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

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一边倒”，争取中间地带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一条线”，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等历史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战略有了新的发展，中共中央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等思想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客观估量国际局势、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永远不称霸。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判断，逐步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考察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进一步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一、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逐渐成熟的历史过程。
（一）“一边倒”的战略决策及促动因素
1949年，全面地提出和制定新中国的对外战略方针和政策，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争取国际社会正义、民主、和平力量的支持，使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真正站起来。为此，毛泽东于1949年春提出了“一边倒”的决策，构成了新中国在一个比较长时间内的对外战略。
提出“一边倒”的战略方针,首先是从全球总体格局出发的一种战略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美国和苏联对待中国革命的不同态度所形成的客观局势，决定了新中国必须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唯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并且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其次，“一边倒”战略方针是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巩固新生的政权。对此，邓小平当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1949年7月19日，他在写给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指出：“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上述论断说明，“一边倒”的方针是帝国主义敌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用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一个锐利武器。
（二）争取“第二中间地带”的观点及战略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所谓“遏制”政策，企图划一条线把社会主义国家“箍起来”，其余的国家都划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但西方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随着西欧、日本等国逐渐恢复了元气，帝国主义内部之间关系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各种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和改组，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观察与分析也日渐深入。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与日本客人安井郁的谈话中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毛泽东把“中间地带”具体划分为四种类型的国家：1．有殖民地的国家；2．虽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垄断资本的国家；3．真正取得独立的国家；4．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仍是附属国的国家。
从1963年起，毛泽东又进一步把这四类国家概括成“两个中间地带”。其中一个是指亚、非、拉，另一个是指欧洲、日本。
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为中国进一步加强同亚、非、拉等“第一中间地带”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尤其是改善和发展处在“第二中间地带”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1964年1月，中法两国排除障碍，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对打破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之后，中国又先后同意大利和奥地利达成了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
这一时期，中国外交虽然在争取“两个中间地带”方面有所进展，但仍不能摆脱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所带来的阴影。在此期间，由于毛泽东拒绝了中联部长王稼祥关于缓和对外关系的战略性建议，中国的国际环境逐渐恶化。
（三）“一条线”的战略构想与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形成
斗转星移，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由于陷入越战泥潭，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并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而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对中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此外，由于日本、西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世界开始呈现出多极化的苗头。
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并且利用美国的急切需要，于1971年，导演了乒乓外交，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根据国际局势的演变，形成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构想。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发表了重要的见解。毛泽东说：“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接着，毛泽东讲了他深思熟虑的一个想法。他指出：“我说要搞一条根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联美抗苏的宏大构想。
随着中国和美国关系的逐步改善和加强，中国外交出现了新局面，一个新的世界地理政治图的轮廓开始形成了。
（四）独立自主、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和中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不断变动的国际局势，逐步提出和调整了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中美苏三角关系均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一方面，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发生一些波动，另一方面原来处于尖锐对立的中苏关系有了缓和的趋向，从而使中国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原来所奉行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已显然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因此，从1982年下半年起，中国在对外方针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方面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更加强调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全方位外交关系。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对来中国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8月22日，中国外长黄华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这种变化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也有利于保持世界战略力量之间的平衡。
随后，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完成了外交新战略的调整。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应该说，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所强调的独立自主有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不结盟”。胡耀邦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中国对外战略方面的这些变化，有助于中国在新的形势下突出自己不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约束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并有利于中国改善同受美、苏影响较大的国家的关系，从而真正作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
（五）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应对“北京风波”和国际风云剧变，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外交战略层面赋予“韬光养晦”这一历史典故以新的涵义，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不扛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埋头苦干，朋友要交，心中有数，不锋芒毕露，不引火烧身。从而避免了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大局失控，影响国内现代化建设的不利情况的出现。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由此，顶住西方的压力，并逐步稳定了国内的政局，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坚持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将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量力而行。实际上，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直接涉及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重大利益等问题上，中国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影响。关键是要冷静估量形势和利用机遇，这样才能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
二、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理论的最新成果
新世纪以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方面有许多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是中国的战略抉择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近几年来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成为第十一部分的标题，占有突出的位置。
为什么要强调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近些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向何处去？引发了种种的议论。有人说中国崛起是威胁，也有人说中国崛起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在人类历史上，后起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严重失衡，甚至引发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就是例证。前苏联在这方面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在如此的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需要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公开、坦诚地向国际社会阐明自己的战略取向。为此，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深思熟虑，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新就新在它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越后起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掠夺资源、争霸或称霸，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渐进的方式，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内需，挖掘潜力，改革创新，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走有中国特色的富民强国之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社会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争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总目标。
正因如此，中国对内寻求和谐，对外寻求和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近几年来提出的另一个重大战略理念。现在正式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共同繁荣息息相关。目前世界人民面临着共同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共同的各种挑战。从机遇看，当今的世界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潮流，人类社会出现了光明的前景,国际大环境有利于世界人民分享发展机遇，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世界局势从总体上看趋向缓和，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持续增长，制约战争的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增长。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世界科技进步的突飞猛进，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互有所求不断加深，使包括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利益紧密相连，共同利益日益增多，从而使各方通过双赢、多赢方式实现共同发展成为可能。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另一方面，许多全球性问题，诸如生态环境恶化、能源短缺、流行性疾病传播、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也对人类构成新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共同面对。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下，我们应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倡导坚持和平、反对武力，相互尊重、主权平等，自主选择、求同存异，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等重要原则。
（三）“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近年来，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阐述中国开放战略之时，特别强调“互利共赢”四个字。这是因为，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对外开放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对中国高速发展会不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妨碍别人的发展也深表关切。
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郑重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其中“互利共赢”四个字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理念和新思维。这就是不仅顾及本国的利益，同时兼顾别人的利益，在开放中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胡锦涛指出：“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我们将继续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合作者权益。我们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缩小南北差距。我们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 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保证。
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引领下，一个更加开放和高速发展的中国会使世界局势更加稳定，使世界和平更有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将继续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机遇，更大的合作空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有利于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这对国际社会将具有巨大的启迪意义。
（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过去几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国际秩序的表述方面，都提出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如今，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如何对待现有的国际秩序方面有了新的提法：中国将“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新提法表明中国与日俱进，根据新的形势，在国际秩序方面有了新的建设性的战略思路。
现有的国际秩序，确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已呈逐步上升之势。
在此情况下，中国将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将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渐进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的方面。以此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和平形象，建设性而不是造反者的形象。这就是十七大报告在国际秩序方面向国际社会传递的新信息。
在国际政治秩序方面，中国提倡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提倡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中国将提倡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通过WTO的规则解决经济贸易争端。以此推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五）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体现了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总体战略思路。
在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战略对话”。在新世纪，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大国的主要政策取向。国际形势出现许多新的特点，非传统安全因素持续上升，促使大国间的合作意愿进一步增强。中国和平发展首先要壮大自己，同时需要加强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这是促进大国关系良性互动的有效手段。在此基础上，中国将着眼于世界大局，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不过分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发达国家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同时妥善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推动与发达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
在周边关系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继续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 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为了实现和平发展，中国努力实行“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的周边战略, 即以中国的和平发展为前提，以经济合作为主题，兼顾政治、军事、文化、环境等多种务实合作，营造安全可靠、经济繁荣、长期稳定的周边和平环境。为此，中国将积极发展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采取积极有效的具体措施加速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战略设想。这是实现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的有效途径。
在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发展中国家历来是中国在国际事物中可以依靠的力量，在中国和平发展，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进程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重大问题上互相支持的政治优势，在国际斗争中争取多数，增加中国的回旋余地。中国将进一步在国际事务中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磋商协调，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要使发展中国家从中国和平发展中，从与中国的合作和相互支持中得到好处。
在多边外交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近年来多边外交日趋活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主权国家通过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在广泛的领域展开国际合作，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今后，中国将以联合国为主要舞台，以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为重点，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大会、G20领袖峰会、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东亚领导人会晤等多边外交场合和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逐步扩大中国的影响，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正当权益，并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基本经验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和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判断时代主题
对时代主题问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和调整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据。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深刻观察了世界大局的变化之后，所做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后来，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的报告中称之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些科学的论断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认清当今世界大局的基本依据，并且对中国制定21世纪的对外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正确估量国际局势是科学地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础
客观地判断国际形势是科学地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有过多次成功的经验，也有过一些教训应该记取。
建国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提出了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和平可以得到维持的观点。这些论述，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决心，同时也为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并正确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对国际环境的恶化作出了过度的反应，从而导致国民经济多年以战备为中心，直接影响了正常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所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国际发展趋势重新做出了合乎实际的判断，提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中国可以争取到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环境的重要观点。这是全面总结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教训，所得出的正确结果。
（三）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
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是：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要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外国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一方针的确立，指导着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全面展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在涉及到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问题上毫不含糊。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对于任何损害中国国家独立和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将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四）坚持韬光养晦、争取更大作为，永远不称霸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实力地位有了新的提升，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中国既然要和平发展就需要尽量减少阻力，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崛起已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甚至引起一些国家不安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已经处在一个迅猛发展的过程之中，但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的对比的现实来看，仍然是西强东弱。因此，中国需要而且能够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开放、合作，与国际社会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坚持韬光养晦，争取更大作为，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方针。中国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坚持不争霸，永远不称霸的战略选择。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