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词作者另有其人

共和国成立以来，《东方红》词作者署名：1949年至1950年只写“陕北民歌”，如1949年出版的唱片《东方红》。1951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陕北民歌选》中收录的《东方红》的前身《移民歌》作者是李增正。1952年上海万叶书店印刷的《中国革命民歌选》和1953年新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民歌选》中所收录的《东方红》的作者仍是李增正。1953年后，李有源代替李增正成为《东方红》的词作者。
李有源和李增出生在陕北葭县张家庄。叔侄关系。
葭县，出民歌的地方。李有源和李增正叔侄俩都是唱民歌的能手。李有源1955年5月10日患“水膨”症，不治而死， 52岁。李增正1977年去世， 59岁。1953年《人民画报》第七期发表了徐迟采访李有源的文章，同时配以“《东方红》词作者李有源”的大幅照片。从此，李有源就成了新闻人物。
李有源：1942年的一个早晨，李有源担粪休息时，身上发冷。就在此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照得大地红彤彤的，照得李有源身上暖呼呼的，由此得到启发，就编了个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942年，李有源从葭县人民政府事务秘书蓝田升的笔记本上，看见有‘东方红’三个字，便引起了他用来象征共产党毛主席的联想。他又在街头看见标语上写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给了他很大的启发，1943年12月，为了闹秧歌，他就以‘东方红、太阳升’为首句，编了一个歌，并配上民歌‘骑白马’的曲调。
当年的《解放日报》叫陈伯林的记者写了篇报道《移民歌手》，说的是陕北佳县1942年遭旱灾，政府组织70多人移民延安，李增正是副队长，路上有的移民想家，平时擅编秧歌的李增正说：“咱们在路上红火些，大家就不想家了。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咱就编个《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即移民歌）的歌来唱吧”。
记者陈伯林在报道李增正的的同时，还将歌曲的九段歌词和所用《骑白马挂洋枪》的曲谱全部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首歌一下就唱开了。这就是建国初期为什么《东方红》词作者均署上李增正名字的原因。
1993年12月18日的《戏剧电影报》上。刘炽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学生，《翻身道情》、《我的祖国》、《英雄儿女》、《祖国颂》就出自他的手。并且他又是《东方红》的编曲，首演指挥。可以说对《东方红》的创作过程他是较为清楚的。
1944年秋，刘炽和延安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创作一部反映移民工作的歌剧《下南路》中，一天，他们到葭县去体验生活，在乌龙堡的一个骡马大店里。他们碰上了当时的“移民模范”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俩。便对其进行采访。参加采访的还有贺敬之、张水华、于兰、张鲁、关鹤童、马可等。
李有源、李增正叔侄回答了很多关于移民的问题。采访进行得很热烈。突然李有源说：“我们为宣传移民还编了个歌儿。”一听“还编了个歌儿”大家立刻请他俩给唱一唱。李家叔侄拉开了嗓门、坐在炕头上唱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咳呦，他是人民大救星。
下面还有六段歌词，这六段歌词全是唱的与移民有关的事情，大意是：如何响应政府号召、如何报名等
一直唱到在南边建立起了丰衣足食的新家……。
刘炽说：开始听说编新歌儿，我和几位搞音乐的同志来精神了，立即拿出纸笔，准备记谱，听唱了二句以后，不约而同放下了笔。原来，这个曲子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调调。1937年初我就听到过它。当时，我在红军人民剧社当小演员。剧社里有个叫方宪章的演员，他在进入红军人民剧社以前，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他会唱很多山西民歌，拳也打得好，他教给我唱了一首晋西北民歌《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呦，我的三哥哥。
1938年，安波等人还用这个调调填上新歌。歌名《骑白马》，内容是关于抗日战争的情歌，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咳呦，打日本我顾不上”。
采访了李家叔侄，刘炽他们认为，李家叔侄唱的《东方红》，正好与移民有关，就把它用在了《下南路》中。后来到了葭县，在演出之余，刘炽给他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时，这个县立中学的音乐教师李锦祺说这首歌他们早就唱过，是他家附近的一个小学教语文的李老师写的，这个李老师共写了四段词，县宣传部长嫌重复，拿掉了一段词，还剩下三段。第一段和我唱的这个词一样。
李锦祺写的自述：《东方红》歌词是1943年上半年在佳县通镇完小工作时编写的。当时校领导分配我代音乐课，因我是延安边区师范的学生，在延安学习工作时对流行的一些进步歌曲还可以唱几句，当教师也只不过是‘歌贩子’，时间长了，再也没有什么新歌子贩卖了，就自己动手编写起来。
在延安时，听到有日本、菲律宾、朝鲜、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都来延安学习，所以我想东方是有希望的，将来的东方一定要红起来的，这就是我编《东方红》歌曲的出发点。由于有了这个想法，再琢磨着东方怎么样才红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袖如：陈独秀、王明等的错误路线都是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领导才遭挫折的，因此说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东方是红不了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东方是也红不了的；没有一个革命的军队东方还是红不了的。根据这三种想法编写了这《东方红》歌词，调是采用了《骑白马·挂洋枪》的调唱的。
1、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
2、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嗨呀！哪里人民得解放。
3、八路军在前方，辛辛苦苦打东洋，和那友军比起来，呼嗨呀！他们还是辛苦得大。
这三段歌词考虑好几天，才编写出来，交校领导和区委审查同意后，由教导主任管娄同志用风琴伴奏，由我给全校同学教唱的。在唱的过程中总觉得第三段编的不够理想，再者这三段最大的缺陷是：没有马列主义思想作指导，东方也是红不起来。因此在下面修改了第三段，又新编了第四段。
4、红色军，爱人民，武装斗争称英雄，为了解放全中国，呼嗨呀！处处想着灭敌人。
5、红太阳，革命的人，马列主义放光芒，她的思想指方向，呼嗨呀！照的人民亮堂堂。
这样，我认为《东方红》歌词就比较的完整了，每段都有指导思想，每段都有红色的意思，后两段没有连结在一起教唱，印象不深，故人们总以为《东方红》歌曲只有三段。
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佳、吴、绥、米人多地少的贫困山区，移民去南劳山开荒种地，佳县移民英雄李有源同志，在欢送大会上唱起了《东方红》歌曲，鲁艺的同志们来绥德分区考察民歌时问到李有源同志时，李说：“《东方红》是我自己编写的，唱的，以后马可同志又编写了第三段‘毛主席，爱人民……’把原有的军队一段删去了，这时我还在通镇完小工作，情况我都知道，可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人民教师，陕甘宁边区政府动员移民是件大事，我不能和李有源同志一般计较，影响运动，从此我一直没有吭过气。
刘炽说，后来的《东方红》第一段用的就是李锦祺老师写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只是把“谋生存”改成了“谋幸福”。第二、三、是公木等人写的。
文革中，李老师因说《东方红》是他写的而挨了打。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文革后，他为此事到北京上访过。
2003年，中国音协《中国音乐信息》报，特别约请了曾直面原词作者，并同《东方红》首任指挥刘炽及有过亲密接触的孙韶先生。孙先生借助他的亲身采访撰写了长文，“一首由陕北民歌衍变成的‘颂歌’：鲜为人知的《东方红》往事”，连载于该报2003年5月25日、7月5日、8月5日、9月5日。提及《东方红》真正词作者是原青海省西宁市农牧局长、离休干部李锦旗同志。
1992年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期间，谷威同志采访了刘炽，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东方红与山西民歌》后，《陕西日报》10月5日又转载火花杂志刊登的《东方红歌词并非李有源所作》。
作曲家马可在公开场合指出：有人编造了一段故事，有关李有源如何站在陕北那崇山峻岭上，看着东方红，太阳升，心怀伟大领袖毛泽东，心潮澎湃云云，这原是一篇虚构的小品。作曲家刘炽说：这原本是当笑话讲的，因为咱们都知道这首歌的来历。
1993年12月18日的《戏剧电影报》对刘炽先生的采访来结尾吧：
“刘老师，照你这么说，《东方红》的曲源于晋西北民歌《芝麻油》，词是李锦祺和公木作，跟李有源没什么关系？”
“是的，但不知何年何月，出自何人之口，把《东方红》的作者安到李有源头上，越传越神，一时间，中国大地，大人小孩都知道中国西北出了个‘伟大的农民作曲家兼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