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周恩来生命最后阶段九大遗愿与担忧(2)

秦九凤：周恩来生命最后阶段九大遗愿与担忧(2)时间:2010-09-01 10:28 作者:秦九凤点击:1632次
修史请别忘杨度
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迅速扩散，免疫力急剧下降，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有时进入昏睡状态，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延长他的生命，减少他的痛苦。
10月7日，周恩来突然清醒，他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杨度是位传奇人物。他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南湘潭人。杨度曾留学日本，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一起创办《游学译编》。后来，他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他又主编《中国新报》，力主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等一起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又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的参政。1915年，写成了《君宪救国论》一文，一时风靡全国。同时，他还联络孙毓筠等五人组成“筹安会”，积极策划恢复帝制，是当时全国皆知的“筹安会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凯死后，杨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亡命奔走。此后，杨度转而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奔走呼号，十分用心。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杨度想方设法，多方营救，虽未果却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真诚。
杨度晚年，对蒋介石独裁和残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十分愤恨和不满，毅然于1929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尽管杨度的生命只剩下两年多时间，他却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掩护革命，营救革命同志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对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等也倍加关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万分危急之中，杨度在周恩来的领导安排下，也协助党做了许多事情，尽到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由于杨度入党后是和周恩来单线联络，外界知道的人极少，为怕这一重要史实埋没，周恩来临终前托王冶秋转告《辞海》编委会，将杨度鲜为人知的一面记入其条目。
别往脸上打叉叉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王国政府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送走客人后，按照事先的“谋划”，由乔冠华出面，请求总理与大家合影留念。
周恩来住院已经一年多了，人们见到的总理瘦了、老了，脸上的老人斑多了。自从周恩来住院后，就很难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今天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乔冠华向周恩来提出和大家合个影的要求后，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李先念和乔冠华很快站到会客室的中间。不久，周恩来在值班护士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随行人员、医护人员和部分在场的工作人员，个个像孩子似的围拢过来，在周恩来的身边站成两排，做好拍照的准备。就在摄影师杜修贤将要按下快门的时候，一个让人心颤的声音响了起来：“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周恩来这么一说，本来十分喜悦的场面顿时冷却下来，在场的人们心头个个像坠上了铅块一样。
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凡是被“四人帮”、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们诬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现他们名字的时候再加上个红笔叉叉，如果有他们的照片出现（一般是从相关人家中抄出的旧照片或旧的报刊上登载的），则马上在他们认为是“叛徒”、“特务”、“黑帮”、“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人的脸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
在“文革”的岁月里，周恩来处境维艰：先是要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接下来诬陷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和“工贼”的三顶大帽子也要周恩来明确表态。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在她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里写道，对关于刘少奇的处理，周恩来如果不同意，那么他在24小时之内也要被打倒。所以，周恩来思考了一个多星期，只好忍而求其次。但是，这并不反映周恩来恋职恋权，而是周恩来清楚明白自己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地位。“文革”中，他如果有个公开的、不同于毛泽东的声音，那么他自己不仅面临被打倒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全党、全军甚至于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分裂的危险，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事实上，“文革”风起云涌之后，周恩来一直被林彪和“四人帮”视为心腹大患，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早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出于对国家法制的维护和对老干部的保护，不准造反派们揪斗刘少奇，不同意他们打倒贺龙、陈毅，多次被中央文革的人扣上“党内最大的保皇派”等大帽子。甚至周恩来在台上讲不准贴“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时，造反派竟明目张胆地从台下递上“总理，你的讲话为什么和中央文革的不一样？”这样当场责问的条子。
为保陈毅不被批斗，周恩来被造反派使用车轮战法，先后被无理纠缠达18个小时，导致心脏病发作。可是当他听说造反派还要揪斗陈毅时，愤怒地转身讲道：“如果你们要批斗陈毅，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林彪、江青一伙还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对付周恩来：把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胞弟周恩寿先后诬陷进狱中，甚至迫害致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被江青迫害自杀；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因“得罪”江青被迫隐姓埋名；连关心周恩来多一点的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等也被江青故意制造事端赶出北京。后来，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又从故纸堆里翻出1931年国民党造谣生事登出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名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启事》，呈报江青。江青如获至宝，批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图将周恩来诬为叛徒而后打倒。因为这是当时临时党中央和江西苏区都知道的事，所以毛泽东、陈云等同志都讲话予以澄清，才没让江青一伙的阴谋得逞。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又打开了大门，中国顺利地重返联合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周恩来在国内、国际的地位迅速上升，从而更加成了“四人帮”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再吹阴风、告黑状，没茬找茬，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终于，在基辛格二次访华时，“四人帮”说周恩来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从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并以“153号外交部简报事件”为名，下令批判周恩来。
江青一伙在“批周”会上大肆攻击，散会后喝香槟、葡萄酒庆贺，还肆意罗织其他罪名，妄图把周恩来作为我们党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打倒。幸亏毛泽东洞察秋毫，这才击碎了“四人帮”要打倒周恩来的黄粱美梦。但江青一伙“批周”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诸如“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宋江的投降”、“评法批儒”运动中批“现代的大儒”等等。这里的“周公”、“投降派”、“现代的大儒”等都是或明或暗地直指周恩来。
遗体解剖总结经验
1975年2月4日，医务人员再次对周恩来作膀胱镜检查，并对发现的癌细胞作电灼处理。手术刚结束，周恩来就忍着疼痛问：“李冰来了没有？”
李冰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原负责人李克农的女儿，当时任北京日坛医院的党委书记。李冰听到周恩来叫她，很快来到手术台旁，侧耳聆听。周恩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李冰，你知道不知道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李冰连忙回答：“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去？你应该马上派人去云南锡矿，到当地去研究治疗，解除他们的病痛。”
周恩来说得那么坚定有力，李冰应了一声“是，我马上去”以后，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赶快离开手术台，快步走到医院的走廊，任凭泪水流淌。
1975年9月20日前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一睁眼见到他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吴蔚然正在忙碌。周恩来深知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所以他平静地说：“我的病，在医院呆下去也没有多少意思了，可以不可以搬回家去住？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去照顾他们。”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的病情已严重恶化，他气息短促，脉搏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护人员守候在他身边，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左右，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然后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
当周恩来生命进入弥留阶段后，只要他醒来就一再叮嘱医护人员：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人遭受着癌瘤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我死后你们可以解剖我的遗体，我相信总有一天，治疗癌症会有突破的！
召见罗青长
看过电影《周恩来》的人，都知道在周恩来的生命最后，曾召见了罗青长。周恩来到底向罗青长交代了什么，社会上虽有一些传闻，细节却不得而知。
1993年10月25日，笔者在北京西山罗青长家中拜访了他，就此事向罗青长作了请教，引起罗青长深情的回忆。
那是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的体温升至38．7摄氏度，他突然提出要见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当时，中央有个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见周恩来。于是，工作人员便一再打电话请示。“四人帮”竟推来推去。电话最后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动情地说：“总理都病成这样子了，他要见谁就让他见谁，还请示什么。”于是，值班人员依照周恩来的吩咐，派汽车把罗青长接到医院。罗青长刚进病房，周恩来就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在病房旁的小客厅等候。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青长到病床前。
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着，要罗青长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没有谈多少，周恩来又一次昏迷过去了。医生马上进病房检查和抢救，谈话被迫中止，罗青长只好退到病房外等候。等了一段时间，周恩来还没有醒来。罗青长知道周恩来病情已很沉重，不能让总理因他来谈工作而再度昏厥。于是，罗青长悄然离开了病房。
据此，笔者曾询问罗青长，周恩来说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指的是谁。
罗青长回忆说，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40多年，无数次聆听他的教诲。根据以往总理的交代，他指的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曾任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
张学良是世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对于张镇，人们却知之甚少，周恩来为何惦记他，笔者经大量调查，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镇，湖南常德人，1900年生，黄埔军校一期六队学员，后来追随蒋介石，步步升迁。
1945年10月8日，国共两党经过艰苦的谈判，草签了《政府方面与中共会谈纪要》，即两天后正式签字的《双十协定》。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决定当晚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举行鸡尾酒会以示庆贺，同时请来重庆厉家班子唱戏招待毛泽东等中共代表。
就在这时，柳亚子来访，周恩来只好请柳亚子改日来见，并让自己的秘书（对外称周恩来副官）李少石用自己的座车将柳亚子送回去，不料途中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枪击，李少石被打成重伤，送入市民医院抢救。当办事处工作人员将这一事件告知正在军委会礼堂看戏的周恩来时，他立刻警觉起来，特别是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但他又怕惊动毛泽东。只是轻轻对毛泽东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来出了军委会礼堂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张镇。张镇时任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宪兵司令。张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和他一起到医院看望了时已去世的李少石，又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戏散后，用宪兵司令的座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这件事，周恩来一直记在心上。全国解放后，他多次对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了，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这就是周恩来，他赤诚待人，肝胆照人，不管党内党外，他都是最可依赖的同志和朋友，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也不会忘记。
作者系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研究室主任
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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