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八万言书”手稿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彭德怀“八万言书”手稿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2006-1-13 8:00:00     彭梅魁 口述 周燕 撰稿    　 来源：中外书摘
      １９６２年６月，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元帅，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被称做“八万言书”的长信，再次上书党中央。
份“八万言书的手稿，彭老总交给了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做医务工作的侄女彭梅魁保存。在长达１７年的时间里，这些手稿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也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岁月。４０年后，当记者采访彭梅魁时，她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生动故事。
伯伯犯了错误，但他无儿无女今后我还能去看他吗
我是革命烈士彭金华的女儿。父亲彭金华是伯伯彭德怀的二弟，叔叔彭荣华排行老三。１９３７年，父亲接到伯伯的亲笔信后，便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回到湖南家乡，建立秘密党支部，从事抗日救国活动。１９４０年０月４日深夜，国民党特务闯进彭家围子。一阵猛烈的枪击之后，叔叔彭荣华当场牺牲。父亲不幸被捕，七天后，英勇就义。
１９４９年年底，党组织派人把我和弟弟从家乡接到北京上。当时，伯伯正在指挥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一直没有机会和我们见面。１９５０年６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伯伯从西安来北京开会。一天下午，他派人把我们姐弟以及三叔的４个孩子一起接到北京饭店。我们终于等到了盼望已久的这一天。
伯伯亲热地拉着我们的手，一个个从头到脚地打量道：“你是端妹子吧，也叫梅魁。”我怯生生地点了点头。他又拍拍弟弟康白的肩膀说：“你是金华的儿子！”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们六个人竟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天晚上，我们这些失去父亲的孤儿和我们父辈中仅活下来的伯伯一起度过一幸福的夜晚，第一次感受到伯伯慈父般的爱。
１９５９年９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北京汽车制造厂党委向全厂党员干部传达“庐山会议文件”。会场上严肃凝重的气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事实”，让我震惊、惶惑。对文件的内容，我没有任何怀疑，因为这是党中央说的。对伯伯，我真替他惋惜：过去他为革命出生入死，现在为什么要反党呢？！
我北京医士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已经三年了。我从未向任何人讲过自己是彭德怀元帅的亲侄女。当我知道伯伯犯了错时，便决定向党组织说明这一特殊身份。我找到厂党委书记冯克同志，心情沉重地报告说：“我伯伯犯了错误。作为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我应该同他划清界限。但伯伯无儿无女，在生活上我还应该照顾他。今后我还能去看他吗？”党委书记爽快地说：“当然可以，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嘛！”
伯伯“赋闲”后，住在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几年中，他认真地学习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写了大量的读书心得和笔记三年困难时期，为减轻国家的负担，他还带着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种粮、种菜、挖塘养鱼、种莲藕。每逢节假日，我都要去吴家花园看望伯伯，帮他做些家务事，和他拉拉家常，给他一些体贴和宽慰。
伯伯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梅呀，你可不要因为我而动摇对党的信赖，我们党有着强盛的生命力，是会总结教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要坚信共产主义，曲折总会有的。以后有条件时，你要用心学点中国历史，学好党的历史是很重要的。”
第二次上书后，伯伯把“八万言书”手稿交给我保存
１９６２年７月的一天，我吴家花园看望伯伯。他很郑重地把我叫到跟前说：“我的问题，看来一时解决不了，这包材料放在这里不行，还是你替我保存吧！”
伯伯说的那包材料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文件三十六”０００００８号，有本人眉批、增删改过的“彭德怀同志的意书”原件；在吴家花园期间保存的写给毛主席的两封信的底稿；以及再次上书党中央的“八万言书”的第一稿和三份杂记。
“梅魁，这些材料非常重要，关系着伯伯的政治生命啊！我的问题迟早要搞清楚，到时候没有这些材料就说清楚了。你是最了解伯伯的，务必保管好，千万不要弄丢了。”伯伯又加重语气说：手稿不能遗失，如果到了外国人手里，那就真的变成里通外国了。”
我接过伯伯手中的材料，注视着他信任的目光，心里沉甸甸的我对伯伯说：“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保存好的！”我把伯的手稿带回家，用布包了好几层，把它放在衣柜的最下层，上面压了一些用不着的衣服和破烂之类的东西。我没有对丈夫讲，也不能让孩子们知道。
在１９６２年８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９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伯伯再次遭到批判，处越来越艰难。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也加强了，荷枪实弹。伯伯对手稿的安全愈加不放心。时隔不久，伯伯我说：“梅魁，我的那包材料放在你那里不妥，还是拿回来吧。”于是，我将手稿还给了伯伯.
１９６４年，准备把两个孩子送回湖南老家，由我母亲照管，也想将伯伯的手稿带回老家保存，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伯伯。伯伯说：“这倒是个好机会。”他接着问：“你打算怎样保存呢？”我说：“埋起来！”伯伯思忖着点了点头，第二次将手稿交给我。
回到老家后，我把伯伯的处境告诉了母亲。我对母亲说：“这里有一包东西是伯伯的，要我们替他保存。”母周淑身是一位正直的老共产党员，一生含辛茹苦，总是把别人的事放在心上，很少想到自己。
母亲拿来一个瓷坛子，让我把手稿放在里面，再塞进一些石灰块，最后用蜡封住盖口。母亲示意我把瓷坛埋在灶脚下。她在外边为我放哨。我一面在灶脚下挖坑，一面装作劈柴，用劈柴和稻草把挖好的坑伪装起来。等到天完全黑了，我和母亲才小心翼翼地把瓷坛埋起来。我叮嘱母亲说：“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母亲会意地点了点头。
回到北京，我把埋藏稿的详情告诉了伯伯。伯伯满意地说：“梅魁，谢谢你了。这样做既防虫蛀，又防潮湿，真是万无一失啊！”我说：“这是我妈妈的功劳。”伯伯非常感慨地说：“现在这时候，我不找你，还去找谁呀？如今，有哪个见了我不害怕，即便人家不怕，我也担心日后株连人家呀" 伯伯沦为囚徒，他的手稿也经历了艰难的岁月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８日，伯伯离开北赴成都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庐山会议”定罪的彭黄反党集团的头号人物，伯伯在劫难逃。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受江青、戚本禹等人指，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成立了“揪彭联络站”。他们南下成都，将伯伯秘密劫回北京，关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军营里。伯伯完全失去了自由。
一天，我接到一封由看管伯伯的警卫参谋秘密带出的伯伯的亲笔信。看到伯伯熟悉的字体，我真是喜出望外，伯伯终于有下落了！我曾经对伯伯讲过：不管您到哪里，我都要去看望您的。现在伯伯就在北京，正在受难，我怎能不去看他呢？然而，院墙高筑，不允许我们与伯伯见面。我和弟弟送去的粮票、油票、衣和生活日用品都由看管人员转送给他。
１９６７年，林彪、“四人帮”加快了反党乱军的步伐。林彪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集会上带头高喊：“打倒带枪的刘、邓、陶！打倒彭德怀！”的口号。一时间，“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达到了高潮。
７月的一天，我在中山公园南墙外看海报，说是要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召开１０万人大会，批判“反革命黑帮分子”彭德怀和张闻天。我实在放心不下伯伯。批斗会那天，我不顾天气炎热，骑车赶到北航会场。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我来，我戴了一个大口罩，挤在人群中……大会结束后，我看到两位老人被五花大绑，背上还插着写有“罪名”的长长的箭标，被造反派扔进卡车，开往市中心游斗时，心里就像刀绞一样。
自从在批斗会上见到伯伯，我心里更不安。伯伯的手稿、母亲、孩子，我都放心不下。我和丈夫商量好，向单位领导请假，一同回湖南老家看看。
“文革”中的彭家围子也和全国一样一片混乱。我家门口贴满了“打倒彭德怀”的大标语，家里常有红卫兵来破“四旧”。母亲最担心的就是伯伯的手稿，如果红卫兵占了屋子封了门，手稿就不住了。伯伯的手稿随时处于危险中。我考虑再三，决定请堂弟彭康智暂时保存一段时间。康智爽快地答应下来。
回到北京后，我的处境也很不好，厂里的造反派强令我交代问题，揭发彭德怀。一次，我因拒绝写揭发材料，被几个造反派一阵毒打。回家后，我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很厉害。我对丈夫说：我要是被他们打死了，你要好好照顾三个孩子，给伯伯送东西的事……没等我把话说完，丈夫马上接着说：“我要继续送到底，彭德怀不仅是我们的伯伯，也是革命的老前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丈夫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安慰。
在往后的日子里，伯伯的处境越是艰难，他的手稿在我心中的分就越重。不久，我给弟弟彭康白买了一张火车票，让他回老家看看，若是情况不好就把手稿烧掉，不能再连累别人了。康白回去时，家乡的形势已趋平稳，母亲又舍不得将伯伯的手稿烧掉……
１９６９年，我再次回老家，又把手稿带回北京，放在专门定做的樟木箱的夹层中……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期间，我们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防震棚里。我把伯伯的手稿放在军用挎包里，天天斜背在肩上，就连睡觉都挎在胳膊上……
从伯伯期望的目光中，我明白他惦念着那些手稿
１９７３年４月的一天，专案组通知我到医院去看伯伯。７年了，他们一直不让我与伯伯见面，这回叫我去，一定凶多吉少，我心里不免阵紧张。
伯伯的“病房”阴暗狭小，窗户用旧报纸封得严严实实的，门口还站着卫兵。当我见到日夜思念的伯伯时，不禁一阵心酸，伯伯消瘦得完全变了模样。伯伯很坦然，像往常一样叫了一声“梅魁”，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仔细地端详着。
我们伯侄之间有多少话要讲，可病房里有看守，我们只能一些问寒问暖的话。从伯伯期望的目光中，我明白他惦念着那些手稿，就安慰他说：“您放心治病，妈妈好，家里的一切都好。”伯伯露出欣慰的笑容。
伯伯患的是直肠癌，他执意不肯做手术，说是要见毛主席，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尽到最后的责任。我说服伯伯，还是要配合医生把手术做了，把身体养好，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伯伯的手术做得还算顺利，恢复得也比较快，当我再去医院时，伯伯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
不料，手一年以后，伯伯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扩散到他的全身，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专案组不允许我陪护，只能在探视时间去看他。每次探视，我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帮助伯伯清洁口腔、喂水果、擦澡、按摩、翻身，什么都干。
一次，针灸大夫试看伯伯是否清醒，给他扎针后问：“您看，这是谁来了？”伯伯缓缓地睁开眼睛，声音沙哑地说：这是我的大侄女梅魁，也是我的女儿，我的同志。”伯伯自己没有儿女，他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特别疼爱，可他这样称呼我还是第一次。我一时控制不住感情，眼泪由不得自己流下来。
“梅魁，不要这样。”伯伯一边安慰我，一边吃力地说，“对于这条命，我曾经几十次都准备不要了。我能活到今天，算是长寿了。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到了我的责任。虽然我这个人晚年境遇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弥留之际，伯伯还念念不忘地叮嘱说：我们这个党呀，坏就坏在那伙国民党特务在我们党里兴风作浪。你们要记住，我是被国民党特务害死的！”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９日，７６岁的伯伯带着满腔愤恨含冤离开了人世。专案组立即通知我到医院为伯伯料理后事，前前后后只给了０分钟的时间，就急忙催我离开。站在伯伯的遗体前，我暗暗发誓：梅魁一定保护好您的手稿，有朝一日，让它重见天日，为您洗刷不白之冤！
历经１７年的磨难，伯伯的手稿终于重见天日     １９７８年春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伯伯的老战友克诚伯伯复出的消。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黄伯伯。我向他讲述了伯伯晚年的境遇和要求，并告诉他，我手里还保存着伯伯的一部分手稿。我问黄伯伯，手稿是上交中央，还是自己保存？黄伯伯说：自己保存难，我看还是上交党中央好，现在中央很忙，以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再上交吧。”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元帅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１９７９年１月３日，给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请组织上处理伯伯的这批材料。第二天上午，黄伯伯将我们保存了近１７年的伯伯的手稿转交给了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亲自给我写收条。
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
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委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五个３２开笔记本，一个２２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我当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
１９７９．１．４．下午
伯伯曾经说过，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终将会对我作出公正的评价。伯伯的手稿终于重见天日，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伯伯了。在欢庆胜利时刻，我更加感激我的母亲和康智、康白两个弟弟，没有他们的帮助，伯伯的手稿很难保存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