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无为而民自定——浅论历史视野里道家理论在宪政共和中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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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首届中国哲学葛洪抱朴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
摘 要：葛洪在《抱朴子》内外篇中融合众学说，把“道”作为万物始出的本源，从军事、外交、宪政等各个方面阐述了“治道”、“无道无为”、“无为而治”等治国和外交军事理念，《抱朴子.外篇》是实践中来转变理想的信仰，回归生命自然的价值和理性的存在赋予“道学”“人性化”的终极关怀，不是消极的“无所不为”之“道”具有客观现实意义。葛洪思想要素与“宪政共和”的思想要素是息息相连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宪政共和”之路最初是构建在道家思想的民主执政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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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治道”、“无道无为”、“无为而治”、古典的自发秩序的自由主义理论、自由的宪政政体思想
宪政自由是指宪法保障下的自由社会，“宪政共和”的基本条件就是以法律来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秩序，是走向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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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共和，就是以法律来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它建立在权力的公平运用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上，也许这种权力来自人民的权力。自由的民主意味着，在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统治之下，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公民既有古代人的那种参政的自由，也有现代人那种专注于自身事务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权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明确保障，宪法同时也对政府的权力加以严格的限制，因此，个人的得以免遭民间和官方的侵害和剥夺。不自由的民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极权民主，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人民的自由，不得存在任何反对派。一种是集体民主，在这些国家虽然有自由公开的选举，但是，人民的政治自由权以及经济和其他自由权仍受到严格的限制。
在自由民主制度下，通过宪法（包括人权法案）、分权制衡、法治、政教分离、新闻舆论自由等，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限制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对国家职能的限制，尽管这两个方面常常难以区分。在权利本位的国家中，公共权力受到宪法等根本大法的约束，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这种法律本身则必须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因为这些自由与权利是不可侵犯、不可剥夺，不得让渡的。自由民主是宪政的、法治的、共和的；在价值上以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为最高目标的；在制度上实行司法独立、分权制衡。
当代的自由民主不是起源于某个含糊不清的历史传统，而是起源于一些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有意设计，起源于人类在追求自由过程中自发积累起来的自由传统（liberalheritage）。
古典自由主义宪政强调的不是来自神授的君权，更不是来自天生或血缘，而是强调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权利，人民首先是要强调自我保护与拯救，即自由主义的思想先驱洛克和霍布斯学说中提到的关于自我保存是人最基本的本能的议题。对保护个人的自治、尊严以抗衡强制，而不论这种强制是来自国家、教会或社会。先秦诸统治阶级中政府运用权利的手段就是强调被统治阶级的无为而治的重要性，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最现实意义。
道家思想与“宪政共和”相同的要素
葛洪是生活于两晋之交的思想家，他20多岁参军带兵作战，后来在晋王手下丹阳太守做将兵都尉。“天道无为”，葛洪说：“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抱朴子.塞难》）天道自然无为，不分亲疏，彼此有自然规律，但是葛洪在抱朴子内外篇中把“道”与“天命”连在一起，形成了哲学思想与宗教的同一。他认为一个完整的宇宙是由实的和虚无部分共同组成的，也就是能只有通过感知的实体和虚体构成的多维空间、顺应自然来化解危难无为治国。而以老子和王弼等贵无学派看来，这虚无部分远比已经存在的要重要。（1）就是说实是虚有用的条件，而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虚无的部分。正是这种虚无结合，以虚无为用的观点即有为的实践中来奠定共和宪政里当代积极的现实意义，延伸到无为思想的包涵万千。《老子.四十二章》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唯一没有提到“有”和“无”，“道”就是 “虚”中的“无”。《太平经》说：“元气怳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而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2）天、地、人的完美统一才是完整虚无的。“道本无名”葛洪认为道是无名的，是万物的本体“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其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抱朴子.道意》）这里对老子思想“道恒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候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卑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也。”的再论，是包括天地宇宙中“有”与“无”统一的精神本体。“道”是永恒的无形，也因此是永恒的无名。与此相反，一切有形的事物，其本质都是有限的，都是依赖外部关系和条件而存在。凡有形的事物，都可以为人的感官所感知，为人的思维加与分类，被人们赋予一个特定的名称（名），将其与其它事物现象分类出来。“道”虽是无形的，但却与有形的宇宙万物同在，也与宇宙之中的虚空存在着，无法将“道”从宇宙万物中分离出来，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所以永远不能给“道”一个全面的定义。（3）我们所认识和描述的事物或现象，都是“道”的一部分，但又不能完全代表“道”。
这种朴素无为的治国之道自由民主与统治阶级的有天然相通的观点。宪政民主化是以自由主义（无为）的治国之道服务于全民的秩序，即把僵化的理念改造成社会宪政服务民众的过程。“以虚无为用”是“宪政共和”的最初体现，宪政自由主义关心的民主分权和对权力的限制，即治国中衍生的“虚治”。正是自由主义宪政才使民主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在古希腊民主之所以仅局限于半岛之内，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种民主是尚未被自由化的民主取代的统治。西方国家的自由宪政延续了这一理念，其客观存在的宪政自由主义是作为捍卫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宗教言论自由而形成的。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它强调对政府每个部门权力的制衡，强调法律之下的人人平等，强调独立公平的司法和国家与教会的分离。自由主义更关心的是权力的运用方式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哪怕这种权力来自人民的权力。
《道德经》中的“经国理身”之说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儒家学说主要是士大夫以刚柔并济的入世思想以及三从四德，纲常理论等来统治人民的。老子的无为仅仅是属于利用虚无来推动时空里的世界秩序。老子的无为思想在中国政治上的影响表现为几乎历朝历代都有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施行这种政策的朝廷决不是什么也不做，他们必须做好军队和儒家的宗法伦理这些作为真实存在的部分。《道德经》提出的“爱民治国，能无知乎”?“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等思想都体现了“经国理身”的精神。早在唐末五代著名学者杜光庭所作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中他认为“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经国理身之妙，莫不尽此也。”他不仅把“经国理身”视为《道德经》的根本要旨，而且将随后列出的《道德经》的38条大纲都围绕着“经(理)国理身”而展开。 两汉之际的《河上公章句》则明确提出了：“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强调“圣人治国与治身同也”的道理。道家的无极图认为人与天、地同生同质，人能够创造一个器物世界，并且以天地宇宙为炉，以器物世界为鼎，将半人半兽的人类修练成真正的人，（4）这样的君主如修炼自身一样来完成治国之伟业。
东晋道学家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说：“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腔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葛洪认为人的身体就好比一个国家，因此，治身之道，也能用于治国。强调君王朝廷要自我克制，取于民有度，不与民争利，如果不这样，则君民相仇恨。道教以治身为治国的参照系，从而将国家这种社会政治体制也作为一种动态的生命体来对待，这不仅与儒家以“家”为本位而建构的封建礼教政治构成了鲜明的差异，而且还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尊崇人性的生命情调！
老子有一句名言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大意是说治理一个大国要像煎小鱼一样小心翼翼，不是十分必要的时候不要频繁地翻动它，否则就会把它搅得一团糟，这是治理大国切实可行的理论。
葛洪道学中“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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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在其抱朴子书中有“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学。“治道”是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体现了在安于现实基础上的有为，而非本体的有为。先秦诸学中关于道、物的关系，大体上可分为“或使”和“莫为”两种学说。使本体“有使无之功”。“莫为”学说主张道是在物之虚，不能有所为于物。葛洪强调合理利用天时、地利来达到安邦的目的。《抱朴子.外篇.逸民》主要强调了通过安于现状的“所不为”来达到“治道”的境界，对天下万物任其自然，顺其天性，从而达到自然无为与有为统一的过程，这与庄子“坐忘”的天地合一、无不相同的境界有相同的治国之道。“有”是根据“无”而存在的，“无”是“有”的本体，这与王弼哲学里圣人有“则天之道”相通，以无名无为的“道”来达到超越本体自身，故“有”与“道”的无有同体的内在本性，由此以圣人智慧来超越达到与“道”同体。（5）
葛洪在《抱朴子.君道》中强调通过加强自身道学修养来达到“无为而治”的思想，这就像儒家的《公羊春秋》思想保全了汉武帝的皇位一样，《抱朴子.君道》以行而上的理论强调“君主立宪”。“……圣者，人事之极号也；不独于文学而已矣。庄周云：盗有圣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人而不疑者；勇业；后出而不惧者，义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财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盗者，未之有也。”这进一步强调了君王治国中以“仁”与“义”来“治道”的方法，他借用《易经》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指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又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国之有道，贫贱者耻焉。”对治国“王道”融合了各家之所长。这里的“道”也把老子“道冲（空）而用之或不盈”的客观经验开启了推向了一个形式化可用性的方向。正是这种虚无结合，以虚无为用的观点即在有为的实践中来奠定共和宪政给了当代自由主义民主法制最积极的现实意义，延伸到无为思想的包涵万千。
韩非子谓：“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此则进而把“道”术数化了。其术数化之“道”其价值即在其“可用”。故韩非子又谓：“凡治天下，必因人性。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这里只求可用而不求其必真与必善，真是形式化的又一个基本特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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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葛洪学说继承了老子第三十七章中“道恒无为。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为。为而欲作，吾将贞之以无名之朴。贞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知足。知足以静，天下将自定。”的朴道治国、虚静无为等政治主张，并从更积极的意义上作了详尽发挥。陆贾曾经在《新语》中强调：“道莫大于无为”“故无为也乃无（不）为”。而《淮南子.原道》进一步将这种思想阐述为“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以。”也就是说要“道”生成了一部和谐的宇宙法典后，就保持其稳定，不轻易变更其中的条款，万物得以按照此至高法典而自然运行，宇宙秩序因此而稳定。如果宇宙的法典随时变更，宇宙秩序混乱不已，生命存在的条件就消失了。所以说，“道恒无为”，是宇宙秩序稳定存在的基本条件(7)。
先顺应自然而不先时机而冒失行动。葛洪等新道家的无为政治克服了老庄思想中小国寡民等消极色彩，从儒法学说中吸取营养。《吕士春秋.任数》里也主张君主“无言无思，静以待时。”“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执政者只要“仰成而已”就能达到“无不治”的境界。（8）
对于“王道”的思想，孟子说：“王道”就是以行仁政而“王天下”之道。“霸道”就是春秋时代的“五霸”所行之道。（《孟子.公孙丑上》）又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9）一句话点出，所谓王道的核心实质是得民心。王道的利益诉求 。 先秦时期的道家有老子、杨朱、庄子、稷下黄老等流派。老子虽主张守一、无为、清静，却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倾向，汉初所实行的道家政治思想主要是由老子渊源而来的黄老思想，其中已兼容有名家、墨家、法家、儒家等各种观念，其总的思想是要通过清静少事的途径达到天下大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汉初以黄老政治思想为主导，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产生出了显着的积极效果，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从最初的“自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逐渐恢复发展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10)。
虽然是与秦亡国有关，但道家思想在两汉表现出消极的一面，而到了这这一时期，因为西域经济文化受到贝都因阿拉伯和印度文化的影响，日益发展的社会使各民族矛盾逐渐激化，政治生活日趋复杂，完全表现出与先秦道家思想相反的转向：消解理性，重归信仰。汉初表现出的“平民性”和“平民政府”使道学掺杂了带巫术色彩的神灵信仰，章太炎语：“董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难逃，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11）道学发展滞后，便不再能与社会状况相适应，儒家学说因此兴起，汉代因此独尊儒家思想。政府专门集中于抚治战乱后的创伤而不是在治国进取中改变，致使汉初的数十年间各项制度多有缺漏，这是黄老政治思想的不足。到了宋代极力推崇道教，宋真宗开始以道教为政治目的，来掩饰其因为北方外交失败带来的治国困惑。宋徽宗则更巫信道教，但是他是艺术与文学修养的天才，风流倜傥、浪漫飘逸，且酷爱玩花弄石求书画，终于玩物而丧国。如果把“道”物”化终究使所治之国不治而亡。
道家思想在近代宪政共和中的积极意义
葛洪认为道为“治道”应该“论道经国”，他认为刑罚是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主张赏真罚伪，“天居高而鉴卑，故其纲虽疏而不漏；神聪明而正直，故其道赏真而罚伪。”（《抱朴子.才譬》）以严格的法律纲要来帮助社会道德体系的建成，论道为经国之道的治国之道。
葛洪进一步说：“淫刑以逞民不具德，唯戮是闻……或沉沦于穷否，怀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灾，所以多有也。”这是对《太平经》中君王道家思想的演绎。《太平经.分别贫富法》说：“古者上君以道复人，人得天心，其治若神而不愁者，以真道服人也；中君以德复人；下君以仁复人。”“夫有至道，明德、仁善之心，乃上与天星历相应，神灵以明其行。”（12）葛洪的传统的道学思想对于理性的宪政治国具有显示积极意义。由于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就导致人们往往企图寻找、确立一个唯一的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范围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或现代化中。例如，有人把洋务运动、袁世凯的改革、同治中兴的一系列举措划归现代化，而另一部分人则坚决反对。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现代化的行动，但另外的人则指出，辛亥革命前期思想中的大汉族主义、种族复仇主义的存在说明不能简单地把辛亥革命归入现代化。（13）
因此，梁启超先生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14）“道家对于法之观念，实以无法为宪政者也，既以无法为观念，即无（法）观念之可言。”进而称道家为“绝对的放任主义。”，他还说：“道家信自然力而万能而且至善，以为一涉人工，便损自然之朴，故我称其为‘无治主义’”。（15）这说明葛洪抱朴子学说中的“道之无名”是有消极的一面的。 “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果没有人为的强力干预，和谐的社会就能自发生成。道家的学说在汉初的实践获得巨大的成功，可惜被汉武帝刘彻抛弃。道家学说在退出主流意识形态后，由于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避世哲学，又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被发展出一种道家宗教。但道教外在缺乏一个人格化的神，内在不能解决人们对“下辈子”的困惑，本土传统政治文化是专制的权力和无限的荣华。尽管后来有佛教渗透到神州来，自汉武帝后道教却始终没有与其它伟大文明中宗教文化产生交流和融和，其结果是固步自封，历史的茧积形成厚实的壳，始终没有取得前进和发展。
但葛洪学说中强调的“无为而治”并非是自然无不为的，葛洪吸取了老庄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的思想，这些学说是有其共同之处的，其共同之处就是“为治”。葛洪《抱朴子.外篇》对道家在治国理论和实践的总结中，新道家在法律宪政思想中融合了儒法以及其它各流派的思想，丰富发展了道学在实践基础上由“消极”转为“积极”的有为而治。
以宪法治国是执政党最主要的治国方略之一。但借鉴西方变革的治国之道中某些效率损失和拉美化的腐败丛生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却闭口不谈苏东转型的成功之处的传统弊端，宪政民主化过程可能出现负面效应和用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为“民主缓行论”作辩护。自由主义的宪政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切实执行当中的。但增加民主透明度还是必须以存在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为前提。
近代所谓的“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儒家的“创造性转换”所遭遇的尴尬和难堪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对传统道家和法家思想文化的理性化、逻辑化、规律化传承，本质上都是把传统文化目的化、主观化。因为理性本身就是近代西方才产生的舶来品，并非西方以外的民族的传统文化所共有；自由主义接纳民主是力图对自身加以完善，而不是要用民主来取代自由主义。辛亥革命以后，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与三民主义的联结,在台湾最终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而 “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崇以法治国。强调法律是党的意志的表现，与历史视野中自然生成的、反映社会正义和自然秩序的阶级制度相去有距。实质性的法家政权，因而成为革命胜利后不自觉的选择。所以，革命的成功，事实上是政党获得了对实质性的法家政权的继承，建立了党权政治下实质性法家政权。被革命的，仅仅是表面的、作为教化性工具的意识形态。因此，所谓革命的斗争实质就是政治传统的“阴、阳”两面之争；逻辑实际上现代人所用的都只是西方所继承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古代的逻辑则是辩证──墨辩逻辑。（16）任何一个国家的当代民族自决权问题都是宪政改革中必须面对的，这犹如一个人前行中的北斗星所指的方向，你没有方向和目标将失去前行的意义。儒家思想不足以当代治国，法家与兵家的思想应有相当现实意义，恩威并施、有利有节。怀柔外交政策已经与当代全球化的步伐不一致。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近代学说中的“理性”主要是指“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而庄子说，鱼在水里，是不会想起水的，只有鱼离开了水，鱼才会想起水来。真正的好领袖应该像大海那样广阔，对每一条鱼提供足够的宽容度，让每条鱼都忘记他的存在。以及葛洪抱朴子中的“无为而治”、“天道无为”、“无为无名”等把“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高于神话的论点，是启蒙时代实证主义论者的观点……”（17）一切无君主统治、虚无的理想社会是古典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最高体现，而实现这种顺应自然的王道必须消除人的“有为”以“天道”治理国家，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果能“身正而德纯”。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尊其长老，敬其幼小，教诲愚鄙，开导昏蒙，少长得宜、尊卑有序”，就会促进整个社会风气之改善。如果每一个社团都“风教肃肃、礼乐诜诜”，就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礼行化美，君信臣忠，境内无虞”。如果主政者能体道恤民，敬天顺地，那么就能实现“王道无不被”的天下太平了。
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五六十年代毫无保留的国际共产主义，还是后来放弃对日索赔，始终渗透着传统儒家“仁”的思想，然而，这个“仁”却被宋明理学所异化，昔日半本论语治天下，今天我们的为善却成了不分时间、对象、无标准的和稀泥似的伪善。就像在联合国投出无数的弃权票，对伊拉克战争不置可否，当代中国的外交成了无标准、无个性、无原则的代名词。回顾历史，在我们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南宋，却是一个被不断欺辱、蚕食并最终沦丧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政府有着无与匹敌的浓重的文人烙印，儒家的政治体制可以发展好经济、提高社会精神层次、使国家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有极大收获，然而，它却不能产生这个国家坚定的信念支撑、高度的战略战术水平、一只强大的军队和强壮的国家动力，国家的民主化就是要还权于民，党内的民主化就是要还权于代表大会和全体党员。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这就使得国家富而不强，好比羸弱的病人捧着黄金夜行，时刻可能失去他所拥有的一切。同样是在北宋范公仲淹。一方主帅、封疆大吏，为今天的治国和外交指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以法家的科学态度和分析政策、兵家的权谋与逐利充实道家的无为而治之和谋，三足鼎立支撑国家架构，施恩而有所图、示威而有所利，可能使我国逐渐树立强国形象。为了维护我国的全球利益。因此，我们无法选择的未来就是：无为而治。
结论：
葛洪的抱朴子是对老庄的古典自发秩序下的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延续，可以对我们当代宪政共和有最充实有效的理论借鉴作用。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体的民族共同体(nation)，中国文化思想是在历代的政治文化延续中积淀而成的，道家推崇的由“理心”而至理身再到理国的过程，就是将“道”由个体推及家、乡、国乃至天下的过程，也是道教终极理想得以实现的一个整体意识上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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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共和的本土精神资源，就在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和先秦道家理论之中。由此可见，葛洪的无为治国论是继承了老庄学说的一种自由的宪政政体思想，对现代宪政共和治国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注 释：
（1）参见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易传与道家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2）转引钟肇鹏主编《道教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年出版
（3）杨鹏 《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年7月出版
（4）宫哲兵 《道教无极图与大爆炸宇宙论》
（5）冯达文 《理性的界限》， 原载于《学术研究》杂志2002年第1期，第35页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6）《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八经》
（7）上帝的不干预：史蒂芬.霍金在《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3月版
（8）汤一介《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9）《慎子.民杂》
（10）《庄子.天下》：“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11）章太炎 《检讨》卷三《学变》，《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
（12）葛洪《抱朴子.外篇.君道》
（13）孔令宏  《试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共时性》，载于《现代哲学》1997年第3期
（14、15、1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东方出版社1996年编校再版
（17）刘小枫《个人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