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与美国腐败的不同之处

       从统计数字上看，中国政府的腐败更加严重，但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要远远高于中国，原因是腐败方式与统计方式的不同造成的错觉。中国统计腐败人群的范围大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范围，中国主要的腐败群体，是掌管中国经济规模达80%的各级官员，而这一群体在私有制国家中没有被统计在内，它们这一群体（即资本家与各级职业经理人）的各种危害国家、人民与股东利益的行为，只是一般的刑事违法犯罪，而不是政府的腐败行为，如：涉案金额达500亿美元美国最大的麦道夫诈骗案，以麦道夫的特殊身份，如果是在中国，那就是一个天大的腐败案，而在美国只是一般的诈骗刑事犯罪。

       另外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腐败的表现方式也就不同，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拜金主义横行，贪污与挪用公款，就算腐败了；而美国真正的腐败表现形式是，掌握美国经济命脉的少数人，可以通过特有的政治献金等选举制度，从根本上控制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从而使美国政府通过驱使军队、媒体等国家机器为自己的公司牟利，所谓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是制度的腐败，这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

       美国的绝大部分财富控制在不到1000家大企业手中，而这些企业又被少数的大股东所控制，真正控制美国经济的人员分布情况是：在美国前1000家的大企业中，控制这些企业的是前5大股东，这个人数是5000人，排名第1001名至5000名的企业，基本上被各自的前3大股东所控制，这个人数是12000人，排名第5001至10000名的企业，基本上被各自的第一大股东所控制，这个人数是5000人。大约22000人完全控制着美国的经济，这个群体还不到美国总人口的万分之一，但他们绝对性地控制着美国的经济，并通过民主、法制与选举等手段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从而来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

       美国的军火集团通过渲染别国的威胁来促使政府采购更多的军火，能源与金融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会与军火集团一起操纵政府发动战争等。而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的政客们，为了获得这些财团的支持，又要获得所谓的民意支持，说谎、隐瞒歪曲事实真相、做秀等政治手段是必须的，再加上不同党派之间的互相争斗，以至于很多党派与政客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甚至不惜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有的执政党为了民意与大选，在外交上往往不是考虑国家的根本利益，他们有时甚至会不顾国家利益而发动战争，来获得属于自己的民意与大选。如：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为美国的军火、能源与金融集团‘创造’了大量的经济利益，而总统布什的一句错信了情报部门的情报，就把所谓的民意交代过去了。

       中国的领导人是在漫长的执政竞争中选拔并培养出来的，个人的能力与执政水平都有可靠的保障，而西方选举出来的总统在能力与执政水平，却很难有可靠的保障。另外他们的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要受到特定财团与群体利益的干扰，而无法真正关注国家长期的发展，因此西方的总统选举制度，并不比中国领导人的选拔与培养制度先进。西方的选举制度使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时，过于维护特定强势集团的利益，因此西方的腐败是一种公开的制度腐败，这种腐败使西方的政策缺乏远见与连续性。而中国的腐败主要来源于政策的执行者，他们的腐败会使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一定的偏差，但这种偏差的危害性要远远低于错误政策带来的危害，这就是中国自建国以来能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但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的学者、专家与政客都没有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多的是故意抹黑中国的政治体制。如果他们能放下有色眼睛，就会发现胡锦涛、温家宝真实的执政能力、民众满意与支持率，绝对要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建国时，印度的人均GDP是中国的两倍，今天的印度却远远落在了中国之后，是印度人笨吗？看看他们的软件产业就知道，印度人不笨。印度人懒吗？一个能够生存几千年的民族不可能懒惰。是什么导致了印度的落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谓的民主体制，使印度在内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缺乏长远性与连续性。党派引发政治斗争的核心是权利斗争，因此执政党更加关心能为自己带来政绩的短期利益，在很多时候政治斗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是印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波折起伏的主要原因，如：现在日益突出的人口问题依然没有引起印度的高度关注，对于农村普遍存在的毛主义，印度目前主要通过武力打击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来化解阶级矛盾。

       西方引以为傲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美好，它的逐利本性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职业经理人制度是一种最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暴发后，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指出，引发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腐败，那些毕业于哈佛、牛津大学的“天才”在国际金融界发明了“无本炒股”、“空手放贷”的妙计，这些有害的投资产品杠杆比率最高甚至达到了30倍，使金融风险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信用评级机构严重失职，根本没有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伯塞斯库虽然没有说到金融危机的本质，但他已经认识到腐败会使金融危机加剧。

       中国通过各种金融政策（如存款准备金率）使投资提前释放的社会需求以净储蓄的方式沉淀下来，这样一是能抑制经济过度扩张；二是在经济停滞、投资减少时，高净储蓄率能使银行有效避免金融危机，并能通过释放净储蓄来维持社会需求能力的稳定。而西方净储蓄率低的原因不是人们不储蓄，而是那些金融系统的职业经理人为了追逐高额利润，把储蓄尽可能多地投资或放贷出去，这种积极的信贷政策使社会的投资过热与消费过度，从而人为地放大了经济规模（即经济过热）。这时金融系统的资金平衡是依靠商品生产的滞后性维持的，一旦经济停滞、投资减少，社会需求的实际消耗就会大于社会生产中产生的社会需求，体现在金融系统中就是资金大幅流出，随着资金的流出金融系统会出现流动性匮乏，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西方的每个职业经理人们都知道这种风险，但他们的收入与企业利润挂钩，他们为了获得高额薪金就会无视风险而盲目地冒险扩张，如：雷曼兄弟的总裁在2000年至2007年间总共获得3.5亿美元薪酬，公司破产前夕，雷曼兄弟一边请求联邦政府援助，一边还计划批准对两名被解雇的高管人员发放1820万美元的“特殊薪酬”，以及向一名主动辞职的高管发放500万美元离职金。雷曼兄弟的投资存在着严重的风险，即使是不懂经济的中国农民也不会如此盲目放贷，而雷曼兄弟的众多经济专家难道看不到吗？实际上对于这些风险他们都清楚地很，他们为什么还如此冒险投资？雷曼兄弟的总裁在2007年危机暴发前，就开始大量抛售自己持有的雷曼兄弟股票套现超过2亿美元，也就是说最近7年来雷曼兄弟的总裁获利（这只是公开的收入）近6亿美元。这些年来雷曼兄弟的各级主管与专家，都从冒险投资中获得了巨额的收入，雷曼兄弟破产不会影响他们的富贵。

       这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腐败的根本原因，他们为了获得高薪就过于注重企业的扩张而忽视风险，他们短期的扩张与暴利是通过牺牲企业的长期利益获得的。在经济扩张期，西方的众多企业迅速扩张，它们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体制、管理、保守、低效等’大加批评，但是经历了几个经济周期后，许多原来指手画脚的西方企业已经不存在了，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却已经发展为巨无霸企业，如：直到2007年，西方的银行家与经济学家还在不断批评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但是经历过这次金融危机后，我不知道还有几家西方银行能与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相比？

       在中国公车私用就是严重的腐败，而美国的三大汽车巨头在面临破产的边沿时，出行依然是豪华专机。中国平安高管的年薪是1600万人民币，这是平安快速扩张的根本，也是平安投资‘触礁’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限制，平安可能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破产，如：平安本来要收购富通50%的股权，融资的失败与第二次收购富通被政府否决，使平安的损失没有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