人？在鼓励提倡什么？生命的底线是什么？ 
    第三，如果一个制度是个提倡六亲不认的制度，那么凭什么相信这个制度是能够给我们每个家庭带来幸福的制度。如果一个制度真是六亲不认的制度，那么，我们又为什么看见的升官、发财者几乎云集了与这个制度有血缘的近亲属。也许，正是制度内在矛盾必然地导致了道德上的表里不一。 
    第四，如果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地、无条件地忠诚一个组织。那么个体的生命和自由以及社会法治将被放在一个随时可能危险的位置。 
    第五，历史上中国的富人很少有公益心、民权心，而且以不自律以及官钱勾连为特征。这样必然诞生仇富心态的土壤。这也是杀富济贫一直风行的基本土壤。过去是皇帝怕臣民有钱坐大，不听话；那么现在呢，凡从事公务事业的人哪个下级敢告诉上级“我比你有钱或能干”。而从民众来看，牲口和奴才现象并存，牲口和奴才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奴才是什么也不剩了。牲口是存有良心的，从良心上抵制一些东西。但这个抵制不是一个契约社会中的公民对于法律的道德责任。也就是说，只拿个“善”藏心中，发泄在书画中，发泄在杀人越货的救济穷人之中。知识人是有文化的牲口，造反的人是没文化的牲口。而不去努力以集体的、公开的、以挑战统治的正当性为目的的实践行动。所以回顾三千年有记载的历史里，类似“公车上诉”“五四运动”这样的实践究竟有几例，而不停的农民造反丢命有多少，加减一下，想必你我心里一目了然。当单个个人的善心被强大的制度各个击破之后，所有的正义、权利甚至生命也随之消失了。
 
注释：
（1）、智效民《山西土改的两种模式》
（2）、《晋绥日报》1947年9月9日、25日
（3）、鲁顺民《“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这一腔心事且说与谁》
（4）、牛友兰的功劳：
   牛友兰早年求学于京师大学堂，1909年因病辍学，时年24岁；牛荫冠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刚入学时学的是机电工程，后来因为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繁重，改学经济，1936年只差半年没有拿到毕业证，回山西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时年也是24岁。
　　牛友兰先生回乡后最光彩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一生致力于兴学办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当地老百姓至今对他和刘少白先生开办的新学堂念念不忘，感恩戴德，1925年，积累了丰富办学经验的牛友兰和刘少白两先生几经周折，终于办起了晋西北现代意义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这在当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黄河两岸周边各县引起不小的震动和响应，岚县、保德、岢岚、方山、临县、神木、府谷、佳县等地学生也纷纷前来就读，先后招收8个班，培养近300名学生。一件是1937年抗日军兴，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背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牛友兰听从牛荫冠的劝说，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关于兴县农业银行的重要性，智效民先生在《开明绅士刘少白》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从1942年起，兴县农业银行行长职务由牛荫冠接任），刘少白与牛友兰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老百姓的记忆里简直就是珠联璧合的一个整体，孟梁焦赞，张龙赵虎，提刘必提牛，无牛亦无刘，他们俩人一个办银行，一个举实业，为抗战时期的边区经济建设都有杰出的贡献。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5）、刘的主要罪恶如下：
1、一年妇救会给派去了军鞋两双，被刘家老婆臭骂拒绝。
2、拖欠公粮六百多。
3、佃户王宝平老汉，19年大前，欠下四石租子，当时把老人预置的寿材强拿去。
4、任东山一次借了刘家十块钱，只借了二十天，连本带利还了十二元。
5、让他人的船白捎拉炭六千多斤。
6、贫农刘有相的媳妇被他挑拨离了婚，退婚洋五十元，他从中就拿走三十元，弄得刘有相人财两空。
7、×××的父亲卖肉，刘老二割了好多次，一直没说给个不给钱，他父亲叫他去要钱，刘老二训骂：“肉钱，吃还要吃钱啦？”
8、因为要赌博账，打了任铁锤并逼其办两座酒席，叩头赔情，立刻归还五十元赌账，临走还要了六元“打人工钱”。
9、1936年前后，红军东渡抗日期间，以刘逆为首的地主集团籍“防共”之名大肆屠杀人民，先后有任好光等七个贫苦群众被杀害了，仅一次即向反革命军队告密了三十六个农民，除被杀害者外，其余不少受尽刑拷打。任好光十六岁的儿子秋生，于父亲被害后的第三天，偷偷为父亲上坟，被刘老二知道后，连忙引上反革命军队把他逮捕了，在不到一天的时间，连着三次催着“快杀！”要把他家铲草除根，秋生被吊绑在青龙山上（本村南山坡），遭受毒打，死去活来，当时村里的人，眼看这一家人将要绝根，都为这可怜的孩子暗暗哭泣。群众费了很大的周折，才保下了秋生孩子的一条活命。
10、刘老二当时是汉奸阎锡山的村长，威逼人民修建沿河反共碉堡炮台，二十二包两千斤洋灰（当时一斤洋灰值一斤面）被他贪污了，做工的所谓工资也被他独吞了，做工的人连个麻钱也没见上。许多村庄群众，被迫拿去修碉堡炮台的工具——铁锹、镢头、桶担等，堆满了好几窑洞，后来都不叫拿走，为他盗卖或霸占成自己的了。光水桶的木料，他家就烧了几年。
11、那年阎军过河进攻革命的红军，刘老二下命令叫家家户户做烙饼一斤至十斤，任王达老汉穷的没钱买面，逼得把推磨挣下的一斤白面做了烙饼，还挨了不知多少骂，后来发下的烙饼钱，都也是叫刘老二贪污了，会上任王达老婆向大家发问：“你们见了一个钱么？”全场回应：“没见！全村人没见一个钱。”来妇女们蜂涌到刘逆面前，一边打一边骂，“还我们的烙饼钱来！”
12、刘逆看见谁家像样的女人，就强行霸占，贫农脚夫任奴拉在刘家手里当了几十年的奴隶，住的一眼窑，除每年赁钱六块白洋外，还得每日打早起爬黑夜，给他担水扫院跑腿，迟一步都不行，老婆被刘逆霸占着，最后逼的得了鼓胀症身死。而奴拉也被赶出了住院。前后张福九的儿媳妇、任善济的母亲、刘白华母亲等都被他霸占过。甚至为了霸占任善济的母亲，刘逆竟引上人夜出用煤油烧了他家的房子。
　《晋绥日报》1947年9月2日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008011461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