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让李人民选择

李英：让李人民选择--东佬和西佬
川流不息 @ 2007-08-29 07:31
让人民选择——柏林墙倒塌目击记
第二章　 东佬和西佬
那些年，德国有许多流行的词汇，例如，“统一”（Vereinigung）、“未来”（Zukunft）、“重建”（Wiederaufbau）等等。还有两个词：Osi和Wesi，意思是“东佬”（东德人）、“西佬”（西德人）。
在“东佬和西佬”这个题目下，有太多的故事可讲。
（一）　东马克，西马克
变革的年头，一下子把四平八稳的日子变得光怪陆离，东马克西马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年头。
两个德国有两种马克：东德的东马克和西德的西马克。西德人以西马克为自豪，它象征着实力、财富、奔驰骄车、私人住宅。西马克还是国际硬通货，与美元、英镑鼎足而立。东德人也向往西马克，想得眼红，想得心痒。西德科尔总理深谙他们的心理，柏林墙刚开放时，科尔微笑着向东佬们招手，承诺：送给每人１００西马克作为见面礼。于是成千上万的东佬欢天喜地来到西边，男女老少，连怀里吃奶的孩子都算上，在银行门口排着长队领取这份不算簿的“欢迎礼”。我们曾给科尔算了一笔账，１６００万东德人，每人１００马克，加起来就是１６亿。科尔真是慷慨，嘴皮子一动１６个亿。有人讽刺说，科尔用100西马克收买了东德人。不管这话对不对，反正东佬们拥护统一很大成分是拥护西马克倒一点不假。1990年是统一之年，也是大选年，东佬们相互开玩笑说，我投了西马克一票。
东佬喜爱西马克，抛弃东马克，可偏就有人喜欢东马克，还千方百计把西马克换成东马克。
谁？西佬。
这里需要简单讲述一下历史背景。柏林墙建起后，两德和东、西柏林当局都为确保“正常往来”作了努力。１９６３年２月，东德和西柏林市政府首次签署使用通行证协议，为双方居民的往来创造了条件。１９７１年９月３日，四国柏林协议签订后，在过境站的检查实际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外交官员和外国游客进出东西柏林无需签证。到１９８９年初，西柏林同东柏林和东德其它地区之间的电话线路达到５４０条，每天通话约５万次，还有５０条电报电传通路。自７０年代以来，两德之间的人员往来不断增加，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日趋频繁，即使在东西方关系出现新的紧张与对抗的时候，它们之间也有“小缓和”。西德为维系民族感情，平均每年以不同形式和不同名义向东德提供各种款项共达２０多亿西马克。从１９８７年９月１日起，还把发给每个到西德旅行、探亲的东德人的“欢迎金”从３０西马克提高到１００西马克，东德人在西德乘火车只收半价，乘坐其它交通工具或进出文娱场所，不是免费就是优惠。东德官方虽然担心扩大人员往来会带来消极影响，但又希望从西德尽可能获得经济好处，因此在人员来往问题上不断放松。如１９８２年颁布“在紧急家庭事务情况下”到西德旅行的条例，１９８９年４月起又允许夫妇可以同往西德探访旁系亲属。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７年的５年间，由西德到东德探亲访友的人数达到２０００多万，由东德到西德观光游览的人也达１２００多万人次。
人员的互动势必带来货币的交易，西马克与东马克多年来的官价一直是１：１，而在西柏林的货币自由市场上就不是这个数了，西马克要值钱得多。我到柏林的时候，在西柏林银行里和黑市上，一个西马克最高时可以换七八个东马克（据说以前更高），最后基本稳定在１：３这个数字上。
别看东马克在西边不值钱，在东边可是一分钱一分货。
至于东德的商品，虽然没法跟西德比，但便宜的价格不能不让人心动，比如说猪肉吧，在东德，一公斤卖七至八东马克，只折合黑市上一两个西马克，而西柏林市场上猪肉是七至八西马克一公斤，这样一算，便宜了好几倍。
尽管东西德的汽车有天壤之别，可两边的猪肉还不至于差到哪儿去，走，到东柏林吃肉去。
于是乎，精明的西佬对东马克情有独钟，他们在西柏林用西马克换成东马克，然后拿到东柏林去消费。他们下饭馆，什么好吃要什么；他们买书，买手工艺品，买邮票寄信，看电影，听歌剧，参观博物馆，逛公园……临走，还买上一堆东西回来。嘿！划得来，上算，值。
西佬不亦乐乎。
西佬乐此不疲。
聪明心细的中国人很快发现了这个奥秘（当时西柏林有上千名中国留学生），立竿见影地学了起来。中国人的节俭是有口皆碑的，他们哪能错过这大好时机。他们来到东柏林，用东马克横扫市场，牛奶面包香肠鸡蛋，服装鞋帽书包玩具，锅碗瓢盆床单被褥……只要是比西柏林便宜的生活用品，都成了中国人的目标，甚至，还有人扛回了整扇的猪肉。
东柏林政府觉察到这种非官方的马克交易后，当然要采取措施。于是，在进出东柏林的关卡，检查一天比一天严，入境的人不许带东马克，出境的人不许带在东柏林买的商品。姐姐说，有一次，她亲眼看见一个中国女留学生被东德检查官带到一间小屋子里上下搜身，连衣服领子都仔细摸过。
毕竟，身上藏点钱还是容易的，可买的东西要带过来往哪里藏呢？于是，又有了这样的一幕：
一个中国留学生在东柏林买了双皮鞋，过检查站时被盘问哪儿买的，小伙子早想好了对策，坦然答道：朋友送的。又问：哪个朋友？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小伙子一一作答，可还是通不过，又问：有他写的证明吗？没有？把鞋放这儿，拿到证明再来取。
得，钱白扔了。
上面这些，都是我刚到西柏林时听姐姐讲的，听得我目瞪口呆：居然还有这种事儿，比过鬼子的封锁线还难？
姐姐教了我几招，看来，都是中国人总结出来的经验，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首先，心态一定要稳，要镇定，行动落落大方，坦坦然然。警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检查，你要是一紧张，被他看出来了，就很难逃脱了。姐姐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天，她从东柏林买了一台小小的幻灯机，心里挺高兴，她入境的时候检查得很松，以为出境也没什么事。谁知，走下通道，刚一拐弯，前面站着一排官员，虎视耽耽。姐姐心里一阵紧张，下意识地想扭头往回走，但马上镇定下来，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大方方迎着那些官员走了过去，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如果我当时一回身，肯定会被人家看出破绽，那就坏事了。”姐姐说。这叫“从容不迫”。
第二，尽量趁人多的时候过关卡，随着大拨人流一起走，被检查的概率就低。这叫“混水摸鱼”。
第三，买了东西，尽量不要拿在手里，若是衣服就穿上，若是帽子就戴上，若是鞋就换上，若是书包就背上，穿在身上的东西一般是不检查的。其它东西也要放在书包里，不要露在明面上。这叫“真假难辨”。
第四，如果碰上检查也不要紧，你可以装傻：先生，你说什么？我实在听不懂。我是个外国人，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请多多关照啦——！这叫“装傻充楞”。
听了姐姐的一番“哼哼教导”，我忍不住调侃道：早知道有这一出，我出国前一定得好好研究研究孙子兵法，还有那个三十六计，把什么声东击西兵不厌诈诱敌深入步步为营还有苦肉计空城计反奸计……统统搬来，对付德国佬绰绰有余。
不久，我就亲身体验了一次“东柏林历险”。
一个周末，姐姐第一次带我去东柏林。我们乘坐地铁到弗利德里希大街，所有的人都要下车接受海关检查。走下一条地下通道，通道的这头是西柏林，那头就是东柏林，通道中央，是海关关卡，过关的人排成几条长队等待检查，德国人走这边，外国人走那边，秩序井然，但气氛非常沉闷压抑。
终于，来到了那个小窗口前，递上护照，心里很坦然，反正什么也没带，随他怎么检查。还好，没人找麻烦，官员在护照上盖了个章，又给了张小纸条，属于入境卡一类吧，据说出境时还要交回。
出了通道，进入了东柏林，迎面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长了一撮黑胡子的东佬，他问我们要不要换东马克，姐姐笑着摆摆手。往前走了两步，又有人找我们换马克，姐姐一概微笑婉拒。姐姐告诉我，以前有个规定，在过海关的时候，每人必须按１：１的官价换２５个西马克给东柏林政府，后来这一条被取消了。刚才碰到的几个想用东马克换西马克的人，有的是真的，也备不住有便衣，想抓几个黑市交易，所以，绝不敢在这里兑换。
我们在东柏林吃了顿美味快餐，的确便宜，大约只合三四个西马克。然后我们在市中心游览，圣玛丽大教堂，马恩广场，苏军烈士陵堂……接着又来到东柏林最大的百货商场。
商场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大筐，据说是用来扔垃圾的，后来都变成鞋筐了，从西边过来的人在这儿买了新鞋，就把旧鞋扔了，结果商场“丰收”了，差不多一天一筐旧鞋。
看见鞋筐，姐姐又面授机宜：“你要是在东柏林买鞋，一定得先想法把新鞋弄得旧点脏点再穿。”
我忙问：“为什么？”
“省得过海关时麻烦呗。听说有个中国留学生，在东柏林买了双新鞋穿上，把旧鞋扔了。过海关的时候，有些官员专盯外国人的脚，看谁的鞋新就盘问谁。结果这傻小子被抓个正着，商标还在新鞋上贴着呢。他怎么解释都没用，最后是脱下鞋光着脚回去的。”
听到这儿，我说：“这也太过份了吧，罚点钱不行吗？”
“这就叫赶上了，只有认倒霉。”
此时我哪儿还敢买东西，倒是姐姐，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泰然自若地在超市里挑来挑去买了些食品，塞进了她的大书包里。
返回时过海关，我身不由己地有点紧张。还好，挺顺当，没人盘问检查。姐姐说：今天运气不错。
第二个周末，我们又去了东柏林，到电视塔顶的旋转餐厅美餐了一顿。东柏林的电视塔高350米，据说是世界第二高电视塔，它的顶层有个环境优雅、饭香菜美的旋转餐厅，客人们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观赏柏林的全景，美食饱腹，美景养眼，心旷神怡，食客趋之若骛。名气大，客人多，座位远远不够，因此，食客们必须在塔下排队耐心等待。我和姐姐为了这顿美味，就足足排了两小时的队。好容易进了餐厅，我们早已是饥肠辘辘，点了一桌菜，还有饮料、冰淇淋，大快朵颐。这算是一次奢侈的消费了，可最后一结帐，只合十几个西马克。
后来，我又一个人去了几次东柏林，都挺顺利，只有一次碰上点麻烦。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在海关被一个官员拦住了，他的态度倒挺和气，指着我手中的塑料袋问里边是什么，我做出一副老实诚恳的样子，乖乖打开袋子让他看，里面只有两小包米。我近乎讨好地说：听说东柏林的米好吃，买点尝尝。
那官员又问：你有东马克吗？
我忙从兜里掏出几枚硬币给他看：就这些。
官员并没有收走这几个钱，倒是和蔼地问我：你是中国人？
我点点头答道：是的，我是留学生，刚来德国，今天到东柏林来玩。
那官员一挥手，让我过了关卡。
走出通道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了一眼背在身上的新书包，这书包是我刚在东柏林买的，过海关前，我把旧书包塞进里面，把新的背上肩头。此时想起姐姐以前教的那几招，什么“蒙混过关”“装傻充楞”“真假难辨”，全都用上了。
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有惊无险”的“历险”。
有一天，姐姐下了班回到家，闷闷不语，好象有什么心事，我就问她怎么了。
她说：你帮我出个主意吧。原来，姐姐在国内的研究院最近要派出一个慰问团到德国，专门来看望出国留学人员，姐姐自然也是被看望的人，她已经接到通知，慰问团到达的日子都定好了。
我一听忙说：这是好事啊，祖国亲人来看望你，你多幸福，怎么没人来看我呀。
姐姐笑了，笑得有点勉强。她说：是好事，可我发愁的是该怎么接待人家，总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哇！
我想了想说：给他们送点礼品？
姐姐说：我都想过了，送礼品吧，大的咱买不起，小的又拿不出手。
我又出主意：那就请他们吃顿饭。
姐姐还是摇摇头：一个慰问团八九个人，进了饭馆没有几百马克拿不下来，请不起呀。
我听了也没咒念了。
很快，我就离开了柏林，把姐姐的这档事也忘了。
一天，和姐姐通电话，她又提起了这件事，我忙问是怎么解决的。姐姐笑呵呵地告诉我，她一下子想起了东马克，想起了东柏林，想起了在东柏林电视塔顶吃饭的情景，顿时愁云尽扫，眉开眼笑。几天后，慰问团来了，姐姐先陪他们在西柏林参观，然后又到了东柏林市中心游览，中午在一家很有档次的饭馆用餐。慰问团的人都很满意，一再感谢，姐姐的开销也不大，皆大欢喜。一切结束以后，姐姐回到家，往床上一躺，口中念念有词：东柏林，好！东马克，好！
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两个德国实现货币联盟，西马克（正式名称是“德意志马克”）成为德国惟一法定货币，东马克退出历史舞台，民众手中的东马克以２比１的比价换成西马克。“东、西马克的故事”也就结束了，这段短暂而又特殊的经历，为我的留学生活写下有趣而难忘的一笔。
（二）穿越东德的点滴见闻
两德统一前的西柏林像孤岛一样处在东德的四面包围中，沟通西柏林和西德其它地区的通道是三条空中走廊、三条铁路和三条高速公路（也叫过境公路“TransitstraBe”），其中一条高速公路从北到南穿过整个东德，进入西德的巴伐利亚州，直抵位于该州南端的慕尼黑市。
这条高速路把姐姐居住的西柏林和我居住的拜罗伊特市连在了一起，经常往来于这两个城市的我，已经记不清在这条路上跑了多少个来回了，也就是说，我多次穿越了东德。
两德统一前，穿越过境公路要受很多制约。首先是排队过检查站，人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我第一次从西柏林去拜城由姐姐陪伴，我们搭了一辆顺路车，当车开到西柏林南端的一个出入境检查站（出西柏林不需检查，入东德必须检查）时停下了，我探头往外一看，嗬，长长的车队在等着过关。海关人员（东佬）办事效率低，车队走得很慢，司机们不愿一点点往前蹭，那样太费油了，于是，不是谁带了个头，大家都跟着学，熄了火下了车，司机在前面把着方向盘，乘客从后面再给点劲，车就被推着慢慢往前走。又不知是谁心里起急，按开了喇叭，结果一呼百应，喇叭声响成一片……那场面煞是壮观。
好不容易蹭到了跟前，每一个乘客都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外国人还得交过路费。奇怪的是，海关并没有收姐姐和我的过路费，只查看了我们的护照就放行了。
后来我才知道，东德和中国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因此不收中国人的过路费。记得我从拜城返回西柏林时搭了一个西德大学生的顺路车，车上还有另外两个大学生，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非洲人，过海关时，只有我是免费的，他们俩都要交5个马克。开车的德国大学生扭过脸，对我说：“东德和你们中国是好兄弟，你不用掏钱。”听了这话，我的心情有些异样，一来挺受感动：人家东德对咱中国这么好；二来有点惭愧：我支持两德统一，不就是赞成东德消亡吗？突然说不出的惆怅失落。
过了检查站，汽车开上了封闭的高速公路，司机让我们关了车窗，汽车开得风驰电掣一般。德国的高速公路宽阔，平整，耸立在路两旁的标识牌高大清晰醒目，两边树林、田野、房屋瞬间闪过。司机说，这里是东德的土地，西德的车不能随便停，更不能随便进入哪个城市或乡村。他还告诉我们，这些高速路都是西德花巨资修建，而且西德每年还要给东德缴纳几百万马克的过路费。
东德的景物和西德相比要差了一大截。西德境内，可以见到重迭的山峦，茂密的森林，锃亮的铁轨上跑着簇新的火车，坚固的桥梁飞跨宽阔的河面，公路两旁的房屋漂亮而整齐。而在东德境内，收入眼中的只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城乡公路上跑的汽车都是东德自己生产的灰色小汽车，外观小气呆板；村庄显得萧条落寞，幢幢房屋陈旧破败，四处散落着废旧的机器零件和垃圾、煤渣。
姐姐悄悄告诉我，据说，东德有的地方成了西德的垃圾场，西德为了保护自己的环境，就租下东德的土地处理垃圾，每年付给东德一大笔钱。
我忍不住问：“东德乐意吗？”
姐姐说：“东德有很多荒地，荒着也是荒着，租给西德当垃圾场，每年坐收一笔巨额租金，还能不乐意？”
“可是把环境都破坏了。”
“东德人哪儿有那么强的环保意识，给钱就行。”
这事让我想了很多。富国往穷国倾倒垃圾的事情早就听说过，中国不是也常有“洋垃圾”入境吗？如果一个国家贫穷落后，有何闲情谈环境保护？
将近三个小时，汽车从北到南穿越了东德，进入西德的巴伐利亚州，过边境时还有一道检查站。我从窗外看去，见到检查站两侧的一些地方用铁丝网拦着，四周无人影。
“东西德的边境是不是也像东西柏林边境一样紧张恐怖，有什么隔离防护死亡地带吗？”我心头产生了疑问。
仅仅过了几个月，我的疑问有了答案。
第二年春天，我所在的大学组织外国留学生到周边旅游（这种活动每年要搞好几次），地点是东西德边境的一个小镇（名字记不清了），在那里，我终于看到了边境的全貌。虽然此时随着柏林墙的开放，东西德边境的军人已撤离，铁丝网也大都拆除，但是还有一些原来的设施依旧保留着。
穿过小镇旁边一片小树林，前面开阔起来，导游指着一个高高的瞭望塔说：“那就是边界。”我们登上瞭望塔放眼望去，一道用铁丝网和松土带隔开的长长的边界线铺展在眼前。
导游介绍说：东德在这里建的是一个纵深的立体工事，邻近边界50公里内是不允许任何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居住的，凡住在附近的居民都有特殊证件，靠近边界50米内为无人区，全是松土带，有碉堡、瞭望塔，再前面是铁丝网，而所有铁丝网带刺的蒺藜都是朝里的，就是说，它不为挡住境外的人入境，而是为了防止境内的人外逃。那边还挖了防御工事，工事里装有大量的自动射击装置，只要逃亡者进入了禁区，它们便会自动开火。工事里面藏有部队，只需一声令下部队就能马上投入战斗。
东德不仅有设施严密的边界线，还有疏而不漏的边防检查站，对出入境人员进行严格检查。
中国学者老汤80年代初期来西德进修，他曾参加过一次进入东德的旅游，对边境的严格检查有亲身体验。他回忆说：
那天，旅游车来到了东西德边境检查站，两个站之间相距也就50米，在西德出境站，警察上车点了一下人数，看了每个人的护照就放行了，也就花了几分钟。接着来到东德的入境站，边警不但上车一一核实人数，对每个人的护照签证以及照片仔仔细细看了又看——怕有人“冒名顶替”，还收走了大家的护照。过了好一会，警察上车说：车上有四名阿富汗学生不能入境，因为他们的护照是1978年前由敌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阿富汗旧政府颁发的。这四个阿富汗人惊讶，不满，一脸的苦涩，心中极不情愿，却只能无可奈何地走下车，其中一个学生大声用英语说道：“那是政府间的事，与我们这些穷学生有何关系？”我们几个中国人对他们满是同情，却束手无策，因为我们还自身难保，护照仍在边警手里呢。又等了半晌，边警上了车，把护照发还给我们，一挥手说：“Alles  OK,  los!(一切妥当，放行！)”此时，我看了一下表，前后花了整整一个小时！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检查站，铁丝网，瞭望塔，松土带，防御工事，自动射击装置……这些冰冷可怕的东西都随着柏林墙的崩溃而永远消失了。
（三）　我认识的东佬
施特恩
他来了，从柏林墙那一侧，大步流星地走来，身上只背了一个小小的手提包儿，粗壮结实的身体里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义无反顾地走着，连头都不回一下。没什么可留恋的，出门的时候只对老父亲说了一句：我挣够了钱，回来接你。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往他的兜里塞了一包他最爱抽的烟丝。
他从东部走到西部，一路上，有活就干，有工就打，有钱就挣，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当他来到我留学的拜城时，已是圣诞节前夕，地上的雪足有半尺厚，市中心广场立起了一棵高大的挂满五颜六色彩灯和饰物的圣诞树，煞是喜庆，商店门口站着满面微笑的白胡子圣诞老人，教堂前，孩子们唱着美妙的圣诞歌：一年复一年，神圣的圣诞节……
他的家乡也过圣诞，也有圣诞树，圣诞老人，他最喜欢这个节日，工厂放假，全家团聚，好吃好喝，还有意想不到的礼物。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过圣诞，这里的圣诞比他的家乡要富丽堂皇许多。他在市中心广场游荡了半天，然后转身向天主教会走去。
他是天主教徒，因此每到一地，都来寻找教会的帮助。
拜城的教会热心地为他安排了住处，真巧，与中国留学生毛毛住同一个公寓（毛毛也是通过教会的帮助住到了这里）。我和毛毛很熟，这天晚上去找他一起做德语作业，一开门，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这里多了一个新房客：从东德来的施特恩。
施特恩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东佬，晚上，我们把他请过来，一起吃饭聊天喝啤酒，中国人对东部发生的事很感兴趣，你一嘴我一嘴问个不停，施特恩不大讲话，只闷头喝酒吃菜，倒是爱侃的毛毛大发议论，从柏林墙到美苏冷战说个没完没了。
施特恩在这座小城住了下来，他在市中心的麦当劳找到了工作，每小时９个马克，他干活很卖劲，烤汉堡，收拾店堂，什么都干。每天晚上，他都算一下帐：今天干了８个小时，又挣了７２马克，然后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施特恩是东德最普通的人民大众中的一个，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中三个孩子他行大，中学毕业以后，由于城市缺劳力来农村招工，他进了城里一家小小的机修厂当电工。
施特恩没有过高的要求，他挺知足，生活上不缺什么，饿不着也冻不着，钱也够花。政府总在宣传，我们的国家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对此，他深信不疑，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国家有私人小汽车，尽管要买车得等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尽管所有的小汽车都是一个模样一种颜色，可别的东欧国家还没有呢不是。
施特恩属于战后出生的一代，他知道，西边，有他的另一半同胞。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不断地讲，那边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那边是帝国主义阵营，是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占领区。施特恩模模糊糊地知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不是好东西。世界革命的祖师爷，他施特恩的老前辈马克思恩格斯就说过：资本，自从来到人世间，从上到下，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施特恩为自己生活在东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阴霾里而感到庆幸万分。
然而有一天，他发现一切都错了。
一个朋友带来一本西边的画报给他看，他惊呆了，画报上的西边，那么富裕那么美妙，高楼林立，商店琳琅，风光旖旎，特别是现代化的工业区，象花园一样干净美丽，宽敞明亮的大车间，工人穿着雪白的工作服，机器靠电脑操作，管理井井有条，开关，电缆、电器，各种设备以不同颜色表示不同功能。施特恩不相信这是真的，说不定只是宣传，自己的政府不也总说自己好吗。于是，他去找那个朋友，朋友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西边不知道比东边好多少倍。从此施特恩十分留心西边的情况，想方设法找一些西边的书籍、画报看，这还不够，他渴望有一天能亲自过去看个究竟。
当１９８９年的革命来临时，施特恩欢欣鼓舞，他从心底拥护统一，他觉得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柏林墙刚一开放，他就提着行李离开了家，他要到西边去挣钱，挣多多的钱，西边的兄弟姐妹有什么他就要有什么。
施特恩在拜城住了一段时间，先在麦当劳干活，后来进了一家工厂，工资涨到每小时１３马克。再后来，他又走了，继续向西，他说那边还有更好的工作，更诱人的收入，他说他要进大众汽车公司、西门子公司去挣更多的钱。
他走了，还是背着那个小小的行李包，大步流星向西走去。
芭芭拉
我是在那家仓库打工时认识芭芭拉的。
寒假快到了，是打工的大好时光，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翻报纸看广告，然后拿着广告打电话，或者干脆按着广告的地址找上门去。在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后终于有了结果，一个小小的企业正缺人手，很快就与我签了合同。
说它是企业，实际上就是一家仓库。在工业区的一角，一幢白色的两层小楼，“Olympia  Sportswaren”（奥林匹亚体育用品）几个字嵌在楼门口，第一层朝阳的一面是几间办公室，后边是一间很大的仓库，楼上也是仓库。仓库里有各种各样的游泳衣裤、运动衫裤、沙滩凉鞋什么的。这个仓库是生产与销售的中间环节，厂家把各种产品送到这里，商家把各种订单也送到这里，订单来自四面八方，不光有德国的，还有瑞士、奥地利等周边国家。这个小企业生意挺兴隆，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找几个临时工来帮忙。
穿行在排排货架中，按照订单把各种漂亮的游泳衣裤从架上取下，然后装箱，发出，就是我每天的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毕竟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
仓库里的工人不多，除了一个车间头儿，还有７个人，３男４女，其中一个女工，就是芭芭拉。
芭芭拉长得小巧玲珑，看到她，我才知道，德国女人也不全是高大健壮型，也有娇小袖珍型。芭芭拉的头发是黑的，眼睛是黑的，她不爱说话，不爱笑，总带一种忧郁的表情。不知为什么，我认识的几个东德人都有这种表情，后来，这种表情几乎成了我识别是东德人还是西德人的一个标准。
起初，我并不知道芭芭拉来自东部，后来有一天，我看见另几个女工正有说有笑地议论头天晚上的一个电视节目，她们不断地说“ＤＤＲ”“ＤＤＲ”（东德的简称）什么的，好象是在嘲讽那个节目如何可笑。突然，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我抬眼一看，芭芭拉正向这边走来。我心中全明白了，为什么芭芭拉不爱说话不爱笑，为什么她总带着那种忧郁的表情，因为她从东部来，她是二等公民。
得知芭芭拉的身份后，我反而跟她亲近起来，都是二等公民，同病相怜嘛。我主动找她说话，订单上有看不清的地方也找她问，她总是很热心地回答我，偶尔也问我一些大学里的事和中国的事。
平心而论，所有的人对芭芭拉都很好，没有一点歧视。老板见了她总是很有礼貌地点头微笑；那个有些秃顶的路奇是这里最好的人，经常和芭芭拉说说笑笑，还总送她点心糖果什么的；办公室的一位女职员天天让她搭自己的车一起上下班。
尽管这样，芭芭拉还是一脸的忧郁。
春风吹化了积雪，绿意挂上了枝头，“复活节”到了，这是仅次于圣诞的又一个宗教节日。市中心的广场上又热闹起来，各式各样的摊位搭了起来，小兔子、红鸡蛋是复活节的特有礼品，摆了满街，还有巧克力、糖果、工艺品等等，卖面包的、烤香肠的也都出来喝五吆六，一片节日景象。
复活节各企业都放假，我揣着一份好心情和几个留学生伙伴一起出来逛街。在市中心的节日广场，买份面包香肠，一边吃，一边沿着摊位欣赏五光十色的商品。忽然我看见了芭芭拉，还有她的一家人，她手挽着一个高个男人的手臂，两人亲密地依偎在一起，身旁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高兴地说着什么。
芭芭拉也看见我了，向我招招手，从来没有见她这样高兴过，脸上的忧郁全无踪迹，发自心底的幸福和满足，从眼睛里透出来。
她有一个幸福的家。我想。
节日过后，继续上班，芭芭拉又恢复了原状。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特地挨着芭芭拉坐下，我说：“那天在市中心看见你一家人了，你真幸福，让人羡慕。”
芭芭拉脸上立刻大放光芒，她不住点头，告诉我，她丈夫在博物馆工作，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一儿一女，儿子上一家职业学校，学的是暖气安装与维修，女儿还在上中学。“我非常非常爱我的家。”芭芭拉说。
我们渐渐接近了，常在一起聊天，她爱谈家庭、丈夫、儿女，我就讲中国的家庭，从四室同堂到计划生育，她听得津津有味。
她问我在中国做什么，我告诉她出国前是一家报社的记者。她睁圆了眼睛惊讶地问：“记者？多好的工作，为什么到这儿来，干这份没意思的活儿？”
我说：“就是想出来见见世面。”
她问：“德国你去过哪儿？”
我说：“东部西部都去过。”
她问：“你觉得东部怎么样？”
我知道芭芭拉是从那边来的，不愿伤害她的家乡感情，便说：“东部有些城市我非常喜欢，比如魏玛、迈森。魏玛是歌德、席勒生前久居的城市，我崇拜这两个伟大的文学家。麦森是西方瓷都，我参观了那里的瓷器博物馆，它让我一下想起了中国的磁器。中国是生产瓷器的古国大国，景德镇、唐山、佛山都是著名的东方瓷都。”
芭芭拉一边听我说，一边不住点头，脸上流露出一种怀念的神色。她说：东德有很好的幼儿园，很好的学校，很好的百姓。尽管现在她到了西部，生活比过去富裕得多，但是她总忘不了留在记忆中的美好的东西。“在这里，人们都在谈西德好，东德不好，别看我也跟着说，但我心里并不好受。”
我能理解她，就像我到了国外，如果听见人家说中国不好，心里就不高兴一样。
第二年的寒假，我又来到这里打工，从老板到工人都像老朋友一样欢迎我，可在车间里，我没见到芭芭拉，问了别人才知道，她调到办公室当白领去了。一天下了班，我刚走出大门，看见芭芭拉开着一辆崭新的红色大众轿车——她自己的车，她向我招招手，嫣然一笑，开车远去了。
东德教授
德国的冬天雪真多，头上压着厚厚的云层，一会儿就无声无息地飘起了雪花，先是小颗粒，后来就变成大雪片，铺天盖地，纷纷扬扬。
我站起身，戴上围巾，穿上高筒皮靴，走出屋门。别人告诉我，德国冬天的雪很深，没有靴子根本过不了冬，于是我就在跳虱市场上花五个马克买了这双白色的靴子。
我喜欢雪，说不尽的喜欢，在我眼里，漫天飞舞的雪花就是最美的图画。我仰起脸，听任无数白色小精灵在我额头、脸蛋、嘴角、下巴随意抚摸，它们把我疲惫的身心滋润得湿漉漉的。听着脚下咯吱咯吱皮靴踩雪的声音，真比听任何音乐都美妙。
前面的山坡上，几个身穿羽绒服头戴绒线帽的小孩在玩，他们骑着雪橇从坡顶往坡下出溜，大声笑着，几只狗跟着它们的小主人撒欢，甩着尾巴边跑边叫。看着看着我也兴奋起来，从地上捧起一捧雪捏成团扔出去，一个，又一个，直扔得浑身出汗。一低头，竟发现，脚下露出一片绿，原来草坪上的小草冬天也是生机盎然，下了雪，它们躺在这厚厚的“棉被”下反而更壮实绿意也更浓。
在雪地里走了一圈，吸了一肚子清透爽透沁人心脾的空气，已是黄昏时分，赶紧回家，推门一看，教授和夫人已经从学校回来了。
我到拜城的第一个冬天，借住在这位中国教授家里，教授来自北京大学西语系，应拜城大学的聘请来做两年客籍教授，讲授中国文学。教授夫妇与我父母是几十年情深意笃的老同学老朋友，我刚到拜城时教授夫妇就执意留我，要我在申请到学生宿舍前一定和他们住在一起。
教授的住宅是租的，一栋白色两层小洋楼，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第一层有一间很大的客厅，地上铺着厚厚的白色地毯，透着暖人的温馨。沙发、电视、摇椅，一切都那么舒适，实用，完完全全家的感觉。客厅朝阳的一面是一排落地门窗，外面对着一个小巧的花园，花园里四季绿茵盖地。小楼的二层有卧室、书房、客房。此外还有一层地下室，那里有锅炉房、洗衣房和一间很大的客房。
当我第一次跨进这小洋楼时，不禁惊叹道：“教授，您比中国的部长住得还高级呢！”
教授说：“我原来不想住的，我说只要有两间就够了，一间卧室，一间客厅。这小楼是我还没来时，学校登广告帮我租下的，我只有住下。”
我说：“干嘛不住？您是教授，应该住得好，才不失身份。”
教授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就一直住下来了。”
教授极有学问且心地善良，他多次帮助刚到此地没有住处的中国留学生。这小楼的地下室客房里，在我之前至少有３个留学生享受了它的脉脉温情。
教授下午有课，夫人陪他一起去了学校。这一对夫妻，几十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从不分离，不论教授走到哪儿，夫人总是相伴左右。现在他们一起从学校回来，教授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夫人在厨房里准备晚饭，我赶紧进厨房帮忙。
教授一家的饭很简单，早餐总是牛奶面包果酱，中午是面条，晚饭略丰富一些，几片火腿或是几根香肠，一小盘酸黄瓜，一壶红茶，还有奶酪和面包。今晚又是这典型的德式晚餐，我一见直倒胃口，也许我的中国胃永远适应不了这种西餐，所以我时常跑到别的中国留学生那里蹭一顿中国饭。
“阿姨我来吧。”说着我就上前接过阿姨手中的茶壶。阿姨一声不吭，又打开冰箱去拿面包。
“不像话！”客厅里传出教授愤怒的吼叫。我吓了一跳，忙问阿姨出了什么事。阿姨一边从纸袋里把小圆面包拿出来摆在盆子上，一边轻声细语地说：“现在不是形势挺乱的吗，教授心里不大好受。”
“是为两德统一的事吗？”我问。
“是呀。”阿姨说。
我不再说话了。我知道，教授在５０年代曾留学东德，在莱比锡大学读了４年研究生，对东德有深厚的感情。回国后，他几十年都在讲授德国的语言、文学和音乐。他获得过东德颁发的最高文化奖项：格林兄弟奖。在中国，只有两人获此殊荣，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冯至先生，再一个就是教授了。东德，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对东德的感情非同一般。
教授天天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他一般只看电视新闻，看完东边的看西边的，看完国家台看地方台，他的脸上总是阴沉沉的。
有一天，教授关掉电视后，见我坐在一边，就问我：“年轻人，你怎么看眼前的形势？”
我思索了一下，说道：“教授，我理解您对东德的感情，可我觉得，无论怎么说，统一总是好事吧？”
“这是统一吗？是占领，是吞并。”教授一下激动了，起身在屋里来回走着。“你看科尔那副傲慢样，那副盛气凌人，你再看那些东德领导人，唯唯诺诺，委屈求全。这样平等吗？”
“可是，这是人民的意志呀！”我争辩道。
“人民？是所有的人民吗？”教授说。
我无话可说。
“年轻人，不要盲目地跟着人家跑，多听听不同意见，用自己的脑子想想，学会辩证全面地看问题。”教授开导我。
我默默地点点头。
几天过后，我下课回到家，见阿姨买了一大堆东西回来，有肉、点心、蔬菜、罐头、饮料，满当当塞了一厨房。阿姨正在烧肉，扑鼻的香气引人垂涎。
我问阿姨：“是有客人要来吧？”
阿姨说：“是呀，教授在莱比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明天来作客，他们已经几十年没见面了。”
教授也显得特别高兴，客厅里的音响播放着著名音乐家韩德尔的名曲《水上音乐会》，辉煌华丽的乐章，回响在小楼的上上下下，撩得人心振奋、沸腾。
第二天下了课，我马上赶回家帮阿姨包饺子，准备欢迎客人。
教授特地穿上了笔挺的西装，他让阿姨也换上正式场合才穿的毛衣和长裙，毛衣是浅藕荷色的，长裙是深藕荷色的，搭配在一起说不出的高雅。我帮阿姨整理着衣领，然后上下端祥着，称赞道：“您真漂亮，一下年轻了１０岁。”阿姨含笑说：“别拿我这个老太婆开心了。”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门外传来靴子踩在雪地上的声音，教授忙开门迎了出去，紧接着，就听见一阵欢叫声和热情的问候声。教授把客人迎进门，客人是一男一女，男的高大魁梧，女的一头金发。
教授与男客人搂着肩，阿姨与女客人拉着手，亲亲热热进了屋。见我站在一边，便向我介绍：这位是Ａ教授，这位是Ａ教授夫人，也是教授。他们夫妻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他们在东德是很著名的学者。
礼节过后，我就钻进厨房帮阿姨做饭炒菜，教授和客人坐在客厅谈天说地，他们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低言细语，一会儿又高声议论。他们的话说得又快又急，我听不懂，但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在议论最热门的话题：两德统一。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不再谈政治，亲亲热热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教授向Ａ教授夫妇一一介绍着各种菜肴的特色，客人们一面品尝，一面点头夸赞，夸赞中国饭好吃，夸赞阿姨好手艺。
Ａ教授夫妇在这里住下了，当晚，两对夫妇谈了很久很久，他们什么时候睡下的我全然不知。
第二天一早，我有课早早就走了。回来的时候，客人已经离去，客厅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教授和夫人都在楼上休息。
几天后，我陪教授夫妇一起散步，我忍不住问教授：“您和Ａ教授夫妇谈了些什么？能讲给我听吗？”
教授一脸严肃：“你应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他们是东德有名的学者，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东德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意见。”
教授郑重地像讲课一样向我介绍了他们交谈的内容，我也像学生听课一般认真地听着。
Ａ教授夫妇说，他们并不反对统一，一个民族分裂为二，是一种不幸，应该也迟早会得到解决。但是，是不是非要像现在这样，以消灭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代价？站在德国工人运动历史的角度看，东德的覆亡是一个悲剧。
Ａ教授夫妇说，东德昂纳克政府有很多错误，他们对昂纳克也很不满。但是，他们不赞成推翻这个党这个政府，而是主张通过改革、改造的办法使党和国家得到新生，就如同你们中国一样，搞了改革开放，不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吗？
Ａ教授夫妇说，马克思理论并没有过时，尽管西德工人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无论他们是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他们都是受剥削者，他们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剥削，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并没有解决。
Ａ教授夫妇说，东德的经济发展是无法同西德比，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在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集团里，东德的经济状况是最好的，生活水平也在各国中领先。东德是东欧集团中惟一有私人轿车的国家，东德没有失业，人人有工作，特别是妇女，就业率很高，达９０％以上。还有东德的体育成绩骄人，奥运会上奖牌居前列。这些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德国有一句谚语：“End  gut, alles  gut  （结局好，一切都好）。”但并不能说：“End  schlecht,  alles  schlecht  （结局不好，一切都不好）。”
最后，教授笑着告诉我，Ａ教授夫人，更是让人钦佩，她大骂科尔用１００马克收买人心。“我才不去领那１００马克呢，它让我感到耻辱。”她说。
我认真地听着，心里充满了困惑。一边是人民大众的欢呼，一边是知识分子的批评，一边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一边是社会主义的抗争。谁对？谁错？谁是？谁非？
后来，我把这一切讲给毛毛听，毛毛说，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错综复杂，是无法用简单的好人坏人你对我错来判断，只有等待历史的回答。
过了不久，教授家又来了一位客人：东德的B教授，也是教授当年的同窗好友。他个头不高，说话声音低沉，与A教授的热烈奔放形成极大反差。他在这里住了几天，我看到两个教授或是坐在客厅里促膝长谈，或是手拉着手在外面雪地里散步 ，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冬去春来，这是我到德国后的第一个春天。德国的春天仍然很冷，经常是雨雪交加，人们不敢脱冬装，屋里还得烧暖气。
Ｂ教授有一天突然来访，他带着一脸的气恼和沮丧，告诉教授：东部乱套了，一团糟了，过去的一切都被否定了，大学的课程都要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不许开了，就连他这个教授也被免职了，还说要重新评定职称。
教授愤怒地拍着桌子：胡闹！胡闹！东德全让他们毁了！为什么不让讲马克思？在西德，在美国，在英国，还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呢！胡闹！胡闹！
两位教授交谈了很久。
第二天，Ｂ教授要走了，教授夫妇送他到门口。他回过身拥抱了一下教授，然后，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这栋白色的小楼，突然说道：“我想住这样的房子想了一辈子。”两个教授无言以对。
夏天的时候，教授接到了Ｂ教授的一封信，他看后告诉阿姨：他们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
“写封信，支持他们。”教授说。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岁月已流逝数载，两德统一早已成为历史。也许，当时的很多事情现在才能看清，也许，过去的故事现在还在延续。
我始终从心底感谢那位中国教授，是他，给了我遮风蔽雨的庇护和德国方方面面知识的启蒙；是他，让我听到了统一大潮中的另一种声音，启发我客观全面地观察事物；当然，也是他，给我的这本书增加了生动的内容。
（四）　心中的那道墙
柏林墙倒了。
东佬、西佬这对亲兄弟，在分手几十年之后，又重新走到一起。在历史演变的大舞台上，他们有哭有笑有吵有闹，衍生出许多恩恩怨怨，演绎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日复一日，我眼睁睁地看着柏林墙两侧的德国人从泪光闪闪相拥而泣变为侧目而视互相指责，由兄弟变为路人，由亲人变为冤家……
两德统一后，西部每年要拿出成百上千亿马克帮助东部重建经济，西部公民开始心理不平衡了：钱打哪儿来？不是他科尔变出来的，是我们纳税人的血汗。西佬们开始议论纷纷，继而吵吵嚷嚷，然后是怒气冲天：统一也要付出代价呀，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东佬也不满，原以为统一后一个晚上就能赶上西部的生活水平，哪想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房租上涨，还不如以前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呢，科尔的许诺原来是一张废纸。东佬们开始不满，发牢骚，怨声载道。
东佬和西佬开战了。
西佬指责东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东佬批评西佬：傲慢无理，盛气凌人。
东佬的卫星牌小汽车，在它刚冲破障碍开进自由的西方时，西佬称赞它连汽油味都如同“芬芳的花香”，可以后这小汽车就成了西佬嘲讽的对象：难看，乏味，呆头呆脑，灰不溜秋，哪能和咱的“大众”、“宝马”、“奔驰”相比？
西佬去东部旅游，看见那边的工厂冒着黑烟，皱起了眉头；看见墙壁、屋顶、城市雕塑都被熏得黑乎乎的，皱起了眉头；看见居民公寓楼清一色的火柴盒建筑，皱起了眉头；看见有的地方居然还是一片战后废墟至今未重建，皱起了眉头；看见有的小村落，残破荒凉没有人迹，皱起了眉头……
让西佬皱眉的地方太多了：怎么搞的，几十年前你我在同一起跑线上，现在你被我甩得这样远？
西佬指责他们的东部同胞：我们每年拿出上千个亿的马克填给你们，这钱来得容易吗？我们的税收增加了，补贴取消了，收入明显减少，你们吃现成的就那么心安理得？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批评东佬只想坐等别人送来好日子。文章说战后西佬重建家园时，既没有汽车洋房，也没有旅游度假，从零开始，白手起家。这篇文章还引用了一句中国的谚语来告誡东佬：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Es ist besser,nach Hause gehen und ein Netz verknuepfen,als an den Ufern stehen und Fisch bekommen wollen）。
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家工厂打工，那是个望远镜组装厂，她找到这份工很不容易，不知跑了多少趟才被试用。有一天，她告诉我，那个厂子来了个东德大学生，高个子青年，“你猜怎么着？居然没人理他。小伙子埋头苦干，一声不吭，倒像是欠了谁的债；休息的时候，别人坐在一边说说笑笑，他缩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我都看不下去，心想他们怎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
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一件事。这天，我去超市买东西，在排队交款的时候，我身后的一位老太太一个劲向前推我，我想，她可能有急事，就转过身做了一个手势，请她到我前面先交款。可这位老太太并不往前走，反而指着排在我前面的一位穿黑衣服的妇女，悄声告诉我：她没排队，她是从ＤＤＲ（东德的简称）来的。这话让穿黑衣的妇女听到了，回过头半是生气半是委屈地说：我怎么没排队，我一直站在这里。她们两人仇视地互相瞥了一眼，各自扭过头去。
新学年开始了，早就传说着要有１００多来自东部的大学生入学，不知为什么只来了十几人。我所在的社会学系有一个东德女生，刚开课的时候教授特地介绍了她，其它德国学生很冷漠，倒是我们几个外国留学生热情地问候她。这姑娘很少说话也很少笑，脸上总带着一种忧郁的表情，她说话有口音，不太好懂，一张嘴总有人笑话她，所以她越发的不大讲话。当第二个学期开始时，见不到她了，据说转到其它城市去了。
不光东德的大学生来了，东德的教授也来了。一天，经济系的布告栏上贴了一张通知：来自东部某大学的某教授做学术报告。因为是第一位东德教授来此讲课，听课的学生很多，许多非经济系的学生也来凑热闹，大阶梯教室挤得满满的。我和毛毛坐在一起，毛毛告诉我，西德的大学生思想是很敏锐的，常爱提些尖锐的问题，看来东德教授的报告将面对不友好的挑战。果然，从报告一开始会场上就不安静，一片嗡嗡声，不断有人提问：
“您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过时了吗？”
“您认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越，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
“为什么东德经济一团糟？”
甚至还有学生起哄问道：“为什么在东德买不到香蕉？”“你们的小汽车怎么那么难看？”
这些难堪的问题往往引起一片哄笑，还有的学生叠了纸飞机满场扔。东德教授还算沉得住气，充耳不闻学生们的起哄，自顾自的把讲稿念完，掏出手绢擦擦汗走下讲台。
东佬对西佬的反击也很尖锐，报纸上不断登出名人的讲话，批评西佬以占领者的姿态盛气凌人傲慢无礼，批评科尔的许诺不过是一张废纸，批评西德政府不公平，同是德国人为什么东部的工资就比西部低三分之一还多，比如东西柏林的汽车司机，同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上，东部来的司机就比西部的司机工资少得多，还有养老金、失业救济金、各种补贴都大大低于西部。
东佬还指责西方的商品挤垮了东部的企业，大批大批西德的产品涌入东部的市场，起初，老百姓欢呼雀跃，都来买西德货，后来发现不那么妙了，自己的产品没人理，自己的工厂只有关门，自己的工人只有失业。
德国政府有一个庞大的改造东德企业的计划，但起步时很不顺利，东德遭遇了从未有过的高失业率，与失业一起上涨的还有物价、房租……
那一年，科尔又到东部各个城市访问，欢迎他的不再是掌声和鲜花，而是鸡蛋和西红柿，扔了他一脸一身。
那一年，负责将东部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的西部托管局主席罗莱德遭暗杀……
两德统一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人们始料未及的现象，引起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关注，包括我们中国留学生，经常在探讨这些问题，见仁见智，争论不休。
有的说，统一的步子太快了，明智一些，应该先帮助东德发展经济，等东西方差距逐渐缩小了再统一不迟。
有的说，政治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我是总统总理，我是统一德国的功臣，多出风头，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要由百姓承担。
有的说，东德是一块难以消化的肉，西德吞下它，吐不出来，也消化不了，当心得“胃溃疡”。
有的说，几十年隔绝地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制度下，方方面面都相差这么远，岂是说一声“统一”就能统起来的。拆一堵水泥墙容易，拆一道竖在人心中的墙就不容易了。
几年以后，我读了一本书《德国人——他们现在是谁？》，作者艾伦·沃森，是英国权威的德国问题专家。他在书中对两德统一的艰难过程有着如下描述：
随着统一的实现，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了需要清理的混乱程度以及清理要付的代价。到１９９１年中，联邦德国政府已花掉了１５００亿西德马克。
政治家们，包括总理科尔，不得不调整先前的乐观态度，自食其言。在德国１９９０年大选中，他曾充满信心地预言，不必为资助东德经济而增加税收。一年后，科尔在统一早期所持有的那种乐观主义被事实击倒了。
科尔当时的轻松心情一部分基于期望东德能有二战后西德重建时的表现，他指望德国的消费力会直接带动产量增加和财富的生成。他在１９９０年４月会见一位记者时这样解释：“如果德国没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汽车的盛世的话，我恐怕还不了解德国人，他们比较喜欢吃喝玩乐，而汽车是地位的标志，当东德有了大量的汽车时，那么理所当然他们会需要修理，然后就会大大推动修理厂的建造。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在修复旧建筑方面毫无建树，新楼也很糟糕。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在东德最高：９０％。所以你们有双份收入。妻子会说什么呢？——现在我可以要一个像样的卫生间了——就像杂志里的那样。这就会给水暖工和小工们一个特别的机会。”
重建东德经济所需的远远不止是水暖工和勤杂工。着手于这项工作的主要机构是成绩卓著的托管局，这个机构成立于１９９０年２月。它最先的任务是集中搞私有化。……第一步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东德８０００家大公司中三分之一的私有化，另一批三分之一要在大批投资和重建之后再进行私有化，估计还有三分之一会被优化下去。所有这些都要本着竞争和自由企业的精神来进行。……于是托管局被人称为“扼杀工作者”，东德的失业率急剧上涨，每星期都有成千上万工人丢掉饭碗。到１９９１年中，失业人数已增至１５０万，据可怕的预测，到那年年底，人数会上涨至３００万。人们担心最终的失业总数将占整个就业大军的５０％。
关于对东德企业进行改造，书中写道：
有三个特殊的障碍阻挡了前进的步伐，第一个是顽固不化的共产主义部门仍在多数公司的日常事务中发挥作用。大约８０％的东德经理都被解职，而不论是从西德还是在东德找到可以取而代之的称职的人选都很困难。谋求发展的西德经理不愿意跑到前途未卜的东德而毁掉自己的事业，在那儿，爱国主义似乎得不到什么物质上的回报。
第二个障碍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公司运营情况的客观数据，几十年来，开公司的共产党老板一直在对经营情况说谎。他们制造数据的技巧可比工厂生产产品的技术高明得多。
第三个棘手的问题是建立公正的所有制。在这个大多数土地和设备都归党、官方工会及国家机构所有的社会中，对谁拥有什么达成一致是极端困难的。
除了这几个特殊的障碍之外，还有更多一般性的，在调整态度上的困难。一位西柏林经营顾问，被请来帮助东柏林的一个机械工具厂，他说：“我告诉他们，应该面对一个问题，好好议一议，然后采取行动。但是他们所做的却只是讨论来讨论去，永远做不出决定。他们在损失时间和金钱，而他们对二者拥有都不多。”
这种不愿承担责任的态度激怒了许多西佬，他们指责东佬缺乏主观能动性。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统治造成了一种被动的心态，不愿意承担风险，这使西佬大为气馁。
除此之外，可以理解的是，东佬觉得西佬理应帮他们一把，提高提高生活水平。一开始给每人发放的西马克大多被用于购买消费品和旅游。这么多年来被困在自己国家中的人们发现到那些温暖而具异国风情的地方旅游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对所有东德物品的深恶痛绝——从鸡蛋到蔬菜，从家具到服装，确保了这批投入东德的资金迅速而又直接地流回西德。这对于西德的消费品公司是个好消息，从生产冰淇淋的到彩电的都捞了一笔，但对东德的农业和工业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面对这幅暗淡的灾难的图画，西德的工业界和政治精英却表现了坚定的乐观和客观。托管局的继任主席说：“我坚信我们会成功，否则我不会在这儿做这项工作。我猜想政治和社会的统一可能会需要５至１０年的时间，而头脑的统一则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五）昨日高官今安在
两德统一后，原来的东德党政领导人哪儿去了？下面记录的是１９９３年以前的情况。
最高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
在德国、俄罗斯、智利三国历时一年左右的幕前幕后周旋之后，埃里希·昂纳克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９日突然结束了他在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的流亡，被引渡回柏林，直接入监狱拘留审查。他受起诉的罪行是：与其它４名已经拘留审查了一段时间的前国防委员会成员一起，做出柏林墙边可以向企图越境逃亡者开枪的决定。
昂纳克是在１９９０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由苏军防区偷渡出境到达莫斯科的。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后，为避开俄国新政府的引渡，他走进了智利使馆。７０年代初，智利右翼军人掌权后，很多受迫害的智利左派人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受到昂纳克的款待，智利驻莫斯科大使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从友情上对昂纳克的请求是难以拒绝的。德国政府从此之后向智利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让昂纳克出使馆，而智利政府一直以昂纳克有病为主要理由不配合。但在９２年３月，俄国政府的医生在诊断后声称昂纳克无病，这之后，智利国内对昂纳克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以为昂纳克装病，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引渡的成功。在纳粹时期就坐过一次牢的７９岁的昂纳克在离开使馆前，像他从前习惯的那样，向猎奇的记者右手握拳高举，作宣誓状。图片传遍世界，给本世纪初轰轰而起、今天又呼拉而散的那场运动作了一个悲剧性的记号。
入狱后三个星期，经柏林监狱医院医生检查，昂纳克的确有病，而且是肝癌，估计最多只有两年可活。据《明镜》周刊报道，二月份俄国医生用超声波做的检查中发现肝癌扩散。
昂纳克的律师透露，他对病情的态度是，“努力不去想它”。这或许也是他从前对待政治问题的一贯态度。医生的这个诊断或许救了联邦政府一马，因为这个全社会、全世界都关注的、据说是非政治的案件之审理，依法律人士的见解，结果是难以预料的，用哪个法律为基础就很成问题。有不少专业人士甚至认为，无罪释放也是有可能的。目前，就昂纳克的病情，律师已提出取消立案，终止拘留，因为审理过程要长于昂纳克预计能活的两年。
前教育部部长昂纳克夫人不愿回德国，在送走丈夫之后，一个人奔赴智利，去她那个和智利人结婚的女儿家定居了。
（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９日，昂纳克死于智利圣地亚哥。）
昂纳克被引渡回国的当天，电视台记者试图找到一个他当年的同事采访，但是到处吃闭门羹，这些“革命战友”无一人出来说话。
这些人如今的处境如何呢？因为原东德是老人治国，“平均年龄近７０岁”，所以大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成了退休人员，。这些人的具体情况是：
原政治局成员中有三人已经去世，十一人退休，五人在拘留审查中，四名五十几岁的“年轻干部”失业，只有原东柏林市委书记在一家小报社做事，另有一人去向不详。
原国务委员会（相当于人大常委）的成员中有十五人退休，一人自杀，五人工作，工作的人中一人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做职员，两人做短工，另有两人作房地产中介人。
原部长委员会中有２７人退休，一人自杀，工作的三人都是原来某个工业部的部长，职务都是顾问。
国家安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东德秘密警察头子）
与昂纳克同案的前国家安全部长、８４岁的埃里希·米尔克，目前为了一个老案子，每星期得去出庭一次。起诉是早在１９３３年就提出了。在纳粹刚兴起不久的当时，柏林出了一件谋杀警察案，作案的似是共产党人，而共产主义青年米尔克是可疑分子之一。时间久远，证人多已不在世，或记忆不清，而主要的根据又是纳粹时期的警察、盖世太保所作的卷宗，所以这件案子的审理只能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
米尔克从前是个人人惧怕的威风人物，连昂纳克似乎也要让他几分。据原苏联驻东德大使回忆，他多次暗地里在克格勃头目安德罗波夫面前指责昂纳克，另外据称，他曾经整理过昂纳克３０年代在纳粹狱中是否叛变的材料备用。垮台前在已经松动了的人民议会上，当这个把严格控制民众的安全部发展到精益求精的顶峰的恶名远扬的人，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出：“我是爱你们的！”时，议员们哄堂大笑。昔日小心度日的议员已知道他没有权力了。没有专政机器在后撑腰的米克尔在共和国的议会讲台上的样子与一个被奚落的无助的老人一样，甚至有点令人怜悯。
在那件旧案刚开庭审理时，他总是两眼木然，在聆听起诉书时，不时会向律师询问：“我的帽子呢？”给人一个风烛残年、神智不清的老人形象。有人说：蛮可怜的，算了。也有人说：装的，大概是“革命的两手”。或许法律上也找不到他的责任，但是，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受到他管辖下的安全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情打击！他心里有数吗？
总书记克伦茨
这个共青团出身的昂纳克的王储，在位仅几个月的前总书记，如今失业在家。他仍住在原来的独家小楼里，这里绿荫如盖，原来是高干居住区。
对陌生的访客，特别是记者，克伦茨现在小心多了，尽量避免接触。从前他可不是这样。刚下台不久，他给一个《画报》记者３周的时间观察、了解他的家庭和私生活的每个角落。他强调当时不是为了拿钱，而是以为有人给了他一个说话的机会，可以向公众表达他自己的看法。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这种说话的兴趣，对记者就更没有兴趣了，而是每天花几个小时，写下他自己关切的东西。
克伦茨现在发福了，他那总是挂在脸上的憨朴的笑，现在也不见了。他在９０年出版的自传《大墙倒下时》中写道：“我不是因为失望、痛苦，也不是因为同志和环境的伤害而写。”而今天他给人的印象是失望、痛苦和受伤害的。克伦茨曾经看到过希望，他曾经在柏林的一个企业家那儿得到过一份工作，企业家让他改行学习，做住房建筑方面的咨询，每月付他６０００马克税前工资。但这个希望只是短暂的，９２年企业家自杀后，克伦茨又失业了。他的自传，发行量只有２５０００份，也没引起社会足够的兴趣，他说：“我们在生活上被整垮了。”
刚统一的时候，还有很多好事者围在他家门前，有人扔石头砸玻璃窗；而今天，几乎没有人要搭理他，清静得难以忍受。他说：“我不会离开故乡，我又能到哪里去呢？”
文化部长霍夫曼
说起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柏林墙倒下之际他对媒体的讲话时，依然很骄傲：“那些记者很吃惊。我在那样一个历史时刻仍很镇静，稳重。”而如今他一点都不受人注目了，他的言语中带着自怜的怨气。“要我抱怨吗？我才不呢，也没那么严重。”顿一顿，又说：“要是没有人想听我说什么，那就请吧，我不会为此而趴下。”
当年，这个电工出身的文化部长常喜欢打些思想开放的“擦边球”，多次引起过昂纳克等人的不满。而今天，没有人来关心这些精心策划的开放试探。昔日掌管每年４０亿马克的财政支出，如今领着每个月２１００马克的退休金，他还在一家计算机学校里教女职员使用计算机做文书工作，一个星期讲几小时的课，每月能挣４００马克的外快。
国务委员会委员克雷特
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工，今年４２岁，当时她在国务委员会里三个方面起着点辍作用：一是代表年轻人，一是代表妇女，一是代表工人。做委员时每个月至少有一天要４点钟起床，赶到柏林去开会，夜里１２点再赶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她又会准时出现在机床厂的车床旁。她很注意保持劳动者的本色，对议员的特殊待遇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现在说出来不要紧了。”她说，“那时我作为人民议员拿５００东马克，国务委员会委员有１０００东马克，还有一辆小车和司机。”（１９８５年东德人均收入为１０００多东马克。）
现在这位车工出身的前国务委员会委员突然落泪，因为在她工作了２０多年的公司的１５００多个同事中，只有３６０人还能留下来继续工作，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像她一样处于短工状态，她自己从车间主任降为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还为此感到幸运。谈起政治，她说：“不，我是不会参加任何政党的了。”说起机床厂，她又变得坚强起来：“我们的机床厂是可以整理好的，肯定，我们生产的压缩机也不比别人的差。”
省委书记艾伯莱尔
７２岁，是一个达观的人，在他身上找不到伤感，失落，自怜，他也不推卸责任，“我不否认过去，我知道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我没能实现我的生活目标，但是，那个理想还远远没有消亡。”
而他却有足够多的理由伤感。正在他准备庆祝７０岁生日的那天，柏林墙倒了，那是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挽歌取代了生日的庆贺，“那时感觉糟透了。”他说。之后，他瘫痪卧床一年，以极大的毅力又重新站起。现在这个有雄辩口才的前政治局委员在家中设计未来，“要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规划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他出身于一个“红色贵族”家庭，父亲与列宁关系密切，是德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共产国际的头面人物。全家曾因纳粹迫害流亡到苏联，在这个“希望之国”，父亲和两个伯父死在斯大林的监狱里，他也受牵连，８岁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他却不怀恨在心：“我可以不认同这个制度，但是我不能抛弃那个理想。”
现在他和夫人住在东柏林的一栋老房子里，因为房租太高，马上就要搬家。他正在写自传：“我不想加入那些‘辩护者’的行列，而是要寻找、分析失败的根源，为今后的社会主义提供前车之鉴。”
计委主任舒尔
７１岁，前计委主任，政治局委员。他和其它一些原来的同事“转折”之后从高干别墅区搬到勃兰登堡门边的工人住宅区的高楼里。窗前的景色难以勾起人的兴致，走上阳台就可以看见柏林墙的残迹，体会失败的落寞。
舒尔现在有２１００马克的退休金，这是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高的。他夫人仍在工作，“我现在是个真正的家庭妇男，”他挺自豪地说，“打扫房间，洗窗帘，还学会了买东西货比三家讨价还价。”另外他还要带４岁的小孙女。
民主德国消失了，民众已没有耐心再给执政者机会做小打小闹的改革开放了，他们要一步达到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
２０世纪末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是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社会，除了几个代表人物外，“前朝元老”们很快就被人们忘得差不多了。他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大部分人领取退休金，年轻一点的要像普通人一样学会在劳动市场上竞争，有人成功，有人不那么成功。历史已把他们存进档案馆了，而他们还得在这个新的“旧世界”里继续走完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