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富田事变

京人

一. 前言

中国共产党在其武装斗争早期，在各个根据地都发动过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其中

江西瑞金苏区、闽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都使成千上万共产党人遭到杀害。邓子恢和邓发等人在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作家茅盾之兄）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进行的肃反，动辙便把一支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大部杀光，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夏曦在洪湖苏区的肃反更是登峰造极，几年内使红二军团的兵员从三万锐减到三千，没有人想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到最后，红三军（红二军团）党组织解散，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个党员。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和许多其他早期红军将领自三十年代初以后就永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蒋介石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国内的党史专家们一向把这些肃反归咎于王明路线，但是很难想像，躲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共中央一声令下，便可使那些拥兵自重的游击队领袖在千里之外人头落地。主持历次肃反的，实际上是各根据地的领导人。除了因对形势错误估计而引起的猜疑之外，派系间的权力之争是进行这些屠杀的更重要因素。毛泽东在瑞金苏区发动的清查AB团运动，更是开始于王明路线形成之前，终于导致了富田事变。王明上台之后，在这个事件的解决上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他对党内异己进行了更为惨烈的屠杀。这是中共党内的第一次大规模肃反，对以后的肃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于七十年代末，在大学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一篇关于富田事变的文章，发表在《党史研究》上，作者的名字已经忘记了。直至现在，国内的许多文章、书籍在谈到这个事变时，仍然是“为贤者讳”。而当时发表这篇文章更要有勇气。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我对富田事变的兴趣。

京人不是文史专业，读读历史只不过是嗜好，做不出自己的学问。这篇文字主要取材于以下有大量篇幅涉及富田事变的书和文章：《陈毅传》，中国当代人物传记编写组，中国当代人物传记出版社；《项英传》，王辅一，中共党史出版社；《黄克诚自述》；《魂飘重宵九－－苏区肃反大纪实》，刘秉荣，花山文艺出版社；《论肃“AB团”误区的形成》，武国有，《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二. 何谓AB团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AB团的创建人段锡朋在1931年曾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

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把持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AB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AB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

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成为共产党内部整肃的理由。

三.江西瑞金苏区

江西瑞金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闽西苏区），在江西省南部，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4军、彭德怀和黄公略领导的红5军以及赖经邦和李文林等人领导的江西红军各独立团建立。

到1930年，中央苏区的体制已经完备，建立了红军一方面军，由红一军团（在红4军和江西红军各独立团组成的红6军基础上组建，亦辖闽西的红12军）和红三军团（在红5军基础上组建）组成。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毛泽东当时还担任总前委书记，兼管中央苏区的军事、党务。在江西地方党务方面，总前委下设有赣西南特委（所涉区域包括赣西、赣南和湘赣边，并非仅指江西的西南部）。毛泽东并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江西苏区的具体地方政务，则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负责，其主席是曾山。

由此可见，1930年时，毛泽东已经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四. 肃清AB团运动的起因

如前文所述，AB团自从在1927年4月被摧毁之后，就从来没有死灰复燃。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后的许多文件中仍然提到AB团的存在，这是对形势估计的错误。作为一个四面受敌的政党和武装集团，时时怀疑内部潜伏着敌对势力也情有可原。但是，在1930年夏季以前，这种怀疑并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整肃。

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有时不太买账。就连毛泽东的嫡系红4军里也是如此。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便提到了这种倾向。

1929年下半年开始，赣西南的党组织（其时赣西南特委尚未建立）与总前委之间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主要集中于两点：

1. 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田，反对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以免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并影响生产。而毛泽东等人则认为，平分土地能广泛争取群众，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只是对富农有利。

2. 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还不成熟。群众怕像井岗山根据地那样，“今天苏维埃，明天又坍台”。但前委却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草率点、粗俗点不要紧。

这种分歧，仅仅是斗争策略上的认识分歧。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却把赣西南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说什么“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冲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

1930年2月，毛泽东主持成立了赣西南特委。

1930年3月，召开了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认为，赣西南地方党组

的所作所为“都是地主富农思想在党内抑压群众斗争的结果，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并指责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完全是地主富农的主张”。后来，这种指责又继续上纲，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

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

五. 如火如荼的清查AB团运动

赣西南的“AB团”首先是在安福、纯化、兴国、莲花等地方破获的，开始时，只是“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最后各区相继破获”（《赣西南的报告》）。清查出来的“AB团分子”一一招供，运动很快就扩展到军内，又从军内扩展到江西省行委。《赣西南的报告》中说：“过去江西省行委及前赣西南特委，充满了AB团分子，……中西南北中各路行委大部以至全部负责人都是AB团，县区委以至于支部都冲塞着许多AB团。”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

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

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

怎么会有那么多“AB团分子”呢？一句话，“苦打成招”。请看1930年9月24日的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是如何布置的：

“AB团非常阴险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不断的严刑审问，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是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当时苏区肃反时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压杠子、坐老虎凳等等。

众多的AB团分子，就是这么一供十、十供百“查”出来的。

六. 富田事变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当时李文林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因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李韶九当时的职务，是红一方面军秘书长和肃反委员会主任。接着，总前委又派古柏前往协助李韶九。此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

红20军147团政委刘敌和李韶九是同乡，也被怀疑是AB团。但是，李韶九看在同乡的面子上，事先向刘敌通了个口信，让他自己坦白，“免受皮肉之苦”。但是，刘敌并没有坦白，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回到部队，集合了一个营，进行了动员，把李韶九指为反革命。李韶九当时在红20军中已经激起了众怒，干部、战士们一听说他是反革命，都义愤填膺，于是跟着刘敌包围了军部，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当成AB团分子关押的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谢汉昌在获救后随即带领红20军攻下富田镇，占领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段良弼和省委秘书李白芳。李韶九也被活捉，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被捉住的，还有中央委员易尔士，后来，这成了红20军的主要罪状之一。

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

这就是富田事变。

七. 事变之后的红20军

富田事变发生之后，当时任红12军军长的陈毅奉总前委指示，带领一个连的人前往红20军驻地，兵不血刃，说服红20军释放了被他们扣押的人，包括李韶九。此后，陈毅获任命为赣西南特委书记。

此时，红20军领导人们又做了一件事，成为其主要罪状之一。

毛泽东一手发动了清查AB团运动，是大肆屠杀红军将士和江西地方干部的主使者，自然为红20军上下所痛恨。但是，红20军无时不想重新归队，其最终目标，只不过是让朱、彭、黄取毛泽东而代之。而红20军领导人为此想到的一个办法，是离间毛泽东与朱、彭、黄的关系。于是，红20军领导人以毛泽东的口气写了一封信，诡称是在富田事变中缴获的，派人送与彭德怀和朱德。信中说：“古柏同志：……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代远）、彭系红军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拼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彭德怀和朱德在分别收到红20军的信后，都没有相信。彭德怀亲笔写了拥护毛泽东的信，派人交与毛，并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的宣言。之后，彭德怀和滕代远亲自到总前委请毛泽东到红三军团讲了话。朱德、黄公略在收到伪造的信后，又约集彭德怀，三人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

红20军领袖们的这个失败的离间计，也是他们至今不得翻案的理由之一。黄克诚在八十年代写的《自述》中，虽然对清查AB团和富田事变的处理痛心疾首，但也认为谢汉昌等伪造这封信是件“非常坏的事”。

在此之后，谢汉昌、刘敌和李白芳等人为避免与其他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率部渡过赣江，到了永阳一带。红20军此时虽然脱离了总前委的领导，但没有一人投敌，而是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并积极准备攻打白军占领下的吉安。

八. 对富田事变的两种态度

富田事变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说：“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据黄克诚回忆，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一篇六言体的《讨逆檄文》，其中说：“段谢刘李诸逆，叛变始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据肖克的回忆，其中还有这么两句：“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连”。

但是，这时已经是193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把中央局设在农村地区的决定，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泽东之上（中央局正式书记是周恩来，但他当时在上海，不能到任）。项英一上任，正赶上苏区到处在抓AB团，富田事变已经发生。项英立刻感到清查AB团运动过火了，不相信红军和共产党中会有这么多的AB团。因此，他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项英并对富田事变进行了调查，听取了两方面的意见，随即在中央局做出决定，发表通告称：“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项英又通知红20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并到黄陂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黄陂，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红20军也在原被赶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劝说下回到了赣江以东。项英在中央局会议之后对红20军领袖们的检讨感到满意，随即派被毛泽东列为“段谢刘李诸逆”之首的段良弼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这一安

排也反映了项英对红20军的同情。

九. 悲惨的结局

这时，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23日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发出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内称：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做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尽管这一通知还没有给富田事变最后定性，但其倾向性已经很明显了。中共中央在收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报告后，又于3月28日就富田事变做出决议，其中将富田事变定性，称其为“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决议又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

中共中央在上述通告中提到的派往苏区的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组成，党史上称为“三人团”，由任弼时任团长。

作为钦差大臣的三人团于4月到达江西后，参加了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局扩大会议。

任弼时等人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包括其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并在毛泽东和项英的争执中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批评了项英。此次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称：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该决议把富田事变称为“反革命暴动”，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会后，经任弼时等报请，中共中央撤消了项英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中共中央把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处理的精神传达到了每个苏区，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毛泽东有了任弼时等人带来的尚方宝剑，重掌了中央苏区的大权。接着，他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

李韶九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以加倍的疯狂在赣西南地区进行清洗和屠杀，对红20军将士进行报复。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捕，并被处决。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20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也被处决。红20军被全体缴械，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捕，绝大多数被处决，许多战士也未能幸免。红20军被解散，虎口余生的战士被编入了红7军。在整个赣西南地区，人人自危，不少县的地方干部大部分遭到杀害，甚至连普通农民也在整肃之列。和此时的规模相比，1930年的清查AB团运动已经相形见绌了。到了1932年，江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倒行逆施引起天怒人怨，李韶九终于成了替罪羊，受到了撤职和留党查看半年的处分。

十. 后记

如本文开始时所述，毛泽东一手发动大规模的清查AB团运动，以酷刑逼供的手段罗织罪名，滥杀无辜，终于引起了富田事变。事变之后，他在王明的支持下，对党内、军内的异己分子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屠杀。然而，中国国内以往都把清查AB团的错误全部算在王明头上，甚至算在项英头上。但是，江西苏区清查AB团的运动是在1930年5月开始，王明则是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才掌握实权，项英也是在1931年1月到达江西的（那个时候，从上海进入苏区往往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这笔账无论如何算不到他们头上。况且，项英一直反对毛泽东在清查AB团中的过火行为。

中国当代人物出版社出版的《陈毅传》红皮精装，用雪白的高级凸版纸印刷，一看就是有来头的书。该书在述及清查AB团运动和富田事变的处理过程时，只字不提毛泽东，而是顺带说了一句，“当时，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时至九十年代，还用这种春秋笔法委过他人，替毛泽东开脱，使人不禁对下面提到的该书关于陈毅的描述产生怀疑。

陈毅在富田事变发生后营救出了李韶九等人，之后又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陈毅传》中说，陈毅在后来抵制了李韶九等人对红20军和赣西南地方干部的清算，营救了一些被打成AB团的人，以致李韶九想把他也打成AB团总团长。据该书的描写，陈毅听到李韶九的威胁后说，“我手下的这几条枪也不是吃素的”。但是，较老版本的陈毅传记中都把此时的陈毅说成是毛泽东路线的坚决捍　　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

　　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二十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

　　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富田事变。

　　当晚,事变的领导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毛是“许克祥第二”。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决定红二十军向西开拔,渡过赣江,进驻永阳。

　　第二天一早,二十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士兵大会。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时,段等人接受了批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得知党中央经济十分拮据,事变领导人还决定将所有的200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送交中央。1月5日,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见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幸又不幸的是: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段良弼就发觉情况有变,一个人悄悄走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断了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杀。

　　段良弼走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白军作斗争。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

　　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此时,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

　　4月17日,任弼时一行3人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正确意见,撤消了项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不幸的是:第二天,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正渡过赣江,往苏区中央局青圹村走来。但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解决纠纷”的党的会议不准召开,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他们将大难临头,以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已经组成。

　　他们一行刚走进青圹村,立即被一网打尽,接着就召开了公审他们的大会。然而,审判中这些被诬陷的忠良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AB团。但会后,“罪魁祸首”刘敌仍被当即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不久也先后被处决。

　　4月19日,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备受猜忌和歧视的红二十军指战员,这时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抗敌斗争,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还打了几个大胜仗。不久,红二十军奉命边打边走,向兴国,于都一带转移。七月,他们一路风尘,辗转到达于都平头寨,没有人知道,平头寨是红二十军生命的最后一站。山里的清晨特别凉爽,吃罢早饭,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 肖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二十军的番号被宣布撤消。不久,又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

　　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红二十军的处置后,“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滥杀了成千上万对革命耿耿忠心的优秀儿女。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AB团”这一类的组织。

　　1949年以后,中央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又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了反。然而遗憾的是按照规定,这些人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为烈士。至于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则因中央代表团的定性,成了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