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中国与毛式社会平均主义

中国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综合国力得到空前提升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实质性提高改善，始于改革开放年代。绝大部分地区社会物质严重匮乏、人民群众温饱不济、缺吃少穿的时代已成为历史。这是问题的一面，是主要的一面。
然而，国民财富的增加有它的报应：社会成员贫富差距加大以及腐败现象的大量发生。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发展经济中摈弃了传统封闭型的生产发展方式，采用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引入了多元化的资本成分，必然导致社会分配形态的异化：国民财富增加了，人民普遍得到实惠的同时，人均国民收入却没有同比例的增长；社会上有一小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农村和城市中却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社会活动商品化的扩张延伸，各级权力机构可以调动支配的财富也大幅度地增加。南方发达地区一个乡镇里亿万资产的财团比比皆是。因而，经济发展所诱发腐败的几率大大提高，腐败现象大面积发生具备了客观条件。
腐败与权力有关。所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就应该预设阻隔权力与腐败联系通道的方案，利用既有的法权体系来界定腐败的制衡点。令人扼腕的是，长期以来，国家没有利用这种体制上的操纵优势、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没有用较小的成本来换取日后社会将要为之付出的极大的代价。国家虽然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拉开收入差距”的口号，在实际做法上却受到了平均主义思想的制约，对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体制内企业家与经理阶层以及国家有关管理人员从合法途径得到的回报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而真正先富起来的却是体制内利用权力交换并非法转移财富的既得利益者以及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家家阶层----虽然他们有着勤劳致富的正当理由。尤其不可思议的是，经济是放开搞活了，但是，个人收入的税务调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形同虚设，这对于社会特别是对于控制贫富差距拉大、抑制腐败的发生滋长有着巨大的消极作用。不对称性相当严重。
在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国家忽略了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家及经理阶层的卓越贡献是企业资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权归属体制相当不合理；国家公务员的薪水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漏洞相当大，没有将它们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适配，大大落后于国际同类的平均水准，使得贪腐行为产生了“必要”，从五十九岁现象的大量发生、一直到二十六岁现象的产生，说明公务员的短期行为已成为一种执政思潮，足以提醒人们不能永远回避这一问题。
不可否认，采用体制下法权的调节，采用高薪、高福利来养廉，社会中仍将会有类似和砷这种贪得无厌的腐败分子存在。但是，根据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做法的确大大降低了搞腐败的“必要性”和加强了对腐败一旦败露所面临的沉重损失的畏惧心理，从而也可以大幅度地减少社会的腐败现象。去除腐败因素，国家的行政成本只会降低不会增长，相对大面积腐败的损失所造成的不可预见成本来说，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厦门远华案发后，且不论厦门地区各种间接的、后延的巨大损失，系列走私案件已直接造成国家一百多亿的关税流失、数以千记的办案人员几年中也消耗了数以亿计的调查费用——只要从中拿出一个零头来正确地使用，便足以培养一批廉洁守法的专业管理人员。国家不应该从这么严重的典型案例中得出不正确的、似是而非的所谓“教训”，然后，再搞一些形式主义的党化“教育”来进行没有什么实际指导意义的推广。那么多“杨前线”的产生，绝不是用“监督教育不力”这种冠冕堂皇而空洞乏力的语言所能够解释的；可以设想，如果所有公务员只要奉公守法，他们服务到一定的年限，其衣食住行就能达到社会中等或偏上的水平，孩子的教育、自身的健康养老等一切方面都能得到充分保障，而犯一个腐败的低级错误便有可能使这一切丧失殆尽，那样的话，赖昌星还能够收买几个人？案子又怎么会发展到最终那样的规模、以致在国际上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国家又如何会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从一个弹丸之地产生如此高密度，高案值且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案犯已经到了俯首可拾地步的全国性的特大腐败案例，这一系列事实只能告诉人们：平均主义害死人。
当局既然将腐败的问题上升到了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为什么他们又不利用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体制下的法权对社会各界层利益的调节作用，将产生腐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呢？为什么不能用物质文明来创造和巩固精神文明的成果、再来创造新的物质文明呢？为什么在腐败尚未发生的时候不去采取他们完全可以设置的种种防范措施而只对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准备烂掉一批干部呢？事情难道仅仅是“烂掉一批干部”这么简单？
长期以来，社会的宣传，不是宣传法治、法权、秩序、等级制，往往是将“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平均主义思想来教育干部、公务员，什么“公而忘私”、“讲理想、讲奉献”“先进性”等等。将许多高级管理人员的合法收入界定在相当低的水准以下，社会保障基本为零，使得他们一旦离开职务后，生活、待遇上将变得相当窘迫，那么，职务腐败就成为非常“必要”；上行而下效，一些传统的“清水衙门”如学校、医院等等事业单位，也纷纷抬高服务门槛，只要有一些小权，便千方百计的加以放大，积极参与权钱交易，腐败之风已经吹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权势者被严重边缘化；腐败行为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行事通则，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民间基础，几乎成为了全民族的传统。连小朋友自打进入幼儿园始，便也知道要用实物来讨好老师换取方便……。原因就是国家的体制不改革，习惯于口号治国，结果只是促使人们走向口号的反面，病态地对口号反对的事物进行孜孜不倦的追求。这种口号体系已经暴露出它的极端无效性。
既然道德无法遵循、口号无人奉行，法权又不能理直气壮地宣扬，就只能看着“一批干部烂掉”。所以，反腐败也就只能在一批批干部被“烂掉”、仅仅在事后依靠法律惩治的办法来进行外科切割式的治疗，用吓阻的办法来警戒后人。事实证明，吓阻根本抵挡不住贪腐的潮流，只是提醒腐败份子今后作案要更加隐蔽狡猾而已。已经暴露而且受到惩治的腐败分子毕竟是少数，隐藏着的、不断产生的却占了绝大多数，腐败活动已蔓延成燎原之势。由此可见，社会如果仅仅用惩罚的方法来抑制腐败，无论行为本身还是从效果来看，都是十分消极片面的。这是选择上所犯的缺失性错误。
平均主义的思想似乎源自于远古，至今应该有数千年了。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社会来看，可以肯定只有平均主义的理想而并不存在真正奉行平均主义的社会。从秦统一七国始，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大一统留给人们痛苦的记忆实在太多。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引证2000多年中任何一个时代能与当今被认为充斥着腐败现象的社会进行正面的对比。人们只是记得孔丘“不患贫、患不均”的复古式的诉求，这对于古代社会的实际生活并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的影响；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是“皇帝轮流做”的另一种说法，是用一种暴政来置换另一种而已；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也仅仅是一种变本加厉的恐怖性规模化的集体腐败的烟幕弹；洪秀全在大大地过了一把超级腐败的皇帝瘾后，似乎也蒙蒙陇陇提出过一个平均地权的《天朝亩田制》，而这时，离开曾国荃突破雨花台已经没有几天了；靠平均主义的口号得了天下的，其穷奢极欲的程度反而比被他们推翻的帝王更变本加厉，这已成为一个千古定律。
有些思想僵化的人，在上下探索几千年后，实在没法找出平均主义在何时何地被实行过，对中国现实社会有什么积极的借鉴意义。于是，就试图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形态来作为理想社会的楷模。
众所周知，五六十年代的法权体系主要由干部行政二十四级、工人八级工资制以及城乡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构成；高级干部可以享受特供。从表面来看，除农民外，社会最低与最高收入差别在10倍以下，但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长期过着缺吃少穿的贫困生活；一般科级以上的干部基本避免了饥寒交迫的困扰。也就是说，5%左右的人与约95%的人的生活质量是截然不同的。这两种浑然不同的生活水平并不需要由很大的数量差别来显示：两个收入仅相差30-50元的家庭可以表现出饥谨褴缕对温饱有余的巨大反差；在三年灾害的年代，仅仅是一口饭、几分钱的差距可以导致人们在生存与死亡之间滑入与跌出。十分明显，在生活如此艰困严峻的年代里，如果片面地采用用绝对数字来证明及歌颂当时所谓的社会平等，显然是在嘲弄人民的生存权利与人的生命本身、说明人性已经丧失。
同时，在那个时代，由于法制建设的严重不足，人民群众的各种基本宪法权利也相当地不可靠。尽管反右反坏反右倾运动中也出现过盲目抓夫来充数达标的现象，但是，那些所谓的右派与坏分子绝大多数是敢于对基层领导不尊乏恭之徒，他们往往是因为一两句口角便招致了灭顶之灾、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株连三代。在那个年代，一个基层的支部书记就自称为党的化身、稍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他，而反对他就是反党。只有人命危浅、哪里有什么平等可言？
即便是这样，极左路线还要提出“对（社会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鼓吹“36元万岁”（工人的月工资），在农村中，也是强行搞平均主义的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工人农民从事生产活动的积极性。这一系列错误的路线与政策方针，几乎将工人农民推到了赤贫的地步。所以，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五六十年代，是充满辛酸的年代、是痛苦煎熬的年代、是不堪回首的年代。
整个的五六十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不到100美圆，中国被列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列，排名在120位之后；政治上闭塞落后、经济上千创百孔、社会物资严重短缺、人民群众极度贫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受到极大质疑。
尽管在客观上缺乏搞腐败的物质基础，但是从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所揭发出来的情况看：贪污、敲诈勒索、多吃多占、玩弄女性等等腐败事例在干部中间普遍发生，这说明平均主义除了对社会生产力有巨大破坏作用外，根本不能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与蔓延；许多干部除了贪腐之举未有稍减外，凶残之心陡增，以致于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证明，用提倡毛式平均主义来防止腐败所导致的结果，将比腐败本身更为严重，是国家与人民的巨大灾难。这是一条完全走不通的死路。
所以，那些竭力讴歌毛时代，想让中国人民回到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去的人，其心理状态实际上比腐败分子更加阴暗，是当今社会更应警惕的危险人物与危险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