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殴的“钱文忠语录” - 老愚的日志 - 网易博客

如日中天的钱文忠教授，因两本“语录”而遭“围殴”。奇怪的是，除了一些粉丝的激烈反应外，至今尚未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打抱不平。
不喜欢钱文忠的人，有他们的理由。季羡林关门弟子称呼、跪拜事件以及乌龟事件，他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刻意包装自己的“进取者”的形象，有人甚至把钱文忠的出名归之于“会忽悠”。这对他肯定是不公平的。一个人的出名背后，一定有难为外人道的故事。但何以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则冥冥中似有定数。借用季羡林先生的话，除了勤奋和天才外，机遇也不可或缺。
机遇是什么？是你全部人际关系的总和，以及由此造成的某个气场，但关键在于，你要有设计、廓清自己道路的能力——借力发力，最终脱颖而出，一跃而站在时代的潮头。成功者能说出来的秘诀都不是秘诀，更不能用来复制，留在他们心底某个角落并时时令他们暗自发痒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秘诀。这样的秘诀同样不可以复制。
所以，我们即使想嫉妒一个人，也未必能找到嫉妒他的理由。
粉丝们对批评自己偶像的人常用的词就是“嫉妒”。殊不知，这个词的杀伤力几乎为零。套用易中天先生的话，真正的批评不问动机。
第一个批评钱文忠教授的是厉鬼，他在“周立波很无意地打开了我们民族长期以来的一个巨大心结，他发现文革最大的特点是荒诞，于是用了反讽的东西，把这些过去当笑话谈。当一件东西可以被嘲讽时，说明这件事情已过去了。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化解了我们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这条语录下点评道：“文革真的可以如此化解么？想想余秋雨大师的死不忏悔，不由会心。”
可以说，厉鬼的十五条点评，企图指出钱文忠教授的政治硬伤：颂扬威权体制，处处显示某种故作的政治正确等等。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实际上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现在所讲的传统，基本上是清朝雍正以后形成的，与汉代、宋代、明代的到底有多大关系，很难说。”
企图从逻辑上打击钱文忠教授的是刘仰先生。他在题为《看不懂的钱文忠》一文里，抓住对象的逻辑“缺陷”穷追不舍：既然中国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那些批判中国传统的人，批的都是什么东西？既然没有一个传统，又何来“不讲公德，不讲秩序，不尊重法律”的“中国传统的致命伤”？
他似乎找到了钱文忠的软肋。刘仰最俏皮的或许是这句话：“钱文忠教授的长相有点讨喜，让人觉得他随时都要向你说几句悄悄话。”
最“残忍”的恐怕要算文化评论家叶匡政先生了。“白开水般的语录”，他如此评论“钱文忠语录”——“书中的观点貌似正确，却极为平庸，是典型的大路货语录。翻看这两本书，很难想象这样的知识和话语结构，竟可以四处演讲，兜售自己的观点。”“他在书中呈现对社会和历史的批评，包括对余秋雨、刘翔、于丹等人的评论，处处显示了人情和商业的诱惑，功利性非常明显。”
最有打击力的论断也许是，叶匡政认为，钱文忠根本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无论是他对和谐、中庸，还是孝道这样的儒家核心观，理解得都极为片面。”他举例说，钱氏认为“和”的意思就是“和谐、和平、融合”之意，其实，“和”的前提是承认异端，”“和而不同”主张人的独立性，主张在尊重个体观念独立和差别的前提下，寻找人的共通之处，这也是儒家求“道”的根本。
批评家摩罗可谓钱文忠的“知音”，他发明了一个颇为新颖的概念——“文化迷彩服症”为钱文忠解围：“虽然主观上愿意尊重传统文化，但是真正融会、领悟终究不易，最后也许只能在皮肤上涂一点传统文化的颜色，直把自己涂成迷彩服——不东不西、不土不洋、不黄不绿。说得简单一点，没有本色，因为无根无本。”
文化迷彩服病症患者的表现是，在某种语境中“对传统文化表现出十足的敬意，可是刚一转身，又可能不经意间显示出某种不恭。”因为“骨子里缺乏对母文化的虔诚和信任”。他认为，“这种病毒从清末一直流布至今，百余年来几代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没有足够的免疫力。”他认为，“文化迷彩服病症主要从一些文化名人身上表现出来，实际上这种病毒已经牢牢盘踞在文化界和思想界的神经元上，只是不为公众所注意。在下一代主导的时代，文化界和思想界神经元上的这些病毒将会爆发，文化人群体将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分裂。”
这样，他就巧妙地将刘仰叶匡政等人对钱文忠的批评，转移到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身上。他特意用“我们”“自己”等词，把钱文忠教授从窘境中解脱出来，意思是，批评钱文忠就是批评我们自己，且先认清我们自己身上的毛病吧。“我们这代人，需要经过怎样的补课和改造，才能克服那种文化迷彩服病症，真正理解和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要经过怎样的接续和改造，才能成为指导我们民族复兴的法宝？”
真正的问题或许是，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担当者，布道者何时能把自己所传布的东西，当成真的去实行，也就是知行合一，我得道我快乐故我传道。如果仅仅把它看做一个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巧舌如簧，让信众信，自己却数钱窃笑，那就真应验了摩罗先生苦心发明的这个词了，文化迷彩服——伪装自己，以传统文化为皮，本身还是一个丛林中未开化的野人。
信，然后行，才有说服力。这恐怕是褪去文化迷彩服的唯一途径。
现在看来，“语录”或许连累了钱文忠教授。其实，他并不愿意叫“语录”，他想叫的名字是“钱文忠的话语”，卸去神圣的外衣，或许能让批评者平心静气一些？由此少一些因“嫉妒”而生的批评？如果让批评家们去读《毛主席语录》，他们也一定会发现问题，甚至比《钱文忠语录》里的还多？
原载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