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评“富田事变”

《也评“富田事变”》
——兼与代向青同志商榷
孙焕臻
富田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代向青的两篇文章，即《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富田事变考》（以下简称代文），否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认为AB团1927年4月以后已不存在，肃反打AB团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些结论值得商榷。
（一）
富田事变，是由肃反打AB团引起的，为搞清富田事变，就必须搞清AB团的问题。
何谓AB团，有各种说法，笔者以为江西AB团的发起人段锡朋的一段自白可供参考。段说：“当民国十五年底，共产党把持江西党务，操纵民运，彼以党团运用，我则散漫无归。此时兄弟奉派为中央特派员，视此焦急异常。适中央（指蒋介石）由粤迁赣，遂商请中央几位常务委员，问以何术能够挽救危局。嗣后得中央命，逐仿其他各组织忠实同志之法，组织本省忠实同志，以与共产党团奋斗。因是遂由程天放、周利生、王镇寰、洪轨等同志及兄弟组织AB团，取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之义，团结一般同志，从事于反赤工作。”（《江西省文史资料选辑》1982，2期）故AB团是代表豪绅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1926年底由段锡朋等人建立，其唯一宗旨是拥蒋反共，破坏革命，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关于AB团存在的时间。代文认为，王键民在《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引程天放的说法“迨‘四二’事件发生，省党部被摧毁，而AB团亦解体，寿命仅三个月”，是可信的，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笔者以为，此种说法不足信，基本不符合历史事实。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陈贻琛先生在所著之《AB团与改组派在江西活动的见闻》一文中说：“AB团的发起人程天放、洪轨、王镇寰等各立门户，与段锡朋分道扬镳的事实看，昔日的AB团是已解散；但昔日AB团角色中，仍有一部分人，始终亲近段锡朋，受他的影响，并仰仗他的势力，在国民党内争权夺利，也是事实。人们以后所称的AB团，系指这帮子人及其在国民党内勾心斗角的事”，接着陈又叙述了自“四.二”之后，AB团同改组派在江西的斗争情况，及AB团如何在国民党中央陈果夫的支持下重新把持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后来在狗咬狗的斗争中又被搞垮的历史过程。这充分说明AB团在江西省上层国民党派系的争斗中，自“四。二”之后到三四年以前，始终没有停止活动，以段锡朋为总头目的AB团，不管怎么“摇身善变，但变来变去仍是万变不离宗，替蒋介石卖力。”（《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2、2期P141）
不仅上层AB团作为拥蒋反共的工具在活动；下层AB团活动有从未止息，特别在段锡朋的家乡赣西南尤甚。刘九峰在回忆中说：AB团头号人物段锡朋，跟在“蒋总司令”后面，窜到南昌，为了拥蒋反共发展势力，“便从教育界拉些落后教师，在社会上找投机分子和臭味相投的同乡，封官许愿，招兵买马，作为AB团的骨干分子，组成反共首脑部。同时，他们的黑手也伸到了各县，把当地土豪劣绅、流氓地痞、反动武装等都作为AB团拉拢和发展的对象，造成AB团的依靠力量和社会基础。”（《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2期P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也有大量史料记载了“四二”之后AB团在江西，尤其在赣西南活动的情况。由上述可知，代文认为“四二”风暴“摧挎了段锡朋等人组织的AB团”，其“寿命仅三个月”，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关于总前委领导打AB团的原因，代文只一笔带过，给人一种肃反是无中生有的感觉。其实，总前委所以在1930年10月打下吉安之后，开始肃反、打AB团，事出有因。正如美籍中国女作家韩素音在《早晨的洪流》中指出：“一九三0年十月十三日，毛率红军打下吉安，在缴获的国民党警方文件中，朱德发现了证据，证明这个地区的某些共产党军官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属于所谓AB团，朱和毛曾同这些人打过交道。此外，他还从那里捕获了蒋进行第一次‘围剿’的作战计划，不久这个计划就付诸实施，向毛和朱德所创建的根据地进攻了。”当时任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的郭化若同志在回忆中也说：“AB团在当时肯定是有的。我们从两个迹象可以看出：1、红十二军成立之初，军长伍中豪在福建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就是AB团告密的；2、小布埋伏打不成，被谭敌发觉，也是由于AB团告密。这就说明有反革命。”（《回忆中央苏区》P142-143）当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的曾山同志在回忆中也指出：“当时曾在陂头开过一次两万多人的群众公审大会，公审以后还杀了两个AB团分子的组织者。但那时为了全力打开吉安城，以求把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所以未能进一步深入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以后是主力红军内部也发现了反革命AB团的破坏活动，所以进行了肃反。肃反中牵涉到地方省苏部长级的一些人中，也有AB团分子。总前委考虑到这种情况，为了巩固部队和地方党的组织，以利粉碎敌人‘围剿’，决定帮助地方肃反，这才派李韶九率一个连来富田。”（《回忆中央苏区》P17、18）
从以上诸多引文中，我们可清楚看出，红军打下吉安后，在敌人的文件中发现AB团钻入我苏区和红军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阴谋，同时在对敌作战和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内部也发现了反革命分子和AB团的破坏活动。作为当时红军和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总前委，决定整顿内部，肃清反革命的破坏和捣乱，为在军情极为急迫，面临敌人第一次军事“围剿”时做好政治准备，这是必要的和及时的。这就是打开吉安后，总前委决定肃反打AB团的原因所在。
（二）
关于富田事变的发生及经过。许多亲历其境的老同志的回忆基本一致，在此笔者仅引当时的直接当事人曾山同志的回忆及有关资料，以分析认定富田事变的性质和有关问题。
曾山同志在回忆中说：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带领一个红军连队由东固下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肃反，李韶九来时带有总前委的指示信，由我和陈正人同志亲收。来信中说：省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苏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都是AB团。因为当时敌人第一次“进剿”的反动军队已迫近苏区边界，形势十分紧张，要我们立即解除他们的职务，把他们监视起来。当时省行委同意了总前委的意见，于是把李白芳、金万邦、周冕等人暂免现职，监视审查。并决定陈正人同志带一个排去河西特委传达总前委指示。后来总前委又派古柏同志来省委协助肃反。古柏同志来省委以后，李韶九带一个排到东固去找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和军长刘铁超商量在红二十军直属部队内进行肃反。而且把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捕起来，进行审查。这才发现二十军独立营营长刘敌也是AB团分子。此人和李是同乡。李韶九找他谈了话，但没有逮捕他。刘敌回去便鼓励全营战士说：“李韶九这个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捉我们。”并率领全营部队攻进军部释放了谢汉昌，把军长刘铁超捉了起来。接着又捉了中央特派员易尔士和李韶九。政委曾炳春见情势不好，离开部队回了家。李韶九被捕后，说服了看守的卫兵放了他，跑到君埠街，向毛泽东天下汇报了二十军部分部队暴动的情况。谢汉昌刘敌带领二十军军部直属部队约四百人，星夜冲向富田，出其不意地缴了省苏警卫连的枪，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机关，释放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等被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并下令逮捕曾山、陈正人古柏同志。曾山、古柏同志听到枪声后于乱中脱险。曾山同志回家暂避，并把情况向当地党组织作了说明；古柏同志经兴国到宁都黄陂向总前委汇报了刘敌等反革命暴动的情况。
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等被刘敌谢汉昌释放后，即在富田召集群众大会，高呼“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恶毒攻击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杀害了许多在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年代》P329）当红一方面军一部赶来营救时，段良弼等已由泰和罗家圩渡过赣江，并把红二十军两个团也拉到了河西。他们沿途到处张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毛泽东勾引白军反水”的反动标语。接着以永阳为中心控制了河西各县。这就是富田事变的基本经过。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决不是如代文所说，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分裂红军，拉部队倒戈到河西后，继续扩大事态。他们在永阳非法成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下令通缉曾山、陈正人等同志，还以假行省、行委、省苏的名义，通过各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机关，对红军实行封锁，并派遣专人到处滥造谣言，蛊惑民众，企图使红军同民众隔绝，使我第一次反“围剿”归于失败。尤其卑劣的是，使用各种无耻方法，捏造假信，妄图挑拨毛朱彭黄的关系，借以分裂革命队伍，从内部瓦解革命，起公开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段良弼等在河西，以是否反对毛泽东为界限，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包围了第三分校，并派人游说分校党委书记陈东日同志参加打倒毛泽东的反革命活动。陈东日拥护毛泽东，反对他们的反革命分裂活动，于12月16日率学生突围，后又写信给总前委和周以栗同志，揭露段良弼等人的反革命阴谋。段等立即派了受欺骗的肖以佐曾觉非指挥不明真相的红军赣西独立师第一团22营分三路追击。陈东日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严重后果，仅仅掩护退却，避免正面作战。结果一部分学生被杀害；一部分学生被逼到横江渡，向红一方面军集结的地区转移；陈东日带领一部分学生，向官田方向突围，后经安福永新转移到湘东南。
陈正人为传达总前委的指示，于12月14日抵达赣西行委，看到了通缉曾山、陈正人的反革命命令，才知道发生富田事变，情况紧急。陈即带领红军一个连协同赣西行委到北路行委。16日下午到塘东，与周冕带领的受骗的20军一个团遭遇，红军一连人被缴械，赣西行委被冲散，陈正人转移到北路行委避难。
段良弼等不但致信朱、彭、黄、滕等挑拨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而且还以毛泽东的名义伪造假信给古柏，要古柏逼AB团分子招供出朱彭黄滕是“AB团主犯”，“以便早日捕杀”。关于他们制造假信的情况，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说：“在富田事变时，有人伪造毛主席笔迹写信给古柏同志，要古柏在审判AB团案件中，审出彭德怀是AB团。象这样挑拨一、三军团关系，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事，我当时立即认识到那是一个挑拨一、三军团关系的阴谋，一点犹豫和怀疑也是没有的。并且立即召集了三军团前委扩大会议揭穿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指段等的假‘行委’——笔者注）这一挑拨阴谋。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反革命性质的富田事变，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立即将伪造的信送给毛主席。”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朱德同志那里。当时任红一方面军政委办公室秘书的李井泉在回忆中说：“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那时，东固来了个刘副官。到了黄陂，用毛泽东同志名义写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总司令那里。信的内容是说朱总司令怎么不好，落款是用英文签名。这下就露了马脚。朱总司令一看，就说毛泽东同志写信从来不用英文签名，这是个阴谋。于是把这封信公开了。”（《回忆中央苏区》P144）
总之，从AB团及富田事变的目的及其给当时中央苏区造成的严重危害看，论定它属于反革命性质，非但不是凭空捏造，而且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三）
围绕对富田事变的解决及对其性质的认识上，历史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从富田事变发生，到对富田事变的性质的认识及对其解决，总前委的主要领导毛朱彭黄等意见都是一致的。也只有这种团结一致，才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带领苏区军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在此情况下，上海党中央派项英来中央苏区，组织苏区中央局，并进一步处理富田事变。项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与总前委及当时中央苏区党政军大多数领导同志是有分歧的。项英也认为，“富田事变，在客观上无疑是反党反革命的行动”。但他又说，“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苏区中央局通告第11号》1931年2月19日）因而他在处理上，不将极少数反革命首恶分子与广大受蒙骗的红军指战员相区别，一律采取所谓“教育”的方法，采取“双方处罚”，“以求和平了事”的无原则的右倾态度。
代文不但认为项英的态度和处置方法是正确的，甚至比项英还后退了一步，不承认是反革命事变。笔者认为判断一个事件的性质，主要应以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作标准。当时正值蒋介石对我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危机关头，刘敌等人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指向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叛变于东固，公然武装反抗总前委的领导，拘捕中央巡视员易尔士、总前委的代表李韶九和20军军长刘铁超等同志，包围并捣毁省行委和省苏政权，攻打红军学校，收缴红军警卫连枪械，把队伍拖过河西，煽动各地群众反对红军，到处张贴反动标语，制造假信，制造谣言，挑拨离间，企图破坏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这一切不都是最明显的反革命叛变的事实吗？至于代文讲到刘敌等人是“刀压在脖子上”被迫武装反抗，这更是不切实际的。总前委给曾山、陈正人同志的指示信，是根据“破获AB团重要首领刘天岳、曾昭汉、赵晓之等，一致供认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均是AB团要人”，于是和省苏、省行委主要领导同志曾山、陈正人商量后将其免职，监视审查，这丝毫谈不到“刀压在脖子上”；何况对刘敌，李韶九徇私情，将其放走，就更谈不上刀压在脖子上。尽管因肃反没有经验而扩大化、简单化，甚至搞了刑讯逼供，但总前委根据当时的紧急形势，指示将其免职，监视审查，是必要的，也是符合政策的，无可厚非。
在给富田事变定性问题上，不仅当时总前委所有领导人意见是一致的；后来来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参加的中央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也一致肯定了总前委的意见，而否定了项英的意见；就连1931年11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党代会，即（赣南会议）也不得不承认“富田事变是AB团反革命的暴动，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指总前委——笔者注），对于这个事变的处置方法是完全正确的”；至1931年底，周恩来同志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由他主持制定的《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也明确肯定了“富田事变是AB团所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给了AB团一个致命打击，破获了AB团的重要组织，巩固了苏维埃的政权”，并具体指出，“总前委领导时期，对于镇压富田反革命暴动的处置，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总前委领导打AB团有没有错误？有。主要是因为没有经验，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开始阶段搞了刑讯逼供，结果给革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是应当永远吸取的历史教训。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曾作过正确的分析评价。他在1980年10月25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P265）关于这个情况谭震林在回忆中也谈到：“黄陂会议是在解决了军队肃反问题后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军一级干部，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肃反扩大化，李韶九有责任。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肃反出现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回忆中央苏区》P148）关于这个情况，李井泉、郭化若、肖克等同志在回忆中也都谈到。
但后来，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就把毛泽东同志在肃反打AB团中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抛弃了，并且更大规模的捉人、杀人，造成了肃反严重的扩大化。1931年8月，甚至将红20军中排长以上的干部都捉来，杀了许多。但这个问题的责任必须分清，因为对后来中央代表团所搞的肃反扩大化，毛泽东同志是不同意的。他们是要“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右倾”，并从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开始，党内就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同志。
江西一位叫文宏的，把肃反扩大化的一切罪过，统统推到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头上，并推断：第一次大肃反（指打下吉安后开始的肃反——这是文宏划分的——笔者注），红军中一共抓了四千多AB团，杀掉了二千多人。（《江西省文史资料选辑》1982，2期）他这种推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可从当时的原始文件中找到证据。如总前委于1930年12月22日在黄陂发布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中指出：“敌人在我们军队中安的AB团暴动，都被我们打的精光，杀了几十个总团长，共总打了四千多AB团。”同样这个事实还可从韩素音著的《早晨的洪流》中得到印证，他写道：“在前述红军所逮捕的四千多人中，只有已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才被处决；大约四百至五百人受审判罪。其他的经调查和教育后释放。”
其次，我们还可从对李文林、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的处理上，也可看出。自黄陂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经验教训，强调了重证据，不搞逼供信，不能随便杀人。可是中央代表团推翻了这些正确的决定，乱抓乱杀，更加扩大化。如对李文林，郭化若在回忆中说：“我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回忆中央苏区》P141）苏区中央局从1932年开始，集中火力反“右倾”这个“主要危险”，在肃反工作中，认为“消极”是“最危险的障碍”。结果，在所谓纪念“五卅”大会时，分别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押送各县处决。这与毛泽东同志没有丝毫关系！
总之，自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全面贯彻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肃反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
（ 作者单位：中共铜仁地委党校）
1987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