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 （第一册） - 素以为绚 - 鳳兮 - 和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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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斋小传】
王静斋〔1883—1953〕，名功镇，山东历城人。世代业医，自学成才。青年时代在当地即有医名，后悬壶济南，一九二八年起在天津操业，井巡诊于京、唐、保等地，声誉日隆，成为一时名医。精通医理，擅长湿病，又精儿科，著有《养生医药浅说》等。解放后，被天津市卫生局聘为市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
我家世代业医，曾祖父王允中，祖父王晋封，均为当时名医，事迹载历城县志。先父王静斋幼失怙恃，惧祖业之将坠，乃勤求古训，努力钻研，年甫弱冠而医名已著。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一面设塾课徒，一面在当地行医，一时颇具威望。后移寓济南，设一小药铺，前面卖药，后面为诊室。此时被选为山东省议会议员，但仍以行医为正式职业。一九二五年到大连出诊，治愈濒危之小儿，病家为表示谢意，介绍到直隶(即河北省)两摄县篆。北伐后(一九二八年)退居天津，仍理旧业，誉隆遐迩，时到北京、保定、唐山，北戴河等地出诊。诊余之暇，著有《养生医药浅说》行世。解放前后，屡被天津市卫生局聘为中医考试委员。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极为友好，每逢孔先生来津出诊，即与终日相聚，探讨病理，互相会诊，在当时中医界传为佳话。
医学渊源
先父读儒书时，即取《内经》、《难经》而读之。数年，以为医学一道，非《内经》不足以明其理。熟读《内经》以后，继之以《本草经》、《伤寒》《金匮》，均能熟诵，至老不忘。认为熟读《内经》则增人智慧，于病理可左右逢源，熟读《本草》则方自我出，不受古方局限，熟读《伤寒》、《金匮》，则辨证施治有法可循。正如朱丹溪所说“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有方无论，无以识病，有论无方，何以模仿。”又说：“仲景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见《格致余论》)先父认为《内经》文词古奥，初学颇不易读，须广看各家注解，其义始通。王太仆为注《素问》之先河，其中有很多精辟之处，如“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此注解诚高出千古。马元台、张隐庵之注解，亦有超乎前贤之处。如《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王注，四维为筋骨血肉；马张二人注，四维为四肢，似较王注为优。正如虞天民说：“《内经》其书深而要，其旨邃以弘，其考辩信而有征，是当为医家之宗。”(《医学正传》)我初学医时，先父即教导说：学医要从四部经典著作入手，熟读以后，再博览群书；经过认真临床，方能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如《千金》、《外台》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金元四家，补前人所不及。历代各家著作及名医医案，须要多读多看。总之，开卷有益也。尤其清代叶天士之《温热论》，吴鞠通之《温病条辨》、王盂英之《温热经纬》更为必读之书。然先父临床运用，不执前人成见，师古而不泥古，不论经方时方，善于化裁。如在治温病之神昏谵语时，常配一种粉剂，处方为：羚羊角、犀角各1克，麝香、牛黄，珍珠粉、薄荷冰各0．3克，琥珀5克，冰片0．3克，朱砂5克。同研细，大人海服2克，小儿每服1克。此方即由局方至宝丹化裁而来，对温病之神昏谵语及剧烈头痛，疗效突出，较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药力单纯，直达病所。尝谓以古方治新病，譬如拆旧屋盖新房，必须经匠人之手而后可。量体裁衣，自无不合，削足适履，定受其害。
先父治学，既不厚古薄今，也不是今非古，既不主中排酉，也不泥古不化。常谓吴鞠通之《温病条辨》似主杂气，实偏于阴虚，故药多寒凉，陈修园之书，偏于阳虚，故药多温补。二人虽各有所偏，因其所处之时代不同，气运各异也。如中西医书，汗牛充栋，约其宗旨，要皆在济人利物。西医之言细菌，即中医所谓病邪，西医能杀菌灭毒，中医亦能杀菌灭毒。如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承气汤，或表或化，或吐或下，使邪尽而病愈者，皆杀菌之法也。中西医所操之术不同，而治病教人的目的则同，当互相取长补短，只要有利于病者，医何分中西哉?在那还投有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而能有此见解，实属可贵。又常说，民国以后，军阀割据，连年战争，杀人盈野，空气中含有一种厉气，故温疫病为多。吴又可著《温疫论》，亦是因当时直隶山东浙江大疫，以伤寒法治之不效，乃著此书。可见古今医家皆是以气运为转移，先父以善治温病名于世，亦因时代所致也。
治外感如将  治内伤如相
先父常谓：医虽小道，人命所司，必须明阴阳，察运气，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庶不致贻误病机。
凡病总不出三因，揆其因治其病，不难治愈；万勿以其人平素虚弱，不问病之所在，一味滋补，致令邪留于中，固蔽既久，永不能出，重则丧命，轻则缠绵终身。须知病去后脏腑虽虚，亦能借谷气以生，所谓药补不如食补；病留，脏腑虽实亦死。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则正气自复。或曰服补药气不能脱，服热药阳不能绝。须知滋补之剂，固外邪而助内热，病留于中，致使邪气愈炽，于人何益哉！故补虚宜于平日不宜于病时。误服燥药则阴竭；偏于滋腻，湿痰阻滞，补气补血，皆宜慎之。
治病宜分三期：病之初起，元气强壮，无论轻重，当以猛剂峻剂，急去其病，是为第一期，病之中路，元气渐衰，正邪宜兼筹并顾，当以宽猛相济之药，缓急得宜，方能收效，是为第二期；病至末路，元气已亏，惟宜养正为先，正气充足，邪气自除，此时用药万勿猛烈，须缓图而不可急功，是为第三期。我尝遵守这些治疗法则，每收指臂之效。
先父对温病尤为特长，每年活人无算，津市人多称其为伤寒专家。盖西医所谓之伤寒，即温病之类。温病发病急变化快，病死率高，每遇此症，即以峻剂猛剂，不但药味多，而且剂量重，每剂药中生石膏有用90一120克者，甚或有用生石膏煎水作饮料者，故药下即效。并谓治温病如擒虎，稍一放松，回噬伤人，故必须用大剂量，使病邪无反袭之力，所谓治外感如将，如大将之用兵，兵贵神速，除恶务尽也。病愈后，仍须彻底清理，以免死灰复燃。但当时天津人最怕生石膏，以为石膏大寒，入胃后，虑如做豆腐者用石膏之点卤。患者既不敢服，医者也不敢用，如用之，也是用煅者。殊不知生石膏辛凉，体重气轻，体重可泻胃热，气轻可解肌表。丹溪谓其“味辛甘。其甘也，能缓脾益气，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发汗上行至头。”近人张锡纯对石膏论述极精，可资参考。故生石膏主要功能，大清阳明之热，解肌表而发汗，为治温病之特效药，不似芩连之苦寒凝滞也。因而先父与药肆中相识者洽商，嘱其煎好，名之曰“清热露”，使病人不知为石膏制剂，可以放心服之。津市有一名医某君，素不用石膏，见先父之用清热露颇有疗效，故亦常大量用之，盖其不知即石膏也。
对于内伤虚证，则用药极轻，不但药味少，而且剂量轻，盖以胃气虚弱不能胜药力，药汁入胃不能消化，病必增剧，勿急于求功，须缓缓图之，使正气复而邪气退，所谓治内伤如相，如良相之治国，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得可见，而民登寿域。可见治病不在用药之轻重，而在辨证之精确。辨证不明，用药必误。长于治疗中凤、肺痨和麻疹先父对中风、肺痨等大症，均有独到之处。如论中风说：唐宋以前，多主外风，金元四家，刘主火，李主气，朱主痰，因而后人有真中类中之分。实际《内经》中早有记载，不过不名中风，而名大厥薄厥之类。如《素问·调经论》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这正是本病的致病因素。盖人身气血，上下循环，周流不息。血随气上，上行极必然造成脑充血，故卒然倒仆不省人事；气上行极而下，则血亦随之下行，是为气复返则生；假如气血上行不止，势必造成脑血管破裂而出血，出血不止，是为不返则死。又《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这说明肝阳旺盛的人易于动怒，怒则气上，血亦随之，故血菀于上，而造成昏迷，临床常见到血压高的人，往往因大怒而突然发生脑溢血，可见大怒为本病诱因之一。又《素问·通评虚实论》说：“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可见嗜高梁厚味的肥胖人，多属半身不遂病的易发体质。因此，本病固不必有真中类中之分，不过有中脏腑，中经络之异，有虚实闭脱之别。虚者益气以通络，实者活血以通络，闭者先用芳香以开之，脱者以补脾肾强心以固之。常用药；益气用参芪白术，养血用归芍熟地，通络用桑寄生、威灵仙、稀莶草、牛膝，活血用山甲、蜇虫，地龙、鸡血藤(活血用虫类药者，以其亦有通络之力也)，口歪用僵蚕、全蝎，  肝阳旺者用石决明、生龙牡、胆草、旋复花、赭石、羚羊角，脉滑数者是内热较盛，用生石膏，知柏、竹茹、栀子，痰盛者用黛蛤粉、半夏，广皮，天竺黄、竹沥水，开闭用苏合香丸、安宫牛黄丸、菖蒲等，固脱强心用圆肉、山茱萸、茯神、枸杞子、菟丝子，或加参芪，龙牡。先父每年治中风病不下数十人，很少留有后遗症，因其最后皆令病人加强锻炼，每逢此病治到一定程度，患者已能站立活动，即将太极拳教师李君介绍去帮助患者练习太极拳，故大多数能恢复正常。
先父认为，肺痨有真假之别。先就真肺痨言之：其人先天禀赋不足。若其处境顺者，或能脱过；如日处逆境，心思败乱，虽将其培于参芪之中，亦难幸免于死。盖草根树皮，可以疗病，不能补其将绝之根源也。然此病初得，亦多有因风寒而起者。此时先以辛散解之，清凉化之，使邪不留经，亦可愈于无形；及至骨蒸发热，交阴时则剧，两颧红如拇指一点，此心阳将绝之兆；干咳无痰，或唾涎沫，或大便溏，脉来细疾而软，是肺绝脾败，病人膏盲，无能为力矣。古人多以滋补气血，填精益髓，以延寿命，亦恐于事无济。
再以假肺痨论之：其人平素气充体实，或受风寒外感，邪既郁，脉必闭，不但不见浮数，反涩小而缓，身亦不热头亦不痛，但只咳嗽，此风热闭于内，治  当火郁发之。如误认为虚用滋腻之剂，补邪于内，热邪内伏，上蒸于肺，肺被热蒸，久则肿胀，气道不通，咳嗽愈急，血被火炼，烧无定时，或先恶寒而后发烧，形同疟疾，此乃肺部肿腐之时，气盛者阳时发烧，气弱者阴时发烧，风火交煽，则精神萎靡，饮食不进，类似真肺痨矣。烧时满面发红，间有不红者，得汗则解，口渴，脉滑数，洪大，或涩或迟而脉体宽大，不但证为纯阳，而胃亦太热。欲救其急，非釜底抽薪不可，只要大便不见溏泄，即可用生石膏治阳明胃热而清通肺气，犀黄丸消肺中之肿腐，再加紫雪以开之，使浮游之火散，而他脏自安。常用方剂，以麻杏甘石汤、桑菊饮加减。然麻黄辛热，须少用(至多不超过半分，用以搜肺经所郁之风寒)，若多则受其害矣。重用生石膏以清其热，使热不上冲，则咳嗽自愈，此方乃治蕴藏风热之坏症，而非治阴火痨瘵也。然此时如用滋补，则风火不得宣泻，内耗真阴，阴愈虚则热愈盛，肺被熏蒸，势必肿烂而死。
一九三零年，患者羊幼甫，女性，十七岁，初患风热，误服补剂，以致发烧不退，咳嗽，痰中带血，经x光照像为肺结核，求治于先父，其脉细数而疾，时烧时止，饮食减少，形体瘦削，肺痨已成，即用桑菊饮加生石膏，服七十余剂而愈。越三年，其姊又病，复受传染，肺痨又作，仍以前方加生鳖甲、生龙牡、知母、黄柏，犀黄丸、紫雪丹出入为方，服药二百余  剂，方治痊愈，观察二十年未再反复。如患者急于求愈，医者不耐心治疗，末见其能愈也。
先父对儿科有较深的研究，尤其对麻疹更有独到之处。曾著有《疹科心法》一卷，附于《养生医药浅说》之中。
[page]    先父认为，古人著痘疹之书，皆精于痘而略于疹，因往昔种痘者少，而痘之伤人亦最烈，故痘有专科，疹则附之而已，其实无治疹之专书。按麻疹一症，只要护理得当，用药不误，则十全十，百全百，其死者，非护理不当，即调治失宜也。先父在《疹科心法》中首先指出疹有麻疹痧疹之分。麻疹之原虽系胎毒，未有不由天行厉气而发者。痧疹之原，虽系后天所伏热毒，亦由感天地之厉气而发，其原虽异，其毒则同。麻疹为先天之正毒，由血分而入气分，痧疹为后天之变毒，由气分而入血分。按痧疹古人谓之烂喉丹痧，即现代医学之猩红热，较之麻疹尤深一层。治疗之法，皆宜辛凉清解，则轻者化无，重者转轻。如误投辛温燥热之剂，则热愈炽，毒愈盛，将变成紫黑痧痘，轻者重，重者危矣。治法与温病同者，喜清凉而恶燥热。其与温病异者，温病见里证，便用承气汤攻下排毒，所谓“温病下不厌早”也，痧麻虽亦有里证，而治之必以双解法，大便燥者加酒炒大黄及元明粉微利之，但不可加枳实厚朴峻攻，恐伤中气，致在腠理之邪内陷发生变症。古人治疹，有主可汗者，有主不可汗  者。先父认为麻疹服药后宜微微取汗，俾麻疹易于透出，所谓火郁发之也。痧疹药后不必强之出汗，顺其自然，有汗不可遽止，但二者均忌大发汗。用药切忌温补，酸收，固涩，燥热，峻攻，升提等。盖温补、酸收、固涩皆能固邪于中，毒热不得外达，燥热则毒热愈炽，易使神昏谵语，峻攻则邪陷，升提则咽喉肿痛，且能衄血。总之宜辛凉解毒，清热化痧为主，药宜轻清透邪，疹以透出为顺。
麻疹初起与感冒相似，鼻流清涕，眼珠光亮色赤如涵水中，眼倦难睁，困顿不起，咳嗽食少，烦躁不安，甚则发颐，咽喉肿痛。小儿见此征象，勿认为感冒，验其中指凉，耳轮凉，睾丸凉，再验其口唇内及颊粘膜上有麻疹粘膜斑，即为麻疹先兆，应以桑菊饮辛凉解表，清热化毒。轻者发烧一二日即隐隐现于皮肤之下，红若丹硃。其出也，疏疏朗朗，颗粒匀停。毒盛者，发烧三四日后始见点，当此之时，居处宜暖，万勿透风。饮食宜清淡，且勿多食以助胃热，致使小儿烦躁不安。倘被风寒所袭，麻疹立回，疹毒内陷，上则结胸喘急，下则泄利，肺为邪气所遏，不能行治节之气，再加以口舌生疮，津液枯竭，咽痛声嘶，则病危矣。自出疹之日起，护理非常重要，勿受风，勿伤食，虽有咳嗽，不可过于止咳，因咳嗽则毛孔开而疹易出。过三日后，徐徐收回为顺症。至于疹后痢疾，口渴心烦，乃余毒不净，宜养阴解毒为主，切不    可辄用补剂，留邪于中。如发烧七八日而疹不出者，为毒邪郁闭，可用芫荽一握，用黄酒煮烂，遍身搓之，使毛孔开则疹出矣。如一出即回者即为疹毒内陷，非为风寒所袭，即为泻利气弱，输送力薄。风寒所袭者，急以解肌透毒，如僵蚕，蝉蜕、薄荷、牛蒡子，生山甲，生鳖甲，蜇虫、地龙、西河柳、大青叶等，如神昏谵语加安宫牛黄丸，如泻利气弱者，少用补托之剂，如西洋参，茯神、当归，生地、蝉蜕、天麻、僵蚕，麦冬、甘草、西河柳等，使其复出。民间有一验方；用癞蛤蟆一个煎水徐徐服之，疹可立转红活，无论风寒气弱皆效，但切勿多饮。物虽至贱，功极宏伟。如气促喘急，是合并肺炎，亟宜宣肺透表，泻热解毒，麻杏石甘汤加葶苈于、苏于、双花、连翘、苇根等。如疹出七八天尚不回收，或按期收回仍发烧不退，皆是毒热不净，宜育阴清热解毒，如石斛、生地、元参、麦冬、双花、羚羊角、犀角，已回而不退低烧加生鳖甲、地骨皮。一九二五年先父在济南行医时，曾到大连出诊。患者为一小儿，年四五岁，患麻疹已频于危，先父到时见其发烧气喘，二便俱无，全家啼哭，已备后事。先父临行时，曾带鲜苇根一握，遂亲与煎药，徐徐饲之。少顷，见其小便如注，随谓其母曰，小儿已有生机，勿事啼哭也。继与清肺透邪而愈。盖疹毒内陷于肺，肺失消肃之令，且肺为水之上源而与大肠相表里，故二便俱无。苇根甘  寒，功能清肺泻火且能透疹，一药而表里两清，药虽至微，功效颇著。患儿为一独生子，治愈后其家极为感激，先父在直隶两摄县篆，即小儿之父介绍也。
痧疹初起，亦与麻疹相似，起病有高烧头痛，咽喉肿痛。发病较麻疹为急，故发烧一日即出现弥漫性朱红皮疹，先见头面，次及胸腹四肢，凡皮肤褶皱之处，更为明显，惟口唇周围无疹，呈苍白色。毒盛者瞀闷，泻利，唇焦，神昏谵语，呕吐厥逆，查其耳后筋红者轻，紫青者重，黑者危，治法亦用辛凉解肌，清热透毒，误用辛温危险之至。一九三二年左右，天津谦祥益号练习生姜某患瘟疫，遍身密布黑痧，色如乌枣，粒大如黄豆，初得时，某医误用苏梗，生姜，遂寒禁战栗，神昏谵语。延先父诊视时，六脉皆闭，先以局方至宝丹芳香以开之，似稍有转机，复以清瘟败毒饮重用生石膏，一剂而痧痘全出，但音哑神昏未减也。仍以前方加羚羊角，犀角，安宫牛黄丸之属，频频与饮，并以西瓜汁代茶饮之。如是者四日，其神智亦渐清晰，但音哑不能语，要纸笔自书吃西瓜、小便等事，其父与舅在旁看护，以先父治法太缓，另延专门痘疹之某医诊视，处方：荆防、生地、麦冬等，一剂而复失知觉，三剂而夭。一误于前，再误于后，致使功败垂成。夫厉气为害，热毒内炽，五脏如焚，咽喉与胃皆有痧痘，此病清凉救阴之不遑，何能再用辛温滋腻之品，终至祸不旋踵，其父追悔莫及，可叹  也。
[page]四诊并重  尤精脉诊
先父尝说：凡诊病，四诊缺一不可，问诊更为重要。有的患者隐其所患以求诊脉，以验医者之能否，而医者亦不问病情，但凭诊脉即可知症结所在，皆是自欺欺人。苏东坡曾说：“吾平生求医，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使医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后求之诊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沈括亦说：“古人云：视疾必察其声音，颜色，举动，肤理，情性，嗜好，问其所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遍诊人迎气口十二动脉，疾发于五脏，则五色为之应，五声为之变，五味为之偏，十二脉为之动。求之如此其详，然犹惧失之，此辨疾之难也。”  (《苏沈良方》)苏沈是儒而兼通医者，面其对四诊的重视，诚万古不易之定论。
我初学医时，先父即教导说：持脉须令患者平臂，勿使高低侧斜，以免脉道来去有碍。医与患者不可对面坐，以免气息传染。以三指之端积起处谓之指目(此处敏感度较强，故称指目)，长人指须疏，短人指须密，定呼吸，慎容止，静心平辨，会二十八脉于胸中，心领神会，庶不致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最要  者脉贵有神，即不徐不急，从容和缓之象也。李东垣以脉有力为有神，无力为无神，此说虽近情理，但亦不尽然，如微弱濡细等脉，虽知为力之不足，亦不能认为是绝脉，夫神者精聚之谓，不论脉之大小，只要指下聚而不散，清楚自如，而无颓靡不振懒散徘徊之象即为有神，非但有力之谓也。例如病极虚，脉极有力，或伤寒瘟病汗下后，脉不为汗衰，或大病之后，新产之后，脉反博大有力，此病脉不符，属危险之象，虽有力不得谓之有神。况脉有禀赋之异：有生成六阴者，即细小缓弱沉迟，勿认为虚寒，有生成六阳者，即洪滑实大浮长，勿认为实热。曾治一女同志，诊其脉正部反关均无脉，观其症则呕吐，似为暑热，乃问其家属其常脉如何，则云平素无脉，何部脉见，何部有病，可见脉有禀赋之不同，知其常然后知其变。又有一种经气结脉，两关脉滑实如豆，中有一线硬如刀刃，此为阴虚肝旺，金衰土败之象，春得秋死，秋得春死。一九三零年前后，岁在己巳，清状元王寿彭于季春患咳嗽，左关即见经结，右寸滑实。遂谓其家属曰：现症虽仅咳嗽，然脉实不佳，若不速治，恐至秋堪虚，竟弗听，至仲秋而殁。又治一徐君，时在初秋，左关亦见经结，当时患者只觉心烦，不觉有其他征象，遂直言相告，嘱其速速治疗，否则至立春恐难幸免，并嘱其弟劝之，弗听，果然至春而殁。按经气结之脉，皆由七情所伤，胸中非有大忿  怒，大不如意事，不能使三经之气结于一处也。初见此脉，病人强自宽解，医者施以养阴柔肝，解结和脾之法，可不致郁郁以终。曾有一患者邀出诊，先父曰：“今日暂不开方。”病人问何故。先父曰：“今日脉证不符，至晚间恐有吐泻之患，如药后适逢其会，将谓药不对证，归咎
于大大矣。”果然至晚间上吐下泻，幸预留一丸药，嘱其吐泻后服之。其诊脉之精如此。
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
一九三七年春，先父与天津李实忱先生谋设国医学院，志在培养中医人才。并先组施诊所，联络中医界名流，均到施诊所施诊服务，以为将来师资作准备。先父每周去施诊所三个半天，夏初开诊，仅两个月，医而愈者约七千人。适值“七七’事变，乱及天津，因而停诊，以致宿愿未偿。华北沦陷后，更是郁郁不舒，乃于诊余著有《养生医药浅说》，书中为医患之间着想，定有“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兹录于下：医家十要：①存心仁慈，以救人为天职；②精通医学，多参群书，③精通脉理，洞悉脏腑经络，④识病源病机，晓运气盛衰，⑤辨识药性药形，炮制适宜，⑥同道互相提携，莫相嫉妒仇视，⑦品行端方，自重自爱；⑧诊病一视同仁，勿重富轻贫；⑨勿重视资财，轻忽人命；⑩常备灵药，随时救人。    病家十要：①择名医；②肯服药；③宜早治；④绝色欲；⑤戒忿怒；⑥息妄念；⑦节饮食；⑧慎起
居；⑨莫信邪说；勿惜金钱。
以上十要，不但笔之于书，而且身体力行，如某老大夫医学渊博，惟临床处方颇泥古不化，业务稀少，先父时与纠偏，并与之宣扬，因而该君诊务日有起色。又如针灸医生某君，一度诊务不佳，几至不能糊口，先父不时送与米面，并与介绍病人。又津市有一名医某君，每遇疑难即来向先父求教，先父即详为分析，帮助其制定治疗方案。记得在沦陷时期，时常有来求助者，无不慷慨解囊。一次，一老者因断绝回乡路费，特来求助。临行时说有一药方，专治水臌痞积，今奉赠以作答谢。其方：圆肉、甘遂，白硃砂(江西磁)、黑殊砂(旧砂锅)各60克研细，枣肉为丸，每服3克，小儿减半。服后，在上则吐，在下则泄。先父认为处方颇有道理，遂配成丸药，专门施送，服之者颇有疗效，于此可见先父之虚怀若谷。尝谓经验不单纯从书本上来，从个人临床实践中来，也有很多来自病人。只要言之有理，就采纳试用
【孔伯华小传】  孔伯华  (1884～1955)，名繁棣，别号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少年随祖父学医。二十五岁始悬壶于京师，凡五十年，医名渐噪，一时号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一九二九年与 肖龙友合创北京国医学院，井与肖合任院长，历时十五载，培育中医人才七百余人。解放后，历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生前与曹巽轩、  陈世珍，陈企董编著《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十卷行世，另著有《脏腑发挥》、《时斋医话》、《中风说》、《诊断经验》等。
志洁行芳的一生
先生少年刻苦读书，并随祖父宦游于河北各地。
祖父善歧黄之术，耳濡目染，遂渐有志于医学。十六岁时，随家移居易州，得与蔡秋堂、梁纯仁研讨《内经》等典籍。二十五岁时，应京师之邀，就职于外城官医院，与陈伯雅、杨浩如、张菊人、赵云卿诸名医共事，颇得各家教益。
一九二九年，为反对政府图谋取消中医，孔师联合同道，在京师创立中医药学会，奔走呼吁，竭尽全力，终于迫使政府取消前议。同年，与肖龙友先生合力创办北京国医学院，并与肖共任院长，亲临讲坛，努力造就中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济困难时，他与肖龙友在学院开设门诊，以其收入资助学院经费之不足。
对习学的生徒，先生循循善诱。对疑难病症，先生善于深刻分析，说明得病原因，医治方法，同时发扬民主，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展开辩论。先生又常教导生徒‘“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
先生对事业极端认真负责。早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联合中医同道中的有志之士，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共同参加了扑灭晋绥地区鼠疫、霍乱、痢疾、天花等传染病、流行病的工作。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山东、河南、河北  省的广大农村，对贫苦大众非常熟悉和同情。他常送医上门，甚至不惜慷慨解囊，资助病人。这种高尚医德，在旧社会来说，是甚为难得的。
解放后，先生精神振奋，政治热情很高，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作。他极力拥护党的中医政策，力主中西医互相学习，互相团结，互相结合。于一九五二年受到毛主席接见之后，曾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有云：“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耳。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先生的心愿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先生生前参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辛勤努力，获得高度评价，故又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先生尝以诊务过忙，无暇著述，不克将经验心得总结出来，公诸于世，贡献给人民，颇引以为憾。故在晚年常深夜执笔，其遗稿如《脏腑发挥》、《时斋医话》等，皆此时所留。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出诊之中，忽觉腹痛寒战，勉力把六位病家诊毕，思回寓所调治恢复，讵料从此病势日益加重。先生自知不起，遂对亲属谆谆嘱咐；“儿孙弟子等，凡从我学业者，应尽其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亟我未尽之志。”十一月二十三日先生不幸故去，享年七十一岁。先生逝世后，周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亲往寓所吊唁。对于先生辛勤的一生，党和政府给  予了崇高的荣誉。
[page]强调辨证，以保护元气为主
先生主张：中医在临床上不能见“病”不见“人”，即不能见“树”不见“林”，而应从“人”出发，照顾到病人的整体。先生特别强调“元气”在人体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及“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两句话，就是指病邪之能使人体发病，都是由于人身元气不足的缘故，若人体本身自卫的元气很充足，病邪就不足为患。所谓乘虚而入，无虚则病邪何从而入乎?是故元气充足，“内腠闭拒，虽大风苛毒，弗之能害”。
先生在辨证论治方面，力主“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 则迎刃而解。他强调阴阳为两纲，表、里、虚、实、寒、热为六要，不同意把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并列为“八纲’。他指出：“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虚，实、寒、热。徐灵胎言之綦详，亦即张景岳之所谓‘两纲六变’者也。人之疾病，千变万化，但总不外乎阴阳，故医者临证，必须先审阴阳，因为病因证脉与药皆有阴阳。阴阳既明怡自无讹。其间且有错综现  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二者相间，彼此多少，疑似之间，更须明辨。具体一个病进而求之，则疾病之部位亦存在表里，正邪之消长与虚实若何?若论疾病之征象自有寒热之分，但其间情况复杂，如由表入里，由里达表，寒热错综，虚实互见等，必须审慎辨识。总之，表、实、热三者，概于阳；里、寒、虚三者，可概于阴。故阴阳者，医道之总纲领也。至于六要者，病变之关键也。医者既须提纲挈领，又要把握关键，则病无遁情，了如指掌矣。辨证既明，论治用药更应详酌，故有时参、术、硝、黄，俱能起死，芩、连、姜、附，尽可回生。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准于认证。故必先议病，而后议药’。朱丹溪亦主张：认证为先，施治为后。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施治之妙，实由于辨证之准确。寒、热、虚、实，不昧于证，而又不惑于证；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证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氏《病因人异论》中的论述。徐灵胎云：“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机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  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先生深韪是论，在临床上切实遵守，并加以发扬光大之。先生确信：无论祛邪与扶正，都是为了达到恢复和充足元气的目的。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辨证之时，参机应变了。先生说: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即可安正，是互为因果者也。而孰先孰后，则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绝不可先有主见。固然经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之明训，示人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倘不被劫夺，正气无由致虚；其所以被劫夺者，系于邪气之盛。此时，若直捣巢穴，扫灭邪氛，使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亦即祛邪为重也。初病急病，诚可以一扫而痊，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则当顾其正气所谓养正邪自除，亦即扶正当先也。盖病有久暂不同、缓急之异，则祛邪与扶正之治，妙用在灵活：有宜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者，有宜先固其正徐退其邪者，有宜寓攻于补者，有宜攻补兼施者。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凡病皆应如此，则可不致拘执有偏耳。
[page]熟悟经旨，不泥于古
先生主张，志于医者，首先应该熟读《内经》而后逐步细心参悟经旨。阅读诸家医论，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掌握“取长舍短，去芜存华”的治学方法，力辟“食古不化”或“断章取义”。他反对妄用成方，说：“兵刑杀人，显而易见，然用药误杀人，医者尚不自知，较之兵刑杀人者，更为险毒，尤有过而无不及者也，实可憾叹。不怪吴鞠通氏早有鉴于斯，并于《温病条辨》自序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朱彬氏亦有‘其死于病者十之二三，死于医者十之八九’之论。如临床时所见热病无汗，而庸医妄称是足太阳表证，投以麻黄汤，服之汗出不止而殒者不鲜；更见风温、湿温证，动辄柴胡、升、桂、细辛、姜、附之风药升提，使伏热邪气不惟不能荡散，反陷入心包，无不神昏厥逆而毙，虽急投局方至宝丹、清营汤、紫雪丹等渝涤中宫而幸存生命者，亦不过百人中之一二而已。近又尝闻有人终日研究仲景之在汉时用药圭铢，折合今日分量若干，而照拟之于临床。用之得当功效立见，屡见不鲜，此用心良苦，非执一方而治一病，是知《伤寒论》乃东汉末方书，未必能与今日完全契合。盖因天时、地理、人体皆有变异故也。”先生常说，他数十年来遍历大江南北，罕见因寒而伤之真伤寒病，盖阴阳循环，皆天地气运使然也。《内经》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按今之甲子，运行后天，湿土主事，四序反常，阳亢阴虚，湿热彰盛，故辛温滋腻之品，实用之在所必慎，至中元甲子，后四十年，阴阳始能渐次互转。下元甲于，虽主阳虚，而辛腻之味，仍须审慎酌裁。朱丹溪宗经旨而阐发，创“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此非偶然或偏于一隅而立，实有至理存焉，夫茫茫尘世，疾患难测，医者若因所学不精，则不能随机应变，治之必乏于术矣。或殒其生，或待其毙，生民者不惟不能生，而反成害民者也。年复一年，枉死者何止几千万计。民生涂炭，宁不诫哉!
重视旰脾之关系
先生在对待肝脾之间的某些病机方面的认识上，就我们浅薄的理解，其至旨乃本“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的经旨。指出内因是一切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基础。他既然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而他认为正气受伤，才导致发病，也就是指“两虚相得”的内虚，是发生一切疾病的主要根据。至于使正气受伤的原因方面，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肝三者的相互关系，尤其重视脾和肝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亦即“土侮木”(脾病可以传肝)与“木乘土”(肝病可以传脾)的关系。在他所著《脾胃病论》一文中说；“脾象土而主肉(脾象土，主肌肉)藏意而恶湿(脾藏意与志，湿伤肉故恶湿)，寄在中央(中央黄色入通于脾，故曰寄在中央)，养于四旁(脾气散精以滋养南心、北肾、东肝、西肺，故曰养于四旁)，王于四季，正王于长夏。为统血之脏，而主四肢，思为其志，胃为其表，心是其母，足太阴是其经。饮食不节，劳而过倦，皆伤于脾。木气太过(肝气过盛)，克伤于脾，甘虽主之，过反伤脾。忧愁不解，亦足饬脾。脾伤则病遂乘之：脾经受湿郁热发黄；脾经受寒病苦注泄，脾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尤于土败木贼，湿气留滞，七情内伤，六淫外袭，饮食不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序，遂成胃虽纳谷，脾不运化，阳自升而阴自降，乃成天地不交矣。于是清浊相混，隧道壅塞，气留血滞，郁而不行，万病丛生之源也……”又论胃曰：“《灵枢·五味》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素问·玉机真藏论》曰；‘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素问·五藏别论》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因而知胃气乃人生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身体各部亦无不壮，反之则五脏六腑及身体皆弱。是以《素问·平人气象论》有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平人之常气，即所谓有生之正气，谷入于胃，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故曰平其所以平，赖有此气之禀于胃耳)，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难经·十五难》曰：‘胃者水谷之海，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 本，是谓四时变病，死生之要会也。足阳明是其经，与脾为表里一体。总此以现，胃乃重要脏器，宜如何慎宝之，自不待言。然人恒漠视，弗自珍重：外因则恣贪口腹，饮食不节，忽略卫生，内因则不自惩忿，激扰肝阳，动来乘土。遂致病态百出，此其大端也……”先生在临床中特别注意“湿”和“热’两种邪气的轻重及其争峙的情况。他指出：“数十年来临证中，湿家兼热致病者十有八九，此天地气运使然也。盖湿热之由来，乃木旺土衰，木气乘于土败而贼之所致者也。是以湿重则热增，湿蒸于中，热淫于内，湿愈重而愈生热，热愈重而湿愈生，湿热蒸腾，则邪为湿固矣，当今医者不可不察。”并提出在脾、胃、肝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脾湿”和“肝热”是导致人体发生一切疾病的两大主要因素。基于以上所说，可以想见他对脾和胃、湿和热是如何重视。因此先生在临床辨证时，特别强调脾、胃和肝三者的结合。设若在此三者之间的某一环节上发生了故障，就会产生一  系列的问题，亦即其所谓“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者也。
[page]郁热伏气也是外感温热病的主因
在外感温热病方面，先生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往往是感受温热病的先决条件。他说：“夫外感温热病者，时或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于天地厉气淫邪而成，况乎六淫之风、寒、暑、湿、燥，五气皆可化火，然又皆附于风。风者四时皆有，善行而数变，百病之长也。然则《内经》有云：‘内腠闭拒，虽大风疴毒弗之能害。是以内因之郁热伏气乃外感温热发病之本也。叶香岩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此时病邪在表，投以辛凉解表之轻剂即可迎刃而解，若郁热伏气盛，或初感解之未当，及误治误补使邪内陷者，亦可逆传心包，此时病已入里，投以辛凉祛邪之重剂即可效如桴鼓；若邪为湿困，热深厥亦深者，临证中反见阴象，此热极似寒之假寒者也，倘辨证不清，误用热药，必使立毙。然则只投凉化寒凝之品，不惟温热不得解，反使邪愈加闭固，轻者废，重则不治，此时当施以苦淡渗化湿邪之法，并以辛凉清热之物，佐芳香辛散之味，以攘开其湿邪外围，不使湿热相搏而直捣其巢穴，则固邪易解，热退厥除，病可瘥也。”下面仅举三个病例以阐证其论。
例一，吴姓，女。初以内蕴湿热，寒热相搏，兼客外邪，遂致头痛，咳嗽，鼻塞声重，咽痛，口渴，发烧而恶寒，痰涎壅盛，大便结，舌苔黄腻，脉弦数。此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者也，亟宜清热解表以肃肺络。
鲜苇根30克，生石膏(先煎)24克，银花、连翘、杏仁各9克，薄荷叶(后煎)，苏子霜各4．5克，条黄芩6克，板蓝根9克，辛荑花6克，全瓜萎18克，元明粉3克，鲜荷叶1张，紫雪丹(冲服)1．8克。
例二，刘姓，男。肝胃两阳并盛，内热兼感时邪，初起解之未当，遂致热邪内陷于心包。神昏，谵语，有时抽搐，壮热，口大渴思冷，二便失利，大便已七日未下，舌质红，苔糙垢，舌心根部有黑褐色 苔，脉大而数，右寸关均盛，亟宜重剂辛凉芳化，佐以熄风。
生石膏(先煎)、鲜九节菖蒲根(捣汁兑入)、鲜茅根，鲜苇根各30克，莲子心6克，天竺黄、白僵蚕各9克，生滑石12克，薄荷叶(后煎)4．5克，龙胆草、知母、地骨皮各9克，青竹茹、忍冬花、忍冬藤各12克，焦栀子9克，鲜荷叶1张，双钩藤(后煎)9克，全蝎2枚，嫩桑枝18克，酒川军(开水泡兑)、元明粉(冲服)各4．5克，局方至宝丹(冲服)1粒。
例三，董姓，男，望其颜面苍白，神情恍惚支离，唇青紫而鼻扇，四末厥逆，背冷恶寒．头部眩晕  而痛，目白睛挥赤，口渴思冷而不欲饮，此《内经》所谓“热深厥亦深”。邪为湿固之温热病候也。亟以辛凉除温、清宣化浊，佐进芳香辛散重剂以肃之。
芥穗炭1．5克，鲜九节菖蒲根12克，广藿梗9克，生石膏(麻黄O．6克同先煎)30克，青竹茹15克．杭滁菊各9克，鲜茅苇根各30克，薄荷叶(后煎)4．5克，蔻仁、煨葛根各1．5克，鲜藕30克，忍冬花、滑石各12克，胆草、炒栀子各9克，鲜荷叶1张，杏仁泥(苏子4．5克同研)9克，安宫牛黄丸(冲服)1粒，苏合香丸(冲服)1粒，羚羊、犀角(另煎兑入)各O．6克。嘱用西瓜汁、荸荠汁代水饮。
以上皆系早年从先师侍诊之际所目睹，三位危急患者很快痊愈，至今记忆犹新，故录于此。
[page]附：石膏药性辨
(此文系先生生前一次讲课的记录---本文作者附记。)
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麦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之味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奈何今之医者，不究其药性，误信为大寒，而不敢用。尝因医家如此，而病家见方中用石膏，亦畏之如虎。如此谬误流传，习而不察之弊，乃余所大惑而不能解者也，直如屏玉液而弃金丹，致令病人不起，良可慨也。尝考其性，亲尝其味。《神农本草经》谓其性微寒，且宜于产乳，主治口干舌焦不能息，是真识石膏者；《金匮》《伤寒》用石膏凡十一方，乃从而广之，是真识石膏者。按张仲景之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四处着眼以为法。如小青龙汤证，心下有水气，肺胀，咳而上气，脉浮，烦躁而喘，即加用石膏；大青龙汤之用石膏，亦是在于有烦躁；白虎加人参汤之用石膏，是在于大烦渴不解，舌上干躁而烦；竹皮大丸证之用石膏，是在于中虚烦乱．以上是据有烦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阴气偏少，阳气暴胜，其暴胜之阳或聚于胃，或犯于心，烦躁乃生，石膏能化暴胜之阳，能解在胃之聚，故烦躁得治。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渴，曰大烦渴不解，曰渴欲饮水，白虎汤证虽未明言渴，而言里有热，渴亦在其中矣。以上是据有渴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温热之邪化火伤津，津液不能上潮则口渴，石膏能泻火而滋燥，故渴得治。越婢加半夏汤之治其人喘、肺胀，使半夏与石膏为伍，以奏破饮镇坠之效，小青龙汤加石膏以治烦躁而喘；木防己汤用石膏在于其人喘满；麻杏石甘汤用石膏在于汗出而喘。以上是据有喘证而应用石膏者。盖此四证之喘，皆为热在于中，气则被迫于上，用石膏化其在中之热，气自得下而喘自治矣。竹叶石膏汤证之欲吐，竹皮大丸证之呕逆，是据呕吐面应用石膏之法。盖此二证之呕吐，是因热致虚，因虚气逆所致，用石膏热解气自平，呕逆亦遂自止也。遵仲景法，投无不效。
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能收意外之效，绝无偾事之虞。若用之勘少，则难责其功，俗流煅用则实多流弊。近人张锡纯之石膏解所云良非虚语；日人吉益东洞之石膏挤误诚属针言。余宗先圣之大法，参后贤之精议，据临证之所验，谙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冒火，其气轻能解肌表，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狂，宣散井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乳遭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冶疗疡之溃烂，比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其他卓效难以尽述，惟气血虚证在所当禁。
徐小圃先生治学二三事
江育仁
[徐小圃先生小传]  徐小圃(1887~1961)，名放，上海人。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弱冠时即出而问世，并名扬沪滨。后得山阴祝味菊先土善用温阳药的经验，运用伤寒方以治少小疾苦，用药果敢审慎，屡起沉疴。晚年医名更著，求诊者日盈门庭。积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对于中医儿科学术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徐小圃先生初受业其父杏圃公，弱冠时即悬壶问世，为当代著名的儿科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独具创见的学术思想，尤以擅用温药而名噪海上。先生能广用伤寒方以治少小疾患，由于认病辨证精确，处方善以化裁，配伍灵活，因此，经先生起沉疴、愈废疾者，实不遑计之。特别在晚年，求诊者日盈门庭，其中不少险逆病例，先生虽明知其险而难治，犹必殚精竭虑，为之立方而后安。使获救者不以为喜；即致不治，亦不辞怨谤，从不肯随俗俯仰，一  切从求实出发。尝谓：“医乃仁人之术，既要有菩萨的心肠，又要有英雄的肝胆。”此语实为绳医之座右铭也。
先生及门弟子，遍及海内。哲嗣仲才、伯远，均克绍箕裘，能传衣钵，亦上海之现代名医。余负笈上海中国医学院时，从先生游，临证未及一载，“八·一三”事变爆发而终止实习，未能深入堂室，迄今常引为遗憾。所得者，仅属徐帅之万一耳!故自惭所学者，有若小巫也。
从主“清”到主“温”徐老在行医之初，也曾偏重于“小儿纯阳，无烦益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以及以“小儿热病最多”为指导思想，所以治疗用药方面，是按温病学的理法方药为准则的。后来，却一跃而转为外感广用麻、桂，里证重用姜、附的崇尚《伤寒论》的一方一药。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先生的一位哲嗣，正在婴幼儿时期，有一年的夏季，患了“伤寒病”。徐老亲自为之诊治，但病情日进，恶候频见，几濒于危，盒家焦急，徐老亦感棘手。当时，家属及诸亲好友，均向徐老建议，曷不请其道友祝味萄先生会诊一决?徐老慨然叹曰：“我与祝君虽屈莫逆之交，但学术观点不同，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孩子患的是热病，若祝君来诊，莫非温药而已，此明知其‘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又逾日，患儿几将奄奄一息，亲友竭力敦促，与其束手待毙，何妨一试究竟。徐老至此，当不固辞，但亦无所抱望也。迨祝老诊毕处方，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味主药就是附子。徐老即闭门入寝，等待不幸消息报来。而祝老则为之亲自煎药，守候病榻，自己奉药喂灌，夜未闭目，以观察病情演变。至东方拂晓，患儿身热渐退，两目张开，吞药服汤可自动张口。再给米汤喂服，已表示有饥饿之感。及至患儿安然入睡，祝老才和衣倒榻休息，盒家无不欣喜自慰。徐师母即至徐老寝室，敲门报喜。当徐老听到门声时，即跃然而起，急问“何时不行的”?迨启门见其老伴脸带春风，喜形于色，并告以病已好转，始知并非自己之所逆料。乃同往病室，细审病情，与昨日之情况，竟判若两人矣。再回顾榻旁，祝老鼻息浓浓，安入梦乡。虽由衷感激，亦不敢扰其清梦。于是含笑回房，加高其枕，坦然无忧地睡其大觉。
徐老在其孩子完全恢复健康后，百感丛生，谓其家属曰，“速将我‘儿科专家’的招牌拿下来，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好，那里够得上这个‘儿科专家’的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学成后再开业行医不迟。”意颇坚决，竟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老既惊又敬，扶之上座，曰：“我你是道中莫逆之交，各有  各的长处，也各有片面之见，兄之治学精神，如此令人敬佩，吾将何辞以对?若对我祝附子有兴趣的话，今后将与兄切磋，相互取长补短。今如此称颂，则将置我于何地耶！如蒙垂青，待令公郎成长后学医，吾必厥尽绵薄，誓不负老兄之厚望也。”所以其哲嗣仲才，伯远后来均受业于祝味菊先生门下。从此，小圃先生即由清凉派转为温阳派而名著当时。这就是先生在学术思想演变的一段历史。
强调阳气对人体的重要性
凡是学者的鲜明学术观点，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来的结晶。徐老擅长温阳，处处以卫护人体之阳气为重，这与他平时所诊疗的对象有密切的关系。记得我在随师临证时，绝大多数求诊患儿属于久病失治或辗转求治的重危病症，其中又以阳气受损、正不敌邪的脱闭症侯者多，所以在处方中相应地常常使用温阳扶正法则。然先生虽得祝味菊先生运用温阳药的经验，但师其法而不泥其法，创立了自己使用温阳方法的独特经验。
关于小儿的机体特点，历来就有两种不同认识。
《颅囟经》提出，“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小儿药证直诀·序言》也说：“小儿纯阳，无烦益火”，《临证指南医案·幼科要略》又强调了“襁褓小儿，体  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之说。据此认识，在治疗小儿疾病时，宜用清凉力避温阳药物。但亦有不少儿科学者，对纯阳之体的学说抱有相反的观点。如《保赤存真》的作者余梦塘云：“真阴有虚，真阳岂有无虚……此又不可徒执纯阳之论也。”罗整齐在其《鲆溪医论选》中论及小儿机体特点时也说；“小儿年幼，阴气未充，故曰纯阳，原非阳气之有余也，特稚阳耳！稚阳之阳，其阳几何？”他们在治疗上主张以扶阳为主，称为温阳学派。这两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了儿科领域中“以清为主”和“以温为主”的两大学派，至今在儿科领域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小圃先生从小儿机体“肉脆、血少，气弱”的生理特点出发，认为“阴属稚阴，阳为稚阳”，而决非“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纯阳之体”，所以他在立论上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欣赏《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的论述，以及张介宾在《类经附翼·求正录·大宝论》中提出的“阳化气，阴成形”、“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热为阳，寒为阴……热能生物”、“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认为：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的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的主力，而在儿科中尤为重要。在治疗方法上，他推崇陈复正“圣人则扶阳抑阴”之    论，主张治小儿疾病必须处处顾及阳气，并且善于在明辨的基础上识别真寒假热。所以，他在临床上善用辛温解表、扶正达邪、温培脾肾之阳，以及潜阳育阴等治则；在用药配伍中，灵活全面，尤擅于各法之间和各药之间的联系，对于温与清的结合、剂量轻重尺度等，莫不丝丝入扣，恰到好处。
例如他对桂枝的应用，解肌透表必加生姜，有汗发热均伍芍药，无汗表实伍麻黄，项强伍葛根，太少合病用柴胡，清心泻火合黄连，烦渴除热加石膏，肺热，肠热合黄芩，里实腹痛合大黄，与附同用以温阳，与参、芪同用以益气，与甘、枣同用以补心脾，与饴糖同用以建中，与苓、术同用以利水，与五味于同用以纳气，与龙骨、牡蛎同用以潜阳镇惊。且常喜与磁石共投，加强其潜阳宁心的协同作用。他还常使用羌活与桂枝合伍，对风寒入络，头身体痛之寒痹证，效果卓著。
他对麻黄的应用尤多，凡有肺经见证者多用之。认为麻黄作用在于开肺气之闭郁，故喘咳之属实者，佐杏仁以化痰，虽无表证，均可用之，反之，表实无汗而无喘咳者，却并不采用麻黄，因麻黄之发汗解表，需赖桂枝之行血和营，若徒恃麻黄之发汗解表则无益也。以小青龙汤为例，外感风寒、内挟水气者固必用，虽无表证而见喘咳者亦常用，随证加减，尤为灵活。如无汗表实者，用生麻黄去芍药，表虚有汗者用水炙  麻黄，但喘咳不发热者用蜜炙麻黄，并去桂枝、芍药；表解但咳不喘者并去麻黄、桂枝。治咳嗽时用五味子，取其五味俱备，非只酸收纳气而已。新咳、暴咳喜用干姜散寒，不宜见咳治咳;久咳不止，则重用五味子;若咳不畅快者，乃邪恋肺经，五味于则在禁用之列。痰多加白芥子;顽痰喘咳，历久不化者加竹节、白附。
小圃先生在临证之暇，常谆谆教诲我们：药不论寒温，要在审辨证情，正确掌握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桂、麻、附于等虽性温力猛，易以化热助火，亡阴劫液，但使用确当，能收奇效。不然，即桑、菊、荆、防亦足偾事。关键在于用之得当与否，世无明知温热偏胜而妄施温药者。若确系风寒表证，因其壮热而不敢及时投以辛温发散，反以轻清宣透或苦寒抑热，则难免贻误病情。殊不知发热者乃正邪相争之反映，邪气盛，正气尚旺，则发热愈壮，如能及时应用麻、桂，使寒邪得以外拗，不使病邪由表及里，由阳及阴，祛其邪，亦即扶其正也。徐老的教导对我们过去畏麻、桂等辛温药如蛇蝎的疑窦，豁然如释。
诊病全神贯注，一丝不苟
先生诊察小儿疾病时，有个最大的特点，即从进入诊室到诊病完毕，整整一天(除中间略事休息外)一直是站立不坐的。他边问病情，边望神志，详细切脉，切腹，听啼哭、咳嗽，气喘声。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在诊病时能注意到许多候诊患儿的特殊咳嗽和异常的啼哭声音，一经发现，即不按挂号次序的前后，随即提早叫入诊室，得到优先的照顾处理。
有一次，我正在写方，开药未及一半时，先生突令暂停，并令工作人员速将外面候诊的咳嗽患儿带进来先看(徐氏诊所大厅内的候诊室非常宽敞，有一百数十人的座位，是一般病的候诊室，在诊察室的外边有一间小候诊室，可容十来个病号，都是病情较重，或者是挂的“拔号”。候诊室有服务人员照料叫号，诊察室内亦有专人负责。病儿按次叫入，诊治后从诊察室后门出去，秩序井然。)当时，我很觉突然。原来，先生听到室外特殊的犬吠样咳嗽后发觉了一个白喉患儿，他凭声识病，对类似病儿立即予以处理，不致延误病情或传染给其他病儿。这件事我至今仍切切怀记，并对我的医疗态度一直起着积极的影响。他常对我们说：“小儿科医生，一定要具备几个基本功，一是看得准，二是听得清，三是问得明，四是摸(切)得细，缺一不可。那种认为诊治小儿疾病，以望为主，脉无可诊的说法，是把四诊割裂了。单凭脉诊，固然不足以全面识病，但亦须同样重视。”他还风趣地说；“做小儿科医生，要有眼观四处，耳听八方的本领，但这还只做到了一半；还有更重要的，是要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颗赤子之心”。徐老教导语重心长，实为后学者之楷范。
先生对望诊，确有独特之处。对婴幼儿呼吸道疾病，凡属啼哭无涕泪而鼻翼扇动者，为肺气闭郁，应首先开宣肺气。同时注意口唇舌苔之润燥，并结合其他各项症候，以辨别其寒热之真假，然后决定治疗决策。例如肺闭证，咳不扬声，呼吸气促，面呈晄白，舌苔淡黄质润，脉细数少力，四肢欠温者，有汗用炙麻黄，无汗生麻黄与桂枝同用，并加紫菀、款冬、天浆壳佐利肺气，附子、龙骨、牡蛎、磁石温阳潜阳，防其阳气之暴脱。使用这一开闭救逆之法则，确实收到良好的效果。我经常运用此法治疗先后天不足的重症肺炎，特别在某些病例中出现心力衰竭或早期心衰的患儿，尤感满意。用药后如能听到咳声爽利，啼哭时有眼泪流出者，表示肺气已宣，病情可望由重转轻，转危为安。
过去在徐老处实习时，冬春季节所见麻疹合并肺类者最多，求诊者皆为后期危重患儿。很多病儿除持续发热并常兼有气喘痰鸣、喘息抬肩外，舌苔黄腻或灰黑，舌质淡红有刺，口唇干燥皲裂，饮水则呛咳作恶的一系列毒热炽盛之化火症侯，清热解毒，保津护阴，固在所必须。但徐老只要诊得脉来细软，扪得舌苔尚有潮润，四肢末端欠温者，则以清温并用，祛邪扶正之法为治，用药如黄连、石膏、鲜生地、  大黄、天竺黄、乌附块、龙骨、牡蛎，磁石等。徐老认为麻疹为阳毒，化火最速，清热解毒，养阴护津，固属温毒证的治疗常法；热乃火化，炼液成痰，阻于气道，导致肺闭，关键在于“火”之作祟，故虽肺闭，必佐大黄，通达腑气，导火下行。此时如用一般宣肺定喘等法，已非所宜。盖肺与大肠为表里，泻利大肠，乃“上病下取”之意，所谓“扬汤止沸”不及“釜底抽薪”。乌附块性温而不燥，龙、牡、磁石扶正潜阳，证虽属实热，而舌唇尚润，脉呈细软，肢末欠温，按小儿病理特点，易虚易实，最易出现厥脱。夫阴之所生，必赖阳气之旋运，故少佐温阳者，取其阳生则阴长之意。方虽复杂，但主次分明，配伍灵活，对麻疹肺炎毒重正气将溃的重症病例，颇能见功。我在以后临证中，对某些麻疹肺炎兼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者，常用此法加重生大黄之量，常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说明徐老之使用温阳药和清温并用之法，确是胸有成竹的。
先生应用附子的指征是；精神萎靡，面色晄白，四肢末端不温，脉息细而软弱，或大便见溏泻，小便清等，只需抓住其一、二主证，即可放手应用。特别出现小便清长者，常重用附子，如小便少者，则改用肉桂。他指出：阳气者，人身之大宝也，无阳则阴无以生。在临证时，如阳虚证端倪初露，即须及时注意，若必待气阳虚衰，阴证毕具而后用之，往往贻噬脐莫及之悔矣！    介绍几个常用治则的例案
昔日先生诊病，医案均有留底，余亦积累颇多，惜在日军侵华时，散佚大半，所存者又经十年浩劫，残留无几，因此无法整理其全貌。幸仲才学兄曾在先生逝世后一年，撰有《徐小圃儿科经验简介》一文，以资参考。这里，结合我的回忆，略述梗概，以飨后学。
(一)解表擅用辛温  外感风邪者，邪客于肺，导致肺气闭塞。证见壮热无汗，咳不扬声，胸高气急，鼻翼扇动，喉间痰声漉漉，神识欠慧，啼哭无泪，舌苔白，脉紧而浮，治从辛温开泄。药用：生麻黄，川桂枝，大杏仁、白芥子，制南星，象贝母、竹半夏、橘红、远志、生姜汁(冲)，苏合香丸(研细)， 用鲜石菖蒲煎汤化服。
本证虽由外感风邪所引起，但已成“肺风痰喘”之重症。痰阻气道，肺气闭塞，痰随气逆，则喉间漉漉鸣响，肺开窍于鼻，肺闭则鼻翼扇动，咳不畅利；身虽壮热，但无汗泄，苔白、脉紧而浮，病机为风寒郁于肌表，痰湿内阻肺络。因病在初起，正气尚盛，所以使用麻，桂辛温发散以开肺气，使邪从外撤，南星，半夏，姜汁温化痰湿；苏合香丸、菖蒲温开泄浊。以上防治结合，祛其邪实，亦即保其正气。若因其壮  热而用清凉，徒滋邪机充斥，变证迭起，坐失良机，乃医之过也。
此证多见于冬春季节的婴幼儿，体质肥胖，病来急暴，以喘咳痰鸣、发热为主证，临床多见者为毛细支气管肺炎。如其有上述症侯者，均可参考斟酌使用。
(二)重视扶正达邪  麻疹初透患儿，鼻准未显，透而即隐，壮热有汗，咳呛不畅，涕泪俱无，鼻扇气急，面呈青灰，精神萎靡，作恶便溏，肢凉不温，小便不黄，辄见痉厥，苔白不黄，口干不多饮，脉虽数而软，药用水炙麻黄、白杏仁、黄厚附块、活磁石，青龙齿、蝎尾，二味黑锚丹、鲜石菖蒲。
其病机为正气不支，邪陷肺闭，内风蠢动，属麻疹之变证。夫一般麻疹因毒热内闭者固多见，而因正气不足，气阳式微而致疹难透达者亦复不少。此证面色青灰，便溏、溺色清，脉软肢冷，虽有壮热，而见有汗，痧子见而即隐，且频见抽搐，与毒热内陷生风者显属不同。故先生以温阳扶正同宣透并用，止痉不用羚羊而参以潜阳；气喘、汗出不温，当非实邪之喘，所以用二味黑锚丹以温阳镇纳，不用葶苈泻肺以免犯虚虚之戒。且黑锡丹能温纳肾气，凡真阳欲脱之虚喘，先生最善用之。在透疹剂中加用附子以温阳，发中有补，确能达到扶正却邪之目的。
此外，先生对麻疹之出透与否，不以全身四肢密  布为凭，而以鼻准有无为标志。因此，他诊视麻疹患儿，必细察鼻准处有无布露，虽周身痧子密布，鼻准未见者，仍以透为主，若鼻准部已有三、五点粒，全身稀疏不多者，即表示痧子已透达向外，无需再用透发。余验之临床，确如其言。附此，以记先生诊视麻疹之卓见。
(三)及时温培脾肾  久泻婴儿，屡经治疗，仍泄泻不止，粪色淡黄，挟有粘液乳瓣，小便清长，吮 乳作恶，神情萎软，刚匡凹陷，面色萎黄，四肢欠温，寐则露睛，舌净少苔，脉濡细，呼吸浅促。处方用黄厚附块、上安肉桂、茯苓、淮山药，煨肉果、煨益智、破故纸、青龙齿、活磁石。
此为久泻伤脾，脾伤及肾，乃脾肾两伤之证，气阳不足之征毕露，故放手使用温培脾肾之阳，即助火生土之意。
小儿泄泻，夏秋季尤多，湿热泻固属多见，而婴幼儿时期的脾虚泻亦常见及。先生常以钱氏七味白术散为主方，中寒者加炮姜，阳虚者加附子，对脾伤及肾者常用四神。对泄泻病中具有舌干口渴者，必详辨其伤阴与伤阳之别。伤阴当见舌光色绛，甚则口舌生糜，伤阳舌苔虽净而不干或糙而质润，且多伴小便清长，口虽干而不多饮，饮则作恶(此非阴伤，而是脾不健运，液不上承之故)。肾阳不振，气失摄纳，所以小便虽多，而泻仍不止也。此类病儿临床极为多见，  若不及时投以温培脾肾之阳，则必土败木乘，可致虚风暗动，导致慢脾风危候。婴幼儿泄泻之死亡于此者，比比皆是。我在治疗婴幼儿久泻不止，进食进水即泻的脾寒泻时，亦常喜用附子理中汤加生白芍，炙诃子温中安肠，鼓舞脾阳，使之清阳上升，阴霾自散。这与补中益气之升提法具有不同的含义。
(四)潜阳兼顾育阴  幼儿在夏秋之交，发热缠绵已将一月，热来起伏，身有微汗，口渴喜饮，尿多色清。近来烦躁不宁，彻夜不寐，咬啮手指，时伴惊搐，面色有时潮红，两足清冷，舌光无苔，脉细数而软。处方为黄厚附片、上川连、磁石、青龙齿、天花粉、蛤粉、覆盆子，莲子心、阿胶、鸡子黄(冲)。
本证已显气阴两虚，属于各种温病范围的后期病症，乃温病之坏证。余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恢复期，伏暑、湿温病的后期，凡出现此类症候，均宗先生施以潜阳育阴之法治之。
盖阴与阳，虽属不同的两个属性，然互有联系，互为制约，阴平则阳秘，偏胜则病，所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君火之下，阴精承之”；“阳不独立，必得阴而后成，阴不自专，必得阳而后行”。此水火阴阳制约的生化规律。故潜其阳，必育其阴。潜阳育阴之法，虽非先生独创，但运用自如，足证先生治法灵活，无固执一法的偏见。从儿科领域中，很多疾病由于邪热消烁真阴，产生水火阴阳制化失常，从而导致肾水的亏损，鸱张了心火的亢盛。诸如出现阴虚阳越的临床症候，若片面育阴，亦难奏效。所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张介宾尝云；“有形之火不可纵，无形之火不可残。”先生以黄连阿胶汤、定风珠立方，佐以温下潜阳之品，化裁出入，泻其有余，补其不足，其可谓临机应变，深得要旨。
由于先生忙于诊务，没有专论著述留世，但先生及门弟子遍布海内，珍藏先生之临证医案及深得先生之奥旨者不乏其人，此非表彰先生毕生之业绩，而是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中的一分宝贵资料。如能互相献出，公之于世，则对儿科保健工作者提高学术水平，裨益不少，是所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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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蒲辅周的治学精神与医学成就
高辉远

【蒲辅周小传】  蒲辅周(1888—1975)，四川梓潼人。三世精匡，祖父尤知名。十五岁始继承家学，三年后独立应诊于乡，后悬壶于成都，声誉日隆。解放后，于一九五五年调中医研究院工作。倾心中医事业凡七十余午，医理精深，经验宏富，长于内，妇、儿科，尤擅治温病，在中医学术的许多领域内皆有独到见解，为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和临床家。一生忙于诊务，未暇从事著作，晚年由其门生整理出版了《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等。
先师蒲辅周，是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在其七十多年的医学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精研医理，勤奋实践，兢兢业业，矢志不移，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突出的医学成就，深为医药界所敬仰。现仅就个人从师学习的浅薄体会，简介其治学精神和主要经验如下：
治学谨严  吾辈师表
先师治学的特点很多，概括起来有如下四点：首先，注重一个“勤”字。他在读书和思考方面是十分刻苦的。每当凌晨和夜静的时候，他书桌上的灯光总是准时拨亮，伏案阅读，孜孜不倦。并常说，一来这时头脑清爽，效力最高，二来没有白天的干扰，精力集中。就这样，他不论阴晴寒暑，每天早晚坚持学习四，五小时，几十年没有间断过。他对所读之书，还要认真思考，深入领会，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丝毫也不马虎。他要求学生也是同样。谆谆教导说：经典著作要精读深思；各家学说要博览兼收；基础知识书籍要勤读牢记。真正做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把书读通弄懂。
他一生不耻下问。在梓潼时，幕龚老名，谦恭追随数年不懈，龚老甚为感动，于临逝世前，授以内眼病秘方——九子地黄丸。他广泛收集民间有效疗法，随闻随采。他交往医界名流，总是虚怀若谷，善以人之长补已之短，从不存门户之见，他经常说，学问学问，不但要勤学，而且要好问。只学不问，无以启思，只问不学，无以明理。要有“每事问”的精神，才  能在学识上有所进益。
其次，坚持一个“恒”字。他认为，中医理论深奥，没有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和领会的。他每读一部中医文献，无论是巨著，还是中短篇，始终坚持一丝不苟，从头读起，一字一句，一章一节，竭泽而渔，不使遗漏。即使读两遍、三遍，也不改易这种方法。我追随先师十七年，亲眼看到他系统阅读《内经》、《千金》、《外台》、《证治准绳》、《张氏医通》、《本草纲目》各一遍，《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寒温条辨》、《伤寒指掌》和《金匮冀》、《医学心悟》等两遍，没有持之以恒的顽强意志是办不到的。他常说：学无止境，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
其三，要求一个“严”字，他认为，治学严谨与否，不仅是科学态度问题，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问题。他自己订立了三条：①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则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不作采菊东篱之陶渊明。②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要学传道解惑的韩昌黎。③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效法治医有素之孙思邈。记得在一次重型乙型脑炎会诊讨论中，在座同道  分析：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三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下之。他力排众议，指出虽有痞满而不坚，脉非沉实而两尺滑，苔非老黄而见厚腻，不待下，大便将自行，正当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土来报，溏粪已下。同座莫不叹服。并称赞他认证之真确，完全由于治医的严谨，分辨细微处，一症一脉从不轻易放过。这种高度负责的作风，值得学习和发扬。
对学生要求也极严。我曾施治一慢性肾炎患者，肾虚症候比较典型，用六味地黄汤加五味子，菟丝子、枸杞子等。老师见后，作了严肃的批评：你只会用补法，竟忘了补而勿滞。这使我至今铭记不忘。在先师的直接指导下，我编写一部《温病述义》。动手写作前老师即告诫说：任何科学论著都要有继承性，也要有创造性。写温病学说，首先要继承温病学家已有的学术经验和理论体系，同时要吸取现代成就和自己的实践体会。书名可叫述义或辑义。在编写过程中，我查阅文献，选择素材，综合资料，一边撰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而每一章节，先师都要亲自审阅，认真指点，损益取舍，细心切磋琢磨。比如论据是否正确，引书是否可靠，辨证是否合理，施治是否切病，文字用语是否通顺扼要，一一加以详尽的批改，鼓舞我不怕困难，不惜精力，通过六次修订，三易其稿，使我不但掌握了习作的基本技巧，提高了独  立的治学能力，也提高了研究能力、思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这部著作，反映了先师温病学术思想的特点，倾注了他不少心血。
最后，落实一个“用”字。他认为，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如果只学不用，读书虽多，亦不过埋在故纸堆中，纵然发为议论，多是章句之学，作古人的注脚而已。所以，他极力倡导，学理论是为了用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也是他做学问的精到之处。
理论精湛  成一家言
周总理曾多次说过：蒲老是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短短两句话，评价何其高!先师之所以高明，主要表现在他既是富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家，又是懂辩证唯物论的中医理论家。他称赞中国医药学是东方文化精粹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反对那些认为中医只有经验，没有理论，不珍视祖国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他还说，《内经》的基本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伤寒论》遵循《内经》的理论指导实践，总结和提高了中医的理论体系。可见他对这两部典籍有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并对其中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湛的阐发。
他珍视祖国医学经典，祟信其理论价值，又从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他对《内经》的解释，不落旧注家的窠臼。例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看法，摆脱了“冬日受了寒邪至春病温”的伏气论点，而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固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气必虚，则春日邪之所凑，自然容易病温。焉有寒邪伏藏如此之久而不病，由冬历春始发的道理；即使用潜伏期解释也属牵强。
对“治病必求其本“的认识。他作了深入发挥，提出处理辨证求本的几个关系：
(一)辨证求本，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人是统一的有机体，认识疾病的本质，往往从整体较之从局部认识为准确。任何疾病的局部症状，都与整体密切相关，不能片面地只注意局部而忽视整体。他治疗一例尿闭和一例尿失禁，从局部症状看是不同的，但从整体看均为中气不足，可见症状是现象，中气虚才是本质，故都用补中益气汤加减而取得相同的效果。若只见尿闭则利，不禁则涩，而不求其本，则去经旨愈远。
(二)辨证求本，正确掌握正气与邪气的关系
《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人类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是正邪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先师提出“无病早防，保持正  气;有病去邪，切勿伤正”的观点，指示业医者必须注意正气这一根本，掌握扶正以祛邪，去邪以养正的辩证关系。若只见病不见人，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殊失治病求本的原意。
(三)辨证求本，正确区别内伤与外感不同重点的关系
八纲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纲领。先师则强调外感疾病，重点辨表里寒热。因为一切急性热病，无论温热，还是伤寒，初起邪均在表在卫，所以解表为第一要义。表寒者散以辛温，表热者透以辛凉。治疗及时，迎刃而解。若已传里，或传阳明，或入气分，则清气撤热自属正治。慢性内伤疾病，重点辨虚实寒热。一般认为七情内伤杂证多虚。但亦虚中央实，实中夹虚，或大虚似实，大实似虚，均应仔细辨别。不可一概作虚证论。同时内伤为病亦有寒热，如阳虚则寒，阴虚则热，与外感为病之寒热判然不同，亦应认真分清，不可一概论治。先师对八纲的运用，从理论上突出区分外感内伤的不同重点，完全符合“治病必求其本”的宗旨，并深得《内经》真谛而加以提高。
[page]先师阐明经旨如是，阐明后世医家理论亦如是，每多创见。
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说，丹溪创立此论，值得怀疑。阳为气、为火，气果有余吗?火果真有余吗?那么五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按人体之阳，非火有余，乃其水不足也。这才是王太仆的本意，这个观点直到张介宾才纠正过来。著书立说，教万世人，殊不知立论一锴，反而害人。但是丹溪创立一些补阴方剂，如大补阴丸等，则是他的重要贡献。
对八法的发挥。八法是中医的治疗大法，是战胜各种疾病必须掌握的不可移易的准则。但是，以他多年临床体会，逐步认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具体运用，还需注意分寸，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一种方法，当用而用得其法，自然应手取效。若当用不用则为失治，不当用而用则为误治，这尚较易觉察；唯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病情往往不见改善，医家病家均认为用法无误，但终不解其何故。观《伤寒论》桂枝汤条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寥寥数语，已道出汗法效与不效的机理。因为微似有汗为用法得当故益佳；如水流离为用法不当故病不除。先师由此悟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矛盾对立统一的法则。他明确提出，善用八法者必须是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和而勿泛，吐而勿缓。这是医学方面的两点论和辩证法。比如说：汗法用于外感疾病，能收到很  好的发汗解表作用，但汗之太过，则会发生大汗亡阳的危险；补法用于虚弱病人，有增强体质恢复健康的作用，但补之不当，则引起胸腹胀满甚至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他对补的意义还有进一步的见解：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不用补药而达到补之目的。八法之蕴，至此大备。
精通内科  尤擅温病
先师治内科病，首崇仲景学说，常谓《金匮》、《伤寒论》二书，理详法备，为方书之祖，临床医疗的准绳。下遵历代各家流派，博采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冶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所未备，开后学之法门。他毫无偏见，集思广益，撷取精华，扬弃糟粕。大力倡导治疗以辨证论治为主，不必斤斤于经方派、时方派之争。
他说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古时中医虽有十三科之分，而内科向称为大方脉，包括的范围很广，加之他所治内科的病例又多为疑难大症，欲获高效不易，但由于他理论精通，学识雄厚，经验丰富，故都能把握病机，得心应手。举例如下：
(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
冠心病在他看来，其证心脏功能不足为虚，营卫阻滞作疼为实，但毕竟虚多实少，故治法当以补为主，通为用。自制益气和血之双和散，临床证实安全有效，是通补兼施的良方。不宜胶执活血化瘀一法，以免蹈虚虚之戒。此种创见，如同犀烛。
例一，张x x，男，年逾耳顺。体质素弱，头晕健忘，神怠思睡，胸膺闷胀，心区隐痛，气短懒言，自汗畏风，腿软作痛，不耐坐立，胃纳欠佳，口干欲饮，小便偏少，脉象两寸沉细，两关弦急左甚，两尺沉弱，舌质淡无苔。某医院确诊冠心病，师分析脉证，属心气不足，肾气亦衰，髓海渐虚，虚阳欲越，急用附子汤加减，强心益气，滋肾潜阳：西洋参、制川附于、云茯神、白芍药、制龟板、山萸肉，枸杞子、炒杜仲，怀牛膝。
阅三诊后，头晕、胸闷、隐痛、思睡、自汗等症皆明显减轻或消失，食欲略增，二便正常，脉转弦缓，左关亦不急，舌质正，苔白。原方加女贞子、五味子继续调理，日见功效。
例二，刘x x，男，花甲又二。因心肌梗塞合并心力衰竭住某医院，经抢救逐渐平稳，出院后一年中，三次发作心绞痛，常觉疲倦无力，四肢关节酸痛，心悸隐痛，足浮肿，脉象左沉细，右弦缓，舌质正，苔薄白，师诊为心气不足，兼见风湿。方用参麦散加远志，枣仁以益气养心，佐以天麻、桑枝，松节以祛风胜湿：北沙参、麦门冬、五味子、炙远志、炒枣仁、生龙骨、明天麻，嫩桑枝、干松节、化橘红、大红枣。
上方服后，患者云疗效很好，遂按此法出入，坚持服用较长时间，而病情日趋进步。
例三，于x，男，年过知非。某医院确诊冠心病。心电图检查：冠状动脉供血不足，陈旧性心肌梗塞。自觉症状，四年多来一直胸闷气短，心前区疼痛彻背，向左腋下及臂部放散，每日发作频繁，隔十余天即有类似休克样发病，兼见头昏头痛，睡眠不佳，时短易醒，易汗出，下肢浮肿，心绞痛重时则胃纳亦差，曾服中药五百余剂，多为瓜蒌薤白半夏汤或炙甘草汤加减，以及西医长期心脏用药，诸症不见改善。诊其脉左关微弦，余均沉细，舌正唇紫，微有苔薄黄，此由营卫不调，心气不足、痰湿阻滞，治宜调营卫、通心气、化痰湿，方以十味温胆汤加减：西洋参、云茯神、炒枣仁，炙远志，九节菖蒲、法半夏、化橘红、炒枳实、淡竹茹、柏子仁、紫丹参、川芎、大红枣。
二诊：头昏痛减轻，饮食略改善，咯少量黄而灰痰。此痰湿欲化之征，仍睡眠不佳，并见耳鸣，左关微弦细数，余脉同前，原方去丹参加石决明、桑寄生。
三诊：诸症悉减，心前区疼痛亦大减，每日发作次数已不频，未再发生类似休克样的表现。  睡眠不实，脉象沉细，舌中心有薄黄苔。原方去大枣加宣木  瓜，琥珀粉(冲)。
四诊：一般情况很好”心前区偶有闷痛，脉沉细，舌苔薄白，唇已不紫，属心气已通，营卫渐和，原方略予增损，除感冒外可常服。此后病情遂趋稳定。
先师对冠心病的辨证论治，着眼于心脏功能不足。三例均属心气不足之证，但一见肾虚阳越，一兼风湿痹痛，一有痰湿阻滞，故又根据兼症不同决定治疗方法。或用经方附子汤，或用时方参麦散和十味温胆汤，加减进退各有法度，不能稍有迷惑。
(二)胃、十二指肠溃疡(简称溃疡病)  先师对消化性溃疡的治疗，不单纯侧重在局部病变，而特别着眼于整体病情，往往按仲景“随证治之”的原则，屡获奇效。例如：
段x x，男，三十八岁。素有胃溃疡和胃出血史，大便检验潜血阳性。近因过度劳累，加之公出途遇大雨受凉，饮冷葡萄酒一杯后，突然吐血不止，精神萎靡，急送某医院救治，诊断胃溃疡大出血，经对症处理两日，大吐血仍不止，恐导致胃穿孔，决定立即施行手术，迟则将失去手术机会，患者家属有顾虑，夜半要求处方止血。师曰：吐血虽已两昼夜，若未穿孔，尚可以服中药止之。询其原因，由劳累，受寒、冷饮致血上溢，未可以凉药止之，宜用《金匮》侧柏叶汤，温通胃阳，消瘀止血；侧柏叶、炮干姜、艾叶浓煎汁，兑童便频频服之。    复诊：次晨吐血渐止，脉象沉细涩，舌质淡，无苔。原方加西洋参益气止血，三七和血消瘀，仍如前法。
三诊：止血奏效，神安欲寐，知饥思食，并转矢气，脉两寸微，关尺沉弱，舌质淡无苔，此乃气弱血虚之象，但在大失血之后，脉证相符为吉。治宜温运脾阳，并养荣血，佐以消瘀，改用理中汤。加归、芍补血，佐三七消瘀。服后微觉头晕耳鸣,脉细数，为虚热上冲所致，于前方加地骨皮、生藕节，浓煎取汁，兑童便继服。
四诊；诸症悉平，脉亦和缓，渐能纳谷，但转矢气而大便不下，继宜益气补血，兼养阴润燥消瘀之品：白人参、柏子仁、肉苁蓉、火麻仁、全当归、生藕节、清阿胶(烊化)、新会皮、山楂肉，兑童便温服。
服后宿粪下。化验：潜血阴性，嘱停药，以饮食调摄，逐渐恢复健康，溃疡亦愈合，二十余年未再发。
吴x x，男，四十二岁。患十二指肠溃疡已十三年，秋、冬，春季节之交，易发胃脘疼痛，钡餐照片十二指肠球部有龛影，大便潜血阳性。近来脘腹疼痛，尤以空腹时加重，精神较差，小便黄，脉弦急，舌质红，苔亦黄，此属肝失疏泄，横逆犯胃，用四逆散合左金丸加味以疏肝和胃治之：北柴胡、白芍药、炒枳实、炙甘草、川黄连、吴茱萸、扣青皮,广木香、高良姜、大红枣。
二诊：脘痛减轻，睡眠仍差，大便不爽，小便稍黄，舌质红，苔转黄腻，脉仍弦数，乃肝胃未和，湿热渐露，改用越鞠加味，调肝胃，利湿热：炒苍术、制香附、焦栀子、川芎、建神曲、川厚朴、炒枳壳、绵茵陈、广郁金、干石斛、白通草、广木香、鸡内金。
三诊：脘腹痛消失，大便潜血阴性，食纳增加，脉缓不弦，舌质不红，苔薄黄微腻，议用散剂缓调以资巩固：赤石脂、乌贼骨、陈香橼、炙甘草、鸡内金。共为细末，每服1.5克，日两次，白开水送下。
两例溃疡病的冶则，是从病情需要决定的。当胃溃疡大出血时，急应止血，但考虑因为过劳、受寒、饮冷引起，不同于一般血热妄行，故不采用凉血止血的方法，而用温通胃阳，佐以消瘀，继之以理中温养脾阳以统其血。盖脾胃为中州之司，而甘温具固血之用。避免了一次手术，这种无创伤性医疗，给临床有所启示，无怪乎许多急腹症也用中医疗法取得成功。另一例十二指肠溃疡，由于肝胃不调，兼有湿热，故又直接以调肝胃，利湿热之法为治，与前例一温一清，形成对照，各有妙用。尤其值得探索的是先师在柏叶汤中以童便代马通，童便咸寒之性，不仅能制姜、艾之温燥，而且能止血以化瘀。在吴x x调理善后时，用赤石脂、乌贼骨于养胃中巩固收涩止血之功，并促进局部溃疡之修复，做到温而毋燥，止而不瘀，既重视整体，又注意局部，他技术娴热，运用灵活，实臻炉火纯青的高深境地。
《蒲辅周医案》中内科案例，尽皆准此。以《内经》、《金匮》为理论基础，渗透历代各家之长，善用经方，又不受经方药味的拘束，往往经方时方并用，又不失配伍的准绳。认为临床治病，总是有常有变。一般是治常易，治变难，其实善治常者，亦善治其变。他所诊疗的病人，变证较多，面对疑难症候，总是细心观察，周密思考，甚至查阅文献，务求至当，故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医律愈细，疗效愈高，形成有创造性的医疗特色。
先师对于温病的经验是：
①屏弃温病学派与伤寒学派的论争。他说，伤寒、温病首见于《内经》，谓热病皆伤寒之类，《难经》则曰伤寒有五，直接把温病系于伤寒之下。《伤寒论》总结汉以前治疗外感病的经验，创立六经辨证的学说，为汉以后所宗，伤寒、温病并未严格分开，至金元开始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明清两代温病学说已正式形成，叶，吴倡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于是伤寒与温病分为两大派，各立门户，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攻讦。先师则极力屏弃此种偏见，主张扬长避短，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并行不悖。
②辨清伤寒与温病的同异。前人有“始异终同”之说，先师则谓“始异中同终仍异”。伤寒初起，寒邪侵犯太阳，其病在表，治法以辛温解表为主，温病初起时，温邪首先犯卫，其病亦在表，但治法以辛凉透邪为主。可见二者之始，病因异，病症异，治则亦异，绝对不可混同。若伤寒入里，证属阳明，寒邪化热，治宜白虎、承气；温病顺传，证属气分热邪益炽，治法自然一致。故二者之中，证治均相同，无须寻求其异。至于伤寒传人三阴，虚寒已见，则宜温宜补，温病热入营血，阴伤津灼，则宜清宜润。故二者之终，又见证治迥异，理应细加区别。
③以表与透为第一要义，以存津液为治疗根本。因为伤寒、温病，皆外因为病，邪自外入，自应驱之外出。吴鞠通说得好，“伤寒非汗不解……温病亦宜汗解。”唯温病以透达得汗更适宜，不可直接发汗。说明表与透是伤寒、温病的两大法门，是临床的第一要义。前贤还指出：一部《伤寒论》，不外“存津液”三字为根本。津液的存亡，关系温病的安危。保存一分津液，即增加一分生机。由于先师理论汇集伤寒、温病学说之所长，辨证分清伤寒、温病之区别，论治注意表与透和存津液之要领，故在温病学术上能有所建树。临床实例，以辨证较多。
例如：
朱x x，男，二十九岁。某医院确诊：流行性乙  型脑炎。发病后曾服大剂辛凉苦寒及犀、羚、牛黄、至宝之品，而高烧持续不退，神识如蒙，时清时昏，目能动，口不能言，胸腹濡满，大便稀溏，口唇干，板齿燥，舌质淡，苔白，脉象寸尺弱，关沉弦，属湿温。分析脉证虚实互见，邪陷中焦之象，与邪入心包不同，用吴鞠通“湿热上焦未清，里虚内陷”的治法，主以人参泻心汤，去枳实加半夏，辛通苦降为法：白人参、炮干姜、川黄连、枯黄芩、法半夏、白芍药。
服后，尿多利止，胸腹满减，周身得微汗而热退。但此时邪热虽却，元气大伤，而见筋惕内瞤，肢厥汗清，脉微欲绝，有阳脱之危，急以参麦散加附子、龙牡回阳固阴：台党参、麦门冬、五味子、熟川附子、生龙骨、生牡蛎。
浓煎徐服，不拘时，渐见安睡，肢厥浙回，战栗渐止，神识略清，汗亦减少，舌齿转润，阳回阴生，脉搏徐复，后以养阴益胃法缓缓调养而愈。
此例本暑湿为病，因寒凉过甚，由热中变为寒中，邪热被遏，格拒中焦，故取泻心法。辛通苦降，病机一转，邪热顿折而大虚之候尽露，急用回阳固阴之剂，中阳以复，阴敕以存。综观治疗法度，方宗仲景，法取鞠通，伤寒、温病学说共存，经方时方并用，非先师胆识过人，曷克臻此。
高x x，男，七岁。住某医院已三日，诊为流行性乙型脑炎，患儿高烧躁扰，腹满下利，呕恶，予水则拒，爪甲青，面青，日夜不安睡，时而狂叫，亦不食，苔黄少津，唇干，脉象沉数弦急，昏用寒凉重剂及犀羚、牛黄、至宝等病势不减，乃热邪内陷阴中，从太阴寒化，厥阴蛔欲动之象。予以椒梅汤去黄芩、法夏:台党参，川黄连、白芍药、乌梅肉、川花椒、炮干姜，炒枳实。
浓煎温服，一剂热退，睡安躁减。再剂利止，胀消烦除，并下蛔虫一条。续以温脾和胃调治以竟其功。
此亦因服用寒凉太早、太过，已成寒中变证，而苔黄、唇干，脉弦数且急，仍与热中相似，其间仅爪甲青、面青、拒水之差。在疏方时去黄芩、半夏，原因曾服苦寒重坠之剂过多，故减其制，有枳实之苦降，黄连之苦泄，已适中病机。不执成方不变。且椒梅汤系仲景乌梅汤化裁而来，与前例寒中之见证不同，故选方亦异。
梁x x，男，二十八岁。住某医院，诊断为流行性乙型脑炎。病已六日，曾连用清热、解毒、养阴之剂，而病势有增无减，体温高达40．3摄氏度，脉象沉数有力，腹满微硬，哕声连续，目赤不闭，无汗，神昏谵语，烦躁不宁，四肢妄动，有欲狂之势，手足微厥，昨日已见下利纯青黑水，此属热邪羁于阳明、热结旁流之证，但未至大实满，且苔秽腻，色不老黄，未可与大承气汤，乃以小承气汤微和之。服后，哕止便通，汗出厥回，神清热退，改用生津益胃，续清余邪之剂以资恢复。
一般认为乙型脑炎，多属暑温范畴，清热、解毒、养阴，是正治法，何以本例用之无效?盖因患者已见阳明里热，谵语欲狂，身热无汗，目赤肢厥，脉沉数有力，此乃里闭表郁之征，而且热结旁流，非清热，解毒、养阴所能解，必须下之，下之则里通而表自和。若泥于温病忌下之禁，当下不下，里愈结，表愈郁，热炽津伤，造成内闭外脱者有之。先师对用下法极端审慎，但只要病情急需，又毫不犹疑，非独具匠心，处重果断，岂足望其端倪。
先师既精内科，尤擅温病，已散见于《蒲辅周医案》等书中。其不传之秘，完全自勤奋治医得来。以《内经》、《伤寒论》的理论为经，以刘河间、叶天土、吴鞠通、王孟英各家学说为纬。并对余师愚、杨栗山等有关瘟疫论著，亦悉得其奥。同时，还重视中西医结合，从西医的学术中吸取营养，促成了他在温病学方面的创造和发展。
兼长妇儿  独具特点
先师非止精内科，还兼长妇、儿。对昔贤“宁医十男子，毋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毋医一小儿”之说，认为不切实际。似乎妇、儿较内科难，其实只有见证的异同，并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科有经、带、胎、产，儿科有麻、痘、惊、疳等证外，其余疾病常与内科同。他不囿于分科的局限，而是综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根据辨证论治的理论原则，既有区别，又有同一，形成与内科并行不悖，独具特点的妇、儿医疗经验。
他对妇科疾病的诊治，颇多独到之处。积累的心得体会主要有三点：
(一)妇科以调理气血为主  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绝，乃生理之常。生理失常则月事不以时下，故医家论妇人疾病之治，首重血分，采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瘀者行之，滞者通之)等原则，亦治疗的常法。但是，血为气母，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通血和则诸病不起。故治血必须理气。所以，妇科以调理气血为主。
(二)妇女病以舒肝和脾为重要环节《内经》指出，百病皆生于气。尤其妇女在中年时期，由于各种因素，情志怫郁为多，往往肝气郁结，气郁则血滞，而致月经不调、痛经和经闭等症。《内经》又说，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这又说明了月经病与脾的关系密切。脾不统血则可引起崩漏，脾湿下困则可导致带下，妊娠脾气不足而食减则胎失所养，产后脾阳不振则影响乳汁分泌等，莫不与脾有关。故舒肝和脾是治疗妇人病的重要环节。
(三)妇人杂病仍以辨证论治为根本原则  《金匮》论妇人病凡三篇，除妊娠、产后外，则以杂病目之。所谓杂病，即其证情比较错综复杂，又与妇科有联系，如中风、伤寒而月经适来，热入血室者，可与小柴胡汤和之，亦可以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有与妇科无联系而属内科的，如喉间炙脔之梅核气者，可用半夏厚朴汤调之，证夹虚寒而腹中痛者，可用小建中汤温之，有与外科相似的，如阴中蚀疮烂者，则以狼牙汤外洗之，等等。诸凡妇人杂病，总离不开辨证论治这一根本原则。
他的妇科治验，不越这三条心得体会。
徐x x，女，二十九岁。多年来月经愆期，每次经行时间长而量多，有黑色血块，小腹凉痛，脉象沉迟微涩，舌质稍暗，苔薄白，属气血不调，肝郁夹瘀。治宜调理气血为主，佐以舒肝化瘀，全当归、川芎、官桂、吴茱萸、荆三棱、蓬莪术、制香附、川楝子、延胡索、大茴香。水煎服，日两次。香附丸，每晚睡前白开水送服6克。
阅二月余，月经略有改善，虽仍有小黑血块，小腹已无不适。脉象沉缓不清，舌正，苔薄白。
首次汤方，经期继服。经过后，临睡前服定坤丹9克，化症回生丹(梧桐子大)  1～2丸。
又半年后，月经周期较准，量不多，血块很少，  经行五天即净。脉沉缓，舌正苔白，仍宗前法，继进一月，以资巩固。
李x x，女，三十八岁。半年来经水零星不断，上半月较多，下半月较少，色紫，时有小块。小腹痛，恶凉喜热，月前于某医院行刮宫术治疗，仍不断流血，血色时紫时红，腰及小腹疼痛，口干喜大量热饮，食纳极差，胃脘堵塞，大便秘，三、四日一行，小便正常，心慌，眠差，多恶梦，疲乏无力，曾服中药和蜂王浆等，效不显，脉象两寸尺弱，两关革，舌质淡微暗，无苔，此属经漏，由气血损伤，兼瘀结。治宜调补气血，温化窃结：炒艾叶、清阿胶(烊化)、全当归、川芎，白芍药、干地黄、川续断、炮干姜，海螵蛸、嫩桂枝、炒白术、柏子仁、茜草。
复诊：前方服三剂，心慌减轻，胃脘胀塞亦轻，食纳见增，阴道流血似多些，有黑色血块，余症同前，脉象舌苔亦无变化，原方去柏子仁加杜仲、黑豆继服。
三诊、四诊；仍加减施治，而病情小有进步。
五诊：因劳累阴道流血又稍多，脉寸尺弱，关弦虚，舌淡无苔。因失血过久，冲任不固，小有操劳，血即失御。治宜强肝肾，固冲任；热地黄、炒白术、鹿角霜、阿胶珠、炒杜仲、川续断、山萸肉、肉苁蓉、炮干姜。
六诊：加地榆。    七诊：流血已基本停止，尚有少量粉色液体，胃纳仍欠佳，偶有心悸，余症均消失，脉寸尺弱，两关沉细，据病程长，流血多，心肝脾俱虚，以人参归脾丸缓缓补益，继服一月，血止经调。
黄x x，女，三十岁。半年前曾因月经流血过多，施行刮宫术一次，术后又因淋漓不止，住院治疗两月之久。以后每次经行，仍然大量出血，常致休克，必须至医院进行急救，注射止血针等。月经周期不准，有时为半年一次，有时二十多天，来时有鲜红血块，四肢酸痛难移，头痛，头眩，耳鸣，心慌，面色苍白，食欲不振。诊其脉象右微左涩，舌中心裂如镜。由去血过多，气血两亏，而止之过急，络中瘀滞，因而脉证虚实互见。但毕竟虚多实少，虚者当补，实者当消，拟益血养荣为主，消瘀为佐；鹿角霜、制龟板、红人参、川续断，炒白术、补骨脂、海螵蛸、炒杜仲、龙眼肉。每晨并服化瘀回生丹20丸。
复诊，服后腰痛、腹痛均见减轻，精神亦转佳，因其经前心中紧张喜哭，脉沉迟无力，有脏燥现象，原方参入甘麦大枣汤意：制龟板、川附于、巴戟天、补骨脂、炙甘草、浮小麦、炒杜仲、炒白术、大红枣。
三诊：因其腰痛月半未愈，自腰部至两大腿中部有时酸痛，有时刺痛，改进温补肾阳而强腰膂之法：黄附片，炒白术，炒杜仲、补骨脂、大熟地、枸杞子、  桑寄生，川牛膝、鹿角胶(烊化)。
四诊：症状虽有好转，但尚未见显著进步，总由失血过多，气亦大伤，内不足荣脏腑，外不足濡筋骨而利关节，继宜培气血，强心肾，建中气：西洋参，炙甘草、广陈皮、炒白术、云茯神、龙眼肉、淮山药、淡苁蓉、制龟板、阳春砂仁，加姜、枣煎服。
连服十剂，症状大好，全身亦不感太累，又按原方再进，另用参茸卫生丸，每日2丸，分早晚两次开水送下。四十日后，月经来潮五日，血量仅较一般略多，腰腿痛均减大半，并能停止一切西药，给予黄芪建中汤加术、附，早晚另服右归丸。经过两个月，经行已趋正常，月经逾期十六天未来，青蛙试验阳性，已怀孕矣。
以上三例，不难看出，妇人之病，大要以气血为主。徐案月经愆期，故直接调和气血，佐以化瘀而收效甚速。李案经漏半载，除调气、化瘀结外，又继以强肝肾而固冲任，终则心肝脾并调而竟其功。黄案为血崩大症，甚则休克，其气血两亏可知。但止之过急，往往留血成瘀，故第一步以益气补血为主，消瘀为佐，血虚则肝失所养，欲作脏燥，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故第二步参入甘麦大枣，气为血帅，血虚则气无所附，故第三步建立中气以统血，则气血调而月事以时下，二五媾精而孕以成。
至若虽属月经为病，而病因不同，有从内科角度  辨证论治的，如：
何x x，女，二十一岁，未婚。三年前因寒夜室外大便，感受寒风晕倒，此后每次月经来潮时，即发生麻木抽摘，经后始平。经行腹痛，量多，有紫血块。曾经各医院治疗二年余，未见显效。诊其脉象弦虚，舌正无苔，乃本体血虚，风冷之气乘虚自于户而入，邪气附着，营卫失和，以致经期抽搐。治宜调和营卫，祛风散寒，方用当归四逆汤加减；全当归、桂枝尖，吴茱萸、北细辛、生黄芪，白芍药，北防风，川芎、桑寄生，加姜、枣。
下月行经，即无抽搐，但觉麻木未除，仍用前法。经净后，即停汤剂，早晚各眼十全大补丸6克。再至下月经期，麻木亦微，唯腹部仍有不适感，已不似从前疼痛，经期仍服汤剂，经后早晚各服十全大补丸6克，晚服虎骨木瓜丸6克。数月后诸症平，经期已复正常。
此例某医院检查，血中之磷、钙均较正常人减少，自服中药后，不仅症状逐渐消失，且血中磷，钙亦转正常，这里是由病愈而磷，钙自动恢复，抑药物有促进磷，钙之增长作用，是值得探索的。
吕x x，女，成年，已婚。月经不准已十余年，周期或早或迟，血量亦或多或少，平时小腹重坠作痛，经前半月即痛渐加剧，既行痛止，经后流黄水十余天。结婚十年，从未孕育。近三个月月经未行，按脉沉  数，舌苔黄腻，面色不泽。曾用温脾化湿、和血调经法治疗两次，未见疗效，因之仔细询其病因：冬令严寒，适逢经期，又遇大惊恐，黑夜外出，避居风雪野地，致经水突然停止，从此月经不调，或数月一行，血色带黑，常患腰痛、四肢关节痛、白带多等症。据此由内外二因成病，受恐怖而气乱，感严寒而血凝，治法亦宜内调气血。外去风寒。遂予虎骨木瓜丸，早晚各服6克，不数日月经见而色淡挟块，小腹觉胀，脉象沉迟，汤用；金铃子散、四物去地黄加桂枝、吴萸、藁本、细辛。经净后仍予虎骨木瓜丸，经行时再予金钤子散和四物汤加减。如此更迭使用，经过三个多月的调理，经行而色正常，量亦较多，改用桂枝汤加味调和营卫。因病情基本好转，一段时间用八珍丸调补。
此后或因劳动，或其他因紊，仍有痛经症状。治法不离调经和血，平时又兼见胃痛、腰痛和腹泻等症，则另用温中化浊、活络等法，随证施治。由于病史较长，症状复杂，经过一年多诊治，逐渐平静，并获妊娠，足月顺产。
本例病程历十二年之久，经中西医治疗，恒以神经衰弱、气血两虚进行调理，但始终未中病机，卒无成效。先师初诊，亦以温脾化湿，和血调经，不见改善。乃详溯病因，得知由经期突遭大恐，受严寒冰雪侵袭，因而经乱渐停，诸症丛生。《内经》：“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正在经期，气乱血亦乱，兼受严寒，  以致血涩气滞。明其所因后，改用内调气血、外祛风寒之法，病情逐渐好转，调理一年，而十二年之沉痼，竟获根除，婚后九年不孕，终得有子。病家传颂先师为“妇科大师，回春有术”，诚非过誉。
儿科昔称小方脉，又曰哑科。先师则谓儿科应学居首位，不可目之为小方脉，且婴儿包括儿童不能主诉病苦，或述之不详不确，全赖医者之细心体察，分析病家代诉，方能做到辨证论治精确无误。由于他深明儿科的重要性，加之临床阅历深，见识广，经验丰富，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心得良多。
先师特别强调小儿机体特点，本属稚阳稚阴，原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充分运用四诊、八纲的辨证法则，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凡观乎外，可知其内。比如，眉颦多啼者为腹痛，睡卧不安者为胃不和，大便酸臭者多食伤，爱吃泥土者有虫积，坐卧爱冷定生烦热，伸缩就暖知畏风寒。借先贤识病之法，作自己辨证之据。判断宜准，治疗须慎，不可苦寒以伤阳，亦勿温燥以灼阴，这就是稚阳稚阴之体不任攻伐的道理。千万勿谓体属纯阳，恣用苦寒滋腻，戕其生机。
小儿另一特点，是天真、单纯、活泼，无七情内伤为病，发病主要因素，多是六淫外邪或非时疫疠之气。加之小儿肌肤娇嫩，腠理不密，卫外之力不强。一般易感风寒咳嗽，尤其对急性烈性传染病，小儿最易受病。若见小儿精神不振，畏寒发热，就应注意是否属伤寒还是温病，总以透邪解表为第一。若为急性传染病更应如此。因为小儿经络脏腑之气未充，最易传变。即使神昏谵语，热入心包，亦宜透营转气，清热开窍。治疗随病情之变化而变化，则胸中有主，病无遁形。
小儿肠胃脆弱，加之父母溺爱，饮食自倍，故伤食、伤冷之症居多。尝见骤然发热，而无流涕、咳嗽等症候，则宜询问饮食情况，有无嗳腐厌食，以区别是伤食发热，还是外痞发热，不可混淆。还有低热不退，食欲不振，日见消瘦，面色萎黄，则为伤食成积。最常见的是小儿开始食欲很好，发育胖白可爱，由于不知节制，肠胃渐伤，吸收功能减退，由消化不良，造成营养不良之症。俗云：“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这是小儿保健的又一特点。
麻疹是小儿最常见的病症。  《幼幼集成》说：“麻虽胎毒，多带时行，气候寒温非令，男女传染而成。”治法以宣透为先，使疹毒外出，故有“疹宜发表透为先，形出毒解即无忧”之说。先师治疗麻疹之法，亦以此为准。但对特殊情况，则又不拘守成法。一九四五年暑季，成都大雨连绵，街巷积水，时至立秋，小儿率皆发热，麻疹隐伏于皮下不出，医用宣透卒不奏效，先师默思良久，恍然大悟，乃暑令多雨，热从湿化，宜按湿温论治，改用通阳利湿之法，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他见用之获效，急告诸同道，试用皆应手。问其故，师曰：此本《内经》“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之旨。麻疹发于暑湿时令，理应如此，其他温病，亦莫不如此。
先师来京后，医望甚高，求治者多疑难大症，尤其是急性病之变症，往往因寒凉太过，造成寒中者不少，他果断地用温法以挽救之，屡建奇效。因而有谓先师为辛温派、经方派，其实是一种错觉。他所以用温法以治急性热病，皆为救逆应变而施。如流行性乙型脑炎属中医暑温、湿温范畴。患儿张x x，女，  4岁。发病七日，曾服中药寒凉之剂和西医冬眠疗法、冰降温等。夜半延师会诊，患儿前三日有汗，后四日无汗，测体温仍在39摄氏度以上，但肤冷，肢凉，呼吸微弱，呈深度昏迷状态，大便近日未解，脉伏，舌正红，苔隐伏。先师云：现正气微弱，病邪内陷，为内闭外脱危象，急宜扶正开闭，温清合用：西洋参(另煎)、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各1丸，共磨成汁，分十次服，洋参水送下，每小时服一次，俟病情有转机再议。
复诊；上药服后，胸前及两臂有微汗出，皮肤微回温，四肢仍清冷，呼吸稍好，痰见多，面青黄，眼睑水肿，脉略现，危象减一分，生机即增一分。原法继进，改为二小时一次，观察体温、血压、脉象和汗出等情况，以后原法改三小时一次，四小时一次，连续十五日，而内闭渐开，白痞方出。其后或宣痹解毒息风，或通阳利湿通络，或养血舒筋活络，最终佐以大活络丹日一丸。共历五十天冶疗而内闭开，外脱回，正气徐复，病邪日退，神识始清，不仅挽救病儿生命，而且未留任何后遗症。
苏合香丸为辛温开闭之法，尽人皆知。本例因冰伏热邪而成内闭外脱，非温开不足以启其闭，但”乙脑’本为热病，邪热虽伏，仍需牛黄清心丸凉开之法以助之。相反相成，且借西洋参补益正气之力，何患外脱不固，内闭不开，病气不服!
另有三岁女孩，患腺病毒肺炎，中医属冬温范畴。亦因寒凉过量，肺阳大伤，气弱息微，喘嗽不已，体温尚高而汗冷肢凉，胃阳亦败，大便泄下清水，脉象细微，舌不红，苔薄白。先师诊为寒凉伤阳，肺冷金寒，用甘温之甘草干姜汤，救胃阳以复肺阳。小量频服，犹如旭日临空，阳气渐苏，而泄利止，汗不冷，肢不凉，呼吸匀静，喘嗽有力，脉象渐起，舌质红润，病势转危为安。可见治热不远热，知权达变，又何惧用温热法于温热病?
先师对儿科辨证论治有鲜明的独创性。他既继承张仲景《伤寒论》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法则，又饱读北宋以来儿科学家如钱乙、陈文中、陈复正等人的著作，择善而从，并科学地对待从钱乙，陈文中开始的寒温对立的两大学派。尝谓善用寒凉的诋毁温热，固属偏见习用温热的非议寒凉，亦失全面。他一贯主张  吸取各派的优点，当清则清，当温则温，不存私念，运用自如，方为上工。上述案例，由于病情所需，不得已而用温开启闭，沮热复阳，只是他儿科治验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就不一一例举了。
处方用药  轻灵纯正
清代温病学派代表之一叶天士，处方用药以轻灵擅长，已为医林所眼膺和称颂。先师效法叶氏，不但擅长轻灵，而且力求纯正。他说；轻灵是“圆机活法、精简扼要、看似平常、恰到好处”之意，纯正是“冲和切当、剔除芜杂、配伍严密、不落肤浅”之谓。当然，这个轻，不是十剂中“轻可去实”和用药剂量轻重的轻，这个纯，也不是一意求稳，只用平安药品的纯。而是在处方时于清淡处见神奇，用药上从简练里收效果，是通过他数十年的实践，几经千锤百炼而得来的举重若轻，深思熟虑而达到的炉火纯青。
先师每处一方，不是拿古人成方原封不动去治病，也不是弃古法立奇炫异以制方。他在四十余岁时自制二鲜饮(即鲜芦根、鲜竹叶)，凡外感热病，肺胃津伤，不能达热外出，烧热不退，烦渴，不能再用表剂，亦不可用下法，唯此方生津退热，轻宣透达引邪出表，譬若久早得甘雨，烦热顿消。如热及血分见鼻衄者，加鲜茅根，酌用童便为引亦佳。此方意仿白虎而法清  新。他临重症恒以轻灵取胜。一九五六年会诊一危重乙型脑炎，因呼吸障碍置铁肺内，当时凡用此类人工呼吸器者多难得救。先师细察病情，尚在卫气之间，急用辛凉轻剂之桑菊饮，终于挽回危局。一老前辈见之，心服先师之善用轻灵，屡兴望尘莫及之叹。他尝论白虎汤方义，谓此方虽是辛凉重剂，但清凉甘润，凉而不凝，清而能达。作用虽宏，仍不失轻清举气分热邪而出于外。若妄加苦寒，则成为毫无生机之死虎，安望有清气透邪之功。此乃广轻灵之义而大之。他所以教人不要妄加苦寒，亦于轻灵中求纯正，即便加味，也要避免庞杂，辛凉平剂银翘散，他加葱白一味，即复一葱豉汤，透发之力倍加，而纯正之义无损。
其在用药方面，注意分寸，灵活之中有法度，讲求配伍，稳妥之下寓变化。他说：一病有一病之特征，尤要辨药，才能药与证合，丝丝入扣。大凡用药如用兵，贵精不贵多，他用药很简练，通常六、七味，少则二、三味，至多不越十一、二味，反对杂乱无章，甚则相互抵消。一次，我们同学治一流感，辛凉辛温并投，他批评说；寒邪宜辛温，温邪宜辛凉，今不分寒温，二者同用，则寒者自寒，温者犹温，病焉能解。他处方用量极轻，常谓治病犹轻舟荡桨，着力不多，航运自速。称赞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每味药量不过几分，而转运中焦气机，功效极大。相反，如果用量太大，药过病所，不唯无益，反而有害。张仲景五苓散，  亦只以钱匕计。某些药物，如砂、蔻、丁香之类，小量则悦脾化湿，醒胃理气，大量则燥胃伤津而耗气。目前存在一种倾向，用量以大为快，无效则再倍之，而不考虑究竟是用药不当，还是用量不足?倍之仍无效，则归咎病重，而不悟是用药失误。他选药极慎，无太过不及。宗《内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认为不仅毒大毒小不可滥用，即苦寒温燥之品亦有节制。当然，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有病则病受之，需用有毒之品时亦不宜一味谨慎，畏惧不用，贻误病机。但一般情况下，中药品种丰富，何患不能选择安全有效者而用之。他强调病愈杂，药愈精，吃紧的是抓住重点，击中要害。诸如脱证，阳脱者参附汤，阴脱者参麦散，气脱者独参汤，血脱者当归补血汤。少仅一味，多不过三味。药不在贵在中病，药之贵贱，不能决定疗效之高低。即使需用贵重药物，亦可找代替之品。  《本经逢原》载：羧（伇）羊角与羚羊角性味稍殊，但与羚羊角功效大致相似。他在农村也曾用水牛角代犀牛角，其效亦不低。另外，处方书写，字迹清晰工整，生熟炮炙，不令遗漏，先煎后下，一一注明，便于药房辨认，病家注意，不出差错，其纯正之风，处处可见。
总之，先师处方用药的特点，轻灵有法而不失之  轻泛，纯正无瑕而不流于呆板，智圆行方，灵活简便。待病人，胜亲人，体贴入微，先议病，后议药，一丝不苟。做到轻剂能医重症，小方可治大病，逐步形成药味少，用量小，价格廉，疗效好，讲求实际的医疗风格。
小    结
先师生于清末。民国建立后，中医一度遭到废弃。全国解放，批判了轻视歧视中医的虚无主义态度，中医药学这支东方文化的独秀得到新生。先生慨然以继承发扬、培育人才为己志，努力进行医疗、教学和科研实践，取得巨大成就。
先师治学的特点是勤、恒、严、用。他热爱中医事业，勤奋发掘这个伟大宝库，但并不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对古代的医学理论，他始终十分重视，又能信而有疑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对许多理论阐述精辟，有其鲜明的独创性。他赞成中西医结合，主张吸收现代科学知识充实、发展和创新中国医药学。
他是一位富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家。溯源内难，师承仲景，博采历代各家学说，坚持辨证论治为临床的根本原则，提出内伤杂病重点辨虚实寒热，外感时病重点辨表里寒热的不同重点，使八纲具体化。精内科，尤擅温病，屏弃伤寒与温病的学派之争，分析温病与伤寒的异同，阐明表与透两大法门和存津液三字的意义，  明白晓畅。兼擅妇科、儿科，注意妇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妇科以调气和血，疏肝理脾为主，儿科稚阴稚阳之体，易寒易热、易虚易实，以御外邪、防伤食为要。
先师治疗疾病方法是全面，灵活、广阔的。特别是处方用药，轻灵纯正，看似平淡，恰到好处，达到举重若轻、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辨证准，选方当，药味少，用量小，价格廉，疗效好，具有独特的、讲求实际的医疗风格。他晚年声望日隆，求治者，往往辗转多时，病情多危重或为逆证变证，救之之法，恒以温阳固脱、补益扶正为多。他经方时方并重、温补清泻咸宜，从不偏颇。
真读书  认真实践的一生
——忆先父蒲辅周先生的治学经验
蒲志孝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先父于光绪十四年生于四川梓潼县城西北约五里的西溪沟。弟兄姊妹七人，父亲居长。当时全家主要生活来源仅靠祖父行医供给，家境比较贫寒。先父幼时上私塾，就不得不依靠祖母娘家(何家)负担。十五岁时，他开始随祖父学医，三年后而为开业医生。
先父早年在行医的同时，颇热心于社会福利事业。当时的梓瞳地瘠民贫，老百姓一旦有了疾病，更 是没奈何。于是他在一九三五年主办了让无钱的病者享受免费医疗的同济施医药社，后来又倡办了平民教养工厂。同济施医药社一直办至解放，平民教养工厂因故中途倒闭。此外，乡里间凡修桥补路诸事他也慷慨解囊，乐于承头，至今犹为人所称道。与他同时代尚存的薛老先生说：“蒲老一生乐善好施，兴办慈善事业不少而又不居名位。”
但是，在旧社会里，单靠个人力量是不可能拯救广大人民的。先父曾经有过许多实干计划，如将西溪沟改旱地为水田，变荒山为果园等等，虽经多方努力，仍不得实现。特别是当时征收“烂粮”一事，使他猛醒。所谓“烂粮’即无法征收的公粮，年复一年，数字也就越拖越大。原以为贫苦农民因天灾人祸，无力交纳，结果经他组织人力多方核查，才知大部分皆地主谎报，借以损公肥私，他决心秉公办理。不料此举竟遭仕绅群起反对，威胁讹诈，不一而足。先父乃深深感到时政的腐朽黑暗，于是闭门读书，专心治医，一九五五年春，先父返梓时曾说：“早年我摹范文正公，想为社会尽匹夫之力，谁知能行者，仅医学之一道尔！”这就是他当时思想的写照。
勤奋学习，专心治医
早年的清贫生活，促使他奋发学习，而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一直到他晚年双目失明为止。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在青年时期，只要一有空就看书，行医之暇也抓紧阅读，晚上读书至深夜，几十年都是这样。以前买书哪里有现在这样容易，只好向别人借如期归还，丝毫不敢失信，失信就难再借了。有一次听说别人有一部《皇汉医学》，书主珍藏，周折再三才借到手，约期一月归还。于是，白天诊病，晚上读书，每晚读到四更。到期虽未读完，亦只好如期归还，而人也瘦得脱形。稍作间隔，又厚颜再借。”
对于好书，在买不到的情况下，他就动手抄录，日积月累，盈箱，盈筐。我家中原来保存了不少他早年的抄本，可惜现已十不存一。如侥幸留下的《疫痉疗集》，《白喉自治》、《验方选编》等，字迹工整、清晰，一丝不苟；每当我看到这些厚厚的抄本，就想到这要付出多少辛勤的劳动啊！
先父七旬以后，仍然是起床洗漱后，喝上几口茶，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始看书。上班后只要稍有空闲也是手不释卷。在他八十高龄，身体明显衰老的情况下，只要精神稍好一点，就把书拿上手了。家里除了组织上发的学习资料外，全部都是医书，我从没看见其他书籍。我曾因此问过先父，他说：“学业贵专，人的精力有限，我的智力也仅中人而已。如果忽而学这，忽而看那，分散精力，终竟一事无成。”是以几十年来，他对琴棋书画这些雅好，从不一顾。平生嗜于医，专于医而精于医。
一九六八年，师弟何绍奇从北京回来对我说过：“蒲伯的学习精神真是感人至深。左眼患白内障，就用右眼看书，眼和书的距离仅一寸左右，不是看书，简直象在‘吃书啊!相比之下，我们太惭愧了！”
熟读、精思是先父的读书方法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为主。他说：“《内经》、《难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基础理论，就谈不上学好临床。如果仅读点汤头、药性去治病，那是无根之木。”又说：“《伤寒》、《温病》是治疗外感热病的专书，一详于寒，一详于热。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的发展。
《金匮》是治疗内科杂病的专书，其中虽有‘痉、湿、喝（日旁）’等一些篇章是外感病，但究竟是以内科杂病为主。后世各家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伤寒》、《金匮》宜先看原文，勿过早看注释，以免流散无穷。”
先父对《伤寒》、《金匮》二书推崇备至。他曾回忆到，在刚开始应诊时，由于家传的缘故，求诊的人较多，有效者，亦有不效者。为此决心停诊，闭门读书三年，把《内》、《难》、《伤寒》、《金匮》、《温病条辨》、  《温热经纬》等熟读、精思，反复揣摩，深有领悟。以后在临床上就比较得心应手。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所在。”    他还认为《温病条辨》实用价值很大，而且是集温热诸家大成的作品，所以应该是中医的必读书。在熟读以上诸书之后，再兼及各家，明其所长，为我所用。既为一家之言，就难免有偏激之处，不足为怪，择其善者而从之即可。先父常说，读书务必认真，不可走马观花，不然食而不知其味。读书必先看序言、凡例，而后才看内容，这样先掌握了作者著书的意图，安排、历史背景，就容易融会贯通，事半功倍。他特别强凋读别人的书时，要有自己的头脑，决不可看河间只知清火，看东垣则万病皆属脾胃，看丹溪则徒事养阴，看子和唯知攻下，要取各家之长而为己用。河间在急性热病方面确有创见，子和构思奇巧，别出手眼，不过最难学，东垣何尝不用苦寒，丹溪何尝不用温补。总之，自己应有主见，不可人云亦云，务在“善化”而已。
先父非常尊重古人的经验，但也反对泥古不化，照搬照抬。他以《神农本草经》为例说：“书中列上品一百二十多种，云多服久服不伤人，轻身延年不老。历代帝王眼食丹药者不少，能长寿者究竟几人?谁敢把丹砂、云母、朴硝之类矿物药长服久服?此类金石之品其性最烈，其质最重，毒发为害最烈。即使不中毒，重坠之质亦足以伤人脾胃。这些都是《神农本草经》的糟粕。本草书是愈到后世愈精细，周详。”
先父喜欢在读过的书上加眉批，每次给我的书也  加上按语。这些内容，有些东西真是“画龙点睛”。如上海锦章图书局影印的《幼幼集成》，纸色暗，字迹细小，无标点符号，阅读起来相当吃力。先父在每篇都加了标点、厘定错讹，重要的地方，结合他的实践都加了批语。如对《神奇外治法》的批语是“外治九法皆良”，对《治病端本澄源至要口诀》的批语是：“举例甚佳”；对《瘰疬证治》的批语是“各方甚妙，可用”。在《医林改错》一书上，他写道；“王清任先生苦心医学，究有心得，值得向他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十数具不完整之尸体而确定古人皆非，殊属太过。以绘图立论证之于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且将七情六淫一概抹煞，只论瘀血气滞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全书理论虽个人理想，但亦有可贵之处，所创之方法深得古人之义，有临床参考价值，亦可作研究之参考。所制诸方，余采用多年，有效者，有不效者，未为所言之神也。”
这些书评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对古代某一人物及其著作的评价，而且对于我们以较为正确的态度接受前人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也有很大的帮助。
重视基本功，强调实践，严格掌握辨证论治原则
先父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点所在，是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的结晶。他经常向我和他的学生们强调；要热练地掌握辨证论治技巧，首先就必须苦练基本功。他认为，从基础理沦说，对《内经》的基本内容如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五运六气、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等等，必须“吃”透；从临床角度说，对四诊、八纲、八法、药物、方剂，必须牢固掌握。在此基础上，再认真学习仲景著作和各家流派之说，由博返约，融会贯通，才能脚踏实地，得心应手。
他同时也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反对单纯的为理论而理论。他的学生高辉远大夫曾经深有体会地说：蒲老十分注意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知识结合到实践中去。他重视学生自己多临床实践。他授徒的方法是，在学生有了一定中医基础后，最初安排跟他抄方，继而由学生预诊，他审方指正。这样学生们既易掌握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又通过实践进一步验证这些思想和经验。先父认为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即针对具体对象和具体情况，相应地作出具体处理。他曾对何绍奇同学说过：要当一个好医生，有一个秘诀，就是“一人一方’。方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概以死方去治活人。
我保留着的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的《健康报》报道：北京地区该年八月，乙型脑炎患者骤然加多，北京地区有人忽视了辨证论治的原则，生搬硬套石家庄“清热、解毒、养阴”三原则，效果较差，有的不仅高热不退，甚至病势加重，因而束手无策。中医研究院脑炎治疗组(先父在内)在研究了有关情况后，认为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石家庄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问题在于温病有不同类型，病人体质也不同，气候季节对患者的影响也不同。由于该年立秋前后，雨水较多，天气温热，因而大多数患者偏湿，如果不加辨别，过早地沿用清凉苦寒，就会出现湿遏热伏。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用宣解湿热、芳香透窍(如鲜藿香，郁金、佩兰、香薷、川连、荷叶等)，结果效果很显著，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有的最初连服大剂石膏、犀角、羚羊角而高热不退，改用上述方药后，危急的病势就及时好转了。
先父这样的见解决非偶然。早在一九四五年，全川大雨，成都家家进水，秋后麻疹流行。患儿发病，每每麻疹隐伏，用一般常法辛凉宣透无效。先父仔细分析了上述情况，改用温化，立见透发，就是一例。病虽不同，治法亦异，但基本精神都是要严格掌握辨证论治的原则，从具体情况出发，灵活地考虑问题，不能因循守旧，对前人经验死搬硬套。
以保“胃气”为施治中心
强调保胃气，是先父学术思想中一个极重要的特色。他认为：在患病之初，体尚壮实，强调祛邪即是保胃气，邪气一除，胃气自能通畅。在他的急性病治案中这一点是相当突出的。如《蒲辅周医案》王姓患儿重症麻疹案，始终用辛凉宣透，剂剂有石膏，而麻毒内陷的石姓小女孩，则始终用辛凉宣透佐以苦寒通降，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先父又主张祛邪用小剂量，如轻舟之速行，尽可能祛邪不伤胃气，这样可杜绝病邪乘虚复入，流连不愈。
对于久病正衰，主张“大积大聚，衰其大半则止。”在疾病调理上尤重食疗，认为药物多系草木金石，其性本偏，使用稍有不当，不伤阳即伤阴，胃气首当其冲，胃气一绝，危殆立至。他曾举仅用茶叶一味，治一热病伤阴的老年患者为例。患者系中医研究院家属，热病后生疮，长期服药，热象稍减，但病人烦躁、失眠、不思食，大便七日未行，进而发生呕吐，吃饭吐饭，喝水吐水，服药吐药。病者系高年之人，病程缠绵日久，子女以为已无生望，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询问先父尚可救否。先父询问病情之后，特意询问病者想吃什么，待得知病者仅想喝茶后，即取“龙井”茶6克，嘱待水煮沸后两分钟放茶叶，煮两沸，即少少与病者饮，他特别强调了“少少”二字。第二天病家惊喜来告：“茶刚刚煮好，母亲闻见茶香就索饮，缓缓喝了几口未吐，心中顿觉舒畅，随即腹中咕咕作响，放了两个屁，并解燥粪两枚，当晚即能入睡，早  晨醒后知饥索食。看还用什么药?”先父云：久病年高之人，服药太多，胃气大损，今胃气初苏，切不可再投药石，如用药稍有偏差，胃气一绝，后果不堪设想。嘱用极稀米粥少少与之，以养胃阴和胃气。如此饮食调养月余，垂危之人竞得康复。先父回忆说：“愈后同道颇以为奇，以为茶叶一味竟能起如许沉疴。其实何奇之有，彼时病者胃气仅存一线，虽有虚热内蕴，不可苦寒通下，否则胃气立竭。故用茶叶之微苦、微甘、微寒，芳香辛开不伤阴，苦降不伤阳，苦兼甘味，可醒胃悦脾。茶后得矢气，解燥粪，是脾胃升降枢机已经运转。能入睡，醒后索食即是阴阳调和的明证。而‘少少与之’，又是给药的关键。如贪功冒进，势必毁于一旦。”
我曾治一暑温后期、正虚邪恋病人。病者合目则谵语，面垢不仁，发热不退，渴不思饮，自汗呕逆，六脉沉细，病程已半月左右，由于服药太多，患者一闻药味则呕，以致给药十分困难。在先父的食疗思想启发下，用西瓜少少与之，患者竟得在一夜之内热退身和。事后先父来信说：“能知此者，可以为医矣。五谷、瓜果、蔬莱，《内经》云为养，为充、为助，其所以最为宜人者，不伤脾胃最为可贵耳。”
他也反对病后过服营养之品。他曾治一乙脑患者，在恢复期由于机械搬用加强营养的原则，牛奶、
豆浆日进五餐，以至病者颊频反胃，腹泻。先父见其舌苔厚腻秽浊，劝其将饮食逐渐减少为每日三餐，不但反胃腹泻好转，健康恢复反而加快。
先父多次讲，不要认为药物能治万病，服药过多，不但不能去病，反而打乱自身气血的调和，形成“药病”。他以一九五九年在广东休养时，给原国家科委某负责同志治病为例。当时病者问先父；近年来每天中、西药不断，但反觉精神萎顿，胃口不好，自汗，到底是什么原因，并求“妙方”。先父详细询问了病情，服药情况，认为是服药过多，反而打乱了自身阴阳的平衡，劝其停药调养。病者谓：“天天药不离，尚且不适，如停药恐有他变!”后来在先父反复劝导下开始停半天、一天、两天……停药半月后初觉不适，后来反日见好转。愈后这位同志到处讲：“是蒲老把我从药堆中拔出来了。”
先父常说：胃气的存亡是病者生死的关键，而在治疗中能否保住胃气，是衡量一个医生优劣的标准。
如常达变，贵在多思
先父多次强调，作一个医生，必须知常知变。要知常知变，必须把理论弄清楚，胸有成竹，谨守病机，就不致阴阳混淆，表里不分，寒热颠倒，虚实莫辨，临证仓惶。如高血压——病，一般多以清，润、潜、降为大法，很怕用桂附参芪，畏其助阳动风，升高血  压。先父曾治一女同志，四十八岁，血压190~150／120~100毫米汞柱，头晕、心慌、心前区发闷，体胖而面白，喜睡，身沉腿软，白带多，苔腻，脉沉迟，据此断为阳虚湿盛而用附子汤温阳益气，血压渐次恢复正常。由此可知，高血压病未见得都是阴虚阳亢，亦有阳虚者，这就是个体差异。需要脉证合参，综合分析，有的放矢，始可中的。罗天益说；“医之病，病在不思。”先父生前常用这句话告诫我。
先父认为肝炎多由过度劳累、情志失调引起，这与“肝为罢极之本”有关。以脾阳不运为本，湿热则为其标。热重于湿者，其治在胃；湿重于热者，其治在脾。治湿热着重在疏利气机，用苦寒不可过剂，因苦寒易损中阳，中阳伤反使本病加重，出现呕逆、便溏，甚者浮肿。他说：“我曾以甘草干姜汤为主，治一小儿肝炎即是这类例子。也有气血两伤用金水六君煎者，亦有用加味甘麦大枣汤者，总要依据病机，不可死守清利一法。”
先父曾治一慢性肝炎患者，服苦寒重剂后，不思饮食，肢软神倦，便溏，谷丙转氨酶300~400单位，麝絮(++)，为肝病及脾，脾胃虚寒，用理中汤加吴萸、草果，一月而肝功恢复。先父亦曾治一胃溃疡病人，住院二日仍大口吐血不止。询其原因由受寒饮酒致血上溢。用金匮侧柏叶汤(柏叶、炮干姜、艾叶、童便)温通胃阳，消瘀止血，收到捷效。若不知其所因，误用寒凉，必致胃阳更伤，危殆立至。又如先父治沈x发热一案，午后身热，身倦纳少无汗，自服辛凉清解，不惟热不退，反致便溏、尿少、不思食。其脉弦滑，舌质暗而苔稍腻。虽其发病于四月，而时值气候反常，阴雨绵绵，断为寒湿困于中焦，用通阳利湿、芳香化浊，其效甚捷。先父曾经指出：外感六淫皆能化热，治当辨何邪而祛之，不可胶执于季节一端。如“乙脑”本是热证，清热亦是常法，但不可过剂。临床有服寒凉太早、太过，转为寒中，不得不用参附救逆。老父屡诫：凡用清法，便须考虑胃气，体弱者宁可再剂，不可重剂，否则热病未已，寒证即起，变证百出。
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二叔患感冒，头痛，周身骨节痛，脉紧，苔白，我用麻黄汤一剂而愈。事后颇为自得，函告先父，以为必得褒奖。谁知先父来信说；你二叔生平嗜酒，湿热素重，但心中烧灼痛数日方缓解，是一险兆。桂枝汤有“若病酒客不可与”的告诫，你只注意了桂枝汤的“汤”而忽略了“桂枝”，此物用内热之人当先考虑动血之弊。寒热外束身痛者可去桂枝加羌活3克。这是只知读死书缺乏思考之过，而缺乏思考是医生的不治之病。
向民间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先父在其《介寿堂随笔》中录有不少民间老医口  述方。如治关节痛方，先父注明；“此系张东友老友得自民间草药医口述方，遍传亲友，愈治甚众，故录之以作参考。”在他离开梓潼多年后，尚有病者来我处专索此方。他自创的“二鲜饮”(鲜芦根、鲜竹叶)加鲜茅根、童便名“三鲜饮”，就是根据梓潼的特点在临床中自创的专治热病肺胃津伤，烧热不退，烦渴，既不可表，亦不可下，唯宜生津退热的良方，而动血者宜“三鲜饮”。先父说：“单方、验方之所以能够流传于世，因为有一个‘验’字。既然有效亦必有理。我们在：临床上就应通过实践加以总结，不要动辄开贵药、补药，因为药无贵贱。这样就能有所进益。”
先父相当重视病人的客观反映，从中积累知识，他曾举一脾胃患者，腹胀，胸闷，不思饮食一个多月，形容消瘦，身倦。治疗多次无效，求他诊治。他套用古人消食导滞药如山楂、谷麦芽、鸡内金合阿魏丸，一剂后，病者未再求诊。一个月后在路上碰见，病人面色红润，形体也较前丰满。病者笑着说：“上次您那剂药服后并没有什么效果。别人说伤了什么食物就用什么食物烧焦来吃，可以化积。我是吃海参得病的，因此我买了大海参，烧焦服后泻下粘挺不少，胸膈顿觉宽敞，没再服药就好了。”先父说；“此事对我深有教益。病人讲真话可察知我们治疗上的正确与否。如果病者碍于情面，不讲真话，我们则以非为是，必然不能得到提高。伤于某种食物即以某食物炭为引，大  约是同气相求之理，几十年中我用此法确有效果。”
我一九六四年侍诊时曾见他治一消渴患者，男性，口渴引饮，饮而复渴，前后半年，服滋阴清热药如六味地黄，玄麦甘桔等五十余剂无寸效。舌苔黄腻，脉沉弱。先父改用茵陈四逆汤，一剂而渴止大半，三剂而基本痊愈，后用参苓白术散小剂煮服以资巩固。事后先父说：“虽舌苔口渴属热象，但服滋阴清热药五十余剂无寸效，加之脉象沉弱，显见阳衰不能蒸腾水气，若果系阴亏五十余剂虽不能全好，亦必有所进展；前治者虽未见效，都是我的老师，所谓后车之鉴。放胆用茵陈四逆汤是背水一战，既温中又化湿，湿去热必孤。即使热不去，亦可转属阳明，但实者易治，虚者难为也。”
为医者必须重视医德医风
先父不仅毕生勤于医学，精于医学，尤重医德。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同道、对病人极度负责，不徇情，不逢迎，事败不推卸责任，功成不掠人之美。他的许多言行堪作典范。
早年先父悬壶成都时，梓潼黄某病重，夤夜迎他返梓诊治。其时已先延名医郭代兴先生，郭先生断为阳明腑实，议急下之，而富贵之家畏硝黄如虎狼。不敢服药。先父诊断后，又索郭先生处方，细加推敲，认为药证相符，他说：“方药对证，何必犹豫彷徨，如昨日进药，今日病已解大半。如此兴师动众，真是枉费人力。”病家经他解说，将郭先生方煎取半杯，服后半日大便解，尽剂后好转十之八九。事隔多年，先父还经常提及，要注意不要掩人之美，夺人之功。他给我寄《余氏父子经验集》时，信中亦明白指出：“奉仙夫子，深明医道，曲尽人情，诚为聪明特达之士，凌养吾先生之誉确非太过。其“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等语，与先哲之言何异，诚为医界之楷模。而著书立说不仰权贵鼻息，不求达官贵人笔墨以沽名钓誉，确为世风日下之中流砥柱！其中‘病家隐弊说’、‘尽性篇’尤为可贵，临证若不予此处时时留意，往往劳而无功。”
在我刚开始行医之时，他就告诫我，不要贪名，不要图利，生活要俭朴。他以先祖为例说：“你爷爷在年龄已六旬时，尚无分寒暑，足蹬芒鞋，出入于山间田野，不辞辛劳地为病者治疗。有时病家无钱，他还要帮助解决药钱。我在成都行医近五十年，未穿过一件料子衣服。医生衣著太奢华，穷苦人往往望而却步。这些家风你应好好继承。”业师陈新三老中医说：“我在蒲老面前拜门时，蒲老反复告诫，不管病人有钱无钱都应尽心治疗。事隔几十年了，我一直设有违背他的教诲，这也是一个医生应有的品德。”    先父提倡对病者认真负责，他也痛恨一味逢迎病人的不正医风。他常常批评那些开贵药、蛮补药以惊世骇俗的作法。尤其鄙薄那些为迎合某些病者，把营养物品都开在处方上的医生。他曾经说；“有人把排骨都开到处方上去了，病家拿去报账，这搞成什么风气了！以后你们千万注意，不要为迎合某些病者而不择手段！”
先父尝谓；“读古人书宜严，而对时贤宜宽。”他很推祟张山雷所著《中风斟诠》一书，在该书不少地方批道：“至精至当，至理明言……惜乎他目空四海，言之不逊，语之太过，为其美中不足之处。”他又说：“张君之‘国医无一人悟到此理’，‘此非神而明之，别有会心者万不能悟彻此中真理’，‘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等等说法未免骄矜太甚。医者宜惜口德，何况十室之邑有忠信，当虚怀若谷才是。”
先父早年在梓潼就兴了会诊磋商之风。梓漳的中医界是伤寒学派占主要地位，涉及温病者尚少。仅有郝氏与薛氏在温病方面颇有心得，先父经常与他们磋商。他认为《伤寒论》讨论的是广义伤寒，已经包括了温病在内。用《伤寒论》的许多方药，也可以治温病，而明清温病学说，是在《伤寒论》治法基础上的发展。从而打破了两个学派互立门户、势同水火的对立态度。业师陈新三老中医曾说：“蒲老早年在棒潼就开创了会诊之风，为融合伤寒与温病学派作了不懈  的努力，在消除门户之见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先父在给我的信中，以及与我的日常谈话中，多次谈到关于“门户之见”的看法。他说：“由于时代关系，中医的门户之见根深蒂固。现在时代不同了，年轻一辈应该和睦相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些教导，至今言犹在耳。
他在北京工作近廿年，医德风范，至今仍为同道赞许。在他誉满全国之时，犹谓；“如果把医生分作三等，我只能算中等者。我经常翻阅如《中医杂志》之类医学杂志，发现有些公社医院的中医，业务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基层大有人才！”对于同道中人，如章次公、冉雪峰，秦伯未、岳美中、任应秋，李翰卿等诸先生，他认为他们各有所长，风雨一堂，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其乐何如。岳美中前辈曾手书一律赠我父亲，我爱其文词佳丽带回梓潼，可惜被毁，我仅能记得其中几句：“爱怜真至友兼师，得相追随遂所私。削吾点垩常挥斧，青囊乏术负深期……’由此可见友谊之深。记得我和兄长志忠，都曾要求能在他身边学习，他说：“易子而教最好。志忠跟李老(斯炽)，你跟陈新三，都不错。李老系四川名手，陈新三有多年临床经验，跟他们同跟我学习一样。”他对于子女从不偏爱。
先父对病人，无论其职位高低，都是一视同仁。他曾批评一见高干来诊，就是人参、鹿茸的作法，认  为这不仅浪费国家钱财，而且是害人害已。他说干部、平民都是人，干部之病和常人之病并无二致。有一次他给周总理看病，药费仅几分钱而疗效很好，周总理十分欣赏这类便宜而有效的方药。
一九七五年四月，先父临终前对我说：“我一生行医十分谨慎小心，真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医首先要认真读书，读书后要认真实践，二者缺一不可。光读书不实践仅知理论，不懂临床，盲目临床，不好好读书是草菅人命。你要牢牢紧记！我的一生就是在读书与实践中度过的。”
先父逝世已经五年多了，回首往事，音容宛在，爰作此文，以为纪念。
回忆吴棹仙老师
唐玉枢

【吴棹仙小传】  吴棹仙(1892—1976)，名显宗，四川巴县人。幼承庭训，攻四书五经兼习医学。青少年时代曾先后就读于重庆巴县医学堂、重庆官立医学校，重庆医学研究会公立医校、重庆存仁医学校，精研医学经典，深得内江名医王恭甫器重。后从针灸大师许直乃（立衣旁）游，得“子午”、“灵龟”针法秘传。为求中医学术之生存与发展，自奉克俭捐资，先后创办重庆“国医药馆”、“国医传习所”、“重庆中医院”、“巴县国医学校”、“苏生国医院”、“重庆中华医药科学讲习所”等，深受医界赞许。建国后，任教于重庆中匡进修学校，出任过重庆市第一、第二中医院院长以及成都中匡学院医经教研组主任、针灸教研组主任等职，并先后被选为四川省政协第二居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等。毕生治学严谨，崇尚实践，经验丰富，医理精深，长用经方，执医业六十余年，屡起沉疴，为  当代知名的经方学家。著有《子午流注说难》，《医经生理学》、《医经病理学》、《灵枢经浅注》等书。一九五五年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献《子午流注环周围》于毛泽东主席，受到主席嘉勉。除精通医学外，又工书法，通音韵，精词章，著有《听秋声馆》、《性灵集》、《养石斋诗稿》等。
吴棹仙老师出生在叫川省巴县一个耕读世家。父名俊生，对经学颇有研究，因不满科举，灰心仕途，中年弃儒从同乡李同庆公习医。学业有成，遂悬壶涪州(今涪陵县)龙潭场，诊余则课子四书五经，兼授医学，以陈修园公余十六种为教材，命先师诵读。如是二年，先师对《伤寒论浅注》正文与注释，皆能背诵，为以后走上医学道路奠定了基础。
一九零五年，光绪帝迫于时势，废科举，兴学校，企能励精图治。官府将重庆“巴县字水书院”改为“巴县医学堂”，通知各州、县学生报考，每州县拟录取五名。时值天暑，长江涨水停渡，水退后考试已毕。由于情况特殊，学校准先师补考，题为“学医为谋生、为济世而试言其理”。先师一挥而就云；“学医为济世而后谋生”，并引《伤寒论·自序》：“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生”等语详加论述。主考陈蔚然公嘉而预取之。复试时，监学唐德府公抽试《伤寒论》第六条，先师不仅背诵了第六条正文，而且将注释亦全部背诵，结果名列前茅，得  优先录取。入学后，先师埋头苦读，争分惜秒，不事冶游。时重庆风光秀丽，市场繁华，但先师从不涉足其间，即令节、假日也在学堂图书室中，先后浏览了清朝二百余年间刊行的五十四家医学丛书。一九零八年考试，全校学生成绩皆优，首批结业。府官详阅试卷后，嘉奖该学堂，以每张田契加四厘银子为该学堂经费开支，遂改名为“重庆官立医学校”以培养师资，先师又升入“师范班”。其时，课程有《内科》、《外科》、《内经》、《伤寒》、《金匮》、《诊断》、《药物》，还有《新内经》(相当于现代的生理学、解剖学)，任教者则为当时省内秀才或儒生而精医之名流。学校尊师重道，课堂讲授，秩序井然。先师对讲授《内经》有多处不同看法，均写成质疑论文，与好友彭笃生等共同讨论分析，直到深刻理解为止。该校附设有治疗所，在老师的指导下，每个学生都要在治疗所实习。应用理，法、方、药，辨证论治。正确者，发给合格证，差者继续跟师临证。先师常说：这种带徒方法最好，理论联系实际，不致出现“学医三 年，便谓天下无病不治，及至临证三年，又谓天下无药可投”的情况。
一九一六年，重庆警察厅在学院街天符庙对开业医生考试，合格者二百零二人中，先师名列第三。捷传家中，其祖父海帆公喜曰：“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吾家继起之秀也。”从此，先师正式行医。
[page]救死扶伤  医德高炤
先师六十余年的医事活动中，员感人的是他高尚的医德。他常以“危而不救，何以医为”自问，倾全力救死扶伤，决不挟医技以谋私利，至今为人所传诵。
一九一八年，先师与医学堂师范班的几位优秀学生集资，在轩岐公所附近开设了“双桂堂”药店。时值暑天，温病肆虐，死亡者甚众。先师便与名医王恭甫轮流在该店坐堂施医。该店宗旨在济世活人，诊者分文不取，贫病不支者，施之以药，故一时门庭若市，前来应诊者甚众，活人无算。先师虽收入减半，但淡泊生活，恬然自乐。殊知，民元以来，军阀混战，墨吏成风。“双桂堂”这爿济人小店也难逃厄运。兵匪荷枪“借款”，污吏寻机勒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双桂堂”渗淡经营仅两年就只好关门大吉了。先师步入社会就感到它的黑暗，曾有《重阳感赋》一首记其事略：
重阳风雨吏催租，敲断何堪到苦儒。
国事步艰兵尽匪，民权堕落主犹奴。
十载干戈天下瘦，一行雁字眼中徂。
安能觅得桃源路，薄荡渔舟一事无。
此后，先师在重庆国医药馆、光华国药公司、永生堂等处行医。先师诊病，无问贫富贵贱，一律以来诊  室先后为序。有时一二富商要求提前，则应买“特号”或“拔号铜牌”一枚，其诊金相当于一般诊金的五到二十倍。先师常云此是“千人吃药，一人给钱”。随将所得施济于人，常在贫病者处方上角书“记棹仙账”字样。当病人得药时，热泪纵横，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三十年代初，一个冬日的深夜，细雨绵绵，寒风刺骨。先师出诊后返回冉家巷寓所时，见一中年男子，衣衫褴楼，病卧在地，切其寸关尺脉俱无，幸太溪脉尚存，乃就处取金针刺之，俄顷乃苏。复取热姜糖水服之而起，再馈赠所携诊疗所得。男子热泪满眶，对先师连称“神仙、神仙”而去。
在我跟随先师期间，见先师对病人总是和蔼可亲，从无疾言厉色，故无论贫富贵贱，尊卑长幼，都 乐与谈，这对他搜集病史资料，作出正确诊断，不无帮助。他常说：“出诊乃中医之传统美德。”故从不以名医自居，无问院内院外，街头乡间，凡有延请必至。一九六五年在温江县农村巡回医疗时，他已七十三岁高龄，因忙于诊治，饭常常热了又凉，凉了又热，直到诊完病人方才就餐。
先师谢世后，好友谢慕沙先生曾撰“吴棹仙墓志铭”谓：“先生医术，世或可企及，而医德之高，则人所尤难能者。”此确非溢美之辞。先师平生勤朴，除基本生活用度外，余皆用以办医院、兴学校，济困扶贫。虽为一代名医，去世之后，家中竟毫无积蓄。
[page] 面对逆流  奋起抗斗
先师平素温文尔雅，从不与人相争。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旗帜鲜明，无异沙场猛将，英勇顽强。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之流的所谓“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消息发布后，全国医界群情激愤，民怨沸腾。当时中医虽众，但皆各自开业，向无组织，形同一盘散沙，斗争甚不得力。先师睹此现状，奋然而起，四处奔波，联络同道，很快就成立了重庆市中医药联合分会，大力开展宣传活动，与余云岫之流作殊死斗争。其时，《商务日报》影响甚大，先师偕同人与之交涉，利用该报周末一版篇幅，办起了《医药周刊》，先师以“虎溪非渔子”为笔名，担任主笔，宣传祖国医学之是，痛斥余氏谬论之非，一时畅行省内外，争相传诵。
余云岫著文云：“《内经》东方生风，东方是日本，并非是造风之所，以此知《内经》东方生风之说为不经也……”先师著《东方生风辩》一文，针锋相对，痛斥邪说，并将论文直寄余氏。余又云《伤寒论》“阴阳二字不科学，什么太阳，太阴，之为二字，有何用处……”先师又著文斥之，再将长文寄余氏。当年的《医药周刊》上有“灯谜”数则，为：“日蚀，月蚀，大端阳”，以《伤寒论》句和药名破。日蚀、月蚀句是“太阳，太阴，日月有病，天地必然昏暗”，暗指当时社会黑暗。后句是指他(余云岫名岩)背离人民意志，必然要从岩上绊下(半夏)来。
在全国人民的抗议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取消“议案”，斗争取得了胜利。全国中医药界欢欣鼓舞，认清了反动政府的真面目，认识到团结斗争的力量大。在这场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先师是有一定功勋的。
[page] 治学严谨  一丝不苟
先师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不仅都能原文背诵，且字斟句酌，做到了解经字字有出处。如一九六零年他所著《灵枢浅注》共三十八篇，二十余万字，以“解字”、“释词”、“释义”为凡例，颇为精要。今录几段如下，以飨读者。
《灵枢浅注·九针十二原第一》
[解字]
“閇”。考诸字书，都无“閇”字音义。梁《玉篇》载之，为俗闭字。窃疑之、惑之。夫《灵枢》古经医籍，  宁容有俗字入开宗明义之篇耶？！果如《玉篇》所言，则俗之为言者，庸也，常也。他书中亦当层见叠出者矣，何仅《灵枢》独此一字哉！以  “閇”为闭，  《玉篇》误矣。余尝细味《灵枢》经文，“閇”而曰决，必潴水之门，水性趋下，门其形而下共声，下亦义也。复遍阅门部诸字音义，《正字通》诂闸宇云，漕艘往来．臿石左右为门，设版潴水，时启时闭以通舟。永门容一舟，衔尾贯行，门曰闸门，河曰闸河，谩闸官司之。《广韵》闸为古盍切，《集韵》闸为容盍切，盍与盇通，有去入二声，进悟“閇”为闸之本字也。
《灵枢浅注·本输篇第二》
[解字]
“俞”：  此一字有三音，音不同，义亦各别，分言之如下。
(一)云俱切，音臾，通作愉。
《礼记》男唯女俞，有内应外达之义，《论语》情愉如也。注：和悦也。
(二)音输，与输音义并同。
《左传》载：“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外而内，补其不足。”与此篇名本输，言天者求之本，天生万物之本质，输之于人之四未，亦自外面内，补其不足。俞与输通，读平声，俞即输之本字也。
(三)音戍，乃输之去声，孔穴名也。
俞读去声，指一穴位而言。本篇云：所溜为荥，所注为俞。五藏五俞，大渊、大陵、太冲、太白、太溪，亦三焦所止为原之处。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藏，亦有男唯女俞，内应外达之义。脉会大渊，有来有去，皆在一隅，与五藏六腑，概括各    经脉数穴而言者不同，故人迎动脉．秋喻在膺中，
亦指教穴而言。腧与俞一为广义，一为狭义。注《灵枢》者，搜《康熙字典》者，将腧俞二字混为一谈，有乖经旨，特此正之。
《灵枢浅注·邪气脏腑病形第四》
[释词]
“虚邪”：东南西北，春夏秋冬，辟之有时，统名虚邪。分言之有微邪、贼邪之类。如春日起西风，夏日起北风，此金来克木，水来克火。请言赋邪，如秋日起东风，冬日起南风，则我所能制者，此为微邪。且有匹正四隅之分，如春夏之交，起西北风，夏秋之交，起东北风，秋冬之交。起东南风，冬春之交，反起西南风，皆为虚邪。“正邪”：四正四隅，名曰八正。风从正面来，以天之六元起之。太过而病人也，为六淫之正邪。合乎四时生长收藏者，则为四时五常之气。太过而病人，客于三阴三阳者，谓之六淫，皆正邪之称也。
《灵枢浅注·官针第七》
[释词]
“官针”：古称官者有六。天官、地官、四时之官。春为秩宗，夏为司马，秋为士，冬为工，天官曰稷，地官曰司徒，上下四旁，有一定规律，针而曰官者，以小针有九，法天、法地、法人、法时…… 推而为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身形应九野，大乙应中州，首头应夏至，腰尻应冬至，左胁    应春分，右胁应秋分。立春夏于左足手，立秋冬于右足手，戊已太乙所在，是谓天忌，故曰官针。
[page] 遵经重道  针药奇功
先师遵经重道，对医经有精深造诣。其用方药，一以仲景方为主，方小而效宏，且应用灵活，时人以经方家称之。又长针灸，针药并施，起死回生，治有神功。
民国初年，重庆军阀混战，时为六月炎暑，士卒日夜蹲战壕中，寒湿侵袭，病倒者甚众。病者谓寒冷难奈，虽复以重被，仍战栗不已。扪之则身若燔炭，汗出淋漓病不退。经治不愈，乃延先师诊治。思忖良久，乃悟“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之理。《伤寒论》原文之后无方药，先师乃据古人论述，立案云：“病原酷暑出征，枕戈露卧，以致寒伤骨髓，热淫皮肤。法宜专煎附子以祛伏寒，轻渍三黄，以涤浮热。当否，可请高明论证。拟方：制附子24克，黄芩、黄连、大黄各9克。按古法先煎附子二小时，以不麻口为度。将三黄待水沸时浸半分钟，将药液滤出，合附子汁混合，微温即饮之。”服三次，表热退，寒战止，一剂乃瘥。
二十年代初，重庆兴修公路，线上掘荒冢甚多。  一日归家途中，先师见一男子呼号腹痛难忍。止而诊之曰：此为《金匮要略方论》所附“外台走马方汤”证也。乃书医案云；“因掘亲冢，腹痛难忍，此必启棺时为秽浊之气所伤也。拟方：杏仁2枚，巴豆2枚。用绵包缠，捣细如泥，溶于沸水中，捻汁滤渣饮。”服后食顷，腹泻一次，痛渐解而瘥。先师云，读书不但要熟记正文，附文也应熟读默记，用时才能得心应手。该方原注“通治飞尸鬼击病”，是补正文之不足。林世雍按《金匮方歌》注释“仲师阳走马汤”一句是后人所附。仲师是汉代末年人，而《外台秘要》则梓行于唐代，何其颠倒如是耶?先师分析，令人折服。
先师活用古方，常能出奇制胜。抗战初期，重庆山洞地区麻疹流行。冬末诊一男孩，二岁许。病儿初时疹出身热不甚，不恶寒，微烦咳，纳呆神倦，大便二日未下，脉细而数。及至麻疹出齐后，忽昏愦喘促，病势危笃。先师脉证合参后谓，此可按《伤寒论》“大病瘥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书方：“枳实小者1枚(炮，小碎)，山栀子、香豆豉各6克，加米泔水煎药。”仅服一剂即神清，再剂而喘定，三服则余热悉去，病告痊愈。先师谓：劳复多指成人大病之后，复因风寒外袭，多言多怒，形劳房劳，梳洗沐浴，饮食不节等等，皆可致之；在幼儿可考虑风寒侵袭，饮食损伤，正衰不胜余热。以该幼儿论，麻疹齐后，病当向愈。然元气受损，气血未复，余热未尽，正不  胜邪，重复发热，死灰复燃。故此，有昏愦喘促，病势危急之象。此乃虚热郁火，从内发也。其子又问先师：“习俗用枳实，皆以钱计量，而此则独以枚计何也?”师答曰：“凡物用枚者，取其气之全也，气全则力足矣。今病既重，正气已衰，量重则正气不支，量小则邪气不破，今用气全之物，而力可倍，结可开矣。”
民国初年，先师在巴县虎溪乡开业。一日深夜，农民陈某来延先师为其内人诊治“温热病”。谓病逾旬日，咽中痛。再至陈家，已闻哭声。陈某谓：“请先生从后门进，免见死者，谓为‘送终’也。”先师答曰：“危而不救，何以医为?”乃径直入患者门。病人已穿殓服，停榻上，脚灯点明。师手执烛细察，见其面色未大变，虽寸口人迎无脉可寻，但跌阳脉微。扪其胸尚温，微有搏动。详询病因后，先师思之：半夏辛温，可和胃气而通阴阳，有开窍之妙，气逆能下，郁结能开。其时夜深，又系乡间，距场镇药肆甚远。忆及《伤寒论》苦酒汤或可救之。时当夏末秋初，执火把荷锄而出，得半夏二枚，先师嘱按古法，用大者一枚，洗净，切十四块薄片，鸡蛋一枚去黄，加米醋少许，混匀，微火上煮三沸去渣，汤成撬齿徐徐灌之。如食顷，病人目微动，继而有声，又少顷，竞能言语。守候达旦，竟起。后服安宫牛黄丸，迭进汤药调理月余而安。先帅妙手回生，一时响于乡里。    先师不仅是著名的经方学家，在针灸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用子午针法，能极《灵枢》补泻迎随之妙。自一九五五年冬赴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于毛泽东主席，神针之誉，驰于国中。他用针本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的理论，结合每一病人的不同脉象、体质、病情轻重，按时开穴进针，同时辨证用针，采取不同的针刺深度和手法，故不少危笃病患，得针而愈。
抗战初，日寇于五三、五四空袭重庆，市民纷纷退避山洞内。是年病疟者特多，服奎宁、疟涤平等无效，来国医药馆求治。先师分析道：此是洞中受寒，夏暑而汗不出，故病疟。他分别采用烧山火、透天凉之手法，按子午流注理论开时取穴，治愈疟病，不知凡几，深得贫苦市民赞颂。先师用针，活人以万千计，然“勤于立德，疏于立言”，在《子午流注说难》中，仅举了癫证、风中少阴重证、急惊风、鹤膝风、历节风、气郁结胸热痛等案。虽仅数案，亦可见其用针之神妙矣。
先师常叹：“古之注《灵枢》，如史崧，马莳、张志聪、汪讱庵、黄元御等，文非不善也，理非不娴也。惜均不长于针刺灸芮（火旁）。”认为针灸之道，登堂入室，非尽解《灵枢》则无以成就，并认为只谈理论，而不实际操作亦无以成就。故理论联系实际，数十年如一日地亲自操作，从不间暇。垂暮之年操作不便，也要亲自诊示，一一指点，待病人获效，心乃得安。同时，他还针对针灸中只针不药的风气说；针法亦非万全之策，当针则针，当灸则灸，为巩固疗效，还须服用中
药以补针、灸之不足。
[page]培桃育李  鞠躬尽瘁
为使祖国医药学昌明万代，造福人类，先师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医药教育事业。
一九二九年，为与余云岫之流抗争，先师约集渝州同道三十六人，筹资九千元，于桂花街成立了“重庆市国医药馆”，亲任馆长职。该馆设各种门诊处、送诊处，并于楼上设“住院部”收治危重病员；晚上则约请医生会诊，讨论医疗方案，切磋技艺。使过去自守门户之见的医界贤达，济济一堂，开互相交流学术风气之先。继又创办“国医传习所”。先师任所长，邱明扬(成都中医学院教师，已逝)任主任教师。设《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妇科学》、《国医诊断学》等课程，抗战前即毕业了男生部、女生部各一班。
抗战期间，重庆被炸，传习所迁至郊区“山洞”，先师又积极筹建“重庆中医院”，“巴县国医学校”。当中医院奠基时，先师挥毫题诗作贺：
中医院奠基(庚辰正月半)
太平旧岁新花朝，父子西山插秀苗。    试看他年垂茂日，葡萄累累绿荫娇。
为办学校、医院，先师历尽艰辛，方筹得资金四万元之谱，建成大小楼房三座。环境适中，地势宽敞光线充足，尤为壮观。殊知学校仅办了两期，就被国民党海军部和银行巧取豪夺，强行征用。未毕业的学生只好迁至西山苗圃周宅上课。两年后，因伪政府的重重压迫而停办。先师怀着无限愤慨之情作诗记其事略：
卖母校(一九四二年壬午中秋丙夜)
抱璞陵阳类我痴，劳劳东逐又西驰。
抛将城郭远空袭，留得镃基待好时。
一室高明群鬼瞰，寸心暗淡几人知。
三年两卖母医校，何日长桑饮上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让人民休养生息，挑起内战，致使山城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当此之时，师欲再办学校，已非易事。乃招小部分学生，在“永生堂”讲学，培育人才。他曾数次向市中区七星岗警察局交涉，要求归还校舍，但次次都是碰壁而归。一九四九年春，先师曾赋诗一首，记收回校舍之艰，培养学生之难；
花朝(一九四九年春)
萦怀字水溉三巴，块垒难消问酒家。
剪剪春风生意浅，何曾桃李绿天涯。    一九四九年底，山城重庆获得解放。建国初，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但是共产党首先关心民生疾苦，平抑物价，使生产很快恢复，社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经历了两重社会的先师，怎能不无限感激党，热爱新中国呢?先师以一技之长，为国为党分忧。一九五零年经重庆市文教局批准，在和平路创办、“苏生国医院”，又在通远门外归元寺成立了“中华医药科学讲习所”。一九五一年春，该所招生，高级班、初级班各五十人，全由先师筹集资金，自编教材，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年秋，党和政府为提高中医技术而兴办了“西南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一九五四年先师被聘为该校教师。之后，又成立重庆市第一、第二中医院，先师受委为院长。一九五五年底，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向毛主席献《子午流注环周图》，当时先师的心情是无比激动的，曾赋诗一首纪念：
献图碰杯礼
昔年伪政太昏昏，欲树长桑无处根。
三世医怀卞和璞，今宵一碰入京门。
会议期间，回首往事，心潮起伏，夜不能寐，特别是他听到周总理的报告，党和国家要创办四所中医学院时，更是精神振奋，表示愿为培养后代，效尽绵薄之力。
成都中医学院开办，聘先师为医经教研组教师，  后委以医经教研组主任，喜看夙愿得偿，祖国医药，后继有人，乃赋诗一首，以舒胸怀：
振兴中华医药(一九五七年秋)
回思十载苦蕉窗，乐此三秋课锦江。
掘展岐黄有夙愿，不甘祖国逊他邦。
院中老李殖秾辛，池上长桑青梓桑。
混混盈科看后进，放乎四海喜洋洋。
[page]     先师在校期间，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深受师生员工的赞扬。他感到党对自己太尊重，太爱护了，士为知己者死尚不足惜，况共产党完全是为国为民，为子孙后代谋幸福的!他决心为党的中医事业奋斗终身，乃将在渝的母亲、妹妹、儿孙等迁来成都定居，时值向党交心活动之际，他向党表示决心，服从工作需要：“派我上山，采药炼丹。派我下乡，服务农庄。许我返院(重庆)，又把脉看。留我授课(学院)，绝不缺课。”写毕笑道：此言吾之志也，愿在党的领导下，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先师成为一代名医，与他持之以恒地刻苦学习分不开。出诊或偶得小憩，他总要随手携带一个提包，内装医书、诗文数册，以备查阅。直到老年，仍查阅典籍，温故知新。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了“学而不厌”。
先师待人忠诚，和蔼可亲，对病人、学生、同事，  娓娓而谈，百问不厌。每次向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总是反复再三，犹恐不能理解。他常说：“我要把所知的知识和经验全部交给下一代。”课余时间，学生们到宿舍请教，他都热情接待，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故有人评论先师如“金铎”，叩之则鸣。
但是，象先师这样博学多才，心地善良的忠厚长者，十年内乱期间，却难逃厄运，不幸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含恨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成都中医学院为先师平反昭雪，推翻了强加给先师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倘先师英灵有知，亦可含笑九泉了。
(本文承吴叔亮、吴迪祖，  吴慎修、吴传先提供部分资料，又蒙彭宪章副教授、林森荣老师审阅，谨此致谢)
李斯炽教授治学纪要
李克淦

【李斯炽小传】  李斯炽(1892～1979)，成都市人，生前系成都中医学院教授、院长。二十三岁在四川高等师范作理化助教时，便立志献身于中医事业。通过刻苦自学，终于夙愿得偿。毕生矢志振兴祖国医学事业，曾对汪伪政权扼杀中医行径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捐资，借贷办学，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为四川地区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六十年间，结合教学和临床，对古典医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医内科杂病》、《医学三宇经浅释》、《运气学说管窥》、《素问玄机厚病式初探》、《实用内经选释义》、《李斯炽医案》(一、二辑)、《医学歌诀三种》等二十余种。曾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余曾随先父习医多年，现仅就所见所闻，简要记述如下。
矢志中医  不挠不屈先父于一九一五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随即留校作理化助手，时年二十三岁。因目睹庸医杀人，在董稚菴老师的启发下，立志以发扬国粹，改进中医药为己任。在“有志者事竟成”这一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他从事祖国医学研究的漫长而艰苦的岁月。
当时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薪俸微薄，购书困难，业余自修，时间甚少。但是他认为学习条件是可以自己创造的。他一面省吃俭用，从微薄的薪俸中抽出一些钱来，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刻写钢板，领取一些补贴，用以购买中医书籍。他每天晚上都坚持在暗淡的油灯下学习古典医籍，直至夜深人静。他的跟睛虽然越来越近视，但他的祖国医学知识却越来越增长，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信心也就越来越坚定了。
接踵而来的，是极为广泛的社会压力。在旧社会，中医在知识界是被人瞧不起的，特别是他这个进过新学校而又在大学里供职的人改习中医，更是为人讥笑。在伪政府不能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情况下，“中医不科学’的说法更是甚嚣尘上。但是由于他通过学习和实践，了解到中医有其精辟的理论和可靠的疗  效，群众基础是极其广泛的。他认为中医不是不科学，而是一些人不了解中医。应当用易懂的道理向国人宣传：中医是国宝，是玉璞，而不是顽石。对某些不切实用的地方也是可以通过研究加以改进的。而这些研究、宣传、改进的工作，不由一些具有较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去承担，又由谁来完成呢?他自信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有巨大意义的。在一片冷嘲热讽声中，他毅然地从教育界转入了中医界。
他改习医业不久，一九二七年汉奸汪精卫宣布废止中医中药，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再次下令取消中医中药，使祖国医药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是退缩转回教育界以明哲保身呢，还是为挽救祖国医学的沉沦而斗争呢?他的答复是：“中医不可废，矢志哪能挠。”他以“誓与国医共存亡”的决心，团结组织了一些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道，一面请愿呼吁，四处奔走，一面宣传中医，举办学校。一九三六年，他创办了《医药改进》月刊，兴办了四川国医学院。当时伪政府对他举办国医学校，以其“非法”而不予立案。他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指出“立法必须合理，非理始为非法”。尽管他说破喉咙，当局也不予理睬。为了挽救中医事业，他只好与同道们采取社会筹募、自身捐款、借贷度日、义务上课的办法，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将四川国医学院一直渗淡经营到解放前夕，尽管他自己负债如山，也毫无追悔之意。解放后，共产党  给中医事业带来了光明，他个人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善于读书  不泥于古
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当以自学为主，老师只能指路，不能代劳，故刻苦读书为学医首要关键。读书贵在明理，不应迷信古人。他的读书方法是：“读书当细，思虑当深，先明其意，后析其理，然后证诸实践，才能辨其真伪，得其要领。”他在阅读古典医著中，提出有四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注意书中的错别字句。由于古代的印刷术不发达，或刻之竹简，或辗转传抄，或毁于兵燹，背诵流传，脱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虽经所谓订正，然因受崇古尊经思想之束缚，特别是对经典著作，总不敢轻易妄动一字，注解者亦因之勉为其注，乃至以讹传讹。如读书不辨真伪，就会将错就错，贻害于人。如《伤寒沦》中“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一段，显然系有脱漏和错字。表热里寒，即真寒假热之阴寒证，阴证而反现浮滑之阳脉，寒证而反投白虎汤之凉剂，岂有这种道理。
二是注意书中的记述过简。如《伤寒论》中“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这是针对气阴两虚所出现之心中悸动，脉象歇止的证型而言的，原文则简而未述，其他证型亦可出现心悸动，脉歇止，若  不加分别而一概用炙甘草汤则将铸成大错。如成都地区解放前一老中医，以熟读《伤寒论》自居，在治一青年女性因劳动后受热出现心悸动、脉歇止时，不加分析地投以炙甘草汤，以致造成死亡的严重事故。故先父常说；“不读书不能明理，但不善于读书，则不如不读书。”
三是注意书中的片面提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谈病机问题，都以“诸”、“皆”二字统括各种病机，即凡是某一种病，其病位都肯定在五脏中的某脏，其病因绝对是六淫中的某一种病邪因子。而实际情况则不尽然，即以“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而论，眩晕病发自肝脏者，只是较为常见而已，绝不能说，所有的眩晕病都是发自肝脏。譬如临床上常见的眩晕病因，还有肾精不充、肾阳虚衰、清阳不升、营血亏耗、痰浊上蒙、瘀血凝滞、酒食中阻、水饮上干、外感风寒、表里实热等，这些大多不涉及肝脏，而仍然会导致眩晕。当然，古人因受时代限制，其立论不一定尽善尽美，但吾辈继承祖国医学，则应加以发展，力求使其全面地与客观实际相吻合。
四是应注意书中的错误之处。古代医家所著医书能流传于后世，说明其医学知识是丰富的，是有科学价值的。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绝不可盲目崇拜，一概置信而必须经过临床检验，方可取用。如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首方即选用桂枝汤，该条云：  “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寒者，桂枝汤主之。”如以“初起恶寒”为主证而选用桂枝汤，则显系感受风寒，根本与温病无涉，怎能将此方列为温病之首方呢?究温病初起亦有微感恶风寒之症，然其病理应为温邪郁遏卫阳，而非寒邪束表，其致病因子为温热之阳邪，怎能用桂枝以热治热?况温病化热最速，伤阴尤易，保存津液之不暇，何堪再用桂枝劫其阴精?故“善读书者，当于字句中深究之，临床中验证之”。
广问博收  精心提炼
先父常说：“书本上的医学知识是死的，人群中的医疗经验则是活的。要想学到人群中蕴藏着的丰富医学知识，首先必须放下架子，广问博收。其次是独立思考，精心提炼。“询问的对象首先是老师。老师大都见多识广，但在旧社会的老师多缺乏耐心，加以师道尊严，多问则不免失礼，故只能对关键问题提问，主要还应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如先父早年曾诊治一洛江何某，初患腰背疼痛难以屈伸，诸医皆以湿痹论治，投独活寄生汤、羌活胜湿汤、小续命汤之类，愈服愈剧，且日趋佝偻，身踡屈难伸，整日疼痛不休。先父初诊时，亦认此证初起应属寒痹，其所服诸方无效者，因寒痹不解复感于邪，已内舍于肾。乃取《类  证治裁》安肾丸方意加减调治，时过月余，亦毫无效验。先父乃问询于太老师董稚菴先生，董老提示说：“治痿者，独取阳明。”先父始悟及《素问·痿论》中明言：“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一段，但对肾热骨枯之骨痿，为何不取少阴而独取阳明，仍惑然不解。乃再询问于董师，董老颇不耐烦地说：“《内经》中早已明言，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先父退而再思，始悟及阳明乃五脏六腑之大源，阳明得养，五脏六腑均得受益，筋骨关节自能荣润之理。然处以何方，仍犹豫不决，再请教于董师。董老声色俱厉地说：
“良工只能示人以规矩，不能令人巧。学问之道，不思则罔矣！”父唯唯而退。清夜思之再三，始恍然大悟。夫阳明者胃也，润者滋养之义。肾气热，骨枯髓减，与热甚伤津同义。津枯液涸，不得用苦燥清热，当以甘润生津，主以益胃之剂，则宗筋得润，筋骨关节自能通利。于是以大剂益胃汤为主方，加入葛根、淮山药，不数剂而腰脊疼痛大减，后以此方加减调理数月而愈。
其次是向同道学习。同道中经验宏富者亦不乏人，只要肯虚心请教，大多能谈其一般心得。但在旧社会因受保守思想之束缚，其关键处则多秘而不宣。对学习同道中的经验，先父采取的办法是；促膝谈心，互相交流，实际观察，临床验证。在他多次组织的义务医疗队中，即以虚心诚恳待人，收到了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良好效果。如壬申年成都地区霍乱流行，家父组织壬申防疫队，同道者二十余人参加，互相推诚相见，争献秘方。经过临床证实，以蚕矢汤和防疫避瘟丹疗效最佳。这不仅对控制疫情起了很大作用，也给先父以后治疗霍乱、中暑痧症、闷乱呕吐、腹泻等症提供了有效的办法。又如同道谢某，惯用升降散加减治疗多种外感疾病，先父虚心求教，谢某以实告之，用于临床，确获显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再次是向广大群众学习。先父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医学本身也是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群众中的单方、验方更不容忽视，如能从理论上加以提高，从适应证上加以鉴别，准确地用于临床，常能获得奇效。如先父在四川高师工作时，曾闻一工友谈一止鼻衄奇效方，即用干姜烧黑煎水急服，父即笔录之以待验证。一九三一年，先父因探望叔父去中江。叔友孙某，长期患鼻衄，反复发作，经服清热止血药，愈服愈烈，当时突然暴出不止，血色暗黄，面色苍白，手足厥冷，诊得脉细而迟，舌淡而紫，病属垂危，以为气寒血凝，血不循经而妄行，溢出上窍而发之鼻衄重症。因思工友所告之止衄验方，正合此种证型，乃令急煎炮姜炭15克以暖气摄血。服后鼻衄顿减。先父由此而悟及《金匮》所    云：“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其方由干姜、艾叶、柏叶组成。此虽为气寒吐血而设，然此类吐衄均为气寒，血出上窍，故可通用。复诊时乃用干姜、艾叶炒黑，以增强温摄之力。
此症虚寒已极，重点在温，故未用柏叶而加用附片。又仿《千金方》柏叶汤加入阿胶以养血调理，再加红参以补气摄血。服此方数剂后即鼻衄全止，未再复发。后先父以此方活人甚多，皆得力于群众验方之启示。
知难而进  百炼成钢
先父常说：“治学当知难而进，千锤百炼，才能成为好钢。”他常以亲身的体会告诫我们，学中医要有四不怕，才能有所收获。即“不怕难治之病，不怕难答之题，不怕难讲之课，不怕难写之文。”他在临床上遇到难治之病，即动员病家与之配合，治不好绝不轻易罢手。他认为治疗疑难病症，常有无限乐趣。即“能探索复杂的自然规律，此一乐也，能救人于危难之中，此二乐也；能丰富自己的学识经验，此三乐也。”他在从事中医事业的早期，即在他创办的《医药改进》月刊里，增辟“医药顾问”专栏，以供中医界及广大群众提出问题。当时多种医药难题接踵而至，使他不得不在诊病之暇，查阅大量资料，通过思考，一一作出解答。他认为这是鞭策自己进行深入学习的  好机会。解放前，他在四川国医学院办学期间，对难于讲授的中医课程，凡是其他人不愿讲的，他就主动承担。他说；“这并不是我比别人懂得多，而正是感到自己不足，主要是运用教学相长这一道理，来锻炼提高自己。自己若不首先弄懂，又怎能去教会别人呢?这正是促进自己学习的好机会。”他还认为，学习中医不但要会临床，会讲授，会解疑，而且要学会写作。通过写作才会使自己的思想条理化，才能系统地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也才能有讲授的教材。古代没有通俗的中医教材，全靠自己消化古书，才能写出讲义来。他所写的《金匮新铨》、《内科杂病讲义》等书，都是抱着这样一种学习态度写出来的。通过写作，也更加丰富了他的祖国医学知识，也为他后期写作的大量医著，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诸家兼采  推陈致新
先父在学术思想上主张诸家兼采，推陈致新。如他在总结治疗中风经验时说：“古代治疗‘中风’，有主火者，有主痰者，有主气者，有主阳虚者，有主阴虚者，有主血瘀者，有主肝风者，凡此种种，都是根据他们当时临床所见而总结出来的，均有其实践根据。绝不能以为一家之偏见面扬弃之，亦不能无视具体情况而偏守一家之说。虽然古代医家各执一端，但证之临床则多合并  数因出现，或呈连锁反应。在临床上应把握本病当时所出现的突出证型，分别选用古代医家之法。对证型复杂者，还可综合选用数家之法。对古代医家尚无论述者，则当依据辨证，灵活选用方药。应有敢于推陈致新之精神，使祖国医学不断得到发展，但其基本点应始终着眼于具体证型。”
他在：临床上则主张“理宜精，法宜巧，方宜平，效宜稳”。对各种疑难杂证，常以“四两拨千斤之法”取得显著疗效。他在运用疏肝法治疗多种内科杂病，选用“补阴分而不腻，除湿热而不燥”的药物治疗阴虚湿热证等方面，均有其独到创新之处。这些都证实了先父在学术上的指导思想，确有其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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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肖龙友先生

肖承悰
【肖龙友小传】  肖龙友(1870～1960)，名方骏，以字行。  四川省三台县人，为前清拔贡，名中医师。精通文史，医文并茂，  自学成医。一生精研历代中医书籍，理论联系实际，  临床经验极为丰富，疗效甚高。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  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名誉院长，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中央人民医院顾问等职。
我的祖父肖龙友先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他的一生为发展中医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曾有“北方肖龙友，南方陆渊雷”之说。
我从小生活在祖父身边整整二十年，他慈祥的面容，刚直不阿的性格，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中医大师。这篇文章仅仅是我亲自的感受及手头掌握的材料写成的，远远不能反映龙友先生的全部情况，疏漏和错误之处，望了解龙友先生的前辈和同志们不吝指正。
扎实的基本功
祖父肖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号为“不息翁”。祖籍四川省三台县人，一八七零年二月十三日出生于四川雅安。
我的曾祖父肖端澍，为清光绪戊于(一八八八年)科举人，曾先后任武昌、大冶两县知县。祖父龙友先生出生之际，正值洪杨革命之后、帝国主义竞相侵略、欧西新学输入萌芽之时。当时士大夫阶级仍以科举考试为生路，而祖父又为曾祖父的长子，故自幼严受父教，每天诵习诗书，直至深夜，熟读四书五 经、诗赋帖括、四史诸子，同时书法也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每当家中来客人时，曾祖父令其背诵，作为待客之礼，深受祖辈的喜爱。故对中国的历史、文学、语言知识，从小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弱冠之后，祖父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此时博览群书，中医书籍也多涉猎。学习当中古文水平不断提高，中医理论知识不断丰富，这为他以后自学中医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这也启示我们要学好祖国医学，必须要学好中医经典著作，必须有过硬的古文知识。
动荡的仕途生活
祖父二十七岁时(一八九七年)考中丁酉科拔贡，遂即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其时正值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祖父饱经忧患，曾被迫给洋人背粮，又曾在琉璃厂卖字以度生涯。
事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知县。到鲁后正值变法维新之始，行新政，废科举，省会设立高等学堂。祖父为之匣订章程，兼充教习。任知县时，他以办救案与外国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辛亥革命后，移居济南任闲职。当时祖父在大明湖畔还留下了碑文，一九六二年我去济南度寒假时曾去寻找，但未找到。
一九一四年祖父奉调入京，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及府院参事，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局总办等职，并由执政府内务部聘为顾问。
自学成医的道路
祖父为医，既无家传又无师承。他童年时因曾祖母多病，留心于医药，经常到族人所开设的药铺去请  教，渐而在少年时期即能辨药真伪，以后在书院读经史之暇也阅览方书。在读老子及诸子学说中，受到一定的启发，因而悟及岐黄之奥妙，加深了他对中医基础理论的信任及兴趣，进而认真反复地学习研究内、难各经。后因曾祖母“血崩’久治不愈，促使祖父更加努力学习历代诸医家名著，而略有心得。
一八九二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售之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而祖父不顾危险，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
于是，声誉雀起。这是祖父以医药服务于人民的开始。
进入仕途后，虽在官守，也未间断研究医学。当时所译西医书籍亦多浏览，并在公余之暇以医问世，辄见小效。所以当时的内务部及主管卫生机关多聘请祖父为考试中医士襄校委员，并因而取得医师资格。复以自感数十年浮沉宦晦，于国于民无益，更加深了从医的决心。一九二八年，民国政府南迁后，毅然弃官行医，正式开业，自署为“医隐’，号为“息园’，曾撰《息园医隐记》一文刻于扇骨，以述其志。
附：患园医隐记
人必无所显而后得隐。余显乎哉?余志在医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济，即以名位论，不过一中大夫耳。况当叔季之世，并此亦不能得邪?四顾茫茫，行藏莫测，内人告余曰：子非深于医者邪?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医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医人．倘能合彼就此，我闻医亦大夫也。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也．如果是，吾将与子偕隐约而终老。”余曰：  “诺”。乃卷藏退密而业大夫之业，因自署为”医隐”焉．是为记．时在壬子之冬(一九一二年)，越十七年己巳(一九二九年)刻于扇骨。
息公努力经营中医事业
(一)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  祖父治病素以诊断高明而为人所敬重。在医疗上他既全力以赴，却又从不吹嘘。能治者则治，不能治者则不包揽。现举一例说明之：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患病，不能饮咽，同事祖父给予诊治。检诊后，祖父断为病之根在肝。多
人苦求开方，因明知病入膏肓，非汤药所能奏功，故坚不与方药。后经解剖，证实孙中山先生所患乃系肝癌。此事说明祖父诊病非常准确，并具有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当时这件事轰动了社会，祖父的医名进一步流传开来。
(二)开创了中医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祖父行医以来，理论联系实际，因此疗效甚佳。当时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之前身)之德国医师狄博尔，因闻祖父大名，经常约请祖父会诊。所会诊之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瘸、糖尿病、噎嗝病等。祖父不畏艰准，悉心予治，所会诊之病例
常单以中药而愈。在中医受歧视的旧社会，中医没有自己的医院，也没有资格进出医院，更不要说在外国人开设的医院服用中药。而祖父以他高超的医术；博得了西医界的信任和尊重，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为中医界争了气，由此他的威望与日俱增。
(三)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  祖父开业后，投医者很多，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有时还要应邀去
外地治病，终日忙碌不堪。他看病心正意诚，对待患者一视同仁，每遇穷苦病人，常不收诊费，或解囊相助。祖父工作时，聚精会神，一句闲话不说，也不许家人打扰。每遇棘手之症，投药一时未效时，他总是反复思考，茶饭不香，甚至常于夜间翻阅医书，终宵不眠，直至考虑出更为妥当的治疗方案并取效时，始感轻快。每于出诊遇重病患者，回家后常多次用电话或其他方法联系，以了解病人服药后的反应及病情的变化，从而斟酌下一步的处理。总之，他的心中总是惦念着病人，他确实做到了“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
(四)发展中医教育披荆斩棘  祖父不仅忙于诊病，并为发展中医教育苦心经营，力主举办中医学校。在国民党反动当局提出废止中医中药时，他克服重重困难，与名中医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北京国医学
院，与孔先生共任院长，亲临讲坛，以发展中医学术，造就国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费困难时，祖父倾囊维持，甚至与孔伯华先生在学院看门诊，把所收费用交给学院，以贴补经费的不足。历时十余年，毕业学员达数百人，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了挽救和促进作用。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歧视中医，北京国医学院后来被迫停办。当该校停办，而焦易堂先生所主持的国医馆请设学校又不获准时，祖父义愤填膺，当即作《七律》三首，以示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不满。
七    律
闻北平各医校因当局干涉，均已停办，感而赋此，意有所在，不计词之工拙也。
(一)
不重中医国必危，
当年保种是轩岐。
讲明生理人繁衍，
说透天元族大滋。
黄帝子孙盈宙合，
僦师徒众满中畿。
倘教知本同医国，
四万万人孰敢欺。
(黄种之人，实因黄帝讲明撮生之道，所以人种繁衍，至今偏重西医，未免数典忘祖。果使舍己芸人真有利益，何尝不可。学问公器也，讲学公理也，何中西之有哉！)
(二)
中医无文误文襄，
彼对医经不外行。
社会虽开徒聚讼，
讲堂能设自多方。
欲从新化分科目，
须请明人改学堂。
倘不同谋存国粹
有心甘让刘邦强。
(张文襄)当日手订学章，于各大学增设医科，仅有西无中。柯君逢时曾质问之，谓宜中西并重。张曰中医太深，一时难求教材，取西医者以有现成课本可援，且与军事方面有关。中医稍从缓，再设专校可也。那知一缓至今，竟为学西医者作为口实。而教育部据此只准立医社，不准设学堂，嗣后国医馆请设学校，原系补缺，已由中政会通过之条例，而卫生当局竞串通行政院秘书长，将条例改变。以褚(2)为西医界之首领也，故有此权力，不知行政机关何能擅改立法机关通过之文，而当局竟引以为据，亦可怪矣。)
(三)
医判中西徒有名，
天公都是为民生。
学人何苦交相诟，
志士终归要有成。
友国维新真得计，
吾华蔑古太无情。
一兴一废关强弱，
不敢相从要品评。
(医无中西，同一救人，不过方法不同耳。即以针而论，西医用药针，便则便矣，但与经穴毫无关系，如能按穴道使用，则奏效当更速也。中医用针灸，按穴道，调理气血，万病皆宜，且获奇效，不过精者少耳。国家如能提倡，不患崛起之无人，传法之不广。医学关国家兴废存亡，非同小可，吾敢断言，纯用西法，未必能保种强国，如提倡中西并用或有振兴之日。谓余不信，请以十年为期，国家如有意兴学育才，十年之后，中医如不能有成，鄙人愿受妄言之罪，即时废止，决无异言。倘听其自生自灭，不之闻问，吾恐不出十年，中医绝迹矣。到中国之中医绝迹，而西医必将中法拾去研究，一旦发扬，华人又必转于西国求中法矣。吾念及此，声泪俱下，不知同道中人，作何感想也。)
解放以后，祖父仍是念念不忘中医教育。他认为必须学校医院并设，使学习和临床同时互有经验，否则不易取得良好效果。一九五四年他以八十四岁高龄当选人民代表，不仅亲临会议，并积极提案设立中医学院。后来国家参照他的提案，于一九五六年在全国创办了第一批四所中医学院，发展至今中医教育事业可谓朝气蓬勃、成绩卓著。想祖父在九泉之下，一定感到欣慰。
主要的学术思想
(一)临证详审四诊，最重问诊  在临床上祖父重视辨证论治，主张四诊合参。他在新刻《三指禅》
序中曾云：“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察病人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既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诊其脉之浮沉迟数，合于所望、所闻、所问之病情否?如其合也，则从证从脉两无疑义，以之立方选药，未有不丝丝入扣者。否则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临时斟酌，煞费匠心矣。”他尤其反对以切脉故弄玄虚者。他曾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而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期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
在四诊当中，他又认为问诊最为重要。他说：“余于医道并无发明，仍用四诊之法以治群病，无论男妇老幼皆然。至眼如何望，耳鼻如何闻，指如何切，依据病情结合理性、感性而作判断。辨人皮肉之色，闻人口鼻之气与声，切人左右手之脉，以别其异同。但此三项皆属于医之一方面，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反复询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盖五方之风气不同，天之寒暑湿燥不定，地之肥瘠高下燥湿有别，禀赋强弱习惯各殊，而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又各人一状。例如南人初来北方一时水土不服，倘若患病仍当照南方治法，胃部方能受而转输各脏腑而不致有害。北人移到南方者治亦然。但病同状异者多，自非仍详问，不能得其致病之由。而于妇女幼孩之病，尤加慎焉。故有二、三次方即愈者，亦有用膏、丹、丸、散常服而愈者，误治尚少。”
(二)立法因人而宜，准确灵活  祖父临床治病，主张老少治法不同，对象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措
施。但是又要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说：“三春草旱，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而弗泽。故对象不同即须作不同之措施，然又须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对于治老人病尝作譬喻云：“衣料之质地原坚，借用之太久，虽用者加倍爱护，终以久经风日，饱历雪霜，其脆朽也必然。若仅见其表面之污垢，而忘其穿着之太久，乃以碱水浸之，木板搓之，未有不立时破碎者。若仔细周密，以清水小掇轻浣，宿垢虽不必尽去，但晾干之后，能使人有出新之感。由此可更使其寿命增长，其质地非惟无损，且益加坚。”他这番比喻，简而明地说透了治老人病的要领。故在临床上每遇老人病，多不加攻伐，避免汗吐下，而以调理清养，立法处方，且往往使用一、二鲜品，盖取其有生发之气耳。
上述是他临证时的主张，但他是不拘一格的，临证时立法处方准确灵活，知常知变。他调理虚证，多采用育阴培本之法，然亦择其可育可培者施之。他说：  “欲投育朋培本之剂，必先观其条件如何，设病宜投而有一、二征象不便投，又必须先除其障碍，或为其创造条件，若果时不我与，则于育阴培本之中，酌加芳香化中之药，如陈皮、郁金、枳壳、沉香，焦曲、鸡内金等。”
祖父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重五志七倩，故处方中多加入合欢花、橘络等，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其忧思过甚者，则投香附；其善恐易惊者，则又使用镇定之剂，如磁石、茯神等。
祖父治虚损防其过中，治痨除着眼于肺肾外，更重于脾。他说；“得谷者昌，若致土败，虽卢扁复生，亦难为力矣”。故补脾则党参、白术、山药、莲肉，运中则扁豆、苡仁纳谷不甘则谷麦芽。其中须酸甘益胃者则投石斛、麦冬、金樱子等等。
（三）无门户之见，提倡中西医结合
祖父从医不泥古，不非今，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他说：“有谓我之医学近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园、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
祖父虽德高望重，但非常虚心诚恳，尊重同道。他与孔伯华先生最为志同道合，二老推心置腹，经常交换学术思想，共为挽救中医事业伸张正气，共为发展中医教育贡献力量。尽管他们临床上各有特点，但他们从不自以为是，为了治病救人这一崇高目的，他们常在一起合诊，这一点确实值得后辈学习。
祖父治病不拘于汤药，如需针灸者即配合之。北京已故毫发金针专家孙祥龄，就是经祖父推举而成名的。在平日交谈中，他发现孙先生医理高明，颇为信赖，故出诊时需用针者，均请孙先生陪同前往，并大力向其推荐病人，而且向其传授脉学，故孙先生能成为名针灸医师，与祖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这也说明祖父善于发现人才。
祖父在世时，家人生病也不包揽，而是博采众医之长。记得祖母患病，经常请徐右丞先生诊治。徐先生比祖父年长几岁，行走不便，每次来诊，祖父均令人用椅子把他抬到屋中，亲自接待。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五年我患肺炎，祖父让父亲请来在西鹤年堂(北京西单一大国药店)坐堂中医、善看时令病的王仲华医师给我诊治。每次王大夫来诊时，祖父总是与他亲切交谈，并给予充分肯定。祖父对蒲老辅周也很赞扬，姐姐患有风湿性心病及头痛病，祖父一直给其治疗，效果亦佳。但自蒲老从蜀来京后，祖父立即指示大伯父带姐姐到蒲老家去诊治，后来也一直请蒲老诊治，直至一九七二年年底蒲老病重之时。
祖父力倡中西医结合，曾屡发议论，前面所记三首七律当中即已提到。他撰的《整理中国医学意见
书》中说到：“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其术虽未必尽合乎道，而器具之完备，药物之精良，手术之灵巧，实有足称者。今欲提倡国医，如仅从物质文明与之争衡，势必不能相敌。而所谓中医之精粹能亘数千年而不败者，其故安在?必当就古书中过细搜讨，求其实际，列为科学，而后可以自存……总之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研此道者，不可为古人愚，不可为今人欺，或道或术，当求其本以定，一是不可舍己芸人，亦不可非人是我。”充分说明中西医结合是他的理想。他从不故步自封，对西医也很信赖。他从年轻时代就读西医书籍，晚年患病都是请钟惠澜医师（原中央人民医院院长，黑热病专家）诊治。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也常促膝谈心，各抒己见。祖父后来生病一直住在中央人民医院九病房，直至病逝。在此期间钟院长对他关怀备至，精心治疗，祖父也很服从治疗。那时《人民画报》记者曾来医院采访，并为祖父及钟院长合影，刊登于《人民画报》，显示了中、西医亲密无间的情谊。老一代中、西医的团结合作，实为我们今人学习之楷模。
热爱新中国，永做“不息翁”
解放后，党的中医政策拯救了中医事业，使龙友先生精神焕发。他说：“我从前在旧社会谋生，由于社会的腐败，不得不借医为隐，故名所居曰‘息园’，别号‘息翁’，当时我并不是自鸣清高，因为在那时曾创办北京国医学院，当时的政府认为不符学制，不予立案，使我提倡中医、发扬学术的心愿不得发展。解放后人民政府不但提倡中医，而且高度重视，使我已经枯槁的情绪重又燃烧起来，乃改‘息翁’为‘不息翁’，以示我并非等于自弃。”为此他虽年老多病，仍为发展中医事业继续努力。八十多岁的老人，除坚持为中央首长、为广大人民治病外，还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他当选为人民代表后，更是勤求民意，积极提案，使之上达。一九五四年为了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位诞生于前清一贯穿长袍的老人，特地作了一身中山装，精神抖擞地前去开会。因为他换了装，使得想采访他的记者在会场上竟未找到他。大会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代表，祖父也应邀参加。他特地带回一个红苹果，叫祖母及家人看，要我们记住共产党的恩情。那时人民代表每月补贴五十元人民币，祖父坚持要大伯父退回，后因无法退掉而保留。祖父用这笔钱特地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并对我说这是作为他当选为人民代表的纪念，并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才对得起人民，回忆起这些事情就象在昨天一样。说明祖父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他确实成了“不息翁”。
祖父勤奋学习，博学多识，不仅是一位名中医，也是一位文史学家，又是一位很有造诣的书法家、画  家。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祖父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人。
他每天凌晨五点起床，除读书外即练习书画，天天如此，持之以恒，直至年逾九旬卧病不起时方才停止。
他善读书，多批注，勤求古训。他的书法也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不仅喜欢为别人看病，也非常喜欢为别人写字，解放前曾有人用高价向病家购买他的脉案方书，裱起来当作艺术品欣赏，这一点并不亚于当年的傅青主先生。我的姑姑肖琼(又名重华)女士是当今有名的女书法家，真、草、篆、隶均有基础，她就是自幼随祖父学习的。目前在山东曲阜孔庙内尚展有他父女二人的书法作品。祖父龙友先生写的对联是；“道德为师仁义为友，礼乐是悦诗书是敦。”姑姑肖琼女士所作字幅是；“千变万化，别具一格。”
祖父与名画家溥心畲先生，齐白石先生均是好友，重华姑姑就是溥先生及齐先生的得意女弟子。祖父擅用手指作画，颇有气韵。我至今保存着祖父送给我的一把扇骨，是他于一九五六年八十六岁高龄时所作。扇子的一面撰写着李太白宫中行乐词，另一面是手指作的梅花，栩栩如生。梅花旁赋小诗一首：“人老半身麻，带病度年华，指头有生活，随意画梅花。”显示了他人虽老，但对生活仍然充满着热情，祖父确实是一位能医、能文、能书、能画的人才。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日，祖父不幸病故于北京中央人民医院，享年九十岁。他的一生为发展中医事业，为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逝世后，人民政府为他开了追悼会，由傅连嶂部长亲自主祭，党和国家给予他高度的评价。
尊重他的愿望，我家将他生前珍藏的数千册宝贵医书，全部献给了中医研究院及北京中医学院。并将他多年来珍藏的珍贵文物古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为此，故宫博物院为他举办了展览会，并向我的伯父、父亲、姑姑颁发了奖状。
一九八零年，是祖父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及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有机会让我把他的事迹写出来，对我也是极大的鞭策。今天祖父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回忆祖父所走过的道路，使我激情满怀。现在我已是中医队伍中一名中年医师了。我决心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奋斗终身。同时我也希望有关部门，早日把祖父留下的大量丰富的医案经验整理出来，以供研究。
注：
1.张文襄：指张之洞．张在—九零三年与张百熙、荣禄等合同订学堂章程，大学堂分科凡八，西医课程为其中之一，内容有拉丁语等．迨至民国后，仍沿用此章程。
2.褚：指褚民谊，为大汉奸，西医出身，彼时褚正在伪行政院任秘书长，故能弄权擅改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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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龙友先伯
肖    珙
龙友先伯与山东
先伯肖龙友前清拔贡，后在山东任过淄川知县和济阳知县(济阳一说枣阳，查山东并无枣阳县，系济阳县之误)。现在还有人记得他的政声，主要指的是先伯当年在办教案中，与外国神甫做斗争，颇得民心。传闻先伯在山东时曾在大明湖畔留有碑文。济阳自金朝设县治，明清皆属济南府，故留碑济南府是可能的。已故山东文史馆馆员左次修先生(我的大姐丈)戊子年(1948)诗《赠肖龙丈》中说：“公登大耋我成髯，回首珍泉三十一年。司马高文宜寿世，元龙硕望鄙求田；今同良相生人万，昔为司财用士千。春雨杏林花正好，蜀山西望在云烟。”诗文中“回首珍泉”是指济南珍珠泉。从一九四八年回推三十一年，当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左右；“今同良相生人万”自然是不愿为良相，愿为良医的意思，“昔为司财用士千”是指先伯曾在财政部、农商部工作。从这首诗可以推见先伯一九一七年时尚在济南。
先伯诗词书画率皆能之，而其书法篆、隶、行、楷各体悉备。在今曲阜孔府中尚有先伯的联屏多幅。篆书对联上款为“燕庭上公”，下款时间为“己未年在京师”。是以已未(1919)年，先伯已在北京。楷书对联文为“道德为师，仁义为友，礼乐是悦，诗书是敦。”为癸酉年(1933年)所写。上款为“达生上公”。其行书体写的四联屏，末注明年份。我一九五零年在济南结婚时，先伯还亲书对联为贺，文为“红鸾对舞珊瑚镜，海燕双栖玳瑁梁”，下署“八一老人”，以时先伯虚岁为八十一。先伯与左次修姐丈常有诗文过从，在次修姐丈赠我的《甲骨文集联》中，有先伯用楷书写的诗稿，笔力苍劲，全文为：“难得吾家有寿根，请从高祖溯渊源(高祖父七十二，高祖母八十三)。吾侪龄是双亲与(先父母刚六十而弃养，留寿与我弟兄，此虽数定，亦是亲恩，最可念也)，此后人将百岁尊。最喜弟兄能继美，都过指使并长存《礼记》六十曰耆指使)。况闻姐妹同年老(大姐年已七十九、二姐年六十有二)，南极星光照一门。第三句用《礼记》文王与武王之龄意。方骏初稿。”查《礼记·曲礼上》：“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我父比二姑小两岁，时年已六十岁，写此诗时，当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
先伯与济南儒医王静斋亦有来往。王静斋先生著《养生医药浅说》，先伯曾参与校订。
关于如何学中医
先伯重视中医理论，主张医术医道并重，由术入道。在其《医范十条》中曾论及医道与医术：“中国之医，有道有术。黄帝歧伯之问答，道与术并论者也……《内经》多论道之言，为气化之学所从由，故汉以前之医大都皆能由术入道，即庄子所谓技而近乎道者也。”先伯还告诉我们，中医贵在“活”，如果离开气化阴阳，就谈不上什么“活”。最忌“呆”，他说“呆板’是学不好中医的。先伯对“医者，意也”的解释，其一是“大学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即学医之要诀”，其二是“非徒恃机械之法所能行者”，就是活用中医理论，而要灵活运用，就必须深刻全面加以领会。他主张“以学稽古，以才御今”，体现了他对古今的辩证看法，含有古为今用之意。他又说：“泥于古不可言医，囿于今亦不可言医。必先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虽非困于学，竭于术者，不能至斯境也。”只有诚其意，困于学，才能精其术，这与《千金方》“大医精诚”的要旨相合，而首先突出“诚”字，是很精辟的。先伯经常推荐徐灵胎《慎疾刍言》中的话：“况医之为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药而病情不减，或反增重，则必深自痛惩，广求必效之法而后已，则学问自能日进。”
他对党的团结中西医政策很佩服，认为中医西医二者皆是科学的。他说：“盖彼有彼之科学，我有我之科学，非必如彼而后可言科学也。况古之医本从科学来者乎！”他既反对中西医互相攻讦，亦反对中医妄自菲薄。我三十年代开始学西医时，先伯是同意的；家兄、侄女学中医，他当然更同意，我五十年代去上海学中医，他很赞赏。而且家中用药治病，从不拘泥。如他曾治好我的慢性菌痢，至今未复发，我患白喉，经先伯治后未见好转，改用血清(抗白喉)治愈，他并无不快的表情。对新法接生、预防接种等，更表赞同，说过顺治因天花而死，康熙有庭谕告诫皇室是后必须种痘。新法接生在家中被接受，也是从实效出发，因先伯曾有个儿媳死于难产。先伯晚年更有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一九五三年，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选举彭泽民为主任委员，傅连暲、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赵树屏为副主任委员。在“西医怎样读中医书”的座谈会上，龙友先伯与袁鹤侪、于道济、龚志贤诸先生共同主讲。他在讲稿中说：“凡治病当先以药物为主。中医所用多系生药，重在性味，与西医不同，要学中医非先读《神农本草经》不可。经之外又非读李时珍之《本草纲目》不可，以此书主义合乎科学，而收辑之药物又多……至于治病之法，中医西医治法虽不同，其愈病则一，其调合气血、补虚泻实则无异也。”“初学应读之书尚多，如喻嘉言《医门法律》、徐灵胎《慎疾刍言》，陈修园《医学三字经》、《伤寒论浅注》及《金匮要略浅注》之类。学者能聆会诸书之后，再读《内》《难》，以求深造。”以后袁鹤侪，于道济，龚志贤诸先生相继发言，工作小组会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根据上述意见，提出总结性意见：①《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  《内经》四书为学习中医必修之经典，②四部书应从《伤寒论》学起，或《伤寒》、《本草》同时并进，在学习有困难时，可参看《伤寒释义》、《本草问答》等比较浅显的书，③西医读中医书时，应先认真地读，学习其精神实质，不要轻易加以批判。这为以后中医学院和西学中班制订教学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医论药举遗
先伯很重视“标本”，诊病医案上常有“法当标本兼治”、“仍当从本治”的意见。一次我与家兄讨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以及“治病必求其本”二者的关系。家兄说；“伯父曾说过，治病必求其本是根本的，根本就是气化阴阳。在诊断上知其何者为本，则何者为标，自然不言而喻；而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言治法。”后读《素问·至真要大论》：“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此与上论不谋而合。足见先伯在经典理论上，不援引其词句，但深谐其理。
先伯一般组方的主张是辨病立方，辨证施药。他说辨清病以后，立法选方是针对其病，而方中药物的加减则是针对具体的症候。正如徐灵胎所说，辨病立方而无加减是有方而无药；堆砌药物，合而成方，全无方法主次，是有药无方。喻嘉言《医门法律》：“约方，犹约囊也，囊满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居”。“业医者当约治病之方，而约之以求精也。《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得其精，焉能入神?有方无约，即无神也，故曰神与弗居。”先伯处方十来味药，很少超过二十味。三伯父患胸膜炎，胸腔积液，我那时在燕京大学医学院预科学习，请问先伯当用何方，他即指出病属悬饮，当用十枣汤，如有肋痛症候，可加川芎、川楝之类。我问十枣的用意，他说，大枣大小很不相同。如山东乐陵枣小而甜，仲景河南人，河南大枣则大，十个约30一60克了。经方一般用的大枣不过3枚。此方大枣分量较重，意在固脾，妨逐水太过。
先伯治病各种剂型都用，不限于煎剂。如外伤瘀血，常用《良方集腋》的七厘散，用黄酒服用加外敷患处。他主张组方首在立法，法者不定之方，方者一定之法。同一法可从不同方剂中任选应用，或自组成方，但方既组成之后，必有一定之法方可。先伯推祟《伤寒》，  《金匮》，但主张要学其法。他说：“以镜鉴人，不如以人鉴人。盖镜中影，祗自知无可比，而不如书中影，则使万世之人皆知也。伤寒诸书，仲景之影也。以之作鉴，则离神而取影，鉴中之影，皆非真影矣。学医者其鉴诸。”喻昌在其《尚论篇》中说：“举三百九十七法，隶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无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喻氏以法概伤寒，先伯则推之以及他病，可谓善学者。他不主张拘泥古方，认为墨守成方，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推崇张元素“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之论。他在用药处方上注意脾胃，但又与东垣的专主温补不同；看其处方，用药的轻灵，又吸收了温病学派的长处。伯父对于运气学说，也认为不可拘泥。陈修园《医学实在易》引张飞畴“运气不足凭”说；“谚云：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所以，稍涉医理者，动以司运为务。曷知‘天元纪’等篇，本非《素问》原文。王氏取‘阴阳大论’补入经中，后世以为古圣格言，孰敢非之，其实无关于医道也。况论中明言，时有常位，而气无必然。犹谆谆详论者，不过穷究其理而已。纵使胜复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四时之化。百步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若熟之以资顾问则可，苟奉为治病之法，则执一不通矣。”先伯生前，从不侈谈运气，提到张飞畴的话“很通达”。
先伯虽不谈运气，却颇重视季节用药。如暑天家中常备六一散，若有伤寒迹象，或头晕，或不汗出，用之颇效。若见心烦欲呕，常加藿香叶，开水冲泡，待凉饮，沁浸心脾，若有心烦、心悸，加用殊砂，小便黄加鲜荷叶。先伯说山东的滑石好，色青白，称桂府滑石，那时北京小学生练刻图章亦用之。查张元素《医学启源》益元散项下：“桂府滑石二两(6O克)烧红，甘草一两(30克)。右为极细末，每服三钱(9克)。蜜少许，温水调下，无蜜亦得。或饮冷者，新水亦得。或发汗，煎葱白豆豉汤调，无时服。”此滑石与甘草的比例为二比一，而非六一之比。六一散又名益元散、天水散、太白散。刘河间《伤寒直格》言：“通治表里上下诸病，解中暑、伤寒，疫疠、饥饱劳损。”查《本草纲目》：“滑石，广之桂林各邑及瑶峒中皆出之，即古之始安也。白黑二种，功皆相似。山东蓬莱县桂府村所出者亦佳，故医方有桂府滑石，与桂林者同称也。”北京用者，色青白，系白滑石，或即纲目所说蓬莱所产者。
先伯对风寒感冒喜用苏叶、葱白、豆豉(葱，山东者佳，豆豉，四川者佳)之类，检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若择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小误亦无害，对病有奇功，此则不止于中医(指中等的医生)矣。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楂、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香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先伯或受其影响。忆北京家中经常备有炒黄黑的糊米，小儿伤食饮用。成人腹胀，常用砂仁一粒，以针穿其孔中，在火上烧焦，取下，纸包捻碎，去纸嚼服，甚效。又疰夏不思食，用荷叶粥(鲜荷叶去梗，洗净，待米烧半熟，即置荷叶于其上，再煮，熟后粥色青绿清香)宽中解暑，妙用非常。考《本草纲目》，“粥”专列一项，计有四十四种。盖粥能畅胃气，生津液，推陈致新，利膈益胃(如薏苡仁粥除湿热，利肠胃，莲子粉粥健脾胃，止泻痢，薯蓣粥，补肾精，固肾气等)，但有荷叶烧饭而无荷叶粥。李东垣师承洁古在仲景枳术汤基础上创制枳术丸，用荷叶裹烧饭为丸。
他说：“盖荷之为物，色青中空，象乎震卦风木，在人为足少阳胆同手少阳三焦，为生化万物之根蒂，因此物以成其化，胃气何由不升乎。”《温病条辨》清络饮中有荷叶。先伯对小儿脾虚疳积，食少、消瘦、易汗出，亦常用苡仁、山药、大枣煮大米粥治之。我小时即用过，效果很好。对老年人则常用莲子、芡实煮粥，以固其肾气。他说药补不如食补，寓药于食，可谓善补。另外，家中亦备有夏天用的露，如银花露、生地露、玄参露等。小儿慢性腹泻，用暖脐膏贴脐部。总之，因病情不同而采用相应的剂型。
先伯常说，凡中病而效者即为秘方。先伯在为钱今阳先生《中国儿科学》作序时谈蒿虫散最为详细。序中有曰：“龙友昔年治病，对于儿科亦颇重视，医乳孩之病，仅以一方普治之，无不奏效，从未出错，其方即所谓蒿虫散是也。方载《本草纲目》虫部之青蒿蛀虫下。其词曰：‘一捧朱砂一捧雪，其功全在青蒿节  (虫生在蒿之节)；纵教死去也还魂，妙用不离亲娘血(即乳汁也)。’旧法系用青蒿虫7条，朱砂，轻粉各0．3克同研成末，用末擦在乳头上，与儿服。如婴儿初吃乳时，即与之服，将来出痘麻也稀少，或可以不出，而胎毒自解，真是儿科圣药。即不吃乳之儿有病，亦可用少许冲白糖水服，胜服一切儿科药也。此龙友数十年之秘方，特为抄出，拟请附于大著《中国儿科学》之后。”关于蒿虫散，查《本草纲目》原引自《保婴集》，此方用治惊风，十不失一。其诗云：“一半朱砂一半雪，其功只在青蒿节；任教死去也还魂，服时须用生人血。”《纲目》青蒿蠹虫项下；“[集解]时珍曰；此青蒿节间虫也，状如小蚕，久亦成蛾。[气味]缺；[主治]急慢惊风。用虫捣和朱砂汞粉各五分(1．5克)，丸粟粒大，一岁1丸。乳汁服。时珍。”大伯父运用蒿虫散不在于治惊风，而用于防痘麻。北京家中数十口人，从未患天花，出水痘、麻疹亦轻，与用蒿虫散不无关系。当然，我们小时也是种牛痘的，但其时尚无麻疹疫苗。《纲目》引《保婴集》诗，与先伯所引，文词有出入，或因版本不同，或先伯诊务忙未暇查对原书。但比较起来，“妙用不离亲娘血”，较诸“生人血”似更明确，且青蒿虫7条，分量清楚。朱砂，轻粉各O．3克，治不在惊风，少用些甚是恰当，是在学古中又有变通和发展了。
先伯注重预防，说过早在《易经》中已有预防思想(查《周易·下经》；“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他常说；“若要小儿安，须得三分饥与寒。”又说小儿之疾，常是痰热作祟，小儿停食常见，防止过饱很是重要。一般人皆知防小儿受凉，因之穿着过厚。而小儿喜动，汗出之后脱衣更易受凉。且穿着愈厚，反而愈不胜风寒，全无抗力，动辄伤风感冒。徐氏《慎疾刍言》有“小儿之疾，热与痰二端而已”句，与先伯所谈颇近。
先伯用药很慎重，屡屡劝诚我们要深知药性，不得冒昧。对于哎咀(古以咀嚼代切药之法)，先伯从另一角度说；“临症则自为哎咀配合，故万无一失。”对一般感冒咳嗽属风火者，他从不应用酸收的五味子之类，他说古方小青龙治寒嗽，五味与姜并用，一散一收，互相配合，岂可用于风火之嗽。他常以《得效方》中“用药如用刑，一有所误，人命系焉”的话教导我们谨慎用药的重要。
先伯用人参非常慎重。他处方第一味常用沙参，处方用名为南沙参、北沙参、空沙参，有时南北沙参同用。徐灵胎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中说：“沙参味微寒，主血积(肺气上逆之血)，惊气(心火犯肺)，除寒热(肺气失调之寒热)，补中(肺主气，肺气和则气充而三焦实也)，益肺气(色白体轻，故入肺也)，久服利人(肺气清和之效)。”又说：“肺主气，故肺气之药气胜者为多。但气胜之品，必偏于燥。而能滋肺者，又腻滞而不清虚。惟沙参为肺气分中理血之药，色白体轻，疏通而不燥，润泽而不滞。血阻于肺者，非此不能清也。”徐氏对沙参评价之高有如此。先伯推崇徐氏，或受其影响。伯父对山东名医黄元御亦颇推崇。黄氏《玉楸药解》中论沙参；“补肺中清气，退头上郁火，而无寒中败土之弊，但情性轻缓，宜多用乃效。山东辽东者佳，坚脆洁白，迥异他产。”考南沙参肥大而松，特别是浙江一带所产，先伯用空沙参系指南沙参。山东沙参，全省各地皆产，胶东的好，与其土质是有关系的。先伯在沙参用量上，一般用12克，有时用至24克。他认为南沙参祛痰作用较强，北沙参养阴作用较著。
我母亲患胸痹心痛症，常摇头，有风木肝象，先伯嘱用人参汤泡玫瑰花代茶频服。玫瑰选用含苞未放者，七至十朵即可。玫瑰行血活血，疏肝止痛，与人参一气一血，搭配得当，用后效果很好。考玫瑰花一药，  《本草纲目》末载。  《本草纲目拾遗·花部》，“玫瑰花有紫白两种，紫者入血分，白者入气分，茎有刺，叶如月季而多锯齿，高者三四尺，其花色紫，入药用花瓣，勿见火。”又引《百草镜》云；“玫瑰花立夏前采含苞未放者，阴干用，忌见火。”关于性味，《本草纲目拾遗》载：“气香性温，味甘微苦，入脾肝经，和血行血，理气治风痹。”又引《药性考》云：“玫瑰性温，行血破积，损伤瘀痛，浸酒饮宜。’又关于其活血化瘀引《少林拳经》：“玫瑰花能治跌打损伤。”又引《救生苦海》治吐血用“玫瑰膏”。先伯主张与古为新。说；“吾人当药物既备之时，如不能随时化裁，与古为新，是仍未会古人制方之意。”先伯用玫瑰花即是一例。
先伯为《中国药学大字典》  (世界书局版)作的序文中提到马宝等，皆值得认真研究。序文说；“马宝一物，最能开痰降逆。第一能治虚呃，而于癫狂痫各病，尤为要药，纲目不收。”查《本草纲目》确无马宝之名，而有‘鲊答’。  [集解]时珍曰；“鲊答，生走兽及牛马诸畜肝胆之间，有肉囊裹之，多至升许，大者如鸡子，小者如栗如棒，其状白色，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重叠。”查《本草纲目》鲊答前有牛黄，后有狗宝。鲊答是蒙古人祷雨石子以及牛黄、  狗宝等的总称。而马宝一名，始见于《饮片新参》。
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辞典》；“马宝异名鲊答。”把马宝与鲊答等同起来，似不够妥当。关于马宝的性味，  《中药志》：“甘咸微苦凉’；《四川中药志》；“性凉味咸微苦，有小毒”，“入心、肝二经。’关于功用主治，《饮片新参》：“清肝脑，化热痰，冶痉痫，止吐衄”；《现代实用中药》；“对于神经性失眠，癔病，痉挛性咳嗽等症有效，并能解毒，治痘疮危症。”先伯用马宝突出其开痰，降逆，治虚呃。作者五十年代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例嗜伊红细胞增多性哮喘小儿，濒于危殆时，加用猴枣抢救，转危为安，即受先伯论马宝的启发。
先伯用药，很注意道地药材。如秦艽，陕西、甘肃等地的好，他处方用西秦艽；防风处方用西防风，那是指山西等地所产，又如石决明有七孔、九孔之分，处方都加以注明。厚朴理气药，治偏热、偏寒，而有连水炒川朴与姜川朴等的不同。对药物采摘时间也很注意，如桑叶下霜后的较肥厚，他处方时常用霜桑叶；对入药部分，也分得很细，如薄荷梗，不如叶发散力强，却具理气通络的作用。伯父常善用水果类为药引，如秋天燥气咳嗽，用秋梨皮一具为引。生荸荠能消积利膈，开胃下食，在荸荠上市时，先伯常告知家中买给小孩使用。在鲜百合上市时，常用冰糖煮用以润肺宽中，治阴虚久嗽。
养生与医德
先伯享年九十岁。八十多岁时，手不颤，尚能写小字。他养生的办法；很少用药，饮食也很一般，但从不过量，有时吃些银耳、莲子之类。饮酒不过一盅。伯父心胸开阔，修养好，从不动怒。以写字绘画陶冶性情，书法从年轻时即练就臂力好，腕力牢，而且指上有功夫，他说这就是很好的运动。他常说世上无长生之人，因此亦不可能有长生之药，有的就是卫生之道。常说：“有卫生之道，而无常生之药。”哪有什么有益无害药物?饮食不当，尚可致病，况药物乎!
先伯的书法，师受甚广，隶书临曹全碑，篆书临用周·伯晨鼎，草书临唐·贺知章等。京师内外，对先伯的诊病墨案，视同珍宝，除了学习其医道之外，珍惜其书法，亦是一端。一九五三年在其八十四岁高龄时与伯母结缡五十年的照片上，有用蝇头小楷写的题赠。一九五五年为《中国儿科学》作序的信，虽已八十六，而行书仍颇有神韵。一九五九年二月为《新中医药》八周年始刊纪念题签，落款为“八八翁肖龙友题签，老病手强，不能作书。”此恐为先伯逝世前最后的遗作。
先伯很重视医德，他推崇《慎疾刍言》一书。一方面因为该书是徐灵胎晚年作品，“阅历既深，言皆老当。”徐氏治学态度严谨，堪为后世师法。以徐氏造诣，博学大家，尚能“每过几时，必悔从前疏漏，盖学以年进也。”且自谦其言如刍草，其用心良苦，令人敬佩。另一方面，该书是醒世之作，对学医者是很好的医德教育。
先伯常以“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千金方》)教育后辈，诊病时非常严肃，从不旁及其他。平时对于女非常温和，从不大声呵责。诊病不问贵贱贫富，不以衣着取人，问诊颇为详尽，对贫穷患者，常施舍成药。他与徐右丞老先生、孔伯华、蒲辅周，钟惠澜等中西医专家关系非常融洽。常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教育后学。取人以才，从医疗实效出发。收弟子非常谨慎，很憎恶那些想假借伯父的声誉为招牌者，即使是子弟亲戚亦不例外。谦逊谨慎，鼓励勤奋，常说“业精于勤，荒于嬉。”
足行万里书万卷  一生临证未曾闲    ——忆陈鼎三先生
江尔逊 口述  张斯特 整理

[陈鼎三小传]  陈鼎三(1974～196O)，字宗錡，四川乐山人。十五岁从文学医，后拜师于邑之宿医陈颖川。  陈老潜心歧黄，嗜书如命，不仅能背诵四大经典著作原文(其中《内经》是重要篇章)，且能背诵一些名家的注释；博览群书，兼收并蓄，虽特别推崇仲景学说，亦喜用汉以后医家的独特经验。临证识精胆大，刻意求工，以救治伤寒坏证，逆证名噪遐迩。壮年以后，热心于医学教育，诲人不  倦，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地方名医。著有《医学探源》六卷(郭老沫若亲笔署面)、  《中国医学常识》、《心腹诸痛论》、《柴胡集解》等。
先帅陈鼎三世居苏稽镇，其父陈光先乃外科名医，尤精于治疗疔毒及刀伤。陈氏兄弟六人，他居第五，虽自幼聪颖好学，然禀赋不足，体弱多病。十五、六岁时，父令其改研歧黄之术，以期自医。初由其父指示门径，后拜师于邑中名医陈颖川先生。颖川医道甚高而秘不示人，因其子好中医外科，遂与陈光先易子而教，相约务传医之精要。自是陈老潜心于方书，终身不辍。
多读还须善悟
先师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认为一本书，只读一遍，其真正价值是不可能理解透彻的，往往很多地方会被忽略过去，如果忽略的地方恰好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那就太可惜了。特别是对经典著作及各家各派的代表著作反复精读，乃是古往今来有所建树的医家卓有成效的途径之一。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对经过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医典精品，就应该认真读，重点读、细读、精读。在对医籍的博览上，每得一医书，便如获一珍宝，必废寝忘餐，读然后快。如此数十年如一日，上至《内》、《难》、《本经》、  《伤寒》、  《金匮》以及晋唐以后各家学说，下至明、清医家及近代医林著作，莫不博览精研，颇具心得。
陈老主张背诵一些经典著作和经典条文，他能全文背诵《伤寒》、  《金匮》、  《本经》、  《温病条辨》及许多重要注家之注。对《内经》的重要篇章皆能大段背诵，对注家更是如数家珍。所以，对学生和同道们讲解病机时，广征博引，令人叹服。中年以后，据自己历年来的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囿于背诵，但又不可不背诵，应该有重点的背诵。“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晋书·杜预传》)。为此，他钩玄勒要地整理出《医学探源》一书，用以授徒，其中就包含这个意思。
陈老为什么主张背诵呢?他认为临床经验用文字表现很难全面，而读书人对同样的文字之理解，又会受到文化水平、临床经验、阅历、判断力和想象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还原到作者所需要用文字表达的实际情况，其准确性就比较差。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已经作古的前辈名家面前，由他们通过实际病例讲解总结成文字的东西，既无“名师亲授”的可能，那么就只有通过精读，反复读，以至背诵，再在临床上去反复揣摩，从中悟出真谛，这是其一。其二，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所说“万变不离其宗”之“宗”。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别出心裁。先师常引朱熹语：“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并认为所谓精思，其中包含善悟，不从中悟出些道理来，又何能谓之精思呢?古    往今来，善于而且能够背书者不乏其人，但要学而有成，还必须善悟，不然只能成为蛀书虫。基于上述思想，先师教育我们读经典著作要注意三点：①原文是作者的思想，注解是注家的体会，读注能增加判断力和想像力，也就是说能增强悟性，要从这种意义去读注，②不要死抠字眼，要首尾相顾去读，方能得到较全面的认识，这是因为任何文字都有“局限”之处，③要善悟，主要是通过临床去悟出用文字无法说明白的东西。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陈老行医六十余载，对每一病案，必坚持理法方药完整，严谨不苟。用药洗练，以经方为主，兼及各家；时方常用《条辨》方，很少杜撰自制，每方必有来源，加减必有依据。这是因为他一生以诊治坏症、逆症著称，其中有不少是因误治所致。他目击病人之苦，深惋医道之淹没，所以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为了自勉，为了育人，他把自己的诊所命名为“是知堂”，取《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含义。对此陈老一生，身体力行，自成一家医风。
在学术上，陈老推崇经方，可谓“经方派”，然亦赞赏汉以后的医家成就。虽极喜《伤寒杂病论》，但亦肯定温病学说，认为病无定体，千状万态，当用何方，各依情势而定，不可按图索骥。世上哪有照着书本条文去害病的道理呢?
三十年代，我初学医时，有唐瑞成者，男性，年五旬，体丰嗜酒。一日闲坐茶馆，忽四肢痿软，不能自收持(弛缓性瘫痪)而仆地，精神清爽，言语流畅，诸医诊之不知为何病。陈老诊之曰：“此名风痱，中风四大证之一，治宜《金匮要略方论》附《古今录验》续命汤。”投方一剂，次日即能行动，后屡见先师用此方效如桴鼓，活人甚多。后我运用此方治疗多例现代医学所称之“脊髓炎”、“多发性神经炎”、“氯化钡中毒”等疾病，效果良好，有时称之“效如桴鼓”并不为过。如雷x x，男，十八岁，四川蛾眉县x x社工人，住院号18472，入院日期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患者于入院前—二天晨起床时，突然颈椎发响，旋觉右上下肢麻木，活动障碍。一，二小时后全身麻木，并气紧，心悸，呼吸困难，尿闭。即送当地公社医院治疗二日无效，又转送县医院抢救，经抗感染及对症治疗仍无效后转来我院。经西医诊断为“急性脊髓炎”、“上行性麻痹”，收住内科病房。当时患者除上下肢麻木、不完全瘫痪外，最急迫的症状是呼吸、吞咽十分困难。除给予抗感染，输液及维生素等治疗外，还不断注射洛贝林、樟脑水和吸氧进行抢救。然患者仍反复出现阵发性呼吸困难，呈吞咽式呼吸，时而瞳孔反射、全身探浅反射均消失，昏迷。如此一日数发者六日，救治罔效，危象毕露，家属已再三电告家乡准备后事。为  遂病人家属要求，乃于八月九日上午邀中医会诊。我诊时，见危象过后患者神志清晰，语言无障碍，自觉 咽喉及胸部有紧束感，呼吸、吞咽十分困难，全身麻木，左上肢不遂，咽干，舌质红，苔黄薄，脉洪弦而数。断为“风痱”，治以《古今录验》续命汤；干姜3克，生石膏12克，当归9克，潞党参12克，桂枝4．5克，甘草3克，麻黄6克，川芎3克，杏仁6克。并针刺风府、大椎、肺俞、内关，留针十五分钟。第二天(八月十日)，服上方一剂后，左上肢已能活动，口麻、全身麻木减轻，吞咽、呼吸已不甚困难，停止 了西医的抢救措施和药物。守方再服一剂，左上肢已较灵活，左手能握物，口、全身麻木消失，呼吸、吞咽通畅，能食饼干。唯胸部尚有紧束感。续以原方随症加减，连服四剂，诸证消除，继以调理气血收功，于八月二十三日痊愈出院。
我又曾目睹老师用十枣汤、控涎丹治疗顽固性全身严重水肿，大量腹水，小便极少，经多方医治无效者，先健运脾气，待胃纳正常时，配合十枣汤或控涎丹以攻逐，服后并不呈现恶心呕吐及泻下逐水作用，而是尿量骤增，浮肿腹水迅速消退。我在西医的配合下，运用先师的经验，对表现为顽固性的严重水肿、大量腹水的慢性肾炎或肾病综合征患者，每能起到较好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亦随之改善。这方面的体会，我在《河南中医》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对肾病综合征用  十枣汤、控涎丹利尿消肿的经验》一文中已做了介绍，此处不赘述。
陈老虽以识精胆大、善用经方名噪遐迩，但却绝少门户偏见，对各家有效方剂亦常能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如一九三四年，先母患大头瘟，头面焮肿，灼痛难忍，皮极光亮，眼不能睁。卧床旬日，在本地治疗无效。其时我正随陈老学医，家中来信，嘱请陈老诊治。陈老至，疏方为：银花、菊花各30克，鲜地丁120克，生甘草15克(名三花饮)。一剂显效，三剂而痊。我因素体尪羸，十余岁时，偶患感冒。咳嗽，胁部牵制疼痛，如翻身、转侧、深呼吸时牵引作痛，寒热往来，一日几十度发，每次数分钟或十数分钟不等。发时背心如冷水泼之，顷刻又如火燎之。服小柴胡汤加减无效，卧床不起，饮食不进，先师诊后，用《温病条辨》香附旋复花汤，服后则呕吐，吐出粘涎碗许，越半日，寒热、胁痛即除矣。后又曾外感，咳嗽痰多，胸部牵制作痛，用六安煎不效，改服香附旋复花汤亦不效，又数次更方，皆不中窽，病益剧。呼吸活动均牵制胸部作痛，仰卧于床，不可稍动；气喘痰鸣，痰稠粘如饴糖之筋丝状，咯至口边而不出，需以手捞之。七日之间，精神萎顿，势近垂危。先师诊之，谓此乃痰热伤津，燥痰壅塞气道，正唐容川所谓“上焦血虚火盛，则炼结津液，凝聚成痰，肺为之枯，咳逆发热，稠粘滞塞，此由血虚不能养心，则心火亢盛，克制肺金，津液不得散布，因凝结而为痰也，豁痰丸治之。”乃用豁痰丸为煎剂，因深夜无竹沥，权用莱菔汁代之，连尝两煎，病无进退。天亮后，急备竹沥几汤碗，仍煎豁痰丸，以药汁与竹沥各半兑服；下午三时服头煎，黄昏服二煎，至夜半，觉痰减少，气喘胸痛减轻，竟可翻身。又服三煎，次晨诸症大减。胸中之痰涎，既未吐，亦未下，无形中竟消失矣，并能知饥欲食。守方再进一剂，便可扶床行动，二日后即可出门。改用气阴两补合调理脾胃方药，病竟霍然。我根据先师经验，对急性支气肾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支气管哮喘，肺炎，特别是腹腔内各种手术后引起肺部感染而出现咳逆上气，咽喉不利，痰涎稠粘，咯吐不爽，胸闷气喘，口干欲饮，入水则呛，舌红而干，苔黄腻，脉滑数无力者，用豁痰丸治之，效果颇佳。  (具体内容可参考《河南中医》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陈鼎三、江尔逊用豁痰丸抢救痰热伤津壅塞气道危症的经验》—文)
耳闻不如目见  目见不如足践
先师带徒临证实践时，非常注重理、法、方、药的一线贯通。尤其可贵者，诊后必于当晚与学生们一起回忆总结,解释疑难。先师每引经据典，结合实际，尽吐心得，对于自己几十年甘苦所得，俗话所谓“过经过脉”的临床经验，绝无保守,并且唯恐学生们学不到手。每遇疑难怪症，他总要通过师徒共议的形式来启发和提高学生的辨证论治能力。先师强闻博记,善于运用实际病例去讲解经文，以加强学生对经文的理解和记忆，先师通过活生生的临床去应证经文，每能使学生对干巴巴的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西汉刘向在《说苑·政理》中说到：“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先师授徒，以此为轴心，常常通过临床的实际病例使学生在理论上上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这点不仅给他的学生，而且给与之相处过的同道和后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现夹江县医药卫生学会副会长、当地名中医陈泽芳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夹江县周x x患温病，起病急骤，高热汗出两天后，突然下利不止，四肢厥逆，大汗如珠，昏愦，面颊泛红，时而躁扰，两目暝瞑，气息微弱，家人悲痛欲绝，一面备办后事，一面急请先师。诊得六脉俱无，断为元阳衰微，命火将绝，急与大剂回阳救逆(白通汤加猪胆汁汤，附片用至两许)，一剂阳回利止，脉出肢温。次日气喘、咳嗽、痰多、舌苔白滑、胸闷，乃用苏子降气汤合三子养亲汤。此方一出，颇令人奇怪，因为白通汤用于温阳救逆已很难为时方派所接受，既然服后有效，就该守方再服，何以又改为降气化痰平喘之苏于降气汤呢?此方服后咳喘平，又见小便淋漓刺痛、口渴、心烦、舌    质红、苔薄黄等症，又处以仲景猪苓汤。最后因口干舌燥、舌质光红，少苔、泛恶，纳呆，脉细数等症，用竹叶石膏汤收功。此病经先师诊治前后十天，易方四次，而疗效卓著，当地医生皆赞口不绝，但亦有不解之处。陈泽芳先生因问其故，先师解释说，中医治病必讲天时、地势、体质、病邪，并需将几者综合进行权衡，然后定出轻重缓急。周某高年肾虚，平素喜食厚味肥甘之品，乃是一肾虚脾湿之体。外感温邪，来势迅猛，壮火食气于此体尤烈，故立见亡阳。斯时用白通汤就不是治病，而是救逆了。当阳气略复，中上焦之痰湿又动，故用苏于降气汤平喘、化寒痰、温肾阳。由于病邪毕竟为温邪，所以痰湿去后，就渐渐现出水热互结、内热伤阴之猪苓汤证。此证的出现，反证了肾阳的恢复和水湿之松动，故服药后疗效颇佳，且病情迅即转归为许多热病后期常见的竹叶石膏汤证，用此方终于收功，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陈泽芳老先生至今回忆起来，亦觉先师音容宛在面前，不甚 感慨唏嘘。
以德统才  方为良医
先师高尚的医德更为人所称道，他一生尘视名利，疏于家务，唯孜孜不倦地治病、读书、育人。虽至八十高龄，犹出诊奔忙，有求必应，从不计较报酬之多寡。每至贫家，往往不收诊费，且常备方药相赠。先师之子，已退休的老中医陈鸣锵先生，讲到其父有两认真和两不认真；读书看病最认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有空就看书，真可谓嗜书如命，直至年逾八旬，虽视力极差(1，500余度近视)，犹手不释卷。只是临终前两年，因双目失明，始无可奈何放下书本。对于诊费的多少有无，对于饮食的好坏和家务事情，最不认真，从不过问。
先师一生，最痛恨那些只顾渔利的药商和江湖骗子，讨厌那些术士们唯以脉诊是重，并以此呓人。他精于脉诊，颇有造诣，但仍然坚持望、闻，问、切的程序，并特别注意问诊，把切诊放在最后。他常叹息不少人把切诊仅理解为切脉。先师每用食指摸舌苔之燥润涩滑，以补其望诊之不足；并爱用手摸皮肤之厚薄粗细，尺肤冷热，虚里盛衰，按胸腹也是他常用的切诊方式。他尝打趣说；“心肝脾肺肾，到处无人问;心肝脾肺贤，到处卖银元。”意在批评江湖术士欺诈病家，以及一些医生医疗道德之不高。因此，每到一处诊病，总念念不忘宣传卫生知识，普及医学道理。他在《中国医学常识·自序》上写道；“须使人人皆有医学之常识，庶几积极可以保持人生健康，消极可以恢复病后安全。”他一生为普及医学知识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如一九五二年乐山地区开始打预防针，很多群众不接受，他带头  注射，用行动进行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先师一生非常注重医德，认为医德与医术都关系到治疗的质量和效果，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应当是以德统才方为良医。他非常赞同清代名医吴鞠通的一句话：“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足以败，断无可成。”他认为这句话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医术与医德之间的关系。每遇重危疾病，先师常引孙思邈的话：“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身惜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知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他以此告诫学生和勉励自己。先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之中很少坐堂，总以出诊为主，在峨眉山、西康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先师有感于他所出诊者多为误治之坏证、逆证，故将临证读书有得，勤于著书立说，广送同道和病家，一以医病，二以医医。为此，他著有《医学探源》一书，共六卷，取由博返约、见病知源之义。抗日战争时期，郭老沫若回乐山，亲笔为此书署面，提扉付梓。此书又为先师授徒之课本。除此以外，还著有《中国医学常识》、  《心腹诸痛论》、  《柴胡集解》等书，至今各县中医亦珍藏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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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炳章先生治学侧记
陈天样 曹幼华

【曹炳章小传】  曹炳章(1878～1956)，字赤电，又名彬章、琳笙，浙江绍兴人(原藉浙江鄞县)。曾先后问业于名医方晓安、何廉臣两老夫子，但主要靠自学成才。治学严谨，造诣精深。毕生在忙于诊务的同时，勤于著述，计编著、校注、增补、重订的著作达四百种以上，在中医界有一定的影响。生前曾担任过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浙江国医分馆董事，神州医药全绍兴支会主席以及新加坡、泰国等国中 医师公会名誉理事，并兼任国内外二十亲家中医期刊的名誉编辑和特约撰稿人。解放以后，  曾任绍兴市政协委员、《浙江中医月刊》总编辑等。
曹炳章先生自幼沉静好学，勤奋过人，但因家境清寒，仅断断续续地读过二年私塾。十四岁时(1892)，  即随父显卿公旅绍谋生，进药铺学业，从而开始了他的医药生涯。
一生爱书如宝  自谓书富家贫
先生进药铺学徒时，正是少年好学阶段，日间忙于撮药结帐，夜间则是他读书的大好辰光。四年中间，对《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目》、  《新修本草》，《本草从新》等本草专著无不精读强记，并常到野外对药物进行实地考察。
先生出身寒门，平素不肯轻易挥霍分文，但每见市肆出售药书，则无不倾囊购之。还经常到旧书摊上收买廉价旧书，谓：书旧字不旧，价值依然。遇到好机会，碰巧买到稀有珍本，更是喜形于色，乐不胜制。先生从此时起已开始养成了爱书如宝，千方百计地买书藏书的习惯。纵然一时无法买到的珍本，善本，每必借抄，汇订成册，列入书架。偶而发现所藏书籍有所破损，总候暇予以细心修补。中年以后，先生儿女绕膝，他一面勉励儿女勤奋读书学习，一面教育孩子爱护书籍，家教甚严。记得有一次他年方十几岁的爱子，阅读时不慎弄损了几页书，禀性慈祥的先生则一反其常，大加责斥。
一九一一年间(民国元年)，先生藏书已达数千册，著作手稿已有十余种。因先生同善局施医所住宅遭受火灾，时先生适返原籍探亲，回绍后见所著手稿、收藏书籍尽付一炬，殊感痛惜。抗战时期，日寇
飞机轰炸绍兴，时先生手著《人身体用通考》诸书业已完稿，为防被日机炸毁，于是动员合家，日以继夜地挖成防空洞，将稿和书悉置洞内，而对其他家产却不暇顾及。后来绍兴沦陷，先生又连夜租船将所藏之书和手稿转移至山乡僻地。战后回城，他为所藏书稿得保完璧而喜不自禁，竟似孩提般鼓掌庆幸之，而对别的家产焚于战火却不甚痛惜。
及至晚年，先生的著作已有数百种，收藏医书也突破万册，成了“书富翁”。他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书富家贫”的人。
毕生钻研学术  堪称著作等身
一八九六年，先生辞去药铺职业，先投方晓安老夫子门下，专攻《内》、  《难》、  《伤寒》、《金匮》及各大家医著，历时七载。后又问业于先哲何廉臣老博士，尽传其七十年博大精深之学业，更旁参广证，奄揽众长，于是学业倍进，声名渐起。接着在绍城开办“和济药局”，悬壶古越。先生不喜泛泛社交，除应诊外，总是聚精会神地钻研医理。当时，同行中不少人染上酗酒赌博、寻花问柳之恶习，间或有人欲拉先生入伙，先生总是严肃地回绝，每给这些人讨个没趣。    先生读书相当刻苦。清晨看书是起床后第一要事。中年以后，凡诊务稍闲，便手不离卷，直至晚年，毫不松懈。所阅之书，范围相当广泛，可说是天文，地理，生物、理化，新旧医籍，无所不览，所以他的学问非常广博、深邃。一九三四年，上海大东书局欲整理浩瀚之祖国医学书籍，因久闻先生大名，认定此任非先生莫属，乃优礼以聘，先生亦慨允弗辞。于是，从自己珍藏的万余册医籍中，精心选定三百六十五种，予以校勘、重订，编为《中国医学大成》，另辑《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一册，一九三六年全稿交齐。是书搜集内容之宏富，前所未有，被当时医界誉为“医学之渊府’。先生原筹划再编续集三百六十五种，后因战事影响，壮志未酬，连初集也仅刊印及半而遭停印。
其他如《彩图辨舌指南b，  《喉痧证治》、  《增订通俗伤寒论》及诸药物考证等著作，均是商量旧学，发皇新义，手眼独出，为杏林不朽名著。此外，如《浙江名医传略》等著作，对于今天的医史研究，仍不失为重要参考书。先生一生撰述、编辑、校订、圈注、眉批的医药著作，总计竟有四百一十三种之多(不包括各医刊发表的论文)，从这个数字中可以想见先生为此而付出的精力是何等的惊人。
先生原先主持绍兴“春城”、“致大”两家国药肆业务而兼行医，因此，对药品的考证、炮制、真伪辨识尤为精通。在其全部著作中除了诊断、治疗，预防卫  生、医史等方面外，有很大一部分，诸如《中华药物
源流考》、  《人参考》、  《麝香考》，  《冬虫夏草种类及效用》、  《增订伪药条辨》等，都是属于药物考证、辨讹、厘订方面的专著。故其得意门生徐荣斋教授认为：“曹氏学术思想，当以论药及药物考证为首位。”此评语甚为中的。一九四零年前后，先生拟将近五十年所阅览的经史、说部、名人笔记、游记，各地报刊杂志摘录之所获，参考动植物学、矿物学，结合个人心得，为重修《本草纲目》作资料准备。怎奈时局动乱，兼之诊务繁忙，且完成如此宏大规模之巨著又非一花甲老人所能独胜，先生深叹欲为难成，然又不愿半途而废，无奈只得选用珍贵资料，择要逐年写成专考发表。
晚年，先生因长年伏案，久视蝇头细字，兼之用脑过度而致耳聋目花也终不悔。建国后，虽年逾古稀，仍著述不倦。在临辞世前半年，虽已龙钟老态，体力不济，然仍壮心不已，曾说：“此后如精力许可，当一识途老马，为后起者指出整理祖国医学之途径。一息尚存，此志不敢稍懈也。”
丹心爱国济民  高风亮节后人称
先生忠以爱国，仁以济民，肝胆照人。日寇入侵时期，日货也随之充塞我国市场，药界也未能幸免。  时日产翘胡子牌“仁丹”，谓能治夏秋暑热百病，在药肆大批拍卖，不但掠夺国民金币，而且严重地冲击，排斥我国药业，许多爱国志士，为此很感耻辱、痛心。先生目睹此状，气愤万分，于是拍案而起，决心为国家振威，为民族争气。在翻阅了大量医籍资料后，再融入多年之经验，精心研制了一种丸药，其药效高于日货“仁丹”，而价格也廉。定名为“雪耻灵丹”，意为中华民族洗辱雪耻之意，很受病家、民众所信赖、欢迎，而日货“仁丹”却冷落旮旯，无人问津。
此事虽小，但先生精神可嘉可敬。
一九二九年，伪中央通过了“余(云岫)汪(大燮)提案”，妄图消灭中医，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消息传来，先生怒火填膺，急速会同医药界同仁，为捍卫祖国医药事业而大声疾呼，并与裘吉生、何幼廉(何廉臣之子)共被推为绍兴中医界之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医药总会成立大会，旋即晋京向
伪中央提抗议。回绍以后，又联络医药同道成立神州医学会绍兴支会，并被拥为主席。先生在为争取中医合法地位，发扬民族文化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先生十分怜悯贫病者，富于同情感。中年以后，虽已大名鼎鼎，但从不摆身架或先富慢贫，对应诊病人一视同仁，待贫病者更多爱抚同情之心。当时医生出诊都以轿代步，然而遇贫苦病家来请，先生都徒步随行，有时连诊费也不收，且随叫随到，从不耽搁。
先生以医济民，安贫乐道，不为身谋，厚德薄
利，惟为病家着想的高尚医德，迄今仍有口皆碑。
读书博精相兼  勤录文摘万则
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为“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广阅博览，即使是点滴空闲也从不轻易放过。把这些短暂而宝贵的间隙时间，用来读些简单精悍的小品，或是一目数行地浏览一些看来尚无关紧要，一时又用不上的“边缘学科”，谓之“随便翻”，积累知识，即所谓开卷有益。
然而，先生更多侧重的读书方式却是熟读娴研，这要花相当精力，须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因此，在时间的安排上要长一些，多在夜晚和清晨进行。因此时多不受诊务及其他的干扰，可以专心致志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先生读书两者相兼，而以精读为主，科学地利用了时间。尤其是在青年时代，读书注重博览强记，对《内》、  《难》、《伤寒》、《金匮》诸经典，读得更是滚瓜烂熟，直到晚年，仍能朗朗背诵。其间精读之苦功，可以想见。
先生认为掌握了经典，犹如成竹在胸，后去探索金元及明清诸家，则易如反掌。对诸家学说，主张逐一研究，反对囫囵吞枣和“不求甚解”，也不应停留于泛泛的传统理解，强调细研详究，并在全面领会的基础上推出新意。
先生在研读中，每有心得必随手录之；即便在卧间餐时，偶有所悟必认真摘记。并常开导我们：涓涓细流可汇成千里大江，磊磊泥沙能积为万仞高山。其间寓意之深长，很能启发后学。
先生阅读前人名著和同人撰述时，一有所得，每必顺手载入笔记或录成卡片。并告诫我们别小看这只字片言，一旦用时方知字字值千金。因此，先生总把平时摘录的笔记，卡片，不论其内容如何，文字多寡，一概珍视，并分类收藏。毕生持之以恒，及至暮年，虽几经战乱，所藏卡片仍不下数万则。
济世不囿疆域  颂歌四海同奏
先生生于浙，长于绍，一生中除一九二九年为抗议反动政府之“废除中医’’政策时赴沪参加集会外，因忙于诊务及著述，几乎再没有外出过。但在学术上与各地的交流，却十分频繁，已故名医恽铁樵、傅嫩园、章次公，章太炎、周小农、徐相任和秦伯未等都与先生相交莫逆。医林今贤陈存悙(《中国药学大字典》著者)、魏长春、范行准和已故名医浙江叶熙春、山东刘惠民等也曾向先生讨教学问，鱼雁往来甚密，尤叶、刘两老，解放后先后面谒先生，研讨医理，推心
置腹，十分投机。
先生除为《绍兴医药月报》著文外，还曾给《新中国医学院校刊》、《医药卫生报》、《越铎日报》、《如皋医学报汇刊》、《中国药报》、  《三三医报》等全国二十余家医药刊物撰稿，颇受编者和读者的褒誉。
先生尚不以疆域自限，与泰国、新加坡，日本、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的中医同道交流学术，并接受函询会诊，还被这些国家的中医师公会、中医药刊物聘为名誉理事、名誉编辑和特约撰
述员。不同国籍的中医同道也都纷纷来信，商讨学术，请先生答疑解惑。先生也尽皆有问必答，有求必
应，把与邻国同道的友好交往，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和应尽的责任。
由于先生的谦逊好学、博闻广识和工作的出色，赢得了民众与同道的赞扬和表彰，先后收到来自海内外的表扬信函百数件，各国家中医团体的表彰十数起。如泰国中医师公会给先生的誉辞是“医林泰斗”，马来西亚中医公会的赞语是“医界学术巨匠”，新加坡中医师公会的嘉词是“曹炳章先生医学深邃，自任本会撰述员以来，撰述医论，提倡学风，成绩卓著……”。这些都是对先生辛勤劳动的中肯评价。
先生医术高超，屡起沉疴，深孚众望。近邻四方者，纷纷赶来就诊。日诊不下八、九十人，远方来函索方乃至海外问病求方者也日接数件。先生总把解救远方病者的疾苦，视为己任，每天必从诊务、著述两忙中抽暇为他们服务。今从先生遗简中选出海外问病拟方一则，以飨同道。
为菲律宾曾瑞锭拟方，据述；“前患梦遗，经治愈后，观两耳如风水声，或如蝉鸣声，耳因此重听，眩晕。舌绛无苔垢，脉弦细。精关不固，性交早泄。”此属肝肾阴液两亏，肝阳化风上扰，法当镇潜固摄为治。
盐水炒熟地12克，炒萸肉、淡天冬、破麦冬各6克，淮山药、生鳖甲(先煎)、生白芍各9克，生牡蛎15克，北芡实、川石斛各9克，生龟板(先煎)15克，煅磁石(先煎)12克，五化龙骨9克，共十帖分前后服。如服前方五帖后，耳鸣眩晕未除，问服下方四帖，再接服前方五帖。大生地12克，破麦冬9克，天冬6克，白菊花4．5克，钩藤(后下)9克，冬桑叶6克，黑芝麻9克，磁石，苦丁茶各6克，生石决明(先煎)18 克，生白芍6克，生鳖甲(先煎)  9克，生龟板(先煎)15克。四帖。如服后效著， 多服四帖亦可。
丸方：  病状同前，久常服之。
青盐O．6克，炒熟地120克，盐炒萸肉90克，淮山药、    炒白芍、制首乌各90克，煅牡蛎120克，杜莲须90克，粉丹皮45克，煅磁石，北芡实各9克，炒桑蛸60克，炒黄柏36克，炒知母60克，沙苑子，黄鱼鳔胶(烊化捣入)各90克。
上药为末，用黄鱼鳔胶捣匀，加蜜炼为丸，每服90克，早晚食前各服一次，淡盐汤送下。
结束语
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了。他一生尽瘁医事，犹如春蚕吐丝，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事业耗尽了心血。先生逝世后，其家属遵先生遗嘱把他一生收藏的数万册医籍、遗稿、笔记悉数捐献给国家，交浙江省卫生厅接收，由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等单位保存，尚待整理发掘。
先生的一生，虽因家道贫寒没有经历过正规院校培训，但其成就却是巨大的。这些成就与贡献全来自他毕生与书为伍，坚持不懈地努力自学中。他的一生，是刻苦自学的一生。“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先生一生的最好写照。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承蒙业师徐荣斋教授生前热心指导并提供资料，特志此以为纪念!——作者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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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袁鹤侪小传】  袁鹤侪(1879～1958)，名琴舫，字其铭。河北雄县人，北京著名老中医之一。早年攻读经史诗文，因父母病故，自己身染重疾而立志学医。一九零三年就学于京师大学堂医学馆，一九零六年毕业。
曾为清大医院御医兼医半馆教习，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以后，任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一九三三年，应施今墨先生之请，任华北国学院教授。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理事，北京中医学会耆宿顾问、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授以及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医顾问等职。著有《大医院伤寒论讲草》、  《伤寒方义辑粹》、  《温病概要》、  《温病条辨选注》， 《中医诊疗原则》，《医术经谈》、  《袁氏医案》等。
袁鹤侪幼承庭训，攻读经史，渐习诗文。其父名琥，为前清昌平学正官。家庭的影响，为先生后来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十四岁时，父母皆染热病而相继去世，因生活所迫，学业未竟，颠沛流离，又身染重病，儿至作古，幸亲邻资助，始渐得康复。先生思双亲病故之情，感身染重疾之苦，遂以不知医为恨事，故立志学医，以济世活人。然其时年少，家境贫寒，学无门径，只得自谋生路，以书为师。自学之初，茫然不知由何起始，只好将父母生前服用之药方带在身边，四处询求，以明究竟。此后，听人说，父母所患之热病，属伤寒之类。于是，到处奔走，索寻有关伤寒之医书。每借到一部医书，攻读尚嫌不足，还用蝇头小楷抄录于粗绵纸上。为了维持生活，保证自学，先生曾去富有人家教家馆。一边任教，一边习医。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先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开始了正规系统的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废寝忘食，孜孜以求，潜研经典，博览诸家，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源流、沿革，发展及诸家学说的形
成，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受到西方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影响，开扩了思路，增长了见识，打下了深厚的医学基础。在先生治学道路上，这是关键的一步。一九零六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医学馆，出而问世，以擅治伤寒，精于《内》  《难》而初露锋芒。同年，二十七岁投考前清太医院而名列前茅，遂成为太医院御医。据《太医院晋秩纪实碑》碑文所载：除蒙恩特赏御医之员不计外，其挨次递升至御医者，非年过五十不克到班。”显然，先生是以品学兼优而获“特赏”，被破格任用的。当时的太医院使(即院长)张午樵先生对其十分器重，在理论和临床上不断加以指点，影响着他的学业进展。为清皇室医病，不仅要理、法、方，药妥贴，而且要药性平和，效果显著。否则，随时有杀身之危。这迫使先生摸索出一套用药平和、法度严谨、药少力宏、出奇制胜的医疗经验。正因如此，先生被选为那拉氏(慈禧)随侍御医，兼太医院医学馆教习。
辛亥革命后，先生悬壶京门。不图名利，不事逢迎，不投机钻营，以“医技精良,品端术正’而名誉一时。
其间，先生曾任京都内城官医院内科医长，每日求诊者盈门。但先生并不自恃骄矜，依然虚怀若谷，精益求精。对许多疑难大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因如此，在华北国医学院任教授期间，深为后学所敬仰。
纵横驰骋  博中求约
先生治学，法度严谨。对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自己严格刻苦，身体力行。他常说：初学入门，可以选读诸如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  《金匮浅注》、  《医学从众录》、  《医学实在易》、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及《频湖脉学》、《本草备要》等书，如此在医理上虽未深通，而在临床应用上,苟能灵活运用，亦颇小道可观。然欲达到精通医理，则相去尚远。仍须溯本求源，从根本做起。要认真研讨《内经》、《难经》、《脉经》等经典。此后，宜进一步学习《伤寒》、  《金匮》、  《千金》、《外台》、《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参以金元四大家及各种医籍。这样才能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医理论。此须假以时日，方能得其精髓，明其灵活变通之妙。
对《内》、《难》的研究，先生认为应看到诸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前后相参，才能系统地、完整地理解其深意，窥及其理论全貌。中医理论涉及到文、史、哲，天文，地理、四时、方宜诸方面。“人生于气交之中，得天地之气以生，故阴阳之气与天地之阴阳相合。在天地有积阳积阴之不同，在人则有气血之各异；在天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在人身，以气为阳，以血为阴……所以，必明于阴阳之理，然后方能调其阴阳，俾其归于阴平阳秘也。”故先生读书，每每纵观历史，涉猎经史子集，横贯流派，洋参各家论说，逐句剖析，反复研讨。其至要之处，则录于《先哲格言》之内，且能上口成诵，有所领悟之时，则书于《管窥小语》之中。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昼以医人，夜以读书，锲而不舍。因而对《内》，  《难》之经义，有较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尤其重视“气化”说,对“天人相应”及“燮理阴阳”等观点有所阐发，注重其指导临床的实际意义。其学识之广博，见地之精深，历来为同道所赞佩。
对仲景《伤寒论》，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临床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其自述云：“余潜心研讨者，伤寒也……自习医以来，每于医籍中涉及伤寒者，则必加意研究。及读《伤寒论》，更详参各家论说，以期明晰。故自问世以来，经诊此病最多，而治愈者亦最夥。惟经诊即愈，不待其剧而后救之，亦所谓曲突徙薪也。”先生博览群书，集先贤诸家之长，孜孜以求，从不牵强敷衍。对疑难之处，或求教
于前贤，或切磋于同道，必反复思索，以求真诠。积数十年临床经验，参以已见，先后编著了《太医院伤寒论讲草》和《伤寒方义辑粹》等著作。
《伤寒论讲草》是先生在前清太医院讲授《伤寒论》时所著，其论述精辟，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故在当时即以讲课“理精而深，意简而明”著称，深受后学所拥戴。如论述阳明篇概要时，先生云：“伤寒邪在太阳之时，有中风、伤寒之不同。及至邪犯中州，则无论风、寒之邪，得阳明之燥气，悉当化热。故不必论其风寒营卫，只须以在经在府为则。且又须  详其为传，为直中，为转属。即经中: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少阳阳明也。夫阳明者胃也。以胃实为阳明府之正病，即为应下之正病也。其由太阳病循经传入阳明者，为太阳阳明。虽阳明证见八九，而太阳证有一二未罢者，仍当从太阳而不从阳明，以邪在阳明之经而未入府，故不得指为胃实，即不可用下法也。伤寒按经递传，自太阳传阳明，而少阳。足少阳为阳明邪之去路，然凡阳明病，纵有阳明证八九，而已见少阳证之一二者，即当从少阳而不从阳明(汗，下法皆不可用)。以伤寒之传，由经传经，若入阳明之府，则不得复传于他经。故知由阳明传少阳者，亦未成胃家实而未可攻也。所谓少阳阳明者，乃由少阳之经传于阳明之府也。少阳之传阳明者，因误下伤津而胃受其邪为实故也。更有太阴转属阳明者，亦由脏而府故也。故凡由少阳，太阴病而见阳明府证，而少阳、太阴病罢者，则可下。其正阳阳明者，则由阳明受邪，非由传及也。然正阳阳明亦先经而后府，必有府证乃可下之。其府证之确不确，则以胃家实与不实为断。盖阳明为传化之府，当更实更虚。食入胃实而肠虚，食下肠实而胃虚。若食而不下，则但实不虚，斯为胃实，亦为阳明病根矣。此只因证论治，更不可拘泥传经日数，致失机宜也。此阳明病之大略。”以上仅五百余字，阳明大要囊括其中，使人得其要，可执简驭繁。
《伤寒方义辑粹》是在上述《讲草》基础上写成  的，文字洗练，论理精深，关键之处复加按语。所以称“辑粹”者，是因为集诸家之精华而冶于一炉。如先生论桂枝汤之变法时云：“桂枝汤以桂、芍分治荣卫。卫出下焦，太阳火弱而卫虚者，则加桂，荣出中焦，脾阴不足而荣虚者，则倍芍，下焦阳衰而寒甚者，则加附子；中州阴虚而邪热者，则加大黄。此数方加减之妙也。”寥寥数语，宗经旨而集众长，将桂枝汤及其变方的立意及内在联系，豁然纸上，使人耳目一新。
先生谓：苓桂术甘、苓桂枣甘、茯苓甘草汤，“三方所异者，只术、枣、姜三味，而所治迥别。盖白术苦温而燥，健脾而化饮。中州有停饮，以致土不制水，下焦寒水因而为病者，宜用之培其本，则土崇面水伏矣。大枣甘而多脂，有益脾之功，而燥湿化饮则非其所能，故土虚而水上冲者，为所当也。茯苓甘草汤与五苓散对举，曰:汗出而渴者，与五苓散，不渴者，与茯苓甘草汤。盖汗出而渴者，太阳之气不化也；汗出不渴者，太阳之阳气虚于表而中州留饮，胃阳不宣，故用生姜以宣胃阳，而不取术，枣补土之法也。”加减变通，明之以理，使人知其殊而触类旁通。
先生对论中“桂麻各半汤”条(原文第23条)的理解，与众不同。曰：“此节经文前贤多作三段解，愚谓非也。”“此荣中寒邪外达于卫之治法也。盖寒邪凝固而伤于荣，若寒邪久郁，其凝滞之性减，而将外达，则荣气亦随之出于卫分而为汗，则邪解矣。表气虚不能作汗，则其邪出入于荣卫间而不得去，故作面赤，身痒、恶寒、发热各证。推其原，则由荣卫阴阳之气虚，故脉微不得小汗也。”其“首系之以太阳病，明其邪未离乎太阳也。”然“阴阳俱虚，发散不可过峻，故合两方而取其半，以通表气而祛微邪也。伤寒表证不用芍，兹用芍者，以阴阳已虚，且寒邪已化其凝固为流通，药复多辛甘发散之品，故可用芍，取以固护荣阴，而邪得随发散之品外出，固不至为此少许之芍药留恋而不去也。前贤多主风寒两感之轻证解，似未允协。若果为两感，至八九日之久，则已变证百出矣，岂能以小汗而愈乎?况若为两感，则芍药在所当去矣。”可见，先生研讨学术，或是或非，从不牵强，而是论之以理，求之以实。自此可略见先生治学之一斑。虽然此稿本当时已为医界传诵，争相传抄，但先生并不以此满足，仍反复推敲，不断修改，精益求精，力求其更合经旨以示后学。使人读后可得其要，用之即得心应手。这是先生治学，力求纵横驰骋、博中求约的具体体现。
审慎求实  宗古创新
先生临证诊病，一丝不苟。详察病情，究其要害，制方严谨，用药精当，师古而有创新，药味平淡而有出奇制胜之妙，对许多疑难大症，颇多建树。及至先  生晚年，德高望重，工作甚忙，求诊者众多，依然审慎为之，不论患者地位高低，亲疏远近，同样认真诊治。常见他因一味药的取舍，或用量的增减而斟酌再三。凡遇疑难重症，诊病之余，必沉思良久，甚至深夜查阅文献者，亦为常事，足见其审慎求实的科学态度。
积数十年之经验，先生对温病、痨瘵、疟疾、妇科诸门，皆有精研。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即据临证实践，著有《痨瘵概要》，阐明其病因病机，并归纳出清心养肺、益肺补心、养血疏肝、滋补肝肾、益阴清热、温补肾阳、健脾除湿、培土生金，清胃滋脾、益气补肺等治疗法则，每法均列有临证验方、药物化裁等具体内容，并强调空气疗养的重要作用。在抗痨药未产生的当时，据此而治愈者众多，起到了积极治疗的作用。至今看来，其遣方用药，加减化裁，独具匠心，仍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先生治疟，虽宗经旨，但加减变通之中亦有新意。例如论小柴胡汤之临床应用时云：“此方治疟，最为有效……依我之治验，为如下加减法；若寒多者，加柴胡至9—12克，青皮9—12克，余同前。惟柴胡加多，则可照西药之服法，一剂三服，如下午五点发病者，则晨时第一服，十一时第二服，下午二、三时第三服，余依此类推。热多寒少者，重用黄芩而减柴胡；又有不头痛而腹胀者，则于方内加白术9～12克，草果6克，茯苓9克……若但热无寒之温疟，则此方不适用
矣。”
先生治疗结石症，创立了开郁清肺、甘缓和中、养血清热、温通止痛等法。提出了欲降先升、欲利先清、欲排石先疏通、欲祛邪先扶正等治疗原则，治愈了国内外肾结石、胆结石患者多例，使免于手术而得以康复。开郁清肺法多用于肾结石，以莪术，乌药，赤芍为主药，佐以川贝、厚朴、茯苓之属，药少力宏，其清肺者，乃病在下而求治于上之谓。早在三十年代，先生以此法治愈肾结石而惧于手术治疗之患者多人，使西洋医生惊叹不已。甘缓和中法多用于胆结石，以生、炙甘草为君，佐以杭芍、蔻仁、乌药之属。此乃“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意。在五十年代初期，先生即以此治愈胆结石患者多例。据病例载，患者就诊多则十余次，少则仅四次，即以石下症除而告痊愈。观其用药，每方仅寥寥六、七味，然于加减变通之间，补中有泻，散中有收，行气与敛阴柔刚相济，治本与治标相兼得当，立法正而用药精，虽未用排石重剂，但阴阳和，气机通，中州斡旋之力得复，少阳升发之气得行，排石则成为必然。此乃先生治病求本，燮理阴阳之妙用。这些经验，扩展了人们的思路，为治疗结石症提供和积累了可贵的资料。
先生对药物配伍、加减用量颇为重视，指出遣方用药“尤为第一要者，则只求中病，力戒庞杂。”因而对方药配伍之微细差别，用量多少之作用异同，皆有精辟的见解。诸如对参附、术附、芪附三方配伍主治之异同，对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厚朴三物汤，药同而量异，主治各殊之见解等，其见地之精深，足以启人智慧。对相似中药的异同，诸如柴胡、升麻、葛根在配伍应用上的差异，缩砂仁、白蔻、草蔻，肉蔻所治之不同，芩、连、柏、大黄在应用上的微妙之处等，皆有具体、详细的阐述，不仅使后学能得其要领，也便于人们明了其具体应用，颇为后人称道。
正是在此基础上，先生编著了《温病概要》、《温病条辨选注》，  《中医诊疗原则》、  《医术经谈》、《袁氏医案》等，皆是他数十年经验的结晶。遗憾的是，因时间流逝，时局动荡，原稿或有缺残，至今未得收集完整,殊可惋惜。
虚怀若谷  精益求精
先生善于取历代各家之精华，乐于学习同道之长处，从不闭门自守，自恃门户之见。而是不论派别，兼收并蓄，融各家之说于一炉，参以己见，使之更臻于完备。先生虽精研伤寒，然而对温病亦颇有见地，在其遗著中可以看到，在剖析伤寒之时，诸流派之长皆收纳其中。在论述温病时，仲景立法之意及诸家之说已融注于内。见解不同之处，还两存其说，以启后学深究其理，偶遇创新之见，则附录于后以博其识。先生立论持平，不以偏见取舍，足见其求实的态度。
先生与京都名医肖龙友为挚友，其间相互敬重，互相切磋，传为医坛佳话。先生十分敬重赵树屏、秦伯未等名家的学识，赵，秦二老亦十分感佩先生精湛之学术。每相与论及医学，流连忘返者，屡见不鲜。先生与施今墨、张菊人诸老为近邻，彼此间学术交往乃为常事。先生与中医皮科专家赵炳南老，长期协作，默契配合；外有病需调治于内者，赵老举荐于先生，内有病而又见于外者，先生介绍于赵老。如此互相敬重，相互配合，数十年如一日。至今，赵老案几之上，仍有先生所赠之壶，以表对先生的怀念。先生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即便是零金碎玉，点滴经验，也视为珍宝而收录。他对于晚辈，同样十分器重。对其咨询及学术上的见解，总是认真思索之后，再论是非。每遇学生有卓见之时，他不仅热情勉励，而且乐于取其长而增己见。诸如某翁之验案，某人之效方，某公之见解之类，于先生随记中，常可见到。其谦虚好学的精神贯彻于其医学生涯之始终。先生曾将其书斋命名为“知不足轩”。
更为可贵的是，他精于中医而通晓西医。在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时，学习西医的成绩，皆在九十七分以上，故每于临证之时，凡可参以西说者，先生乐于相参以用于实践。及至晚年，在中医建设和中西医结合的问题    上，发表过至今看来仍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先生主张中医建设首先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整编古典医籍，二是搜集中医人材，三是筹办高等中医院校及医院。对中西医结合则应分两步；于医术上，可谋速成结合，在学术上，则从根本理论上做起，乃是长期艰巨的工作。前者可收速效，后者可达融会贯通。二者结合，方可奏效。
由于先生在中医方面建树卓著，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九五七年他卧病在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周总理曾派专人往视，林伯渠秘书长、李德全部长等亲临病榻慰问。先生虽重病在身，仍时时不忘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曾拟著述计划，但终因病势沉重，未能遂愿。先生暮年，壮心不已之精神，使人忆起一九五六年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先生同汇聚北京的中医名家，为振兴中华民族医学踌躇满志的情景。当时，秦伯未老有诗赞云：
祖国相呼唤，欣然来北京。
一时逢盛会，四座尽知名。
赵、董推先觉〔1〕。  袁、施属老成〔2〕。
举杯无限意，期待展平生。
“期待展平生”，是前辈之夙愿，也是对后学的鞭策。在回忆先生治学道路的同时，深感肩头重任的分量。愿和中医同道一起,学习前辈们的治学精神，为振兴祖国医学做出努力。
一代名医一一施今墨
祝谌予

【施今墨小传】  施今墨(188l～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十三岁从其舅父李可亭先生学医。成年追随黄兴先生，参与辛亥革命。民国初专业医，素主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毕生致力于中医之革新．解放后曾受毛主席接见，参加过最高国务会议并任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儿童医院、首都医院、北京医院顾问。
先生十三岁即从其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先生学医，后来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先生见到清廷之腐败无能，认识到欲使我中华民族繁荣昌盛，非青年有志之士奋力革命不可，于是追随黄兴先生奔走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在南京成立了国民革命临时政府，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先生协助之。但多数官员仍似昔日之争权夺利，不顾人民疾苦。先生深感夙志未酬，慨然叹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遂脱离宦海，专以医为业。
先生一生志抱革新，业医亦趋革新。先生认为西医有许多科学仪器辅助诊断，辨病明确，但治疗方法不如中医之多。故于五十多年前即采用西医诊断手段，中医辨证治疗，疗效显著，声名大噪。许多疑难病患者，经先生精心治疗，多获显效。先生尝谓：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先生善用《金匮》、《伤寒》之经方。每每合剂使用，加之先生所创“对药”(药物配伍)，难免方剂稍大，药味众多，常被当时医生所讥。其实，先生用药组方，极有法度，绝非堆砌药物，胸中无数。先生尝曰：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必须明辨症侯，详慎组方，灵活用药。不知医理，即难辨证，辨证不明，无从立法，遂致堆砌药物，杂乱无章。
有时先生亦常用单味药或单方出奇制胜。如治内蒙古某妇患热痹，关节红肿疼痛，发高热，日夜号叫。当时众医均以风、寒、湿痹治之，而先生诊之曰：此热痹也。处方一味紫雪丹3克顿服，日二次。服后痛减，即不号叫，但药力过后，疼痛再发，热亦未退，先生加量紫雪，每次6克，日二次。旋即高热渐退，  疼痛大减，已能安卧。但某医认为紫雪不宜多服，病家遂即停用。然药停后，热再发，痛又大作。患者家属再次求诊于先生，先生曰；药力不够耳。遂嘱用紫雪丹6克顿服，日三次。前后共用紫雪丹60克，病遂痊愈。可见先生并非仅善用大方，而亦善用单方、小方，关键在于辨证准确，又善用药，故效如桴鼓。
先生治病，重视审证求因。如某青年患腰椎增生，腰痛如折，行动困难，屡经中西医治疗未效。后求诊于先生，经四诊观察，断为肾虚所致。嘱其每日服枸杞子30克，一个月后，腰痛大减，行动自如。嘱其再服一个月，巩固疗效。此人今已五十余岁，腰痛迄未再发，每每言及，盛赞先生之高明。
又治民国初年某议员上呕血，下便血，病情险恶，当时群医束手，后延先生诊治。先生观前医诸方均以止血为主，并无少效。先生沉思者再；中医理论，上病取其下，下病取其上。呕血宜降，便血宜升，而今上下俱病，升降均不相宜，当如何处置?先生认为，上下俱病当取其中，补中之药以吉林野山参为最佳。嘱其家人，急购老山参60克，微火嫩煮，频频饮服，不拘次数。经一昼夜，呕血便血均止，人亦清醒，患者伏枕频频致谢。可见先生辨证精确，独具巧思，谙熟药性，用当通神。
先生医德极好，虽名扬海内外，但接人待事，谦恭诚恳，从不诽贬同道。专视他人之长，常忖个人之  短。如对某病自己经验较少，即推荐病人至有专长的医生处诊治；甚至对学生的治疗经验，也常常接受使用。
先生虚怀若谷。如在解放前曾于重庆乘滑杆，见轿工口含一物，爬山越岭，并不气促，询之，知为蚧蚧尾。后用于治肾虚之喘，屡屡奏效。
先生在学术上有其独到的见解，毕生致力于临床实践，认为祖国医学理论必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没有临床实践只是空谈理论并非良医。对古人之论述，必须付诸实践才能深有体会。从实践中又敢于突破旧框框，方能推陈出新。诸如《内经》、《伤寒》、《金匮》、《本草》、《温病》以及历代名家著述，虽称圭臬，亦须从临床实践中深入体会。先生尝谓：绝不能拼凑症状以命证，亦不可拘执成方以治病。
先生认为气血为人身体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阴阳应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辨证八纲。这是先生对于中医基础理论八纲辨证的新发展。
又如治外感发热性病，先生认为：凡内有蕴热，方易招致外邪：若无内在因素，仅有外因则多不能伤人。表证不可只知发汗，切应注意清里。既应解表亦应清理，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故创立七解三清(即解表药与清里药之比例为七比三，下同)、三解七清、五解五清等法，用之得当，效如桴鼓。    先生擅长治脾胃病，曾拟治脾胃病十法，即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其意为：寒宜温，热宜清，虚宜补，实宜消，痛宜通，腑实宜泻，肠滑宜涩，呕逆宜降，嘈杂宜和，津枯宜生(具体用法详见《施今墨临床经验集》，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生一生革新不息。如认为中药汤剂服用不便，并且浪费甚多，曾设置制药厂，提炼药物，用量小，服用方便。虽因用人不当，半途而废，但革新精神，可见一斑。又如三十年代尚无中医医院之设，先生创立中医医院，使用西医诊断仪器，采用中医辨证治疗。当时规模虽小，但此创新精神，实为可佩。
先生在办学方面亦主革新，不存中西医门户之见。大力提倡中西医学互相取长补短。一九三二年创  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培养出五百多名中医，现多已成为骨干力量。先生此举，可谓创中西医结合之先河。
先生为中医事业，鞠躬尽瘁。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有废止中医之举。先生奔走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在报纸上大声疾呼，引起人民之响应，迫使国民政府撤销废止中医一案。
解放后，先生亦多次上书，维护中医事业，虽屡遭某些人责难，甚至讥笑诽谤，而先生坚持拥护党的政策，从事中西医结合事业，不遗余力。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京逝世。临终嘱其儿女、门婿等，必须将医案整理出书。他说：余虽身死，但我的医术留给后人，仍为人民服务。并嘱将遗体解剖，为医学研究做出最终贡献。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为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日，其子女，门婿及学生们在京举行纪念会，交流施氏学术经验，并将先生解放后所诊之有效病例，积累成册，定名《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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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施今墨老师获得的学识和教诲
朱师墨·
施今墨老师医学渊博，经验丰富，融通中西，推陈出新，兼以热心挹菁拔萃，提携后学，为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重要贡献。师墨虽蒙殷切诱导，侍诊学习有年，但由于天分有限，努力有亏，自稽所获，只是粗识途径，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妄称师传门人。
我跟施老师侍诊学习之始，施师即及时指出：“经典著作是祖国医学之基本，是必修的功课。中医内科则概括妇、幼等诸病证治。故历来医家，其凡精于内科者无不兼工妇、幼等科。张仲景为内科证治专家之鼻祖，在《金匮要略》中则有妇人诸病脉证并治之作。孙思邈著录《千金要方》达六十卷之多，后来更著《千金翼方》以增充之，其内容对妇、幼等各科方治俱备，而尤备妇科。秦越人过秦为小儿医，过洛阳为耳目痹医，过赵则为带下医，可见中医内科概括之  广，且为诸科之主。”施老师认为；“其有好逸恶劳者，怕下苦工，舍本求末。例如学习妇科，若只固守傅青主—书不放，只习用生化、四物等数方不变，以统治妇人诸病，此乃借傅青主妇科之盛名，以自高身价而以专家自炫，欺世盗名，不足为训，非吾之徒也。”
如上足见施老师对门人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对治学态度的教诲是：“必须锲而不舍，志坚金石；纵览群籍，精究专业；博采众长，不偏不倚。”对于脉证并治严格要求“切重实际，遵循真理，正确辨证，对证施冶，深中肯綮，突出重点，整体考虑，全面衡量。”他对德才并重，主张“必须广结师友，德才自尚，互相砥砺，真诚相见。”(师墨附识；昔贤有言，多师为良师，良朋同师保。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沦陷，师墨迁沪开业，对《伤寒论》等经典著作有不够了解之处，常去请教陆渊雷先生，先生虽以友道客礼相待，而师墨则尊之若师。师墨对孟河费氏学术，深为服膺。其传人丁氏之《丁甘仁医案》，粗看似亦一般，深入细读，乃觉不同凡响。于是每日凌晨，即展卷究读，不敢或懈，视同良师传技，收到侍诊见习之效。故尝自订铭辞；“亲炙施今墨，私淑丁甘仁”。
施老师还经常告诫门人：“戒主观，戒机械，戒玄幻，戒泛滥，戒故步自封，戒空论侈说。”所以，施老师既反对厚古薄今，亦排斥非理性的标新立异。他又经常郑重地指出；“病是活的，多数是复杂而多变的，而且机枢相通，顺逆相从，关系相应，矛盾相对，其间错综曲折，潜晦隐微，古今中外之上工高手，亦时苦未能尽窥其奥。所以在诊治上，千万要全面精察，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药准方，选方准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徇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是习用极少数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
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施老师的好友之子，要从施老师学习中医。施老师命师墨随便在书架上抽取一本书，那是《内经知要》。施老师叫他把书首薛生白的序言，念读一下。因为那本书是木版的，没有句读符号，他念不下来。施老师宛转地对他说：“你把中文再学上一个时期，再来跟我学中医，那就好了!”从这里也可看到施老师对门生的要求是既严格而又全面的。这也说明：中医有必要学好中文，才有深入钻研祖国医学的工具，这同西医有必要学好外语，才能广泛吸收国际的先进医学是一样的。
回忆初从施老师学医时，对施老师治疗妇科崩漏病常用赤石脂，禹余粮、煅龙骨，乌贼骨、棕搁炭，陈阿胶等不理解，请教他根据是什么。施师因我是初学，医学知识还幼稚，所以只用简单的物理比喻作解说：“假如屋内墙壁坏了漏水，泥工补漏，须用泥土，  稠胶和麻缕等掺合一起，才能补牢。对功能性子宫出血症，如其症候宜用涩法，要达到补漏止血的效果，就必须采用质粘而性涩的矿土——赤石脂、禹余粮，质稠而善补的阿胶和纤维韧密而性能敛涩的棕榈等，综合施用，始能奏效。《伤寒论》第92方‘赤石脂、禹余粮汤’主治下焦滑脱性下利，亦是取其填涩作用而已。”
对“天癸”的解说，施老师曾经指出：“天癸”是男女共有的，似乎是指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谓主导生殖的性激素类内分泌。但有人常把月经称为“天癸”。《中国医药大辞典》亦竟有“今人则专指天癸为月经”徇俗从讹的按语，可发一笑!
关于“八纲”名称问题，师墨认为“八纲”名称欠妥，应改为‘一纲六目”才对。阴阳为天地万物之纲纪；表、里、寒，热、虚、实，俱为阴阳总纲下之项目，岂容纲目混淆，等量齐观。施老师亦认为：“八纲”之称不当，应改为“一纲八目，六目之上应再加‘气、血’二日，始更正确而包涵周到。”
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施老师约早在六十年前就已提出中西医应互相学习，使其融会贯通。西医应该学习中医，中医也应学习西医，知已知彼，取长补短。
师墨自出师门凡五十年，对上述教诲，终生牢守，奉为圭臬。故自执业以来，虽乏殊功，亦罕重  衍，尚能未辱师门，问心较安，且虽仅咫尺之长，纤
屑之就，而幸有薄获，亦岂能少忘师门培育之厚惠!
最后，特附陈“纪念施师百岁诞辰”《悼师》长律一章如下；
一旦愕音至，百年生谊终!悲伤深且切，
感仰永而隆!生谊非无限，遗徽却不穷。
声名南北重，方技古今雄。诱掖成人美，
勤劳济世功。中西能结合，新旧自交融。
实践证真理，推陈启迷蒙。倡新一贯志，
临殁尚萦衷!先哲典型在，后贤传统同。
际兹崇四化，更恸失斯翁!
以下是我当年读<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 >时的部分摘抄,有兴趣的就看一下吧,三辑《名老中医之路》看下来,其实就是重视经典,重视理论,四大经典要会背下来,然后复证之于临床,临证有疑难,再求之经典及名家著述,这是各位名老中医反复强调的,故摘抄时没有一一列出,只录各家别有会心者,或自觉对自己有益者,我有超星版的三辑《名老中医之路》,可惜上传有200K限制,此外第一辑《名老中医之路》亦作了部分摘录,如有人有兴趣,我也可贴出来
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
万里云天万里路            邓铁涛
我的六十年岐黄之路            王渭川
“欲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
记得一个年仅六岁的男孩，其母抱来，肌肤如冰，脉如细丝，肛门试体温高达摄氏40。。袁师立方，首用熟附片15克，次用生石膏30克。我感到奇怪，问此症属寒属热。袁师回答说：“吾欲以石膏清其里热，附子强其心衰，非此不救。”结果真的两剂而愈。至今回想起来，投袁门首尾三载，实受益非浅。我执业后，能够学有所进，也与坚守袁门家法案，适当自我化裁有关。
中医临床诊断，关键是望、闻、问、切。我在望诊时，根据《内经》所说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道理，注意了观察病人色、神、形等几个方面，逐步摸索了一些规律。如见患者面部黑色素沉着，牙龈亦黑，我就根据《内经》“肾主骨、肾主黑”的精义，断定是肾病的范围。倘再考查有体重减轻、畏寒眩晕，脉迟细等症候，则可进一步断定为《金匮》所说的黑瘅或女劳瘅之类，其病机是命门之火大衰，有脾肾阳虚和肝肾明虚两大类型。患者皮肤发黄，连及巩膜，就要疑有黄疸病的发生，但要与溶血性黄疸相鉴别。对于痰饮，如见患者左眼上下灰黑如煤烟，就知属寒痰，见患者眼泡暗黑，知属热痰；见患者四肢多痿痹，屈伸不自如，知属风痰。上属各病，何师门诊甚多，服何师方有效有不效。我因在望诊中摸索了一些规律，辨证准确，所以投方辄效。师姐何小香当时负责挂号，曾密告何师，说我：“怪论百出，大放厥辞。”何师问清了实际情况，回答说；“这就是青出于蓝的道理。”我从师母那里偶然得到了这一句话，受到鼓舞，于是对望诊进一步细加揣摸。六十余年来，以此助我判断解决疑难，成例不少。如川棉一厂一女工，曾患眼底血管硬化出血，左眼视力仅见手指，右眼视力o．1，经治疗无效，来我处就诊。我望见她步履蹒跚，问“关节痛否？”答以‘剧痛”。查血沉为140毫米。我就断定她的病本是风湿，失明只是病标。治标既无效，就应转而治本。于是毅然放弃眼科方剂，主独活寄生汤加蜈蚣、乌梢蛇、仙鹤草、麝香以祛风化湿、活血通络化淤，结果病人两周即视力复旧，以后历七年而未发此类病症。又如，一位唐姓胃痛病人，曾经汉、沪、京、粤等地治疗无效。就诊于我时，见他两手按胃，两脚破行，诉胃痛数年末愈，查血沉极高，于是审征求因，亦断他病根在风湿投祛风湿药而愈。
“《肘后备急方》、《千金方》内都广泛地用了虫类药，至于《金匮》中的鳖甲煎九和《温病条辨》中的化症回生丹，更是以虫类药为主。”我谨记师教，用于临床，确能收到意外之效。因为麝香比较贵，后来我还逐步用虫类药代替麝香，疗效仍然非常满意。
迂回曲折艰难困苦        叶橘泉
《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紫参汤今紫参这味药阳错阳差地变成了蚤休、重楼，因而真正的蚤休(七叶一枝花)则不予收购，沦落民间。又如《伤寒论·辨阳明病》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之连翘，是金丝桃科的小连翘(地耳草、田基黄)。考诸本草学，原有“大翘”、“小翘”，“狭叶、黄花”，“药用茎叶，连花实”等记述，李时珍云：“早莲乃小翘，今用如椿实者，乃蜀中来。”意思是说今用的木樨科连队是后来新发现的，而原来的大翘、小翘因而失传。其实，小连翘(田基黄)对早期肝硬化有效，麻黄连招赤小豆汤明记用根，是金丝桃树连翘，今叫做红旱莲。还有萝薛科的杠柳，也是后来发现的，叫做“北五加”，因而原来五加科的五加失传了。真正的五加皮是功以人参的一种珍贵强壮药。本草所载“金玉满车，不如五加”，是记其功用也。诸如此类，无疑影响了中医用药的正确性和疗效。所以，我感到中医需要研究中药本草
弥甘蔗境忆从前    刘树农
在受到《温病之研究》的启发以后，深感日人治学之精与识见之广。又揣摩了汤本求真所著的《皇汉医学》，觉得这部书的好处是教人从腹诊上以识别阴证与阳证。我在临床上曾根据确诊所得用该书所赞赏的桂枝加苓术附汤，治愈了几个沪地所谓“湿温伤寒”属于阴证类型的病人
一九三六年，经同乡人介绍，到南京诊治某巨公(四十八岁)头晕病，症状为头晕而沉重，起立则觉天旋地转，时吐涎水，旋吐旋生，食少神疲，静卧懒言，如是者近一年，经中西医治疗无效。我诊其脉沉弦而缓，视其舌淡苔灰滑，知其为在上之清阳不足，浊阴之邪上泛，已成阴乘阳位之局，但屡进苓、姜、术、桂、参、茸之品，仅得稍稍改善，而效不显著。患者有休息痢史，每月必发，经西药治疗，三五日即止。我结合这一点，遵张子和“寒湿固冷，可泄而出之”之说，按《千金方》治“下限中痰僻（水旁）”的“紫圆”方，照方配制，先服如梧子大者三粒，得微下。隔一日用十粒分两次服，下水液杂脓血数次，越二日头晕即大减，灰腻滑润之苔亦渐化，食纳加，精神爽。续进调补脾肾两阳之剂，康复如初，休息痢亦不复发作。年逾八十，以他疾终。
涉医征途回眸  关幼波
对于黄疸，除了同意“湿热相搏”乃生黄疸的传统概念外，对于与“疫毒”传染有关的病因学说我也比较重视。在病理上，我体会到；湿热羁留气分不会出现黄疸，而湿热为胶固之邪，入于血分，淤阻百脉，逼迫胆汁外溢，浸债肌肤，才能出现黄疸；若湿热蕴毒，则血热沸腾流速，胆液横溢，除黄疸日益加重外，尚可出现扭血、呕血、皮肤出血、斑点、赤缕、掌红、蜘蛛志等，甚至毒热弥漫三焦，侵犯心包，而见高热、烦躁、神昏谵语等危候；若湿热凝痰，更加胶固粘滞，淤阻血脉，脉道不通则胆汁更难循其常道而行，黄疸更难消退。历以在治法上除了遵守传统的清利湿热之外，尚且提出“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治黄需解毒，毒解黄易除；治黄要治痰，痰化黄易散”的个人见解。
有益的 回忆边   江育仁
曾治一例失眠患者，颧红升火，彻夜烦躁不宁。多次投以平肝潜阳，养心宁神之剂，连服十多天，药沉大海，并无寸效。老师就在我原方中加入猪胆汁、龙胆草双重苦味药，仅服三剂，即能安然入睡，霍然病愈。老师谓；“虚火宜潜，实火宜泄。该病有颧红升火，烦躁不宁者，即肝胆有实火也。”
又一例女童尿储留，长期导尿，引起下阴严重感染，外阴部红肿溃破，迭经中西药物并治，小便仍涓滴不下，痛苦万分，邀我诊治。认证湿火下注，经治一周，病情未见改善，反而增加肢体浮肿，呼吸气粗，恶风发热。乃请同窗老友会诊，他详询病情，反复检阅所有处理方法，思考再三，若有所悟，告余曰：“此实‘提壶揭盖’之证也。”即疏生黄芪120克，桔梗18克，升麻、生甘草各9克，浓煎代茶，少量多次口服，并以生银花、生甘草煎汤熏洗下阴，每日二至三次。三至四天后，小便已能自利，取出导尿管。嗣后阴部肿胀溃破处亦得逐惭消退愈合。
“提壶揭盖”法，为癃闭少尿症中属于气虚下陷者，理法并非陌生，而下阴部红肿溃破，明为湿火证，加之小便涓滴，似与证情有违。孰知肺主一身之气化，肺气不足，气化岂能下达州都。生黄芪配伍升麻、桔梗，既益其气，又举其陷。且黄芪托毒消肿，对久溃不敛之疮疡有生肌收口作用，为外科之要药。
治学三部曲      朱仁康
章氏对疮疡外科有独到之处。常惯用虫类药如山甲、全蝎、斑蝥、蜈蚣之类，配成秘方九散，用以内消疮疡．功效卓著，故能驰名于世。
医  海  春  秋     孙允中
我曾研究了引经药，重视它们在方剂中不可低估的地位。血府逐淤汤中柴、半、桔、枳的上下升降，通窍活血汤中葱、姜、麝香的升散开窍，少腹逐淤汤中茴、姜、肉桂的温通下焦，身痛逐淤汤中艽、龙、灵脂的祛风通络，隔下逐淤汤中乌、枳、香附的琉肝理脾，补阳还五汤中黄芪、地龙的补气熄风，引经药都起着重要作用。方中活血药可以更替，而此等药不能偏废，否则一方可代六方，就没有区分血府、通窍、少腹、身痛、隔下和补阳还五的必要了。有些人拟方之后即云某某逐淤汤加减，实际不过是满纸活血药而已。当然不能说它毫无作用，但至少疗效不著。
我还对佐药的积极因素，进行了推敲和验证。如真武汤仲景用心良苦，方内白芍恰到好处，既可缓和附子辛热之性而不致伤阴，又能引导附子达下元而不得上窜。与附子相配，阴阳互济；同术、苓为伍，利湿外出。倘若去白芍则方义大变，稍微不切就有火盛耗津之虞。如果重用白芍则功力又进，敛阴涵阳，可治虚阳欲浮之证。显然，那些恐其恋邪和视其无功，便弃之不用的人，是千虑一失了。无数的经验证明，方剂中佐或反佐的应用具有实际意义，真武汤如此，芍药汤、达原饮等方也是如此。
我是怎样学习中医的       沈仲圭
清·章学诚说：“学问之始，非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文史通义》)涉山济海，少不了舟车，做学问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该死书”诮之。
如江浙医生用乌、附，大率几分至钱许，而川蜀医用乌、附，常用三、四钱，甚至有用两许大剂者。
例如裘吉生老中医自订疏肝和胃散，治肝胃气痛疗效可靠，方用沉香曲、香附、甘松、延胡、降香、九香虫、刺猖皮、瓦楞子、左金丸、甘蔗汁、生姜汁，我向裘老索方，他即告我，以后我用此方治神经性胃痛、胃溃疡胃痛，均有疏肝相胃、行气止痛之功，但不宜于虚证。
学到老学不了          沈六吉
古法以五铢钱抄药粉不落为一钱匕。故一般药粉一钱匕不等于一钱，约合目前二分左右。而今某手册竞改十枣汤每服一钱匕为一钱。十枣汤中，甘遂、大戟、芫花皆为毒药。《伤寒金匮方》之用十枣汤送下，正欲缓和其毒。现无故将剂量突增五倍，岂能避免中毒。又备急丸每次剂量为小豆(指赤豆)大三丸，约合今六厘左右。丸内有巴豆，过量易中毒。而今某手册改为每服五分左右。
治  医  一  生        何世英
在我早期临床中比较地侧重以六经辨证指导外感热病及其变症，不少病人有显著疗效，深受患者好评，例如
患者，男，三十岁。素有痰饮留伏的哮喘宿根，因受外邪而复发，半月不解。中西医药无效，病势垂危，已准备后事。征见喘息鼻扇，张口抬肩，胸高气短，头汗如珠，面包发青，烦躁不安，舌苔白腻，两脉滑大而数，沉取无力。据证论治，认届痰气交阻，闭塞气道，邪盛正衰，肺气欲绝。乃以扶正降逆定喘化痰之法，投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加重剂人参治之，药未尽剂而喘已定。
某老翁，初秋突发高热，日泻十余次，中西(日医)医共治疗三天无好转，病势危殆，乃约余诊。见其精神恍榴，烦躁气促，遍身炽热有汗，泄下褐色水液而恶臭，腹痛不著，纳呆不吐，溲少而赤，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而数。当时按太阳阳明合病、挟热下利之表里证论治，而以葛根黄芩黄连汤治之，一剂而瘥。
一老妇年近古稀，外感高热四天，热迟匝月，日夜不能合眼瞬息，西药安眠、中药安神俱无效。烦躁，痛苦难堪。舌质光红而于，脉弦细而数。按少阴热化、水火未济，而以黄连阿胶汤治之，酣睡，再剂乃安眠。
又患者，男，五十岁。先发热十天，退热后二十天不饮不食，不语，仰卧，昏唾而不闭目，有时长出气，半月无大便，舌苔白腻遍布，两手俱无脉。中西医均拒绝治疗，已备好衾稕，等待气绝。余按邪热内陷、痰热郁结、阻滞中皖、气机痞塞论治，而予小陷胸汤原方。服后二小时，病人即能闭目深睡，减少了长出气。翌晨突然坐起，诉饥饿，索食物，家人反而惊惧，以为“回光返照”。疑惧稍定，姑与之食，见其食后又安睡，知其已有生望，于是由惧转喜，再邀复诊。继续以小陷脑汤加元明扮予之，翌日得畅便。由此神态自如，其病若失。
经方用之得当，效如俘鼓，这是历代医家共同的体验。但我通过临床认识到，郁于经方一隅，是不能解决一切外感热病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温病辨证及应用时方才能取得效果。例如神昏一症，完全按照《伤寒论》胃家实处理，是不符合实际的。又如外感热病初期之属于温病的，依然坚持“一汗不解，可以再汗”，及“下不厌迟”的原则，也是不合理的。更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如以六经辨证，则只能受到阳明经证的局限。在把好乙脑三关(高热、惊厥、呼吸衰竭)中，即使对退高热有利，但也不能控制惊厥和呼吸衰竭，何况乙脑在临床上常表现为暑温证和湿温证不同的类型。所有这些都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指导，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由于历史的条件  《伤寒论》决不可能概括万病，它的理法方药，也决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一切外感热病
施师处方，喜开“对药”，如厚朴花与代代花连用，大生地与大熟地连用，砂仁壳与豆蔻壳连用，苍术与白术连用等。用药剂量非常谨慎，麻黄均用蜜炙且分量极微，一般o．9—1，5克，很少用至3克。常谆谆告诚同学慎用葛根，必要时以青蒿代之。
我多年来秉承师法，每获良效，但有时也要跳出老师的框子。施师慎用葛根，而我经常习用，并无副作用发生。施师对某些药使用剂量甚微，而我根据病情需要，往往超量应用始能奏效。例如施师用葶苈子经常不超过1．5克，而我则用至9克。又如麻黄定喘，对急性呼吸道疾患，虽小量亦效，但对慢性者，墨守微量，往往无济于事。施师治疗头风证中的神经性头痛，喜用虫类平肝熄风药，一般地用地龙、僵蚕，稍重用全蝎，特重用蜈蚣。施师用蜈蚣，每剂从未超过一条，我则根据病情需要，每剂最多用至十六条，并末发生中毒反应。
医学生涯六十年       陈源生
瞩我再读《医学心悟》。并说；“《心悟》一书，其精粹又在‘医门八法’篇中，务必要熟读、精思，最好背得。”确如其言，“八法”篇颇切实用，我临证以来，立法处方得程钟龄先生益处不小。
据我的学习体会，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有两把入门的钥匙：就是陈修园著的《长沙方歌括》和《金匮方歌括》两本书。陈氏方歌铿锵顺口，或概括重点条文，或列治法原则；既有药味组合，又详分量加减，对于理解和熟记条文、方药皆有帮助。至今这些方歌我都牢记未忘，我觉得这是一条学习仲景著作的捷径。
程钟龄有两句话我很赞赏“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
鸡矢藤一药，我几十年来屡用于肝胆脾胃诸病，证实其有健脾消食，行气止痛，利水消胀的良好效果。
《金匮》治肺病、肠痈皆用冬瓜子，而冬瓜乃瓜果菜食之物，其于何能有此效?常见冬瓜子抛入猪粪坑中而不腐烂，次年凡施用猪粪之处可自然生长冬瓜。于秽浊中生长的冬瓜，其味甘淡，甚为爽口。我注意观察了这一现象，从而省悟此物极善浊中生清，其子抗生力强，更属清轻之品。根据冬瓜子升清降浊，轻可去实的特点，用治咳喘脓痰、肺痈、肠痈、妇女带下以及湿热病过程中出现的浊湿阻滞上焦和中焦的症状都有显著疗效。
有一同道之孙女，年仅两岁，患腹泻。先以渗湿分利无效，继投温中健脾，泻仍不止，乃邀会诊：视患儿形廋，面色无华，汗多烦躁，常夜啼惊醒，指纹青淡，日泻七、八次，食油泻甚。我根据《灵枢》“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的原则，权借《金匮》治妇人脏躁之甘麦大枣汤，假其至平至甘之性，调治“阴阳形气俱不足”之疾，并于方中酌加蝉蜕、仙鹤草、楂炭，处方共用六味药，服二剂而泻止神安。
另有一妇人患崩证，血大下不止。察其脉证，寒热皆无明显之征，惟询得血下时阴中觉热，我根据平素审苗窍诊断疾病性质所积累的经验，血下阴中觉热，必属血热致崩。乃出方：地榆120克，米醋同煎，单刀直入，期冀速效。患者昼夜连服二剂而血止。事后，跟随我临床的西医同志问我：“老师治病，用方极其平常，且少执全方，选药亦属平淡，剂量轻重不定，为何收效同样显著?”我回答道：“遣方不以罕见邀功，用药不以量重取胜，关键在于辩证准确，立法吻合病机，方药切中病情，虽四两之力，可拨千斤之重，神奇往往寓于平淡之中。”
一九六二年，我所名老中医周湘船邀我会诊一尿毒症患者。病人已神智不清，躁扰不宁，大小便三日未解，历经中西医两法治疗，几次导尿，收效不显。其人年逾七旬，证涉险境，命在垂危。诊毕，我对周老说：“巧取或可冀生，猛攻必然毙命。”经协议处方：以滋肾通关九为煎剂内服，外用莱服子、生姜、火葱加白酒炒热，温烫腹部，内外合治，希冀于万一。上午药后，下午得矢气，尿通。不料，通而复闭，又增呕吐，再施前法加减失效。怎么办7夜间弹思极虑，穷究良策，偶然翻到王旭高治肿医案一则，案云：“肺主一身之气，水出高原，古人‘开鬼门，洁净府’，虽曰从太阳着手，其实亦不离乎肺也。”这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此证何不下病上取，导水高原？进而联想列《金匮》治百合病亦不离乎肺，其症状描述与此患者颇多吻合之处，又何不权借百合病诸方以治之：清肃肺气，百脉悉安；导水高原，治节出焉。翌日，陈所思于周老，遂与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滑石代赭石汤三方合宜而用，井加琥珀粉、腊梅花，煎水频服；外治法改用新鲜马蹄草冲绒，炒热，加麝香少许包肚脐。经内外合治幸得吐止，二便通快，神智渐苏。如此，随证加减月余而竞全功。通过此例治疗后，近十余年来，陆续又治了七、八例尿毒症患者，只要其证偏于肺肾阴虚而伏内热者，沿用此法，咸可奏效
我的学习方法和临证体会        扬永璇
祖述宪章发扬光大    吴考槃
《伤寒沦》真是一部经验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书。
精研潭思老而弥笃     张伯臾
徐灵胎评注的《临证指南医案》，是我一生爱读的书。叶、徐两家均是一代名医，但在学术见解上，常有相佐之处。如《临证指南医案》的吐血门中，叶氏常用麦冬、五味子、玉竹、沙参等品。徐灵胎持不同意见，认为：’吐血咳嗽乃肺家痰火盘踞之病，岂宜峻补”，“今吐血之嗽，火邪入肺,痰凝血涌，惟恐其不散不降，乃反欲其痰火收住肺中，不放—毫出路，是何法也!”对此两说，在我始学之时，确有莫衷一是之感。为释疑团，我在临床中留心十余年，始有所悟，遂作批语如下：“徐叶两家之言，似乎背道，实乃相辅而不悖。吐血咳嗽而痰火恋肺者，麦冬、五味之属，当在禁用之列，以免助纣。然临证中，所遇肺阴已伤，舌红绛，脉细数而咳痰吐血者不少。以阴虚为重，沙参、麦冬、玉竹等药，均属对症佳品，岂能废用?徒持苦寒，反伤胃气，非其治也。故徐、叶之说，未可偏废，须相机而用，取效临床。仲景有麦门冬汤，麦冬半夏同伍，补阴而不窒腻，遣方之妙，诚可取法。”可见，大凡治学，不能轻率随和一家之言，总应潜心研讨，方能融为已见。
古人说，对待伤寒与温病，须纵横看，我觉得此语甚妙。纵横交织，本一体也。无可否认，就两者方药论，各有偏重专长，只有融会贯通，方能左右逢源于临床
例如；方x x，男，25岁，某院会诊病例。病者原思有肾病综合征，住x x医院内科病房，使用西药噻替派。在第十七次治疗后，白细胞突然下降至200／立方毫米井伴高热，体温40．5。c，两次血培养均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西医诊断为败血症，继发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立即停用噻替派，并用多种抗菌素静脉滴注及肌肉注射五天，高热不退，证情凶险。一九八O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应邀往诊，证见高热六天不退，入夜口渴，便秘，两下肢红斑(出血点)，苔黄腻根厚中裂而干，脉象虚细而数。我分析，病系正气大亏，客邪乘虚而入，邪热亢盛，炽于气分，灼伤阴津，且见入营之势。治应扶持正气，清化邪热，投人参白虎汤，参以凉血救治之。方用生晒参、铁皮石斛益气保津，石膏、知母、银花、连翘清热透泄，赤芍、丹皮、旱莲、泽兰取其凉血散血之意，以杜传变。全方“清”、“透”、“养”三法同用，服药二剂，高热得平，白细胞上升至4900／立方毫米。病房医师以此方为清热妙剂，故又嘱患者续服原方三剂。至十月三十日再邀会诊，病者出现嗜睡懒言，面色萎黄，汗出较多，口渴胁痛，苔根腻，舌淡红中裂，脉细数，重按无力等症。我考虑此由邪伤气阴，又过服寒凉清热之剂，以致阳气伤损，有虚阳外越之兆，邪热虽化未彻，而有内传少阴之虞。故治疗重在扶养正气，佐彻余邪。方中重用吉林白参、黄芪、当归补气血以托邪，牡蛎、白芍和营卫以敛汗，柴胡、银花、连翘以透余邪，佐入麦冬清热养阴。服四剂后，热病告愈，二周后复查，二次血培养未见细菌生长。
本案治疗，我先宗温病，后法伤寒，不拘一格，努力做到立法用药，知微杜渐，防变于未然，这样才掌握了主动权。
我深入研读东垣、丹溪、景岳等名家医论及《名医类案》、《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井常置《类证治裁》于案头，随时翻阅。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读《干金要方》，难解其意，视为“偏书”。解放初期我曾见方行维老先生治病用药甚为夹杂，每每认为是无师传授的结果。近二十余年来，我所通疑难杂症，与日惧增，投以平时效用之法，取效者不多，常百思不解。在这种情况下，遂再次攻读《千金要方》。随着阅历的加深，读起来就别有一番感受。我感到该书医学理论纵然不多，而方症记录朴实可信，其表里、寒热、补泻、升降、通涩等药常融冶在一方之中，可谓用心良苦，奥理蕴在其中。所谓疑难杂症者，大多症情错杂，非一法一方所能应对，当须详细辨证，切中病机所在，方能奏效而不能被某些狭隘的理论所束缚，更不能受流派所承的学验所限制，必须扩展视野，进一步研究《干金》组方之杂，观察其临床之验，我想这是探索治疗疑难杂症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待疑难杂症，正如严苍山先生所云，方药不避其“杂乱”，但须杂中有法，乱中有序，这也是我得力于《千金》之处。
学无止境学无捷径     张珍玉
当时青岛云南路有位老中医叫谢文良，北京人，颇有盛名，就诊者盈门。我问他，经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应当怎样理解。他说；春夏温暖，阳气旺盛，阳生阴长，生机蓬勃，万物争荣，此时应当顺应自然之势，保护生发的阳气；秋冬寒凉，阳杀阴藏，阴气当令，万物收藏，此时应保护主令之阴气。治病要考虑节令气候，勿伐天和。这对我启发很大。
如《伤寒论》中“胃家实”一语，开始父亲引经据典，反复讲解，但理解还是不深。以后随父见习，见一位病人头痛，家父却投以大承气汤，遂问其理。父云；“病人便秘拒按，苔黄脉洪，是阳明实证。阳明之热邪上冲，干扰清窍，所以头痛。阳明经行于前，故病人头痛部位在前。用大承气汤以泻其实邪，邪去正复，头痛自然可愈。”至此才真正指出“胃家实”之意。
四物汤是补血的首方、要方，其配合是非常巧妙的。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万物有生长
收藏，春夏为阳，主生长，秋冬为阴，司闭藏，阴静阳动，无动则无以静，无静亦无以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四物汤中，川芎为春，当归为夏，二者主动；白芍属秋，熟地系冬，二者主静。动静配合，所养之血，才是有生机的活血
学习中药，植物药的药用部分不同，功用也不同。近乎天者走于上。花叶向上生长，近乎无质轻扬，属阳，功用主表主升；近乎地者行于下，根近乎地，质重，属阴，向下，主降主泻。这就是一般规律。但普遍中又有特殊，如诸花皆升，而旋复花独降。
就是同一味药，由于配伍不同，在不同的方剂中，作用也有所不同。如小柴胡汤、理中汤、白虎加人参汤都用人参而其义不同：小柴胡汤中，人参扶正，使邪气不得复转入里，理中汤中人参补气健脾，振奋脾胃功能；白虎加人参汤中，人参补气生津，治津气两伤。我们现在用人参与古代又有不同，现在多用于气虚气弱的病证而少用于气津两伤。
我曾治疗一无汗症病人，自出生后就未出过开，年幼时尚无特殊感觉，长大后，每当劳动或活动剧烈对就面赤发热、心慌、烦躁。某医院诊断为无汗症。一般很容易认为，肺主皮毛应该治肺，使其发汗。但仔细分析，病人并无肺病的症状，而面赤、身热、心慌、烦躁为心阴虚的表现。汗为心之液。我从滋补心阴为治，获得满意效果。
我对“柴胡劫肝阴”不太明白，就去间一位夏老师。他说：柴胡有琉肝的作用，用之得当，效果显著。但柴胡味苦微辛，疏肝太边就会耗伤肝阴。他的解释对我启发很大。我发现不少方剂中柴胡往往与白芍配合应用，白芍可以防止柴胡疏散太过。不但加深了对药物功效的认识，而且进—步明确了药物的配伍意义。
气与阳的关系问题。虽然也明确助阳药不能补气，补气药也不能助阳(黄芪能升阳)；气属阳，但又不等于阳。临床上气虚和阳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究竟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还不很清楚。就这个问题请教老师们，指出阳是对阴而言，气是对血而言，气与血可以分属阴阳来说明它的作用。阴阳可概括全身，也可指一个组织脏腑。一般地讲，物质属阴，功能属阳。临床上所指的阳虚，多指脾肾，气虚多是属于脾肺。于是，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
天癸不能局限地指月经；它是人体生长、发育尤其是维持正常生殖机能必需的物质
带脉起于季胁的两面，环腰一周，如束带然。
《素间·金匮真言论》说：“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心为阳中之阳，所以心有实热之邪，可以用苦寒直折；肺为阳中之阴，肺有实热之邪则应慎用苦寒，以防伤阴。脑为奇恒之府，中药中并没有入脑的药物，那么，临床上怎样治疗脑的病症呢?联系到临床实际，让学生理解中医脏腑学说中，把有关脑的生理和病理多分别归属于五脏，其中以心肝肾为主。心主藏神，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生髓而通于脑。  《灵枢‘海论》说：“胞为髓之海。”《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诸髓者皆属于脑。”因此脑的病症多从心肝肾辨证论治，这样，学生对脑的认识及脑病症的治疗就具体而深刻多了。
从医回忆录  周筱斋
学无止境锲而不舍  哈荔田
周学海《读医随笔·升降出入论》说“心肺阳也，随胃气而右降，降则化为阴；肝肾阴也，随胃气而左升，升则化为阳。故戊己二土中气，四气之枢纽，百病之权衡，生死之门户，养生之道，治病之法，俱不可不谨于此
先父临床尚用气分药，并据《内经》“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之旨，认为气在人体内沿着经络血脉运行不息，循环往复，若有一毫壅塞，则气机不畅，脏腑失和，气血不调，百病丛生，此即《内经》“百病生于气”之意。并认为气实则多郁，气虚必兼滞，气寒则多凝，气热则流急不倾，因此针对证情之寒热虚实在大法确立之前题下，每喜佐用适当之气分药，以调畅气机，运行气血，调和脏腑，如阴虚之用香橼、绿萼梅、合欢花等，取其理气而不伤阴；血虚之用小量柴胡、荆芥等清芳流动之品，以舒发肝气，气虚之用陈皮、佛手、砂仁理牌和胃，取其补而不滞。它如降气之朴、积、苏梗等，疏气之青皮、桔叶等，行气之乌药、木香、陈皮等，升气之柴胡、升麻、川芎等，以及香附醋炒以入肝，盐炒以入肾，炒黑以止血等等，皆为临床之所习用。我承继先父这一经验临床数十年，渐达其妙，用药范围也有所发展。如蒿本、·细辛等，虽非气分药，但我常作气分药用。按《素问·脏气法时论》说“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细辛色青入肝，质轻宣散；蒿本辛温通络，兼入厥阴，二药用治心胃气痛，或痛经等病每获捷效。我在继承家学，参究古人、今人医疗经验的同时，也注意搜集、整理、实验民间的单方、验方如抽葫芦或向日葵根煎服疗水肿、小便窿闭；牛膝、乳香等分为末，每服6克治遗精；涂搽煤油疗斑秃；拉拉秧点瘊子等等，均采自民间验方而确有效果。此外，我亦重视单味药的治疗特效，及现代药理学对中医研究之成果如青黛之消瘤，猫爪草之治结核，猪毛菜降压，苍耳子之疗过敏性皮炎，蜂房、全竭之兴奋性机能以及外用熏洗疗祛等等，在辩证用药的同时，每每参酌应用，常能提高疗效。
满目青山夕照明   洪子云
其于《内经》，除要求通读明义之外，尚规定若干精读背诵之文。至于《伤寒》、  《金匮》，则要求整本背诵，谓之“包本”。温病虽不在经典之列，以先君驾好之故，亦要求背叶氏《温热论》、吴氏《温病条辨》等书。另选若于精炼之歌括，务必能背。当时虽不胜其苦，迨至用时，方知其甜。
读伤寒分作三步①熟读熟背，领会大体精神，以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为主要参考文献。不贪其多，但求其熟。②精该柯、尤、钱氏之三‘集”、《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辑义》以及二张(张隐菴、张令韶)、陈修园之诠释，井浏览其余，以广见识。在博览群书基础上，务必综合归纳，分析对比，逐条体会，相互交融，分中有合，合而复分。例如心下痞一症，除五泻心汤证外，应追搜有关条文，各个分析对比，求出证治之异同，而了然于胸中，以便运用时提起一点带动一串。多年实践证明，此步功夫，对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大有稗益。②理论联系实际。此时应与书本保持若即若离关系。“若即”是借助书本，继续提高理论水平。“若离”是不受书本束缚，大胆独立思考，能动地认识疾病发展变化及其诊疗规律，决不可限于条文字句之间。然后根据实践所得，加以总结提高。如此不断往复，必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如157条(二版教材《伤寒论讲义》之序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下同)十枣汤证，有“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句，历来注家多顾文演义，未加深究。余在临证中发现，病者主诉心下痞者甚多，而诉心下硬满者极少，对照注解，难明其故，然细查病体，则恍然有悟。即医者以手切按病人心下，觉抵抗力较强，若有硬满之状。同时病者称心下痛者极少，而称牵连胸胁痛者多，若积饮较重者，或有窒息感。故知“硬满引胁下痛”是他觉症，由是应断句为“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这样不仅符合临床实际，而且便于教学。又如22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历来对“脉促”见解不一，聚讼纷纭，有以“急促短促”为解者，有以“数中一止”为训者。据临床所见，“急促短促”者确有之，且为多数学者赞同。而“数中一止”者亦时有所见。如病毒性心肌炎，初起酷似外感，或寒热未罢，而脉促(指“数中一止”，下同)已见，或外证已除，而脉促不休。其中有心阳虚劫者，投桂枝去芍药汤化裁，常获佳效。于是，以上两种意见，兼收并蓄可也，不必由理论而理论辩其是非。
学理如此实践亦然。例如大叶性肺炎，一般属温病范畴，多采取卫气营血辨证。然而亦有特殊情形，如严冬发病，常有里热虽重，但外寒束缚不解，可仿太阳兼内热证治法，方用大青龙汤化裁，有初病之时内热潜伏不现，而见面色苍白、肢冷脉微、血压下降者，当急予回阳救逆，待阳回之后，再议其余；有在热炽过程中，或热灼之余，而阳气暴脱者，仍须当机立断，速投回阳之品。
处处留心皆学问。如治一青光眼患者，男五十余岁，双目失明，其女扶持来诊。病程既久,肝实而脾虚，饮食少进。检索前方，俱是滋肾柔肝之品，效果渺然。忆及《本草纲目》引《医余录》云：“有人患赤眼肿痛，脾虚不能饮食，肝脉盛，脾脉虚，用凉药治肝则脾愈虚，用暖药治脾则肝愈盛。但以温平药中倍加肉桂，杀肝而益脾，故一治两得之。传云；木得桂而枯是也。”仿其意，拟方如下：桂枝、白芍、生地、炙草、菟丝子、复盆子、夜明砂、谷精珠、破故纸。经治月余，患者不需人扶持，而行走自如，一寸以上大字可以辨识，竞获理想效果。
又如治一例“多型性红斑”患者，青年女性。红色斑块遍及全身，高热持续月余，而病情愈重，红斑此起彼伏，渐有水泡形成。初按温病发斑治法，全无效果。故知常法难以奏效，而虑及变法。察患者红斑满布，而痛痒明显；高烧月余而无舌绛、神昏、痉厥等情。知热毒郁怫于血络之中，既不能从外透解，亦不能内陷脏腑，故凉血化斑无功，而清络宣透或许有效。治以《串雅内编》之治火丹(丝瓜子、玄参、当归、升麻、柴胡)为主，加重清热宣透之品，如银花、连翘之类。果收热静身凉，斑退痒止之功。后用此法，再治一例，亦顺利痊愈。说明医学经验，有时藏于小书杂说之中。俗语云，“小小单方，气死名医”，不为无据。当然，首先必须强调练就坚实之基本功，然后处处留心，方能相得益彰。反之，不论基础，而一味东寻西觅，以图巧遇良方，则常常枉费精力，而一无所获
如熊黄连之治湿热、温热，朱砂莲之治胃痛，景天三七之治血小板减少等等。
中医学术应当发展提高    祝堪予
《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其书理法方药完备，临床价值甚高，其方用之得当，往往覆杯而愈。
。特别是《金匮要略》这本书，历经年移代革，展转传抄，以至错简脱文甚多，有的条文有证无方，有的条文有方无证，有的条文不知所云，有的条文又过于简练，造成学习上的困难。对这些我们都不可看作是句句金石，字字珠玑，一字不能移，一字不能改。如若脱离实践，穿凿附会，随文敷衍地“以经解经”，则很难以理服人，所以学习《金匮》要从临床出发，或以证测方，或以方测证，或根据其所述主证研究组方，分折用药，方能体会仲景认证之准、组方之严、选药之精，然后再结合现代临床所见，扩大诸方的使用范围。
譬如现代肿瘤的发病率很高，不少肿瘤患者早期被发现后，西医往往采用放疗或化疗，因而产生副作用：放疗后多见咽干口燥、烦热失眠、舌红脉数等阴虚见证，化疗后多见面色不华、神疲乏力、纳差恶心，伴血象下降等气虚见证，有时也可以见到气阴两虚者。对这样的病如何认识?《伤寒》、  《金匮》等中医古籍并没有也不可能记载有放疗或化疗等词句。我运用仲景理论，引申其意，把这些都看作是“火邪伤阴”或是误治而形成的“坏证”，  治疗或养阴为主，或补气为主，或是二者兼施以扶正固本，从而减轻其副作用。这亦属辨证辩病相结合。
验方过敏煎(银柴胡、防风、乌梅、五味子、甘草)经药理研究抗过敏反应作用较可靠，我在临床上治疗支气管哮喘、荨麻疹等病时，常用此方为主。又如抗免疫方(广木香、当归、益母草、赤芍、川芎)经药理研究证实确有抗免疫反应功能，所以我在治疗硬皮病、红斑狼疮、慢性肾小球肾炎等疾病时，亦常选用。
医途回首五十年记   高式国
凡遇爱好之书，宁可买而不读，不肯见而不买。如张寿甫、陆渊雷、挥铁樵、时逸人、秦伯未、承澹庵诸前辈大作，读之如见海天之阔，其维新衍义之处，多由经典化出，其中意味深且长也。
时正值百家争鸣，有拟将中药革新，单煎分储，然后按方配剂，商余可否？余喻以渍茶，乘热饮之，其味清香，功可透汗，凉而饮之，香味减，功则利尿，隔宿饮之，其色紫，其味苦，功则涌泻矣。一茶之微，尚且如此，安知多数药味，煎后寒热新陈之变，功能或有不同乎？
余在主任针灸科室期间，曾解释经穴命名意义。以任督二脉为人身阴阳经络两大纲领。比之乾坤两卦，其他太、少、明、厥，阴阳各六，则犹震、巽、坎、离、艮、兑六子也。即《奇经考》所云“督脉为阳脉之总纲”之意也。故余拟以督脉为十四经之首。又以“长强”穴为督脉各穴之首，亦即十四经所有诸穴之首。
推究经穴起源，当由养生静坐，体会经络动静之妙，有所心得，而志其位置，察其流、注、敛、散，而识其性能。两者之义，俱由自觉而得。或喻之以物象或证之事功，取两三文字之义，标示体用性能而定其名称。若云必表而出之，虽圣人有所不能。
释“关元”。唐容川谓本穴为“元阴、元阳交关之所，即先天之气海”也。为养生吐纳吸气凝神之处，即老于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古“玄、元”通用，颠倒读之，即为“玄关”，古人多于此等名词守秘。故，故意颠倒其词，隐“玄关”而称“关元”。后之学者体会“元”字之义，想其为用当在“乾元、坤元”也。研讨本久可与“命门、气海、白环”等穴汇参之。
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  ——探索肿瘤的治疗  钱伯文
有一患结肠癌的病人，手术后不到半年复发，右下腹有一坚硬肿块似鸡蛋大，经常腹痛，便溏，胃纳很差，形体消瘦，面色晄白，舌苔薄白，质淡，脉象细而无力，两尺尤虚。由于病人已不适宜二次手术，所以采用中药治疗。分析症候属脾肾亏损，气虚血衰，气滞血淤等。哪一方面为主呢？从脉证偏于正虚，初步认为上述症侯是由于脾肾阳虚所致，治宜温补脾肾、益气助阳(党参、白术、黄芪、附块、肉桂、补骨脂、仙灵脾、锁阳等)，同时适当加用一些理气活血、祛除病邪的药物(八月札、枸橘、木香、丹参、当归等)。经过一段时间，病人症状有所减轻，体力也有所增加，但肿块末见缩小。于是根据患者的体质情况，调整治疗方案，侧重于攻，以理气、活血消肿的药物(香附、木香、积完、枸橘、归尾、赤芍、三梭、乳香、没药、白花蛇舌草、天龙丸等)为主，由积极的防御，转为积极的进攻。在积极进攻、祛除病邪(消除肿块)的同时，再适当地加用一些益气补肾的药物(党参、黄芪、熟地、仙灵牌、桑寄生等)，攻补兼施这样就可避免攻伐太过而损伤正气。运用这个方案经过三个多月治疗，肿块慢慢缩小；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治疗，渐至肿块消失，恢复工作。
总之，调整脾肾功能在治疗上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有一例食管癌的患者；高年体虚，吞咽困难(仅能吃半流质)，胸前区及背部闷胀隐痛，咳嗽不爽，痰多粘腻，大便于干燥，苔腻舌质偏红，脉弦细而滑。曾用5—FU，因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剧烈而停止化疗，要求服中药。辨证分折以痰气凝滞为主，并根据“食入即出是无水也，无水者，壮水之主”的理论确定了“健脾化痰、理气散结、佐以滋阴补肾”的治则。在使用复方(青皮、枸橘、杏仁、橘叶、木香、槟榔、桃仁、石见穿、石打穿、象牙屑、山豆根、生地、茯苓、生熟苡仁等)加减出入的同时，加用六味地黄丸、移山参片等，连续服药一年左右，吞咽困难基本消失，二年后完全康复。服药期间，x线摄片复查逐渐好转；最后一次摄片：食道已无异常。在这个病案的治疗中，由于思者脾虚生湿，湿能生痰，痰气凝滞而为肿块，又加高年肾气不足，肾阴亏损，因此，治疗上采用标本兼顾的方法，一面化痰、理气、散结以祛邪(消除肿块)，一面调整脾肾功能以扶正，所以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现在临床上有些药物虽是常用的，但用量也不能太大，如龙葵超过30克并长期应用，就会降低白细胞，莪术大剂量长期应用会对肝功能有影响。即使常用的桔梗和山豆根，如剂量掌握不要，也会产生不良反应。有一次，治疗一声带肿瘤患备用药后病情进步不大。当时一位青年医生想使药物迅速发挥作用，就把处方中桔梗增加到12克，山豆根增加到18克。结果服药后即出现恶心呕吐、胃纳呆滞等副作用。后来把剂量调整下来，病人才得以重新接受治疗。
在辨证的基础上适当地加一些对肿瘤细胞有抑制作用的药物(如喜树、山豆根、肿节风、天南星等)，效果更好一些。例如一例胃癌患者，根据辨证属于胃阳虚及忧郁痰阻所致。按辨证用药，症状虽有减轻，但效果不明显。后来我们在辩证基础上加了石见穿、石打穿、天龙等之后，症状就有显著好转，后经x线钡餐胃肠摄片检查，病灶亦有缩小。
习医、临床回首录败   韩百灵
习  医  回  忆    屠揆先
有人患咳嗽久不愈，
化验痰，发现有白色念珠状霉菌。当时有一民间单方用白药子叶治鹅口疮有效，因而联想到鹅口疮之病原体既是白色念珠状霉菌，则对支气管之念珠状霉菌亦应有效，因于清肺化痰药中加用白药子。不久咳平，痰液化验已无霉菌。先兄的教导和自己的实践使我深信，学习一些现代医学知识，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必然会大有好处。
用药，必先通过辨证；立方，须灵活调配。所谓调配，就是指某种药物，其功用与病人之症状相符，而药物的性质却与病因相悖时，就必须加用其他药物以调配，例如麻黄能平喘，其性温，用于寒喘，当然很适当，再配以祛寒药或化痰药，则效用更明显。如用于热喘其功用是对症的，但麻黄之温性却与病因不相宜，如加用石膏、甘草以调配之，则麻黄虽温性而仍可用于热喘。又如大黄为苦寒通下药，用于热闭，当然很适合，如用于寒阻，就必须配以温热药。调配得当，既发挥了药物的主要作用，又制约了它与病因不相适宜的性质。先叔父常教导我：“仲景制方之神妙，非同寻常，好多方剂寒热并用，攻补兼施，调配得非常确当，必须认真学习，仔细领会。”诚然，如果不善于调配，治寒证一味寒性药不用，’治热证一味热性药不用，如此严格限制，表面看来，似乎运用辨证施治的原则未尝有错，但在利用某种药物的特长方面不免有不足之处。我记得初临床时，遇一湿温病人，壮热八、九日不退，口渴欲饮，胸中烦懊，脉象濡数，早已用过三仁汤等轻开淡渗之剂而无效，但湿热惧重，拟重用芩、连、山栀，但鉴于病人舌苔黄腻而偏于燥，湿温中期，邪从热化，用芩、连恐犯古人苦燥伤津之戒。疑虑不决，请教于先兄，指导我用知母、花粉、芦根配合芩、连、山桅等药，可无苦燥伤津之虑。如法用之，果然热渐退，舌苔黄腻渐化，并未出现津伤液涸之象。因知用药之调配，关系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和相互制约作用，在治疗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师和交友厚积而薄发  董德懋
施老治外感热际擅用清解法。他说：“吾侪治疗外感病，首宜辩明表里、寒热、虚实，则层次分明。表病不可只知发汗，且应注意清里。，’他根据表里病情的不同，合理配用解表和清里药物比例。在治疗感染性发热疾病，如流感、白喉、风疹、水痘、猩红热、丹毒、流行性腮腺炎、急性扁桃腺炎笔常用银翘散加减，宣散风热，清热解毒，其加减变化甚妙如：夹寒加麻、杏加重荆芥量，挟血热加生地、丹皮、丹参；热毒重加公英、地丁、紫草、甘中黄，挟湿加获苓、大豆卷、通草、绿豆衣；若肢体痛甚，银花用藤，加桑枝，若发疹，加浮萍、蝉衣等。他对紫雪散应用亦别具一格，常在未见神昏谵语时即用，只要高热、便秘、舌红、苔黄，用之腑行热退，不致热陷营血。
施老善用山药配黄芪治尿糖高，苍术配元参治血糖高，为中药现代药理所证实，并屡验于糖尿病临床治疗中。他对药物应用，常在古人启发下有所发挥，如蒲黄治中风失语舌强，蝉衣治耳鸣，为先生临床经验心得。
先生对孙一奎《赤水玄珠》和张石顽《张氏医通》尤其推祟，认为是中医内科必读之书，每教吾等阅读。  《张氏医通》为张石顽师生心血结晶，集前贤书百余种，十六卷，七十万字，述内科证治，兼及妇、儿、外科。我读《张氏医通》，以内难仲景学说为经，后世各家学说为纬，掌握其辨证纲领、方药运用为要。对张氏个人实案、证治发明，亦每留意，如交肠、百合病，历代较少记述验证治例，张氏书中有载，特录出以供以后参考。对每种疾病，尤其着眼于历代各家在诊治上的认识发展，从中自有收益。以后我还参考《古今医案按》等优秀医案相互参阅，也有不少新意发现。
如临床常用行气药物治脾胃气滞病症，有香附、乌药、木香、砂仁、陈皮、枳壳、厚朴、摈榔、大腹皮、蔻仁等，其辛香温燥，具止痛、除满、解郁、化痰、祛湿、和胃、运脾作用，部分药物还有平喘、活血、疏肝、通下的功效。但因辛燥又易耗气灼津，故不宜久用。以后在临证中发现《济阴纲目》加味乌药汤不仅可治妇人气滞痛经，对脾胃气滞病证亦效，方内乌药、香附、砂仁、木香四味行气药性平和，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如香附行气而疏肝解郁，长于止痛；乌药行气除满，对胸腹痞满皆宜，木香行气而宽中止泻，对腹泻下痢较宜，砂仁行气而醒脾开胃，能芳香化湿。临床常酌选其中二、三味小量(3—5克)配用，每取良效。
再如脾胃不和，胃气上逆，见呕吐、暖气、呃逆、吞酸等，余每以降逆和胃法，选旋复花、代赭石两药。起初我套用仲景旋复代赭汤时效时不效。后辨为脾胃虚者用原方较合适，如有肠胃实热见便秘、口干、苔腻者，则去参、草、枣加瓜萎、风化硝、大黄、枳实，降逆通下合用。可见选药精当必须在正确辨证基础上，始能积累合理的经验。
治  学  杂  谈    谢海洲
这种先《伤寒》、  《金匮》，后《温病》的教学自学方法，北方民间医生大都相似，与南方医生先《温病》、后《伤寒》的学习方法迥然有别。祖父十分重视背诵，身体力行，能从头至尾背诵《医宗金鉴》和陈修园医书二十四种。
瞿先生主张背诵《神农本草经三家注》[张隐庵、叶天士(实为姚球)陈修园]，使我在本草研究上受益匪浅。
经典著作是中医理论的源泉，有了熟读乃至重点篇章能够背诵的硬功，博览各家各派，才能抓住重点。老一辈所以能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如数家诊，就是因年轻时下过一番苦功。经典读熟了，以后才有豁然贯通之妙。尤其在青少年时，奠基更为重要
背，不单纯是记忆的问题，还有加深理解的作用。学习方欧、药物更是如此不背不成。熟背才能得心应毛，口到笔到，熟能生巧。临床时初有方后无方，最后又有方。这种意境都是背诵、记忆、实践、提高的过程。背诵开始要少，由少而多，积腋成裘，积沙成塔。到一段落，可以暂放，再另起第二段落，记熟了再开始第三段。  《金匮要略》我就是这样分条分段背诵的，一共四百条都能朗朗上口，永志不忘，并可由此及彼，互相联想，互相印证。这种背诵的“童子功”，对学中医的人是必备的。
制方要通权达变，吸取前人经验，不落前人案白。古人
谓方之为倣也，倣病而有力者也。正如喻嘉言所
云；“凡用药太过、不及皆非适宜，而不及尚可加，太
过则病去药存，为害最烈”我体会，在组方配伍
中，除注意君臣佐使等组方原则外，还应根据治法要
求，处理好五个辩证关系：
一曰散与收。散指发散、宣散，多指祛除外邪，
宣通气机；收指收敛固脱，固摄气血之谓。二者相互
为用，互相制约。如虚人外感，既要祛除外邪，用荆
防之辛散，又要助其正气以芪术之甘温固表，所谓黄
防风相畏而相使，实际上是反应了扶正祛邪两种治
法的作用。
二日攻与补。攻为祛邪，补为扶正。应根据邪正斗争情况，将攻补灵活配合，两者之中，关键在于扶正。 《伤寒沦》保胃气、存津液，温病之“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皆在于颐护正气。正如十枣汤之用大枣，白虎汤之粳米、甘草，小柴胡汤之党参……我每用清热解毒、活血化淤及攻伐之剂，必适当佐以顾护正气之品，正本此意。至于具体方药之多少，或平补平泻，均应据证灵活掌握，惟以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为目的。
三曰温与清。温指“寒者热之”，清指“热者寒之”，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不远热，治热不远寒”，是治则之大法。但因病情复杂多变，组方配伍并非纯用寒热，而是寒热井施，温清并用。寒热错杂之征，自不待言。真假寒热之证，因纯用寒热易致格拒不受，亦需反佐一、二昧药性相反之品，谓之反治。根据方剂配伍及治疗的需要，常宜灵活伍用寒热之剂，如左金之萸连，交泰之连桂，取其相互制约、相反相成之功，或为监制他药以防其偏。这些药物虽数少而量轻，但其效用颇大，往往有出奇制胜之妙。
四曰升与降。升指提升，言其向上；降指通降，谓其向下。升降本为人体血气之正常运动，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若升降失常则生化无权。故治病当调气机之升降，配伍应注意药物的升降，使气升降相宜，调配得当，升者不可升而无制，降者不可降之太过。如眩晕一证，无论病因若何，其病机无非清者不升，浊者不降所致，应升清降浊井用。虚者，升其清阳为主，升麻、荷叶之属皆可加入；实者，降其浊气为主，重镇潜降之品皆可选用。
五曰静与动。静者言其阴柔呆滞也，属阴，动者言其行走通达也属阳。补益之剂，尤其滋阴养血之品，易于室塞气机，故其性多静；而宣通之剂，如行气活血通阳气之品，则多后动。组方配伍，应注意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如补法最易引起脘腹痞胀，纳食欠佳等气机不畅、胃气不和之证，或郁而化火变生它疾，常宜合宣通和胃之法，佐以动药，以行其滞，宣其痞，散其壅，故补气常佐以行气，补血常佐以活血，养阴注意助阳化气，温阳注意阴阳互根，才能补而不滞，滋而不腻，阳生阴长，能生能化。我临证尤其喜用羌话一味，其具宣通气机促进生化之力，用补益之法时，均可佐入，甚得其益。亦应注意动中有静，通中有补，防止用过，伤其正气。
这五个关系相互渗透、互相联系，其间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补君臣佐使之不足。组方配伍时若能处理妥当，对提高辨证论治水乎必有帮助。
我治疗癌症重视清热解毒法。并根据癌肿部位、性质及兼夹邪气，以整体现为指导，配合扶正培本、活血化淤等法综合治疗。如白血病，初期或复发时，正气尚可，而邪毒又甚，表现为幼稚细胞极度增多，全身热毒症侯明显，以清热解毒为主，扶正培本为辅。缓解期则以扶正培本为主，清热解毒为辅，活血化淤相机而兼用。清热解毒药常用青黛、龙葵、雄黄、墓头回、芦荟、蚤休、白花蛇舌草、黄药子等。
在应用清热解毒法时，要注惫①热毒的轻重；②顾护脾胃。因清热解毒多苦寒之品，易伤胃气，可佐入健脾和胃之药，对于脾胃虚弱者尤应慎重，③正确对待“炎证”。“炎证”虽多属热证，但亦不尽然，而热证也并非皆是“炎证”，切不可一见炎证即清热解毒。反之，某些清热解毒法有消炎抗菌作用，但并非清热解毒仅是消炎抗菌，更不能把清热解毒药物当成抗菌素使用。抗菌消炎和清热解毒是中西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梅花香自苦寒来  楼百层
在施医局的实习中，目睹针灸老师的治疗效果非常显著，不仅对扭伤、疼痛之症常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对很多慢性杂病的疗效亦使人惊奇。这引起了我的仰慕，同时又读到了“汤药攻其内，针石攻其外，则病无所逃也”的古训，从而激发了我学习针灸的
热情。
对针刺手法的运用十分讲究，尤对针感的放射传导能掌握主动，大有华佗那样：“若当针，亦不过一、二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拨针，病亦行差。
又如对半夏泻心
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的应用，由于三方的组成药物实质相同，惟侧重面各异而已，因此我在临床运用时，抓住以下三条：干噫食臭显著者，用生姜泻心汤；下利较剧，完谷不化者，用甘草泻心汤；其余则概以半夏泻心汤为治。如此由博返约，执简驭繁，临诊就能屡收良效。
我只能以内科为主。我重点研读了《温热经纬》、《温病条辨》、《广温病论》、  《叶天士医案》和《伤寒指掌》诸书，其中尤以吴坤安的《伤寒指掌》论述精辟，颇切实用。如内附“察舌辨症法”，即为卓识之撰，对辨证用药确具指导意义。
《针灸大成》是我重点学习之书，对其中的各家歌赋，如“百症赋”、“标幽赋”、“金针赋”等尤注意熟读，使临证取穴有据。
每逢农村集市遇有扎针卖密药的场合，我都要围着看个究竟，留心他们的针刺操作。记得有一次目睹针刺“睛明穴”，其深度竞达一寸以上使我大为震惊。考古代文献记载仅针一、二分深度，在医校时，曾老师亦只针此深度。深达一寸以上者却从未见过。为此，我主动与他们结交。时间长了，在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朴实有用的知识，而这在文献上却是无法得到的。如对一些穴位，历代医籍虽记有“禁针”、“禁灸”，却互有出入，常使初学者无所适从。但在民间医者眼里看得很简单，如认为“背薄加纸”，故凡取用背部穴位须沿皮斜刺，不能直刺；又谓“避开筋脉，就是穴道”，筋脉系指肌腱血管等。虽然这些认识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当时对我的启发颇大，对睛明穴的针刺，至今我仍一直掌握这个深度。
在前人针灸欧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自撰了“治疗总穴歌”，作为临证的重点用穴，现录加下，供作参考：
面口合谷收，曲池配穴优；如遇头痛时，风池效可奏。胸胁内关谋，可向外关透。肚腹三里求，上腹中脘搜，下腹加关元，天枢治脐周。腰背委中求，殷门亦可收，陀脊按部加，斜向脊柱透；下腰大肠俞，上腰肾俞揉。上肢取曲池，合谷肩髃施；下肢阳陵泉，环跳绝骨刺，周身节骱病，疼痛取阿是，避开大血管，胸背禁深刺。
徐疾补泻的针刺操作全程应理解为：将针进入穴内后，由浅部徐缓地微捻纳入深部，再由深部疾速捻退至浅部，上下往来，以气调为度，这样可导致阳气内交，所以称之为补法；反之，由浅部疾速捻入深部，再由深部徐缓地微捻退至浅部，上下往来以气调为度，这样可引导阴气出外，所以称之为泻法。  《灵枢·官能》中“明于调气，补泻所在，徐疾之意”及《小针解》的“刺之微在数迟者，徐疾之意也”，就是这个意思。由此推而广之，可认为“呼吸补泻”即是在徐疾补泻基础上，结合患者呼吸时机分补泻的一种方法，而不能机械地把它理解成仅以“呼气时进针，吸气时出针为补；吸气时进针，呼气时出针为泻”。至于“开阖补泻”的“出针后于穴位上速加揉按，促使针孔闭塞，不令经气外泄为补；反之，出针时摇大针孔，不加揉按而令邪气外泄为泻”，是针刺全过程中的后阶段，当与
其他补泻手法配合为用，而不能单独使用，故“开阖补泻”实际上不是一种独立的补泻手法，只是徐疾补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巳。诚如《灵枢·邪客》所谓；  “先知虚实，而行徐疾。”《内经》所裁针刺补泻法，基本上均以徐疾补泻法为基础，离开了徐疾，也就无从言补泻。
学医在勤奋  临证贵辨析   路志正
伯父教我诵读中医典籍的方法是：先是低吟，即自念自听，吟读数十遍或百遍之数，有若流水行云，出口成诵，形成自然记忆。他反对高声朗读或强记在心，否则忘却亦快。低吟之后，要逐渐放慢速度边读边体会文中涵义，所谓“涵味吟诵”，务求弄懂原文。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逐渐使我认识到背诵和理解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许多名篇大作及中医经典都是这时诵读的，至今不少原文仍能朗然成诵，深感得力于当年窗下功夫。而且，习惯成自然。晨间如不读书，则怅然如有所失。朗朗上口，乐在其中。今虽六秩，其趣不减。
切脉，  《内经》有“三部九候”之论，由于种种原因，后世发展为“独取寸口”，但实践之中常感不够。如大面积烧伤及某些血管病患者，寸口无法切按或无脉，则不仅需“三部九候”进行诊脉，甚至凡体表末被灼伤部位，一切可触到之动脉，皆可切按。如脐间动气，十二经脉等常可弥补独取寸口之不足。对于危难重症欲知其须后吉凶，还须以下部三候(足厥阴、足少阴、足太阴)中诊视，即古人谓之枝叶虽萎，而树根犹荣也。
如汪昂《增补本草备要》，黄柏治口疮下小注云：“治口疮用凉药不效者，乃中气不足，虚火上炎，宜用反佐之法，参、术、甘草补土之虚，干姜散火之标，甚加附于，或噙官桂以引火归元。”
又如枳壳条下，方士进瘦胎饮；蛤粉条下，宋徽宗宠姬病痰嗽，面肿不寐，李防御治之不效，向走方郎中求得黛蛤散。它如肺损用白芨末，产风血运用华佗愈风散(荆芥穗)，阳明头目昏痛用都梁丸(白芷)，胃气痛用良附丸等等，至今仍为医家所习用。
得气感应，多先从穴下反射到押手上的一瞬间，刺手针下的沉、紧、酸、麻、胀感随之而至。
湿证，所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随其所在而表现不同。除一般特点外，临证尤应注意其舌脉。舌体多胖大，质呈暗淡或暗紫，苔多粘腻滑润，脉多濡缓细涩。应注意通、化、渗三法。“通”乃温通或流通之意。因湿性重浊，最易阻遏气机，故宜杏、蔻、橘、桔等调理宣通三焦气机之品，更重在调理脾胃之升降。“化”则应注意湿邪之转化。温化寒湿时忌用大辛大热，以免过燥伤阴而化热；清化湿热则忌大苦大寒，以防湿邪凝滞或过伤脾阳而寒化。“渗”指以淡渗或苦渗之品引湿下行，所谓“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当然，治湿还应和健脾、温肺、益肾合用，方为治本之图。
冠心病，医家多以通阳宣痹之瓜蒌薤白剂取效，或从气血淤阻以活血化淤收功。我治一冠心病房室传导阻滞患者，前医曾选用宣痹通阳，益气养血、活血化淤之剂及扩冠等西药而效不显。观其胸闷皖痞、恶心欲吐、口粘、口干不喜饮、头晕目眩、舌胖嫩、脉濡缓等见证，显系湿浊中阻，郁遏心阳所致。遂以运脾祛湿、芳香化浊法，药用藿苏梗、清半夏、云茯苓、杏仁、菖蒲、郁金、路路通等而得愈。
“发作性睡病”，中医称“多寐”、“嗜卧”。究其因，有胆热好眠者，有气血虚弱者，有髓海不足者，但仍以湿邪困脾者为多。而湿困脾土又有湿重和脾虚之辨。湿重者，体多肥胖或久居卑湿之地或素有茶癖或暴饮无度而致水湿停渍，困遏脾阳，证以肢体酸困、沉倦无力、胸脘痞闷为主，苔多白腻，脉来濡缓。治宜芳香化浊、燥湿健脾，方用藿朴夏苓汤加减；脾虚者证以肢体倦怠、脘腹胀满、食入则昏昏欲睡为主，苔白质淡，脉多沉弱。治宜健脾益气以醒牌困，方用六君子汤加砂仁等治之。余用此法，曾治愈多例病者。
“脑震荡后遗症”，近人多以活血化淤入手，这仅是治法之一。殊不知脑为清灵之府，跌仆惊恐，最易引起气机逆乱，而变生痰湿。痰湿扰乱清空，则头痛、头晕、麻木、恶心呕吐，诸证丛生。我治疗此类病证，除一般常用之乎肝熄风、镇静安神、活血化淤法之外，尚多从痰湿考虑，以温胆汤化裁，亦每多效验。
我举以上数例，说明湿邪为害，伤人甚广，不独南方多见，北方亦未可忽视。
如“多寐”一证，虽常见以上几种，但亦未可概论。尝在门诊治一“发作性睡病”，以其有鼻塞胸闷、痰多粘白、气短浮肿等见证，辨为肺气失宣，鼻窍不利所致，竞以疏风宣肺、清气化痰法得效。药用苍耳子、白芷、桔梗、前胡、法夏、陈皮、黄芩、牛蒡子、竹茄、黛蛤散、六一散、芦根等五十余剂而治愈。说明肺窍不利亦可引起嗜眠，岂可尽归于脾湿、胆热哉
尝治一妇，乳中结核累然，乳头时渗清水，两乳发胀，胸胁胀满掣痛，经期尤甚，诊其脉象沉弦，舌苔薄白。西医诊为“乳腺副腺增生症”。一医以其炎症从火，予以清热解毒之剂。药后更觉胸闷不舒，脘痞纳呆，遂转求余治。盖乳头属足厥阴，乳房属足阳明。当其五七之年，阳明脉衰，兼之忧思（圭心）怒，肝失条达，而致肝木侮土，气血痰湿胶结不化致成‘乳癖”之病。其因在于气滞，证属肝脾不和。遵“木郁达之”之旨，予舒肝健脾，解郁通络之治。用醋柴胡、青蒿、橘叶、丹皮、桅子、当归、白术、薄荷、王不留行、路路通、生草，凡五诊，月余而平。
曾治一“周期性发热”病者韩某，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发热，每月一次，持续3—5天，体温38，5—39．5。c。至一九七九年九月曾先后十次住院，经检查为免疫机能缺陷，虽中西治疗，未能根除，遂求诊于余。见其体瘦面黄，面目无神，手足及鼻尖易出汗，发热日哺为甚，脉沉取无力。诊为元气虚、阴火盛、营卫不足之证。以补中益气汤加首鸟、鳖甲、牛膝为治，半月而愈，随访至今，末再复发。
我学习中的几点体会  蒋洁尘
所谓“经方”、“时方”，同样来自实践，用之得当，均有良效。
又《医学广笔记》与《陆氏三世医验》均曾提及朱远斋其人。朱氏擅长攻下，有自制“润字丸”一方，屡以攻下愈重证，深受丁长孺(《医学广笔记》之编者)及陆养愚之赞扬
专门搜讨治疗方法的医籍，颇为少见。日本丹波元坚编著的《药治通义》编审精当，持论平正，收集得也很完备，值得参阅。
学习方剂不可限于背诵歌诀，呆记药味，亦不只是了解其适应症，重要的是要理解其方义。
《医学读书记》中“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合论”值得一提。论中谓：“气虚者，气多陷而不举，故补中益气汤用参、芪、术、草等甘温益气，而以升、柴辛平助以上升；阴虚者每每上而不下，故六味地黄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药味厚体重者补阴益精，而以茯苓、泽泻、甘淡助之下降。气陷者多滞，陈皮之辛，所以利滞气；气浮者多热，丹皮之寒所以清浮热。然六味之有苓、泽犹补中之有升、柴，补中之有陈皮，犹六味之有丹皮也。其参、芪、归、术、甘草，犹地黄、茱萸、山药也。法虽不同而理可通也。”文中有分析，有比较，阐述堪称透辟简练，读之深受启迪，实属上乘方解。总之，学习方剂，必须细心情究，深明方义，  方可举一反三，逐步提高。
使方而不使于方: 一是“医贵多方”，需熟悉前人的各类成方。所谓熟悉，决非死记药味，重点在于从理、法上加深理解，对每一个病证至少要牢记五个以上的方剂。临床实践，要注意必须“执方”，切忌“凑药”。一般来说，理法方药这四个方面要求面面俱到。医案中有本《谢映庐医案》，该书的一个特点是“处方用药，善于选用成方”。它在每一则医案的后面，都附有一至两个其所本的成方，而且不偏执经方、时方，对初学者来说，此书允称为最好的医案范本，值得阅读。二是学习各家方解，要善于比较、分抓从而鉴别高下，择善而从
采百家之长  走自己的路    裘笑梅
对妇女脏躁悲伤,以阴虚肝旺型较为多见。明乎此，我认为应治以平肝安神潜阳滋阴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创拟了“二齿安神汤”(青龙齿、紫贝齿、灵磁石、获神)，旨在养心神，开心窍，镇惊而守其神。临床与甘麦大枣汤合用，疗效显著。
治学之道在于学“问”  赵棻
再如学习脉学，感到很抽象，如讲到浮脉是浮在皮肤上，又如水漂木。听了好象易懂，但追问它的实际标淮如何?又难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字里行间去寻求答案。古人为什么说如水漂木，如果只在字面上去理解，只能认为浮者，浮于上也，脉浮在皮肤上如木浮于水一样，其实这是一知半解。须知中医言脉，在于脉气即脉之动态。要真正理解浮脉，必须深思其意，再加实验。可试取一块小木板，放在盆中，盛水后木浮于上，此时以手指轻轻下压，手指亦紧随木块下沉，如将手指轻轻提起，木块亦紧随手指上浮，这种应指上浮之力，即是浮象。临床验浮脉，即重按之后，随即轻轻提起，手指不离皮肤，脉气亦随手指上浮，这就是浮脉。古书文字简练，必须深究。验舌亦是如此。如舌苔的厚薄，从字面来看，理解并不困难，但厚薄的界限，应如何确定？我想应该从舌的乳头方面去探讨，乳头被苔垢遮满，才算厚苔，否则仍属薄苔。如此鉴别，才有着落，决不可因古书未言，便囫囵吞枣。
悬壶生涯六十年 赵炳南
勤奋读书  不断实践
一兼忆瞿文搂、韩一斋、江逢春先生     赵绍琴(打印全文)
瞿老强调“治病求本”，他说：“鲧湮洪水，医之禁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反复讲述治病必求其本的道理。先生论“今之医家，不审标本，不论八纲，用补药为病家之所喜，每每错补误温，病者无怨。如每见火证必凉，并言热则寒之。不知火之初起，最忌攻泄。火郁当发，以导引为贵。疮疡外症，每用调和气血，后期再以活淤通络，不留后患。切不可早用凉法。以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按之。”瞿老的这些学术见解和经验，对我以后的临床有很大影响。
瞿老对温病的治疗强凋宣畅气机，不可一派寒凉。他说：“温虽热疾，切不可简单专事寒凉。治温虽有卫、气、营、血之别，阶段不同，方法各异，但必须引邪外出。若不治邪，专事寒凉，气机闭涩，如何透热？又如何转气？轻则必重，重则无法医矣。方书虽有牛黄丸、至宝丹、神犀丹等，但必须用之得当，早则引邪入里，后期正虚之时，又无能运药治病，只有用之得当，才能见效。”程老此论，我在临床中体会，正是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能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含意。
凡郁皆当开。气血痰饮食湿，均可致郁，郁久化火，都是热证，岂可一派寒凉？并言“治热以寒”，遏阻气机，病焉有不复加重之理？瞿老之论，源于《内》《难》，出之于自己多年实践，用之于临床，每多效验。
一次治一妇人妊娠三月，患疾喘咳，首方以苏子、莱服子、杏仁、贝母、批把叶等宣肺化痰降逆之品。汪老看后批之曰：“苏子降逆力强，胎儿受伤，甚则引起堕坠；莱服子味辛性烈，弱人尚不可用，况孕妇乎?”又一次，一猩红热病人，我处方中用了薄荷，汪老批之曰；“温疹乃热郁于内，一涌即发，发则无以制止，方中何以还用薄荷？恐其不速耶？”井告诫道：“脉数有力，斑出深紫，高热心烦，咽红肿痛，皆是发出之极矣，切不可再行发之，只宜清气凉营，以缓其速。
我所走过的学医道路     谭日强
学然后知不足    潘澄廉
必读之书，一般认为如《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  《温病条辨》和《温热经纬》等。必读书中，如《内经》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论”、“六节脏象论”、“脉要精微论”、“至真要大论”之类的有关基础理论诸篇，对中医各科均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需要精读。如习内科者又应细读“热论”、“疟论”、“欬论”等；习针灸者又应细读“经脉别论”、“刺要论”、“缪刺论”、  ‘九针十二原”等。总之，对一部《内经》，读时要有一般和重点之分。
温热病学，它是伤寒学说的发展，对急性热病的辨证和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关的文献也较各值得必读的有《温病条辨》、《温热经纬》。此外，  《温疫论》亦可选读。
个人认为在医案方面如《寓意草》、《王孟英医案》、《谢映庐得心集》、《程杏轩医案》之类，对症状的描述、处方的意义、治疗的效果等，叙述得较为详明，端绪易寻。如《临证指南》、《王旭高医案》、《丁甘仁医案》之类，要从其同一类门的医案中，通过综合分析，推求其辨证和论治的规律，吸取经验，确有很大的意义。
忆肖龙友先生
在读老子及诸子学说中，受到一定的启发，因而悟及吱黄之奥妙，加深了他对中医基础理论的信任及兴趣，进而认真反复地学习研究内、难各经。后更加努力学习历代医家名著，而略有心得。
每遇棘手之症，投药—时未效时，他总是反复思考，茶饭不香，甚至常于夜间翻阅医书，终宵不眠，直至考虑出更为妥当的治疗方案并取效时，始感轻快。每于出诊遇重病患者，回家后常多次用电话或其他方法联系，以了解病人服药后的反应及病情的变化，从而斟酌下一步的处理。
他说：  “欲投育阴培本之剂，必先观其条件如何，设病宜投而有一、二征象不便投，又必须先除其障碍，或为其创造条件，若果时不我与，则于育阴培本之中，酌加芳香化中之药，如陈皮、郁余、帜壳、沉香、焦曲、鸡内金等。”
祖父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重五志七情，故处方巾多加入合欢花、橘络等，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其忧思过甚者，则投香附，其善恐易惊者，则又使用镇定之剂，如磁石、茯神等。
祖父治虚损防其过中，治痨除着眼于肺肾外，更重于脾。他说：“得谷者昌，若致土败，虽卢扁复生，亦难为力矣”。故补脾则党参、白术、山药、莲肉；运中则扁豆、苡仁；纳谷不甘则谷麦芽。其中须酸甘益胃者则投石斛、麦冬、金樱子等等。
忆龙友先伯
先伯重视中医理论，主张医术医道并重，由术入道。在其《医范十条》中曾论及医道与医术：“中国之医，有道有术。黄帝歧伯之问答，道与术并论者也……《内经》多论道之言，为气化之学所从由，故汉以前之医大都皆能由术入道，即庄子所谓技而近乎道者也。”先伯还告诉我们，中医贵在“活”，如果离开气化阴阳，就谈不上什么“活”。最忌“呆”，他说“呆板”是学不好中医的。先伯对“医者，意也”的解释，其一是“大学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即学医之要诀”；其二是“非徒持机械之法所能行者”，就是活用中医理论，而要灵活运用，就必须深刻全面加以领会。他主张“以学稽古，以才御今”，体现了他对古今的辩证看法，含有古为今用之意。他又说：“泥于古不可言医，郁于今亦不可言医。必先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虽非困于学，竭于术者，不能至斯境也。”只有诚其意，困于学，才能精其术，这与《干金方》“大医精诚”的要旨相合，而首先突出“诚”字，是很精辟的。
伯父曾说过，治病必求其本是根本的，根本就是气化阴阳。在诊断上知其何者为本，则何者为标，自然不言而喻；而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言治法。”后读《素间·至真要大沦》：“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此与上论不谋而合。足见先伯在经典理论上，不援引其词句，但深谙其理。
先伯虽不谈运气，却颇重视季节用药。如暑天家中常备六一散，若有伤寒迹象，或头晕，或不汗出，用之颇效。若见心烦欲呕，常加藿香叶，开水冲泡。待凉饮，沁浸心脾，若有心烦、心悸，加用硃砂；小便黄加鲜荷叶
先伯对风寒感冒喜用苏叶、葱白、豆（豆支）(葱，山东者佳；豆（豆支），四川者佳)之类。检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若择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小误亦无害，对病有奇功，此则不止于中医(指中等的医生)矣。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楂、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香汤消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先伯或受其影响。忆北京家中经常备有炒黄黑的糊米，小儿伤食饮用。成人腹胀，常用砂仁一粒，以针穿其孔午，在火上烧焦，取下，纸包捻碎，去纸嚼服，甚效。又疰夏不思食，用荷叶粥(鲜荷叶去梗，洗净，待米烧半熟，即置荷M叶于其上，再煮，熟后粥色青绿清香)宽中解暑，妙用非常。考《本草纲目》，“粥”专列一项，计有四十四种。盖粥能畅胃气，生津液，推陈致新，利膈益胃(如意苡仁粥除湿热，利肠胃；莲子粉粥健脾胃，止泻痢；薯蓣粥，补肾精，固肾气等)，但有荷叶烧饭而无荷叶粥。李东垣师承洁古在仲景枳术汤基础上创制枳术丸，用荷叶裹烧饭为丸。他说：“盖荷之为物，色青中空，象乎震卦风木，在人为足少阳胆同手少阳三焦，为生化万物之根蒂，因此物以成其化，胃气何由不升乎。”《温病条辨》清络饮中有荷叶。先伯对小儿脾虚疳积，食少、消瘦、易汗出，亦常用苡仁、山药、大枣煮大米粥治之。我小时即用过，效果很好。对老年人则常用莲子、芡实煮粥，以固其肾气。他说药补不如食补，寓药于食，可谓善补。另外，家中亦备有夏天用的露，如银花露、生地露、玄参露等。小儿慢性腹泻，用暖脐膏贴脐部。总之，因病情不同而采用相应的剂型。
无恒难以做医生…………·………………·岳美中(1)
我的治学门径和方法……………………··任应秋(20)
我的学习过程……………·………………·姜春华(45)
路，是人走出来的…………………………金寿山(础)
在研究防治冠心病的道路上………………郭士魁(77)
业精于勤荒于嬉………………………·-李聪甫(87)
学习中医的点滴体会………………………刘渡舟(102)
学无捷径贵在有心………………………彭履祥(114)
医林四十年…………………………………何任(7N)
杏林春暖忆旧迹……………………………周凤梧(144)
学医、行医活当年…………………………李克绍(r60)
学医四十年的回顾…………………………方药中(17z)
精在明理知在成行………………………赵叠铎(190)
往事重提温故知新………………………王伯岳(2l”
寝馈歧黄五t年……………………………万发生(22J)
追忆旧迹寄奉后学………………………魏长春(2j，)
医林寻踪……………………………………陈耀堂(245)
我的老师和我的学医道路…………………彭静山(259)
回顾与1j{1瞻………--……………………r·陈苏生(274)
能定能应谓之成……………………………董廷瑶(283)
以“治学三境界”的精神学习《内经》………徐荣斋(2，7)
刻苦勤奋自强不息………………………朱良春(j，J)
教学《内经》的体会…………………………凌耀星(j2J)
学贵有恒实践第一………………………贺本绪(349)
学医关键是在青年时代……………………龚志贤(，，9)
学医“五字经”………………………………刘炳凡(，7T)
无恒难以做医生：磊品：曼嚣i岳美中中华仝国中医学会剐台长
【作者简介】岳美中(1900～)，名岳钟秀，号锄云，以宇行。河北省滦县人。早年攻读文史，二十五岁时因肺病吐血，发愤自学中医。曾行医于冀东、鲁西一带。解放后曾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后调中医研究院工作。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垒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中医教授。从事中医工作数十年，有较深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肾病、热性病、老年病等有深入的研究和较好的疗效，在国内外有较高的名望。主要著述有：《岳美中论医集玲、《岳美中医案集势、“岳美中医话集势、《岳美中治疗老年病的经验努以及《中国麻风病学汇编》(待出版)等。
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早年扛活，后来靠种几亩薄田兼做挑担叫虫支撑家计。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八岁上，父母看我体弱多病，难务耕事，也为将来添个识文断算的帮手，咬咬牙送我上学，东挪西借地巴结着供我读了八年私整。我看家里作难，跑到濠县城考进半费的师范讲习所学了一年多。这种求学的情况，我在《六_卜初度》的诗中，有一首写到过；
少小家贫病不休，
学耕无力累亲忧。
因规夜课迟安梦，
为各束修早饭牛。
酒食屡谋精馔供，
序庠频遣远方游。
严亲纵逝蓐亲在，
六十该儿也白头。
我十七岁当小学教员，一面教书，一面随乡居的举人李筱珊先生学习古诗文词。其时，军阀混战，濠县正当直奉军争夺的要冲。烧杀奸掠，民不聊生。我当时抱着空洞的救国心，慷慨激昂，写了小说《灾民泪》、鼓词《郑兰英告状》、《民瘼鼓儿词》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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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发表在《益世报》等报刊，想转移风俗，唤醒痴迷。但少年意气，呐喊无应，转而想从古书文中找出路。一九二五年夏，听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又和裴学海等几个同好一起重温经学，兼研小学、史学，准备投考。暑期应试落榜。虽然受了一次打击，却更加发愤读书，每日教书、写稿，苦读并进。不久，累得吐了血。某医院诊云：“肺病已深，非短期可冶。’考学无望，教职也被辞了，真觉得前路漆黑，大难将临，儿无生趣，又不甘心那样死去。难道医学对肺病真的没有办法吗?床第呻吟之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买了《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吃约。一年多田野问的生活，休息为主，吃药为辅，肺病竟慢慢地好起来了。觉得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央心学医，自救救人。
学医，到哪里学呢?穷乡僻壤，无师可投；家口为累，又无力外出从师。只好托朋友找了一个村塾，学生不多，一边教书，一边学医，一边继续写诗文。
这一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二是想小补于经济。
学资供养家口，稿费就用来买医书。三年之中拖着病弱的身体，日教夜学，读了米元以后许多医学家的名著多种。缺少师友商问，就反复钻研揣磨；为了体察药性，就攒钱买药回来品尝体验。能尝的药，大都尝试过。有一次尝服石膏过量，泄下不止，浑身瘫软，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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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几天起不来床。学东知道我在读医书，有时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我慎重地认证用药，往往有些效果。
一九二八年春天学东一个亲戚的女人患血崩，找我去治。初不敢应，后经学东面恳往治。几剂药后，竞见平复。春节时，全家人坐车前来致谢，引起轰动。就在这同时，邻村一个叫徐福轩的小术匠，突然发“疯”。
烦躁狂阉，忽地登高跳房，忽地用手抓炕，新铺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发病月余，家里人捆管不住，经医不愈，村人荐我。我细察其脉象症候，系阳狂并有瘀血。予凋胃承气汤，仅一剂竟拉赤屎而愈。阳狂一病，并非难证。但在当时，村人却传为神奇。找我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好友吴绍先古道热肠，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在司各庄帮我开了个小药铺，方劝我行起医来。说是个药铺，起初就是一间小房，里边一张床，两个药箱，几堆书。睡觉、吃饭、看病、卖药，都在里边。后来起名叫“锄云医社”。因为原来教的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愿易人，“恳我继续执教。一则于情难却，二则光靠行医难糊家人之口，就和两个友人一起在医社后边的一闻房子里办_『个“尚志学社”。白天，看病卖药之外，在这里讲四书五经，晚上，攻读医书，思索H问的病案。我行医之初，靠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辨病投方，疗效并不高。但几年之中，却对农村的经济状况，疾病种类、药品需要等，获得了不少
的经验。同时，从读书的惑豁、临证的效失、病家的愁乐之中，进一步体认到中医学术对社会人群的作用，益发坚定了终生研讨中医学，献身学术的决心。
、Ik医之初，生活十分艰苦。出诊看病，经常以病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波于夏日的湿暑、隆冬的海风。有人功我还是读书找事谋个前程，我当时曾作《遭情歌》数苜述说心境。其一是：
懒粤弹，
不学仙。
觅奇方，
烧妙丹．
针砭到处症瘕散。
秋风橘井落甘露，
春雨杏林别有天，
山中采药云为伴。
奠讥我巫医小道，
且羞他做吏当官。
一九三五年，朋友把我介绍到山东省菏泽县医院住中医部主任。一边看病，一边教授几个中医学生。
不久，灾难就接连而来。先是¨r丑夏，山左地震，烈风雷雨，屋倾墙崩，连续数月，辗转逃避，倪存生命。不久就是日寇进攻山东。一九三八年春，我应诊到博山，遇日寇攻城。披围在城内五天五夜。城破后，落荒逃到济南。身上一义不名，几箱书籍无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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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仅剩下随身珍藏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各一本和数册医稿及《习医日记》。为防路上丢失，从邮局寄回家。都云杉先生送给了二十元路费，只身由洛口过黄河，千折百难地逃回了家乡。人倒是活着回来了，邮寄的书稿却总未收到。行医十载，流落千里。
身上，仅一条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难用的棍子’眼前，是一个沦落了柏家乡。茫茫冀鲁，竞没有一个医生悬壶之地!
悬壶无地，只好重操旧业，又当了半年小学教员。暑期，教员集口lI要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我不愿，跑到唐山躲避。经亲友协助，在唐山行起医来，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十年问，我朴素地抱着两条宗旨；做一个无愧于祖宗的中国人}当一个对得起病人的医生。这，又谈何容易l一九四三年，当时做地下工作的一个学生为八路军买药，暴露被捕。经我保释放走后，日本特务每日或隔日上门寻衅，一直监视了我三、四个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能够从容临证和专心治学呢?但是，既做医生，又不容对病人不负责任，不甘于学业的荒废。十年问，我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以求提高疗效；擅读各家中药学说，摘选验证，写成了二十余册d实验药物学》笔记’研读《甲乙》，访求师友，对针灸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应用。这十年，我正当壮年，刀匕壶囊，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因为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又缺少明确
‘
的哲学思想作捕导，苦自苦矣，却没有做出多少可观的成果米。
解放后，特别是一九五Pq年纠正了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以后，中医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我调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后，才有条件结合读书与临证，对一些问题进行较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治疗方面，除在国内执行医疗任务外，还曾九次到欧亚一些国家，参加掉订丌诺、胡志田、崔庸健等人的治疗和进行学术交流，这是过去不曾想到的。晚年，我考虑得多的有两件事：一是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多整理出一些留给后人；二是再为中医事业培养一些后继人才。“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我被抄走书物，在医院里喂兔和清扫厕所，其他无从进行。一九六九年八月周恩来总理亲舟安排我去越南为胡志明主席治疗。不久，我被恢复工作。
我自知身体渐差，来日无多，要抓紧做些事情。一九七六年，我为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倡议多年的“全国中医研究班”招收了第一期学受。我的学术经验开始整理出版。在科学的春天里，工作刚刚开头，我却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次讲课后，病发不起，一至于今……
我年近中岁学医。一跨入医林，面前数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术是如此繁茂丰厚，而又如此魔芜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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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走一条什么样的做学问之路呢?既没有家学可依托，叉没有专师引导或学校的规范，只能靠自己摸索、探求。回过头来看，也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十几年的旧教育，培养了读书的能力和习惯。二是几十年来未脱离过临床。我的注重临床，起初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去进行专门曲理论学习和研究。后来，也是因为我认识到，中医学术的奥妙，确在于临床。书，没有少读；目的首先是为当好一个医生，争取当一个好医生。围绕这个目的，对历代中医大家的学术思想都做过一些探索。有过徘徊，出现过偏执，也走过弯路，才逐渐地得到了稍好一些的疗效和较为深入一步的认识。认识发展的过程，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我学医之初，是从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入手的。临证稍久，逐渐感到其方有笨伯之处，往往不能应手。转而学习吴鞠通、壬盂英等人的温热著作。用之于临床，效失参半。其效者，有的确为治疗之功；有的则非尽是药石之力。在一个时期里，疗效总不能很快地提高。思索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对其学术研究的功力不到，经验不够；但细察其方剂，也确有琐细沉弱的方面。苦闷榜徨之中，又重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前此虽然学过，但未入细)。见其察症侯而罕言病理，出方剂丽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的学术，
霉
直追实验科学之堂奥，于是发愤力读。初时，曾广置诸家诠注批阅。其中不乏楮到之言，也常有牵附穿凿反晦仲师原意之处，反不如钻研原著之有会心。于是专熏于研讨原菩。将读书所得用于临床，每有应手，则痊大症，更坚定了信仰之心。稍后，叉涉猎店代《千金》、《外台>)诸书，觉得其中精华，亦是祛瘥之利器。当时，曾有过一个认识，以为中医之奥妙，原不住宋元以后。从三fJ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后期，主要是以古方治病。这巾问，还在另一个方向上走过一段弯路。一九三六年前后在山东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应{Ij门面，生搬硬套地学了一阵中西汇通的学说。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疗效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真所谓“邮郸学步，失其故封”。茜闷之下，害了三个月的眼病。不能看书。经常i'圳眼苦思其故，好久好久，得出了两句话：“人是精神的不是机械的；病是整1、的不是局部的”。这也许是仅存未丢的一点灵光吧!当时既坷；敢自信为是，电不敢人前道及，只取它指导着自己的治学。十足，又归真返璞地研习古老的祖国陕学。
第二，庄第一阶段的后儿年，实践得多了，逐渐感觉到偏执古方存在的一些弊端。一方面，临床遇到的峨病多，而所持的方法少，时有穷于应付、不能泛戌曲当之感。一方面也觉得经方究竟是侧重于温补，倘有认证不清，同样可病随药变。持半以论，温、
热、寒、凉，一有所偏，在偏离病症、造成失误的后果上，是一样的。临证治病若先抱成见，难免一尘眯目而四方易位。只有不守城府，因人困证因时因地制宜，度长短，选方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一九五0年我在唐山就此问题和孙旭初等同仁做过长时间的讨论，进一步受到启发。归纳当时的认识是：仅学《伤寒》易涉子粗疏，只学温热易涉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债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纽，学时方而能务实i入细则能理复杂纷乱之繁，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治重病大证，要注重选用经方}治脾胃病，李东垣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把这些认识用之临床，确乎有法路宽阔、进退从容之感。这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逸段时问的认识。
第三，一九五四年前后，我在治学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变化。此时，我治医学三十年，在读书和临证方面，有了一些积累和体验。也开始学习了《矛盾论》和其他一些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并学习着结合自己治学道路和方法上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思索。在肯定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也感觉到执死方以治滔人，即使是综合古今，参酌中外，也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情况。但若脱离成方，又会无规矩可循，走到相对主义。要补救此弊，不但需要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地研究辨证论治的原则，还要在足够的书本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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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以若干病类为对象，从研究药物如何配伍入手，进而探讨方剂如何组织。因为中医治病，基l奉是采用复方。复方从根本上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逞奏疗效，而不是群药分逞其能。而复方方剂中药物配伍和组织，义有它历史地演进变化的过程。从它演变的痕迹中探求用药制方的规律，并结合当前的实践加以验征、补充和发展，指导临床，就能高屋建瓴，动中肯柴。对一个医生，这是又进了一步的要求。习医至此，jF禁废书而三叹；学问没有止境，学问不可少停。在我，其知之何晚也。我在当时的一首诗中，写了这种感慨和决心：
于今才晓作医艰，
敢道壶中日月宽。
研古渐深方悟细，
临床愈久始知难J
星槎不惮一身老，
雪案浑忘五夜寒。
假我数年非望寿，
欲期补拙在衰残。
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的时问里，我结合临床、科研与教学任务，对药物配伍和方剂组织方面的材料做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对肾病、热性病和老年病等病种的用药与组方规律做了一些探索，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但是，凼学力不足和环境的耽阻，远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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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如何学习和掌握祖国医学这门科学，应当是有规律可循的，对此我们还总结研究得不够。我个人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淡，能说的犬半是走过弯路后的一些感触。
(一)读书宁涩匆滑临证宁拙勿巧学医离不开读书。但我国医学著作汗牛充栋，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欲有所成，就要摘要而攻，对主要经典著作要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读熟它，嚼透它，消化它。读每本书都要在弄清总的背景的前提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细抠，一句句一字字地读懂。无论是字音、字义、词义，都要想方设法地弄明白。不可顺口读过，不求甚解，不了了之。也不可用望文生义的简单办法去猜测。
更不能拿今天的意思硬套上去。比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篇》中的“痰饮”有二义；篇名中之痰饮，是沣液为病的总称j条文中之痰饮，是指水在肠问摇动有声之流饮。读书时若不细考究，把痰饮当作今义的“稠则为痰，淡则为饮”，就失去了经典的原意。这样逐字逐句地读书，看似积滞难前，实则日积月累，似慢实快。那种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的读法，不过是捉摸光景，模糊影响，谈不到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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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主要的经典著作读熟、背熟，这是一项基木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背得熟和背不熟-人不一样。比如对《金匮要略》、《伤寒论》，如果能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就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会心。否[J!_J，读时明白了，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临证时就难于得心应手。我自己虽曾在主要著作的背读上下过一番功夫，但总不能象童时读的《论语Ⅺ、“孟子》和古诗文那样至争仍背诵无遗，常有学医恨晚之叹。因此，背书还要早下手。
读医书，还要边读边记，勤于积累。积累的形式则宜灵活。比如说，可以结合自己研究方向相近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专题摘要积累，读书时留意于此，随时摘抄记录，并部圳类居，主要的加以标志，敞漫的贯以条理，怀疑的打上问号，领悟的作出分析，大胆地附以已见。丑积月累，对日后的研究工作是会有好处的。
临证宁拙勿巧。对l矗状要做“病”与“症”的综台分析，寻求疾病的本质，不可停留在表面的寒热虚实，立方遣药，要讲求主次配伍，加减进退，不可用套方套药取巧应付。遇到大病复杂症，更要格外细密，务期丝丝入扣，恰合病机。既要有临证时的分析，还要做事后的总结。数年来，我自_己无沦在哪里应诊，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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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每诊必做记录，半月做一次阶段性的检讨，找出需要总结的经验，发现有进一步探讨价值的问题，提高疗效。
(二)自视当知其短从师必得其长我学医，主要是自学。但决不是说，自学不需求师。做任何一种学问，绝对意义上的无师自通是没有的。自学，难免遇到思而不解之惑、攻而不破之谜，更需要清教师友。因而凡有从师学习的机会，尤知珍惜。一九三五年，我读到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觉有自己未见之义，稍后就加入先生所办的遥从(函授)部学习。当时，我看病教徒，诸务虽繁，但对所学课业必认真完成，寄去请教。记得我写过一篇《述学》的课卷，陆渊雷先生曾加了鼓励的按语，发表在《中医新生命》上。这段函授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对我这样一个自学出身的人来说，感到十分宝贵。一般地说，一个人从师学习的机会和时间毕竟是不多的，而在共事的同道中，学术精湛、经验丰富之人却随时都有。只要虚心汲取，他人之长，皆可为攻错之石。我在中医研究院和蒲辅周等同志共事多年。在一起临证、执教的过程中，有时见到他们的得意之笔，恰是自己薄弱之处，从中比对思索，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比如，早年我用玉屏风散治“习惯性感冒”，多是大剂突进。虽数剂可效，往往不易巩固。
蒲老治“习惯性感冒”，也用玉屏风散，却是小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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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疗效颇好。我思索这里的原因，加深了对慢性病的转化要有一个迩渐积累的过程，有“方”还需能“守”这个道理的认识。从师是为了求学问，在学问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架子。我在任唐I Ll市中医公会主任时，市内有一位高怀医师精针灸术，擅长用“大灸疗法”，系其祖传，能起大证。年事已高，秘未传人。为防绝技失传，我和王国三等几个同道以弟子礼前去执贽受学。每至巳夜，即趋集灯前，问难请业，无间风雨，袒臂跣足，按桥量度，力求一是。终于掌握并整理了这个疗法。
当时我虽年过五旬，不无劳顿之感，而其中授受之乐，电确有非可言喻者。
(三)读书多些有益于专  知识博些源头更活我习医以后，半是积习，半是追求，研读文史和爱好旧诗词的兴趣一直很浓厚。习陕之余，喜读《二十四史》。对六经、诸子、宋明学案以至佛教、道教的部分主要著作，都做过一些涉猎。兴之所致，还习作了一千多首诗词。我常以占m了一些业余时间为惜。但回顾起米，由这种爱好中得米的一定的文史知识和修养，对中医的学习和长进，也并非全无益处。第一，中医经典是古文字，和现代白话距离较大。义流传辗转，版本繁杂，字词驳错。诠释者既多，难免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文化、文字知识，对这些经典著作就不易读懂，读{蒈了，也难于读深。理解上，或浮于约略，或止于沿演，可以逐浪而难能探源，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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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刚易于套对而难能用活。要想对经典医籍的研究深入一些，就非有一定的古代文化、文字知识不可。
我自己对《伤寒论》等经典的文字做过一些研究，写过一篇《<伤寒论文字考>补正》，就很借力于早年积累的一点古文和“小学”的知识。第二，文史的书籍和古诗文中，掩藏着丰富的医学资料。这些虽是不期而遇的零金碎玉，却常可补某些医学著作之不足，亦届珍贵。读书时随手积累，需要时即可驱遣使用。我在整理中医麻风病学，写作《中国麻风病学汇编》时，就从文史著作中得到了许多有用的材料。第三，中医学是从中华民鼷古代文化这个土壤中生发出来，是整个民族文化之林的一枝。它的形成和发展，受整个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发展状态的影响和制约。对各个时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对由当时时代所产生的医学思想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刻一些。比喻地讲，专一地研讨医学，可以掘出运河；整个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有助于酿成江海。养到功深，是可以达到境界上的升华的．不待说，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掌握古代文化知识，应当有目的，有选择，要适当，要因人制宜全无目的，漫无边际的读书，也不足取。
(四)勤能补拙恒斯效俭可养廉贞自清有时青年问及学问之道，我常说，论天分，我至多是中中之材。几十年来，如果说掌握了一些中医知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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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乏医务，所靠的一是“勤”，二是“恒”。做任何学问都要勤奋和持久，治医学尤需如此。医生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接触病人，医术好些精些，随时可以助人、活人；医术差些粗些，随时可以瀑人、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生真可以说是病人的“司命工”。一个医生，如果不刻苦学习，医水上甘于粗疏，就是对病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当然，就是勤奋学习，也不等丁就能万全地解决疾病。但无怠于学，至少可以无愧于心。这是我早年用做鞭策自己读书习医的一点认识。如今我垂老病榻，回顾治医生涯，成果之少，每自赧颜}稍可自慰者，唯有勤奋读书未从松懈这一点。几十年的生活，基本是“日理临床夜读书”。临床常无暇乍{，读书必至于时。六十岁以后，医责益重而年事渐i岛，为了抓紧晚年，完成温课和研究计划，曾规定了几条自我约束的“自律”。大敏是：①要有恒。除极特别的事情外，每日按规定时间温课，不得擅自宽似，时作时辍。②要专一。不得见异思迁，轻易地改变汁划。要有始育终地完成一种计划后，再做另一种。“主一无适”谓专。非专，则不精，不深、不透。③要入细。不可只学皮毛，不入骨髓；只解大意，不求规律；只涉藩篱，不求常奥。入细，还要防止轻淡，轻淡则流于薄弱，薄弱则不能举大症I要防止琐屑，琐屑则陷于支离，支离则不能集巾主力，也不能理细症。④戒玩瞎。此后，忌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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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星期不着棋，不赋诗。非有应酬不看戏。⑤节嗜好。
衣食方面，不求肥甘，不务华美，随遇而安，自甘淡泊。否则必致躁扰不宁，学术上难于探深致远。此后，不独茶酒不事讲求，即书画篆刻，也不宜偏好过多。
免得耗费有限的光阴。现在检查起来，除在旧诗词方面，有时情有难禁，占了一些时间外，其他都尽力遵守了。    。
人们都知道医德的重要。我以为，做一个医生，治医之时，有两条至为要紧：治学，要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咀命J临证，要真诚地对病人负责，此外决无所求。只有这样，才能认真热诚地对待患者，谦虚诚挚地对待同道，勇敢无思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相反，如果对自己从事柏事业不热爱，不相信，惜献身，对患者缺乏负责的精神，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点技术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那就丧失了做医生的根本。不特失之于医德，且将毁及于医术。
在祖国医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代中医都有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中医的命运是幸福的，毕竟也是坎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亲见了中医界的同道们，在旧社会的贫苦中自处，与反动派的压迫作抗争，对偏见者的歧视不动摇，在存亡、港衰的瞎难中迎来了国家的解放，为民族保存、继承、丰富了中医学这份珍贵遗产。他们是无愧于历史的。我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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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辈先进的一个追随者。蹉跎时月，如今也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了。向前展望下儿代中医，他们将处于}上会安定、思想解放、科学昌兴的时期，只要他们勤奋而能够持久，善于继承又勇于创造，中医事业在他们的手里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医学必将以更绚丽的身姿．挺立于世界科学之林。顾后瞻前，寄希望于未来。
(岳沛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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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治学门径和方法：。警警譬‘i“苫譬“；任应秋北  京  中  医  学  院  教  拦  …一  ”。
【作者简介】任应秋(191‘～)，字鸿宾，四川江津县人。
幼年读经，十三经皆能成诵，少年时问难于经学大师廖季平，打下了治学的坚实基础。十七岁开始学医，二十三岁就学于上海中国医学院，并得到沪上名医丁仲英、曹颖甫、陆渊雷等人指教，但因日寇侵华，未及卒业，旋回四川，一面业医，一面执教于高级中学。解放后，先执教于重庆市中医学校兼教务主任，后于一九五七年调北京中医学院任教至今。
现任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医学院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医学百科垒书·中医基础理论分卷》主编、《中医历代名医精华》主编等职。五十年来，穷治医经，精研医理，孜孜不倦地献身于中医事业，在理论研究和临床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对整理、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做出了重大
贡献。王要著作有：“仲景脉学法采舟(194莲年)、0任氏传染嫡学廿(1 945年)、《脉学研究十萨》(19 53 J~)，《中医镐理学琦(1954年)、《中国医学史略》、《中医药理学冲(1955年)、《伤寒论语释p(a 956年)，《金匮要略语释0~1957年)、《雎阳五行沿(1959年)、《五运六气》(1961
年)、《病机临证分析蛩(1963年)、《濒湖脉学白话解Ⅺ(1973年，修订)、《中医舌诊弦(1976年)、《医学启源p(1978午，棱勘)、《中医各家学说0(1980年)等。
不管学习任何科学，最蘑要的是要找到正确的门路，正如子贡所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宫之富。”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凡是一门科学，都是有一堵墙隔着的。必须设法找到门径，穿墙而入，才有可能看见科学内容的富和美。做学问又要下刻苦工夫。学问多半都是一望无涯的汪洋大海，不具备一点牺牲精冲，甘冒风险，战胜惊涛马寰浪，坚定地把握着后舵，航船是不可能安全达到彼岸的。下面把我学习中医学的经过略述如次。
我十七岁开始学习中医学。在未学医之前，从四岁开始通读十三经，如(<尔雅》那样难读的书，都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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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读背诵。同时，还读一些有关诗文典故的书，如“幼学故事琼林M、《龙文鞭影》、《声律启蒙》、《唐诗三百首》、“赋学正鹄》、《少岩赋》、《清代骈文读率》、《古文观止》之类。先后凡经历十四年。教我的老师，都是清代的秀才、举人、进士之流，我的古汉语知识，便从此打下了基础，也是我后来学习中医学较雄厚的资本。当我读完十三经的时候，老师许君才先生要我看张文襄的《车酋轩语》，这是南皮张之洞在光绪元年(1875年)做四川提督学政时写的一本“发落书”，但确是当时指导读书的一本好书。其中特别是g语学》一篇，对我颇多启发。全篇主要提出如何读经、读史、读诸子、读古人文集以及通论读书五个问题。如说：“读经宜读垒本，解经宜先识字，读经宜正音读”，“读经宜明训诂，宜讲汉学，宜读国朝人经学书，宜专治一经，治经宜有次第，冶经贵通大义”等，至今在我脑子里还有较深刻的映象。可以说，我后来学习《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的许多方法，都是由于张文襄所影响的。尤其是他在谈到“读书宣有门径”时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
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后来我终于买到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来看，果然大有收获。例如我对十三经都己背诵如流了，但却说不出为什么《论语》、(<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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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火学》、《中庸》义叫《四书*?而≤捉要》则明白告诉我们：“《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协，旧《札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来淳熙始l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祜复科学始。“明史·艺文志*别立《四书》一门。”不仅《四书》的措革比较清楚了，同时亦知道《四书>)各种注本经《四库》著录的有六十二部之多，存日还有一百零一部，真是洋洋大观。更有意义的是，在读《提要》的过程中，亦知道了“四库》著录的医家类书凡九十七部、一千八百一十六卷，存目书凡九十四部、六百八十二卷。这给我后来阅读医书提供了很好的巾目索引。
一九二九年奉先王父益恒公命，受医学于先师刘有余先生门下。先授以陈修园《公余六种》，半年内悉能背诵。又授以《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须正文与浅注同时串读。例如：“太阳主人身最外一层，有经之为病，有气之为病，主乎外，则脉应之而浮。何以谓经?《内经》云：‘太阳之脉连风府，上头项，挟脊抵腰至足，循身之背’，故其为病，头项强痫。何以为气?《内经》云：“太阳之上，寒气主之。’其病有圆风而始恶寒者；有不困Jx【而自恶寒者，虽有微甚，而总不离乎恶寒。盖人周身八万四千毛窍，太阳卫外之气也，若病太阳之气，则通体恶寒；若痫太阳之经，则背恶寒。”这样正文和注文连串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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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当然大大增』J兀了诵读的工夫。好在我早已练就了背诵的基本功，在一年的时间内，便达到指点条文的首句，便能连注串背出来的程度。有余先生腹富而口俭，不善于讲i兑，我必须H诵读、且理解，垒凭自己下工夫。只有到理解不通时，才去清教先生。先生语言虽简，却非常中肯。他是以善用乌梅丸治杂证蜚声一时的，记得有一次侍诊，半丑中曾经四次疏乌梅丸方，一用于肢厥，一用于吐逆，一用于消渴，一用于‘腹泻。毕诊以后，问准于先生，他说。凡J}日衰于下，火盛于上，气逆于中诸证，皆随证施用，腹泻与肢厥两证，均阳衰于下也，故重用姜桂附辛，而去二黄；呕吐一证，气逆于中也，故重用黄连、黄柏，去辛轻用附姜以平之。从此以后，我对乌梅丸的运用便灵话多了。诸如此类，刘先生对我的诱掖是很大的。但先生毕竟是个经方学家，而不是医经学家。我的思想既受到张文襄治经诸说的影响，亦欣赏南雷黄宗羲“先穷经、后证史”的学习方法，学习中医学似乎亦应该先从经典著作下一番工夫，才可能奠定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便在刘先生的同意下，从事《灵枢*、《索问Ⅺ的学习。
我治医经学的方法，亦如读《十j经"那样，先
从篇章句读下手。例如“生气通天论”是索问的第三篇，主要是阐述机体中的阴阳二气与自然界的阴阳二气息息相通，并赖以维持其生命的健康存在。全篇可分做三大章，篇首至“气之削也”为第一章，概括叙述生气与天气的关系，人们必须做到“传精神、服天气”枉I与适应，以维持寿命之本。至“形乃困薄”止为第二章，包括四个小节；章首至“阳气乃竭”为第一节，荆述外感邪气伤害阳气的病变；至“郁乃痤”I卜为第二节，叙述阳气伤于内的病变；至“糊乃败之”旬止为第三节，畅发阳气受伤、邪陷经脉的病变；第四节指出保护和调养阳气的方法。第三章亦分做四节：“气立如故”句止为第一节．说明阴阳不能偏胜的道理}至“乃生寒热”句止为第二节，叙阳气不能外同，发生一系列伤损阴精的病变}至“更伤五睚”句止为第三节，说明阳不同于外，附季部可感受外邪；最木一节畅权阴气内伤影响各脏而产生的病变，并提出保护阴气的方法。这一工作，我是搞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此以后，我对《灵枢》、《素问》才有个比较具体的概念。
其次是校勘。校勘是清人治经学昂有成就的手段。它必须具备文字学、声音学、故训学等小学的基本功，然后博览群籍，才谈得上校勘。我对此仅具备一点常识而已，乃尽量控集前人对两经校勘的资料，作为借鉴，辅导我进行研究。如；林亿的《新校正"、胡澍的《素间校义》、俞樾的《读书余录》、孙诒’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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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札逢》、顾观光的《素问校勘记》、《灵枢校勘记》、张文虎的“舒艺室随笔》、于鬯的a香草续校书》、冯承熙的《校余偶识》、江有诰的《先秦韵读》、沈祖绵的《读素问噫断》，以及日人丹波元简的《素问识》、《灵枢识》等，我都曾充分利用，确是解决了不少问题，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
关于《灵枢》、《素问》的注家，本来就屈指可数，全注的不外杨上善、马莳、张介宾、张志聪、黄元御五家。单注《素问》的，仅有王冰、吴昆、高世拭、张琦四家。这些注家均各有独到之处，亦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如何汲取其所艮，并屏弃其所短，择善而从，这就要下一番研究工夫。H人丹波元简的《素问识》，《灵抠识》，丹波元坚的《素问绍识》，对各注家曾有个比较选择，而且是做得较好的，足资借鉴。但衡量洼家的好坏，更重要的是必须结合临床现实来考虑。如《素问-阴阳别论》；“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善气。”王冰注解为”t蓄于上故心满，下虚上盛，故气泄出。”以气泄出解释善气，不符合《素问》的习惯用语，而吴昆、马莳、张介宾不作解释。独张志聪注云：“善气者，太息也。心系急，则气道约，故太息以伸出之。”满，同懑。心懑不舒，故时时想太息而得到伸舒，不致憋闷，是临证常见的。心肾之气不能相交，可以见此，故日二阴。因此，我对王冰所注善气，便持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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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要对《内经》下这一些工夫，主要是想从中找出它的理论体系咀及它的指导思想来。《灵枢》、《索问》两个八十一篇，部是采用综合叙述的方法来表达的，但其中毕竟是存在着它的独特理论体系，这一点从杨上善开始便已经认识到了。《太素》之所以要拆散原篇次第，分做摄生、阴阳、人合等十九大类，每类又分若干细目，其主要目的就是探求它理论体系的脉络。后来滑寿分做十二类，张介宾基本与滑奇同。李中梓分八类，汪昂分九类，沈又彭仅分为平、病、诊、治四类，不管分类的多与少，目的都是在寻找其理论体系。概括言之，脏府学说、病机学说、诊法学说，治则学说，这是《内经》理论体系擐基本的部分。至于病症、辨证，刺法、摄生等内容亦很丰富，都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有待于认真探讨的是，它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都贯穿着当时朴素的对立统一规律思想——阴阳学说，以及朴素的系统观一五行学说。首先，它用阴阳这一概念来说明各种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和事物变化的复杂多样性。
而且指出事物的运动，总是存在着平衡和不平衡两种状态，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并说明阴与阳的对立统一，既是相互依存，叉能相互转化，故说；“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莺阳岿阴。”同时还认为阴之与阳，固然是一对矛盾，但阳却居于主要方面，而以阴为次要，所旧“阴阳之
要，阳密乃周，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至于五行学说，它具有明显的整体观念，它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明确地把五行当作宇宙的普遍规律提出来了。所以它说；“五柠朝阳者，天地之道也。”道，就是规律。五行生克制胜的结构联系，提出了事物循环运动的根源，也就是为了探索自然界循环式动态平衡的规律性提出来的，故说：“五运之始，如环无端。”叉说；“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于此，我认为五行学说与l阴阳学说的区别在于，阴阳是在说明世界最一般最普遍的联系，而五行则在企图刻画事物的结构关系及其运动方式。中医学的许多理论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生命力，直至今天仍有指导实践的意义，其重要原因之一。正在于里面贯穿着朴素的对立统一学说和系统论，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发掘、整理提高、继承发扬的：所以我认为学习中医学不首先学习好《内经》，不通过对《内经》的认真学习，是打不好理论基础的，也就谈不到学习中医学。
凡做学问都有一个精与博的辩证关系。属于基础理论部分，必须要达到精通、精纯的程度；非基础的，但直接或间接与本学科有关的以及一般知识，便须博览，要广泛地涉猎。只有精了，才可能博。就中医学而言，只有把《内经》这一类的古典著作搞精通了，博览各家的著作才不费劲，才具有分析鉴别的能力。例如。对《内经》学习有根底，读仲景的《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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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便知道他用三阳三阴辨证，是源于《素问·势论》的，但伸景斯究心的却是伤寒，并非热病。“热论”的三阳三阴，仪有表里之别，并无寒热虚实之分，而伸最的三阳三阴，则表里寒热虚实无所不包。不透过这一关，是学习不好《伤寒论))的。刘河间的学术思想也来源于《素问·热论》，但河问所研究的仅是热病，而非伤寒。所咀他的通圣散、双解散、凉膈散、都是针对热病而设，不用阳三阴辨证，正是“热论”已，不能与《伤寒论》强寒，不透过这一关，亦是垣的气虚发热说，是从《素问-调经论》“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这一理沧的发挥。朱丹淫的“阳有余、阻不足”论，是据《素问·太阴阳明论》“阳道实、阴遒虚”，以及“方盛衰沧…‘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等理论阐发丽来的。
要之，学好了《内经》，才说得上打下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只有打好了中医学理论基础，进丽学习临床各科，学习各医学家的著作，才可能左右逢源，事半功倍。这是一条学习中医学的大路、正门，如果舍正路而弗山，又欲期其有成，那是很斟难的。
有了门径之后，便得讲究方法。据我五十多年的经验，最主要的有四个方面：
(一)精读读书有两种方法，最基本的可以少而精，多在精的方面下工夫。其次是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学中医学所担负的任务是：继承发扬，整理提高。因此首先要读好《灵枢》、《素问》、《伤寒》、《金匮》几部经典著作，因为它是汉代以前许多医学家的总结，许多文献的结晶，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
把它读得烂熟，才能算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
那么，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读呢?苏东坡有种读书方法是很可取的。他在《又答王庠书》中说：“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职，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剐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它皆仿此。此虽迁钝，而它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这样专心致志、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读书方法，不是真正善读书面叉读活书的人，是说不出“此中三昧”的。看来苏东坡之所以有多方面的卓越成就，除了他的天资以外，起决定作用的，正得力于他这种“迁钝”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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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化”的精读方法。我们读《灵枢》、《素问》等，亦只能采用“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的方法进行，宁肯“迂钝”一些，不求“速效”之术。“灵枢》、“紊问*共十四万余言，貌似浩瀚，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无非就是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病症、诊法、辨证，治则、针灸、方药、摄生十二个方面。每读一次，就带着这十二个方面的某一个问题，边阅读、边探索，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下去，每阅读一遍，便把l某一问题深入一次、解决一次、JM固一次。无论读任何一部经典著作，每次都带着问题读，直到掌握了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所谓精与博的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合理解决。至于在凑的时候，态度务须认真，精神务须集中，遇到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的地方，必须查问清楚，不应该一知半解，自以为是。陆以拈《冷庐医话·医鉴》育云：“近世医者能读《内经》鲜矣。更有妄引经语致成笑端者。如治不得寐，‘引半复秫米汤‘复杯则卧’，云是艇胜之法，令病者服药后复盏几上，谓可安卧。治脚疔，日【‘膏粱之变，足生大r’，以为确证。不知足者能也，非专指足而言。又有治瘅疟证，以‘明气先伤，阳气独发’为《己任篇》之：言。盖未读《内经》、《金匮》，第见《己任篇》有是语耳。疏陋若此，乃皆出于悬壶而知名者也。”不曾认真读书，而造成这样疏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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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是没有，可能为数还不少。稍不认真读书，这种疏陋便会出现在我们身上。我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
(二)勤写写，就是写笔记。一边阅读，一边写笔记，是帮助我们领会和记忆文献内容的一种读书方法。也是积累科技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边读边写，也就做到了眼到、口到、心到、手到，养成写读书笔记的良好习惯。革命前辈徐特立老人曾对自己提出“不动笔墨不看书”，可以作为我们每个有志于治学的人的训诫。怎样写读书笔记?它的形式很多。通常情况是摘录原文，写提纲，写心得体会和写疑难问题等。我经常采取以下几种形式：
概括和缩写把已读过的书的内容，作一个非常概括而简短的叙述，扼要说明某一本书的内容，主要讲的什么问题。这样写的好处是能帮助自己抓住书里所讲的要点，加深对所读书的理解。兹录三十年前我写的读《格致余论》笔记一则如下：
《格致条论》一卷，元-朱震亨撰。共列论文
四十一篇，其立论大旨有三；①人身气常有余，血
常不足，便导致阴易虚、阳易亢的痛变，故善用滋
阴降火之法。③无论疲、食、火、湿诸固致犒于人
体，或于气分，或于血分，必有所郁塞阻滞，哉主
张临证要善于用和血琉气、导痰行滞诸法。③诊治疾
病，必须现形望色，察脉问症。尤其对于脉息，务
要详细审察，才能辨认出病证的真情，才能准确地
’2
用药。议论之后，往往附有验案，故本书干临证有
一定指导意义。但由于作者曾向许谦学过性理学，
于《相火论》中颇有主观唯一心论。何时他在自述中
亦说：“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日其编日
《格致杂论$。’’其受到朱人理学的影响可知。传本
有《医统正脉》本、“四库垒书萍本，《东垣十书弹
本。
纲要笔记一般是按照书的先后内容，或问题的主次来写的。它往往要依照原文的次序进行一番简明扼要的复述，体现山全书或全篇的逻辑性。纲要笔记，与我们常说的写作提纲很相似。写这种笔记省时间，重点突出，便于记忆。钞录一则我过去学习g金匮黑略·痉湿喝病脉证篇》的笔记如F：
痉，湿、嚼三大病。
痉即痉。痉病的主要病变在伤津。故21杂的“太
阳嫡发汗太多”，22夺的“风病下之”，24条的“疰病
若发其汗，其表益虚”，都在说明津伤币能养筋而驶
痉的道理。
湿病虽有寒热虚实之分，篇中所论，却是以表
虚和寒涅为主。27条的‘慎不可驵火攻’，25条的‘但
徽馓似皱出汗者，风湿俱去也’，以及防已地黄汤
证，都着重固表。至40条的桂枝附子两．击桂加白
术鞠，4l条的甘草肘子哥诸证，都若重在温里，并
无湿热证。
喝病每由旃虚而致热邪，42来的脉弦细芤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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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条的脉徽弱，都在说明这个道理。所雌它选眉自
虎加人参汤，既清暑热，又生津液。
摘记在读书过程中，对一些论述、命题、定理、公式、警语、事例、数字、日l文、例证，新的材料、新的观点等进行摘抄。
做摘记最好用卡片纸，也就是做资料卡片。阅读发现可摘的材料，随时抄记在卡片纸上，这样做，既方便，又灵活，不过一般只适用于内容较少的。具体说来，做资料卡片要注意四点：第一，要有科学分类。初学做卡片的，容易见一条摘一条，用时凭脑子的记忆去找。这种做法，卡片少的还行，多了便不行。一般科学家都要积累上万张的卡片，仅凭lI卤子记忆去查找是办不到的，必须有合乎科学方法的分类s第二，要摘记实实在在的东西。资料卡片主要起提供资料的作用。每张卡片内容有限，必须摘实在的内容，如基础理论中的有关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临床各科的病症，实验研究报告的结果、数据、结论；文章的主要论点、书的核心内容等。同时要处理好详略的关系。重要的数据和结论要详，甚至要一点不遗漏地摘。而文章的一般内容则可以概要摘抄。第三，同一张卡片所记资料必须属于同一分类。切忌把不同分类的内容摘记在同一张卡片上，以免造成分类困难和使用不便。第四，要写明资料的名称、作者、出版时间和出处，图书要写清楚页码、版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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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卡片既起提供资料的作用，又起资料索引的作用。如果资料的名称、作者、版本、页码，时间、出处不清楚，则不住查蒯。这事看来简单，对初学做卡片者，却也不易。因为一篇资料、一本书、一篇文章，常常要分别摘录在数张皋片E，并纳入不同的分类巾，每张上都要写明，甚为麻烦，需要极大的耐心。但这对以后有效地使用卡"是绝对必需的。
综合笔记就是把不同=}s籍和若干资料中的相同内窑，综合到一个题目或专题下。我们在阅读时，有时遇到几种版本的书都是讲一个内容，但讲的深浅、重点不同，肯的几个作者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为了学爿和研究的需要，往往把它们的内容综合到一起，写一份笔记，这就得采用综合的形式。从前我在学习《脾胃论》时，曾写过以下一则笔记：
一邵取脾胃论H，尊元气，贱阴火，足以概之。
脾肴气衰，元气不足，而一心火独盛。一心火者，
阴业也。心不主夸，相火代之，元气之赋也。火与
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恢食普倦拜伤姗为热中论》)。
脾胃既虚，不能升浮，为朋火伤其生发之气
(《j哥署益气扬论≈)。
凡怒忿悲思恐惧，皆捐元气，夫阿失之_j虫盛，由
心生凝滞，七晴不安哉也(目安养性种谢漪胂胃论女)。
胃嚣受病，不能滋养，故六腑之气已绝．致阳道
不行，碉火上菲(々脾胃最刚JL辞不通论≥)。
反增其阳史，是以元气消耗，折人长命(《进戗
瓶过怖*)。
脾胃虚而火肚，则必少气(《忽肥忽瘦论》)。
热侍元气，啦人参、麦冬、五味子生脉。脉者，元
气也。人参之甘，补元气，泻热火也，麦毒之苦
寒，补水之源而清肃燥垒也}五味子之酸吐泻火，
补庚大脑与肺金也(《脾胃虚弱随时】』』病随痈制力”)。
东垣总以阴火与元气相对而言，元气惟恐其不
足，阴火惟虑其有糸。鼓益气泻火，是东垣治内伤病
极其重要的手段。
这种综合笔记，可以加深对某一问题的理解，做起来叉不太费劲。
心得笔记这种笔记，往往是在读完一本书、一篇文章或一个问题之后，自己有所收获、体会、见解，用自己的话把它记录下来。它的好处是能巩固学习效果，检验学习的情况，使自己心中有数。如果在写心得笔记时，发现对某一问题理解还不深透，不够清楚明白，可再回过头来读一读原文。如果感到书中有讲得不够恰当的地方，可在笔记中提出来，傲以后继续学习的线索。兹引尤在泾《医学读书记·素问传写之误》四则为例；
苍无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陌气西，虽有
赋邪，弗能害也。敢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
明。传，当作专，言精神专一，则清净弗扰，犹苍
天之气也。老子所谓“专气致柔”，太史岱所谓“精
神专一，动合无形，赡是万物。”班氏所谓“专精神
以辅天午者。是也。若作传，与义难通。王注精神
可传，惟圣人得道者乃能尔，予未知精神如何而传
也。
解脉．争^腰痛而引肩，目喵瞒然，时遗溲。置
云：“辑脉夸人骚痛如引带，常如折腰状，善怒。’
详本篇番举诸经腰痛，乃独遗带脒+而重出解脉。
按带脉起于少腹之侧，季胁之下，环身一周如束
带。然则此所谓腰痛如引带、常如折腰状者，自是
带脉为宿，云解脉者，传写之误也。
“血温身热者死’。接温当作溢。夫血寒刚凝而
不流，热则沸而不宁，温则血之常也，身虽热，何
速至死。惟血流既溢，复见身热，则阳过亢而3月受
逼，有不尽不巳之势，敢死。夸人失血之后，转增
身热咳嗽老，往往致死，概可见矣。
“诊法常眦平巨，婀气未动，阳气未擞，饮食
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末乱，故乃可诊
有过之脉”。按《营卫生会篇势云：“平旦阴尽而阳
受气也。”走阴气方尽，何云来动?阳气方受，何
云来散?疑是研气柬动，酮气来散，动谓盛之暮，
散谓衰之极也。
第一则经文见“生气通天论”，我原意传应读作搏，聚也。第二则见“刺腰痛论”．张介宾解释为足太阳经之散行脉也。第三则见“大奇论”，第四则见“脉要精徽论”。象这样写心得笔记，积之既久，必然太有进境。
(三)深思深思苦想，是做学问、研究科学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古人谓之“揣摩”，我们现在说是“独立思考”。前人的成就，要学习，要继承。但如果止于此，那就永远只能步前人的脚印，抬别人的牙慧，也就永远只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人类还有什么进步可言?中医学还有什么可整理提高?鲁迅把没有独立思考而只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人，讥讽为“活的书架”。《论语·为政))说得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说的正是学与思这样一种辩证关系。意思是说，只是学习而不善于深思，终将罔然无所得}或能寻思而不善于学习，势将使人疲殆不堪。虽然如此，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思比学甚至是一种更为艰苦的劳动。有时为了思考一个问题，许多科学家常常忘却一切丽到了“入迷”境界。这就难怪牛顿错把手表当成了鸡蛋煮。董莽的《闲燕常淡》记载：“欧阳文忠公谓谢希深日t吾生平作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也。盖唯此可以属思耳。”可见古代有成就的作家，只要有深思的机会，到处都可以运用思考。欧阳修的这个经验谈，十分重要，他遭破了做文章的一个秘密，就是在写作之前要很好的属思，即运用思考。把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它的每一个论点和论据以及表述的方法、层次安排等等都尽量考虑成熟，形成腹稿，这样就可以使写作的时候减少阻碍。很快就能完成。一篇文章，只要构思好了，下笔
J曹
的时候，只要照着所想的，慢慢地象说话一样一句一句写出来，话怎么说字就照样写，都写完了，再修改也不难了。搞科研、做学问、写文章，都应学习欧阳修的办法，抓紧一切时间构思。扰上构思，我是经常用的，略有所得，立即起眯记下来，甚至一夜起来两三次，都是经常有的。《礼记·中庸》有一段关于做学问的话，颇值得考虑。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描也；有弗恩，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辩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卜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看来，古人早已把勤思考，多思考，细致思考，反复思考，列为做学问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一定要有“思之弗得弗措”的精神。欧阳修之所以“三上属思”，也就是“弗得弗措”的具体体现。尤其是我们做医生的人，必须善于运用思维，才能提高医疗水平。《古今医案》卷三记载朱震亨治验一则云：
“浦江洪宅一妇，病疟三日一发，食甚少，经不行已三月，丹溪诊之，两手咏惧无，时当瞄月，议作虚寒治。以四物汤加附子、吴萸、神曲为九。心颇疑，次早再诊，见其梳装无异平时，青语行步，并无倦怠，知果误矣。乃曰：‘经不行者，非无血也，为姨所碍而不行也。无脉者，非气血衰而脉绝，乃_f}l废生
热，结伏其脉而不见尔。以三花神佑丸与之。旬日后，食稍进，脉渐出，但带微弦，证尚未愈。因谓胃气既全，春深经血自旺，便可自愈，不必服药。教以淡滋味、节饮食之法，半月而疟愈，经亦行。”
以朱丹溪医学的高明，当他属思不深、不周的时候，还会发生误诊。只有通过熟虑之后，才可能取得较好的疗效。当丹溪把病人处理好之后，他的思维不仅投有停止，还在继续深化，并终于纠正了误治。如果没有“心颇疑”那一点思维活动的继续，这个病人的误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四)善记善记，是指要善于锻炼记忆力。
记忆有两种，一种叫机械记忆，一种叫理解记忆。
机械记忆靠重复，理解记忆靠联想。一两岁的小孩没有什么联想，只有靠机械重复的办法。把学到的一句话来回咕噜，然后就学会了。这种方法是“强记”。
一般人说少小时记忆好，都属于“强记”。长大以后，知识多了，就开始使用联想的办法，也叫做“追记”。
当他接触到一个新事物时，就会把已经知道的事物联系起来，去记住新的事物。年龄大的人，主要靠运用联想方法。因而年龄大了。记忆力慢慢衰退，补救的办法．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不断地锻炼它，使它逐渐增强起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锻炼：
第一，有决心，有目标，勤奋练习。我学习经典著作如《灵枢*、《素问》、《伤寒论》，“金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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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神农本草经》，部是二十岁以前读背的，也就是用机械的方法，朝斯夕斯地读和背，基本把它记下来了。二十岁以后，临床的机会渐渐增多，感到《率草经》不够熟习，而“本草经》文有如《尔雅》，没有文法可言，就比较难于记忆。例如t
“人参味甘微寒，无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我把它改编成七言诗决：
“人参微寒甘无毒，补脏安神且明日，止悸除邪开心志，定魄轻身堪久服。”
总是在每天晚上就寝前三十分钟编一味药的诗诀，写上纸条，先读十余遍后，把它贴在墙上，就枕后再闭目凝神默诵五六遍，就入睡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再朗读若干遍，如是者坚持了半年多，整理编了本草诗诀二百味，背诵二百味，苦记二百味。所以我的药性基础，完全是从《神农本草经》打下的。我当时编诗诀的原则，也就是以“本草经》为准，而未采诸家杂说。因当时学识既未深，经验又不多，还不具备评论诸家的本领，就只好以《本草经》为准了。看来，提出明确的指标，是非常重要的，背药性最大的困难，就是气味容易混淆，就只好坚持每天既读、又背，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还要认真地一句一句读，这不是为要背，而是为了要使它不混。这样记一味药，把脑、口，
4，
手都用上，经过编写、朗读、默背，记忆的效率自然就提高许多。
第二，记东西要注意自觉的聪想。仍以我记忆药性为例。《神农本草经》诸药中，气味甘、微寒、无毒完全相同的，仅有人参、丹砂、苡仁、竹茹四昧，但人参主要是益气生津，丹砂主要是重镇安神，蔷苡除久风湿痹，竹茹则为散气止呕哕(系孙子i辑《神农本草经注论")。这样联系起来，当我要选用“本草经>)味甘气微寒的药性时，不仅一经追忆，便都能联想起来，同时亦具有选择遣用的准则。叉如选用《伤寒论》方时，一提到桂枝汤，立即可以联想到治“形似疟，一日再发”的桂枝二麻黄一汤；治“发热恶寒，热多寒少”的桂枝二越婢一汤；治“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的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清“汗漏不止，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的桂枝加附于汤j治“下之后，脉促胸满”的桂枝去芍药汤以及桂枝人参汤、桂枝甘草汤等等，都可以联系起来，一一加以区别。再举一个近铡，有几个少年耳部具有识字的特异功能，一再试验不爽，新华社发消息，想从古代文献中查出类似的记载，作为历史的依据，辗转要我提赶资料。我便首先考虑到耳和目的联系。《晋书·凉武昭王传》有：
“赏无疏漏，罚匆容亲，耳目人间，知外患苦。”
这还是属于耳昕目视的原意。又联想到《史记·灌夫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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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汝候方与程不识耳语。”
这仍与特异功能无关。又进一步联想到“志林》有{
“蕲州庞君常善医而耳聩，与语须书使能晓，东坡笑日：吾与君常异人也，吾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非异人乎?”
这和特异功能有些接近了。最后终于在《列子·仲尼》查出：
“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
同时晋人张湛的注解还说：
“夫形质者，心智之窒宇I耳目者，视听之户牖，神可彻焉，则视听不因户牖，照察不阂墙壁耳。”
是古代确有耳具目视的特异功能的人。以此说明联系对于记忆的帮助是很有好处的。当然要分事物的外部鞋系和事物的内部联系。
第三，不放松机械记忆。机械记忆，并不是只有小时候发达，长火以后就不灵了。主要因为用得少了，就感到差些。所以，机械的记忆仍要用，要适当的重复。我的方法是，有的东西记得不牢，但又非牢记不可的，便把它翻出来进行阅读。读到可以背诵的时候，就随时默背。欧阳修是“三上属思”，我则行走坐卧部喜欢默背。只要自觉地使用机械记忆这种本事，然后在复习过程中，逐渐和别的东西建立联系，
4，
机械记忆的东西就会变成理解记忆的对象。
第四，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和分类。比如，通过一段学习时间，就可把学有心得的课程内容，进行一次总结。例如，学完了“易水学派”，有哪些具有代表性柏医学家?他们各自不同的学术思想，他们各自有哪些著作?整个学派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学完了其他学派，又进行整理总结。但要注意不要让教材牵着鼻子走，书上写的什么，就按着书上的顺序搞，不越雷池一步，搞完就完_『。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整理编写过多少小书。《伤寒论》、《金匮要略》都曾经多次整理表解}《灵枢》、《素问》按照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亦不知整理过多少遍。不知者以为我年纪轻轻就狂妄自大，著书立说，其实这是加深理解、巩固记忆的最好方法。整理一遍，确有一遍的进境。经常主动整理学过的知识。使这种知识学的比较活、比较牢，到用的时候就能信手拈来。
以上是我的学习过程，也就是我的经验。精读、勤写、深思、善记四个环节，是治学必不可少的，而且是一环扣一环的，还要贯串着“刻苦勤奋，持之以恒”八个字，这样才可能学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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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习过程；嚣；譬；篡姜春华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惜务理事  ^  0  ‘
【作者筒介】姜春华(1908
～)，江苏南通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年，在理论、临床、医史诸方面均有所建树，对于哮喘，肝病咀及活血化痰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著有《中医基础学》、《中医诊断学》，《中医病理学》、《中医治疗法贝4概论》等，近与脏象研究组台著之《肾本质研究》被译为日文出版。
历任国家科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套委员、《辞海玲医药分册主编等职，并被选为垒国第五届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务委员。
勤能补拙鼓励了我一辈子
我出生在江苏南通，父亲业医。我小时候资质愚鲁，老师常斥为“拙物”。父亲说；“拙不要紧，但能坚
4，
持学习，可以学好。古人说‘勤能补拙’。孔子的学生曾子最愚鲁，可是传孔子之道的是曾子。”勤能补拙这句话鼓励了我一辈子。
放弃文艺爱好走上学医道路
我青年时喜爱书画，白天到晚用心临摹碑帖画谱，虽严冬酷暑不怠。而父亲希望我继承家学，做一个医生。但我不能放弃我的爱好。那时写北魏体很风行，我跟王圣华先生学北魏，他是书法家李梅清(清道人)的学生。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学金石书画，是一种爱好，得下好多年苦功方可成家，且你先得有社会地位。可是它无补于国计民生。我看还是把医学学好，可以为人们解除疾苦。也能解决生计问题。”我觉得老师的话是阅历之谈，开始放弃了文艺走上学医的道路。
我对于诗词也爱好，作为工作之余调剂精神之用，以欣赏为主，自己并不赋诗填诃。因为诗词格律森严，又无天才，唐来人以此为专业，一辈子苦苦为之。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即使学也万万超不出他们。看了些评骘前人的“诗话》、《词话》之作，就更不敢动笔了。这也是藏拙之道。因为专攻医疗业务，不但诗词金石书画丢掉，后来连毛笔也很少拈。
也要死记硬背
在家读了点医学启蒙书如崔嘉彦《四言脉诀》，雷公《药性赋》，汪切庵“汤头歌诀》等，这些书都是要背诵的。现在看来，趁年轻记忆好，读熟了后来大有用处，这也可说学习中医最基本的基本功。这种死记硬背的方法，也有人批评过，认为只要理解不要硬背。不过我认为有许多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死记，理解与背诵两者不可偏废。
父亲曾说：“R伤寒》、联内经》如四子书(《论语》，“孟子静．毫大学*、《中席^，旧读书人幼年必谣之书)，必须扎实学好。尤其《伤寒论》为方书之祖，更要好好钻研。”奠定了我重视《伤寒论》学习的基础。
独立思考
我年轻时读书喜欢独立思考，不是“纯信”，而是“有疑”。备了一率簿子题为“医林呓语”，专摘录医书中不切实际的记载，如一书中i兑有人患病，诊断为三年前饮酒所致，服药催吐，吐物犹有酒味。我录出加i乎说：“酒置在露天隔日气味即无，岂有三年之久呕出酒味来。”这按常识亦知其非的。此种例子甚多。“学而不思则罔”。对于前人的理论经过一番思索，哪是对
的，哪是错误的，对于前人所用方药也常思考它的主导思想在哪里，为什么用这类方药，其中有哪些不切合的，哪些可以师法的，这才有益。我不喜欢跟着人家脚跟转，古云亦云。
倾慕学问家
十八岁到上海，寄居亲戚家，凭着在家学了一点点东西，为同乡看看病，因为年轻又投有多大本领，所以病人不多。这样，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学习。我常跑旧书店、图书馆。那时提倡“国故学”，如梁启超、胡适都写了国故书目。我非常倾慕清代考据家的渊博著作，象顾炎武、王念孙父子诸人都是我钦佩的人。
梁启超说：“现在的学问面很广，要看许多书籍，但时问有限，所以有的要精读，有的一般浏览。”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于是一有空便按目录阅读十三经注疏，周秦诸予(包括老子、庄子、苟子等)，=十四史，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以及明清各大家文集。末元理学、释道回耶、稗官野史之书我也读。
对我思想最有影响的是王安石、张居正的著作，两位政治家的思想对我医学上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阕读了西方的好多哲学、心理学和动物、植物、矿物、物理科学方面的书。近人著作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之等著作也不例外。由于对学问有了兴趣，所以如饥似
4日
渴。学问家虽没做成，但是丰富了精忡生活，多_『些知识，宇宙火了些，收获可算不小。
各方面学术形成我的思路
有人说读了那么多与业务无关的书．是否值得?倒不如把这些时间统读医书。我说，我体台读医书是取得资料，有了资料怎样用，要看你的思路。资料象一盘珠子，耍把它形成一只蝴蝶，就要靠一根线穿。
思路好似一根线，耍穿成什么便可穿成什么。一个人的思路形成要有多方面的学问。否则，思路就狭窄，专业就不能有大成就。做医生一定要有思路，它不是墨守成规，而是活用成规，创立新规，既创又破，既破又立。我对某一病人某一诊次的不同情况各有不同的思路，我认为这与各方面学问是有关的。
遥从受业
自己零零星星买了许多中医书籍，?殳有一个学习计划和自学的方法，正好陆渊雷先生押收遥从弟子f即函授)，我报名入学。课程，第一擘年《伤寒》为主，《药物学》、《内经》中自旧阳五行、脏腑部分与西医解剖、生理、细菌学同时并进；第二年是《金匮》为主，辅以《内经》中六气、七情、渗断，
结合西医病理学。陆先生是革新派，当时有人称为沟通派，他教中医也大胆地教学西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学会了自学
陆先生教法是先打好基础，培养自学能力。他境；“譬如开矿，我授以工具。”的确，他不是从桃树上摘下桃子给人吃，而是教人自己种桃树。我看这种教学方法值得提倡。现在的教学，象母亲抱着孩子走，不让下地，在课堂里天天灌，日日填，结果不能独立思考，缺乏自学能力。陆先生编的讲义是采取综合分析的方法，他把《内经》中同类的材料汇集在一起，然后进行分析，这个方法我把它继承了，在学习上很为得力。尽管观点上不一定相同，但我不入室操戈。
函授的本身就是自学。养成了自学习惯，可自然而然地学下去。不过方向要对头，方法要正确，否则会南辕北辙，或走入歧途。老师的作用就在于指出正确的方向、方法。
对学术没有门户之见
我对于学术没有偏见，尤其是对于中西医没有门户之见。认为这两种医学都是面对着病人，我们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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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只怕是少，不怕是多。《扁鹊传p说。“医之所病病道少。”这是有心肝的话。做中医多一些西医知识有什么不好?只要立足于中医，吸收西医的东西起帮助作用，做到“西为中用，古为今用”。前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毛”。我是用西学不用西药。所以存“遥从”期问，叉自学了商务出版的《内科学》。那时四医水平还不高，出版物也很少，只有丁福保办的医学书局和教会办的广学会出版一些，今天看米都是些陈旧不堪的东西。抗日时期阅读了日本同仁会的《内科学》和林房雄的《药理学))等，抗战结束后卫阅览了新医进修丛书，除内科外还学了《病理总论》及《物理实验诊断》。我差不多自学完了西医学当时大学的教程，不过同现代医科相比差得多了。自学期间还利用晚上去听课，参加西医进修班的学习。章次公先生和我们还一齐邀请了李邦振博士教我们口”诊听诊。
学《内经》画图表加深理解
我从陆先生自学《内经》全书时，先看王冰本。
有许多不可解处，王氏也避而不注。后来取《医部全录·汇注》作参考，因为此书除王冰外还收载了马莳、吴嵬，张志聪诸注可以汇参，但仍觉得有些地方牵强穿凿。闲为《内经>)历史长久，又由篆变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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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变正，多脱简错简累经传抄，伪缺亦多，以致有些地方读不通，注解者因误就误或含糊其辞，心知其不然但亦无可奈何。后来我采用考据家法，即“以经证经”、“不以后人之说证前人”、“无正者存疑”。譬如“卫气出于下焦”，这。下”字应是“上”字之误，但注者作“下”字解也说得头头是道。我将营卫诸篇台求，知道了应是“上”字。《甲乙》、《外台》都有材料，但这些材料只作旁证，不能等同《内经》中文字。又如“毛脉合精”，什么是“毛脉”?历来注家将“毛”字作为“肺主皮毛’解，我觉此说不通。类此文字只好存疑。
我因要读快读多，以致常象老杜之“读书难字过”。
但对于《内经》属精读类，不得不翻字书。找考据家有关周秦著作中的文字考据，虽然要花些时间，可是对某些字搞清楚了而且．也旁通了其他，这是我得益的地方。
关于运气学说有强调其重要者，所谓“不通五运六气，遍读方书何济”。也有人贬为无用，“学之徒劳无益”。“遥从”讲义说它虽无实用，但不可不知。我起先也不注重，后来看到其他书中淡论这些问题时，才日I起了兴趣，觉得运气之说若按其规定则近迂，然重视其名言精义贼大有用。今所用治则多出自诸箍，如亢害承制之理尤为临床家掌握之重要机枢。我在读“内经*全书时，做过笔记，在某些专题上作了图表。表的好处是将原来分散的集中起来，眉目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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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好处是将它的相互关系以图示表达出来。这两法既加深了理解叉加强了记忆，我是阻整理的方法求理解。我学习时不用西医知识对照，因为他们是两个系统，不能用那一系统对照这一系统，而是纯从原书的系统理解。心知两个系统，这点经验很重要，对于西学中来说更为重要。
看病读书结合
我少壮时看病，凡日问诊过的病人，入夜查阅前人治验。今日治疗如果有效，可依前处理，如果无效，就考虑前人方法可取之处。也查考西医对这个病的认识，参照印证。我体会在应用时的学习比平时泛泛的学习记忆得更好。抗日战争爆发，四郊县人民拥入租界(上海原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避难，扶老携幼，檐下踌曲拥挤不堪，露宿冷食以致疫疬流行。当时有肠伤寒、斑疹伤寒、回归热、肺炎、疟疾、痢疾、天北等，由于治疗要求，我复习了现代急性传染病的知识，翻检了古代的天行时行瘟疫、温病诺门和专著，自《肘后》、({千金》、《外台》、《瘟疫论》、鼬量症集说》到叶，王、章、吴诸家温热学说并各家温热医案，以搜求“瘟疫”的治法。我对那些理论和方法，通过临床实践，稍微有些体会，知道了中医治疗温疫的长处在哪里，不足之处在哪里。“没有调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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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言权”，我看医学没有实践或实践不足，只能说是有些书本体会，没有发言权。中医不仅长于试理，对于急性传染病只要对路，疗效不错的。解放以后我们在医院里看不到急性传染病，偶尔下乡巡回医疗，还可能看到一些“温病”。
教学相长
在抗战期间，担任丁余无言主办的中医专科、时逸人主办的复兴中医学校，朱小南主办的新中国医学院教学工作，教的是《伤寒》、《金匮》，《药物》等课。为了教好课不得不先学好。每备一堂课，先是搜集各方资料，二是充分理解，三是融会贯通，四是使之条理化。取材宁可多，用时宁可少，主要是“精”。
我后来多年在中医提高班、西学中班以及各种讲座讲学，原则都是这样。用功的准备不但有利于学者，对本人来说也得到提高，是输出，也是输入。教人认真，也就是自学认真。
从方药主治及配，五学规律
年青时看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卷首图表有标本问气等，看不懂，认为《伤寒*难学。后来看陈修园的《浅注》文似易解，但碰到标_本问气又觉得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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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令韶的书也是如此。看《伤寒论》白文不觉得玄，是部朴实的书，可是它给注家们搞成了玄学。看了陆先生的《伤寒今释》，觉得解释清楚，有独特之见，怡然理顺，涣然冰释。在理解的基础上再看方有执《条辨》，张璐、程知、魏立荔、舒驰远、柯韵伯、徐行、程应旄诸家，并涉及近人黎此留《伤寒论注》、谭次仲《伤寒评志》、圈德润《伤寒论评释》，日人丹波《辑义》、《述义》以及山田氏《集成》等。在阅读过程中，看到涂灵胎《伤寒类方》和东洞吉益的《药征))，觉得他们的方法是由综合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台，如把桂枝汤证集在一起，进行综合，得出佳枝汤整个的适应范畴，其他汤证也这样，“药征》的做法有些缺点，带有主观。自己重新做了《药征》，先是综合各条，后是分析主治症状。如附子，把凡有附子的方子列在一起分析，是附子所主证，用笔圈在字旁，再加综合，得出附子治脉沉微或欲绝，恶寒或背恶寒，四肢厥冷，嘱汗不止，身疼痛，总括起来是强心镇痛。在汤证和主治的基础上对于药物的配伍作片j也进行了分析，譬如麻黄配桂枝、配附于、配石膏、分别各药配伍的不同，治疗的病情不同。掌握了这些配伍法则，在临床时就能灵活配伍应用自如。我认为掌握仲景配伍的规律，最为重要，以此规律配方，即是仲景方；后世各方配伍方法多从此出，虽然药物不同，其理致则同。前人说仲景方为。万世不祧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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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道理的。仲景书中有些难解之处，后人勉强解释，穿凿附会。对这些地方，我常从一经整个精神来理解垒书精神，或从临床印证，也常从现代医学来理解。
譬如日传一经、六日传遍六经的问题，全书中实倒少见，临床也不见，现代医学更是没有。张锡驹晚什么“气传丽非经传”，意思是指人体六经之气日夜循行，象生理似的。当时我想如果六经之气相传是无形迹的，不是一日太阳、二日阳明，而是日夜循环不息，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象这种凿空蹈虚令人不可捉摸之谈，无益于医疗。我不相信，怀疑可能文字有问题。后来看到日本康平本《伤寒论》类似日传一经的条文均低于正文二格，知道是后人加入的。
有人说《伤寒》注家无虑数十百家，穷老尽气不能卒业。据我的经验，不那么可虑。看一、二家注为摹本，先看成无己注或方有执注，以后再看其他注。
方有执、喻嘉言、德行、舒驰远等就是一脉相传，没有多大出入，看其他各家也只看它突出的个别见解。
对于注解可以说一通百通，不可通处，总是不可通，也不必强求其通，穷老尽气是不需要的。
有些注家我一翻开就把它丢掉，象卢之颐、张令韶用运气学i兑解释，这种不切实际的玄学徒费时间。
我在没有看注解之前是先看经文白文，互相参证，不让注家束缚我的思想。说老实话，我对各注家都有些不同程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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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西医对比中医
我学习《金匿》除了陆先生的《金匮今释》外，并参阅了-J亡在泾的《心典*和丹波《辑义》、《述义》等。《金匮》是中医内科的原始记载，反映了当时内科水平。我初用现代医学的“病”去作对勘，以求认识一致，结果，这样学习《金匮》便只见其短不识其长。于是，按尤氏注从辨证论治角度去领会，便觉得《金匮》颇有可学。所以我的经验，学习中医不能与现代医学对比，一比之下觉得彼何其精我何其粗。
如从辨证论治角度学，从辨证论冶角度用，则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认识病的精祖不等于疗效的高低，我常以此告人，不可以现代医学对病的认识与中医作对比。但是，以双方认识相合，心中有数，以辨证论治为手段，则不失中医精神。如果“为病寻药”丢掉辨证论治将会失掉中医的精神，但“为病寻药”亦有其必要，二者不可偏废。这是我学习《金匮》时的体会，到现在我还没有改变我的看法。《金匮》病种不多，所以尤在泾有《金匮翼》之作。不过，“金匮*辨迁论治精神可用于一切疾病。
摆脱烦琐哲学
我学《难经》对内中有些用汉代五行《纬说》以五行十干分为阴阳夫妻、男女老少，玄学气息较浓，论脉极为烦琐亦不切实用，对于这些只理会其大意不加深究。如果深究，譬之磨刀背，用力不得力。我以徐洄溪《难经经释>)为主，辅以张山雷的《难经汇注》。
这两书都不是随文敷释，而是各有见地，对《难经》提出许多疑问，很有启发。
仲景方药少不够用怎幺办
张仲景的书方药有限，临床不够用。后世药物品种多了，但有些效验不准。为了扩大药源增加品种，我学习了《外台秘要》。为什么学《外台秘要))呢?因为它一病症多，二药物广，三方剂药味不多，四各家经验方，没有玄说。我学《外台》时不是泛泛的阅览，而是一个病一个症的学。先将一个病种(如痢疾)各子目各自分开看，如血痢、白痢、纯血痢、下利无度等看每一症有几方，一方中有哪几种药，几张方子中共同用的有哪些，哪些是十方而九出用的，哪些十方中只一、二用者，眦多用常用为准。如果一方只有一药，这一药也是重要的，固为前人集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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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不录，单独一味，无所假借，必有特效才加收录。
再看全病方剂，哪些药常用，哪些少用，哪一些是主药，哪些为辅佐非治之药，用统计处理得出治疗某病主治的药物，然后再以仲景配伍之法辨证论治，这样，扩大了治疗用药的范围。
《千金方》较《外台》为早，也收集了各家方，但它比较难。0。一是药昧多，药昧少的较少，二是叙述症状多，不容易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了要求理解去行张璐的《干金衍义》，他也衍不出什么道理，即挫说些道理电是唯心之谈。后来仔细体会，原来孙氏属道家，与陶弘景一流，药路与仲景有异。《千金方》特出面脏虚实综合症群的治疗。我学习《外台》获得杂病的治疗，学习《千金》获得脏腑综台症群的治疗。这些症群错综复杂，头绪纷繁，现代医学认识尚不理想，对某些综合症群，因呈现神经精神症状，聊以“神经官能症”称之，西医无特效疗法，《千金》却有方可用。
学医案不买椟还珠
旧社会做医生都得写脉案。脉案要写得潭亮，字好史学，习容易取得病家信仰。故友谢诵穆对我说过写脉案对于开业的重要，并推荐了四家医案。以后，我叉学习了《临证指南》、叶天士晚年医案《叶案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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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和王旭高、张聿青、柳宝诒、王孟英、吴鞠通不l=|数十家。但我的学习不在于学他们一套病理机制术语词汇，而是学他们处方用药。门面话我不喜欢，因此我虽然也能用那一套术语词汇做病案，把病理机制说得头头是道，可是在临病写医案时我仅是照仲景条文式直叙症状。我认为学习前人不学他们的方药，只学他们机制词汇，譬犹“买犊还珠”。古今医案中对我最有启发的要算孙东宿的《医案》、陈铜生的《诊余举隅》，此二书的辨证论治精神强，值得好好学习。
我学习每家医案都能收到或多或少的养料，如王盂英的养阴疗法，薛立斋的平淡疗法，吴鞠通的用药剧重，在临床中各有用处。
象蜜蜂酿蜜
要采取多家之长，就得看好多家书，真象蜜蜂采密似的。有些古云亦云，陈陈相因的东西我常丢掉不看，仅抽取其中独得之处。我在几部基本书学好之后，便开始浏览。自来许叔微、庞安时、朱肱，至金元州河问、张洁古、朱丹溪、李东垣、罗天益，明代薛立斋、张景岳、赵养葵、孙东宿，清初如张潞、喻吕、徐涸溪，清末则陆九芝、陈修园诸家。
个人认为历代诸家以张景岳学识广博，有独立见解，创新精神，比张璐为高。徐涸溪《医学源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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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启发；近代张山雷、陆渊雷著作对我启发亦多。
我这里只举了几种对我医学思想有作用的书，其他泛泛读过的书就不提了。
为四个现代化加紧学习
回忆幼时有一次父亲偶然谈到：“病有可为有不可为。如果本来有可为，由于自己的少学，便变作不可为，以后再看到有可为的方法，就不胜懊悔。故医生以平时多阅读为贵。”当面临不可为之病时，病者与其家属把希望寄托在医者身上，我常内心自疚。虽然扁鹊说过他“非能生死人”，可是我们不能以此为心安理得，常想如何尽最大努力，求其可生之机。过去我学习得不哆，今后还得继续学，在原有基础之上提高一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路，是人走出来的里警苇譬晏管蔷警蓑警背曩金寿山
【作者简介】  金寿山(19
12～)浙江绍兴人。自学成医。
多年来从事医疗、教学和文献研究工作，均有突出成就}对《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说有较深的研究。除主编和编写上海中医学院《温病学讲义》、《中医学基础》等教材外，个人著作有《温热论新编》，并在各地医矾上发表论文及《金匮》讲稿多篇。现任上海中医学院副院长、学会主任委员等职。
上海中医学会内科
路，是人走出来的。中医是可以自学成功的，我自己走的就是自学之路。可分三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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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镇上，父亲是一个颇有
些学问的医生。鲁迅先生在《朝华夕抬》中提副一位陈莲河医生，处方时用蟋蟀一对要原配的。陈莲河，当然是一个假名，但绍兴人都知道指的是谁。我父亲就是那应陈莲河医生的朋友，其封建思想不下于陈莲河。其时虽在民国，也却不许我进洋学堂，只让在家读书，从“人之初”开始一直到四书五经，还有“古文观止》、《读史论略p。教我的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老师，讲解得很好。对这些古书，我当时就能懂得或基本懂得。当然，还要背出来。十多岁的时候，这些书读完了。就凄《黄帝内经》，这却只读而不教，对其文理，似懂非懂；对于医理，知识未开，根本不能理解。还记得当时在医书上看到“白带”两字，去问父亲什么叫做“白带”，父亲支吾其词。教虽然没有教，考却要考。我虽怕的是考十二经脉循行路线，为了答不出这个，不知受了多少次责准。于是，不管懂与不懂，只得硬着头皮，把全部《内经》，读熟背出。
父亲的原意，可能因为我年龄还小，有些医理教也不懂，到一定的年龄再教不迟。不料，在我十七岁的时候，他就死了。留给我的，既没有财产，也投有学问，只有一些医书，也寥寥可数。不妨开一个书目：《黄帝内经》、“原病式》、《医宗金鉴》、《张氏医通》、《济阴纲目》、《温疫论》、《温热经纬》、“温病条辨》、《临证指南》、《本草备要》、
《汤头歇诀》。
丧父之后，家道贫寒，为了养家活口，不得不谋职业，就在镇上开私塾，当私塾先生，真正是一个“小先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白带”等名词也懂得了。就自学医书。读的是《本草备要》、《汤头歌诀》以及《医宗金鉴》中各种歌诀，好在背功好，都能把它背出。学生读学生的书，我读我的“四君子汤中和义，参术茯苓甘草比”。白天时问不够用，就在晚上读到深更半夜。读这些书的日的，就是为了开得出方子，继承父业。在这个时期，也有亲友以及父亲的老主顾请我看病的，有时也很“灵”，“灵”也不知其所以然，但增强了我学医的信心。至于《黄帝内经》，早已丢之脑后，因为实在太深奥了。
真正在学医上给我开了窍的，是当时有人借给我全部《铁樵医学函授学校讲义》。讲义上讲的，我当时是见所末见，闻所未闻，爱不忍释，就把它全部抄下来。就是这部讲义，引导着我踏进医学之f J。
总结这个时期走的路是苦学。真可谓“焚膏油以继晷(确是在煤油灯下读书的)，恒兀兀以穷年”。我不希望有志于学习中医的同志同样走我这条路，事实上也不会有人再这样走。但苦学这一点，可能还有一些借鉴的意义。
鸳鸯绣出从君看  不怕金针不度人
一九三六年，我从故乡到上海××善堂做医生。
所谓“善堂”者，慈善机关也。对病人是施诊绐药的，医生是拿工资的。这是我正式做医生的开始。不久，抗日战争发生，上海沦为孤岛。遂于一九四一年去西南，先在桂林，屠副贵阳，私人开业。一九四六年叉回上海行医兼教学，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进上海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这可算是我青壮年时期的简要经历。
这个时期走的路仍然是苦学，举三件事来说明：
(一)书是只借不买的为什么不买书?因为买不起。不怕笑话，这时期我买的医书只有三部：《伤寒论今释》、《伤寒贯珠集》、《金匮要略心典*。
前一部是因为深慕作者的名声，忍痛去买的；后面两部是因为一九四六年在上海中国医学院教书，为了教学上的需要而买的。至于借书，凡是好书(不仅是医书)，只要有书的人肯借，我就要借。借书丽不买书，对于我实在大有好处。因为借的书，要还，逼着你非及时看不可；好的段落章节，还要把它抄下来。
读书百遍，不如抄书一遍。边抄边咀嚼其精华，叉练习了小楷，可谓一举两得。
自己的书有限，看来看去只有这几本，缺点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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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局限性，好处是能够精读，所谓“读书百遍，其义白见”。那三部买的书，《伤寒论今释p早已丢失了；《伤寒贯珠集》和《金匮要略心典》还在，却把它读得破破烂烂了。
这个借书而不买书，后来养成了习惯，现在买得起书了，也绝少买书。这里我投有提倡不买书的意思。书，还是要买的，买别的东西不如买书。书买了还要爱护，藏在书柜里或别的什么地方，但更主要的是藏在脑子里。
(二)看病的本领是偷学来的开始做医生，给人治病，由于无师传授，叉缺少经验，幸中的固有，冶不好的更多(特别是大病、重病)。有一次给一个亲友冶热病，详细病情已记不清，只记得有身热多日不退，大便白利，我用《伤寒论》方法洽之，药似对症，但越治越重，以至神昏出疹。后来，病家请上海名医丁××诊治，一剂即有转机。所处的方完全不是我的路子，其中有川连炭(用量也极少)、神犀丹三味药。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使我懂得了“读书与治病，时合时离；古法与今方，有因有革”的道理。跟师学习的一课，非补一补不可。但是没有条件跟，怎么办?只好去偷学。我是一个坐堂医生，在药店柜台上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方子。我就几乎每张都看，都揣摩，真的偷学到了不少本领。侧如上海有一位妇科名家，开的方子其药味多至二十几味，看起来似乎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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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章。但看得多了，就可悟出其中的道理，二十几昧药中有一个规律，对某一种病症，某几味药一定用，对另一种病症，某几味药又一定用。原来那位名家，也怕人家把他的看家药愉去，故意摆下一个迷魂阵，药开得很多，实际上主要药物，不过几味。万万想不到有我这个同行，竞有办法把它偷学去了。看方子偷本领，也有愉不到的时候。当时上海有位治“伤寒”的名家，从方子中看来，不过豆豉、豆卷、前胡、苏梗之类，平淡无奇，而凡几乎千篇一律，治疗效果却很好。这是什么道理?从方子中看不出，只好上门去偷学。好在这位医家门庭若市，我就每天花几个钟头混在病人陪客中去偷，果然大有所获。原来这位医家处方，看似千篇一律，实非千篇一律，同中有异。异处正是其秘处。随举一例，如对热病大汗出而致神疲者，往往用一味益元散，撰其用意是在导热下行，收汗镇心。
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点点滴滴，偷学到了不少冶病的本领。当然，偷学米了的本领，不一定全部用得上，还得自己在临床当中去检验，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工夫。古诗有云t“鸳鸯绣出从君肴，不把金针度与人。”我认为只要做一个有心人，他人绣出了鸳鸯，终可以悟出其针法，照样绣出鸳鸯，也许绣得更好。这两旬古诗可以改为：“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怕金针不度八。”这里，必须指出，偷学本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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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抄袭别人的文章，剽窃别人的成果，掘为己有，则不可。
(三)学问是要自己做的这个时期，我对《伤寒论》是下过一番工夫的。以方归类，做过’以证归类，也做过。还写出自己的见解，即按语。那时所见不广，不知道这些归类前人早已做过，而且做得远远比我好。但这个工作并没有白做，因为经过自己整理，才能把古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不至于被《伤寒论》注家牵着鼻子走。夜郎自大要不得，敝帚自珍却有道理：帚虽敝，终是自己的，可以派用处。
解放前几年，我担任上海中国医学院教师，教的是《伤寒论》、Ⅸ金匮要略》，讲课内容显然很浅薄，但条理还清楚，有自己的见解，还为同学所欢迎，敝帚就派用处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九五六年进上海中医学院至现在，可算是中老年时期，走的路还是一个苦学。写到这里，我得总结一下治学的经验t
首先，要苦学，此外无捷径。苦学养成习惯，则不以为苦，而以为乐。我现在生活上没有什么爱好和癖好，坚持六分之五时间用于业务，手不释卷-而且到午夜。无他，乐在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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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学要做到三个勤：，
一日口勤。指读书，必读的书还要把它背熟。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强，读过的书到老不会忘记。在幼年时侯我家中有一部残缺的手抄奉，其内容理法方药都有，也不知是从哪些书上抄下来的。那本手抄奉早已丢失了，但其中有“衄为燥火，若滋阴自安。呕吐l!I【f逆，咎归于胃；阴瘕疝瘕，统属于肝。液归心而作汗，热内炽而发斑”一段话，还有六昧地黄九的歌诀，nq做“地八山I Ll四，丹苓泽泻三”。那时把它背熟了，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以后读的书，却强半遗忘了。当然，书不是一次把它背出就永远记住，一定会有遗忘。遗忘了怎么办?再背熟，反复几次，记忆就牢固了。
学问，学『nJ，学是要问的，而且要不耻下问。李时珍的学问，不少是从不耻下问得米的。我无师传授，但师父又很多：同事，我之师也}同行，我之师也；病人，我之师也；学生，亦我之师也。凼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现在写好文章，往往请徒弟们看看，提提意见，这实际上就是教学相长。
=日手勤。指勤翻书，勤查文献。有治不好的病，去查查文献，方子虽然不能照抄照搬，但一定会从中得到启发。有不少青年同志治学，也知道问，但往往去问“活字典”，不习惯于问“死字典”。试问，字典如没有人去翻，还成其为什么工具书?我在青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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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治学，没有老岬可问，只能去查字典。一部《康熙字典》，几乎把它翻破。那些字应该查什么“部首”，心中大体有数，一翻即着。例如有一位同志，硬咀为字典上没有“豚”字，因为肉(月)字部查不到。我告诉他这个字要查“豕”字部，果然查到。又例如常用的一个“症”字，《康熙字典》上就没有，可见这个“症”字，在清朝初年，还是一个俗字，而且是一个不很通行的俗字，所以还没有收入。“证”是“症”的术字，原属一字，现在争论其不同，实属无谓。至于中医与西医对“症”的概念不同，那是另一回事。
提高古文水平，提高医学水平，都不能一蹴可及，只能靠点点滴滴的积累。这就要刻苦读书，一个字也不放过。但是，读医书叉要讲实效，不是搞考证。古书上无关紧要的地方，本来讲不通，硬把它加一番考证，讲通了(而且未必通)，又有什么意思。
这时就要学陶渊明的读书方法——不求甚解。那些地方应该一丝不苟，那些地方可以不求甚解，要靠平日的工夫，是不容易的。作为老一辈的中医，这些地方对青年加以指导，就义不容辞了。
三日笔勤。笔勤就是要写。见到资料一定要摘卡片’读书，一定要写眉批；教书，一定要自己写讲稿。切莫抄别人的讲穗，因为用剐人的好讲稿，倒不如用自己蹩脚的讲稿。至于写讲稿，我的经验是：备要备得足，削要削得凶。这样，才能讲得有骨有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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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不蔓。还要多写文章。而写文章，一定要青之有物，有一点就写一点，有两点就写两点，开门见山。
宁可把沧文写成札记，不要把札记拉成论文，更不要从“盘古分天地”讲起。例如写有关《伤寒论》的文章，把张仲景和他的著作再来评价一番，已经没有这个必要，而现在恰恰有这个通病。其次，要反复推敲文理，不要捏成一篇文章，写出算数。要多看几遍，多改改，避免写出“天地乃字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那样的句子。总之，文字力求简明通畅，逻辑性力求其慢，资料力求其正确。这本来是可以做得到的，问题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其次，要博学。就是知识面要广。知识砥要广，一定要多读古书。要多读古书，单是具有阅读能力还不够，因为医学从来不是一门孤立的科学，古代也是如此。只有了解了古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阅读古代医书，才有可能真正通晓其义理：对我来说，小时候读旧书五经，现在看来不是白读的。基于这个原理，现代医学和现代自然科学当然也要学。作为一个老中医的我，已经不可能了，作为新一代的中医，我以为一定要学，只要学了而不“忘本”。
从事教学工作之后，我教过g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说，以及各家学说的一部分。最近几年，还教过《中医学基础》，是一个“杂家”。杂也有杂的好处。教然后知困。改变一个学科，迫使我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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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钻一钻另一门知识不可，非多看一些书不可，而多看了另一门的书，转过头来对原来较熟的一门学科知识，又有所长进。中医这门学科，本来综合性很强，特别是基础课程，更有共通之处。不通《内经》，不能敦好各家学说；不通《伤寒论》，不能教好温病学说和方剂。反之亦然。我以为，中医学院的中医教研组与西医教研组，应该互相配合I而中医各教研组之间(临床科除外)，教师应该轮换，于教于学，可能大有裨益。不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博”，正是为“专”吸取营养。读书不能局限一家之言，而是要融会贯通。“专读仲景书，不读后贤书，比之井田封建，周礼周官，不可以治汉唐之天下也，仅读后贤书，不读仲景书，比之五言七律，昆体宫词，不可以代三百之雅颂也”，所以要博。我生平接触过两位良师益友，一位是贵阳王聘贤先生，一位是上海程门雪先生。这两位前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博学。遇到王聘贤先生的时候，年事尚轻，只知道从他那里借书来看，得益还不多。对于程门雪先生，是组织上指定我去问业于他的。某些学术上的疑点、难点、精微之处，一经他指点，便如点石成金，茅塞顿开。程先生一是博学，二是多思。他曾教我看看叶天士医案，我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出其中奥妙，并且受到“徐批”的影响，以为叶氏用方非仲景法。学医当学张仲景，取法于上，仅得乎中，学叶天士非是。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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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听他分析《叶案存真》一案，案语是：“舌缩，语音不出，呼吸似喘，二便不通，神迷如寐，此少阴肾液先亏，温邪深陷阴中，瘿痉已见，碰阳内风上冒。”处方为阿胶、鲜生地、玄参、鲜石菖蒲、黄连、童便。程先生分析说：“叶氏此方实从白通加人屎、猪胆汁汤化出，彼则寒伤少阴，故用附子、干姜温经，葱白通阳，人尿、猪胆汁反傩为弓lI此则热伏少阴，故用阿胶、玄参育阴，鲜生地、川连清温，鲜石茸蒲通窍达邪，童子小便为引。一寒一热，两两相对。仲景之秘，唯叶氏能通变之。”他又说：“《存真》另有一案，证见脉微．下利、厥逆、烦躁、面赤戴阳，即用白通加入尿汤，处方为袍生附予、干姜、葱白，煎好冲人尿一杯。两相对照，益见本案是以阿腔、玄参、生地当白通汤中附子，以川连当干姜，以菖蒲当葱白，而用人尿则相同。护阴清温之法从通阳温经之方脱胎丽出，可谓推陈出新。”昕了程老的分析，我才恍然悟到读书既要从有字处着眼，又要从无字处着眼，重要的是耍多动动脑筋，从此改变了对叶氏的看法。
所以尽管彼此事忙，接触机会并不多，点给我的“金子”当然也不多。但我从他那里多少学得了一些“点石成金”的“指法”，学乃大进。这是千金难买的。
最后，要活学。医生读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病，且不谈研究。“善读书斯善治病，非读死书之谓也；用古法须用今方，非执扳方之谓也。”学过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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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一定要到临床中去检验，看它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修改。俞根初有一段话；“吾四十余年阅历以来，凡病之属阳明少阴厥阴而宜凉泻清滋者，十有七八；如太阳太阴少阴之宜温散温补者，十仅三四；表里双解，三焦并治，温凉台用，通补兼施者，最居多数。”这实在是临床体会有得之言。这就把《伤寒论》读活了，有自己的见解了。有些理论，必须接触到临床，才体会得真切，例如《金匾要略》讲瘀血病人“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我曾把它当作“渴不欲饮”看。后来在临床上看到的肝硬变病人多了，有些病人往往诉说口中粘喊，始恍然于“但欲漱水，不欲咽”是因口中粘腻，根本不渴(当然，肝硬变病人也有口渴者)。所以《金匮》说它是口燥而不是口渴，尤在泾释为“血结则气燥也”，与“渴不欲饮”完全是两回事。又，肝硬变初期病人，往往外无胀满之形，而内有痞闷难受之感。《金匮》说“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可谓曲尽形容；尤在泾释为“外无形而内实有滞，知其血积在阴而非气壅在阳也”，更属一语破的。炙甘草汤中的麻仁，柯韵伯疑为枣仁之误，似属有理，但在临床上看到心脏病患者，在大便千结之时，病情往往增剧，必须保持大便通畅(不是泄泻)，就体会到炙甘草汤中所以用麻仁之理。通过临床，得到经验和教训，再去温习理论，会对理论理解更深，而这时理论对临床才确实具有指导意义。我在青年时候曾治一湿
温病人，病已多日，心下痞问不舒，大便不通，舌苔黄，有可下之征，用小陷胸汤加味，服药后得利，胸腹宽畅，但随即衰竭而死。病容归咎于命而不归咎于医，但我终觉得小陷胸汤用得不对头，有内疚之心，而不明其所以然。后来深入研究叶天士的《温热论》，读到“湿温病，大便磷，为邪未尽；必大便硬．乃为无湿，始不可再攻也”一段，才知道我的错误，就在于湿温病大便已碰而下之，犯不可再攻之戒。《温热论》讲的真是经验之谈，对临床极有指导意义。所以要做到活学一定要联系临床实际。
学中医，在牧有学通的时候，尽管昔学，不通的地方还是很多，会陷入困境，一定要熬过这个关。我是熬过这个关的。铁杵麝成针，只要工夫深，终有一．日．会得豁然贯通。这以后，一通百通，左右逢源，学起来便容易了，这叫做“顿悟”，是从苦学中生出来的“巧”。但没有苦便没有巧，没有“渐悟”便没有“顿悟”。
瞒学要与多思结台起来，还要能返约。博学之返约与浅学有质的不同，一则守一家之言而不排斥他家}一则见闻狱隘，拘泥于一家之言而自以为是。
临床决不可少，脱离临床的理沧是空头理沦，即使讲得头头是逍，要的是“花枪”，巾看不中用。
上面讲的一些，是我治学的体会。
学，然后知不足。汗牛充栋的医书，我读过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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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沧海之一粟；千变万化的疾病，我冶好的不过幸中其一二。学问，可以达到一定的造诣，但永远没有止境。到了晚年，我重新认识到《内经》这部书，是中国医学的渊薮，深悔没有用过工夫。不学《内经》而治学，犹如无根之萍。历代医家，特别是宋以后的各家学说，无不渊源于《内经"而又各有发挥，反过头来犬火丰富了《内经B，发展了“内经》，《内经》原书中的某些词句，已经不是原来的含义。把它加以整理，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中医之道可谓尽在其巾。吾有志于此而未能也。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我是这样想：假我数年，七十以学《内经》，可以无恨矣。
我生有涯而知无涯。路漫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注：本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的，见啦古今医案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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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防治冠心病的道路上：：：：；：未品笛：冀：：篡：郭士魁‘垒国政协第五届委员台委员，垒国劳动模范    …  ’一
【作者简介】郭士魁(1915
～1981)，北京市人。早年曾为北京药店学徒，并从学于著名中医赵树屏，后在北京开业行医。
一九五一年参加革命，一九七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生致力于中医中药防治冠心病的研究，发展了活血化瘀、芳香温通的理论，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制了冠心I号方、宽胸丸和宽胸气雾剂等名方，获得一九七八年垒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被《人民日报舟赞为“为冠心病人造福”的人。著有《心血管常见症候的中医病机和治疗势、《谈谈活血化痰治则Ⅺ等。
我行医四十余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是奠基阶段，什么内、外，妇、儿各科的病都看，什么采药、制药、抓药的活都干。这个过程给我后半生从事专科研究打下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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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我从事冠心病的研究是五十年代中期参加中医研究院工作之后。那时我刚四十岁，在跟随冉雪峰老师临证的过程中，侧重看一些心血管病患者，其中包括冠心病。实践使我深深感到“心绞痛”、“心机梗塞”这一类病对经验丰富的老年人乃至年富力强的壮年人的生命威胁极大。我亲耳听到、亲眼看到死于此病者多是生产的主力、国家的栋梁，这促使我去研究冠心病。
从一九五九年冬至今整整二十一年，我在防治冠心病的研究中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探索中医对冠心病的认识、寻找有效方药、进行实践检验、说明疗效机理。
探索中医对冠心病的认识
在祖国医学文献中，虽然没有冠心病的病名，但有类似症候的记载。如“素问·藏气法时论篇》中有“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的描述，颇似心绞痛；又《灵枢·厥病篇》中有“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的描述，颇似心肌梗塞。“真心痛”与《金匮要略》所谓的“胸痹心痛”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伤正经”，正如《诸病源候论))中所谓“心为诸脏主而藏神，其正经不可伤，伤之而痛，为真心痛”；后者伤及“支别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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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其“乍间乍盛，或发病不死’。真心痛以气分虚损为主，因气虚而致血脉瘀阻；啕痹心痛乃“本虚标实”，不仅正气虚，而且血瘀、痰浊盛。放治疗“真心痛”重在益气，以参芪为主，佐以活血，自拟益气活血汤用于临床。治疗胸痹心痛，务必区分虚实标本缓急，“以通为补”。常选用活血化瘀、芳香温通、宣痹通阳诸冶则。“以通为补”、“以通为主”，这是我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主导思想。按照中医的看法“不道则痛，痛则不道”，心绞痛主要表现为“痛”，病因“不通”，而不通主要因为“气滞血瘀”和“胸阳不振”，故主要治则是“活血化瘀”与“芳香温通”。我在此两法的应用和研究上倾注了全身的心血和精力。
寻找有效方药
一九五九年冬天，中国医学科学院某医院病房收治了一个冠心病患者，用了多种中西医冶疗办法也未能控制心绞痛的发作，心电图很不正常，请我去会诊。我看患者面色发青，舌质暗紫，脉涩。当即认证为“气滞血瘀”，用王清任的“通窍活血汤”进行治疗，约二周就控制了疼痛的发作，三月余心电图也有所好转。这个预想不到的结果，加深了我对活血化瘀法则治疗心绞痛的感性认识。自此，我就开始有目的地应用“活血化瘀”法厩q进行临床实践，去掉了通窍活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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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稀少昂贵的麝香等药物，不断针对病人的具体症候特点加减变化，组成了冠通汤、冠心I号方、冠心I号方等固定的方剂。再用于临床实践，结果病人反映良好j但有的人不承认，说是仅凭主诉，没有客观指标不可靠，只有临床观察没有对照组，疗效不可信。
乍听这些议论，我觉得这是对中医的挑剔；后来平心静气地想想，也觉得有道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讲疗效多凭直观和主诉，缺乏客观标准，这在几百年、几十年前是无可非议的，而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就不够了。要发展中医就要让中医插上科学的翅膀，让中医在与西医的比较中扬长补短。于是，我在‘九六三年借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搞协作的机会，专门设立了五张中医病床，与西药组进行对照。这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事情，对我这个中医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有人对我说：“郭大夫，你是一个中医，来西医院搞协作，会会诊、开个方就够了，何必自己管病房，弄得不好，会被别人看笑话。”这是一句有份量的话，是我所深知的。但我想，老让中医中药当陪衬，什么时候才能闯出一条中国医学自己的路呢?我冒着一定风险管病房，用活血化瘀为主的冠心I号方、冠心I号方治疗三十多倒病人，经与西医治疗比较，获得了西医点头的效果。
这段协作，不仅肯定了活血化瘀法则的效果，也初步找到了冠心病1、I号方等有效方药。应该说，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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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应甩中医中药治疗冠心病的征途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但是，科学研究的道路总是坎坷不平的。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公认，还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做很多工作。有人当着我的面说：“你用中药治疗冠心病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药效慢，服法繁，价钱贵，既无法治疗急性心绞痛患者，又无法推广应用。”乍一听，我真有点受不住。这不是故意挑毛病吗?后来细想，这个同志提的“慢、繁、贵”确是客观存在。一剂汤药少则几角钱，多则一元多，从处方、抓药、目K药、服药到发生作用，最快也得一两个小时，．怎能与价值几分钱、放在嘴里含一会儿很快就生效的硝酸甘油类相比呢?I客观事实教育了我，不改变“慢、繁、贵”，中医就不可能在防治冠心病的领域扎下根。“慢、繁、贵”关键是“慢”，“心绞痛”、“心肌梗塞”这样一类急性病“慢”了就失去了治疗意义。我下定决心“变慢为快”，首先抓速效。我带着问题翻阅了古今大量文献，详细分析了“金匮要略》的九痛丸和乌头赤石脂丸以及《千金方"的细辛散、五辛散。这些方共同的止痛原理就是芳香温通，这与我治疗胸痹心痛的指导思想完全一致。于是，我从大量的芳香温通方剂中选中了苏台香丸，用于临床，对心绞痛者能够在三到五分钟内发生作用，而且稳定，持久、副作用少，但仍较硝酸lf油类的效果性，而且太贵。一个同志半丌玩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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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说；“郭大夫，服用你开的苏合香丸一天量用费，等于服用一个月曲硝酸甘油片。”看来是玩笑话，但确说明了此药贵。不变贵为贱再好的药也无法推广。于是，我又开始了“变贵为贱”的实践。首先对苏合香丸的每一味药进行分析研究，查资料、品味道，最后决定去掉贵重的犀角和久服有毒的朱砂，加大荜拨的用量，制成了“心痛丸”。药价降低了三分之二，而临珠效果与苏合香丸相同，但比西药还贵十多倍，疗效也慢些。
为了降低成本，加快疗效，我与师兄、擅长制药的专家——冉小峰合作，将心痛丸改成了心痛乳剂，用干治疗心绞痛病人，二到三分钟就发生了止痛作用，基本上可以同国产硝酸甘油片媲美了，可是仍旧贵。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本书上找到一个治疗牙痛的验方，叫“哭来笑去敝”，意思是牙痛难忍、流着眼泪进来，服了药后，满脸笑容走出去。这个方子药味简单，而且都是一些常有、价低货。我如获至宝，就在这个方的基础上稍加化裁，制成宽胸丸。开始粗制的丸药每丸才九厘钱，一般服药后三至五分钟就能止痛。至此，我初步解决了中医中药治疗冠心病“慢、繁、贵”的问题，并确立了冠通汤、冠心I号、冠心I号、心}莆丸、宽胸丸等治疗冠心病的方剂。
进行实践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科研成果的唯一标准。活血化瘀、芳香温通的治疗原则，以及在此原则指导下创立的方剂，用于临床后效果如何，能否经得起重复，都必须通过临睐实践来检验。一九七一年初，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向“三管”(气管，心血管、胃肠管)进军的号召，我满怀喜悦地接受了防治冠心病的任务，与各兄弟单位共同组成了北京地区防治冠心病协作组，重点研究冠心I号方对冠心病的近、远期疗效，以及宽胸丸(后改制成宽胸气雾剂)对心绞痛的速效作用。十年来，全国数十个医疗单位参加临床验证，结果冠心Ⅱ号方(现名冠心片)一至三月疗程的止痛率为83％，心电图好转率为25．8％I四至十二月疗程的止痛率为85．8％，心电图好转率为47．2％}随访一至四年，疗效稳定无反复。实践证明了冠心片的疗效，一九七七年进行了鉴定，现在已经成批生产，在国内发售。宽胸气雾剂经过三个阶段的临床研究：即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观察治疗60
倒741例次的心绞痛发作，三分钟以内止痛(有效)为433劂次(占41．57％)，经与国产硝酸甘油片比较，两者无差异；一九七八年三月至一九七九年八月，组织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河北、新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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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六个医院对宽胸气雾剂临床疗效进行交叉验证，有效率为47．6～57．96％，经与国产硝酸甘油片对照，疗效一样，但其副作用少，比较安全}一九八0年二月至七月进一步与美国进口硝酸甘油片对照，其疗效经用统计学处理无差异。去年年底，宽胸气雾剂作为中医研究院的一项成果进行了鉴定，即将成批投入生产，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
上述的重复验证工作不是我自己做的，是我科的工作人员和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共同完成韵。事实证明了中医中药可以治疗冠心病，要长效有长效，要速效有速效，并不比西医西药逊色。这样，我们就闯出了一条中国医学治疗冠心病的路子，我认为这也是一条发展中医的道路。
说明疗效机理
有了临床疗效还必须说明疗效机理，这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过程。只有通过实验研究证实，才能使临床研究的成果建立在更加科学、更加牢固的基础上。    一    ’
一九七二年上半年，我提出了活血化瘀的途径可以软化斑块(即胆固醇沉着)的假想。因为我本人患动脉粥样硬化病，所以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开始服帛冠心I号汤药，从少量到大量。服药前后均抽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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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从中分析请血药物对血液的影响。后来逐渐创造条件，开展一些动物实验。但因为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实验研究进行缓慢。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条件从生化、药理、药化和剂型等不同的方面进行深入地研究。经过北京和全国很多单位的努力，中国古老的活血化瘀法则已经具有现代科学的内容。大量实验研究表明冠心Ⅱ号方具有预防血栓形成、促进血栓溶解、改善冠状动脉循环及降低血聪等作用。它不仅可以治疗冠心病，还可以治疗脑血管疾病，是一种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新药。
实验掰f究也证明了宽胸气雾剂对实验性心肌缺血有保护作用}对家兔宴验性心肌缺血有预防作硐；对大自鼠离体子宫兴奋有解痉作用；对脑血L流图有一定影响，使平均波幅(力)增加17．6％，提示对脑电流量有轻度调整和改善作用；从能使心电图T波升高来看，温明可能直接影响心叽复极过程。
二十余年的临床实践、总结、再实践(重复验证)、再实验研究，终于肯定了活血化瘀、芳香温通治则与冠心Ⅱ号方、宽胸气雾荆等在防治冠心病中的作用。
这个漫长的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t研究中医、发展中医必须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离开了中医的基本理沧，就会偏离中医药研究的方向。多年来，我抓住II匈痹心痛主要是气滞血瘀、胸阳不振这个病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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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血化瘀、芳香温通的治则，创制冠心I号方、宽胸丸等主方治疗冠心病之所以收到一定效果，就是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原则。另外，在手段上，一定要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方法，来说明中医的理、法、方、药的科学性，并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只有这样，中医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向前发展。
附方(郭士魁治疗冠心痛经验方)；
(一)益气活血汤
黄芪、党参、黄精、当归、川芎、赤芍、郁金
(二)冠通汤
党参、当归，郁金、薤自、鸡血藤、缸花、三棱、莪术、乳香、没药
(三)冠心I号方
赤芍、川芎、红花、鸡血藤、丹参、三棱、元胡、降香、急性子、薤白
(四)心痛丸
檀香、沉香、公丁香、香附、乳香、白胶香、荜拨、麝香、冰片，苏合香油
(五)冠心l号方
赤芍、川芎、红花、丹参、降香
(六)宽胸丸(宽胸气雾剂组成相同)
革拨、良姜、元胡、檀香、冰片、细辛
(本人口述，闰孝诚整理)
t作者完虚本文后，午198i年2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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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于勤荒于嬉
——医林跬步之回顾耆“铲‘著”蛩”簧李聪甫
【作者简介】李聪甫(190j～)，湖北黄梅县人。从事中医事业六十余年。对于辟胃学说有较深入的研究和阐发，对于内、儿、妇科临床也有较高的造诣。
主要著述有：《麻疹专论》、《中医生理学之研究》、《脾胃论注释》以及《李聪甫医案》、《李聪甫医论》等。
我生于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父亲是个银匠，成年累月锤锤打打维持生计。母亲由于祖母的钟爱，上过两年私塾。一九一五年，母亲病逝。临终前，她嘱咐我：“大丈夫不能建五丈旗为国平大难，宰尺寸地为民兴善政，那将来为医以济人，我死也瞑目了。”
母亲死后，我依靠外祖母家读完五年私塾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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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就辍学了。外狙母为着我的求生与求知，}E^送我到九江市当学徒。当时联系了两家店铺：一家南货店，一家药店。两家条件是一样的：三年学徒，一年帮工；只管吃饭，没有薪俸；年节不归，死亡与店无涉。因为有母亲的遗嘱，我几乎不假思索，就选择了药店学徒。
九江学徒
一九一八年夏，十三岁的我只身来到九江市“赵恒兴药店”。
药店老板给我的活是：早上扫地，挑水、抹柜台、擦灯罩、灌水壶、擦烟袋，白天碾药、晒药、检曲，一早一晚还要拆上门板。老板给我的规矩是：身稳、手稳、嘴稳，眼明、耳灵、腿勤。
老板的一切条件我都答应着。可是，我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要求：准我夜里看书。老板问“什么书”，我答道“医书、药书”。他想了想，吩咐道：“你守夜店，二更上门板后，就存柜台上看吧。”
艰苦而紧张的学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早日执行自学计划，实现学医的志愿，我抓紧一分一秒首先熟悉药工业务，开始，每天强记十到二十个药屉的药名，而后逐屉逐格去认药。接着学会提戥、包药、碾药、晒药、制药。有谁讲一堂“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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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炮制法”呢?没有，跟着师兄去一点一滴学吧!最难的是制各种膏丹丸散了，而那些七U、碾、炒、打、炙、酥、飞等基本功也很难掌握。人们会说：“不懂就问嘛I”但有问必笞的时候不多。所以，看了就要想，学了就去做，问一回就要牢牢地记住。那时候，每一味药都有“仿单”(一种印有药名、药性、功用的小方纸)，每一味药都要用仿单纸另包，然后再把小包的单昧药叠成方锥形，加上一张八寸见方印有药店字号的薄纸，如果不熟练，那就很难包得既严密又美观了。碾药看来是粗活，但也不容易做好，常常把铁轮抛出碾槽之外。我每天天没亮就起床，早餐之前干完一切杂务，白天有计划、分阶段地边看、边问，边学，晚上记药名，练习包药。躺在床上再把一天所做的事从头到尾回顾一番}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半年以后，我就能独立应付日常各项：[作和一般炮制了。
农历年底了。有一天，店主特意问老】』币傅们：“这孩子还可得吧?”大家部说：“能顶用l”店主笑了笑道：“那，你就在我这里干下去吧!”这一句话，大概就算是“转正”了吧!
那一年除夕，店主关了“财门”，这是我最好自学的时候。是从《药性赋》发蒙的。记得那一夜，一直读到满街鞭炮响，店主开“财门”。
背完《药性赋》以后，觉得光读不行，必须。对号”。寒、热、温、凉固然可记，但酸、苦、咸、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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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则应亲尝。因此，凡能够品尝的药，我都一一品尝了，并对药性太同小异的药物反复品尝了，这真有助于理解和记忆。从中悟出了一点道理：要想无师自通，只靠死记硬背不行，而要善于比较、鉴别、分类、归纳。以后，我将这个方法又用来学习方剂。《汤头歌诀》当然朗朗上日，开始几十首很容易记诵。但方剂越多，同一药物出现的频率越高，就不好记了。琢磨一番之后，我先把每一个方剂组成的药物及其分量写出来，想想它为什么这样组成。然后，把配伍相近的方剂并列在一起加以比较。如“四君子汤”和“理中汤”，仅一味之差，而方义迥异，为什么?比较比较才知道，“四君子汤”中的茯苓合自术为佐药以健脾渗湿。
除去甘淡之茯苓，加入辛热之干姜为君，是为了温运中焦，祛散寒邪，恢复脾阳。穆换一味，则成“理中汤”。这样褥中析异，异中辨同，虽然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掌握得比较精密、牢固。。
我不是那种过目成诵，强记不忘的天才，所以，我不能不要求自己“字字吃住，句句吃透”。那时候的书，都没有标点，也没有注音。我就借助字典，读一遍，加圈点；读二遍，加批语，读三遍，记笔记}读四遍，再默诵。
三年之中，分门别类地读完了下列这些书(按照我学习的顺序排列)：
《药性赋》、《药性解>)、《本草备要》、《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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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歌诀》、《医_方集解》、《颇湖脉学》、《诊宗三蛛》、《会匮心典》、《索灵类纂》，《来苏集》、《伤寒明理沧》、《士材三书"、《医宗必读》、《医门法律》。
一个学徒哪米这些书呢?这就得感甜店主人了。
因为他有亲戚朋友婚丧喜庆，要派人去送礼。按那时曲规矩，受礼人家要给送礼的来人一点小费，叫“脚板钱”，每次我得到的或二百文，或四百文。每逢出城批药，就顺路来到“沧海书林”。这是一家古旧书店，我把积攒起来的钱，全都送进了书店。这样，学徒期间积累了一大箱医书。
这些事也使我悟出_『一点道理：象我这样的穷弦予，要想真正为医济人，处世立业，除了要勤学苦练，还必须积寸累铼。当时，我给自己订了个“三不”：一不沾便宜，二不乱花钱，三不混日子。我认为这是治学、务业、持身的起码要求。至今，我依然力行着，也这样要求子女以及和我一起工作的青年。
学徒三年，我打了一点中医理论的基础，做了一点学习医药的准备。这期间，既没有老师上课，也没有谁来布置作业，更没有谁来考试和阅卷，全靠自问自笞做了能够做的学业。
十六岁时，徒工将要满期了。店里的人深夜发病找不到医生，就来找我“问方问药”。我先详详细细问了病因病情，反复想想该用什么订、什么翦。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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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谈不上完善地辨证论冶，只是力求“对症下药”。
自己开方，自己检药，反正店堂里只有我一人守着，慢慢思考，慎重从事。渐渐找的人越来越多了，接触的病例也越来越复杂了。
石福生号渡师
俗话说：“若要精，人前听；若要好，问三老。。
我深知自己还处在初学阶段，若想步入医林，必须拜师求教，打下坚实的基础。我离开九江，回到黄梅，投入“石福生药店”帮工，借以“渡师”学医三年，因为店主石椿山先生是黄悔县城的名医。协商的结果：帮工不领薪水，从师不缴学俸。
石先生，这位经验丰富、祖传数代的老9币，见面第一句话，就告诫道：“只怕不勤，不怕不精j只怕无恒，不怕不成。”当谢问了我的自学情况后，他微微一笑，说：“精神诚可贵，其学方稿蒙。若欲登堂入室，仍须再下一番苦功夫。要知道啊，‘宝剑锋从唐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呀l”
从师一年以后，就随师应诊了。我发觉，他几乎没有用多少完整的“汤头”，心中未免有些纳闷。有一次，我终于髓出了久存的疑惑。老师又笑道：“所谓‘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将来，你‘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甩’了。成方与证帽合，当可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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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知常知变，以力套病，误人深矣!”
又过了一年，我就独立应诊了。说实话，这时候，4’深深体会到老师的谆谆教诲确为经验之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病人中的信营也开始建立
了。
现在回忆，这三年之中，我的最大收获，还应该说是初步掌握了练基本功的方法。这1人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择善本，苦奠基，追源而上  中医书籍，汗牛充栎，哪些适合入门之学?哪些适合临床参考?，哪些适合精研探理?慎重选择善本，是极为熏要的。
每一大类(理、法，方、药)以一至两本“奠基”，苦读、摘抄、记诵，自然熟能生巧。打稳了基础，再由此追源而t，就不至于茫无头绪。比如，《伤寒论》的注释者，多达二_甘余家，各有所长，我选择了《伤寒来苏集》奠基。个人认为，柯韵伯的注释比较切合实际，它具有因方辨证、分析綦详的特点，易于系统学习。
其二、勤于问，精于思，辨明泾渭“脉书不厌千田I读，熟读精思理自知。”这句活是千真万确的。
思，就是辨明异同，找出规律，寻觅准绳。比如，“阴阳者，mL气之必女也；左右者，阴阳之过路电}水火青，阴阳之征兆也”这一段经文，结合注释是不难霸世的。但是，如果进一步想想，就会明白，第一句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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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而言，第二旬是指方位而言，第三句是指现象而言，合而观之，三句都是举例而已。这样的例子却不胜枚举，因之，又进一步理解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j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那么，“其要一”又怎样解释呢?是指其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规律是共同的、一致的，从而，再进一步思考，就理解了它的总纲t“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细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熟读精思还不够，如有思而不解之惑，还得勤于问。历代著名医家，如李东垣、朱丹溪、叶天士等，无一不是从问难质疑中获得了学问。“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是应引之以自勉的。故熟读之，精思之，勤问之，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其三、重实践，究成败，积累心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中必然有成有败，从实践的成败中来认识所学和检验所学，进一步提高自已的水平，这正是最重要的基本功。比如说，四诊之中，切脉尤难掌握。微与濡，弱与细、结与涩、紧与数、弦与革等等脉象都只有几微之辨，往往心中了然，指下茫然。必须从长期诊察病人过程中边摸索、边认识、边掌握这种规律。
、在实践中，一定会时有所惑，时有所得。这些成功或失败的感受都是稍纵即逝的，必须以“今日事今
，4
，日毕”的态度记录下来，尤其是疑难病症的处方，要将理、法、方、药一一叙明，并具存根，这样口积月累，自然能受其益。还必须注意的是，无论笔记、心得、医案，乃至每一张处方，都要书写工整，点画清晰，那种潦草不清，自难辨认的文字，既给门后检视带来无限的烦恼，同时也不利于培养严谨的作风。
其四、育兴致，明志向，术要专攻在打好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在学习理论与临床实践中，对某种理论、某家学说、某种疾病，乃至某种治疗方法，如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就绝不应放过它，而应紧紧抓住它，不断培育它。这种兴趣往往是促使自己术有专攻的重要催化刺。比如说，“医宗必读》、“士材三书》、《医门法律》等书，我认为泌论精辟，很有独到见解，极有实用价值。十九岁读完了这三部书，并写了十几万字的《医门轨范》的笔记，以后，也以这三部书为业医的雌本。这就为后来能哆以脾胃学说为主，兼采各家之说作为探索奠定了一点基础。
须知有志才有兴，有兴才有所擘攻，有所专攻才有识，有识才有成啊!所以，我体会到，在学术上，不要强其所为，也不要强其所不为。当然，这不是说要凭兴趣出发，而是要在广泛地学习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愿意努力探球的专门知识作为主攻的方向。
其五、览群书，广学识，相得益彰肯志于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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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应该使自己具有较广的知识面。有的人开始接触医经时，往往觉得桔燥无味，这是因为文字古奥、医理精深的缘故。中医的理论，本来就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是用古文写成的，如果对古代哲学思想和古代语文知识一窍不通，学习经典势必倍感困难丁。俗话说：“医书一担，儒书一头”。因此，掌握了古文常识，学习中医经典就获益非浅。还须看到，今天医学发展十分迅速，医药学杂志有如烂漫山花，这就要求我们广泛涉猎，才不致于孤陋寡闻。
。在这方面，我认为有必要提出医家必读之书，那就是自然辩证法，而且应该着重读毛主席的《矛盾论》d解放以后，我始终把这本书置诸座右，百读不厌，深得其惠。为什么?因为雌物辩证法就是中医基本理论的精髓，能够学习和运用它，很多问题能迎刃而解。
黄梅开业
度过了十三年私垫、学徒、渡师的历稗之后，遵循着“为医济人”的遗训，我就在黄梅县城正式开业了。
开始的两年，只育左邻右舍或亲戚朋友有了小病小痛才来找我这个小郎中。慢慢地有了一些经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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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电接触多了，凡是内、妇、儿科，有病就诊。起初，我总是带着医书看病的。有的朋友曾直率地劝告我：“出诊不要背书囊，人家会把你当作‘看书郎中’。”我想：哪个医生不看书呢?不看书叉怎能做个好医生呢?有一次，一位年满五旬的族房长辈中风了，半身不遂，口眼H岛斜。先请地方有名的老医师诊视，用“小续命汤”加减，半夏、南星之类眠了多荆。
一个月后，病人两颊泛赤，咽痛舌绛，滴水不入，大便秘结，周身瘫痪，麻木不仁，痰鸣不已，神志昏迷，全家慌乱。接我去试诊。路上听人议论：“衣棺都准备了，大郎中都无法回生，请个初出茅庐的，顶仆么用?唉!尽蜱人事罢了!”为了不放弃独自初临_人证的机会，我还是硬着头吱去了。一到病家，说是已经烧了“倒头纸”了(一种迷信俗习)。我仔细看了病人，是昏厥。判断是肾阴亏损，水不涵水，心火暴甚，盯：阳上亢。为了证实自己的辨证是否正确，就参阅了带去的书。病家说：“嗨!真是‘急惊风碰了慢郎中’，人都快断气了，还翻1S!”但参阅了书籍，我才确信法当滋肾水以养卅木，制肝阳以平心火，方用“地黄饮子”加被，去辛热之附挂，加入风药中之润剂秦艽、取钩，润药中之百合、当归、胡麻仁，此即“治风先治ml，I札行m自灭”的原则。抉口灌药，缓绥滴入，他4；J'I喉滋，大任通，神志州，然后，用“五汁馈”口目叫之，三易其方。嘣个多月，恢复了肢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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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健康如常了。这一宴例，轰动r乡镇，真可谓“炮打襄阳第一功”丁。此后登门求冶者，络绎不绝。
一九三0年，军阀混战的火焰烧到了黄梅，人心惶惶。我又离开故乡重来九江开业。在那里一住八年，每天就诊者户雁为穿，那是业务渐造繁忙的八年，也是我在理论联系实践中努力探索，增进知识的八年。
一九三七年碡§世震惊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寇的铁蹄逼近马当要塞，我携妻挈子逃难他乡，家业荡然，只有积累的部分比较完整的医案不甘心散佚，随身带出。渡酃阳，泛洞庭，折夷陵，窜上梅，流淑浦，奔辰沅，餐风露宿，颠沛流离。《医门轨范》等医稿及部分书籍、诗词部失之于一瞬之间。
所到之处，以医糊口。直到一九四六年元宵节，才抵达长沙而定居。
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九，足足十二年，正是我们这一代中医的壮年时期，多么想有所作为呀!我却琐尾流离，连一栖一宿都受到威胁，虽没有放弃医业，但是想有所为而不能为，就连一本基于“保赤之心”而写的《麻疹专论》也是几经周折，由私人资助才印制成书的。
瞻前顾后话医德辗转医林半个世纪以米，深切地感到，要做一个
好的中医，必须讲究医德和医风。历代著名的匿家一直是十分注意医德医风的。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更应注意这个问题。
其一、要赤诚地接待病人“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l昕想。”这句话容易说不容易做，急些什么?想些仆么?我认为至少应该急其痛苦，急其困难，急其危亡；想其医治，想其速愈，想其安全。这样，在诊治过程中，才能做到洋询病情，细察脉色，辨证认真，处方周密，医嘱详尽，态度谦和。
在治疗过程中，每个医生几乎都会遇到病人啊}}送礼品的书。病人那种求助或感激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呢?应该有礼貌地、坚决地拒受一切礼物。
其二、要热诚地尊师爱友尊敬老师，关心同志，这是医者应有的美德。而在师承友助中，贵在诚恳，虚心，忌在虚假、相轻。要想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就得牢记“谦受益，满招损”这句名言是获得进益的前提。
记得三十年代，我对当时视为畏途的脑膜炎、盲肠炎的名词很不理解，冥思苦索，努力探求，后来治愈了九江“生命活水医院”诊断的脑膜炎、盲肠炎各一例，写了题为《晌膜炎与盲肠炎之认识》一义，发表于《九江甘报》。文章结语中指出：“脑噤炎’、‘盲肠炎’皆脯肠胃湿热积滞为病?上下郁遇者为‘盲肠
炎’，‘肠痈’是也；表里郁遏青为‘脑膜炎’，‘痉病’是也。”为了进一步“求是”，曾向上海陆士谔先生致书求教，并附寄了原文。陆先生的复函是：
“阁下千里外惠书论学，虚怀若谷，不耻下[目1，
钦佩之至。尊论脑膜炎即是痉捕，盲肠是即是膊痈，
认疰正确，足见手眼明快。惟论治立方则鄙见稍有
出入；肠痈有束戚之治法，将成之涪法，已成之治
法，痉病有刚痉之治法，幕疰之治法。尊方所拟似
乎专于已戚之肠痈，疰痛之刚疰。而特成汞成之肠
痈，痉病之柔疰，似当别谋治法。盂子云：‘车直
则道不见’。士谔年虽衰朽，蔷挂之性束免老雨愈
辣，直言莫怪，诸希谅之r(曾孰《申报》“国医周刊一)
那时我年将三十，能得到前辈这样的肯定，开导和指点，记忆犹新。我当时通信请教是在于辨另4和确认中医固有之病名，陆先生既对我所提出的看法做了充分肯定，又让后学者开拓思路，作进一步的探讨。
其中尤以引用“不直则道不见”给我很深刻的启迪√的确，而今要为中医现代化作出贡献，就耍言者能直言，敢直言，听者爱直言，纳直言，若要如此，又必须待师友以诚。那种当面奉承，背地诋毁，抬高自己的庸俗腐朽的作风，对我们的中医药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三，真诚地对待成败任何一个医生，不管他多么高明，都不可能是“常胜将军”，总有成功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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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如何正确对待成与败、誉与毁却是关系到自身医德医风的问题。我的体会是：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优点，改正缺点，获誉思过，闻过则喜，不慕虚荣，但求真理。
一九三百年夏耿之交，曾去武昌为友人救冶垂危之证。当时，病者身热不退，神志昏糊，头摇俯语，夜不安睡，使闭尿赤，口干少饮，脉沉弦，舌质干，苔淡黄，口甜。前医一派寒凉，犀羚每方都用，而病反进。我断为湿用脾机，改用温胆J JⅡl睐，一剂安睡，再剂热清，大便如将，人事清醒。居一周而返，友人赠以诗轴：“缠绵病档扁仓来，着手成春马上催，不敢殷勤留小住，万人翘苒’望君回。”而我只把它看作是患者对我的鼓励，想到的是自己的天职：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以求深造，为更多病人解除疾病痛苦。
术来是过去和现在的延仲，但是，过去和现在并不等于未来。虽然我已老了，昔日的所学获得了点滴的已知，而面临的中医现代化将是任重而道远，必然会遇到人量的未知。我迫切需要的是“学习，学习，冉学习”。我也希望并且深信广大青年中医和西学中的有志之’．【：，一定能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实现中医现代化，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
(本人口述，孙光荣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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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医的点滴体会北京中医学院教授  刘渡舟
【作者简介】  刘渡舟(19
17～)，辽宁营口县人。毕生致力于《伤寒论》的教学和研究，成绩卓著。主要著作有《伤寒论通俗讲座》、《伤寒论选读》、《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白话解》等j此外，还主编过垒国试用中医教材《中医基础理论》等。现任北京中医学院古典医著教研室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常务蚕员等职。
在旧社会，师带徒的方法因人而异，大致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老师采用浅显的读物，如《汤头歌》、《药性赋》、《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等教材，向学生进行讲授，并要求记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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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凡是用这种教材的老师们，儿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偏重传授自己的经验为主，而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讲授，则重视不够。因此，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侧重于临眯，而忽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第二利-，与以上正好相反，老师在启蒙教学阶段，就以四部经典著作开始。他们的主张，和《千金方·大医习业第一》的精神遥相呼应。所以，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地讲，理论水平较高，而且基础也打得牢固，有发展的潜力，故被历代医家所拥护。
清代的医学大师徐灵胎，在《慎疾刍言》一文中指出：“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略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他说的汉唐以前之书，指的是《内》、《难》等经典著作。可见，徐氏也主张先学经典著作为学医的根本。
我是怎样学起中医来的呢?因为我体弱多病，经常延医服药，而接近了中医，并以此因缘加入了中医队伍。我的学医老师，在营口行医为主，他收了三个徒弟，我的年纪为最小。当时我学的中医课程，现在回忆起来，大体上分为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两个阶段，共花费了六年的时间。
在理论基础阶段，学了张、马合著的《黄帝内经》、《本草三家注》以及《注解伤寒论》和《金匮心典》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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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曾读过几年私垫，古文有点基础，所阻，文字方面的困难不大。但对老师所讲的医理方面，就存在很大的难题。记得有一次老师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的内容时，尽管老师讲得眉飞色舞，而我却象腾云驾雾一样了。
对中医理论基础，我学了整整三年。虽然对一些问题还有些艨眦，但把一些经典著作系统地学了一遍，这就对进一步学习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算是很大的收获。    ，
学列第四年，老师为我讲授了《医宗金鉴》中的临床课程，如“杂病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等。由于这些内容是用歌诀格式编写的，因之老师要求一边学一边背，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时为止。背书对我来说虽不陌生，但它很压人，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每天早起晚睡付卅辛勤劳动。
关于背书的问题，历来也有争论。。我的意见，倾向于应该背点书的。“医宗金鉴·凡例》中说：“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清，临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岂指出“背。是为了书熟，书熟是为了理明，理明是为了识清，识清是为了临床辨证。由此可见，《金鉴》所写的大量歌诀体裁，是为了人们的背诵和记忆，这也就勿怪其然了。
然而，中医的书浩如烟海，谁也不能～皆读。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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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有地区之所尚，或因师传之所异，而不能不有所选择。例如，南方的医家则多宗孟河派的费、马之学，而东北三省，则多把《医宗金鉴》奉为圭柬。
《医宗金鉴》这部书，原为清·乾隆太医院右院半Ⅱ吴谦的未成之著，后被政府发展，认为可以作国家的医典，仍指令吴谦、刘裕铎本昔‘酌古以准今，芟繁而摘要”的宗旨，存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修骁。大约又过了两年，于公元一I=四二年方始告竣。
金书共为九t卷，计分十一个科目。它与唐代的“新修小草》，宋代的“和荆局方》可以互相媲美而并驾齐驱。
徐灵胎评价此=珏有“源木《灵》，《素》，推崇《伤寒沦》、《金匮要略》以为宗旨，后乃障采众论，严其去取，不尚新奇，全无偏执”的美誉，也就i兑明了这部书的成就是非凡的。它不仅在东北三省发生影响，而且远及全国和东南亚各地。
在老师的指示下，我买了一部“医宗金鉴》。通过自己的学习，发现其巾的《¨证伤寒论注≯搜集了诸家之氐，参以己意，说理明畅，使人读之发生兴趣。
于足，我如饥似渴地埋片于《伤寒论》的学习。从这开始，方由被动的学习，变为主动的学习，丽向自学迈出了新的一步。
现在谈淡自学的问题。自学娃每一位科学工作者的必由之路。因为我们不能跟老师一辈于，嘘该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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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奋斗之路。
但是，自学必须讲求方法，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必要时还得有人指点一二。
自学也需要条件，主要的要有时间保证，要争分夺秒，爱惜光阴，要有必要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如果有上图书馆的条件，那就再理想不过了。
自学也有三忌。一忌浮：指自学之人，心不专一，不能深入书中，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一下，当然这种学习是没有什么结果可言；二忌乱：指自学之人，没有一个完整的学习计划和步骤，一会儿看这本书，一会儿又看另一本书，好象蜻蜓点水，这种杂乱无章，没有系统的学习，也必然学无所成；三忌畏难：指自学之人，在自学过程中，有的内容看不进去，发生了困难。殊不知，凡是自己看不懂的地方，也正是知识贫乏的具体反映。如果不以钉子的精神向难处深钻以求解决，反而畏难自弃，必然柱费一番心机，半途而废。记得古人鞭策人们学习，说出许多的格言和警句，如什么“石杵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啦，“精神一到，铁石为开”呻j，“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啦，部说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只有坚持学习而不鼹难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术着这种精神，我刻苦自励，寒暑不辍地学习中医知识。我阅读了很多的医学名著，如金、元四家和清代的伤寒注家和温病学家以及明、清其他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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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使我眼界大开?学识随之不断提高。
在这里，我再谈谈学与用的关系。学中医理论，日的是指导临床去解决防病和治病的问题。困此，在学习中就贯穿一个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清人陈修同为什么主张白天看病、夜晚读书呢?不过是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罢了。我很喜欢《三国演义》舌战群儒时孔明对东吴谋士程德枢所讲的一段话，他说：“若夫小人之播，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发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孔明在这里嘲笑了那些读书虽多，而不成其经济学问，尽管终日吟咏，而于事实无所补的人。学习中医也最忌纸上淡兵。应该看到，不论任何一家名著，也都有一分为二的问胚，也都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在实践中发展的问题。如果离开实践，就很有可能造成盲目的崇拜，或者粗暴地加阻否定。对这种学风，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以《伤寒论》来说，它是一部公认的经典巨著，是中医临床的指南。但由于医学的不断发展，临床资料的大量总结，我们发现它在叙征方面有的则过于省略。例如，五个泻心汤的“心下痞”是以无痛为主，但从临床上来看，痛的与不痛的两种情况皆有。这是事实，用不营大惊小怪。
另外，心下痞，还可出现心下隆起一包，形如鸡卯太小，按之则杏然面消，抬手则又随之雨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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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包起伏不定，中实无物，不过气的凝聚或消散。所以，也管它叫“心下痞”，而不能另叫其他的病名。关于这个特殊的心下痞症候，也没能写进书中。
我认为通过临床实践去验证理论的是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为此，我想把《伤寒论》存在争论的两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
一个是六经的实质墙否与经络有关，一个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是去佳还是去芍。这两个问题向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多是从理论上进行了辩沧，而在临床实践上则很少有人加以说明。为此，应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以求得到问题的解决。
(一)穴经与经绍是否有关有一年，我在天津汉拈农场巡诊至北泊的一户农民家中，恰巧这家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发烧而且头痛。试其体温3g．6。c，切其脉浮，舌苔则薄白而润。乃直告其父：你的孩子患的是风寒外感，吃一服发汗的药就会好的。其父说村中无药，耍中药须到总场。惟时已午后，且交通不便，只有俟于明日。他又说：“先生为何不用针灸治疗，而何必用药?”他不知道我对针灸并非所长，姑应其请，以慰其心。于是，为针大椎、风池、风府等穴，而实未料定能效，然令人惊奇的是针后患儿竟也了逢汗，热退身凉而病愈。
我本不是针灸医生，因为到农村，诊箱内备有一
套跃针，以为偶尔之需。至于我的配方选穴，是遵照《伤寒论》的“先刺风池、风府”和“当刺大椎第一问”的精神进行的。
通过针灸发汗解裘的市实告诉了我，太阳q经络的戋系是多么的密切!再重温足太阳晴眦经络嘀下项，行于腰脊和“太阳、三阳也，其脉连风府，故为诸阳主气”的一句话，是悦得多么中肯。
循经取穴的方法，经在前而穴在后，所以有穴必百经堵的存在。太阳主表的关键，在于它的经络行于背后而连于风府，故为诸附主气。以此推论，刚经府相连以及膀胱为水府，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故有“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气津皆行于表的说法。由此可见，太阳，实际上是膀胱与经络的概括，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名称。这就是中医的传统理论。否!i!IJ，那就违背了中医的理论，而实为中医之所不取。
(二)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的争议《伤寒论》第28条的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医宗金鉴》认为去桎是去芍之跌。从此，遵其说者火有人在，形成了去桂和去芍的两种观点而纠缠不清。我想通过以下两个病例，证实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确实无误，使这个问题得到澄清。
1．陈修同在清·嘉庆戊辰年问，曾治吏部谢芝田先生令亲的病。症状是头项强痛，身体不适，心下发满。『n3其小便则称不利。曾吃过发汗解表药，但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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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汗，反增加了烦热。
切其脉洪数。陈疑此证颇似太阳、阳明两经合病。然谛思良久，始恍然而悟，知此病前在太阳无形之气分，今在太阳育形之水分。治法，但使有形之太阳小便一利，使水邪去而气达，则外证自解，而所有诸证亦可痊愈。乃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目硅一剂而瘥。
2．我校已故老中医陈慎吾，生前曾治一祗热不退的患者，经他人多方治疗，丽终鲜实效。切其脉弦，视其舌水，问其小便则称不利。
陈老辨此证为水邪内蓄、外祁阳气、不得宣达的发热证，与《伤寒论》28条的意义基本相同。乃疏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三剂小便畅利，发热随之而愈。
通过这两个治例，完全可以证实六经和经络脏腑有关，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也是没有错误之可言。
趁此机会k我想顺便淡谈如何学习《伤寒论》的问题。
学习《伤寒论》应先打好一定基础，其中包括学好《内经》中的阴阳辨证思想和方法，以及学好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知识。同时把《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和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学荫吃透，并要背诵如流，牢记不忘。这是第一步。’
在这个基础上，再看白文(指不带注解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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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B原文，是以条文形式写战。据赵开美复刘的宋水《伤寒论》有398条之多。《伤寒论》既然用条文表达辨bE论冶的思想方法，因此，学习《伤寒论》就有一个理解条文和条文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而为基本要求。
应该看到，《伤寒论》398条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在条文之间，无论或显或脖，或前或后，彼此之间部是有机的联系着。
作者在写法上，充分运甩了虚实反正、含蓄吐纳、参证互明，宾主假借的文法和布局，从而把辨证论治的方法表达无余。
由此可见，学习《伤寒论》先要领会条文和条文排列组合的意义，要在每一内容中，看出作者组文布局的精神，要从条文之中悟出条文以外的尔两，要与作者的思想相共鸣。这样，才能体会出书中的真实意义。
白文最少看它四五遍，并对其中的六经提纲和一百一十三方的适直证都熟背牢记方有妙用。在这一阶段，可能感到枯燥无味，那也无关紧要，只要坚恃下来就是胜利，这是第二步。
在熟读白文的基础上，然后就可以看注了。《伤寒论》的注家不下数百之多，看哪一家为好呢?在认识上也不一样。我以先看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为好。因为成注的优点是在学术上不编不倚，以经解
"，
论，最为详明，说理比较中肯。成氏写的还有《伤寒明理论》和“方解》两种书，同《注解伤寒论>)鼎足而立，缺一不可。所以，在看成注之前，这两种著作也应认真地看一看，才能对它选写的五十个症侯，在定体、分形、析j正、辨非等环节上育所认识，以加强辨证论治的方法和运用。
成氏三书读完后，可以看看徐大椿的《伤寒论类方》、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尤在滏的《伤寒贯珠集》。
以上的三位注家，在伤寒学中影响很深。他们的注解，或以方归类，或以证归类，或以法归类，角度不同，而殊途同归，可以开拓思路，实有破迷解惑的作用。
柯注的优点，从原则上讲，他指出了《伤寒沦》不专为伤寒一病而没，而六经辨证实能统摄百病。．他的话卓识灼见，而能jj仲景的思想相共鸣。他的不足之地，误把经络解为经略J又别开生面将《伤寒论》的太阳膀胱经当作心阳来论，未免牵强附会，有失仲景之旨。
尤注的魄力似逊于柯，在文字方面也不及柯氏的笔墨纵横淋漓尽致。然而，尤氏得马元一先生的真传，构思精辟，言简而眩j对脏腑经络、气血荣卫之理与正邪变化之机，上逮《内》、《难》，下历百家，而极见功夫。他比柯氏更为扎实，惜乎人之不识也。
此外，如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辩》、钱璜的《伤寒渊源集》，皆是知名之酱，亦可加以涉览。
以上几个专著读后，可以再看一点综合性的作‘^，其中应以日人月lI波元筒著的《伤寒论辑义》为理想。这是第三步。
通过卜述的三个步骤，而又能坚持到底，对《伤寒论》这部经典著作也就可阻蜕学的差不多了。
我讲“伤寒论》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但现在箭起课米，还有可学的东西，还可筮现自己在认识上的错误，可见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是难以蠡测的。为此，对于读这率书的人来说，研不可浅尝辄止，亦不可略有所获，便沾沾自喜而停顿不前。
归纳一下我以上所讲的内容：那就是学中医先从学习经典著作入手，不要怕难，要有一点精神；二是对于中医学的原文和汤头、药性及歌诀，既要明其义而又要背其文。不背一点书，是没有工夫可言的j三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被动学习中解放出来，自学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一生奉行；四是要树立学用结台、学以致用的优起学风。这对中医来说更为重要。、，T，
学无捷径贵在有心——如何学习中医之我见成都中医学院医学系副主任，教授  彭履祥
【作者简介】  彭履祥(19
09～)，从事中医临床和教育工作五十余年，治学严谨，医理精深，善于治疗疑难杂证，对中医疫饮学说和调气开郁理论独有见解。著有“中医痍饮学说及其临床应用》、《调气法的临床应用》、《从一些疑难杂证的治疗看中医辨证施治的重要性》、《彭履祥验亲解惑记要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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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此生，涉迹医林虽已五十余年，却无多少成功经验可言。但在曲径多妓、碰壁受挫之余，也常得到启发，偶尔竞有一鳞半爪的心得体会。为了共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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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如何学习中医的问题，不揣浅陋，聊当汉途老屿，谈淡个人的认识，谬误难免，敬请指正。
五十春秋嘲旧踪
我生长在一个世代中医家庭，祖父、叔父、舅父、岳父郜是中医。在族亲的影响下，对济世活人的医学，逐渐产生了爱好。但在我尚未丌始学医时，祖父、叔父相继去世，两年之间，全家七口，相继病死者五人。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使我二十岁时毅然放弃私塾教育工作，立志学医。所幸，舅父徐立三是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名重乡邑的老中医，念我志诚心切，允于从学。但命我先读医书_卜年，而不必急于临证，并开列了一夫堆必读经典及应浏览的医籍书目。从此，我一面奔波于生活，一面拚命昔读硬肯。
开始一段，越读越糊涂，常被一螳名词术语难住。由于当时参考书籍有限，很多内容只能囫囵荐下。五年过去，熟读了《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原著，同时读了一些名家注释，如张志聪《灵素节要》，张世贤《图注难经》，尤怡《伤寒贯珠集》、《金匮心典》，柯琴《伤寒来劳集x，陈修园《伤寒论浅注"、《长沙方论》、《金匿要略浅注》、《金匮方论))等，其他如《濒湖脉学》、《医门法律》、《医方集解》、《金匮翼》、《温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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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温热经纬》、《张氏医通》、g医宗金鉴》、《时方妙用》、《时方歌括*等也都涉猎过。这样，逐渐掌握了较为系统的中医学基_术知识，对许多初读未能理解的内容，也逐步加深了理解。老师提前同意我进入临证学习。开初接触病人，感到无从入手，实际病汪，与书本难以对号，似是而非，不易抓住纲领，更啦彼此鉴别。辨证立法，遣方用药，亦无定准，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老师知道的东西，自己有许多不知道，这就促使我进一步广泛阅读各家论著，涉猎各家医案医话，增加临床知识，提高理论认识和临床实践水平。经过三年随师临证学习，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了较大的收益，所读理论渐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临床运用也能灵活自如，不再问津无路了。此时才深感以往熟读硬背的大量功夫，并非自费气力。后来马齿徒增，记忆减退之年，读书虽然易于理解，但却难以牢记。相反，早年熟读的理法方药内容，不仅长期不忘，随着反复运用，认识更能不断加深。这种学习方法是先师所坚持主张的，名之日：“由深出浅法”。他非常反对学医伊始，就上临床，以图速成，或只读一点浅显实甩的临床医书，不求深造。他认为，这样学医，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则不可能达到医理精深，1临床更难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只能成为不谙医理，学识肤浅的庸医。先师常以自己的学医经历和所走弯路启发我们：他少年时代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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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老师不主张多读医书，仅使学生随其应诊配药，理论知识很少讲授，听凭学生自己浏览选读，随证年余，收效甚徽，书读不进去，体会不深，开卷了了，闭卷茫茫。第二位老师则主张认真读书，指定背诵，熟读火量古典医籍，花了几年时间，熟读了《内》、《难》、《伤寒》、《金匮》等书。但是这位阱研究儒学为主的老师，理论脱离实际，不善于临证医疗，所授理论，仪从纸上谈兵，较少临床体会。最后从学的第三位老帅，既肯定以往认真读书是正确的途径，又指出博览不够，缺乏对脉学、温病学、时病学等方面的学习，尤其缺乏临证运用的技巧训练。这样，继续再读一些有关书籍，并经老师在实践中指点启发，收_莜诜大有长进。先0巾回忆浣：“我学医虽有决心，读书也能刻苦，记忆力亦届较强，但若没有正确的学习方法，没有名师指点，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先师在自办医学教育活动中，对儿十名学生提出了三条原j』j0
性要求；一是耍有较高的古文眯平；二是先娶专心熟读指定的经典和临床医籍，不许过早随师临证；三是临证学习，要求注重理法的活用，不得随意抄录一方一药。对于学生临床中提出的理法方药的不妥之处，他总是一一纠正，并指明理论根据在茉书集卷，令去自读，加深体会。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是老lJ币从亲身体验中总结出米的，在他门下从学的学生，凡能照此施行，都学得比较成功，确实培养了一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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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懂得中医的人才。再从历史上看，古代许多名医，大多通骁经典医著和系统的中医理论。很多有独创的医家，也正是在前人所积累知识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固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将理论与实践截然划分阶段，也有它的缺点，不利于快出人才，而在理论学习阶段，由于选择和鉴别能力较差，必然形成兼收并蓄，浪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学习条件不同了，要求应当提高，理论和实践应恰当结合。尤其临床课的学习，要一面读书，一面临床，收获就更大，理解就更快。但坚实的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基础理论，必须反复揣摩，加深体会，甚至死记熟读才行。因为读熟才能深刻体会，领会才能终身不忘。
涉迹医林无捷径
凡一门学问，要想学懂它，精通它，必须下定决心、全力以赴，才能达到目的。何况中医学原是文辞古奥，理论精深，涉及面很广的自然科学，初学者若无坚定的意志，百折不挠的决心，虽有良师益友，也难真正入门。或见异思迁、半途而废，或仅获皮毛、技艺平庸。我曾见到，随先师门下从学者，先后不下三、四十人，但学就功成而有作为的却为数不多。我国占代多数医家，他们之所以有成就，并非学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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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优越，或者偶逢捷径、一鸣惊人，或者得到什么秘方绝招。相反，他们大多数的条件都不大好，例如，在温病学研究方面有显著成就的吴鞠通，是完全靠自己的刻苦钻研面成功的。东汉医家张仲景也并非天生的“医圣”，而是固为“感往昔之沦丧，伤磺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出了《伤寒杂病论》不朽名著。清代名医尤在净自幼家境贫寒，但由于自己的刻苦钻研，勤奋攻读，终于在医学和文学上达到了较高的造诣。现在，我们有了较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但要真正升堂入窒，我认为必须培养和树立四“心”：
(一)民族自尊心中医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独创的、与西医学完全不同的一整套医学体系，它的理论是建立在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以阴阳五行学i兑为其指导思想，以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观为其出发点，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学说为其理论核心，以医疗实践为据，以辨证论治为治疗原则，经过数千年的不断实践和总结提高，流传至令，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在中医学特别是部分古代医药学书籍中掺杂了一些糟粕，但这和其他科学一样，不应当特别非议，不能吹毛求疵，更不能以此断定“中医不科学”。解放前，由于反动官僚买办的统治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他们确实曾以此为借口，千方百计扼杀、取缔和消灭中医，在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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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之所以能坚持学下去，并克服种种困难，进成都“四川国医学院”继续深造，正是由于民族内尊心所驱使。当前，保质保量地培养中医人才，建立一支名副其实的中医队伍，发掘整理宝贵的祖国医药学遗产，逐步实现中医现代化，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后裔，特别是年富力强的青中年同道，更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二)救死扶伤心学医的目的，是为了救死扶伤，保护人民继康。因此，必须从解除伤病员痛苦出发，激发自己的事业心，认真学习，精益求精，掌握真实本领。历史上许多医家，多在“感往昔之沦雀，伤横天之莫救”的严重现实面前，认识到“医乃身之性命之学，坐而言，即当起而行”的重要性，激起“博览群书，寝食俱废”的学习精神。而要想胜任“人之安危系于一医”的重大责任，必须深入细致，刻苦钻研，具备真才实学。反之，将学医视为儿戏，马虎敷衍，或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就有贻误病情、草昔人命的危险，致使病者“不死于病，而死于医”。不能错误地认为“中医药的运用要求不严，不易出医疗事故。”若辨证不明，多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轻则无效失治，重则有饮药而人暖之虑。故前人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指}白虎入口，寒极必亡”等警句，何况中药也包括不少毒剧性烈之品，更不可妄投乱用。
(三)恒心iL子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朱熹解释；“医所以寄生死。”可见古人对医学的要求是很高的。孙中山先生说：“有恒为成功之母。”学医更是这样。要不断学习，点滴积累，活到老，学到老，切忌抱残守缺，固步自封。金元名家朱丹溪在功成名就的暮年，仍千里迢迢寻访葛可久．不耻下问，邀同会诊，以弥补自己针灸学方面的不足。明代李时珍跋涉万水干山，l 0芒持实践．广泛求教，历时四十二年，写…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清初江南名医叶天士，勤奋一生，拜师从学十七人，终于建立了“卫气营血”学}兑，开拓了温热病辨证的先河。综观前辈们走过的冶学道路可知，重视“恒心”的培养，乃是学习中医的基本条件之一。
不久前，有人来信征集“秘方”，而且说明要有“特效”。我实在没有万灵的秘方，我只知道方药是必须辨证运用才能取效的。有些人以为《医学一见能》、《医学五¨0》、《验方新编》、《医方捷径》、《汤头歌诀》这类的医方书籍，简单易懂，学了就能用。其实不然，这类书真能学通了也不简单，因为这些著作中反瞅的理法方药和整个中医学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文字方面提纲挈领，或儡再于具体运用而已。所谓秘方、验方，与其他常用方剂一样，既有其一定的适应症，电有其局限性，并不是一方治百病，更不能代表整个中医学术体系。因此，不能抱着“守株待免”的侥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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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去代替踏踏实实、持之以恒的努力。
(四)匠心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医临床治病，是这门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实际运情的艺术性两者的有机结合，这就有个“匠心”的问题。古代中医曾以技艺优劣、疗效高低而分为上工、中工、下工，除反映医理深浅、学识多寡的意义之外，很重要的方面是反映“工功”程度的差别。俗云：“知常达变”、“圆机活法’，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匠心”的总结和概括。历代不少名医，正是在熟谙医理的基础上，临证善于思考，变通匠心独到，运筹灵活，妙手回春，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推动了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仅从不少中医著名方剂的配伍、组织构思来分析，亦可体会先哲善于运用中医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匠心”之一斑。如九味羌活汤之用苓、地，归脾汤之佐术香，干金还魂汤麻黄、肉桂之合配，严氏乌梅丸合乌梅、僵蚕、米醋三味为一方，喻昌针对上脱、下脱活用参附汤二药之剂量，郑钦安当归补血汤所用之麦芽、葱白、酒，三化汤之用芜活，当归四逆汤中之木通，鸡鸣散中的苏叶，阳和汤内之麻黄，以及三因白散子滑右、附片同用，升降散的大黄配伍深义等等，此类例子，在前人经验中比比皆是，堪为后学者师以为法。先师曾用真武汤冶疗多汗及无汗两种病症，惧获显效，询其原因，竞从灵活增减自芍剂量而致。因此，治贵权变，重视“匠心”，是学习中医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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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读书习艺贵权变
陆士谔说：“读书难，读医书尤难；读医书得真诠，则难之尤难。”在这方面，前人介绍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作借鉴。多数医家的著作，在序言、凡例等卷首篇章中，往往首先谈到写作目的和阅读方法以及要读者注意的关键问题或内容重点，如陈修园的“读书十劝”。就针对如何读仲景《伤寒》、《金匮》而言j张璐的“医门十戒”是针对医生应具医德而言，徐灵胎对学医应读哪些书，提出了建议，但育厚古非今之弊，不必照搬。惟唐立三的《吴医f[讲》和陆士谔的《医学南针》等书所倡导的学习方法，比较完备和实用。他们分别提出的“读书四字决”、，读书十则”，确有见地，值得参考。综合起来，约有下述几点：
一日“信”。要学好中医，首先必须相信。陆士谔初学中医时，存在“中医不如西医”的思想，收获不大。后因自病咳血，服用西药转剧，延其师诊治，聆听“木火刑金”之理，服药速愈，才认识到中医理论是可以信赖的，读起中医理论就有些体会了。但内心尚有“中医学术偏于理想”，“西医学术偏于实验”的看法。
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渐认识到中医理论是很精深的，认病之细，在许多方面超出当叫‘西医}其阴阳五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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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确是有验的指导思想。从此，信心更为坚定，重读《素问》，收获迥然不同。现在我们学习中医，也同样存在一个“信”的问题，如果根本就不相信，或者半信半疑，那就淡不上认真读书和真正掌握的问题了。
二日“静”。读书要心静，有计划有秩序地反复诵读，潜心默索，知其然，更当穷究其所以然，不能企图省力，心粗气浮，但得一鳞半爪，就不求甚解。理解若有片面，则难深探奥旨。例如个人早年尝读《伤寒论》少阴病提纲云：“少阴之为病，脉微细……”初未静心细读，误将微细二脉混在一起体会，后读陈修园注云：“微者薄也，属阳气虚；细者小也，属阴血虚。”陈元蔚云：“心病于神则脉微，肾病于精则脉细。”互参体会，始得要领。
三日“细”。要善于剔除锚处，淘汰衍说，辨别讹字。更需扩大眼界，善于互参，求其正反，识其正旨，知其隅反。陈修园说；“读仲景书，当于无字处求字，无方处索方，才可谓之能读。”柯琴也说：“读仲景书，不仅知其正面，须知其反面，应知其侧面，看出底板。”这是由于仲景书多有引彼而铡此，因此而及彼，以及兜转、省文、前详后略等笔法，著不细心阅读，前后互参，是不能读懂的。其他古典医籍亦相类似。唐立三引朱丹溪紫苏饮加补气药治其族妹难产，是从读“痘胎饮”治疗湖阳公主难产案的反面悟出。吴瑭读《临证指南医案》，认出叶天士的青蒿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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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汤是从小柴胡汤小变而来，是读书善识反面的例子。我曾在临床教学中，用小柴胡汤治疗4E娠恶阻，同学认为效果满意。后同学们诊治一侧顽固性恶阻，再用则不效，邀我会诊。察此患者体甚壮实，面赤舌红，口渴少津，脉弦数，乃肝胃热盛阴伤之征，改用益胃汤获效，也是从反面辨证治疗收到的效果。赵献可创“水生金”的理论，是从“金生水”的对面悟出。认为肺主出气，肾主纳气。凡气从脐下上逆，此肾虚不能纳气。毋冶肺，当壮水之主，或益火之源，使金从水生。我常用人参蛤蚧丸治久疗不愈的哮喘而收显效，即从此理得之。唐立三读《素问·通评虚宴论》中“肠僻便血、身热者死，寒者生’一段，据吴岜解释：“孤阳独存故死。”唐氏从实际出发，认为肠游便血证中，只有阴气竭的身热不已，乃属不治；若表邪下陷于阳明，治痢药中加粉葛升胃气可愈；阴盛格阳．下血身热，虽属危证，亦有用温药而生者，不必洵泥于俱死之说，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凡是书中有总结性的论点，不能仅从片面绝对理解。如所谓“胀不死的痢疾，饿不死的伤寒”，若不识正旨，不明句读，滑口念过，就可能曲解原意。仲景在《伤寒论》，《金匿要略》中论述的救逆法，很多是针对疾痈医治不当而形成的种种坏证而设，使学者巩误治救逆的辨证治疗中吸取教训，启发思路。读=件须善于前后互参，临床亦应仔细研究分析病因、病史及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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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过，作为矫正认识、修订治则，正确遣方用药的根据。回忆四十年前随师诊治一“睁眼瞎”患者，双目不红不肿，似若常人，但不能见物者六年，屡经中西医诊治无效。先生诊视良久，询其病由经过，遂嘱写一桂枝汤全方，令服十二剂。我甚迷惑不解，经师分析：病起于风热小恙，目赤头痛，若阻辛凉轻剂即可外解，而医者投过剂苦寒，邪闭于里；另一医见苦寒不愈，改用辛温，又不效}继进补益肝肾之剂，致使外邪内陷，营养紊乱，气血不能上荣于目，故双目虽睁而不能视物，他无所苦，惟时微恶风寒可征，用洼枝汤外和营卫、内调阴阳。患者服之六剂，果然双目已能看报纸大字，恶寒消失，仍于原方增黄芪一味，继服十余剂而完全恢复视力。此是善于借鉴前失、辨识今证的例子。
书宜读活，切忌拘泥呆板。如仲景《伤寒论》，其理法方药，六经辨证，不可看成只能用于伤寒，同样亦可适用于其他疾病；《金匮*所论杂病治疗法则，亦可运用于所列病种以外的疾病。读仲景书如此，读其他各家著作，也应有客观而灵活的眼光。中医学虽有各家学说，但其基本理论是一致的。故病虽不同，病因病机相同，则辨证、治则即可互通互甩。
所谓“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即此而言。我在临床上常用温经汤治男子肝经虚寒之寒疝、腹痛j用百合地黄汤治心肺阴伤之瘿气；用仙方活命饮治湿热血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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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历节；1I}l黄鳝汤代替鲤鱼汤治疗脾虚水肿；用补中盎气汤加附子治疗牌气下陷，肺气卜逆，阳虚外感，或久咳遗尿症，皆能收到顶期之效。王盂英治百合病，因“百合无觅处，遂以苇茎、麦冬、丝瓜产、冬瓜皮、知母为方服之，一剂知，二剂巳。”说明书读活r，扩大了眼界，便能举一反三，运用白如。
至于剔锆、辨讹，去伪取真，也是读书必下的功夫。因书上的东西，不町能完美无缺，有不目丁合实际理论和片面、主观的认汉，有引证错误的。至于传抄、印刷之误就更多。唐立三举例李东垣把“损者益之，劳者温之”■沿，误为《内经*原文者}又如《病机十九条》中“诸痉强直，皆属于湿”一条的“晰”，“皆”二字，实欠准确恰当；再如张沽古说“暑必挟湿”，而王孟英则说“暑不挟湿”，二家之说，各执一端，均欠全面。读经典著作，对随文敷衍，牵强附会，不切实际的注释，不可亩从。如张景岳、平陈言的“胃疟起于饮食”的说法，张氏认为“凡先叫于疟，而后食滞者有之，未有不因于外邪而单肓食疟。”这是符台实际的评论。再如陈元蔚在论_枞实的功用时说：“枞实形圆臭香，香主枢，圆_丰转。”这币il解释过于牵强，不能置信。传抄，印刷之误，若不校正，一字之差，毫厘千里。当然，要做到发现错讹，鉴gq真伪，除心细眼明外，还在于见识水平的高低。
读书要讲求方法，临床学习也应选择正确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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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临床学习第一阶段的仃务和目的，是将所学的悖本知识印证于病人，将抽象理论运用于解释具体证候，从而以此指导诊断和治则。书本上的论述是经过条理化、系统化的，与临床实际不可能处处吻合、对号入座，所以就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疾病虽千变万化，但有其规律可循。症候虽千差万别，真假混杂，用四诊八纲细心诊察，结合分析，是能摒去假象，抓住关键，认清病证的。所以在临床学习中，不但要学习老师选方遣药，更重要的是要学习老师诊察疾病和立法选方用药的理论依据等。如果只知抄录一方一药，忽视了用理论去指导临床，可能就会成为以药试病或头痛医头的医生。有了一些临床知识以后，更须注意理论学习，用理论指导实践，再以实践来椅验理论正确与否。所谓灵活运用，是在大的原则法度指导下，选择最合适的具体方药而言。孙真人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孟轲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即是此理。
各家之长当汇通
选择必读书和参考书，是学好中医的关键。历代积累下来的医籍，可谓“汗牛充栋”，若不加以选择，不仅精力有限j而兼收并蓄，奠衷一是，收效也不好。因此，如何有重点、有主次、有计划地选读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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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藉，对初学者是至关重要的。
(一)以中医学院教材为基础全国中医学院统编教材作为学习入门的教材，对于在校同学和个人自学都较适合。个人认为，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修订的第=版统编教材较好，从基础理论列临床各科，基本反映出了中医学的本来面目，归纳了历代医学发展的主要内容，所采集的理法方药比较平正，学术理论观点较为统一，并以现代语言为主体编写成的。虽有小疵，尚不掩瑜。若能按先基础、后临床的次序，逐章仔细阅读，同时参读历代名著有关部分，通读以后，反过来再从临床到基础进行复习，收效就更大。
(二)选读参考医著不沧经典和后世医著，在通读的基础上，应重点选择其主要部分加以熟读，后世的注释则醴参阅为主，然而其中注释论述精粹，归纳全面的，亦可熟读。
《内经》，在通读的基础上，重点熟馥和详谈一些重要专论，如有关阴阳、脏象、经络、诊法、病机等。至于参读注家，可选薛生自《医经原旨》，简要易懂}徐灵胎《内经诠释》，扼要适用；张景岳《类经》，注释平正，分类周详，便于查阅，张隐庵、马元台等注家亦应合参}张隐庵编写的十二经络歌和经穴分寸歌等，便于诵读和记忆。
《准经》为解释《灵》、《素》之疑难而设问，结合《内经》学习，侧重记忆其理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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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除“平脉法”不必作原文读外，其余全部原条文应细读熟读，再选择理论平正的注释，作为辅导理解的资料参诚。该书注家很多，我个人认为，扣J琴的“伤寒来苏集R和陈修园编纂的《伤寒论浅注》及《长沙方论》比较乎正。后者既采纳其他几十家注释精缘平正部分，又有编者的按语和小结，为便于记忆，对每一方剂编写了歌括和方沦，不但简明易记，而且尽量将主治、大法、煎服法编入歌中，井将药物剂量、加减法等如实地编写进去，对初学者都是适用的。当然，注家亦各骨所K，各有不足，对于不恰当的意见，尽量省略和剔除。
《金匮要略》是论杂瘸证冶的专著，原文亦应熟读。但注家很多，可选尤住弪的《金匮心典》，其注释简明，可作入门向导；魂念庭的《金匮本义》，周扬俊、赵开美的《金匮二浇》，陈修园的《金匮要略浅注》及《金匮方歇》等替作，均可参读。其中精粹的论注部分应该熟读。
脉学和诊断学的专著不多，大多散在各家综合性的著述之中。《四诊抉微》、《医宗金鉴·网诊心法要诀》、《脉诀规正》、《濒湖脉学))、崔紫虚《四言脉诀》、黄坤载“四圣心源》、“黄氏脉学》等，都是较平正的专著，除重复的内容外，最好尽量多熟读。
温病学咀王盂英编纂的《温热经纬》、吴塘的《温瘸条辨》为主要必读-IS，包括条文和自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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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家和评论作为参考，如章虚谷《医门棒喝R、陆九芝《世补斋医书*，杨粟山《寒温条辨》等。
内、妇、儿杂病学的历代著述很多，以参阅为主。
对有概括性的临床摹础著作，如《医宗金鉴》的“杂病心法”、“妇科心法”、“幼科杂病心法”、“外科心法”等，具有提纲挈领，尽黾全面概括，理法方药齐备，歌括易于诵读记忆等优点，可作为熟读的l饰束基本书籍。参阅书籍很多，择其要者读之。直¨《诸瘸源候论》是较早的病因症候学专著；《千金方》、《外台秘要》是汉唐以来医学发展的大成，尤其《千金方》记载了不少新的发现和发展，如对虫类药的认识和运用等。金元诸大家对医学的几个方面各有刨见，如张子和《儒门事亲Ⅺ长于汀、吐、下三法的运用j刘河问《河问六书》对火热证之瀹疗；求丹溪《丹溪心法》、《脉因证治》，不仅对阴虚学说有得，而刘“郇证”、“痰证”的研究认识尤有独到之处。又如李东垣对脾胃阳虚、中气下陷的病饥和辨证论治有新的发明，《东垣十=¨》贯穿了他这一思想。明清以来，如除春甫的《古今医统*、张景陪的《景岳垒书》，几论牲理论和Iff}i床方面，都较全面地阐发和总结了前人的学术经验，尤其后者对阴阳偏颇、水火失济为病的机理和救冶法，研究较为深入。王肯堂《证治准绳》是一部较丰富的临床治疗学，既有理法，又有方药。张石顽是一位学识渊博、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家，所著《张
T，氏医通》，理论联系实际较密￡J】。徐灵胎《医学源流论"、《杂病源》都是较好的临床基础专论I《慎疾刍言》、《洄溪医案》是他的医话医案专著，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临床指导意义；《兰台轨范》是杂病治疗专著。喻昌的《医门法律》，既有精彩的医案医话，又有杂病证治和鉴制诊断方面的独特见解，理论精辟，阐发透彻，理法方药严谨。林佩琴的《类证治裁》是简明扼要的临床参考书。李用粹的《证治汇补》，丹波元简的《杂病广要》，都是汇集前人各家精华，条分缕析，既精且详，前者还补上了自己的见解。尤恰的《金匮翼》也是较出色的临床著述。
咀上著述，都是较好的参闽书籍，虽各有特点，然与中医基本理论并无相悖之处，而其特点，正是各家之长，学者尤宜重视。
中药、方荆学，既是基础，)己是临床，可放在基础和临床课之中安排学习，选读易于诵读牢记的书，药物方面可读龚之林的《药性赋》或张洁古的《药性赋》等著作，参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  张璐的《本经逢源》等。方剂学可选读汪切庵的《医方集解》，陈修园的《时方歌括》等，加上《伤寒论》、《金匿要略》、《温热经纬》、《温病条辨》、《医宗金鉴》等书中的方剂，基本能满足需要。
其他医案，医话，散在各家著述中，亦有单独论述者。如喻吕的《寓意草》、徐火椿的《慎疾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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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溪医案》，叶天土的《临证指南医寨》，其他还有江灌汇编的《名医类案》以及后来各家医案、医话等著不步，均可浏览。但在读这些医案专箐时，必须在具备一定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知识以后进行，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另外，应多选读彳丁论仃案的书，如喻嘉言的《寓意草》、“先哲格言》之类，读后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阻然。当然，上列医籍，恨其ep一部分，还有不少参考书，若精力许可，不妨多选。
(邓中甲、彭介寿记录整理)"，
医林四十年浙江中医学院院长，教授  何1，壬
【作者简介】何任(1920
～)，浙江杭州市人。医学得自家传，并卒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解放后，潜心中医教育事业，历任杭州市中医学会会长、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浙江中医学院院长、浙江省人大常委等职，桃李遍于浙江。对于中医经典著作，特别对《金匾要略》有较精深的研究，著有《金匮要略通俗讲话》、《金匮要略浅释》、《实用中医学》、《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白话解》、《何任医案选》等。
作为我这样虽不很老但已年逾花甲的中医来说，谈不上有什么惊人的治学经验，但是从上学校、学医、临诊到教学，确也从一条不平坦的道路走过来。
能够真实地写点下来和青年中医共同勉励，深感非常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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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陶冶  奠定学医志趣
“做一个医生，要有一颗赤心。道德品行要高，学识要渊博。”这是我父亲从小经常教导我的活。父亲是一个从儒而医，在杭州颇负盛名的医生。当我成年时，他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丁。他善良、刚直、博学、爱国，不但善医而且精于诗词、书画、文学，也学过新的科学知识。我在这样的庭训之下，从中小学时起就同时读一些《沧语》、《盂子》、《火学》、《中庸》、《汉书》、《史记》、《li文现止》以及《本草备要》、《药性赋》、《汤头歌》、《跌学心悟》等书j得空也看一些章回小说和杂书，如《闭微革堂笔记》、《两般秋雨嘻随笔》，《子不语》、《秋水轩尺牍》、《酉阳杂俎》之类。总之，几乎f{‘么都要看一下。家庭陶冶，使我喜爱沉静，然自有读书人寥落之感；亦怡情于I【j水，但并不沉浸在湖光山色之中}虽酷爱诗词，而所作寥寥，如此而已。
在自学中，对历代医家有关医学德性的牧导，如《千金方》之”论大医习业”、“论大医精诚”等几篇关于医德方面的史章，更是拳拳眼府。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指出当时医生的缺点为“感往许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而提出应蕾莪“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古今医统》谈到“范汪，性t：爱，善医术，尝以诊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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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褚氏遗：f；》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jE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寐洁淳良不可信也”，《医统》讲到“庞安时为人治病，十愈八九，轻财如粪土，而乐义耐事如慈母”，“程衍道儒而兼医，其医人也，虽极贫贱，但一接手刚必端问详审，反复精思，未尝有厌怠之色”。这些教导，对我影响很深，决心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学医、行医和自学
芦沟桥事变后，淞沪战事发生，日本侵略军将战火烧到浙江。西子湖噼的静谧打破了。我家被迫避寇难到浙东，经严州(建德)而至山城缙云乡间。由于求学心切，我离家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对一个首次出门的青年来说既陌生又迷惘。这里风糜一时的是《何日君再来》的歌声，广告牌上是《三星伴月》一类所谓“软性电影”的彩画，眼睛里看到的是闪烁的霓虹灯光和花枝招展的行人，真是红灯绿酒，纸醉金迷，锦绣丛中，繁华世界。伺曾有人想到，正是这个时候，祖国的大好河山正被敌人糟蹋蹂躏!我这个离家千里的穷学生没有被这个花花世界所左右，一到上海就日夜复习在家学过的中医功课；当从报上看到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招生的广告时，便毅然决定报考二年级插班生。考试课目除了一般文化课程外，中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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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伤寒论》六经提纲及其证治的发挥。不久，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高兴地将录取消息函告家人，随即进入了中医学院学习。当时学枝不管住宿{因为穷，只肓住在里弄中十几平方的小楼里。而自己规定整天除上课外自学在十几小时阱上，方法是；①自备参考书读，@到幽书馆僧阅医书读，⑤到老IJ『5处请教并记录下来。这样起蚺睡晚，度过了“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学生生活。
据记忆所及，当时上海新中国腻学院的学习课程一年级是医经、医史通论、中药、方剂、国文等课程j二年级是医经、中药、方剂、国文、伤寒杂病、温热病等等j三、四年级是伤寒杂病论、温热时病、医化学、药化学、生理、解剖以及中西医各门临床课程。教师都是当时在上海有名的中西医师，教材系主讲教师自己编著，有的铅印、有的油印。例如医经教材是以选择《内经》重要原文辑成，而《内经》原书则作为学生自已的参考读物。由于学校设在一卜海的“公共_租界”之内，校舍并不宽敞。现翻阅了手边仅有的该院第四、五掘毕业纪念刊，其中有研究院、余庆桥附属医院、药圃以及病房、内科室、化验室i手术室等照片。这个中医学院和当时仅有的另一、二处中医学院(校)都是热心于巾医事业的老一辈名中医私人集资创办的。他们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迫害F惨淡经营。这种维护中医教育事业的坚毅精神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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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至今还是我所崇敬的。
当时学院对教学实习役做过分具体的安排，基本办法是由学生自己联系进行。一般多根据学生各自的爱好专攻，到教课教师诊所实习，亦可自己选择到熟悉的名医处去抄方。因而，在教学实习的时期和空闲我也跟当时名中医临诊抄方，几乎放弃一切休息。我跟的老师们有的专长内科时病，用药轻清灵活；有的擅长女科，善治崩滴带下，有的是负盛名的儿科，善用温热并重镇药j有的专理杂病，能解除疑难病证。
这些老师各有师承，都是学有专长。从他们的学识经验到对病人的认真负责的态度至今还历历在同。由于感到对传染病知识少，也曾在西医内科名医那里亲自侍诊过。记得有一天，一位母亲带一个三、四岁的病孩就诊，孩子发热咳嗽、气急音哑，老卿测了体温，看了咽喉，又让他去化验室做了检查。然后胸有成竹地问我：“你看这是什么病?”我端详了一会，看到小孩咽部有白膜，并气促有犬吠样咳嗽。发热不是很高，而当时外面又有白喉流行，根据这些情况，我大胆地回答；“很象是白喉”。老师高兴地点了头。自此老师常让我去那里学习、请教。毕!啦实习时，家里是祖传中医的，可以在自己父兄处实习，承受其学术专长，结束时到校参加考试，并将毕业论文送院审评。我在学习了沪地诸老师经验之后，就回家随父侍诊实习。
当我毕业的时候，抗日战争尚在艰苦阶段，祖国哀鸿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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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浙东各地除遭敌机轰炸外，且疾病流行，诸如天花、鼠疫、疟疾等烈性、急性传染病随处可见。在这种环境里，我这个初出校门曲青年中医，除了消化在学校学得的知识和请教父辈以外，主要是加紧了自学。当时手头书很少，只骨几奉如《麻疹集成》、《类证治裁》、《傅山女科》、《临证指南》、《时后方》、《世补斋医书》、《六醴斋医书》、《证治准绳》、《垒汉医学》等等少毋的学习资料。为了对古籍进行较深的研究，费了较多的代价，买到了一些版本较好的《脉经》、《金陛要略》以及其他古医-1；的手抄本。那时，我没有其他的消遗嗜好，有空就看书，一有体会辄加记录，一有治验就加分析。这样，我看过的医书渐浙多起来。而自学是主要的。
工作、学习、看_病之余，我曾将平时零星的读书笔记学习心得，逐步收集整理，写成“实用中医学>)等若干种书，当时作为对“遥从”学生的幽授教材，曾于一九四七年起陆续印刷出版。
培桃育李甘苦寸心知
一九四九年五月，杭州解放，中医事业恰如枯木逢春。由于党的中医政策的贯彻，不久成立了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结束了反动统治让中医自生自灭的政策，把培养中医、提高中医纳入国家教育事业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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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这是使我们中医工作者终身难忘的一件大喜事t人人感觉学医有奔头，治医有方向。一九五九年，中医进修学校扩建为浙江中医学院，国家的宏规硕划，使中医后继有人。由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担任杭州市早期的中医协会负责工作后，又主持中医进修学校，直到负责中医学院前后近三卜年，培养的进修生、函授生、本科生，西学中班等共有数千人，做一些讲课、听课、带实习，并参与一系列教学工作，在实践中边教边学、边学边教，从而收到“教学相长”之益。
古人说：“卜年树术，百年树人”。我尝认为“百年树人”的大事业不能仅仅限于教学工作。因此，腺了教学之外，还注意引导教师加强书本知识和业务本领。负责学校工作的，既要教学生，也要和教师一起做到以身作则，刻苦地钻研业务。基于上述观念。我在一九六二年，总结治学经验体会，写出《谈治学》一文，发表于当时《浙医校刊》。发表后，在学院教师队伍中，引起反响，教师们多以钻研本课业务，教好学生为己任，治学蔚然成风。一九六三年，还组织各教研组教师总结各门课的教学经验，并印成专辑。学生中，从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各级中尖子人才辈出，共庆后继有人，这是与教师刻苦教、学生刻苦学分不开的。而我这身负教学专职的主持人，目睹此种好教风、好学风的迅速成长，喜悦的心情确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回顾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七这二十个年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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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治学也身体力行，不暇自逸。白天有教学任务及会议，往往静不下来，故备课和自学多数安排在清晨及夜晚，有时常到午夜，电惟有这两个时间撮宁静、最受用。前人有“夜卧人静后，早起鸟啼先”的诗句，对照当时情景，体会实深。
令人痛心的是，十年动乱时期，我省中医教育事、Ik遭到空前灾难，举国混乱，我省尤甚。学院撤销，校牌丢在柴间里，大部分教师关在“牛棚”里，我则因为是院长，叉发表过《谈治学》，所受苦难，自不待言。本为党的教育事业而谈冶学，却为了《谈治学》而倍受迫害。十年浩劫中的“风雨如晦，鸡呜不已”，对我来说，的确是“甘苦寸心知”。
劫后此生再接再厉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一九七六粉碎“网人帮”以后，浙江中医学院恢复了。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下，省委给我院派来了得力干部，我重任院长，有决心再振校风，不惜鞠躬尽瘁，和全校干部教师刻苦奋战，使学校成为出人才、出成果的基地，誓把学校在十年浩劫中所遭受的损失夺回来。首先适当增加招生名额，鼓励教师在教好课的前提下著书立说，做好“传道、授业、解惑”的各种示范；其次，创办《学报》，在学术上树立校际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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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以本人来说，坚决不脱离教学第一线的工作，教本科班，教西学中班J讲《金匿D课，讲《各家学说》课，医疗上每星期安排一次门诊，并组织垒院老中医采辑各自治案编成《老中医医案选》，已印行成书。在著述方面，在五十年代所编写《金匮要略通俗讲话》的基础上，结合近几年课堂教学资料，略加深广，写成《金匮要略浅释》，对《金匮》原条文作了注释，关于《金匮》方应用于临床的治验，也适当地写进去I还写出《金匮便读"，作为初学“金匮》的指要’又与中基教师着手编写《难经浅释》，使古典医著从普及到提高，便于重点研究。更可喜的，我院一九七八、一九七九稿各专业研究生在各指导老师的分别指导下，对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和总结老中医的经验方面，都能深造有得，有的还有所发现，形势十分喜人。
老当益壮加倍勤奋
“老当益壮”这句话，是在《后汉书·马援传》里看到的，意味着老年人不能有衰飒感，应该发挥壮年人的意志和毅力。象马援这样“不服老”的精神和行动，我们是应当取以为法的。怎么“壮”呢?我认为应该从“勤”字上表现出来，即勤习：学，勤于做。
如何勤奋学习和勤奋工作呢?华罗庚教授一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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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午j月在浙江省科学火会上姻讲话，提出“戢”、“赶”、“干”三个字，我很钦l=i6l其有积极意义和实际作J刳，对我启发很大。
“敢”，就是解放思想，敢于破前人框框，敢于刨新，敢于怀疑前人所作曲学术理论是不是完全对，所编注曲方式方法是不是完全好。例如，《伤寒》、“垒匮》的编注本这么多，陈陈相因的十之七八，推阵出新十仅二、三j方式除口人汤水求真两书台铜，侧重方证治验以外，几乎极少新裁。我的想法和做法，应该有方证治验来观明《伤寒》、《金臣》条文，更为接近实际一些。
“赶”，在科学方面米|兑，就是要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医学无吐界先进水平可超，那只有从继承发掘古医学说来超越前人。“今胜昔”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一代新人胜古人”的具体表现。最近全国有许多译释卉典医著的新作，使深奥而有用油东西通俗化一些，从继承而达刮赶超古人。
“千“，就是埋头苦干，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华老有“苦干、实干、}弁命干，党员木色”的提法。诚然，搞教学及医疗工作，更要实事求是，讲实效，否则必然教不好课，治不了病，对自己的学业也是浮的。所以我主张脚踏实地地干一辈子。
杏林春暖忆旧迹：赫：毒麓；周凤梧中华全国中医学台理事  。～、Ⅲ
【作者简介】  周凤梧(19
1 2～)，山东临邑县人，现年六十九岁。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工作四十余年。不仅医理精深，长于内、妇、小儿诸科．且倾心治学，勤于著述。先后主编和编著出版的著作有：“神农本草经百五十味浅释》、《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黄帝内经灵枢语释》、《山东中草药》、《中医妇科学》、《中药方剂学势等；近年著有《黄帝内经素问语释》(待出版)、《中药学》(已出版)等。以上共计三百二寸_磉万宇。曾任山东中医学院内科教研室副主任兼附院内科副主任、《山东医刊玲剐总编辑。
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会委员、山东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东分会副理事长、山东中医学院中药方剂教研室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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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一个三吐为医的家庭里，曾祖、祖父、伯父都是中医，在当地均有盛名。我十六岁高小毕业后，因无力。I=二攻，不得不图谋前途找条生路。在亲族的影响下，立志学医。此时，前辈俱已作古，便从先伯的弟子、表儿张文奇学习。
启蒙一席话
表兄张文奇是前清末科庠生出身，工书画，博览群书，医学造诣颇深，借广益堂药店坐堂执业，名噪城邑。他虽是秀才，但思想并不老朽。当时，国家正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西风东渐，群相效龌，中医地位，日趋消沉，巾西垢骂，斗争激烈，对此时此势，袁兄不胜感慨。记得他有以下的议论：医学是科学，原不应有什么国界。中医、西医皆以治疗人类疾病为目的。中国医学历史悠久，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独特的流派。不仅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也有独特的药物和技术，它也是科学。在中华民族丰厚的遗产中，中国医药学是最可宝贵的遗产之一。我们应当为此感到自豪，应当努力加以研究和发扬。表哥的分析，对于我坚定学习中医的信心和决心，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如何学成一个学有渊源、根深带回而不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医生，表兄以为非系统学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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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打下坚实的基础不可。他说，《内经》、《伤寒》、《金匮》、《奉草》等，都属必读范畴。学习时除吃透精神外，对某些章节、条文和方药，还必须下一番背诵强记的功夫。表兄指出，有的古典著作的成书肓一定历史背景，往往掺杂了一些方士的话语，甚至有些荒诞不经之处。这是方士们怕平坦正直的医理不动人昕，才拿出些玄学的话头来附会，也有的后世医家由于理解不深、说不出医理，就假借玄学来说明一下；还有的后人借着玄学瞎说一通，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对于种种穿凿附会的东西，大可不必采纳。当然，有些地方良莠混杂、真伪难辨，须下一番分析的功夫，不能简单贬斥。至于象“玉女煎”、“三拗汤”之类的方名，乍看上去难以知道它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只要实践证明有效，也就不必在方名上过下推敲的功夫了。总之，中医不是玄学，也不是高谈空理的哲学，而是实用科学。学中医要从实用出发，不要咬文嚼字钻牛角。此外，今人学习中医，还有开辟进取、发扬光大的使命，继承古人叉不泥于古动I，才能有所成就。
表兄的一席启蒙语，帮助我奠定了正确的学习态度。
习读医籍的体会
我的学习方式，是以自学为主，集中问题，利用晚问请表兄答疑析难。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学习了《内经知要》、张马合注《黄帝内经素问》、《注解伤寒论》、《金匮要略浅注》、《颧湖脉学》、《辨舌指南》，《本草备要"、《本草从新≯、《伤寒沦类方》，背涌了“药性总赋》、《汤头歌》等等。
现在大家承认是医经的，只有《内经》和《难经》。《内经D里分成两大部分，一叫《素问p一叫《灵枢》。素问是讲生理、病理、诊法、治则的，是中医基本理论的根据，是学习中医的必读之书。《灵枢》一书和《素问》在祖国医学中，同样具有很高的指导作用。特别对经络和针灸的研究，更为重要。
《难经》以阐明《内经》的要旨为主，其对脉诊的论述，尤为精湛，有仓IJ造性的立说。对三焦和命门的学说，提出了新的论点。本书对深入研究中医理论，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这两部书词旨古奥，有些章旬乍读常常百思莫解，尤其是运气学说等。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变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术多死”等句，和《素问·六微旨大沦》中“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冶之……”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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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来直如堕五里雾中。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教者口中昭昭，无奈听者心内昧昧。怎么办?我的办法是先选择较为通达的部分学习}暂时搞不通的，只有留待以后触类旁通。至于司天在泉，主气客气相加临等运气学说，正如叶霖所说：“运气之学，白首难穷，固不可不知，亦不可深泥。用以冠冕门面，此近来著书陋习，姑不足怪。若谓细考经注，便知某年某气，即见某病，而应如件鼓，特大言欺世耳。”诚哉斯盲!我以为，不能认为既称医经，就绝对一田不可违背。
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一书，经晋太医王叔和编次之后，第一个注解的就是金代成无己。他不象后人那样自作聪明地乱加己见，他仅不过按《伤寒论》原意，加一个解释。有人以为他很少发挥，其实这正是他诚实可靠的地方。但是，学习《伤寒论》，切忌拘泥不化。前人曾说：“伤寒非奇疾也，《伤寒论》非奇书也。仲景撰其所见，笔之于书。非既有此书，而天下之人依书而病也。”这正说明，火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使学者有阶可升，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而仍不离乎规矩之中，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金匮要略》一书，也是张仲景所作。《伤寒论》所冶的病以伤寒为主；《金匮要略》所治的是各种杂病。后来各种医书，在辨证立法、组方遗药的法则方面，皆超不出这两书的范围。中医学虽历代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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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出，但其学说的基本理法都是一致的。清代陈修园说过：“学者必先读“伤寒论》，再读此书(描《垒瑗要略》)，方能理会。盖病变无常，爿：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非伤寒所独也。《金匮》以《伤寒论》既有明文不复再赘，读者当随症按定六经为大主脑，而后认症姓方，才得其谛。”这实在是读《金匮要略》的法子。《金匮要略浅注》系陈修园集诸家之说而著，比较浅近易解，适合初学。
切脉是四诊之一，必然要学。讨论切脉的书非常之多。脉学之源，当然还是《内经Ⅺ}《难经》L也畅谈脉理。关于以脉定脏腑的部位，还是导源于“内经》。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上说：“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j右外以候胃，内以侯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竞上者，晌喉中事也；下竞下者，少腹腰股膝胫中事也。”后来的《濒胡脉学》，和李延星的《脉诀汇辩》所定部位，皆是和《内经》上的定法差不多。李延星的《脉诀汇辨))说得很清楚：“包络与心，左寸之应；惟胆与肝，左关所认；脐膀及肾，左尺为定。胸中及肺，右寸昭然；胃与脾脉，屠在右关；大肠并肾，^尺斑斑。”这种分配脏腑的法子，实用起来最为合适，我在临床上就采用这种学说。王叔和还著有《脉经》，明-李时珍蜕，这部书并非王叔和所作，书中的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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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靠，李时珍自已作妁《濒湖昧学》，把脓分成二十七种。陈修园说，这一部书很有道理，所以后l!i=学医者多选此率。脉的名称太多，不容易记忆，第一步只要记得以下几种就可以J’。RjJ浮、沉、迟、数、虚、实、滑、清，再加卜芤、促，结、代，一共十二种也就够用了。用这些脉可以配出好多样子来，比如“实”上加“浮”，就是“洪”脉；“沉”加上“实”，就是“牢”脉。细心的体会起来，就可以辨出种种的病症。学辨脉的方法，只有多诊脉，单看书是没有用的。
舌诊和切脉一样的重要。《内经》、《难经》、《伤寒论》上，都没有提舌苔，其实舌苔关系很大。
因为舌体在口腔里面，和脏腑的关系密切，脏腑有了病症，从舌苔上可以看得出米。尤其从舌苔上可以看出险症来。《辨舌指南*上蜕：“纯熟自苔舌；白苔老极，如煮熟相似，到底不变，厚如物裹舌者。此舌多心气绝，而肺之真脏色见也。因食瓜果冷水冷物，胃气先伤，阳气不得发越所致，为必死之皎。急用枳实理中，间有生者。”“黄苔黑斑舌：全舌黄嫖，闯生黑斑无津。黄苔中乱生黑斑者，必大渴谚语身不发斑，犬承气汤下之；如脉涩谵语，循衣摸床，身黄斑黑者，俱不治，下出稀黑粪者死。…红细枯长舌：舌色干红，枯而细长。乃少阴之气绝于内而不上于舌也，虽无危症，脉若衰绝，朝夕恐难保矣。”诊舌之重要有如上述，故临床上台脉从苔之症，是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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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辨舌指南》乃民初甫炳章所著，书中列章分节，条目外然，且有论有图，有冶法，有医案，又有方药，能使后学辨舌察病，审病用约，不娥茫无嵌据。
dJ药学古称“本草”。自东汉《神农本草经》问世之后，历代本草苦者颇不乏人。后世便于蒯读而印台实用者，当推清代汪昂曲《本草备要》。这部书的优点，不仅所选者为临床常用药物，而且㈣掉了历代_水草荒诞不经柏东西。后来吴仪洛就拿这部书做底本，经过增删改，写成一部《布草从新》，后学很乐于研读。现在出版的《中药学》，是按药物功效分类编写的，较之古本草有很大进步，即更接近临床且易于记忆。在学中药的过程中，主要是记热每昧药的性昧归经、功效主治、配伍关系、药性对比等。一般掌握三百至四百昧常用约即已够用。但_仞学时肯这么多药是困难的，还颔}‰床时反复温习，始能运用裕如。
想一劳永逸，是不现实的。。
仲景《伤寒论》六经分证处方，是体现中医辨证论治思想的典范。六经各有其主病，病各有其主证，证各有其主方，方各有其主药。与此情况相通直，则一方除有主药讣，还有随证立方、依方卸减的规律。这里既贯穿着明确的原则性，又包含着高度的灵活性。
《份寒论》一Fr一十二方奠不如此，因此号称为中医治病群方之}且。清代徐洄溪乃以是书方名编次，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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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而类方，且繁征博引，撰成《伤寒沦类方》一书，意在方以类从，使人可按证求方，而不必循经以求证，可谓后学见证施治之准绳，遣药组方之基础。然潜心经方，未必尽台时宜。故专读仲景书不读后贤书不可，仅读后贤而不读仲景又不可。二者兼备，临证方呵有济。
虚心受益多
历时四年多，把经典学了一遄，打下了一定綦础。于是跃跃欲试，总想把学到的理论验证于临床，亲友问偶有小恙者，便毛遂自荐，投药奔走。今日诊冶，翌必往视，方释牵怀。无如取效者甚少，得验者不多，甚而也有束手无策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便多方求教，不耻下问，以解迷惑。举例如下：①张某，男，二十六岁，体硕身壮，病已三日，六脉洪数，舌苔黄厚，脊背恶寒，统体灼热，头痛身痛，目赤不渴，闷烦泛哕，但喜食冷物，大便尚讽，小便短赤，吐痰带血。检前医处方，乃小青龙汤加良姜，砂仁、陈皮等。方中桂枝用至四饯，麻黄二钱，芍药五钱。
闷方殊为惊骇，已知上述症状实为药误，爱拟小柴胡汤加蝉衣、连翘和解之。两进以后，热仍不解，诸证悉存。急请教于王静斋老先生。笞云：此症不特应用石膏，更应大量重用才对。盖经云：春分前三十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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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疠，春分后六f f{民病温。此乃疠也。除应啊火蓟四两、火麻仁一两t先煎大蓟再和火麻仁捣烂为团，搓患者前胸后背及曲池、委中部外，应重用清瘟解毒之品，该患者兼有咯血，更应加犀角钱许，并加绿豆衣一两以解前药之热毒。至于恶寒，乃经所谓“热深畈亦深”之象也，何不敢重用石膏?盖热解【}!Ij寒亦解矣。凡遇此等症，只要放胆用去，庶乎近焉。须知此乃疫疠之类，并非少阳之证，寅乎柴胡和解之不效也。
依法处理，始转危为安。③季某，男，二I‘八岁，曾患淋病，愈后形体赢弱，使梦盗汗。某医以其汗液冰冷，谓为汗未出透，更令其睡热炕出大汗，以是元气愈虚。证见下肢冰球，阴囊湿冷，胸闷短气，腹两侧如柱两条，时作隐痛，胃纳不甘，时做美梦，咳吐臼痰，咳时及黎明，每自汗岑岑，其最苦恼者为胸闷短气，亦为其所请急于解除之一端。按六脉孺弱无力，舌苔白而微腻，口不思饮。余认为系肾阴亏损，命火衰微之候。先拟开提理气以解胸闷，如蒌皮、娅F-1、砂仁、香附之类，两进无效。继崩金匠肾气汤JJu金铃子、芦巴子、吴茱萸、小卣香等，座服四剂，病情虽无大搓，据称统体已较时舒适。及至再次复诊，_义突胸闷加剧，五内烦乱，占楚难搿，此时巳感束手。_F老云：此属虚劳。虚劳一症，病难速已。应以壬道功夫，篾其缓效。倘虚怯过甚，起初处方分量务宜从轻，每有一剂药仅重数钱者，见效则慢慢增加。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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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症用金匮肾气，实为正治，盖熟地腻膈，泽泻泄肾，均应减去。此等症总宜空动灵活，其理气之品如砂仁、香附等犯虚虚之戒，尤为不合I附子九克不为多，内桂现时无高货，用四．五克或六克均可。如胸闷不畅，可酌加补中益气丸7‘克(包煎)，有效则缓加。其腹如柱。乃肾气上冲之候，肾囊寒湿，属命门火衰之象。盖水火平衡，无火水难以布化，敞下焦寒湿耳，桂附势在必用。照旨化裁，制配丸剂，经治半载，逐渐康复。③靳某，男，三十岁。症见脊膂恶寒灼热，晨起便溏，小愎短黄，胃呆纳减，缠绵经月，形体渐赢，精神萎怠，脉细苔白。予以温脾益肾，引火归元，数剂不嫂。更医投以表补，病势益增，体力不支。
我便同车求诊于徐鞠庐先生。立案云：恶寒身热，肢体疼痛，舌白不渴，脉浮细而数，呛咳白痰，气健而短，大便溏泄。小溲短赤，症系湿温误投表补，肠胃之湿热留恋不清，拟以昔温淡渗，化湿中之热。立方：西茵陈九克，制J11朴三．五克，猎苓四．五克，茯苓九克，生薏仁十五克，自蔻王兑，大腹皮才克，省仁泥儿克，橘红四．五克，苦桔梗三兜，淡竹叶田一直，藿香梗旧．瓦克分。进两剂之后，复诊案云：恶寒气短便溏皆减，仍肢体无力，微唆咽千不多饮。斤苔微黄，按脉右关弦数特甚，肠胃湿热过重，仍拟茵陈四苓加味。三诊案云：两进茵陈四苓加味，脾湿渐化，恶寒颇减，咽干不渴，舌苔自腻带获，大便溏泄，腹不痛。此系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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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下行，但胃纳不m仍宜前方佐健胃之品。继进四剂，诸证悉除。④孔某，男，六t八岁。头晕慢冷，面办自汗，啃杂烦满，口R哕不得，大便不畅，，≮脉洪大，两关特甚，舌苔黄厚，已三日食水未进，臣}眯难起。慎思良久，无从着手，且年事已高，末敢疏方。遂代请吴少怀先生诊治。原案云：脉象两关弦数，舌苔自厚，湿热积于中皖，气机不舒，头晕恶心，嘈杂烦躁，自汗肢冷，水谷运迟，阻致数日戗食少进，屡经调治，诸不相宜，拟辛开苦降法先理胃上，俾少进饮食再议。处方：姜半夏几克，吴萸半克，炒黄连三克，茯苓九克，广皮四．五克，炒杭芍九克，通草四．五克，姜川朴一．：H克，姜竹茹九克，砂仁一克，生姜二J扎煎好缓缓服下。复诊窠云：昨进辛开葺降，今日脉来和缓，胃中湿热渐降，矢气而不更衣，头仍眩晕，微有烦躁，手足『鼬逆已少和，捌前法加减肝胃，f调，心肾两交。即于前方去通草、砂仁，劫I淮小麦九克，远志田．五克，胆聋：一．J．克。嗣进益气养胃而痹。
他如小儿之麻疹里陷，老妇之崩褊不止等疵，无不晋谒专家，虔诚清教。
我认为钻研任何学问，自学虽是重要之路，但一旦遇何阻拦，还须有人指点，方才恍然有恬。自己艰苦用脑，时刻准备请教，虚怀若谷，披沙掾金，[{积月累，力可较快入境。
实践出真知
一九四0年秋，济南警察局布告考试中医，经参加初复两试及格，领取执照后，始得在寓正式开业，嗣又在济南永安堂药店挂牌行医。自此以后，接触病人的机会日渐增多，除内科杂病外，它如经带胎产，痧痘惊疳、疮疡肿毒等等，都经常接触。接触患者多了，更觉得自己知两识浅，即所谓吐持到用时方恨少”。
这样，就迫使自已不停顿地抓紧学习，方法有三：第一，在药店柜台上检阅本市各医家的处方，以资观摩，取人之长，补已之短；第二，利用诊余向药店药工学习膏丹九散的制作程序，并亲自操作练习，同时还熟认了三百多种中药饮片；第三，结合诊疗中遇到的问题，利用夜问着重攻读临床各科医著，对照思索，记录心得。这时期读过的书有《笔花医镜》、《医学心悟》、《医宗金鉴》中的“杂病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幼科心法要诀”、“删补名医方论”等部分以及《温病条辨》、((温热经纬》、《时方妙用》、《医方集解》、《济阴纲目》、《医秫改错》等。现在想来，与临床密跏结合的学习，效果是好的}而在永安堂的认药、制药．使我在临床处方遣药方面终生受益。
现在我仍认为，医者不汉药，终是一大憾事。
通过氏期的临床实践，不但熟悉丁常见病、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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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治疗，对于某些疑难蕈症，也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一九五三年秋，济南市发生丁流行性乙型脑炎，当时医院收住的病员，西医治疗一般多采用冰烛降温．用磺胺类制剂、青、链、金、氯等抗苗素以及对位氨基安香酸等药物，多数效果不理想，死亡率相当高。
于是，市卫生局紧急组织中西医进行抢救。为了观察中医中药的疗效，取得经验，在传染病院将收住病员先由西医确诊，分成中医中药组和西医西药组进行对照观察，每组各分病人十二名。中医组由刘惠民、吴少怀、韦继贤和我四人负责。中医组还负责省人民医院五名、铁路中心医院三名病员的治疗，并负责所有中药的配制和供应。在这些病员中，有十四岁的少年，也有六十岁的老人。共同症状是突发高热(40。c左右)、头痛、¨区吐、抽搐、嗜艉、昏迷、烦躁和谵妄、头颈强直、四肢痉挛，甚至偏瘫，或扬手踯足、昏狂不安等等。中医诊断证属湿温病而热重于湿，亟宜半凉淡渗、芳香开窍，爰制以白虎汤加广犀角、飞滑石等夫锅煎剂，普遍投服，另据病情分别给予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散或自制的清热镇痉敞[羚羊角粉三十克，白僵蚕二十四克，蝎尾十八克，螟蚣(隔纸炙)，天竺黄、琥珀gr+-~，朱砂、雄黄各六克，麝香一．--y,,，  共为细粉，瓶装0．六克重，成人每服0．六克，十二岁以下每服0．三克，病重者日服二至三次，白承送下]。投限方法：灌服或鼻饲。经过短期
治疗，所有上述患者均先后向愈，无一死亡。治疗结束后，曾详为总结。面对这样好的治疗效果，有的同志想不通。提出：“中药石膏的化学成分是硫酸钙，西医只是用它做石膏床、石膏绷带，并没有治疗疾病的功能，今天竟然用以治疗脑炎，想不通。发烧到四十度，中医不主张用冰囊之类的道理，也想不通”。其实，按中医理论，治湿温病禁忌汗、下，润，因为“汗之则神昏耳聋，甚则目瞑不欲言j。F之则洞泄；润之则病深不能解”。根据这个原则，如用发汗剂、利尿剂、泻下剂，从中医学看来就不对路；尤其用冰囊冰敷这一招，在中医看来更不对头，因为这可使热无出路，迫邪内陷，造成恶化之局。看法不同不要紧，可以促使大家多动脑筋想问题。但是，应当尊重事实，应当尊重实践的经验。然而，在“想不通”的影H『6下，我们的治疗总结也就石沉大海了。但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医对此病的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九五五年七、八月间发生的流行性乙型脑炎，就不同于一九五三年，辨证认为是属于湿温病湿重于热的范畴，在治则上除仍分别采用局方至宝丹及清热镇痉散以抢救回鞋外，则著重以芳香化浊，辛开苦降，淡渗利湿法为主组方与之，那就不是上述白虎汤加味所能解决的了。
就我个人来说，通过参与这场抢救危重疾病的斗争实践，不论在辨证论治、立方遣药诸方面增加了不少新的知识，而且进一步认识到，祖国医学理论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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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唯其l宜n此，叶1医药学里的确蕴藏着许多叫光的瑰宝，这些瑰宝是前人千百年实践的结品。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更高一级的实践，使它的科学内涵更加得到发扬。
有志于学习中隈的青年同志们：祖国医学是一门实用科学，要想达到一定的境地，必须刻苦勤奋，专心致志，既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畏难而退。须知在科学技术史上，没有一个有创造的学者不是辛勤的劳动者。任何优秀的科学家，都不是“天才”者，而是r在进取的思想指导下，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深入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折以后，付出了艰苦性劳动才能有所成就的。
几十年来，我涉身医林，回顾旧迹，虽为中医事业做了一点工作，但成就是微不足道的。现已年近古稀，总感到“时乎时乎不再来”的紧迫，又感到还有一些应当学习的医籍还没来得及阅读，因而每天除教学，指导、编写等工作外，仍要挤时间看看书刊，一有收益，辄觉欣快。身心疲怠时，唯有作画以自遣，绝少一登剧场之门。“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裔蹄”。在当今与旧社会犬不相同的优越条什下，愿与后学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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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行医话当年山东中医学院教授  李克绍
【作者简介】李克绍(1910
～)，山东牟平县人。毕生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伤寒论”的理论价值和临床价值都有所开拓。著作有《金匮要略浅识》(§王万杰、刘洪祥合作)，《伤寒论讲义》，“伤寒解惑论》和《伤寒论语释》等。
其中近年出版的《伤寒解惑论》一书最能反映其学术观点?颇得读者好评。
动机与目的
我在弱冠之年，本来是做小学教员的。由于在旧社会教育工作者的职业极不稳定，又因我叔父患热性病被庸医误药加剧致死，才有志于改业行医。但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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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不学西医而选择了中医呢t说来也颇为滑褙，是受到反对中医者的启示，才决心学习中医的。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无八指导：我盲目购买的第一本医书，是浙江汤尔和译、口本人下乎用彩著的《诊断学》，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西医书。汤氏是昂反对中医的，他在这本书的识言里有这么几句话：“……吾固知中医之已疾，有时且肚于西医，但此系结果，而非其所以然。徒以结果与人争，无已时……”意思是说，“我当然知道中医治病，有时且比西医为好，但这只是治疗效果，而所以取得这些效果的道理，中医则讲不出来，既然讲不出道理，只甩治疗效果同别人争辩，那是不能{兑服人的。”看了造一段话，我才发现，连西医也承认中医治病并不比西医差，只不过由于中医讲不出道婢，才瞧不起中医。我当时想：“结果”和“所以然”，究竟何者重要呢?我不可能知道汤氏本人如果得了垂危之病以后，他是愿意刳明白白地知其病之所以然而死去呢?还是耍想法活着而宁肯暂时不知其所以然。不过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者米说，甚至陈了汤氏以外的任何患者来说，都会以牧人为第一，·钰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斯不会由于讲不…冶愈的道理，便把行之=1_丁效的治疗方法彝而不顾，听任病人死去而还说“可告无愧”(汤氏语)。
我又进一步想：吐上直有无因之果吗?中医能愈病，必有所以能愈病的道理，只是这种道理，可能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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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未得到解释，或者已经有中医的解释，而是目前人们暂时尚不理解罢了。
即使作不出令人信眼的解释，也不应算作是中医不科学的一个证据。科学领域的未知数太多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其实不仅仅是中医常遇到的问题。“行易知难”，“不知亦能行”，这是近代革命家、政治家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他在《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中，阻饮食为例证明不知亦能行。
他指出，很少有人彻底了解饮食入腹之后的详细消化过程，也很少有人了解人体正常生理需要哪些营养，以及哪些食物各具有哪些营养，但是人们还是每天都在进食的。这证明，“不知”并不妨碍“行”。但汤氏却一定要抛弃中医的冶疗效果于不顾，偏晌在“知”字上将中医一军，这是错误的。
承认中医有优于西医的治疗效果，相信有效果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使我学习中医的信心和决心更足了。
经过与体会
学习中医的决心有了，信心也有了，但是怎样学习，还得自己去摸索。在几十年的摸索过程中，我确实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精力，但也有不少收获。这正好是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把这些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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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来，供学习中医的青年同志们参考，是有益的。
(一)要博览群书更要由博返约  过去有一句成语，“六经根柢史波澜”。是说学者要想写出一篇有价值的文章，首先要把“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吃透、记熟，这是摹础。这还不够，还必须有历代的史料，来加以充实和润色，以’能把文章写得有声有色，有证有据，波澜起伏。中医学的根抵是什么呢?就是《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这些经典著作，对于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治则等，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掌握这些，就会象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要把中医学得根深蒂固，是不可能的。但是单靠这些经典著作还不行，因为这些经典著作，毕竟是原则性的理论较多，而且这些理论，不加以阐发论证，不结合临床体验，仍然不容易学深学透，这就要求学者，除了经典著作之外，还要广泛地阅读其他医家的著述，尤其是历代名家的著述。“读书破万卷”。每个人虽然由于粹种不同条件的限制，千卷、百卷也可能读不破，但是这种雄心壮志是应该有的。
祖国医学从汉代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千年了。在这近两千年中，堪称中医名家的，至少也有几百家，至于他们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更仆难数。在这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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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卷帙中，学派不同，立说各异，互相补充者固然不少，互相矛盾者往往亦有，若不加以分析归纳，那末阅读的越多，就越杂乱无章，所以仅仅是读得博还不行，还要由博返约，才算真正学到手。
所谓由博返约，就是从全面资料之中，归纳出几个重点，从不同的现象之中，找出其共同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下大工夫，不学深学透是作不到的。陈修园在其所著的《医学三字经》中，有这么几段话：“迨东垣，重脾胃，温燥行，升清气。“若子和，主攻破。中病良，勿太过。…‘若河间，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丹溪出，罕与俦，阴宜补，阳勿浮，杂病法，四字求。”他把李东垣的用药规律，归纳为“重脾胃，升清气”j把张子和的用药规律，归纳为“主攻破”I把河间诸说，归纳为“专主火”J把朱丹溪的《格致余论”等归纳为“阴宜补，阳勿浮”。这就是由博返约。这样的归纳，言简而意胲，不但容易掌握，而且也便于记忆。
对于金元四大家，除了上述归纳之外，我还从其治疗技巧上作了归纳。我认为东垣诸方之所以补而不壅，全在于补中有行。试看升麻、柴胡、陈皮，木香等气分药，都是他常用的配伍之药。河问诸方之所以寒不伤中，全在于寒而不滞。其常用药如走而不守的大黄、芒硝自不必说，就是守而不走的芩、连、栀、柏等，也火都与枳实、厚朴、木香等气分药台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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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寒之药，只能清火，不至于留中败胃。他虽然有时也纯用守而不走的苦寒剂，如黄连解毒汤等，但这究竞是少数。子和之主攻破，毕竟是施于经络湮淤，或肠胃瘀滞之实证，如果不实而虚，即非所宜。丹溪养阴，也是在误服金石燥烈药，元阴被劫，相火妄动的情况下才相宜，如果阴盛阳衰，亦为大忌。
我在初学时，觉得四大家各不相同，究竟是那一家为好呢?后来又把四大家作以归纳：张于和的攻破，是祛邪以安正，李东垣的“重脾胃”，是扶正以胜邪。当正虚为主时，采用东垣法，邪实为主时，采用于和法，二者并不矛盾。刘河间之寒凉，是泻阳盛之火，朱丹溪之补阴，宜于治阴虚之火，两家都能治火，只是虚实有别。这样，我们临床就可以根据邪正虚实，取各家之所长，对症选方，并行不悖。这就叫作山博返约。
(二)尊重古人又不迷信古人所以要博览群书，目的是要把前人的经验智慧继承下来。但是前人的说教，并非都是金科玉律，任何名家权威，都会有千虑之一失。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尊重古人，又不要迷信古人，要选精去粗，而不能暇瑜不分，兼收并蓄。譬如《内经》《难经》等名著，毫无疑问，这是中医理论的宝库，但正是这些宝贵的经典菩作中，就存在着不少脱离实践的糟粕。例如《灵枢·经水篇》，以中国柏河流，江，淮，湖、海等比拟十二经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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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就不大。《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认为，人从七岁起，每加九岁，如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形色不相得者的大忌之年，这更是形而上学。《难经·四十一难》解释肝脏为什么有两叶，认为是“去太阴尚近，离太阳不远，犹有两心，故有两叶。“三十三难”用五行解释肝肺，不但把五行讲成机械教条，而且他所说的肝在水中生沉而熟浮，肺在水中生浮而熟沉的说法，也与客观事实不符。还有，如“十九难”的“男子生于寅”“女子生于申”等，星相、子平者流引用这样的术语，还有可说，若在有关生命的医学著作中，加以引用，岂不荒谬I
不但阅读这些经典要一分为二，就是为这些经典医学所作的注疏，阅读时也要有分析、有批判，有的竞不是错在经典，而是钻在为这些经典所作的洼疏上，如果不加分析的照搬不误，就会自误误人，流毒无穷。就拿《伤寒论·辨脉法》中的“风则伤卫，寒则伤荣”来说，这不管是王叔和所加入的，或者是《伤寒论》原来就有的，都是似是而非的不可捉摸之词，尽管这种学说在中医界已经泛滥了约有千年之久，我们也不要不懂装懂，自欺欺人。再如伤寒传经之说，也同样如此i本来是很平易近人的一部外感病学，却用什么循经传、越经传、首尾传、表里传，传足不传手等虚构之词，把《伤寒论))越讲越离奇，越讲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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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如此等等，读了以后如果只知推崇，不加批判，就不如不读。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尊重前人，是必要的，世是“信而好占”，只是在经过一番分析之后，才有意义。
以上这些，仅仅是举了几个明显的例子，在中医的著作中，无论是经典著作，或者非经典著作。这类的例子还育很多，我在初学时，由于不敢批判，也不善于批判，曾经浪费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今天，为了避免后来者步我的后尘，特此介绍出来，希望学者作为借鉴。
(三)提倡拜师访友但关键在于自学韩愈《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礼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I辆而寡闻。”《易-兑卦》：“君予以朋友讲习。”这些都说明，拜师访友，是学者求进步的有效之路。但是怠师益友虽然重要，却不是关键性的问题，俗语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学习任何事物，最关键的问题，总是在于主观努力。
我的学习过程，基本七是自学，既无名师，也无益友。这并非我预见到自学比拜师访友重要，只是由于我所处的农村环境，不必说名医，就连一般的普通医生，也是风毛鞴角。拜谁为师?那里访友?只好蒙头苦学了。在自学之中，难题常常是一个接着一个，以致废寝忘食，苦思冥索，往往还是得不到解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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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旦有悟，却又非常牢固，这比只听人讲，不下工夫，深透多了。所以我对于医学中的某一些问题，常常有不同于其他人的一些看法。这并非为了标奇立异，可能是由于没有深受旧框框的影响，破旧就比较容易些的缘故吧l所以我有时这样想：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缺乏良师益友，迫使我主观努力，坏事也带来好事。
话再说回来，即使有良师益友，仍然应当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把师友的见解，化为自己的知识。如果不这样，就不算学到手。也有的人，确实下了一定工夫，但还是融化不了，总觉得有龃龉，这就应当作两方面的考虑：可能是自己领会的还不够，也可能是师傅的说教本身就存在问题。对师傅一定要谦虚，但师傅究竟也是一个普通人，不是神仙，不一定白劈无瑕，处处都对。我们跟师傅学习，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转教学生，也应当提倡学生采取这样的态度。
提倡拜师访友，不一定必须是名家前辈。名家前辈当然更好，但即使不是名家，不是前辈，也都可以受到启发与教益。因为人总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就是愚者也会有千虑之一得么。譬如我在《伤寒论》的教学中，就有一两个问题，是在同学提问的启发下才得到解决的。}L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这个道理。
(四)要钻得进去更要跳得出来学习祖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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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根据内容的不同，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如生理、病理、药性等，这些必须仔细钻研，步步深入，学深学透，不能粗枝大叶，满足于模棱两可，似懂非懂。另一种是属于象征性和概念性的，如五行生克、“心为君主之官”等，这些只要明了它的指归、大意就可以了，不能在字句上吹毛求疵，挑三剔四。因为这样往往会形成钻牛角，走进死胡同。这两种情况我都有亲身的体会。举例说，我学习《伤寒论》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风伤。n”寒伤荣”的问题。在竹么程度上算是风?在什么程度上算是寒?风为什么选择了卫?寒叉为什么选择了荣?这不是钻牛角，这是正确的学习态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儿乎查遍了我所能找到的一切注解，尤其是一切名家的注解，其中能讲出道理，并比较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是；风届阳，卫亦属阳；寒属阴，荣亦属阴。风之所以伤卫，寒之所以伤荣，是以阳从Ir口，以阴从阴的缘故。这真太玄妙了。就这样人云亦云吧?但这都关系到医学中最基本的生理、病理，关系到具体的临床实践，不能不懂装懂。于是我结合《内经》，证诸临床，详细阅读，仔细推敲，终于发巩，这并不存在什么“阳从阳”、“阴从阴”那样的奥秘，太阳中风和伤寒之所以有汗或无汗，只不过是卫气受邪后的开合失司而已。这样，从病理得到了正确的解答，就是钻进去了。除此以外，在中医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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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方面，还有一些术语，如“清阳下陷”，“阴火上冲”，  “阳不归阴”，  “阴不潜阳”，  “血中之气”，“气中之皿”等等，这都有物质基础，必须讲个究竟，必须钻得进去，只会照抄硬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不应当的。    ．
能钻善钻，固然是好事，但是不应深钻的也去钻，．或者钻的不得其法，也会走入绝路，拔不出脚来。现举一个简单例子加以说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这么一句话；“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什么是七损八益?注家们争论不休，日前所知，已有四种解法，这四种解法，都是在“七”八”上找论据，争论不休，迄无结论。我认为，没有必要去钻“七、八”的牛角，这很可能如“七上八下”，“七商八低”，“七大姑八大姨”之类，是数量形容词，是表示复杂多数的意思。我觉得跳出这个圈子，比跳不出来好。
在祖国医学中钻入牛角中跳不出来的例子还有不少。譬如把五行讲得太死，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陶渊明自己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这个“不求甚解”，不能理解为自我欺骗，应当是不钻牛角的意思。不钻牛角就不至于变成书呆子。
钻得进去，跳得出来，这是辩证的统一。因为只有钻得进去，才能跳得出来。譬如吴鞠通说他跳出伤寒圈子，并不是他不钻研伤寒，相反地，是已经在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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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但在临眯上单走伤寒这条赂又走不通，才不得不跳ffI伤寒圈子而另走新路：撇扪：六经辨证．改为卫气荣m呵三焦辨证}不用辛温发汗，改用辛凉解表；不必先斛表后攻理，也可以裹里烈解，或先泻F，使下后里气通而表邪亦解。这足以证明，只育hI得进士，才能跳得出米。
总而言之，要钻进去不容易，要跳出米也不容易。
怎样学习中医，我干H信在不同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有刁：同的经验干¨体会，我所介绍的，主要就是以上所讲的这些。
学医四十年的回顾}耋嚣芰噩葬晏室曩嵩置甏黼墨方药中
【作者筒介】  方药中(10
21～)，四川省重庆市人。一九四0年师事南京名医陈逊斋先生。四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医临床及教学工作。对于祖国医学理论、特别是经典著作有较高造诣，在统一辨证论治方法和步骤问题上尢多贡献，临床经验丰富，尤擅长于肝、肾病的治疗。著作有《医学三字经浅说》、《中医基础理论通俗讲话》、《辨证论治研究七讲》、《素间运气七篇讲解》、《松柏医话》、《辨证论治七步临床运用验案一百倒势等。现除任教职外，还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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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我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祖父是一位中医，父亲也深知医理。在我恃事以后，父亲就在谋生之余，教我读《医学三字餐》、《医学实在易》、《汤头歌诀》、《药性赋》、《针灸百症赋》一类医书。这样，我自幼就对中医感到兴趣，希望自已将来能当一个医生。
我十九岁时高中毕业，由于家境不宽裕，便考入重庆市邮局做邮务员。工作是很繁忙的，但一有空，就读些医书。其时正值抗战期间，南京医界名流云集山城，如陈逊斋、张筒斋、承淡盘等等+俱属当时宿彦。他们在诊余举办中医讲座，我经常去听讲，因此有机会拜识陈逊斋老先生。我佩服陈老的学识，于是拜他为师。从此，我就正式走上学习中医的道路，
我的老师在中医理论上造诣很深，临床经验十分丰富。他以研究《伤寒》、《金匮》为主而兼驶各家，著述甚多，曾汇集为“逊斋医学丛=}5》(其中仃《中医生理学》、《巾医病理学》、《伤寒论浅注补正》、《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新温病学》、《新针灸学》、“新中药学》等)。我从师后，陈老就给了这套书。我在侍诊之余，反复研读，使我对中医学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为我以后进一步学习打‘F丁良好的基础。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套书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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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出版，多系油印本，“伤寒补正》、《金匮补正*二书虽系石印本，但印数极少，因此流行不广。我手边仅有的一套，焚于重废解放前夕的“九·二”火火，片纸无存。近年米，木想着手整理一下老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但几次提笔，均因手头没有原始资料而中止，愧对老师的培育和教诲，一想起来，心中就十分难过。
陈老要求很严，叉十分耐心。他很注意学习方法，强调立足点要高，一定要从经典学起，旁及各家，然后由博返约。他认为“伤寒》、《金匮*应该是临床家的“看家本领”所在，在此基础上，L溯《内经》，下及后世，才能对中医学有系统的了解。在具体方法上，他十分推崇“素问·著至教论》中所提出的“诵”、“解”、“别”、“明”、“彰”五个字。他说：不能诵读，怎能对原书精神有所了解?不能理解，怎能区剐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不能区分好坏，怎么能做副心中明了?要是你自己都不能明白清楚，又怎么能有所发挥?所以，我一开始学医，老师就要求我背诵《伤寒》、《金匮》原文，背诵经络走向及穴位，并且在恃诊时，经常结台病人情况提出问题要我当场解答，口述方名要我开药，口述穴位要我扎钏‘，甚至何以用此方，何以选此穴，亦穷加洁问。一旦处方开不完全或找不到穴位，老师就勃然变色，自己提笔开方，自己动手扎针，弄得我面红耳赤，坐立不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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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下死功夫，夜以继日，不敢稍懈。到今天我对于中医经典著作中重要的地方还能背诵一些，是Ij当年老师的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老师治学t分强调“博学”、“审问”、“醒思”、“明辨”、“笃行”十个字。
老师博学。他不但精于中医，上至《灵》、《素》，下至各家都很熟悉，同时也注意西医之长。他常说，中西学术理论体系不同，但都是一个目的——治病救八，其问必有相通之处，不妨取它之氐，为我所用，不必存门户之见，互相攻讦。因此他在注解《伤寒》、《金匮》时，也曾经利用过某些西医的生理、病理知识来论证中医论点。
老师喜问。他十分重视他人的见解和经验。他常说，人外有人，天外育天，一个人知识是有限的，只有多学多问，而且不耻下问，才能不断提高自己。我在从师学习期间，经常见他就经络、穴位、针刺等问题，向承淡盘先生请教。有时在病人叙述病史中，谈到过去服什么药有效时，他马上便深一步问下去，方药、剂量、服法，皆一一记录下来。有时，他甚至为粜种药物的品种、规格、炮制方法玉请教药店的老药J：。
老师著思。他说，尽倩书不如无书，学医一定要多动脑子，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看它合理不合理，要反复深入，不惜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一次，一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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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拿出一张以前的处方，方上脉案中有“左脉数”之句?老师当时就问我：“左脉数，右脉数不数?”我一时不知所措。老师说：“你动动脑子嘛l左脉数，右脉不数，可能吗?”
老师明辨。他不迷信古人，不拘于注家之言，敢于以自己的理解和临床经验，提出新看法，原文不可通之处，甚至改正原文。如《伤寒论·太阳卜篇》97
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困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他认为“气尽”不可解，改作“气少”；94条：“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他改“停”为“弱”。《金匮-痉湿喟篇》：“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蚀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若发其汗者：寒湿相得，其表益虚，即恶寒甚j若发汗已，其脉如蛇，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痉。”他指出：“其脉如蛇”旬，诸注家皆在“蛇”字上做文章。什么样的脉象是“曲如蛇”呢?指下体会不到。其实应是指疾病的动态变化，以脉言证。一种情况是“暴腹胀大”，即由太阳而阳明，此际往往可一下而愈；如脉反伏弦者，为痉病未解。从垒段来看，不外说目0痉可用汗法，汗后有三种转归：一是误汗虚其虚，一是欲解，一是原病仍在，无何变化。如此等等，皆能发前人所未发。
老师笃行。认为理论和实践要紧密结合，要在l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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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实际中运用学到的理论，熟练它，印证它，发展它。
老师诊务繁忙，日诊百人，但审谛精思，俨若判狱，是非明辨，赏罚分明。他勤于实践，数十年如一口。
老师不论作文、教学，都主张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开始学医时，对表证发热，里证发热的机理，总理解不好。老师就以“有孔术桶”为例对我解释。他i兑：术桶上有许多孔，这个桶你放多少水进去，它都不会溢出来，凶为你在加水，它印从桶旁的孔流出去了。如果这桶上的孔被阻塞了，那你放水到一定时候，它就会满而上溢。这个桕的外层，就是表，桶里就是里。人体所以能维持恒温，就因为肌表不断地在那里放散。这就好象尽管在向水桶里加水，但因为桶身有孔，水不断外流，所以永远也不会上溢一样。假使肌表的作用失去正常，就好象桶身的孔被堵塞了一样，再加水，它就上溢出来了。这就是表证发热的道理。如果还是这只术桶，桶身的孔也没有堵塞，而且不断地从那里流水，但水都往上溢出了，那就一定是因为加水太多、太快，捕}L流散不及。拿人体来说，这就是里热太盛，尽管肌表不断散热，大量出汗，但毕竟生大于散，所以还是要发热。明乎此，对发热有汗与发热无汗是鉴别里证和表证的主要指标，就不难理解了。通过老师的启发，我顿时恍然大悟。
我随师的四年，是半工半学的四年。我必须坚持邮局的工作，并主动中请去做长期夜班，以便白天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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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陈老学医。邮局夜班是晚穴点上班，一般总要午夜一时邮件封发完毕以后才能下班。陈老】』币那里上午八点就开始应诊，因此我一早就得起床，才能赶上，陈老诊务很忙，每天门诊量总在七、八十人左右，下午出诊一般均有四五次之多。陈老要求背诵，但我的空余时间很少，怎么办?便只好利用零碎时间，诸如饭前饭后，路上走路、坐车，都想法用上。我用小纸片把要背的东西写上一小段，带在身上，反复默念，走到哪里念到哪里，一天能背熟几个小段。这样，在陈老处侍诊半年，他一提方名我就能把全方开出来j一提穴名，我就能按穴针灸。老师高兴，有时夸我儿句，说我“还有点基础”。其实，我哪有什么基础呀I还不是逼出来的吗?现在，我教学时不太喜欢拿书本讲课，有的同志说我记忆力强，其实，多亏当年老师严格要求，硬挤时间，勤以补拙而已。
老师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一九五二年组织上调我到北医学习期间，以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工作期间，甚至直到于今，老师严格的治学精神一直鼓励着我，鞭策着我在教学、临床和科研渚方面不断追求上进。
行成于思
多年的实践，使我体会到，搞任何学问都要自己T 78
动脑子，不能取巧。建立在千百年实践基础之上、具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临床体系的中医学，内容极其丰富，即以d内经》而论，值得深研的东西就非常之多。我开始学医fl勺时候，对好些问题糊里糊涂，读不懂就翻沣家，{日注家之言也未必尽能满意，有的甚至比原文更贽解，予是就只好自己苦思冥索，反复探寻其理义所在。多年以来，我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独立思考。注家育好的，可以择善7『1j从，但不盲目跟着注家跑。如用注家之说来代替自己的思考，往往所得甚少。张三怎么说，李四怎么说，讲起来可以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这样做学问并不难，问题在于，那有多夫j千l处?
如《素问·胡阳应象大论》里有一个“七损八益”的问题，历代注家，众说纷纭，奥衷一是。有谓七指女子，八指男子，七损则谓月经以时下，八益则谓交会而泄精(王冰)；有谓七为阳，阳主生，故阳不当损，八为崩，阴主杀，故阴不当益(张介宾)；有诮七损指阳消，八益指阴长(李念撬)；有谓阴阳能互为损益。如阳过胜，则阴得jI￡，阴不足，则阳能生，七能损八，八能益七(恽铁框)。又有人说，从蝎女发育过程说，史子五七到七七为三损，男于从五八到八八为四损，合而为七损I女子自一七到四七为四益，男于自一八到四八为四益，合而为八益(丹波元简)。还有的说“七指女子，八指男子，意思是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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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为生理正常现象，爿：米潮便是病，故称损；男子精气溢矬是一种生殖能力，应充实，不充实便是病，敞称益(秦伯未)。我认为这些解释皆不能令人满意，应该从本篇乃至整个《内经》的基本精神加以理解。本篇明明指出“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知之者强，不知者老”，说明“七损八益’这一问题与养生有关。养生的基本原则是“法阴阳”，“七”、“八”当指阴阳而非指男女。八为偶数，为阴，阴精当益，这好理解。七为奇数，为阳，阳当损却不好理解。我认为，不能把这个“损”字理解为损害、损伤，而应作为“制”字来理解。制，就是限制、约束，意思就是不要使之过用。因此，  “七损八益”的精神是；阳不要过用，阴就得以充盛。因为阻是物质基础，正常情况下，阳用(功能活动)要消耗一定物质，如过用，消耗就过多，愈过用而愈消耗，结果就会导致供不应求终而至于匮乏了。这样既阐明了阴阳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内经》关于养生的基本思想，对于临床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再如《素问-六节载象论》说“肝为罢极之本”，历代对此也聚讼纷纷。一般皆谓肝主筋，筋司运动，罢同疲等等，有的甚至_兑罢同罴，即如熊莲之耐疲劳(高士宗)，都是在文字上打囤圈。我认为，对“罢饭之本”的理解，要和“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肾者主蛰封哦之李，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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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样，从脏器的主要生理功能方面去考虑。“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电”。什么是魂?《灵枢·本神》谓：“随神往来谓之魂。”也就是说，魂是在神的指挥下反应最快，亦步亦趋的。因此所谓“罢”，即安静或抑制，“板”指兴奋和紧张，“罢极之率”就是说魂的作用，是在心的指挥r所表现的正常的兴奋和抑制作用。这就是临床上对于必备或抑制功能失凋的疾病，中医多从肝治的缘故。
又如“素问·刺禁论》说：“鬲肓之上，L}I有父母，七节之旁，中育小心。”这里，父母是本源的意思，引申比喻为最重要者，于此争议不大。而“中有小心”，历代注家说法有四：一说心包络(马莳)，一说命门(吴昆、张介宾)，一说膈腧穴(张隐庵)，一说膻中(丹波元筒)。我认为“小心”如指命门，不符合《内经》原意。因为《内经》时代所谓“命门”是指目而言，提出“命门”为右肾的是《难经*，而命门学说则形成于明代，此其一。同时，须知本篇讲的是“刺禁”，即“藏育要害，不可不察”。因此，所列要害，皆当禁刺，而命门穴之旁是肾俞，命门穴、肾俞穴，用针上皆不禁剌，且可深刺，此其二。此外，“七节”的数法，按照记数习惯，是从上到下数。脊椎共有二十一节，从上到下第七节则为后背，命门穴的部位则在十四节了，原文也没有逆行而数的意思，此其三。其余三种说法中，以张隐庵说为优，但他论据还有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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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很好解释心气如何出于膈腧之间。考《灵枢·背腧*：。瞒喻在七焦之问，……皆挟脊相去三寸所……灸之则可，刺之则不可。”这里明确指出，七节之旁即膈腧，也就是“小心”之所在，当禁刺。临床上，误针胸背部的穴位，便会成为“气胸”，即是很好的证明。因此，我认为“中有父母”，是指心肺部位，“中有小心”，是指膈腧部位。从更大一点的意义上讲，“中有父母”，可以泛指前胸；“中有小心“，可以泛指后背。
由于“小心”不拘于膈腧，那么张隐庵所说“心气之出于其间”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了。当然，对于以上问题的理解是否正确，还可以讨论。我以之说明的是：无沧读书临证，都要多思，善思，尤其要提倡独立思考。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西医学中医，中医也可以学西医。中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通过学习，相互取长补短，使自己所学能够借助他方的长处得到更好的整理和发挥，我认为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从我学医之日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为中医事业奋斗终生，但一九五二年栽到北医学了五年西医之后，感到中医有必要学点西医。为什么?一方面，我认为中、西医现在是作为两种不同的医学客观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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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究竟西医的长处在哪里?不足之处又在哪里?单凭一点皮毛了解不行，应该系统地学一下，以期“知己知彼”；另一方面，我认为祖国医学虽然是一个伟l大宝库，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在许多问题上，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令几有多歧之感，这对于继承发扬祖囤医药学设有好处，丽西医在方法学上，科学性和逻辑性上有其长，可阻借用这些优点来整理中医。
五年的学习，最大收获是使我认识到了西医的长处和不足，也更稍楚地看螂了中医的长处和不足，而恰好中医之长，正是西医之短，西医之长，也正是中医之短。以“辨病论治”与“辨征论治”来i兑吧，中医有辨病论治，西医也有辨病论治，从表面上看，都是根据患者的病史、I惭床特点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但从实质上看，却根本不同。西医的辨病论治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的，_是以病因学、病理学、解剖学为基础，以实验室检查等为依据的，因而其辨病较为深入、细致、具体，特异性比较强，相应地治疗上的针对性也就比较强。中医的辨病论治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几乎完全是以临床表现为依据。而不同的疾病具有相同的临床表现又很多，因此中医辨病就不免显得粗糙和笼统，因而临床上针对性也就比较差，中医的辨病实际上是单、验方的对症治疗。中西医比较，西医的辨病显然比中医的辨病要好。塌一
方面，中医讲“辨证论治”，西医也有对症治疗，从表面看似乎电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却根本不同。中医的辨证论治是建立在中医的整体恒动观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之上的。辨证论冶是综合、归纳、分析有关患者发病(包括临床表现在内)的各种因素和现象而作出的诊断和治疗。它强调因时、凶地、因人而给以不同的治疗方法，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同一临床表现，人不同，地不同，时不同，治疗方法也就不同，把病和人密切结合成一个整体，因而中医的辨证比较全面、深入、细致、具体，特异性比较强，治疗上的针对性也就比较强。而西医的对症治疗，则完全是以单个症状为对象，而相同的症状，常常又有不同的性质，因而西医的对症冶疗，也就不可避免地显得简单和机械，这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毫无共同之处。
同时，西医的辨病虽然有其明显的优越性，但却也有一定韵局限性，如在某些地方过多地强调病变局部，相对地忽视整体，常常把病和病人分割开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再加上西医历史镶箍冀差t棼科学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处于发展阶段，还有根多琏象葛能用今天的科学完全阐明，弄不清的问题还很多，因面在对某些疾病的认识上还不能深入，无法诊断的疾病还很多，因而在对疾病的某些防治措施上，相对来说还显得比较贫乏，束手无策的疾病还很多。我在学习期间，就看到不少同学，在理论学习
f过程中信心十足，因为教科=怍上有条有理，有板有眼，好象天下无不可识、不可治之病，然而一到临床实习，又产生了消极情绪：在病理分析上、诊断上，医生可以一套又一套，而在治疗上，真正能治好的病并不多，个别同学甚至自怨自艾，出现了“早知J如此，何必学医”的想法。因此，西医的辨病论治，尽管理论上看有很大优越性，但从发展上看，还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有所提高。
中医辨证论治比西医的对症治疗有其明显的优越性，整体观念比较强，对疾病的发生、发展、预防、治疗，比较重视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其理论很多地方都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点，再加上历史悠久，相应地防治经验也比较丰富，特别是中医的辨证论治着重在临床分析，这在当前某些西医不能作出诊断、因而无法治疗的疾痫上，中医辩证论治的实际I描床意义也就显得更加突出。但是中医的辨证论治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南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对疾病只能依靠直观来分析判断，因而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就不可避
‘‘一：由于我在学习西医之后，育了上述这些认识，所
以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就常常想到如何以西医之长来补我之所短，以及如何以我之长来补西医之所不足。一九五五年，我写《医学三字经浅说B时，就尽量采用r西医的归类方法、分别地以病因、发病机理、症候分类、诊断要点、治疗、预防等方面来归类中医文献资料，从概念上来对比中西医的基本论点和原则认识。以后在中医研究院内科临床工作期间，不论是在病历书写设讣上，或者在临床诊疗上，我都采用了西医的许多方法来结合中医固有的理论认识和临床经验，并根据中西医之间的长短，互相补充。在中医教学中，在编写讲义和讲课时，也用了不少西医方法学上的特点米整理、阐述、发挥中医的理论认识和临床经验，使我编写的讲义和教学内容，尽量做到系统化、通俗化。尽管其具体内容很少或者裉率不谈西医的东西，但其中不少方法是借鉴于西医的。
总之，中西医学，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因此需要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于相互结合，共同提高。就中医本身来说，还存在莆一个自身的发展提高问题。
发掘、整理、研究中医瑚论和治疗经验，需要汲取和运用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在内的多种知识和手段。但是，必须坚持扬长避短，而不是弃长取短或互相代替，否则，对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即取人之长，以克己之短。我认为，不论是对中医或是对西医来说，部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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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借鉴的一句鼎言。
学然后知不足
刚刚开始学医的几年里，我觉得自己学的还不错。四十年代，就在当时的医学杂志上，就中医基础理论的某些问题与人辩论；解放阱后，也写过好些文章，现在来看这些东西，虽然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但是不够成熟，其中好多问题实在还没有深入理解。近十年来，在中医学的领域里有了更多的涉猎，特别是承担研究生教学以后的近三、四年中，才深深感到自己在许多方面还很贫乏，很多认识还很肤浅。
这真是“学然后知不足”。
即Ll运气学说为侧，一九五八年我就讲过，但体会不深。近年再深入地研究《素问》七篇犬论，才认识到如果仅仅就五运六气的运算、推演讲运气学说，就把它看得太简单了。运气学说以整体恒动观为指导思想，以气化学说为理论基础，阐述了自然气候的变化规律与人体发病的关系。所以运气学说不是存废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入领会它的巨大内淌，加以运用、发展的问题。其中象天文、历法、气象、物候等方面的知识，我们还所知甚少，甚至根本不碹。
又如《索『日]-至真要大论》著名的病机十九条，历来研究者大都仅仅着眼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等
十九个具体内容。在“诸”字、“皆”字上大做文章，就事论事，很少考虑它的精神实质。说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就介绍羚羊钩藤汤、镇肝熄风汤；说到诸胀腹火皆属于热，就讲诸承气汤。有的说这十九条中，讲火讲得最多，所以火是主要病机，六淫皆可化火，五志也化火，因而力倡寒凉。有的说这十九条中没有燥，应该补进一条；有的说要补的还多，于是在十九条的基础上由几十条加至百余条，然而意犹未尽。我以前在讲十九条时，就感到有问题。中医的病机学说，包括了病因学、病理生理学、发病学和症状学，岂是十九个具体内容所能概括?但《内经》把这十九条摆在篇中，是什么道理?虽有些看法，却一直未能深究。
近年来，我在《内经》教学和临床实际中才体会到；十九条中，大有文章。问题在于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丢掉了前后文关于病机的重要阐述，孤立地就十九条论十九条。古今都说十九条重要，重要在哪里?深入推敲，十九条不过是一些概略的举侧，其精神实质是在于通过这些例子说明辨证论治的步骤和方法，阐述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和人体在致病后所出现的以阴阳、气血、虚实为中心的病理生理变化，以)支疾病的定位、定性、各司其属、必先五胜、治病求本……这样一整套辨证论治的内容。在这一新认识的启发下，前些年我才提出了统一辨证论治的方法和步骤的“七步”的主张(详见《辨证论治研究七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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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辨证论治，认识上很不统一。我希望以中医学基础理论为基础，对辨证论治的涵义加以明确和肯定，对其内容、步骤和方法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这样就可以逐步把辨证论治的认识统一在中医学基率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统一在理法方药中的一致性上，统一在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研究这一问题，近二十年时间，才算是有所领悟，可见做学问之难。“学然后知不足”。我愿与立志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同志们共勉之。
(本人口述，何绍奇、许家橙记录)18，
精在明理知在成行：言墨墨：：嚣曼：嚣嚣i赵金铎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u 0止  叮
【作者简介】  赵金铎(19
16～)，河北省深泽县人。十四岁习医，三年后悬壶故里，“七·七”事变后参加地下党工作。
从事中医事业五十余年，擅长内科风证及七情神志诸疾之治，近年又从事“肾炎”临床专题研究，颇有心得。
立志学医读书求师
我祖父辈昆仲二人，皆习医业，长祖操中医外科，次祖专中医内科。皆因早逝，余未得其薪传。刚满四岁，慈父见背，孤儿寡母寄于次祖父之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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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七年小学，鉴于家境维艰，母亲不忍孤儿远离，故辍学在家，计划另谋为人之路。然而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能干什么呢?老母亲对我说：“你能学个医生才好，既能治好我的病，又能成为一个百家可用的人。”思考再三，我觉得母亲的希望是有道理的，遂下定决心，立志学医。
从何学起呢?我去请教本家的一位祖父，他是中医内科医生。老人淡淡地对我说；“你先去熟读《内经》吧。”昕了他的话，找了本《黄帝内经》闭门死读起来，风雪严寒、烈日酷暑，无一日辍止。怎奈自己文识浅陋，其中大部分章节，百思不解。为了解难释疑，使我想到本族伯父、老中医赵洛款。其人正直，学术造诣亦深。一日冒昧前往请教，言学医之志，致殷勤之意，敬请指示门径。老人听后很诚恳地对我i兑：《内经》本身不是强调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吗?《内经》教人，知医之遭，要诵而能解，解而能剐，别而能明，明而能彰。医之为术，易学难精，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依你的条件，开始自学《内经》是不实际的，应先读一些比较通俗、实际的著作。他当即将案头上的《古今医鉴》送给我，让我用心熟读。
我异常感激这位老人的热心指点和慷慨支持，并依其指点，改弦更张，先读完了《古今医鉴>)，接着又学习了《陈修园七十二种》、《万病回春》、《寿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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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濒湖脉学》等书。方法一变，耳目全新，因这些书文字较为通俗，且内容多涉临证实际，散*趣油然而生，学思也大大地长进了。后来叉在业师的指导下，由浅入深地读了四部经典著作。
光阴荏苒，转眼十七岁了。此时，乡里原来的一代老中医，大多已经谢世，其中包括我的启蒙老师。
个别生存者，亦是老病交加，行动不便，谢绝求诊了。家多一带群众，患病求医，日感困难。当时，我读书、求师业已三年，渴望将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及老师口传的经验，到实践中一试。事有凑巧，邻人李某之妻罹患痛经之病，每值经期则腹痛难忍，辗转呼号，疆夜不止，隔垣可闻。我鼓足勇气，毛遂自荐，愿为诊治，病家十分欢迎。经详细诊察．辨为血虚有寒，经脉瘀滞，因拟当归活血汤加减与服。是夜，余心惴惴，唯恐药不对证，发生事故。翌日晨，又匆匆而起，前往病家询问，当得知药后病人一夜安睡，经痛未作时，成功之喜悦是不言而喻的。这便是我开始行医所治的第一例病人。自此以后，邻里、病家争相传告，都说咱村又有小先生了。登门求治者，日渐增多。
_初出茅庐，理论知识菲浅，更乏实践经验，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钉子。纵然昼日认真临证，灯下翻书对照学习，修正治疗方案，还是有
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相当一部分病例疗效不佳。这使我感到，许多问题单靠书本是无法解决的。
暇读韩愈“师说”，深悟“师者，所以传遭受业解惑”之重要作用。知道要想解腺疑惑，除认真读书，勇于实践之外，非得多方寻师求师不可。于是下定决心，不耻F问，无论老农村蜒，凡能执方治病者，我皆视之为师。若村中谁家从外面请来医生看病，我便前往侍诊，趁机求教。并主动地随访别人诊治的病人，观察总结疗效，从中吸取教益。另外，还通过登门砰访，通信联系等方法，就正于高明。总之，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勤学、勤问、勤记、勤实践，以勤补拙，日积月累，数年功夫，受到很大教益，实际疗效，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不禁使我想起法国生物学家、化学家巴斯德的一段话；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就有成功在等待着。
投身革命献身人民
饱受封建家族欺凌的青少年时代，孕育了我心灵中的反抗精神。我反复求索摆脱窘迫境地的出路而不可得。
一九三六年，我终于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俟后，经组织指点，秘密地阅读了一些进步小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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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特别是在读完《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的著作以后，才使我真正认识到共产党的主张，是摆脱受欺凌困境的正确道路。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参加了“抗日动员会”的工作。借行医治病，走村串户之便，宣传动员群众起来抗日救亡。
一九三八年，华北危机日渐严重，日寇长驱直入冀中平原。在我县城陷落前夕的一个晚上，我和另一位同志，在一盏明亮的油灯下宣誓，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受。
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逐步认识到当初自己学医的动机是多么渺小、狭隘，而只有将技术贡献给革命事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自此以后，我的医学生涯也就和党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一九三八年冬，深泽县城陷落，抗日游击战争如火如萘地开展起来。为了配合游击战争，我在自己小药铺的基础上，和另一位地下党员同志(西医)成立了救护医院，免赞治疗我党干部及游击队伤病员。我不会抢救技术，就查看有关书籍，请教西医同志，很快地学会了一般的外科急救技术。
当时，由于日寇的封锁，物质生活极度困难，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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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器材几乎全部需要自力更生。投有纱布、脱脂棉，我就把被子拆掉，浆洗干净，用碱水煮过，漂净，放笼上蒸气消毒后使用。两药供应不上，就千方百汁用土、单、验方进行治疗。例如，用柳树叶水煎浓缩代“依比膏”，当时就解决了不少问题。
一九三九年，县城失守后的第一个春天，青黄不接，环境目渐残酷，日寇为了对付抗日力量，经常扫荡、抢劫。鬼子、汉奸、特务、密探无孔不入，东游西窜，所刘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救护医院已难以继续工作，就把所有的药品器械坚壁起来，转入地下。不久县游击大队成立，便把坚壁的所有药品、器械无偿地捐献给大队卫生队了。我自己仍继续利用职业的方便，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冀中平原进行了残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所到之处，实行烧光、系光、抢光的，i光政策。岗楼林立，沟路成网。我们在地下党领导下坚持了残酷环境里的斗争。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医疗和掩护伤病员的任务，开展地道战，我家也成了抗日保垒户。有时还受地下党的委派，亲临战斗前线，进行医疗抢救。无论严寒酷暑，白天黑夜，不管情况如何险恶，只是想将自己所学到的一点菲浅的知识贡献给革命，服务于人民。
革命战争的洗札，也培养了我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树立了有求必应、讲求实效、用方简廉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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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在此期间，为丁适应艰苦环境中农村医疗之需要，我搜集、研制了用以治疗内、外、妇、儿各科常见病的简便方剂。例如，用以治疗外感热病汗后低热不退的三根汤(芦根、葛根、板蓝根，水煎服)，治疗久疟但寒无热的乌白丸(J弓豆四十九粒，白砒三克，将豆煮烂，和自砒共捣如泥，和为百丸，发作前两小时服一九)，祖传治疗新生儿破伤风的脐风散f巴豆霜三克，朱砂一．五克，胎发灰0．六克、脐带一具焙研，僵蚕粉三克，共研极细，每以筷子蘸蜂蜜粘药少许，令病儿吮之)，产后服用的简易生化汤(山榱、红糖、生姜，水煎服)等，皆存战争年代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精在明理知在成行
圊顾数十年学医、行医的历程，深感医之为术，学之易而精之难，行之易而知之难。欲“精”欲“知”，必须有一番据经以洞其理，验病以悟其义的扎实功夫。这里既需要谦虚好学的态度，尤需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因为“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柏拉图)要从实际出发，学有专攻，熟读精思，不可朝秦暮楚，东一榔头西一体槌，须知专则有进，杂则无成。
(一)读书宁涩匆滑苟子说得好；“锲而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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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木不折；颤而刁i舍，金石可镂。”我常引以为照右锦。并将自己学习方法规定为一粗、二细、_二记。
所悄籼，就是无论学习哪一郝医学著作，先要从头到尾地通读一遍，领会精冲，窥其全豹。再找出重点，发现疑难，为细读打好基础。例如，《黄帝内经》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许多医家，通过医疗实践，“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渚身”，集我国秦汉以前医学成就之大成的一部医学巨著。然而“其文简、其意障、其理奥、其趣深”，它涉及了当时的哲学、天文、气象、历法、地理、物候乃至军事、农业等方面的丰富知识。将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说理工具．将人与自然视为统一的整体，甩以阐明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的道理。不通读原著，就无法窥其全豹，理解全书的主要精神，也就更难发现和辨别其精华和I糟粕之所在。
饵只作全面、一般性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下功夫精钻细研，找出萁中规律性的东西，这就妊细。我细咎《内经》，采用了先纵后棋的方法。所谓纵，就是以某一部《内经》原著为蓝本，逐字、逐句、逐篇地进行学习；所谓横，就是将其他医家对《内经》的论注，对照互参，分门}j0类地贯穿错综。存这方而i，我『‘分庸服张景岳的《类经*。是书阻“灵怄启紊问之微，素问发裂枢之秘”，按照事理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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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内容，分成十二大类，辩疑发隐、补缺正讹，而使条理分，纲目举，晦者明，隐者见，原始要终，因常知变，糜不殚精极微，秋毫无漏。因此，我不仅将《类经》作为学习《内经*的主要参考书，而且也将张景岳的治学精神与方法，作为自己的龟镜。
在细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很多难题将人涩住，是顺口溜过，还是抓住不放?这是治学上的一个大问题。尝读《素问·至真要大论》，其中有“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之论述，起初每同于王太仆“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注释，顺口读过，未求甚解，自以为王注合情合理。后来偶于临证实践中治疗两例病人，使我对王冰注释的全面性发生了怀疑。：茁两例病人中，其一侧属于“阴盛格阳，至虚有盛候”[详见(三)行成于思，毁于随]。另一例“阳盛格阴，大实有赢状”。
患者乃一壮年男子，病热旬日不愈，渐至神志昏昧，口不能言，身不能动，目不欲睁，四肢厥玲，时发惊悸，周围稍有声响，则惊悸汗出，圊家惊慌，迎诒不迭。观前医处方，皆从虚治，养心阴，益心阳，安神定志诸法，用之殆遍。余诊之，见患者昏昏如恹，问之不答，然六脉皆沉伏有神，且舌红少津，根有黄褐厚苔，以手切腹，觉脐下有痞块灼手，用力切按，则患者皱眉作禁。据证思索，知属阳极似阴，大实有赢状。其所以惊悸汗出者，乃斟胃家燥热结实，内热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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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上扰神明，累及心阳所致。病本在于阳盛，故甩大剂调胃承气为主，泻阳邪之有余，少佐附子护心阳之不足，因得泻下煤矢数枚，惊悸止，神气清，调理旬日而安。
观临床之实验，我初步认为《内经》所谓“取之阴”、“取之阳”已总括阴阳、虚实于其中了。“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是病在阴，阴之为病，当有真阴虚、阴邪盛两端。阴虚而热者，固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正如张景岳所云；“诸寒之而热者，谓以苦寒治热而热反增，非火之有余，乃真阴之不足也。……只补阴阻配其阳，则阴气复而热自退矣。”阴邪盛者，寒有余也，阴盛于阳，寒之而热，理应消阴纳阳，而非壮水之主所宜，故高士宗说：“诸寒之而热者，以寒为本，故取之阴，当以热药治之”；“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病在阳，亦当有阳盛、阳衰之别。阳衰者，“非寒之有余，乃真阳不足也，……但补水中之火，则阳气复而寒自消也”(张景岳)。故治当益火之源。若夫阳盛于阴而“王气”为寒者，则绝非益火之所宜，而治当遵高士宗所云“诸热之而寒者，以热为本，当以寒药治之”之旨。
如此例子甚多，不胜枚举。这不仅说明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同时也说明读书学习，宁涩勿滑，扎实入细之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即是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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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在细读的基础上，进一步要记。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背诵警句及领会记忆其主要精神，二是写读书笔记。作笔记不单是照抄所涉猎的精辟论述，更重要的却在于将所读所学的东西经过一番犹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一样的气化吸收过程，通过综合、归纳、分析，变成自己的东西，并用自己的话写出要点及体会。还有不应忽视的一点，是记录读不借、搞不通或有质疑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查考钻研，请教研讨于师友。
方法固然再要，但读书学习的根本仍在一个“读”字。“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粗见全貌，细抓规律，记在消化吸收，无穷反复，持之以恒，贯穿错综，磅礴会通，粗而不模糊，细而不支离，记而不死板，使知识成为有源的活水。在这方面，我做的很差，』二述意见，也多是由教训中引出的体会，简述以供参考而已。
(二)学贵不泥，用责变通在漫长的读书自学、寻师求教及广泛的医疗实践活动中，使我十分信仰“学贵不泥，用贵变通”的道理。养成了根据不同情况，变通化裁处理问题的习惯。广泛地阅读中医经典及后世医家的著作，背诵其中的警句，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一环是师古不泥，咀嚼消化，在理解的基础上提要勾玄，山博返约，融会贯通。因为以实践医学为主要特征的祖国医药学，是产生、发展于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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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封建社会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历代医家，也各在一定的范围和条件下，继承学习前人的遗产和积累了自己的实践经验。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这些都是伟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皆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袒国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从个体上来看，每个人的经验和认识不可避免的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片面性。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就必须有一个取长补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融会贯通的工夫。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学术修养，进入更高的境界。
回顾对中风一病的学习及实践体会，足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中风，在中医内科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此，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规，医学文献中有关记载也卜分车富。纵观《内经》至“衷中参西录》二千多年问的文献资料，我发现唐宋以往，皆咀“内虚邪中”立论，虽然病机中也提出了“内虚”，但将风邪入中放在了重要地位。所以，为了祛散风邪，朋药多偏辛敲燥烈。金元以降，始有主火、主气、主姨、主虚之沦，以及“真中”、“类中”之分。其中，张景岳矫枉前衍而倡中风“非风”；叶天士睿日探源而侣“肝阳化风”，王清任注重实践而倡“经络瘀滞”I三张(张伯兜、张山雷、张锡纯)参西学而倡“气血冲脑”。前贤立论，绚丽多彩，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使祖国医学对中风一病的理论和实践，渐臻完善，蔚然可观。
l愀据术人的认识和实践所及，我认为张景岳、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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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的见解是精辟而符合中风临证实际的。
中风之成j奉在真元受戕，精血亏耗，积损颓败，木少，滋荣。然而由于脏腑功能失调，阴阳偏倾，气血逆乱，义必然导致出入升降之机被抑，气化功能失常，从而产生气滞、血瘀、生痰、蕴湿、化火诸种变化，形成中风病机中标实的一面。术虚标实的发病机理，丧定了中风之治，亟当审明标本缓急，虚实闭脱。除非纯虚无邪、真元欲脱之证，不宜过早滋腻呆补，若逆而用之，必致痰火湿l油、菀陈败血胶固不化，不仅贻误病机，甚则招致神志昏蒙不建，肢体沮废难复的不良后果。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为风木之脏，体阴而用阳，故用药大忌辛燥升敞，滞腻杲补。因此，我于临床上治疗本病，总以柔肝熄风、清肝利胆、解郁化痰、凉血泻热、益气活血等法则为主，并在借鉴前人立方用药的基础上，选择补肝肾、益精血、清营凉血而无辛散燥涩之虞的药物，自拟柔肝熄风汤(枸杞子，菊花、夏枯草、桑寄生、白蒺藜、制首乌、当归、白芍、怀牛膝、元参、钩藤、地龙、珍珠母)、活血通脉汤(当归、赤芍、丹皮、丹参、桃仁、红花、柴胡、桔梗、枳壳、鸡血藤、台乌药)以及凉血清脑汤(生地、丹皮、白芍、羚羊角、钩藤、菊花、蝉衣、僵蚕、桑叶、枳实、菖蒲、竹沥膏)等方剂，临证使用，颇感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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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痹证，历代医家大都按风痹、寒痹、湿埔、热痹或风寒湿痹、风湿热痹进行辨治，这主要是机槲《内经》“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痂痹，湿气胜者为著痹也”和“15日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的理论而形成的类分方法。此种类分法突出了邪气致病的特点，具有一定的长处。
《灵枢·百病始生篇》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凶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故风寒湿热只能是形成痹证的外在条件，而正虚才是构成痹证的主要根据。严用和说得好：“皆因体虚，腠理空疏，受风寒湿气而成痹也。”
由于患者资禀有厚簿，形体有刚柔，正气有强弱，邪气有盛衰，病程有长短，病变有浅深，故痹证的临床表现除具有风寒湿热各自编胜的特点外，在卸起阶段多以邪实为主，病延日久，风热则伤阴耗血，寒湿则戕阳损气，临床大都表现为虚实夹杂之证。所阻我在辨治痹证时，很注重邪正虚实的关系，并把痈征的病机特点总结为“由实转虚、虚实夹杂”八个字。
对于初起阶段的实证，针对风寒湿热各自褊胜的特点，采甩祛除邢气之法。如风气偏胜用大秦艽汤变通，寒气偏胜罔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湿气偏肚州四妙散1jn味，热气偏胜用丹溪上中下通用痛风方化裁。
对于病延日久的虚实夹杂证，采用祛邪扶正并行，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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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邪于扶正之中，这样扶正不恋邪，祛邪不伤正，可以双方兼顾。若阴血虚者用归芍地黄汤，阳气虚者尉黄芪桂枝五物汤，气血虚者用薯蓣丸，J忏肾虚者用独活寄生汤。并在扶正方的基础[二选加散而勿过、温而勿燥、利而无伤、寒而匆凝之祛邪药物。散风选防风、荆芥、秦艽、桑枝类}温寒选桂枝、巴戟天、仙灵脾属}利湿则选木瓜、黄仁、泽泻辈j清热则选黄柏、知母、银花藤等j挟痰者加眠指迷茯苓九或二陈丸；挟瘀者则合以桃红四物汤或加丝瓜络。
此外，根据痹证的发病特点及《灵枢·本藏篇》“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之说，除了正确的治疗外，还主张顺应四时阴阳消长，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节饮食，和寒温，保养正气，做到防患于未然，既病防变，愈不复发。
数十年的临床蹀躞，使我深深体会到，理论上小学前人，临床上无方无药，则勾绳皆废，流散无穷；相反，若囿于经典，生吞活剥，势必思想僵化，困死于“必然王国”。
(三)行成于思，毁于随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包括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营卫、气血、精气神、气化功能、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四气五昧、升降浮沉、归经等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整体、宏观功能活动及生命运动形式基础上的，它是运动的、变化的，所以在目前科学水平上难以用彤态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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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它的科学性。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百花齐放，流派竞立，各有千秋，往往使后学者产生望洋兴政之感。
仅以诊脉而言，诊脉是中医特有的诊断方法，是临床辨证论治及判断疾病发展转归的重要依据。《黄帝内经》论三部九候之诊；《准经*论辨三部九候于寸口；“伤寒沧》侣人迎、寸口、趺阳三部合参j王叔和撰《脉经》以分体类象j  “濒湖脉学》卫列别诸脉之体、象、相类、主病；《医学心悟》以胃神根立论，不愧为精通脉理者……其他名家，各有阐发，难尽列举。lJJ口之四肢阴阳之变动，昼夜寒暑之往来，脉气也随之}二下，年龄长幼，性别男女，脉象也困之而异，复杂错综，变化准极。且书本上有关脉象的文字记载，大多形容抽象，令人难得肯綮。纵然读书千遍，心巾丁_『，指下也在所难明。
业欲精，必明理；欲明理，必多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想精通某一门学问，必须掌握其固有的客观规律性。中医是如此，中医的脉诊也是如此，学习诊脉，必须着意于脉理。诊脉之道虽繁，然有其一定的规律性。积数十年l临证诊脉体会，我初步认为，诊脉应以胃、神、根为纲；体(脉体形象)、势(咏气往来出入之势)、数(搏动至数)为目}举、按、寻为法。更参五脏六腑在气口所属的部位，运用五行生魁规律对各部显示的脉象，结合性别男女、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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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老幼、病证、病时等具体因素，旧诊台参，进行有机地联系和归纳分析，疾病的性质及各个脏腑在病机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自可了如指掌了。
罗天益说；医之病，病在不恿。盖医之为业，生命攸关，临证辨冶，务须胆大心细，行方志圆，不走偏、不猎奇、不掩瑕、不藏拙，谨守病机，入微思索。
因为人体形同天地，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且地有高下，气有温凉，年分老幼，性别男女，体质有强弱之别，形志有苦乐之舟，外感有六淫之异，内伤有七情之殊，故临床病情之变，数不胜数，慎思熟虑尚嫌不济，岂容草草行事哉!
这方面，我在行医过程中，教训很多。记得在一九三四年夏，是我开始行医的第二年，奉村六甸老叟赵某患痢疾，日下数十行，余但据其年老体衰，气怯肢倦，未加思索，即以虚治，用四君子加秫米与之，服后半日，痢l末减轻，顿增脘腹胰胀，剧烈呕畦，体温升高，神情时昧。余惶惶然，回家查书思考，方知犯了“实实”之戒，急改投黄芩汤加半夏、竹茹，数EI痊愈。
一九五一年冬，我已调县医院工作三年。此时，我从事医务工作也有十八年的历史了。尽管如此，偶因一时疏忽大意，几乎酿成憾事，此事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本县南美木材厂李某人，患脑后发疮数月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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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后溃烂如小碗口，疮面紫晦不鲜，僵卧床上，痛苦难堪。
某日，日侠时分，卒发神志昏味，扬手掷足，躁扰不宁，面赤如妆，汗出如油，急急延我救治。病情确实危笃，于匆忙之中，凭其脉躁疾、舌黑如墨，未加思索即臆断为疮毒攻心，热陷营血，率书岸角地黄汤合护心散与之。诊毕返寓二时许，病家遣人告急，言药后病情更现危重，神昏躁扰，大汗淋漓，四肢厥逆，牙关紧闭……我闻之愕然，窃思辨治未忒，何以致此?速往观之，病果如述。再详诊其脉，虽躁疾而无根；撬n于f]舌，滑如鱼体，脉证合参，反复思索，恍然大悟，愧当初之草草，疚辨治之有误，证非疮毒攻心、热陷营血，乃病延时日，脓血淋漓，真阴耗竭，更因屡甩寒凉，阳气式微，虚阳上厥之危侯。病属至虚，而在外却表现出烦躁面赤、昏乱闷绝，扬手掷足、脉象躁疾、舌黑如墨的假实之象。再按诊太溪，其咏不绝，因知生机之犹存。遂翻然更张，取前人生脉散、参附汤两方合而用之，以参附汤救垂危之阳，用生脉散敖将尽之阴，更加有情之童便，滋阴和阳，从阳达阴。并依病情需要，采用连煎频服，从暮到夜令三剂尽，始得真阴渐复而守于内，真阳续回而安其宅。迨至子夜阳回之际，始见患者汗止，静卧，四肢渐温，脉变徐缓，安然入睡。嗣后调理月余而起。
此例病人之治，首先失之于乏术，再则失之于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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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由此可见，临证之际，识病遣药，必须多思，且思路要宽，多作反面假设以白询，察脉证之表现，明病情之缓急，观邪正之进退，定用药之参差，求准而不拘泥，求活务避散漫，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韩愈云；“行成于思，毁：】：随。”可娼知其要者，一吾而终兜。
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习无止境，实践无尽头，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实践到老，通过实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自己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时代不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师生关系变了，学习条件变了。中医学院成立，编写统一教材，有些单位还招了中医研究生等。老师为人民传授技术，学生为人民学习技术，教者愿教，学者愿学。这与我在旧社会学医的情况怎能同甘而语呢I
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爱不厌其烦，提出以下二三点，供后学者参考：
(一)勤功夫不负有心人，知识来源于勤奋，要勤就得不怕吃苦，]就得有谦逊的态度。古罗马作家大加图说：“学问是苦根上长出来的甜果。”中国也有句古语：“书山有嬉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些有益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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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寓义何等深刻!马克思以其伟火的革命实践告诉人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斤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卮r解牛，目牛无垒”的故事也充分说明了“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至理。
(二)巧勤奋吃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学习不仪要勤，而且要巧。“将升学岳，非径奚为I欲请扶桑，无舟奠适”。巧就是要有达到日的之正确道路和方法。这里，据我的体会，最重要的一点是，教者要冈村施教，学者要因材而学，一切从实际出发，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宁专毋滥，打好竖实的基本功。哲学家洛克说：  “学到很多东西的诀窍，就是一下于不要学很多的东西。”
(三)恩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要思考，临证也要思考。因为祖国医学是以宏观的整体为对象，形象思维和渣绎推理方法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要想把握祖国医学的精髓，就非有一番贯穿错综、磅礴会通、端本寻支、溯流讨源的取类比象、逻辑推璀的思维过程不可。医者，意乜。不是没有遭殚的。
党的中医政策，为中医事业的发胰开胖了广阔的前景，I十【医现代化的目标又嗽予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仆务。很多中医老前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争为“心化”作贞献。幽此，我也决心将有生之年，贡献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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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医事业，发扬人梯精忡，为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状态而努力工作。同时也希望后学者奋发努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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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口述，李炳人、朱建贵整理)
往事重提温故知新中医研究院西莼医院儿科研究室主任  王伯]岳
【作者简介】王伯岳(1912
～)，四川成都人。三世中医，以儿科见称。自一九五五年调中医研究院工作，兼任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台儿科学会委员、编委，“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常委，北京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儿科学会主任委员等职。著有《中医儿科临床浅解》一书及若干学术论文。
往事重提
在旧中国，学中医总不外乎自学、师授、家传三个途径。辛亥革命以后，成都虽有了官立学校，由于条件不允许，我仍然不得其门而入。
我的启蒙教师中江刘洙源，是我父亲的好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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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高等学堂(四川大学的前身)教经学。同时在家里设一个私塾，带着我们童于六、匕人，读书学习?
洙源先生善于因材施教。他的教学方法b当时一般私塾截然不同，重在启发、诱导，不主张死读书。
从先秦至唐朱，由洙师给我们选讲了不下百篇传世的文章。同时，以圈点《资治通鉴》及“四史”为自学常课。我后来学中医，读中医古典著作，能闯过“文字关”，实源于洙源师的教益。
我家原籍是四川中江县，是盛产药材的地方。祖父种过白芍，后来逃荒到成都，寄人篱下做雇佣。父亲先去丰都县福源长药店当学徒，继而跟一位姓陈的老师学中医。回到成都以后，定居。F来，一直以中医中药为业。
我读了十年书以后，已经是十六岁的青年了。父亲希望我做一个中医，我本人也有这个志愿。但是，父亲认为医生的儿子不能单凭上辈的声望去行医。他还主张，学医应先学药。这不光对立方遗药匕有好处，就是学医不成，卖药也可以糊口。我就是根据父亲这个思想先学药的。
位于成都东城的两益合中药店，是历史悠久的老药店。它经营的咀片、参、茸、胶、桂、膏、丹、丸、散，都很讲究，富有信誉。负责人刘社庭老先生，是一位精于业务的老药师。我父亲就送我列这个药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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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学徒。
第一年，只是做些药材的搬运，加工的粗活。后来，逐渐学习丸、散、膏、丹的配制，并到柜台上进行配方。在配方的时候，接触到不少名医的处方，对我很有启发。
刘老{J11j还经常叫我跟他到药栈采购药材。他对于识别各种药材的真伪、优劣以及药物的标准、规格，具有丰富的经验。经他的指点教诲，使我懂得一些有关生药的知识。
在刚年的学徒生涟中，总是白天劳动，夜问读书。
除温习一些旧课外，店里也有些书。如《本草纲目》、《汤头歌括》、《药性赋》等是必备的，也是称药配方人员必学的。过去不少的老药师也知医，一方面是接触得多，一方面是好学。有的时候，医生也来店里配方配药，在闲谈中，有问必答，这也是学。自己家里的人及亲戚朋友有病，主动给开个药方，这也是实践。叫想起来，引我入门，使我约略懂得一些浅显的中医知识，实起源于在药店当学徒。
从“两益合”学徒满师后，我的父亲已是成都妇孺成知的儿科医生了。我想做一个子承父业的家传医生。
但是，父亲不这样做。他有一点自知之明，觉得自己虽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但对系统的理论知识还不够。所以，他本着“易于而教”的原则，要为我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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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
廖萁阶先生，是我父亲素来钦佩的一位老朋友，是一位精通中医理论和富有临床经验的老中医，并长于教学，是我受益昂多，终生难忘的好老师。
廖老每天给我讲课，首先讲《伤寒论》。他认为仲景学说上承(<灵》、《素》，下启各代。《伤寒》一书，理法方药具备，后世称为方书之祖。从《伤寒》入手，进一步勤求卉训，然后旁及各家，确有事半功倍之效。我就是遵循他所指引的这个方法和途径，循序渐入，开始学习的。
廖老擅长温病学。他对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陈平伯、余师愚、吴鞠通、王孟英、雷少逸各家学说，深入研究，取各家之长而有所发挥，撰成《时病纲要》一书，分为上下集共十卷。上集以运气学说为纲，分四时六淫病各一类；下集为时行传染病类，分为时行泄痢、瘟疫、痉病、臌脓等十二类。廖老本此书精义，传授生徒，嘉惠后进。
从开始学医，父亲、老师都要求我写笔记，写日记。一方面便于老师督促检查J一方面便于自己复习。也就是“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同时，也秘累了学习资料。勤于动笔，叉能加深理解，加强记忆。至于写日记，对自己的恒心毅力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十年浩劫中，我的学习笔记和长年的日记，都付之一炬。但从中所得到的教益则是尚未全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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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读的书大多数是木刻本，没有标点符号，还有不少错落。读的时候要圈点断句，要借菩本来校订改错。有些不好买的书，只能借_束抄。当u-』者B是用毛笔，抄书都是用楷书。所以，从小必须练习写字。父亲在这方而要求最严格，一定要一笔不苟。他不是要求我做一个书法家，而是要我做个有责任感的中医。
他认为医生开处方，如果字迹潦草，万一配方的人看不清楚，或者是写错了，耶就关系到病人的安全。所以，他要求写处方时，药咪、剂量，都要规规矩矩。
还有处方上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以及证因脉治，都要写得清清楚楚。我后来随父习诊时，抄的处方，他都要亲自过目，有一点不合格，就命我重新抄过。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经过长期的锻炼，而且要永远‘礓持下去，这种要求是必要的。
跟随廖老师学习一段时间以后，由于父亲的业务较忙，因而我的学习方法有所政变。上午随父门诊，给他抄方；下午廖老师给我讲课。我体会给老一辈抄方，是最好的学习。
在过去，中医当中，有的人处方治病，疗效很好，但说不出道理；有的人长于理论，但实践经验不足，这是客观事实。我父亲自认为他属于前者，因此特别注意在理论上的充实，同时注意在实践中加强对理论的理解。当时我家生活并不富裕，但他绝不吝惜花钱买书。凡是他以前未读过的书，必先披嘲，并加朱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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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还保留着他“手泽存焉”的几部15籍，这对我的教育是十分深刘的。
业惠不能精行惠不能成
我从学药、学医、给父亲助诊，一直到后来独立应诊，中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是则不彰；第二阶段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第三阶段是活到老学到老。
学习初期，曾产生过“差不多”的思想，以致“好读书不求甚解”。在独立应诊的初期，又如“初生之犊”，自认为什么病都敢冶，都能治，正如苟子所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确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经过一段时问，遇到不少困难，一些常见病，照书本上学过的处理，但疗效不象书本上说的或我所想象的那样满意，有的还适得其厦；还有些没有学过的，或一些不常见的疾病，那就更感棘手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思想上很矛盾：这样混下去?于心实在不安，放下不干，另谋出路，更不敢冒这样的大不韪。于是自惭复白悲，一时连有把握的常见病也感到没有把握了。白天诊治过的、效果如何?总是悬想不已。到了晚上，经常是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学然后知不足”，这就是第二阶段最痛昔
的经历。
在独立应诊以后，仍然从廖老学习，不定期地带着问题去向他请教，求他解惑。当时一些知名的医生如卓雨农、唐伯渊、张澄庵、廖宾市、陆仲鹤、曾念适等，我也经常过从。有时还在一起会诊，向他们学习，向他{fJ请教，收到了“博采众方”之技，丰富了诊疗知识。
廖老主张，除儿科专著而外，应多看历代各家学说，开拓视野，以增强识见，提高医疗水平。他说，历代各家太都兼长各科，尤其都重视儿科，散在各书中有关小儿的论述应收集。就是内科方面的诸多治法，以及很多学术见解，都可以用之于儿科。
经过起伏转折，才懂得了秦越人“人之所病病痰多，医之所病病道少”这句话的真实意义，从而理解到要治人之病，先要治己之病，治“道少”之病。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坚定了我终生学习中医、研究中医的信心和决心，并于一九三二年取得中医师资格，开业行医，独立应诊。
当我开始独立应诊的时候，父亲给我“约法j章”：不定诊费，不计{硅酬；不定时间，随到随看，不说人短，不道已长。
当时的诊费，有高有低。穷人不但付不起高的诊费，就是低的也有困准。譬如只定十个钱(当时还用锕钱)，父亲说，不够十个钱的怎么办?俗话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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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迫死英雄汉”。要凑足十个钱，谈何容易。所以，他坚决主张不定诊费，不计报酬。
过去在城市行医的中医，有的规定应诊时间，有的不规定。来我家诊病的多数是小儿。一个孩子生病，全家都着急，兼之小儿一般发病急、变化快，特别是高烧、惊厥这类病，必须尽快地诊治处理。所以不规定时间，应当随到随看。我父亲行医时一砒如此，也要我萧规曹随，
我一开始独立应诊，父亲就将我的寝室移至接近大门的旁室里。只要有病人叫门，或听见患儿的啼哭声，马上起来开门。小儿生病，总要牵连大人。病家大多数是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小职员，一天不干活，一家人就要断炊。不定时间，随到随看，病家方便，于己也才心安、，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成都只有很少几个教会医院，一般人根本进不去。‘至于劳苦大众，就只能望“洋”兴叹了。一般急证以及外伤、骨折等都靠中医处理，而且处理得很好。认为中医只能治慢性病，或者说中医只能治内科病，显然是误解。
有的病不是一个处方或一剂药就能治好的：换个医生看看，希望快些好，这是病家常情。而有的医生则往往认为是前医治坏了才去找他，于是对前医的处方评头品足，揭人之短，娃己之长。这种“同行相忌”和“文人相轻”的陋习，父亲坚决反对，不容许我沾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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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教肓很深，我能学有寸进，实源于此。
关于继承和发扬
古人说：吁i年五}‘方知四i‘九年之非”。我在治学方面，对于“勤”与“思”的重要性真正有所认识，确是从中年才开始的。
张仲景是我国有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的一位医学家。当我开始学仲景学说的时候，老师教圳我，不仅要学仲景的若述，而且要学仲景冶学的方法。仲景治学的方法，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八个字，这也可以说是善于继承，而其《伤寒杂病论》，则体现了他在前人基础上的发扬。张仲景之所以受到后世景仲，就是因为他善于继承发扬，把中国医学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峰。凡是“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崇饰其末，忽弃其率”，“驰竞浮华，不固楸本”等都是仲景所反对的。闲而他在“古洲’方面进行“勤求”，同时还对“众方”进行“博采”。这对于如何搞好继承，是最好的典范。而其《伤寒杂病论》，既是在“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基础上而成的，但又不是引经据典、铺设陈辞，而是独创新格，精奥简详，这又是仲景在发扬方面所显示山米的最好典旭。在中国占典医籍中，继“内经》、《八十一难》、《神农本草》阿后，当以仲景的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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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伤寒论》、《会匮要略*为最。其特点就在于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触会髓通，加以发扬而有所创新。
当然事物总是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对于祖国医学遗产也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加阻发扬。
新文化总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继承旧的是为了建立新的。从时问这个概念来说，新和旧与今和古，基本上是一致的。今天的旧，在古代是新；而古代的新，在今天看来是旧。再隔一段时间，后代也会把我们今天认为是新的当成旧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比如说；《伤寒论》所载的一百一十三方和《金匮要略》所载的二百六十二方，其中究竟多少是汉以前的古方，多少是仲景当代或仲景首仓lJ的方，根本无从稽考。仲景在“博采众方”时，可能不分古今，侧如崔氏八味丸，显然不是他自制的。当然其他近四百个处方中，肯定也不都是仲景自拟的。在今天来说，这已都是古方，因为尊仲景菩作为经典著怍，则又称为经方。其实，在仲景当时部是时方。推而广之?在今天仍然用之有效，具有现实意义的方，何尝不可名之目时方?
仲景继承《灵》、《素》而有所刨新，使其为他当时所用，是古为今用j令天我们用仲景之成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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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古为今用。这既是继承，也是发扬。
厚卉薄今，肯定是错误的，而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今是而昨非”，恐怕也不正确。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包括医学)发达的伟大民族和伟大的国家，怎能一无是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善于继承、善于发扬。
今天的中国医学，就是在不断地继承中发展起米的。温病学说的兴起，就是继仲景伤寒学说之后的一个飞跃发展。
伤寒自来有广义狱义之分。从广义而论，一般外感病，如发热、恶寒、头痛、身痛、无fI：或有汗等征，在古代文献中通称为伤寒。《难经·五十一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温病，肓热病，有湿温。”《素问·热沧篇》说：“令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伤寒、温病都是热性病，其他如中风、湿温等都称为伤寒，原则上是无疑义的。但如何鉴别，尤其是寒与热究竟有无区jjIl，如何区别，特别是在治法上有何异同，这是值得深思的。
吴鞠通可称好古敏求之士，他对于以．卜这些问题，逃行了仃细的探索，在继承仲景学说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作为“羽翼伤寒”的《温病条辨》一书，是继《伤寒论》以后的一部名著。温病学家对于寒证，热证的区别，概念更加明确，治用辛温或*凉，分别电巫加清楚。吴鞠通蜕：“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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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辛温冶伤寒之法冶温病。”很显然，他是在仲景以辛温治份寒的基础上发展为辛凉冶温病的，同样是善于继承和发扬的典范。
我体会到：继承与发扬是不可分割的。搞好继承，才能有所前进，前进就是发扬。以祖国医学而论，如果只是按准宣科、依样葫芦，那不是善于继承。继承的目的在于发扬，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勇于甜新，使其不断地提高，那才是真正的发扬。
往事重提，目的在温故知新。希望青年同志从我走过的路中取得教口11，奋发图强，催促中医学术繁荣昌盛。
寝馈歧黄五十年：：；星善善勰：：万友生江西中医学院热病教矸室主任  ’…一
【作者倚介】  万友生(19
17～)，江西新建人，现年六十五岁，从事中医内科专业近五十年。解放后，历任江西省中医进修学校、江西中医专科学校和江西中医学院教导副主任，中南区卫生部中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西中医药》月刊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现任中华垒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㈣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常务委员。精通伤寒、温病学说，曾著有《伤寒讲义》(1959年)、《温病讲义》(1959年)，《伤寒论讲义》(1962
年)、《热病学讲义》(1973年)等。近年来著有《松庐医案》、Ⅸ伤寒知要》两书，待出版。
我的学历是从私塾开始的。由于读过孔孟之书，因而具有一定的古文基础，这就为我考入南昌神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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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专修院(后来改名匈江西中医专门学校)，攻克经典难关，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当时老师不仅特别重视古文水平，同时也很重视书法，考斌评分时，字写得好的加分，否则减分。他们认为，中国医学和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占代医学家大都兼通中国文学和书法。当时社会上也常给中医以这种压力，即中医开方时，字写得好的，就会受到病家青睐，否则就会遭到白眼。
我在江西中医专门学校学了三年中医药学理论，由于日寇侵扰，学校停办，未能临床实习，深引为憾。离校之后，继续寻师访友，曾遥从上海名医陆渊雷为师，尽购其著作而读之。我很钦佩他博通古今中外的学问，从而开拓了我的心胸和眼界。但对他以西释中的论述，既受到启发，又感到疑惑。并在当时中医界守旧、维新和折中三种不同的学术主张中颇感踌躇，只是由于自己缺乏西医知识，无力维新和折衷，不得不守旧以求自慰而已。因此，在解放前战乱十多年的医途中，一直是坚持固有传统，不断深入钻研的。当时行医的生涯虽苦，但自学的蔗境弥甘。现在重读当年用墨笔正楷书写的《诸病证治提要》、《伤寒论六经分i正*、《药选》和《药物分类提要》等资料，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干¨乐在苦中的坚毅精神犹跃然纸上，使我老而忘倦。
解放后，执行中医内科业务卜多年的我，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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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中医进修班，比较系统地学了一些西医的基础理论和l临床知识。由于寝馈娃黄医学已久，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并未因之而使自己改造成为“西医”，相反，在学习西医的过程巾受到了不少的启发，更加坚定了自己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而奋斗终身的信心。
回忆我从临『末实践到理论研究这一漫长的历程，是甘箭备尝、不无体会的。这里略谈四点：
(一)关于经方和时方的问题我在学校学医时，对老师之间的经方派与时方派的争论颇感兴趣，但并无成见。只是由于张仲景乃医中之圣人，因而对经方尤为喜爱罢了。离校走向社会后，在早期临床实践中，虽然喜用经方，但也常用时方，并初步体会到只要用之得当，都能药到病赊。但遮尚处于一般性的摸索阶段。嗣因先后在江西省中医进修学校、江西中医专科学校和江西中医学院长期教授《伤寒论》，为了进一步印证经方疗效，提高教学质量，才在临床I：偏重药味少而用量大的经方(即使有时选用时方，也喜欢药少量太的)，井常向学生推崇“少而精”的经方，批评“多而杂”的时方。但我思想上并不排斥“多而精”的时方，认为用药女¨用兵，虽然“多而杂”的时方，好比乌合之众，杂乱无章，一哄而上，临阵必败；但“多而精”的时方则好比韩倩将兵，多多益善，井井有条，临阵必胜。如李东垣方虽有多至一二十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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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理井然，每奏良效，即其例证。只是当时我寝馈长沙堂室，言行悉遵仲景，对“多而精”的时方，心虽许之，但尚未及深研。文化大革命后，我讲课渐少，而看病渐多，为了进一步摸索时方的经验，乃渐偏重于时方，临床用药有时一方多述一二十昧，有些同事颇为我在临床上的突变而感到惊伢。近时找巴完成《松庐医案》的编著任务，我希望它能及时地同大家见面，获得太家的指教，并让大家从这本医案中看到我对经方和时方虽有偏爱但无成见的态度。但从其中方药用量来看，前期虽然有轻有重，后期则偏于重。这是因为我长期教《伤寒论》课，临床应用药少量大的经方较多，加之晚年所经治者多属疑难顽固病症往往需重剂量才能取效的缘故。
蛆我并非排斥轻剂量时方，只是对此很少应用、缺乏经验而已。我愿在晚年深入摸索一F轻剂量时方治病的经验，以弥补自己的缺陷。只是由于习惯势力太顽固，大有积重难返之感，尚待努力克服。
(二)关于伤寒和温病的问题我教伤寒温病课近三十年，先后编写过有关伤寒和温病的讲义多种。近几年来，又在为北京中医研究院与北京中医学院合办的中医研究生班、中央卫生部委托湖北中医学院主办的全国伤寒师资进修班、贵阳中医学院和贵阳医学院主办的中医研究班和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以及本院主办的古典医籍学习班所写伤寒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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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成丁《伤寒知要》。前年五月问，在北京首届全国中医学术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的统一问题》等论文。去年新加坡中医学院为其第十五届毕业纪念特刊来函征文，我在本院党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应征投寄了《寒温统一论坤一稿(此稿是在我主编的《热病学讲义》基础上写成的)，就伤寒和温病两说统一问题，具体地提出了我的主张。而这也就是我从事伤寒和温病教学近三十年来的一个衷心的愿望。我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是：①从寒温学说的源流来看，伤寒学说是温病学说的基础，温病学说是伤寒学说的发展，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且由过去的寒温合论到寒温分论，又到今天的寒温合沧，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也是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
②从寒温学说的内容来看，虽然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的辩证论治各自有其特点，不客混淆，但它们又都属于外感病的范畴，是一类疾病中的两类汪治，显然是相得益彰，应该冶于一炉，融为一体的。例如《伤寒论》虽然对太阳中风、伤寒的桂枝汤证和麻黄汤证论述甚详，但对太阳温病、风温的论述则有证无方}而《温病条辨》则针对其缺陷宦g制银翘散方以弥补之。又如《伤寒论》对厥阴病的论述不够具体明确，因而引起后人争议，甚至悬为疑案(如陆渊雷“伤寒沿今释》指出“伤寒傲岍府竟是千古疑案”)。但如能结合后世温病学家有关厥阴病的论述来研究，就可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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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释而毫无疑义了。叉如伤寒学i兑详于表里寒证治法_析重在救阳，温病学说详于表里热证冶法而重在救阴，分开来各有缺陷，合起来便成完壁。③从寒温学说的应用来看，今天中医或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治外感疾病，大都是根据具体病情，灵活运用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的理法方药，并无成见。④从寒温学说的发展来看，在中西医结合中，中医外感病学的寒温两说必将大大地丰富西医的传染病学，而成为具有我国独特风格的新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此可见，伤寒和温病是必须统一的。我在中医院校主持伤寒温病教学中，前期是寒温分立，后期是寒温合并，《热病学讲义》已再版试用达五年之久，虽其内容尚待修改补充，但我认为方向是对头的。应该坚持下去，使之渐壤完善。我愿追随并世贤达，共同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学术任务。
(三)关千补脾和补肾的问题睥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本来都是人体的根本所在，应该是同等重要的。前人之所以有“补脾不如补肾”和“补肾不如补脾”之说，则是由于所处环境和治学途径不同，因而有所僦重罢了。内伤病学中的补睥与补肾两大学派一样，在历史上影响很大，至今遗风尚存，而且正在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加以研究。我从长期临床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脾胃之病(直接的或间接的)最为常见，因而调治脾胃之法也就用得最多。这就要求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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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医生必须善于调瀹脾胃。我虽早在行医之初，就很重视脾胃(抗战时，我随家迁居峡江县黄泥岗村，患胃痛甚剧，卧床一个多月，粒米未进，每天只能喝些汤水，大肉尽脱，形容憔悴，势颤危殆。当时我行医未久，经验贫乏，在中西医药杂投无效的困境中，幸自试用香砂六君子汤获效，并坚持服至病愈为止。从此香砂六君子沥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凡遇此证，必投此方，常常收到满意的效果，从而引起了我对脾胃学说的兴趣)，但并不善于调洽牌胃。这里试举一例为证：李姓，女，中年。素体瘦弱，患胃中灼热已三、四年，饥时尤甚，饮冷则舒，通身皮肤灼热，手足心热，晨起胃腕有气包突起，约半小时向诮，大便秘结，小便黄热，白带多，头晕，脉细数而虚弱。初按脾胃阴虚内热处理，投以增液汤加石斛、沙参、石膏、甘草四剂，胃中灼热稍减，气包末再发生，但大便仍秘结不行。乃用增液汤合弼心汤以清下之，再进二荆，胃中灼热未见续减，大便仍艰涩难下。
患者迫切要求通便，因予增液承气汤_一剂，仅服一剂即感纠胃中异常难受，虽微泻几次而不畅，食欲大减，神疲肢倦，患者不敢再服，而别求医治。这是我早年不善凋冶脾胃的一例挫手案。本例实属脾胃气阴两虚之证。虽然胃中灼热面饥时尤甚，饮冷则舒，并伴有皮肤灼热，手足心热，便秘屎黄，脉细数等痛，确属胃中阴虚山热所敏，宜州甘寒清热法，但从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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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瘦弱、自带多、头晕、脉虚弱等症来看，可见脾气素虚。脾虚吼IJ饮食不为肌肉而身体日形消瘦；脾虚则清阳不升，湿浊下注，错脉不固，而头晕白带淋漓。
并由脾气虚导致阴血虚，引起虚火内炽，而现胃热肤热手足心热，脉虽细数而虚弱等症。其大便秘结不行，不仅是阴虚肠燥，更主要的是中气虚弱而无力传导，故虽润以增液而仍不下，攻以硝黄虽得微泻而不畅，且觉胃中异常难受。可见本证虽属睥胃气阴两虚之证，但其病机重点则在于睥气虚。本当遵守东垣之法以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并应知本证是“大忌苦寒之药泻胃土”的。但因当时见未及此，初投甘寒养胃之增液法，尚届以次为主，虽未中乩犹有微效}继用苦寒泻胃之泻心、承气法，则属损其不足，故使中气不支而致胃中异常难受。这就无怪乎患者对我不再信任而别求医治了。由于临床上的深刻教训，迫使自己认真钻研脾胃学说，才逐渐地能够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这里也举一例为证：李娃，男，中年。患胃中灼热已十余年，虽然胃纳尚可，但食后胃中即有灼热感(晨起空腹时则无此感)，继以脘腹胀满，入暮尤甚，嗳腐吞酸，以手从心下向左肋下按之则痛。神疲肢倦，大便猪泻时多而干结时少。初诊时，大便结如羊矢量少而日行三次，舌苔微黄，脉象弦迟。当时有一学生随诊，他从当前主症冒中灼热而大便结如羊矢苔黄脉弦着眼，认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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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脾胃阴虚内热所致，主张崩增液汤等甘寒清热。经过共同分析，才认识到本病实属脾之气虚不运而胃之阴火时起的热中症，这可以从其胃中灼热而大便素溏冲疲肢倦脉迟上看，抖出来。因此，放弃了甘寒清热法，采取了甘温除热法，投以异功散加山楂、六曲、麦芽。初服二剂，胃中灼热鞘减，大便转成软条，并减为日行一次，虽仍嗳气，但不吞酸，再服二剂，胃中灼热减半，暖气渐除，时而矢气，颇感舒适．惟食后仍感脘腹胀满}乃守上方加枳实、半夏，又服二剂，胃中灼热全除，皖腹胀满大减。此后常服上方，胃中灼热来再发生，皖腹帐满全除，终获痊愈。从本例胃中灼热是食后即作而空腹则止，并伴有脘腹胀满嗳腐吞酸神疲胜倦来看，可见李东垣根据《内经》“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而提出的“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的理论，是符合临床实际的。这种胃中灼热之症，是因脾脏气虚不运+胃腑谷气停滞而阴火内焚所致。它和胃阴虚而气不虚的阳火炽盛的胃中灼热而饥时尤甚，大便但结不溏，舌质干扛瘦薄，脉象细数之症是同中有异的。
前者属于气虚阴火的虚热证，必须甘温才能除其热，后者属于阴虚阳火的虚热证，必须甘寒才能清其热，j=者阴阳大圳，是不能混淆的。文化大革命后，我曾先后在国内中医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有关脾胃学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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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略谈补脾疗法》、《脾胃学说在临床上的．运用》、《略谈脾虚阴火与甘温除热》、《论阴火》等)，前年并曾在全国中医学术会议上提出《略论阴火与甘温除热*(包括脾虚阴火与肾虚阴火在内)一文，献其一得之愚，以就正于贤达。
(四)关于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前年，中央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并将长期并存的方针。这是非常必要的。过去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中医研究机构，并发挥了中西医结合这支力量的作用，进行过不少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由于未能充分的发挥中医这支力量的作用，因而对中医理论本身的研究不多，成绩不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向，就是由于缺乏上述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思想基础，同时对西医尚难解释的中医理论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我承认，中医学确实包含了不少的至今还无法解释的“迷信”成分，如同西方的医学也难免不包含着“迷信”成分一样。但迷信和科学，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过程，并无绝对的界限，这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的身体和疾病)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西方的医学在发展途中也曾经存有迷信和盲目之处，这同样也是不足为怪的。是“迷信”，还是科学，只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那就是实践和实践岫结果。能够治好病，就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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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近时已有更多的人渐知中医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生命科学内容，并已引起国际上的重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近指出：“生命科学是当前世界上普遍受到重视的一门科学，许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多学科的综台性研究。”他建议“在对现有学科体系进行调整、组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体科学体系，将诸如人体特异功能，气功、中医理论等列入这个体系之巾，以便使这一研究工作逐步向更严密、更系统的方向发展。”(《文汇报Ⅺ1g 80年7月18H一版)由于他是物理学家，而非中医或西医，因而他对中医理论的推崇是客观的，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吲此，今后必须进一步端正对中医学的认识，充分发挥中医这支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对中医药理论本身的研究，不仅要及时地继承好当代中医药理论专家的研究成果，还要不断地培养出新一代的中医药理论专家来(当然同时也要墒养中西医药结合的新医药学理论专家)。
前几年，有的中医医院，实际上西化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是必须加以纠正的。我认为中医医院，必须从领导到医生到护士，从门诊到住院，从方药到饮食，都突出中医的特点，尤其是辨证论治的特点。它既不同于以辨病论洽为特点的西医医院，也不同于以辨病沦冶与辨证论治相结台为特点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必须进一步明确，西医辨病论治和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虽然是一条可行的正确途径，而且是发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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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医药学的必由之路，但这并不能说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惟一途径。除此之外，中医和西医两火医学体系还都可以分道扬镳，齐头并进，各自保持自己的特点。事实上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更为有利。
追忆旧迹寄奉后学犟萃塞盲军萎掣譬薪．江春篓盅善霍  魏长春
【作者简介】  魏长春(10
98～)，字文耀，浙江宁波慈城人。闻业于江渐名医张禾菜入室弟子颜芝馨，曾辑录颜师“温病条辨歌括”载于“中国医学大成洚第六集《增补评注温病条辨》之中。一九三五年编写出版了《慈溪魏氏验案类编初集》，得到海内医家好评。一九五六年调杭工作，翌年任浙江省中医院副院酬长至今。临证六十条年，早年擅长于外感时病的治疗，后又专攻内伤疾病的调治，在浙江省内享有盛眷，被选为省政协常务委员。近著有《魏长春医案》，《魏长春临床经验选辑》、《中医实践经验录》等。
步入医林我生于光绪二十三年。其时，父亲在北京东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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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恒源银号当雇员。一九00年因八目联军入侵之乱，父亲带着年幼的我返回故籍——宁波旧慈菇县西乡魏家桥。四年之后，即我七岁时，父亲病逝。
父亲患病时，百医未效，这使我从小就萌发了长大学医的念头。于是，在学了十年私塾之后，来到桐乡石门湾天生堂药店当学徒。当时，药店里有一位善用经方的姚精深中医师，他对我热心指点，并借医书给我读。三年满师后，我除掌握了药工的技术外，通过自学亦有了一定的中医基础，回乡后经友人介绍到宁波鼓楼前富春堂药店当职工。由于接方配药的方便，又使我得以了解宁波市不少有名中医的处方用药规律。当时，我虽然有了可以赖以为生的固定职业，但学医的念头始终非常强烈。所以一直没有间断自学，并试着为一些取药的病人开一些柜头方。
一九一七年，使我真正迈入医林的机会偶然降临。名中医张禾蔡的入室弟子、负有盛名的颜芝馨医师悬壶于鼎新街，因其弟子张志济得准自行开业，失去助手，而颜师由于右手风瘫，写字不便，急欲觅寻一个能懂得医药的人协助抄方。我闻讯后立即托人推荐，得以免费学业。颜师通文精医，学验俱丰，尤长于温热，平日诊务繁忙，门庭若市。因此我在短短的二年中，长进很快。但因家境所追，见得提前结束，而予一九一八年我二十一岁时】口l家开业。
开始挂牌行医时，由于年轻，不为人们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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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诊人数甚少。后得慈城卫生堂药店店主冯少农先生聘请，在该店定期坐堂为农工义务诊治。我根据姚，颜两师经验，-^定农工所患以外感实证居多，冶以解表、和中为主，化痰、利湿为佐，屡获良效。此后商界与妇女亦有人请我出诊。我深知当时医家、病员有动辄进补之习俗，小恙重药，粘滞留邪，易致病情缠绵难解。凶此，在诊视时常以理气开郁，化湿和胃为法，选用二陈、越鞠、平胃等方，出入调理，果获显效。这一年，有一杨姓五十余岁药业职工患暑热下利，曾先后服过三仁汤、清脾饮、四兽饮不效。患者又自拟方药，用姜、附、柴、枳，芍、桂、木香、藿香等洽之。服后半日，忽觉胸中灼热如焚，目赤神昏，冷汗如雨，四肢厥逆。吾审证求因，认为系暑热误用辛温，邪热内迫夹姨上蒙清窍之坏证。乃仿徐灵胎之法，急嘱其家属挖掘新鲜芦根数两捣汁灌服以养阴生津、清解药毒。须臾之际，患者吐出胶痰甚多，继而发出长声太息，神志渐清。遂以栀、豉、芩、连、竹叶、连翘、天水敬、杏仁、贝母等清暑达邪，化痰泄热，病即转机。继以上法出入调治四日而愈。由于初出茅庐之人能够治愈前辈未效之重证，病家及同邑都为之赞赏。此后就诊病人日益增多。我不计较诊费，并经常步行出诊，谦逊负责，因此几年后即在当地取得了声誉。
勾中医生存抗争
一九二。年，宁波伪警察厅下令中医界人士集中考试，企图用考试的方法取缔中医。对此中医同人十分愤慨，考场里众声哗然。宁被名中医范文虎拍亲而起，带头与之抗争，他责问反动当局举行考试居心何在?并点明试题谬误，他指出：试题““金匮))论痰饮有四，其主治何在?”是文义不通。当为“《金匮》论饮有四，其痰饮之主治何在?”试官朱某见群情激昂、言之有理，只得退帘作罢。在取得考场初战告捷之后，范文虎先生又抓紧时机在报上加以批判揭露。竭力主张各县中燕界同人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并发起成立了宁渡中医学研究会作为抵制当局非难、互相激励、交流学术经验的社会团体。在群众公推之下范氏担任会长。他不辞辛劳，出面交涉，呐喊呼号，千方百计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为了启迪后学，培育人材，中医学研究会定期举行学术话动，由当时学验俱丰的前辈名医轮流讲学，评考论文试题。范文虎先生亦身体力行，经常讲学，乐于此道。
继宁波中医研究学会成立之后，本县亦由张生甫、严鸿志等名中医组织成立了慈豁中医学研究会。
本人通过参加二会的活动，不仅树立了团结同志、奋起战斗的激情，而且通过聆听前辈的讲述和同道之问
的|}口互交流，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提高了学术修莽与医疗水平。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布取缔中医的条例，全国中医界奋起抗争。宁波、慈黏的中医学研究会也积极响应；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终于迫使反动政府收回成令。
熟读经典  汇通诸家
学好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关键。历代医著汗牛充栋，后世诸家均有阐述发明，但流出由源，不论那种学术流派，均是以《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本草经》等经典著作为基础。因此在理解的基础上，反复背诵、熟记经典著作中的原文是十分必要的。如《灵枢·口问篇》曾说：“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临证时每逢类似之症，回想起此段经文，对于病因、病机、治则就有了清晰的概念，即能为选用方药作出重要启示。义如治疗毕姓男子，苦暖气、呃逆，曾先后用半夏泻心、丁香柿蒂、橘皮竹茹等方治疗未效。后想到《金匮》有言{“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而改用大承气汤加味治之，药后便解，气畅、腹宽，呃逆、嗳气印止，一荆而愈。
学有根底，见多讽广，才能博采众长，汇通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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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裁创新。因此，在熟读精思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广泛地学习前人的著作和经验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金元四大家及温病学派叶、薛、吴、王的著作，更应反复研读。但在学习时必须择善而从、摒斥门户派别之偏见。
在学习各家学说时应着眼于心得发明之处，对各家之特长叉应探本求源，追踪其渊源，剖昕其发明依据，而对各书陈陈援引，互相雨复的内容，则不必深究。
如吐血、便血，仲景有黄土，泻心等法，用于虚寒、实热之证其效甚彰，但对阴虚郁热之证则末予论述。一九六一年本院病房收治一胃溃疡并上消化道出皿的患者，曾用止血药及移山参治之未效。我根据患者略有低热、左脉沉弦不扬及少腹有痞气走窜，以陈远公壮水汤(生熟地、参三七、荆芥炭)合芍药甘草汤加竹茹治之，一剂获效。又如大叶性肺炎，一般按风温论治，以麻杏石甘汤加减多能收效，但对阴虚体弱患者则不甚适宜。我根据温病学派轻清宣透、甘寒润燥之法，以千金苇茎汤、钱乙泻白敬、喻昌清燥救肺汤、吴塘桑菊饮化裁变通，自订六二清肺汤(桑叶、枇杷叶、桑白皮、地骨皮、昔杏仁、冬瓜仁、贝母、知母、空沙参、北沙参，鲜芦根、白茅根)随证加减，屡获良效。重温祖国医学的发展史，我亦感到博采众长，灵活运用、敢于创新，是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质疑磋商取长补短
“学贵于疑”。学习中凡遇似懂非惴之处，部应质疑推敲，直至彻底搞清为止。对于反复思考仍感含糊之处，应虚心向人求教。本人在开业行医之时，遵照颜师关：r“读书要留札记，处方要留方底”的I晦行所嘱，每读一书都做笔录及心得，每诊一病均留方底。
在诊余之后，则根据治疗效果随时总结，寻找短处，细心研究，反复推敲，据此制订下一步的治疗措施，并定期将治学、临证情况向颜师n头或书面汇报，请求再予教诲。同时，我还随时利用聚会及幽件来往之机，恳请前辈给予辅导教正。在宁波名医范文虎等人束慈出诊之时，我常常主动随诊．留心观察，将其所论之言认真记录。如目前我常用的小青龙汤泡汁饮服治疗支饮咳喘，乌梅安蛔九捣碎加白蜜用滚开水泡后连渣饮服治疗蛔厥证，就是当年从范文虎先生那里学得的经验。义如昔日麻垮经常流行，不少病人常因治疗、护理不当，而致麻毒内陷而成凶险之证。本人虽曾治愈多人，但自思韩愈《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之论，就上门向本地儿科医家舒绅斋求教。他热情指点说：洽痦(瘩为宁波地区麻疹之俗称)要诀在“升降”两字。韧起之时麻疹未遗，宜用升约，并注意温复避风；麻疹回后，宜用降药。若升降治法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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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会出现险证。他又说；叶天士漂明《内经》同时制宜之旨，在治麻疹时着眼于气候的变化，按时令用药。而“吴医汇讲>)中载录陈元益之论，认为今昔气候不同，麻疹治法亦应各异。颧为瘩门，若面颧麻疹红话显明者多吉，若面色苍白黯滞，疹点不遗或全无者则凶。寥寥数言，得益匪浅。
多实践常总结
俗话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多诊识脉，屡用达药。”所以，先师昔日曾反复教导我除善于向书本学习外，更要特别注意“在病人身上多用功夫”。
要仔细观察分析病状，然后从症寻书，从理定法，据法处方，按方遣药。某年夏天我曾治一少年昏厥之证，当时因患者不能自言，吾按其脉证处以清解开窍之剂。
返家后，我自觉问诊欠详，于是重新赶往病家，仔细询问其家属，得知病因露天看戏叉食肉包子所致。遂改按中暑挟食之痧胀症论治，急取一汤匙蘸麻油在患者背部刮之，即见局部呈紫黯之色。片刻后患者知痛大喊，继用盐汤灌眼，吐出臭秽积食后神志渐清，胸字转舒。当时若不重新审察，改换治法，必致误人匪浅。回想此事倍感慎思明辨、反复实践的重要。
医生在临证时必须胆大心细，做到重证不惊慌，轻证不怠慢，用药则务求精当，切忌庞杂。先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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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贵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用药如用兵，其理则一。”处方精要，药力专一，既利于治疗，亦利于总结。若用药面面俱到，则药技相互牵制，既不能迅速奏效，亦难以分析总结。在用古人成方时，首先要弄懂古人组方意图，从病人整体着眼，结合具体情况，同中求异，异呻求同，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善于化裁加减，审慎用药，取利避弊，以使每味药物都能适台病情，恰到好处。
如，一般肿、泻之证大多以燥湿利水之法治之。
但常中育变，不能执泥不化。吾曾遇__商人之妻因水土不服而致湿困中州。前医处表敞之剂后，叉嘱忌口。儿旬之后胃纳益差，体胂、腹泻，转我诊治。我详询病情经过，认为与忌口太过、脾胃受损有关。病久体虚，不胜重药，乃以芳香花类拨动气机，并嘱其选择喜食之品以馨其胃，病即转机，体渐复康。
又如盗汗多属阴虚内热之证，但详加审察仍有差件。一九匕一年遇一盗汗患者，虽服养阴敛汗之剂已久，但均未见效。我细究病因，知为素体表虚，睡卧草地，感受风湿所致。选用桑枝、桂枝、防己、防风、大豆卷、懦稻根行卫气，祛风湿。药后，盗汗即减，继以原法调治而愈。
患者服药后的病情变化是榆验医生立法处方的明镜。固此，对于治疗效果，应及时审核。尤其是典型粕例，必须追踪随访，周密调查，详尽记录，经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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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从中摸索规律。只有通过这样反复的实践，不断地总结，才能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使自己的医疗技术不断提高，渐趋纯熟。
早在一九三五年我就将自己临证十八年的部分治案，结合个人的治疗体会，分门别类予以整理，并寄请近代名医曹炳章先生评按，付印出版，分赠医界同人，以资交流。以后又陆续编写了医话、医案数册，撰写论文多篇。整理编写著作，对个人来说既有温故知新、总结提高的意义，又是一个抛砖引玉、寻求别人教正的过程。此举对己、对人均属有益，至今我仍保持录存医案，随时总结的习惯。
(本人口述，魏睦森记录)
医林寻踪上海第=医学院附属三院顾问  陈耀堂’
【作者简夼】  陈耀堂(18
97～1980)，江苏武进人，为上海名医丁甘仁先生入门弟子。行医六十多年，疗效卓著，活人无算，蜚誉上海。专攻内科，对妇、儿、外诸科也有一定造诣I晚年对气功很有研究。曾任上海市黄浦区联合诊所副所长，参加过上海中医学院筹建工作。遗著有《中医诊断学》、《陈耀堂医案选》、《气功概要》等。
学    医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先父是秀才，好读书而不谙生产，家道因此中落。他三十二岁时因患伤寒亡于庸医之手，当时我十五岁，已粗通文墨。父亡后，为了支撑家庭生活，我只好辍学去教私塾学馆，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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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古庙里教了十几个与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儿童，从《千字文》、“百家姓》一直教到《论语》、《孟子》。
教了二年，觉得前途渺茫。此时听说同乡丁甘仁先生在E海行医，名噪一时，就毅然辞去馆务，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先由亲戚介绍在一家布店做了三年职员，积下了二百块银元，就去丁甘仁先生家，求贽为弟子。丁先生因与家父有数面之交，又见我古文基础较好，因此，慨然应允。食住均在丁先生家，上午侍诊，下午陪先生出诊，因此经常有机会亲聆教诲，得益良多。丁先生平时貌似严厉，但教起学生来，却能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洲勉备至。丁先生对《内》、《难》二经深有研究，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也颇有根底，临诊时按六经辩证施治，用方力求台古，如胸痹用瓜蓑蘸白汤，水气用麻黄附子甘草汤，血证见黑色则用附子理中汤，寒湿下痢则用桃花汤，湿热下痢则用白头翁汤等。他叉宗奉吴叉可，叶天士、薛生自、吴瑭等前辈诊治温病之法，平时用药以轻灵见长，用古方而不泥于古，使占方与时方融于一炉，疗效卓著，对内、外、妇、儿各科均有极深造诣。在沪行医数十年，求诊者踵踵相接，一个上午要看五、六十人。我们十几个学生围坐于先生四周，他切脉问病看苔后，即口授脉案处方。他的处方有一定规格。第一排三味药为主药，第二排第一昧药常为云茯莓或炙(生)甘草j根据辨证施治的原贝IJ，结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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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已构成一套大致相同的成方。我们抄方抄熟了，只要第一排药读出来后，下面的药即能开出，因此看病速度极快。虽然时有“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的情况，但因这套处方经过千锤百炼，因此卓有显效。在二十世纪初叶，西医西药在我国尚不普及，而且当时西医疗效也还不高，西药也很少，各种传染病主要依靠中医治疗。从现在的知识看来，当时的各种传染病可能包括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伤寒，斑疹伤寒、霍乱、天花、猩红热、白喉、流行性感冒等，几乎邯纯以中药治疗。回忆当时治疗情况，确有不少死亡者，但救活的多，死亡的少，说明中医中药是能救治各种急性传染病的。这一段临证经验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为以后的临床实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理论学习方面，其他学生都在中医专门学校有专人教学，我则因交不起学赘，只能以自学为主。丁先生诊务繁忙，无暇专为我一人教读，但他对我的功课从不放松，每二至三天规定我读《内经》、“难经*、《伤寒女、《金匮》若干页，仅择主要者略加解释，但均要求熟读背诵。我因有一定古文基础，加上年轻记忆力好，不到二年，对上面几本经典著作及后世的《医宗金鉴》、《证治汇补*、《医学心悟》、“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医籍均能背诵如流，这对以后运用经典随机应变地指导临床有很大意义。丁
先生对《伤寒论》注家中，最推崇舒驰远《伤寒集注》，谓舒注伤寒最具卓见．不作随文曲解，有其独到之处。他对李用粹《证治汇补》也颇推崇，谓李氏汇集古今医书，删其繁杂，摘其精华，叉补入自己的经验，证治独详，因此要求我们熟读。我认为这些基本功对以后曲临床实践帮助实在太大了，可以说一世受用不尽。、回顾近年来各中医学院之学生能背诵《内经》或《伤寒论》者极少，有些甚至连《内经》的文字还不能看懂，这样怎能登堂入室呢?行    医
在丁先生处学习原定四年，后因丁师挽留，又延长了二年，前后凡六年，就算出师了。承丁先生好意，我虽采参加中医专门学校学习，但仍给予毕业文凭一纸，作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第四届毕业生，也算有了学历。毕业后找了一间小屋作为开业之所，同时又在广益善堂坐堂行医半天，每周由丁先生安排至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讲课四个学时。广益善堂是丁师创办的施诊给药的慈善机构(他看到上海劳动人民生活贫困，有病无钱医治，乃捐献部分诊金收入，加上社会上的一些捐增办了二所广益善堂，后改称广益中医院，一则造福于人民，一则作为新毕业中医的实践场所，同时又可作为中医专门学校的学生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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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网劳动人民衣食不周，饥饱无时，劳动条件也差，不避风雨寒暑，因此病人极多，病种庞杂，急性病与慢性病均有，尤以急性病居多，目前已少见的烈性传染病也常见，如霍乱、天花均可遇到，半天就诊人数常达五十人以上。当时常想到，病人的生命就决定子自己辨证是否正确，用药是否得当，深感责任之重，对每一重病患者处方前均要仔细推敲。每晚把当天所看之病，回忆一番，作些札记，有疑问或查书，或去请教老师，制订第二天的治疗方案。我当时可说已把自己全部身心扑到了治病教人的事业中去，经常忙得不亦乐乎，但从不觉累，深感我能不负严父之命，能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自豪。由于大量的临床实践，疗敞渐好，名声不胫而走，出诊也多起来，善堂之职已无暇兼顾，乃辞去兼职而完全白行扪：业了，中医专门学校的教授之职则仍兼着，直至抗战爆发才停止。回忆这几年著堂生涯，是我学医过程中学业的一个飞跃时期。开始学医时只知死读书，以背诵为主，对如何结合临床实际，考虑不多。跟丁师临证时，先生讲，学生记，独立思考也不多，以后把丁师的一套成方背得滚瓜烂熟后，自己开动脑筋更少，因此要自已独立看病，也还有不少困难。到善堂后，被迫独立作战，面对临床症候的千变万化，先以套方应战，有效有不效，不效者义迫使我进一步思考，应用经典理论而制汀第二方案、第三方案，直至收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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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因此，取得了不少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洲如有一次遇一湿温病人(相当于今之肠伤寒，当时氯霉素未发明，不论用中、西药物，死亡率均较高)，虽当壮年，但精神极萎，高热神昏已十天，渴不喜饮，白痞布满胸腹，腹满纳少，大便已数日未行，舌红苔黄腻。我先以三仁汤合连朴饮治疗不效，后改苍术白虎汤加减投与，发热始终不退。以往老师教导我：湿温的治疗效果很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守为主，不宜攻伐。因湿性粘腻，最难骤化，欲速则不达。
且湿邪与温相台，或从阳化热，或从阴变寒，且湿温即使治疗确当，但变证蜂起，甚难预测，故用药以稳为主，不宜用猛攻之剂，以免万一病人不幸死亡，引起法律纠纷。这是老师的经验之谈，以往他吃过这方面的亏，被人敲诈去钱财不少。所以我看丁师治疗湿温，也是以三仁汤、苍术白虎汤、葛根芩连汤、甘露消毒丹等方加减，四平八稳，疗效甚慢，病人常一候、二候、三候(三十天)才能步入坦途。加上又限制饮食(忌口)，病人愈后只剩下皮包骨头，头发垒脱，恢复甚慢，少则半年，多则数年才能复原。我想打破常规，见此人有腹满便结，壮热无汗，形体尚壮，属于阳明胃家实，试以大承气汤合黄连解毒汤加藿香、佩兰、蔻仁等芳香化湿之品。患者服药后得畅便，发热即大减，再以连朴饮合甘露消毒丹加减治愈。时问较之以往缩短很多，病人愈后不久即恢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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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似这样不断地实践，逐步形成自己独到的经验，我认为这是每一个学医者必须经过的磨炼过程，不然纵读万卷书，还是无用。看到现在一些青年中医在学习中医理论时基础打得既不扎实，浅尝辄止，卫不猫于多看病，多实践，看到的病种很少。从全国的情况看，目前中医似乎只能看一些慢性病、调理病，病情稍重，即要转西医治疗。这样肩上担子似乎轻些，但又怎么能取得治疗急性病、危重病的经验呢?中医治疗温病的经验还要不要发展?这些都是培养青年中医必须解决的问题。不然，现在中医学院培养的中医不论是三年也好，六年也好，还是不能达到老一代中医的水平。则今后要谈进一步发展中医，恐非易事。
J口    音代T习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是张仲景的一句名言，实际上也应是每一个医生的座右铭。学无止境。只有永不满足于现状的人才能持续不断地取得进步。往昔丁师也勉励我们要虚心学习，采取各家之长。他经常提到叶天士家为祖传数代之世医，家学渊源，早年即已名噪一时，但他并不满足于已有之成就，经常隐姓埋名，先后从师十七人，卒成一代宗师的故事。
我在临床取得一些成就后，曾有些沾沾自喜。认为儿年苦功没有白用，家庭经济情况渐趋富裕，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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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安于现状，贪图安逸的思想。我掌握的一套方法对一般病人已能应付裕如，因此晚上就不太肯去钻研书本了，而去钻研琴、棋、书、画。医道不进则退。松懈的结果，使我立刻碰了钉子：有几个“伤寒”病人理应治好，而由于我的疏忽而死去。这对我是当头一击，使我清醒过来，我又回忆起家父死于庸医之手的情景。难道我也要做庸医了吗?我能对得起那些死者吗?从此又把心收回来，再度奋发图强，博览群书。这一阶段以金元四大家的著作及后世的各种医案为主，如《柳选四家医案》，“清代名医医案选》、《叶天士医案》等均加以涉猎，细心玩味。对警甸验案均加以摘录，不数年已积有数十万言。此外，对当时的同道先辈，也虚心请教，以资取长补短。由于我家乡孟河素多名医，如马培之对内、外科均有很深造诣，曾做过清朝的御医；费伯雄、费绳甫亦为传世之名医，其后人如马泽人、费赞臣皆与我过从甚密。我常索取祖辈的医案学习，增长了不少见识，开阔了眼界。与这些名家相比，方知自己之渺小。从此悉心学业，不肯荒废，诊务再忙，白天再疲劳，晚上也要读二小时书才上床，到后来成为习惯，不读书，反睡不着觉。对书、画仍偶一为之，围棋则自此后未下过一盘。
一九二六年，丁甘仁先生不幸因暑温逝世。丁师在弥留之际，仍嘱我们要努力学习，以造福于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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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晦人不倦的椅神，实使我终身难忘。从此以后，我除自学书本知识外，只要听到有哪一位医生对某一方面有特长，即去虚心请教，倾心结交，以学习他的一技之长。当时上海有一位从四川来的医生，擅用附于，我从病人手中看到他的处方，确肓特点，遂请友人介绍与他相识，仃空即去看他诊病。见他每方必用附子，最大用量竟用至九十至一百克，有不少经他医久治不效的病人，在他手中看好了。我向他虚心求教，他说：“附子虽辛温大热，但走而不守，副作用反不如肉桂多。对虚寒证应片{附于白不必言，在阴虚内热者，也用少量附子作药引，取热因热用之意，然必配生地、丹皮以监制之。对肝阳上亢之头痛，用附子配生石决明、牡蛎之类，少量附子温补肾阳以蒸肾阴上济肝木，木得水拍，fJf加生石决、牡蛎之类以使浮阳潜降，头痛自愈。至于用量火小，要视病情，并不都用大量。用量小时，仅用一克。但对阴寒痼冷之症，用量必须要大，但宜渐加，而不能突加。用量超过三十克，应先煎一小时以上，则量虽大无害……-真是听君一夕言，胜读十年书!这些经验之谈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以后我对附子也很有偏爱，是我常用药物之一。曾遇一患者，男性，三三十六岁。来诊时正值炎夏，穿单衣犹汗流浃背，而患者身穿棉衣，犹觉形寒怯冷，晚问需盖厚被尚冷1；日r耐。眠食尚可，脉来札迟，苦白厚腻，向其工作，乃冷喊侔工人。余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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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乃受阴寒太甚，阳气不能运行于外，虽届盛夏，仍冷不可耐，所塌寒入骨髓是也。必须用大剂温阳之剂，补火壮阳以祛阴寒。第一次附子用了十五克(以往从未超过九克)，配以肉桂、炮姜、吴萸、补骨脂、砂仁等。服三剂，觉寒冷稍减，而舌苔仍未化，脉仍沉细而迟。后附子加重至二{‘四克，病人方诉寒冷已止，夏天已可不穿棉衣，原方服至二十余剂而瘀愈。又如遇一脱疽患者，忮冷脉伏，患肢青紫而冷，大、二两趾已发黑睨落，余下三趾也有发黑趋势，初用附子十五克，配以当归、桂枝、丹参、红花、黄芪等以益气活血，效不显，中趾更发黑。乃递加附子至九十克，患肢肤色始转正常，发黑之中趾也未坏死，以后病情即趋稳定。
我除向当时的名医学习外，还向民间医生学习。
原来我对土方郎中并不重视。有一次，我的大儿子二岁时患麻疹后并发I【ili炎，所谓疹毒内陷，病情十分危重。我自己不敢处方，清我的同窗好友来看，带麻杏石甘汤加昧，麻黄仅用二．四克，服了几帖，毫不见效。又换一医，仍用麻杏石甘汤合泻白散，服二帖也无效。眼看儿子呼吸气促，喉问痰声漉漉，面色发青，口唇发绀，恹恹一息。这时有一友人介绍一草医来看，他处方仅五昧药：
麻黄九克，凤凰衣叫．五克，桔梗九克，枳壳九克，鱼H壤草三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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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见此方，感到十分为难。所荫“麻不过钱(三克)，细(辛)不过五(一．五克)’。这次麻黄要嗣九克，对一个不满二岁的小儿似乎黾太大了，踌躇难以决断。但他的母亲救于心切，早就叫人把药抓来，已在煎药了。我也就横下心米，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吧。殊不料仅服一剂，就咳出了大量粘痰，呼吸通畅，面色好转。再请这位医生复诊，麻黄减半，再服二剂，病情有显著好转，以后经过调理，才逐渐恢复(但留支气管扩张，常发作咯血)。这一事例，给我很大启发，民间确有好方法，应该加以发掘，以补充常用方之不足。以后我即常在套方中加入一、二味草药以提高疗效。如凤凰衣(即鸡蛋壳之内衣)治气喘咳嗽敛甚佳，鱼腥草用于急性气管炎、肺炎效好，荠菜花炭之用于肠炎腹泻，乳香，没药研末吞服半克治消化性溃疡之胃痛，丝瓜叶捣烂用麻油调敷治疗脓皮病，大田螺、大蒜捣烂敷腹部以退腹水等，均学自当时的草药医，在临床用之常有效，也属别具一格。
磨    炼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抗战的烽火烧到了上海，我的诊所及全家都在南市区，过去所谓“中国地界”，不时遭受轰炸。我带领全家老小仅带了少量衣物细软逃难到法租界，寄居在一个朋友家里。整个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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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几年来积累下的心得笔记及大量书籍均毁于一旦，给了我一次很大的打击J老母因受惊，劳累，竞一病不起，又给予我第二次打击。两次打击使我也受到病魔的侵袭，几乎一蹶不振。半年后，我在法租界找了一间小屋重新开业。因人生地不熟，开始很不顺利，每日收入维持生活尚有困难。过了二年，才叉打开局面，但因时局混乱，总不如过去了。国难当头，心情也不舒畅，常借酒浇愁，学业上也无大进展。直至八年抗战胜利，回到老地方，才叉重振家业。但真正获得新生、学术上有新发腱，是在解放以后。
解放初期，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对中医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中医一度受到轻视和排斥，规定我们这些五十多岁的中医也要全部去学习西医的解剖、病理、生理、内外各科。当时的目的是要把中医全部改行做西医，可是对我来说，觉得学习了西医知识后，很有好处，过去一些想不通的问题，和一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通过学习后，获得了部分解决。例如同一黄疽，可以由炎症、结石、癌症等多种原因引起，过去我只知阳黄、阴黄，治好了的是多数，少数治不好也不知其所以然，很可能是癌症。_义如腹痛，中医过去只知可由于寒盛、伤食、气滞、血瘀、虫痛等，西医认为腹痛可由胃炎、溃疡病、胰腺炎、胆囊炎、肠梗阻、阑尾炎、缸腔炎……等内、外、妇等各科的病种引起，这两者之间如何联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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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是一个新问题。过去用中医辨证施治确可治好不少腹痛，但困只掌握了它的共性，没育掌握它的个性，因此不能掌握它的全部规律，就不能全部有效。
有些急性腹痛痛极而厥，可能是胃肠道穿孔并发弥漫性腹膜炎而引起的中毒性休克，这在过去我们也常遇到，就是不知是何道理。通过现代医学的学习，其病理生理解释得非常清楚，使我顿开茅塞。
一九五五年，上海市组织了很多联合诊所，我扫任了黄浦区联合诊所剐所长，这儿中西医都有，相对而坐，我有机会向西医同道学习看病的道理，逐步也学会了看化验单，确实休会到中西医结合根有好处。以往治疗肾炎水肿只要水肿退了，就认为病已好了。现在看了小便化验单中尚有蛋白、管型，表示病并术好，水肿退了只是有所好转，并给我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如何消除尿蛋白和管型?如何提高肾炎的治愈率?又如对高血压病，过去我从不量血压，通过辨证施冶，症状好了，也不知血压是否下降，能否恢复正常，这也是新课题，迫使我们老中医也要赶上时代的潮流。这一段时间在业务上也有很大提高。
一九五六年，上海筹备成立中医学院，我毅然放弃私人开业和联合诊所的优厚待遇，应邀参加筹建工作，先在学院以教学为主，但非我所长。当龙华医院成立，我即带同学到龙华医院以带教实习为主。由于疗效较好，找我看病的人极多，使同学对学习中医树
立起信心。我也要象当初老师教我那样，把我的毕生经验传授给学生，学生也为我抄录积累了不少验案。
正当我想把这些医案整理成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收集的验棠以及不少古典名著被当作“四旧”处理了，连看病的权利也被剥夺，被下放到药房劳动。一个医生不能为病人解除病痛，这是最大的痛苦。虽然有不少老病人仍来偷偷找我，鼓励我要保重身体，给了我一些安慰，但我总觉万念俱灰，只是在混日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一九七三年，我被迫退休，在家过着闲散的日子，但为人民服务之心，从无一日稍息。街道和里弄里有什么人生病，我随叫随到，成为一名义务医生。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揪出后，我心情非常舒畅，又恢复了青春，虽然已届八十高龄，仍响应上海卫生局的号召，到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担任顾问，专看一些疑难重证，并指导西医学习中医。我虽然已年老多病，还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事业，贡献一些微薄的力量。
(本人口述，陈泽霖整理)·作者完成乖文后，子1980年6月逝世258
我的老师和我的学医道路辽宁中医学院副教授  彭静山
【作者简介】  彭静山(1909
～)，辽宁开原人。学医于东北名医马二琴教授。着重钻研针灸学，首倡眼针疗法。历任中国医科大学针毙讲师、辽宁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主任暨附院副院长等职。著有《简易针灸疗法p、《妇科病中药疔法》、《常见四种慢性病中药及针灸疗法》、《普及针灸手册》等。
珊
我学习中医是在二十年代，那时候全东北没有一所公、私立中医学校。学习中医只有三个途径s一个是家传。我的先人并没有做医生的，这当然是谈不到了。二是自学。古语说：“秀才学医，罩里捉鸡”。然而，我还是不到十六周岁的孩子，文言文都看不懂，那里比得上秀才。这条道也不通。三是师承。就是拜老师，从头学起。我只好走这个途径。
学医经过
我的第一位老师刘景川先生，是不第秀才。在辽宁省开原县那l佯的荒僻小县，只有两位凤毛嶙角的进士，举人一位没有，秀才也不多，因此不第秀才也算名流。刘老先生满腹经纶，能作诗，善制灯谜，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但是文章僧命，屡试不第，只好设馆教学。刘老先生的父亲、哥哥都是医生，老先生也研究医学，创办“必仁医学社”，只占一问房子，南北大炕，共有二十四名学生。北炕‘卜二名读四书五经，南炕十二名读医书。这边讲书，那边写字，彼此互不干扰。每年学费二十五枚银圆。我是孤儿，家又贫穷，由我叔父东凑西拼代交学费。一切都按照私垫的方法，讲书，念书，背书，写字，起五更上学，除按时回家吃饭以外，没有运动时问，半夜放学。所安排的课程从《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我们叫做“四小经典”)开始，加上((四百味药性歌括》，刘先生自己编的《本草汇编》七言歌，即把《奉草备要》编成歌诀，如“甘温回表生黄芪，炙温三焦壮胃脾”等等，倒也合辙押韵?易读好记。而后再学《内经》、《伤寒》、《金匮》、《本经》所谓“四大经典”以及《医宗金鉴》的几种心法、《中西汇通选读》等，两年来就读了这些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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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善写医学论文，敦给我们怎样写论文，五、六百字一篇的文言文，每周写一篇。理法方药，无所不备。
读医书的第二年，开腻考试中医。彼时没有卫生局，由公安局卫生科办理。我们一共有六位同学去应考，只凭念会了上述有限的医书，加上会写医学论文这点本领，竟敢于一试。主考官是开原两位懂得医学的绅士。一位是当过县长的丁一青先生(辽宁省中医医院成立时，曾聘为顾问，年已八旬，耳聋特甚，任职二年，顾而不问)，一位是拔贡出身的女子中学校艮王钟珊先生。所出的题并不难，平时我们都做过。
考试结果，我们六名同学的名字，金膀高悬。但是榜后出了一道布告，卜写着我们六个人的名字，说：“查某某六人，试卷虽佳，而年龄过轻，行医未免瀑人。
暂时不发给行医执照。该生等努力为之，前途无量l”我们本来是在老师的鼓舞下，身入考场，见见世面，体验一下考试的情况。用诸葛亮的话说，“笔下虽有千古，胸s扣宴无一策”，自知不具备当医生的本领。但是，眼看着别人领到“行医执照”笑容满面，我们既嫠且妒，怅恫地I叫去向老师汇报。老师哈哈大笑，异常高兴。他的心理是，六名学生全部高中，而且名列前茅，医学社的名誉，从此声价_卜倍，明年曲新生将要成倍增加。可是，实际结果，适得其反。原因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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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师娘(我们对老师夫人的称呼)抱着有病的孙女，请老师看病，我们破天荒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好机会。同学们停下读书，聚精会神地看着老师怎样看病。老师看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师娘急了，问；“她到底是什么病?”老师也急了，紧张而又难为情地说；“我知道她是什么病l”同学们楞了，互相用眼睛示意，原来老师不会看病。
我想，我们念医书是为了将来当医生。老师不会看病，不论他讲的怎么好，文章作的怎么高，将来和他一样，也只能去教医经。可是如果我也挂个牌子叫什么“兴义医学社”，我可还是个小孩子，有谁来给我当学生?所以，第三年我便退学了。人同此心，别的同学也这样想，学生因而日渐其减。
第二位老师是刘景贤先生，他只有二十六岁，自己开设诊所，字号是“瑞霖医社”。东北的医生都各有药材，诊费药费混合在一起，没有单收诊费开方的习惯。刘先生很有名望，每天求诊者络绎不绝。他看病时口若悬河，高谈阔论，谈的一多半闲话，至于病情，只是简单的说几句，给病人丸散药多，开方很少。于是叉产生了问号：第一位老师，每天讲理法方药，辨证论冶，结果不会看病；第二位老师，病人很多，但不谈医理，病人还很满意，据说吃药有效。那么，会讲的不会看病，会看病的不会讲，我们读了这么多书，究竟理论和临床怎样联系?还是莫名其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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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开原城来了一位针灸专业医生庙云阁先生。他专用针灸治病，偶然也用一些药，但以针灸为主(东北针灸专业医生，解放前十余年才育，但是很少)，病人很多，兼收徒弟。我和刘景贤先生都邦庙先生为老师，刘先生在中医方面，是我的老师，在针灸方面是我的同学。唐先生教学方法，与，玟不同，因为病人很多，每天只教两小时。首先教给我们词息吐纳，每人都盘腿坐在炕上，眼睛半闭，叫做“垂帘“，看样子象老和尚打坐似的。以后就是练臂运掌，练气运指。这一套要每天早晚自己练习，不许间断。接着就是挂线循经，学习经络走行。店先生讲经络的方法也很特殊。讲到哪一经，选一名同学，脱了衣服，把这一经的体表全都稞露出来，崩织毛衣的毛绳一条，以水浸泡，取出来放在经络循行线上，非常醒目，形象教学，讲得很生动。第三步就是点穴。唐先生说：“点穴要口传心授，每个穴掷有特殊的取穴方法，你们不可轻易外传。”到了这一阶段就分班上课，分班的标准，不以学习成绩优劣，而按交学费多少而分。
我没有钱，和朋友借了五元钱，遂被分在丙班，总共只教了七十个穴。最后一阶段又台在一起，讲配穴、手法，并让休看病人，学习扎针。唐先生说：“穴位是主要的，很少真传。”如果续交学费，还可以升级补课。我心里着急，但也无可如何。刘先生是甲班，三百六一I‘穴全学了，但是我问他，他说没有}己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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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真是假。
开原别无名医，我叔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人托入把我送到沈阳。十九岁第一次坐火车，感到处处新奇。沈阳(彼时叫奉天)十八道大街，钟鼓二楼，八门八关，人烟稠密，车水马龙，又有生平所未见的“磨电车”，弄得眼花缭乱，这都不在话下。我心里所想的是不知道沈阳的这位老师是什么样的医生。
第一天去拜师，令我非常惊异。老师的诊所设在家里的外院。一进大门，古树参天，花木葱茏，满地繁花如锦，藤萝架，金蹙缸，浮水莲，点缀得幽雅清静j房后叠石为山，LU旁一片平地，绿草如茵。后来才知道这是老师舞剑的场所。室内都是高级设备，沙发地毯，图书满架，古玩罗列，名人书画不少(有些东西我当时并不知道名字，如浮水莲之类)。拜见老师的时侯，见老师不到四十岁，温文尔雅，举止大方。身穿串绸大衫，胸侧钮绊上悬挂半个黑大钱。当时很奇怪，以后听同学说，这是王莽钱，属于珍贵古玩，可值十几元大洋。我听了目瞪口果，舌翘不能下。
幸运得很，这第旧位老师是鼎鼎火名的马二琴先生。马老为沈阳名士，学问渊博，往来皆当时名流。
马老工诗，善书，尤爱古玩。行医之暇，品茶吟涛，舞剑弹琴。有七弦古琴一张，每当诊余，铜炉焚咀檀香，窗明几净，静坐弹“平沙落雁”等古曲，悠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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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对大鼓书素有研究，渌通声韵{』II诂，名演员如奉派火鼓刘问霞，京韵大鼓张小轩等均受其教益，得以字正腔圆，蜚声艺坛。
马老原名英麟，字浴书。困性爱占琴，以后又得了一张琚说经过古董家鉴定系明朝严嵩之予，‘世藩故物的古琴，珍爱倍至，遂自譬“二琴”。
马老最大的贡献是保存了东北的全体中医。在伪满时期，日本主张废除中医，有人说中医能治病，F1
书要实际考验一下。证全东北调查名中医，只有马老声望最高，派人清马老到长春(伪满叫新京)。马老不去，日本用势力逼去，安置在粹华医院，是长春最l大的医院，分为十科，每科设医长一人，都是日奉人且都是医学博士。另设中医科，任马老为医长。这是摆擂台比武的形势。过了两个多月，一名化哝性腹膜炎患者，外科医长确诊，决定开刀，吉凶不能保。患者不同意，要求马老治疗。马老用金银花一百二十克、龙胆草十五克，佐以公荧、地丁、连翘、乳香、没药、黄柏，一付痛减，二付痛止，三付痊愈。日本医长检查确属治愈，非常惊异。以后由伪民生部保地司决议保留中医，改为议医，并改称中药为汉药。
从马先生学习二年，除了讲解过去读过而不理解的医经字句咀外，又补读了《温病条辨b。马老为人谦虚诚朴，为海内三张之一张寿甫先生之好友(彼时张锡纯在沈阳行医)。当时统治东三省的张作霖，常
2占宴
请马老看痫，人多称赞。马老笑日：“比如我开个鞋店，张大帅买了找一双鞋，并不等于我的鞋每双都特另lj好。这不算什么。”我跟马老师所受的教育，除医学、文学、诗词以外，主要是高尚的道德情操，端正的医德品行。马老师教导我们说：“对病人要脚踏实地，令心全意，不要学哗众取宠的开业术。更不可乘人之危斫斧头、敲竹杠。张大帅有饯，吃我的药也和卖给别人一样，八角钱就是八角钱，一元钱就是一元饯。”马老自己写了一副楹联以自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
存心济世，存心对天。可以想见其为人。
解放后，马老应中国医科大学之聘，任副教授。
他传授中医学术，不遗余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十年浩劫之中，遭受“四人帮”迫害，愤死于1969年。
惜哉!痛哉l我对亲爱的叔父，尊敬的四位老师，深恩_朱报，每一思及，不觉怃然!光阴迅速，转眼已过七旬，碌碌平生，一事无或，深愧吾叔吾师教育之苦心，写到这里，惭而流汗，行医时代
一九三0年，我开始行医，时虚岁二十二。自己开不起诊所，只有在金匾高楼的大药房挂牌行医，社会上叫做“坐堂先生”。医生收诊费，药房卖药，互相合作，双方受益一我是在沈阳一家大药房字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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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盛和”，一直千了=：十多午，直到全尉解放。
初起年轻，没人佶。自己没有经验，递见重病心里也没有底。举个例子：有一家接我往诊，病人是个年轻女人，一量体温39。c，=李=来是温热病，吃药可以好。那时候，心里没数，又想治，又怕出漏子(东北话，惹祸的意思)。想和别人讲一F，证明她的病重，准保不发生变化。他家人都不在家，以后把房东老火爷找来，当面讲清，病得很重，庸他作证。老大爷满口应承。我开方时还是战战兢兢，心里总觉不安。
第二天接我复诊，病好了。病人笑着说；。我的病也重点，你这先生也小点，昨天你把我吓坏了l”我无言可答，皮笑肉不笑地应付过去，很觉惭愧，给老蛳写了一封信；“但愿程门立雪，再侍诊十年。”老师川信说：“初行医者．莫不皆然。治病时要胆大如斗，心细如发，仔细辨证，彳：耻下问。平时多读一些参考书。”
说起“不耻下问”，这不是容易事。旧社会的医生，“同行是宛家”，同在一条街，不相往来。即或是至亲好友，同时行医，可以杯酒畅叙，可以品蒋谈天，就是不讲医道，不交流经验。用北京语髓：“你学会了我吃么!”遇见重病，互邀会诊，更不可能。一者怕丢面子，被人瞧不起，二者利润被别人分去了。
那是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关系，讲起来不堪pl首。
新旧社会，医生走着云泥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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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多读参考书，更是遗憾。彼时沈阳卖医书的只有一家德和义书局，一间门市，书少得可怜。那时候没有国家出版社，都是由几个书局出版，鼓楼北虽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但医书不多。
买医书只好上南门脸旧书摊，有时可能遇到一些，赶巧了还有善本。
更不幸的是在我行医第二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慢略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控制文化，关内的一切书刊报纸部不准卖，书店早存的也大部分不许再卖。据说商务印书馆用禁卖的书烧了一冬天锅炉，损失之巨，可想而知。
在伪满十四年沦陷期间，谈不到读书，只在临眯治疗方面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病人日益多起来，并且博得小小的虚名。
钻研针灸
全国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我就任中国医科大学讲师，组织针灸研究委员会，开辞针灸室，公开对外治疗，以作研究。这是西医火医院开展针灸最早的。
这时有了读书的机会。满洲医大积累了大量中医书，珍本、善本、绝版、抄本，搜罗极为丰富(此皆为满洲医大时代日本冈西为人、黑田原次等所遗。以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排印了不少)。那时候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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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一名中医，西医对中医还没开始学习，大量r}l医书由陈应谦校长(陈氏以后为人民卫生出版礼祉长)批准我随便骨。我这时才真正进了中医的宝库，直感到啉邶满目，美不胜收，有的书我久仰大名，无缘相见，现在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有的我以前连书名都不知道，读来更有兴趣。应该感L身{党对我的培养，给我这洋一个梦寐以求的读一晤环境。这是很中运的读书剐期。
读了九话的书，温习了二十年所治过的内、外、妇，儿各科疾病，感觉到过去读书太少，思想境界披窄。其问写了几十本读书心得笔记，十年浩劫，破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家破抄，惜已荡然无存。
过去二十年行医中虽然也用针灸，但只是作为救急及补充疗法，主要以方脉为主。现在专搞针灸，Ⅻ忆起经络学晚，多半忘记；运臂缘掌、运气练指也早忘在九霄云外j而最遗憾的是唐先生兑教了我七十个穴，还不足全部经穴的五分之一。因此，在博览群书之中，以针灸作为重点之一，以《甲乙经》、《铜人经》、《针灸聚英》、《针灸火成》等为主要学习材料。先把经络原文复习熟r，按着经络休外循行，一穴一穴地自己摸索。店老帅点过的七{‘个穴，都很准确，回忆起球，容易掌握。其他的穴只好凄分、r歌，写在小本上，肓工夫就念。治病之暇，边喝茶边凑，在车上，在厕中，看电影开演之前，性至于利亲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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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时，也边谈边看。晚间在枕上默诵经咏篇和分寸歌，往往在默诵中睡去，醒了还接着背，这种工夫虽然很苦，却能收到良效。
练针也是这样，除了工作以外，手不离针，左右两手，各持一针，练习直刺、斜刺、横刺、旁刺、反刺、倒刺、浅刺、深刺、重刺、轻刺等等手法。读书的时候把练针扰推到旁边，手里还拿着针，边念边捻，有时用针翻书。有的同志说我搞针灸是科班出身，其实，我也是这样半路出家。通过长期实践，才逐渐地有了一些体会。下面简单谈几点，以供参考。
i首先，针灸并不神秘，不是高不可攀，但也不象某些人曾认为的那样“十天八天就可学会”。它除了必须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做基础以外，还必须另做一些基本功夫。我主张把三百六十经穴弄得纯熟；至于经外奇穴除了肯定有效的如印堂、膝眼、十宣、四缝之类以外，我认为投有必要层出不穷地找什么新穴。因为，距离经穴周围一寸五分以内还是经穴范畴，无所谓新穴。
其次，我谈淡无痛扎针法：无痛扎针有许多方法，我的方法是十二个字：“准确找穴，躲开毛孔，迅速刺入”。找穴一要“宁失其穴，勿失麒经”，二要找病穴，即有压痛或以指压穴指下有坚硬、虚软、条索状、小包、硬节等感觉，谓之病穴。如不是病穴，应该更换。穴取得准确，要躲开毛孔。皮肤上有苦干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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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棋布的冷点、温点、痛点，躲开痛点就可以避免针刺疼痛。痛点无法辨认，经过我长期体验，凡属痈点多和毛孔一致，针时要在几个汗毛孔的中间进针就可不痫，还应迅述，《难经))云：“知为讣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要发挥左手的作用。左手在针灸时作用大于右手：一可以找穴按压掐穴留痕作为针刺的记号，消毒后手指不必再去摸穴j二用长针时可以挟持针体配合卉手；三如病人体位移动即可用左手矫正，四针前可用左手四／卜指头比齐在穴的t下切循使经络流通以增强疗效。至于使用补泻手法和起针也都需要左手防作，我们文绉绉地说：“左手之为用大矣哉!”
第三，我的选穴方法概括起来是八个字：一点，二穴，三线，四面。
一点就是每次治疗只选用一个穴，用以达到治疗目的，使患者少受痛苦。穴位又叫“刺澈点”，所阻取用一个穴叫做“一点”。
二穴即每拣选用两个穴，互相配合，加强治疗效果，提高针灸效率。
三线，选用曲穴位在同一经脉循行线上，是纵线；穴位旁边的其他经穴可以连成横线j包括经外奇穴，也可以连成斜线。
四面是选出的穴位，概括成为一个皮肤面，有方形、长方形、等边三角形、斜三角形、桶方形、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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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倒雁塔形等多种形式。
一点只是针灸一个部位，一穴就不同了，十二经都是左右两点。四缝是一只手四点，八风八邪也是如此，十宣则是十点，十二井为十二点，所以点和穴有所区别。
最后，谈谈眼针疗法。十年浩劫，遭到残酷迫害，被打耳聋。以后做内科门诊医生，这却足驾轻就熟，因谬蒙虚声，患者接踵，户限为穿。但是耳聋，不能拿听诊器，不能量血压，感到困_难。只好想办法多用望诊，寻找新方法。经查阅多种医书，在《证治准绳》里受到了启发。
华佗根据《内经》指出经络与跟的密切关系，十二经有八个经以眼为集散之地，只育肿、脾、肾、心包除外，但通过脏腑表里关系，可以说十二经都通到眼部。华佗把胀睛划分为八个经区，各属五脏六腑。
与眼科的五轮八廓不同，只是舌球结幢上的血管形状和颜色改变，能看出病起于何脏，传到何脏。华佗这种望诊方法，到明朝还在流传，被王肯堂写在书里，一直没引起医界的注意。我发现了这种方法，在门诊实验，一个月的时间，观察了初诊一千零三十二例，准确率达到80％，以后看了六千多例，对望诊扩大了范畴。从而逐渐在眼区研究，改进了原来的划区分配，去掉命门，扩大了三焦在人体的分布，从球结懊上血管的形状颜色之变化，可知病在何经，发于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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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新久，证之寒热虚实以及轻重转归、预后良否。
看过上万人次以后，总结出眼针疗法。不另起穴名，在上、下眼8匡边缘二分许，分为八区十三穴，总的叫“眼周眶区穴”。这一周的部位，在古今针灸书上并无穴位。循经取穴，用五分不锈钢针直刺或沿皮横刺，适应症与针灸适应症相同，对疼痛和麻痹效果更好。
例如胃痉挛、胆道蛔虫、胆囊炎等，针入以后，剧痫立止。扭伤或其他原因突然不会走路，不能抬臂，不能弯腰，不能回顾之类，新发病一次可愈。曾治过一百多例偏瘫，肌力零级，针一次立即离床行走的十二例，对其他后遗症也有不同程度的效果。曾在合肥、艮沙、北京各地医院表演，受到欢迎。已写了一本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已纳入一九八一年出版汁划。
以上是我所走过的路。我认为做为一个医生，必每天治病，每天读书。治病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治病，两者联系起来，学以致用。这是我的经验。
回顾与前瞻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顾问  陈苏生
【作者简介】陈苏生(1908
～)，江苏武进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年。医自师授，曾就学于同乡沈仲芳、海宁钟符卿、山阴祝味菊诸名家。解放前曾任上海盐务总局医官、交通大学、大同大学校医。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常委，上海市中医学会内科学会常委，嵩山区第二联合诊所所长，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编审兼任第一届西学中研究班教授，全国中医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治学勤于思考，重视实践，对许多问题有独到见解。主要著作有《伤寒质难》等。
颠沛流离  创业维艰我三岁丧父，十五岁丧母，孤苦零丁．就养于姨274
母家。十六岁做油坊学徒，得“肺痨”，消瘦咳血，久不已。姨母曰：“尔三代单丁，尔祖尔父死于是。今孱弱如斯，求学有困难。盍学医以求自存欤?”因介绍给上海名幼科沈仲芳之门，半工半读。未及一年，得“软脚疯”，脚软不能步履，邻医针灸治之愈。未几又得伤寒病，高烧旬余不解，一病几不起，名医薛逸山治之愈。由是体会到“医乃仁术’，足以活人，亦是以防病，从此树立了把学医当怍终身职业的志愿。在从师学医三年中，除诵读老师指定的《内经知要》、《汤头歌诀》、《药性赋》和《幼科痘疹金镜录》以外，还得学习毛笔字，学写笔记，荏苒三年，期满回常州故里，半耕半医。虽然乡间缺医少药，但由于我初出茅庐，求诊的人不多。即使有，亦因贫穷无力买药而自动停诊停药，因此疗效成绩，几等于零，医务收入，亦几等于零。加上年岁荒歉，生活无着，不得不背乡离井，再来上海谋生，由亲戚介绍进入一家精盐公司，当上一名小职员，专司瞎写呈文信稿等工作。
微薄的工资，仅是{胡口，遑论顾家。但既有柄身之处，终究难忘自己本身的业务。好在余闲时多，于是重理旧日医籍，致力于叶天士《温热论》、王盂英《温热经纬》、吴鞠通《温病条辨R之学，顺便给公司中小职员工友等治些不很重要的疾病。初亦有效，未尝不斤斤自喜。偶然有一次机会，获得了董事长钟符卿老先生的青睐，收我为门生，于是我第二次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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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业。
钟老师原是逊清名士，官于蜀，有政声，其医术在JIl中有神明之颂。其学得之海盐陆介山先生(陆著有“内外证通用方》)，其处方淳朴沉重，和沈师的轻巧灵活，大相径庭。无何，精盐公司营业失败，上海居，大不易，我又得过着颠沛流离之苦。钟师念我所学未成，促我向上海市卫生局考试开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钟师大喜，斥资为我开业行医，请章太炎先生为我写招牌，登报介绍，并将自己的病人亲友，介绍我治疗，以扩大营业面。耗鞔三年，方始立定了脚跟。
寻师访友追求真理
在旧社会的上海滩，要想打开出路，真是淡何容易。要维持一个八口之家，如果没有真实功夫，很难拉得住病家。“优胜劣败”，关键在于怎样提高疗效。除了在书本上找求自己需要的东西外，我也尝通阅了王冰注《黄帝内经》全文，又把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综合起来对照。也曾浏览金元四大家著作和《景岳全书p以及俞根初《通俗伤寒论》。有的地方，古令无殊；有的地方，互相矛盾。自己缺少鉴别能力，真是莫衷一是。于是，产生了寻师访友的念头。在良师益友中，我结识了徐相任、程门雪、陆渊雷、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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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徐衡之、叶劲秋、祝怀萱和现令尚健在的张赞臣、姜春华等，对我帮助很大。
一几三七年，我嵌靠的姨丈得了伤寒病，当时我已经头角峥嵘，薄负虚名，因为叨在至亲，所以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医疗重任。开首方，根据自己熟习的一套，先与辛散宣解，汗出热不减。照我的经验，知道此病不易速愈。为了审慎起见，延聘当时某大名医前来诊治。他认为姨丈是阴虚体质，汗多伤阴，邪热反炽，所以主张滋清。大家因为他是大名医，据说他有断生断死的本领，方案相当漂亮，所以我亦赞同他的措施。可是一天天的诊治，病况一天天恶化，从烦躁到谵语剐昏迷，他说这是一个历程，他预料以后应当恶化到如何程度，然后可以转逆为安。大家信任他，我也信任他。在痫的第十天，病态不火妙，神志晦涩，呼吸浅表，时时有赋脱之象，连忙拨号请他。他还说这是“转”，一“转”就有希望的，并嘱我们不要慌张，说完匆匆就走。医生刚送出门，里面已哭声嚎啕。素称强健无病的老人家，就此与世长辞了。这次的经验，使我对于“名医”的话，产生了基本的动摇；对所学曲一套，也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怀疑。
不幸的书，真会接二崖三的发生。在姨_业亡散的第二星期，承继父业的大表兄也得了这病I不到一年，第二个表兄义得了这病，情况和姨丈一个路子，都是我挡了一个头阵，也都延聘了当地“名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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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西医会诊，但都失败了。奇怪的是他们都有一套说明自已不错的理论，而且引经据典，凿凿可信，但事实部无一兑现。
在短短的时期中，我经历了三次教训，眼看那责大任重的三位当家人，在医生与病魔的合作下，半推半送地一总结束了辉煌的前程，把殷实的家业垮了一F来。新年里照例要去拜年，丝然我接二连三的失败，常常负疚在心，可是又不能不去。去了听那两代孤寡的悲恸，真使我局促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从此以后，我经常扪心自问，一个掌握生杀之权的医生，如果单单为了养身肥家，而不能救夭横，将何以医为?似我姨丈一家惨遭病魔丧身的人，垒国将有多少?l
为了寻找真理，我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听樽人家说，上海名医徐小圃先生，治小儿病有特长，其用药和我沈老师不一样，且有独到之处。我和徐守五同志凭符铁年先生的介绍，前去学习l临诊。去了几次，终是莫名其用药的所以然。后来探知徐小圃先生的用药，是受了祝味菊先生的影响。祝先生以擅用附子鸣海上，时人称之日“祝附子”。他个性很强，对中医颇有自信心。他既不鄙弃旧的，也不盲从新的。他不做古人的“应声虫”，也不做新医的“留声机”。他掌握了分析与归纳的武器，说明中医治疗的原则，治病有狠劲，博闻强识，辨才无碍。其创立“五段八纲”的学说，的确可以收到“思想经济”的效果(章次公序《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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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质难》语)。我为了彻底了解祝氏学说之吐：就不揣冒昧，单独前去拜访。在数度艮谈之下，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使我茅塞顿开，不得不拜倒在他的r】下。这是我第三次拜师的经过。
那时正是敌伪统治时期，上海租界成为‘’孤岛“，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虽然如此，我每晚仍抽出一定时间，去到祝先生家，畅谈医学原理，常常谈到更探，辄笔记之。前后三年，成“伤寒质难》一书，共二_卜八万字，就正于老师，先生未尝不点首称善，以为凡所启发，均能深领默喻，达之于文。我承受了这份宝贵理沦，一一付诸实践，果然有其兑现的价值。
尽管他的见解和古典医学_l二有格格坷：入之处，但在我的实践中，征实“祝氏医学逻辑”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以上事实的追溯，详见《伤寒质难斟跋文中，这也是我学术思想重要转折的开端。
随波浮沉接受考验
解放前学医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我所努力的目的无非为了生活。医务界轺医如林，各有登龙之术，自愧寒酸，朱敢仰攀高门。所以同道中接触很少。
由于《伤寒质难》一书的出版，医务界知道我的人多了。前辈先生又对我多所嘉勉，使我格外自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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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九五五年一位卫生部领导同志，来我家访问了几次，敦促我放弃上海现有的一些职务，参加中央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开院典礼，为祖国医学贡献力量。我和秦伯未先生、章次公先生，第一批应征去北京报到。秦绑助搞医政，章主要搞临床，我则分配到中医研究院任编审之职，参加编辑中医教材及西医学习中医第一班的教学工作，匆匆三年，愧少建树。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下放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看到许多浩瀚的医籍，深惭自己学识之浅，益感，庄口自六之非。未一年，又回到学术秘书处，担任答复国际人民来信(问病索方的工作)。一几六一年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自治区中医院，担任病房医疗、门诊带徒、高干会诊等工作。当年国庆节，宣布“摘帽”，益自刻厉，埋头于l描床治疗，日诊患者百余人，深感惜日所学，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方知医学之可贵，在于“行之有效”。于是，专力于疗效之观察，并以此传教门人，直到自己因积劳成疾，咯血昏倒在门诊室中，才挟病回上海疗养，迄至退休为止，算来“西出玉门”已整整十三年了。
退休归来甘作人梯
一九七四年因病退休回沪，本地区卫生局听说我叉回来了，邀我再度出山，在区中心医院，当中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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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担任“西学中”的临床带教工作。两学中班集中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西医，有些是主任、主冶医师，学习情绪很高。我在带教门诊中，经常鼓励他们，主动提出问题，告诉他们；治学之道，必须要疑；解惑释疑，必须要问。所以“学问”二字，经常联系在一起，“学”是目的，“问”是手段。应该知道，学员有发问的权利，老师肓解答的义务。譬如_jlJ钟，大叩则大呜，小H阳0小呜，不叩则不呜。如果有疑不问，则惑从何解?学从何进?中西医存共同学习中，教学相长。
老师们的水平有限，未必都能解答得很好，但问题提出来总比闷在肚子里好。同口．』告诉他们：中医治疗疾病，一头抓庄“证”(包括可以目睹体验的症候)，一头抓住药(包括药和一切治疗方法与工具，如推拿、针灸之类)，以物质性的药物，治疗人体物质上所起变化的证。通过临床实践有效，这就是客观存在的宝贵材料，应当是唯物的。但是为了解释疗效的所以然，难免要涉及多种多样的理论，这些都是人们头脑加工的产物，可以山于每人的思想方法不同，学术观点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见解，这完全是可咀理解的。
我国古代春秋时期，诸于蜂起，各有各的见地。
唯物主义者询于就明确指出；“诸子皆有所见，亦皆有所蔽”。我们学习q1医的宝贵经验，一方面要听昕他们言之有理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要观察行之有效的成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不过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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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者，我们只能修改理论来结合事实，决不可以歪曲事实来迁就理论。
祝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真理，只有一个真是，不许两个部对。古今学说，皆各有所见，亦皆各有所蔽，必须定其一是，去其众非。无可否认，中西医学和其他备国各民族医学一样，都是从实践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现在中西医学，尽管还存在两种思想体系，ff=】l这是暂时的现象，将来必然会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指导和现代科学手段帮助下，统一起来。必须承认，今天的中西医之间，还存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事实。应当取长补短，不要护短忌长。假使中西医的一方出现了“一无所长”，那就不存在什么中西医结合问题了。
我已经是七十三岁的人了，来日苦短。还有许多该看的书没来得及雷，还有许多手稿与医案未来得及整理。瞻前颐后，深悔过去用力不专，未能继承名师心传。以往取得一些粗糙的经验，在知识海洋中，正是渺渺沧海之一粟。愿将有生余年，继续带好学生看好病，整理好自己行医五十余年的经验，作为提供后学研究祖国医学的参考资料。好在晚景弥佳，将以此自怡。
(本人口述：陈明华记录，张建君整理)
能定能应谓之成——谈我的冶学经验：：：：：喜：：!竺  董廷瑶上海市中医研究班主任    …  q‘
【作者简介】董廷瑶(1903
～)，浙江宁波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杂年。曾任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专擅儿科，兼及内科。在治疗小儿痧、疳、惊、痫等常见病上较有造诣，曾在《中医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近著有“幼科刍言》，待出版。
余幼承庭训，专擅儿科，业医已五十余载。在这半个世纪中，祖国医学两逢厄运，几遭毁灭：二十年代末，反动政府亟欲“取缔”；六十年代后期，又受“四人帮”之摧残。真可谓奄奄一息、后继乏人，使侪辈有“末代中医”之叹。事实上，东方医学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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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富有哲理特点，故有别于西方的学说；其中尤以妓茧之道，为东方医学之饺饺，渊博精湛，蕴藏真知，旨趣微妙，自成体系。散其冶学方法亦与一般科学有所不同。苟非参透经义，临眯证验，则必准登堂入室而昧其腴膏也。下面，仅将自己在中医学术活动中有深切体会者，择其要者述之；其问之得失、教训，或有助于后学以为借鉴云。
承继家学  备发自强
余祖居浙江鄞南多董家眺，世代从事儿科。先君水樵公，字乾增，号质仙。初，受训于先大父丙辉公。旋游学于同邑儿科前辈石霖汝先生之门，以其勤学苦研，尽得石氏之心传，以痧、瘟、悚、疳四夫要症为擅长，对其他杂病，亦肓心得。中年以后，医名渐噪，求诊者舟楫相接，络绎不绝。
先君晚年得余，虽爱而严。因急欲传授家学，余于十六岁起，即开始习医。鉴于古文对理解中医典籍的重要，特聘一位博学老秀才为余教读，卜自先豪诸子，下至唐宋诗词，无不精练熟读。而先君叉督教医经，继之各家学说，及宋明以来之儿科著作，～指示；j描诊之时悉心带教。如此攻读三年有余，不幸先君弃养!此时余方弱冠，自感学识刁：足，幸赖前些年的教诲，于理论和临床有了初步的基础。得有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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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庭训，不能自已。
先君对惊痫的证治心得，对余后来临床有着深刻的影响。关于急惊，其病机初多属于伤寒化温、化热的三阳症，以小儿体脆神怯，不耐高热，易致惊搐，设或不先祛邪，遮投金石重镇、脑麝开窍，是舍本逐末，引寇入室，贻患非浅。故治惊之法，不必拘于惊之名目，当求其致病之由。经云：“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此其不同病因也。而火有虚实，实火宜泻，以钱氏泻青丸、葛根芩连汤、承气白虎及紫雪等为常用之剂。湿为寒水，辛温可化；风寒束表，桂枝汤主之，吐甚加玉枢丹，其发热汗出而渴者加花粉，或佐以葛根。风由热化，寒由风聚，风热挟痰之惊，则用沆瀣丹、金粟丹、抱龙丸等。此治惊之大略也。临床遵此，每可应手获效。
又如痫疾，法陈飞霞与杨仁斋前辈，首在祛痰。
痰在上者吐之。痰在里者下之，兼以清心开窍、抑肝顺气。此先治其标。痰去之后，再治其本。古语虽有见痰休治痍之说，但指正虚有痰者而言。苟有邪实，有痰在里而不驱之，是为实实，反令益疾。吾家经验，用牛黄抱龙之类豁痰利窍，使痰得上越吐出，或用保赤散以下其顽痰。盖风痰一去，神志即清。后再以金箔镇心丹培元宁神，希痰不再生而心清神安，痫不复作。该丹内配河车，大补气血，尤宜于恍惚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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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癫痫患儿。历年以来，遵法而治，辄见其功。
先君治学经验，乃精于经典，博览群书，洞彻病机，辨证以治。师古而不泥古，灵活机变而不离轨范；或宗成法，或自创新，皆以临床需要力指归。
余在束发之年，经验尚少，初未能取信于人。而当时盗匪横行，在二十一岁肘，突被歹徒绑架，勒索巨款，赎回脱险。从此移居宁波城内，一面刻苦钻研，一面求教前辈，学识渐进，诊务日增，得能立足=】：医林之中。
在一九二九年，反动政府的伪。中央卫生委员会议”，竟然通过了所漏“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雍”，妄图一举消灭中医。案中极尽诬蔑之能事，公然声称：“旧医一日不除，……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并制定了消灭中医的六条措施，强迫中医接受“训练”，禁止宣传和不准开办中医学校等。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全国备地中医自发地组织起来，公推代表去上海商议对策。浙东地区亦不例外。当年三月，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宁波中医界，推选了吴涵秋、王宇高及余三人为代表，出席上海火会。大家当仁不让，奔赴集台。在大会上，组成了中医请愿团，直到南京，强烈要求反动政府取消议案。
在全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伪当局不得不宣布取消议案。这次保卫祖国医学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经过这场斗争，使人感触良绦。中华民族数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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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古代医学，乃稀世国宝，其间玄奥神妙，实非浅尝可得。吾辈还应奋起自强，发愤中兴，以免中医事业之消亡。否则，不仅是歧黄之不肖子孙，抑亦为中华民族之罪人。每思及此，不寒而粟。于是白天忙于诊务，夜晚灯下攻读，上溯《灵》、《素》，下逮近贤，旁及宋元诸家。披阅既久，渐有所悟，指导临床，深得体会。至于小儿生理、病理、诊治之特点，积累诊察，辄能望而知之，立方遣药，尚能如愿获效。在舫治传染病上亦粗具经验。撷伤寒、温病学说为核心，以家学遗训为羽翼，对儿科热病危症，时以一得之见，亦有获救之效，从而得到群众的信仰。旋困抗战爆发，炮火弥天，于是避难至沪，从此定居于上海。
勤求古训  体察几情
业儿科者深感小儿病之难冶，因其呱呱襁褓，不能自白，而脏腑柔弱，易起卒变。故必须了解小儿之生理、病理特点，庶于临床不致困惑。
稚阴稚阳之说，为小儿生理之概括。大凡人体从生长、发育而至壮盛、衰老，乃肾气之所主。经云“女子七岁，肾气盛}二七而天癸至……丈夫八岁肾气实}二八天癸至”及“人生十岁，五脏始定”，可知小儿之体，其肾气处于生长之中，尚未壮盛，五脏亦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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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趋完善。故前贤反复提出：“小儿气势傲弱”(《千金方》)；“小儿气槊微弱，脏腑娇嫩”(《小儿药证直决》)；“小儿之阴气未至，故日纯阳，原非阳气有余之谓，特稚阳耳”(《类经》)；“小儿稚阳末充，稚阴末长者也”(《温病条辨》)。《临证指南医案》亦言幼稚质薄神怯，五脏六腑气弱；而《幼科心鉴*肓其气血未充，神识未发等。总之，渭其初具形体，各方面均“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血(阴)气(阳)、脏(阴)腑(阳)、形(阴)神(阳)的柔嫩娇弱，而又蓬勃的生长状态，都可归纳为稚阴稚阳。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小儿在病机、诊治上与成人有质的区别，故为中医儿科临床上的指导思想。
尤咀“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易于感触”，更因卫表不圊，肺脾不足，则外感、饮食及窑忤、惊怯均易促发致病。其他盆、痰常有积聚，心肝易生风火，又是外感热病迅速传变的内在条件。故为小儿病之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也。至虚实之间、寒热之间的相互转化，瞬息之变，出现袁里上下寒热虚宴韵错综复杂的症状，此亦不离乎阴阳幼稚而气血、脏腑弱而未壮之故。
在小儿热病中，每易高热神昏，惊厥抽搐，前贤有认为其体禀纯阳，故易风火亢盛。陈飞霞说：“小儿阳火有余，实由水之不足”，张山雷也以“千fi=阻未充，其阳偏盛”立论。Ⅲ时，“脾常不足肾常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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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斋语)，则水虚火亢、肝风易动，本乎阴阳、五行之理，阐明了小儿病之易于化风化火，医者必需见机作出适当的措施。
基于这样的认识，临床用药，见神昏抽搐者，不轻投重镇以遏邪}即泻火熄风，亦应存阴、扶脾，高热危症，在气以白虎，里实用承气，方药合拍，辄能转危为安。
仲景《伤寒论》，以桂枝汤为第一方。对小儿临床运用，颇有心得。以其体弱，风寒初袭，汗出恶风的表虚证，桂枝汤常可施用}而营卫不和，易汗，低热、无力、纳减之诸症，则桂枝汤加味治之，每可应手。
其他桂枝之类方，如桂枝加龙牡汤，可冶小儿营虚心悸、汗多如淋者}桂枝加杏朴汤，可治小儿饮冷感邪、大便溏泄、咳嗽微喘者，效果均较满意。小儿寒疝、偏坠疼痛，桂枝加桂汤再加橘荔核等j风邪卒中、胸腹作痛，用柴胡桂枝汤，其效均佳。至于小建中之冶小儿虚寒腹痛，黄蓖建中之治虚损汗多，更是效如桴鼓。此乃小儿肌肤柔弱，肺脾不足，易见营卫失调之诸症，适于桂枝类方；而其气血未充，中土易伤，每见化源不足之诸病，即为建中类方之所主。吴鞠通云：“儿科用苦寒，最伐生生之气也。小儿春夸也，东方也，木德也，其味酸甘……故调小儿之昧，宜甘多酸少。”在桂枝、建中方里，桂枝、生姜辛温散寒，扶助卫阳而温经暖中，包含少火生气之意j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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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甘草酸甘相配，和营缓肝而安内攘外，又取酸甘化阴之义；大枣、饴糖甘平滋腻，充裕营液而资生气血，即有益脾抑肝之用。它们的综合，切合小儿阴阳俱稚、肺脾不足而llr术易亢的体质特点，故有其独到之功。此均为长期经历的实践，乃台于小儿之情性而有所体会也。
不囿成法随机应变
小儿麻疹，首重透发。古人以麻疹“内蕴胎毒，外感天行“为其主因。“先发于阳，后归于阴”，“毒兴于脾，热流于心”，“脏腑皆有病症，肺经见病独多”，为本病的发病机制。透表的意义，就是掌握了“疹性喜透”和“自内达外”的自然规律，采取顺其规律、困势利导，而五：拂逆其自然的治疗措施。古人明言：“疹宜发表透为先”，又“疹毒从来解在初，形出毒解即无忧”，说明“毒解”是基于“形出”之理，故“透”为治疗本病的经验总结。
余港循家学，数十年来，历冶麻疹无算，颇具一得之见。一九五八年冬，全国性麻疹大流行，上海地区更是猖獗，病势危重者极多。领导上组织了各方面力量，专设病房进行抢救。余负责中医部门的抢救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当时用常规治疗，初期不外辛凉透表，中期清凉解毒，术期清降泻火。讵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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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病势多重，并发肺炎，即转脑炎者，比比皆是，收效不显，死亡率高达10％以上，令人胆寒。为了抢救，日夕不离医院，以便随时观察。通过仔细研究分析，发现患儿初期麻疹见布而两颧咣白，体温陡高，咳逆气急，鼻扇色青，疹色灰黯，或一出目口没}旋因毒向内陷，合并肺炎；继则昏迷嗜睡，迅速形成脑炎，而至死亡。从以上病势推理：由于麻疹以透为主，是蕴毒为时邪所引发，故必自内达外，由里出表，则必经血分。今痧布而两颧灰自者，就因气血阻滞关系也。方=l；谓：左颊属肝，右颊属肺，而肝主血，肺主气。由于气血运行失常，不能载毒外泄，而向内陷，险象丛生。更因是年连日大雪，严冬凛寒，夫寒则血涩，从结合岁气来说，亦影响麻疹的透发。
原因既明，故改用王清任氏解毒活血汤一法，服一二剂，面色转红，血活疹透，迅速化险为夷。运用此法，顿使麻疹未齐者可齐，已没者亦得毒解而安。高热很怏下降，神志渐得清醒，使死亡率降到零数。迨麻疹工作结束时，统计结果，其死亡率平均为3％，是全市最低单位，得到卫生当局的表扬。
一九五九年五月，中央召开全国传染病工作会议，余被推选为代表之一出晡。会上交流解毒活血法抢救麻疹逆症的成果，颇得同道的重视。
之后，余又对活血解毒在麻疹危症中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观察。在一九人0年冬到一九六一年春的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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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防治中，以透为基本原则施治，挽救了许多危重病例。对四十六例重症患者得治的统计，其中用牛凉透表为主者二十二例，以活血解毒透痧者十倒，以辛凉解表与活血同用者十四侧。后两种情况说明，在危重麻疹中有血分瘀热之病机者，几占一半以上，为临床上不可忽视者也。以第三者情况来说，即在疹淡不明、两颧苍白，或疹暗色紫，或素体虚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者，或并发肺炎、脑炎，均需参用活血药物，使其痧透毒泄而安【!王。此为令人不可磨灭之印象。
急性热病，必自外感始。r卜医疗法，必使邪有出路，防其病邪深入。《内经》谓“因其轻而扬之”，如“其高者因而越之”(涌吐法)，“其有邪者，溃形以为汗”(熏蒸法)，“其在皮者，汗而发之”(解表法)等，这是病位尚浅时的逐邪之法。若郭已传里，经育“因其重而减之”之说，如“其下者引而竭之”(涤荡法)，“中满者泻之于内”(消导法)，“血实者宜决之”(活血散瘀法)等，都是给邪出路，使郭去而正安。他如水病之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堇，暑秽之取嚏、刺委中放血，小儿日糜之泻火利屎等等，无不以逐邪外出为目标。
前贤每有邪祛正安的治疗思想。近人洼疏钱氏医案谓：“病邪不可令其深入，如盗至人家，近大门则驱从大门出，近后门则驱从后门出，正不使其深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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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寝室耳。”夏禹铸亦日：“治病不可关门杀贼。脏腑之病必有贼邪，或自外至，或自内成，祛贼不寻去路，以致内伏，是为关门杀贼”，而“关门之弊，不第不能杀贼，而五脏六腑，无地不受其蹂躏，其为害可胜道哉。”小几之病，多起于外感、伤食，更需要重视这一治疗思想，以祛邪安正也。
既要师古  又应创新
余困家学的熏陶，亦得各家学说的汇通，临证应变，不断总结，在师古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新。
例如，小儿肺炎，临床表现类型很多。在各种不同的类型里，通过辨证沧治及中西医间的合作，可有一定疗效，恕不赘述。今特提出讨论的是西医所谓的    彳。
腺病毒性肺炎。这类肺炎，抗菌素多不起作用，高  ／热持续不退，咳逆气急，病程迁延，检验自细胞不。
高，胸片阴影较淡而呈片状。在治疗过程中，给以一般的宣肺泻热、清里解毒的常法处理，疗效不显，且往往变化复杂，产生不良后果。于是不得不精思殚虑，另觅方药，刨制了熊麝散(为熊胆、麝香二味研匀)，开水化眼，试用以来，疗效显著。多数病例服后一天开始退热，气急和缓，重者三天内热退，气和咳爽，病情就安，屡用屡验。
考熊胆性昧苦寒。邹澍谓；“为l术中之水，其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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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相连，斯上可吼泻火气之吕蛳，下可以定水气的凭陵，系水火相济之源。”据方书汜载，它能开郁结，泻风热，具凉m、清心、乎肝、泻火之功，专治小儿热盛神昏、急惊嵌火之重证。麝香则昧芮而辛，气温而香，开结通窍，解毒定惊，对惊厥昏迷之危症，有救死回生之设。两品相互配合，加强了清热解毒之能，泻膻中之壅热，逐心也之痰浊，平月r风之惊厥，切台温毒犯肺、癍火内郁的痫机，是阻能出奇而制胜。
由于熊麝敬功主热毒里朴之重证，但不是任何患者都可应用，必需慎重选择适应病例，施用上不超过三剂。因苦凉之品，中病即止，否则恐损牌胃。同时配合汤剂，较为妥善。此亦根据临床的需要而有所发挥者电。
再如，婴幼儿泄泻中，常遇肠麻痹症(现代医学病名)，其势危急，病情严重。时因药入即吐，汤剂不纳。症见腹胀如鼓，叩之中空，作恶呕吐，气促不舒，大便不畅，次多量少，此为脾惫气窒，中焦阻滞，升降失职，遂使气阻于下而大便不畅，胃气上逆而呕恶吸促。于是只有另觅途径，采取外治之法，以丁香、肉佳、术香研末为散，加啭香为引敢于脐上，名臼“温蛴散”。散中温香诸药借麝香渗透之力，旋运气机，往往在嗷后二小时内肠呜连连，频转矢气，大便通下而吐止气平，然后再以汤药调治。此法颇建奇效，遂使危府转安。这电是因症而制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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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复发性肠套叠，一般来说，必送西医普外科治疗，给以灌肠整复。但本病患儿，每多反复发作，甚至上午复位，下午叉发。若手术治疗，则病家每多顾虑。我们通过辨证分析，因其腹痛阵发，痛而拒按，面色晦黯，舌质带青，此为肠子局部的血分瘀结，不通则痛也。故采用王清任氏少腹逐瘀汤活血利气之法，以其功在温经散寒，活血行气，化瘀止痛，且叉通达下焦，故较合适。临床上根据情况加减化裁，寒甚必甩姜、桂，或选用木香、乳香、桃仁、红花、枳壳、川楝等随宜而施。临床应用，疗效显著，且可根治。
成人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一般疗法长期无效。我们曾用过四神、驻车、附子理中、参苓白术、真人养脏等方，粗似对症，但其效均不理想。遂进一步分析症情，反复思索。从病因言，常见由于精神紧张、情绪忧郁，则与肝气有关}从部位言，病变常在乙状结肠及其邻接部分，正是少腹深处，阴分下极，为厥阴所主。故为寒热错杂的下痢。尤在泾《贯珠集))指出，这是由于阳复太过，其热侵入营中所致。从这一考虑，结肠炎与厥阴肝木有一定关联。而厥阴病的要方乌梅丸，仲师明白指出：“又主久痢”。吴鞠通在《温病条辨》72条云：“久痢伤及厥阴，上犯阳明”者可用之。据此，余乃以乌梅丸改汤剂为主方，加减变化，以治该病，取僻了较好的成绩，其疗效亦见巩固，但必数十剂才收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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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种例子，为长期研读、观察，思考、总结所得。重要的是不执一方以治一病。昔贤陈自明日：世无准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医者在走弯路之时，应当寻思探索，改弦更张，蹦求得对症之方。这就需要复习典籍，参阅诸说，广开思路，成方与立新灵活运用，庶几不拘于一隅之见也。
结    语
上面简要地叙述了个人的治学经过及点滴的肤浅体会。自感学习、运用祖国医学的经验概括起来，则有九要：一日明理，二日识病，三日辨证，四日求因，五乍|立法，六日选方，七日配伍，八日适量，九日知变。这在中医学术上是环环相扣地组成了一个体系，而在临床的诊治上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其中，明理、识病反映了医者在理论上的修养；辨证、求因是对观察、分析上的能力j立法、选方、配伍、适量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具体运甩；而知变，即随机应变，是对特殊情况下的应对能力和适当处置，集中体现了中医治疗上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设能致力于这九要，来一番苦功，定能提高业务水平而渐臻精湛。由于学无止境，余虽年迈，不敢白怠，惟恐学识不进则退耳，愿与后学诸秀共勉旃。
(本_人口述，宋知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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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学三境界”的精神
学习“内经》‰i+：磊翥?嚣曼i徐荣斋《浙江中医学院学报*编辑室主任  “  ”  ’
【作者简介】  徐荣斋(1911
～)，浙江绍兴人。医学得自l师传，常问业于曹炳章先生。毕生精研《内经》等经典著作，颇有心得．一九五五年重订俞根初《通俗伤寒论》，杭州新医书局出版，上海卫生出版社重印。近年著有《内经精要》、《妇科知要降等。
清人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说到治学要经过三个境界，我极有同感。他说的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雕碧树，独立高楼，望尽天涯路”(意思是说做学问要目中无半点尘，胸中无半点尘，静志澄虑地勤读苦攻，搜集资料)，第二个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说为了探求学问，苦思力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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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人消瘦，只要能够理明心得)；第三个境界是：“众里寻他干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说通过不断地辛勤探索，一旦有所发现，解决了『nJ题后的喜悦心情)。这种对治学境界的形象描写，蛳具感染力。我这里就文论医，回顾一下我学习《内经》的过程。
第一境界
我祖父是个儒而医者，但死得很早，我不见面，当然非祖传，父亲也早死，那时我只九岁，也不是父传。我只读到祖父遗留下来的半拒木刻_奉和手抄率医书。从业老师是撰《存存斋医话稿》作者赵晴初老先生的弟子杨哲安先生，他有学问，有临床经验，我跟了三年，边读书，边侍诊(相当于现在的见习和实习)，打下了一些医学基础。不过对《内经》的知识是很贫乏舶，所读只两本李士材的《内经知要》、六本薛生白的《医经原旨》，加上“一知半解九不懂”的《王注内经素问》。实际呢?还得用雷公对黄帝的话来自我解嘲：“诵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蔚未能明，明而束能彰……”真惭愧!
满师周家，肺病缠身，在两年养病期中，先后购读张介宾的《类经》，马张合注的《素问R、《灵枢》。
一方面，把《素问>)论述精、气、神等篇的经文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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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反复诵习，感到古文气氛浓郁，养生义理跃然纸上，遂作为病中修养；另一方面，却找到学习《内经》的途径，由浅入深，由此例彼，从而引起探索的兴趣。同时也开拓了诵习秦汉医文的眼界。
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十五年中，恒以半天门诊，半天读书为自课，读书以温习《内经》为主，泛览明清方书为辅。前者作为治学，后者便于应世}治学侧重《素问》，  《灵枢》次之。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素问》注疏多，便于对勘，易于读懂，  g灵枢》仅马，张两注；第二，  《素问》论阴阳四时、脏腑、经络、诊法、病因病机、治则等，言之有物，可以仰观，可以俯察(其中五运六气部分未理解)，《灵枢》的腧穴、针刺，由于不懂而至今仍未认真学习。
读《内经》从选文到原篇，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过程。选文从《知要》之约，到《类经》之晦，虽不能全部理明心得，但基础总算由此而奠定。
一般主张读书出博返约，我因身体弱，资质笨，无一目十行的快速领会进度，只能以蚂蚁Ⅱ肯骨头的笨劲，锲而不舍，循序渐进，主张先约后博。博，先从《内经》本课博起，然后向外发展。张介宾《类经》后三卷“会通类”是触类旁通的博，引而申之的博，我把它看作《内经》主要词汇的索引，颇有收益。
至于谈原筒，障碍较多，难字难句每篇有，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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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也解决不了问题，再加上文字和语法的古今不同，错筒时出，不仅仅是文辞古奥难懂而已。关于这些，我常借助于陆九芝的《内经准字音义》，高士宗的《索问直解》，也有比较明白晓畅的字解和词解，再参阅马、张、张氏三家注释，扫除不少文字障碍。其问口诵、心维、手检，可云劳矣I然犹未也。
检阅注家多，有得力处，但有时也会带来影响，遇到两说分歧时，就莫衷一是了。找不着解释，感到望洋兴叹；有不同观点，叉感到无所适从。怎么办?丹渡氏父子的《索问识》、《素问绍识》和《灵枢识》在引述各家注文时，往往作出比较精切的分析，我把他们作为学习“内经>)的“辅导员”。
初读原篇，我感到《素问》比《灵枢》难读，幸而有选文作基础，半数文句，还觉得似曾相识，但总不得不依靠注释，米帮助解决理解上的困难。过去有人提出先读无注的白文，我却没有试过。不知读得通否?以俟贤者。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只读不想。孔子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名言，意味着学习离不开思考，所以边读还是要边想。不懂的古奥文句，多读多思，贯串它的上下文，逐渐领会其语法及意义，随着读的遍数的增多，思考次数的增加，全篇也能逐渐弄通。当然，这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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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内经》的方法是：①原文注文，·边读边想边记，有对联贯读，有时分段读；③已懂的篇文，读到成诵(成诵的意义后详)；③不懂的篇文，检阅注疏及工具书，从字到句细细读；④精短的文句，抄且读(读后抄，能加强记忆，抄后再读，能加深理解)。
不要以为朗诵是没有意义的事。无论是《内经》篇文或医论、脉诀、药性赋及方歌，多读才能成诵，口诵心维，才能牢记。这些事例，凡是中医同志，不论老年的，中年或青年的，都有不同程度的亲身感受。朗诵也要下功夫，要由读到诵，诵出原文的问答段落和句(句号)、读(逗号)，诵出原文的音和义；有几段经文是韵文，读起来音调铿然。通过诵，还可以调剂苦读苦记的紧张心情，得到舒松和愉悦，更有助于对经文记忆与巩固。
以上是攻读《内经》的第一关，也是王国维所龋治学第一个境界。事实证明，研究学问，都需要经历过一番苦工。“不经寒彻骨，那有暗香来?”我们口头常说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以勤苦二字作为求学方法，舍此实无捷径。我们前人研读《内经》的精神，亦有坚韧不拔的楷模。王冰次注《内经素问》，“精勤博访，历十二年，方臻理要”；滑伯仁创《素问抄*，汪机作《续抄》，丁瓒作《素问抄补正》，皆穷治一经，跟着前人足迹而攀登。“独立高楼，望尽天涯路”，情景是逼真的。至于我，尚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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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当然拟非其俦，回忆当年攻读《内经》时的困惑，倒不在于勤学苦练的下功夫，而是下了苦工仍无多收获，尚有待于再接再厉妁摸索。
第二境界
全国解放后，中医的事业和学术都来了一个大飞跃，中医学已跻于学术之林，对古典压著的探索与研究，当然更紫回于我的脑际，形势逼人又喜人，学习《内经》的第二境界就此进入。如实地说，这个再接再厉的探索，包含着“为人”、“为我”两者：“为人”，是为了适应教学需要，想把知识灌输给人家，“为我”，是适应提高要求，想把《内经》再搞懂搞通一些。两者都需要再学习。
一九五五年以来，西医学习中医班一次一次地开办，中医学院本科班一届一届地开学，在备课讲课过程中，诚如《札记·学记》所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由于前面的“不足”，引起后面的“困”，教的“困”由学的不足而来。什么是“教然后知困”的“困”?给《礼记》作疏解的孔颖达回答得很好：“不教之时，谓己诸事皆通；若l甘教人，则知己有不通。而事有嗣弊，困则甚于不足矣!”我的亲身感受，这个“不足”和“困”，主要是对《内经*理论理解不深，印证缺乏，止能自喻，不能喻人，窘状是可想丽知的。既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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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学习当然是个前提，尽管古人认为“困而学之，又其次也”，我想总比“刚而不学”要好得多。
怎样再接再厉?方法仍然是拙笨，还是主攻《素问》，选读《灵机》，力求在会通中理解，并阅读同类书和参考资料，摘录笔记，反复写教案及讲稿。韩愈所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殆近似之。
实际做法，主要为以下四点：
(一)守约以自固研究学问，一般有专精与博览两个步骤。读医书下手之初，是先约后博还是由博返约?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先约后博，循序渐进，不能躐等，这是根据我的精力和学力而择定的。我研读《内经》，重点在《素问》，而《素问》的八十一篇，也不全部部作重点读，譬如讲“刺法”十二篇，讲“岁运”七大论及文理浓于医理的“著至教”、“方盛衰”等六篇，只一般地读。反过来说，研读《灵枢》虽次于《素问》，但如卷一的“邪气脏腑病形”，卷二的“本神”，卷三的“经脉”……等，每卷里都有一两篇作为重点攻读。韩愈所谓“术业有专攻”，意味若是专精的课业，我当然不敢妄想专精，但以守约作为自固的手段。
其实，《素问》中关于论述阴阳变化之旨，脏腑，经脉、病、治之要，固为精读深研对象，而针灸如“离台真邪”等篇，岁运如“至真耍”、“天元纪”等篇，亦各有_卡富内容可供探索。《周礼》“疾医以五气、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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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视其生死”，这十三字，包括《素问》诊法精义，亦是扼要之言。至于各家注解，除前述七家(王、马、二张、李、吴、高)外，原则上亦少旁鹜，既防涉猎不精，更防泛而无适。一九五九年执教中医学院，始泛览诸家，以应备课讲课需要，这已是第二学程的事了。
我还体会到，《内经》的率身内容确实够博大了，光是几个浩瀚渊澡的阴阳、脏象、经络等学说，选择其中一段半节进行研究，已非短时期可能穷其精蕴。退一步说，如五脏中的某一脏，病因中的某一因，也足够探索它一年半载。小而至于《内经》中的须、发、唾、嚏等小事物，如果把它们从散在的经文里集中起来研索，也可以小中见大，想“约”也约不了。
就“病机r九条”来说，它原是“至真要大论”中的一个内容，仅176字，刘守真演为277字以为纲领，反复辨论以申之，儿二万余言，成《素问元机原病式》，完全是由约到瞎的专著。近人任应秋氏编著《病机l晦证分析》，根据《病机十九条》所提到三十个病症进行阐述，着重在辨证审治，并强调理、法、方、药的建立和运用。这两本书，都是从约而进入到专，发展到博。前者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病机的启示，后者给我们提出研究病机的方法，可作专精与博览的参证。
一九六一年，我试写《病机十儿条阐要》(内部资料)；次年，写《内经阴阳理论的实践应用》(部分发表于《广东中医》1062年7期)}后又写《内经五郁证治探讨》(发表于《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g80
年1期)。这些短篇，可算是“守约阻白固”的试作。
(二)互勘以求证从“守约”到“互勘”，眼界又开拓一步，功夫又花了，一番。经文与经文，经文与注文，这家往与月一家注，互相对照，问中辨异，异中求同，以前证后，以此侧彼，反复推寻，的确另有新的悟境。这是我研读《内经》方法的又一步骤。“互勘”的实际，即是互相印证，包括同类书与主攻书印证，也包括非同类的参考书与主攻书印证，从字、句、段落到整篇经文，发现疑难处即进行“互勘”，借以扩啦明而练识力。古人所谓“读书三到”的心到、眼到、口到，此时都必须全部投入，而且都要发挥作用，一处疏忽，等于放弃一个攻读阵地。分析和思考，要齐头并进，既须求证于对勘书，更要垒神贯注主攻书，切磋琢磨，才能窘出火花。
互勘的书，我首先阅读杨上善《内经太素》。其书上足以证皇甫谧，下足以订王冰，确是互勘《内经》的最佳文献；后人崇之为“医家鸿宝”，洵非过誉。注虽隋唐问文字，但语气明朗，并不深晦准懂。
其特点在于：改编经文各归其类，取法于皇甫谧之《甲乙经》，而无其破碎大义之失，其文先载篇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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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而以所移之短章碎文附于其后，不使原文檬杂；其相承旧本有可疑者，于注中破其字、定其读，亦不辄改经文，以规王冰之率意窜改、不存本字，任意移徙、不顾经趣者，大相径庭。如“痹论”的编次，胜于王注奉甚多，其他各类备篇，都可以从互勘中获得新证，我是颇受其益的。
其狄，我还把《准经》也作为问类书互勘。《难经》这牢书，文气卑弱，理境不高，宴不足以羽翼“内经》。但其阐发经络流注、奇经八脉的作用，“七冲门”为人身资生之门以及诊候、病能、针刺俞穴等，有未曾见于《内经》，而实能屁《内经》之奥义者。
滑寿《术义》，更能注胜于《经》，作为对勘，不是劳而无获的。
一九六二年复，读到清·姚止庵《素问经注节解》(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其书是《素问》之节本(节178处，6686字)，并给王冰的次注以更多的补正。我常以两个寒暑，按篇按段，互助《节解》与王冰次注的异同处，勘出后人对王冰编次《素问》之所以不满，主要在于：经文有重出者，王冰存之而未击；残缺赝作者，王冰仍之而不删；再如脱误舛讹、颠倒错杂之文，王冰则聊且顺文而无所发明，或旁引滥收而安于简陋。这些都出于王冰编次时对经文不加细揣，任臆移掇，有准解处，叉“逢疑则默”，以致所编所注，功过参半。姚氏的重修，撷经文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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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订王冰之罅镉，作为《素问》之互勘，也是一部值得参『剜的书。
(三)比类而索义理研读《内经》，既要理明心得，又要纵横联贯。每个词句，从它们的概念到具体内容，经过比同析异，探其义理，也是帮助理解《内经》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比读书札记容易搞，只需把散见于各篇的同类旬或联绵句汇聚起来，比类而观，义理自能体现出一部分。这个方法，我从《类经》“会通”中悟出，现正在继续留意摘录。
举例说，d素fnj·上古天真论》“虚邪贼风”，此四字，可以连称为一个名词，也可以分称为“虚邪”、“贼风”，作两个名词。一般解释是；邪气乘虚而入，叫“虚邪”}四季不正常的风，叫“贼风”。“虚邪贼风”连称的，见。上古天真论”、“太阴阳明论”，而“移精变气论”把这个名词分成对句，为“贼风数至，虚邪朝夕”，意义就更明显。单称“虚邪”者，“八正神明论”凡三见：①“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②“虚邪者，八正之虚邪气也。”④“八正之虚邪而避之勿犯也。”《灵枢-九宫八风篇》则谓：“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这几段所指俱欠明朗，意味着虚邪即虚风，也即是邪气乘虚而入，所以《难经·五十难》以五行生克来推：“从后来者为虚邪”。  “八正神明论”中另有一段文字：“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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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入则伤五脏。”这段解释颇能言之柯物，后人对“虚邪”二字的定义，想是从此得来。
“贼风”这一名词，  《素问·四气调种太论》义明词显地指出，本无烦赘述，可是对照《灵枢·贼风篇》，岐伯菩非所问，好象“舟欲近而风引之使远”，或许也是错筒，志以存疑。
再如“阴阳应象大论”是《素问》8 L符中的“皇冠”，理沱性强。应用面广，每一句、每一段都有它的丰富内容和指导意义。通过比类对勘，知篇文中有错入文字；“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此段系“天元纪大论”文，见于此篇“东方生风”段中，文气不类，下文“_种在天为风”的“神”字伪，当与前文“其在天为玄”的“其”字联成一句，律以后文“其在天为热”……等四段可证。象这种错简文句，《内经》里所见甚多，前人已通过比娄考订方法，给我们指出不少，一经复按，更觉了然。
又如《内经》中多韵文，又多对句，我常从对句里得到易读、易懂、易记的佳遇。  “生气通天论”：“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莽筋”这一句，在阳气功能某一方面，作了细喊熨贴的点出，我由是想到关于阴气的阐述也能发现同样的名隽对句。后读《痹论》，街“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句．感到虽非浑然一体，已觉无独有偶。另外，还育分散存各篇常见和不常见的某些名词，如“奇恒”、”i立”等，词简而义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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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特别象“气立”这一名词，  “生气通天论’一见，“六微旨大论”多见，究竞何所指?尚少明确印征。
我已把它们比类搜集起来，或许也是探索《内经》特有术语的一个途径。
(四)汇参而见源流从“守约”到“汇参”，在研读《内经》过程中，确是迈开了一大步，近于由“约”面向“博”进军。其实犹未也，只不过根据需要阅读一些同类书而已。
怎样汇参呢?火致有“综合汇参”与“分类汇参”两法。综合汇参，如前面所述《内经太素》是一部学术价值高、印证意义大的必参书，每处不同字句都有它的精义}  《难经》文虽平衍，然亦时见妙谛，作为综合汇参的旁考书。分类汇参，是取对《内经》某个学说或理论有所阐发的汉、晋，唐、宋有关医藉。如“脉法”参证张仲景《伤寒》、d金匮》论脉部分及王叔和《脉经》；藏象内景，参证《中藏经》及《干金要方》沦脏腑部分}病因、病机、病症，参证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及刘守真《素问元机原病式》；经络针灸，参证《针灸甲乙经》、《脉经》及《十四经发挥》(《脉经》所载十二经脉循行文句，与《灵枢·经脉篇》有出入，通过校勘，《脉经》为胜)。另有《内经Ⅺ所载各种病类，对某些症状有引而未发的，则参考州守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R及骆龙吉、刘浴德的《内经·拾遗方沦》．凰而了解治宜。多方汇
参，力求相得益彰，亦以概见d内经》学说的流派。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谓“放心”，意味着把读书方法开拓到一定的范围。我这样地“汇参”，是否符合占人所说的“放心”?不能说，但那时却感觉有收获。因为这些汇参书，用以印证《内经》学说，除了相得益彰以外，还具有三种现实意义：
首先，引作汇参的几部书(特别是汉、晋、庙三代的书)，去古未远，他们肯定见孤古本《内经*，所引述和阐发的’在一定程度上，多能反映出《内经》的原文原义，字体的假借，文句的异同，术语的变化，都可以作为可靠的校勘本。
其次，医学流派，虽说肇自宋元，其实古已有之。所谓“三世医”之黄帝针灸、神农本草、素女脉诀，是最古的医学派别J《汉志》所说的“医经”和“经方”，更是古医学派之见于记载的。通过汇参，既得以印证《内经》，并得觇出古医学派源流之一角。
又其次，汇参察流的方法，除互勘互征外，还足以启迪心灵，收到触类旁通之益，比读各家注解另有一种妙境。因其著述自成一家，与注解之随文释训、强为凑台者不同，汇参时可获得分析思考的锻炼。
以上这些，是我第二阶段对《内经》“困而学之”的纪实。虽已成明臼黄花，不适于用，其中有的还是作为自励法门，并述于此。
第三境界
通过一、二两个阶段的研读《内经》，工夫花了一些，收获得了一些，但在十年浩劫中，生活蹭蹬，学业未竞，衰老已侵，计惟抓紧“三补”(前十年蹉跎后十年朴，白天时间紧迫晚上补，两耳失聪勤学勤问补)，夺些回来。回顾在第二个阶段中，用去的时问最多，学习方法也采用这样或那样，对《内经》主要理论的探索和寻求，虽不是“千百度”，然而几十度次总是有的，但发现得不多，有了一些也不敢自信。为了要在“灯火阑珊处”发现他、认识他、研究他，特在这里淡一下想做而没有做和正在做而尚未完成的几件事：
(一)仍然要回顾第二个阶段中，那是一九六五年，为了研读与教学需要，我曾仿秦伯未先生编写的《内经类证》(此书秦氏初稿于一九三三年，与《读内经记》同为当时上海中华书局新出版研究《内经》的读物；一九六一年，  《类证》有余瀛鳌氏重订，条文后补列《素》、《灵》篇名，每类加按语，比原编醒目)一书，续辑关于阴阳四时(五行)、经络、脏腑身形、诊法、病因、病机、治则、预防等九百多条，分八章，二十七节，名《内经精要》，不辑病症条文，困已有秦氏之=}；在，足资参考。编写动机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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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要围绕当时《内经讲义》，作为备课时分类引申之助。十五年来，旧稿自珍，看来还是有些用处，现拟再行增删，分节加按，参以近年研读所得，使旧稿有所出新。
(二)《内经》理论蕴藏之富，真如一座宝山，经过古今学者的勘探和发掘，各有所得，足征“矿源”是丰富的。如何继续发掘?如伺扬长避短、取精去粗地古为今用?确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做去的实际工作。我想应该在过去一系列的成就上，不断创新。
例如，对某一理论加以剖析研索时，最好印证临床(包括古人或今人的治验或科学实验)，不论是一个学说、一个名词、一个物体，都可以作为探索课题。我准备与青年教师合作，即小就大，做到知和行的统一。以“横刀那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年”(华罗庚老教授词句)的精神，实干到底!
以上两项，作为研读《内经》第三境界的内容，虽不相称，窃愿比拟。自知学植浅薄，方法粗陋，因而所得不多，可以介绍于读者之前的当然更少了。这也是收获与耕耘的辨证关系，懒汉是种不出好庄稼的。今后要继续努力，使有一个好收成，争取达到新境界l
刻苦勤奋自强不息甫通市中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朱良春
【作者简介】朱良春(1917
～)，江苏丹徒人。治学勤奋，自强不息。擅长内科杂病，屡起沉疴。对于虫类药的临床应用，尤具心得。著作有《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汤头歌诀详解》、《章次公医案》、《虫类药的应用》等。
从师学习孜孜不倦
我早年在中学读书时，因病辍学，乃转而学医，拜武进盂河马惠卿先生为师，先命朝夕诵读医经，无法理解其奥义，颇以为苦。但跟随马老师抄方一年，却甚有收获。求治于老师之病员甚多，他用药颇有独到之处，临诊常用对子药，便于记忆和运用。随师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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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年，使我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知溅，也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理论，为学好中医奠定了基础。为了系统学习，一年后考入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接近毕业时，抗战开始，乃于一九三七年转学至上海中国医学院继续学习。当时半天在章次公先生处实习，半天在世界红刑字会医院中医部工作。我在章师处虽仅年余，山j：他诲人不倦，谆谆教导，因而得益较丸学习到抓主要矛盾的辨证手段，灵活选方用药的技巧及由博返约、扣住主题的读书方法。章师学识渊博，理论精深，临床颇多独特经验，对内干《杂病，尤擅其K，治验甚多，疗效卓著，这些为我后来升堂入室，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章师一贯提侣“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他的主张对我影响很深。后来我之所以能兼收并蔷，重视民问单方，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部是章师正确引导的结果。
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张铴纯先生。《嵌中参西录》中的许多有效方剂，我应用于临床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如治一妊娠恶阻妇人，得食则吐，不食亦I哐，叠药不瘥，卧床不起，历时月余，邀我诊治，用张氏安胃饮，一剂知，二剂已。因此有位同道说我得力于“南章北张”，这是符合宴际情况的。近年，我在整理《章次公医案》时，仍有温故知新之感受。如章师早年就指出：“根据实践经验，有些失眠患者，单纯用养阴、安神、镇静药物效果不佳时，适当加入桂、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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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兴奋药，每收佳散。”这个可贵的经验我至今一直应用于临床而获效。同时，诊余之暇，经常翻阅《衷中参西录》已成了我的习惯，真有百读不厌之慨，乃至使我产生了撰写《铴纯效方发挥》的念头，以把我四十多年来运用张氏效方的体会介绍给读者，现正准备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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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新毒一推陈致新
我认为学习的成功，不仅在于智慧，还在于毅力。
数十年米我除了完成本身的工作任务之外，无论是盛夏寒冬，部起早带晚地阅读各种医学著作，既学习前人的经验，也接受今人的创获。平时还尽可能地挤出时间，搜集资料，分类储存，以利于吸取前人和夸人的宝贵经验，指导自己的实践，并为著书立说、撰写论文准备了条件。
我十分重视掌握祖国医学“辨证论治”这个关键。
因为，“辨证论冶”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精髓，其优点是不论任何复杂的病情，都可依据症状，从阴阳消长、正邪斗争的基本规律中，运用四诊、八纲的方法归纳分析，提出整体治疗的措施，这是中医理论体系上的卓越之处。能掌握好“辨证论治”的规律，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不治之症”，而只有“不如之症”。所以，我对一些疑难杂症，总是深入探索，努力从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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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渐知，转不清为可治。例如一位纺织女工，患予寓内膜异位症(异位至肺部)，就诊时主诉：月经闭止，每月咯血五、六日，伴颧红掌热，口干咽燥，腰酸腿软，叠治无效。我根据其症状辨证为肝肾不足，水不涵术，气火冲激，冲任失调而致血不循经，灼伤怖络，逆而倒行的症候，所以在治疗上应给于滋养肝肾，清肺凉血，而调冲任。连服中药十剂，月经即循常道而行。又如“血紫质病”是一种原因暂时不明的新陈代谢疾患，比较罕见。一铡二十六岁的男性患者，每隔二至四个月必剧烈腹痛数天，用牡冷丁注射始趋缓解，因尿液呈红色，经尿检发现多量紫质而确诊，但多方冶疗未能控制其发作。我根据其面色少华、怯冷、纳呆、便溏等症辨为脾肾阳虚，予味温补脾肾之剂，届期未再发作，随访三年，已告痊愈。所以我认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是大经大法，挪能认真掌握，灵活运用，就可应付裕如，取得著效。
但是“辨证论治”也存在一些缺点，就是对疾病产生的具体机制和诊断，缺乏客观的指标依据，这对总结提高，似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常会出现误诊。
因此，还必须“辨病论治”。例如直肠癌的早期症状，往往易与痔疮或慢性痢疾混淆，如果不早期确诊，给予帽应的治疗措施，就很有可能贻误病机，导致恶化转移。我认为“证”和“病”是一种因果关系，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否定或肯定“病”和“证”的任何一方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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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因此，“辨证”与“辨病”密切结合，研究疾病与症侯的关系，探索临床诊治的规律，必能相得益彰。所以我在临诊时常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求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如慢性气管炎急性发作患者一般多见咳嗽痰黄之主汪，所以我研制了“咳喘合剂”(由黄荆子、金葬麦拜P五克，佛耳草，天竺子各十克组成，为一日量)，凡遇此类气管炎患者，服用每获隹效。再如我从用蚯蚓液治愈下肢溃疡的经验中，理解它具有对溃疡病灶的修复作用，从而启发我用以治疗消化性溃疡病，取得了良好舶效果。这样我们就能不仅是继承，还可扩大思路，触类旁通，引仲发展，扩大药物的疗效，为中西医结合提供线索。
以起方寿世如春雨膏田
友人书画家鲍伯详同志曾赠我一副对联：“以良方寿世，如春雨膏田”。其意虽是赞誉，但却成了我治医做人的标准。
我在学校读书时就练习写作短文，曾在《明日医药》上发表过文章。后来曾任杨医亚主编之《国医砥柱》，任应秋主编之《重庆国医杂志》以及广东《医药旬刊》的特约编辑，陆续写过一些文章。一九四二年，我自己创办“民间医药月刊》，主要是搜集民间验方，加以验证推广，使我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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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了冶疗手段。
在反动统治下，中医遭到歧视和扼杀，我一度感到非常悲观。解放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新生，过去曾经懂憬的美好理想，鄙逐步变成了现实。
一九五六年南通市成立了中医院，我被任命为院长，我激动，我兴奋，我决心将自己全部精力都倾注住中医事业上。由于党的教诲、培育j我比较地成熟了，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在和同志们的一逆努力下，曾集体编著了几部医书，发捌、整理了两位土专家的经验。一九五九年我院被授予全国红旗单位，一九六二年写成《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一九六三年编著《汤头歌汰详解》(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近两年又写成了《章次公医案》、《虫类药的应用》两部医著。
其中《章次公医案》在一九八0年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畅销全国，得到好评。《虫类药的应用》一书，将由中国国际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在香港及国外发行。
撰写论文、著书立说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为广大人民健康服务，为病员治好疾病。因此，我除了做好临床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科研工作，更多地掌握疾病的诊冶规律，提高疗效，缩短疗程。例如创制“益肾勰痹丸”(熟地、当归、仙灵脾，鹿衔草菩一百二1-~，炙全蝎、炙蜈蚣各二十五克，炙乌梢蛇、炙蜂房、炙地鳖虫、炙僵蚕、炙蜣螂虫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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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克，甘草三十克，共研板细末，另用生地、鸡血藤、老颧草、寻骨风，虎杖各一百=十兑煎取浓汁，泛丸如绿豆大。每服六克，日二次，食后服。妇女经期、孕期忌服)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及增生性脊柱炎等疾病，疗效显著。我认为痹证其“本”在肾，风寒湿热诸邪均为其“标”，故取“益肾壮督”以治其本，“蠲痹通络”丽治其标，方即据此而制订。曾治一脊柱弯曲、头向前倾、不能直立、呈严重驼背状且掣及两腿疼痛、行走欠利、手指关节变形的类风湿性脊柱炎患者，叠经使用中西药物，均告鲜效J嗣服“益肾蠲痹丸”，关节变形渐复，腰能直立，能从事一般劳动，摄片检查增生之骨刺已消失。此丸药深受广大病员的欢迎，医院生产常供不应求，已列为一九七八年科研成果，在市科学_人会上受到表扬。又如慢性痢痰与结肠炎，长期腹泻，时轻时剧，迭治不愈，缠绵难解者，辨证往往既有脾虚气弱的现象，又有湿热逗留的存在，呈现虚实夹杂的征象，在治疗上既要补脾敛阴，叉要清化湿热，因而创造了“仙桔汤”(仙鹤草十五至三十克，桔梗究竟，乌梅炭四．五克，自槿花九克，炒白术九克，广术香四．五克，自芍九克，炒槟榔一．二克，甘草四．五克。阿米巴痢另加去壳鸦胆子十四粒，分服)治疗此症，取得比较显著的疗效。
“牧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我们每个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只要能解决病员的痛苦，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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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去琊助做好工作，我常与其他单位怫作，拟定处方应用于临床，如与市卫生防疫站职业病防治科协作，刨制了“止咳化矽糖浆”，对矽肺患者，配合克矽l』，获得较好的效果。
此外，由于经常往医药杂志上介绍临床经验，闲此全国各地米浒问病求方者甚多。我对读者来信总是认真阅读，并开出处方，奇给病人，以期减轻患者的痛苦。总之，在哉行医的四十多年中，将良方效药给予病员，已成了我最大的愉快。每个疑难酝症患者的治愈，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他们的健康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园丁精心培育换来春色满固
为了培养中医新生力量，我早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克服了重重阻力和种种困难，自己出资等建了中医专科学校，培养了二十多名青年中医，现在大部分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
解放后，中医事业有了巨大的筮展，但十年浩劫，中医工作也不例外，出现了“中医事业后继乏人。
的局面，我觉得要后继有人，还在于我们的精心培育。对于培育中医事业曲接班人要有光荣感、责任感、紧迫感。我常对中青年医9《说：“我们这一代人要承先冉后，矬往开来，不能虚度光阴，否则将无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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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见轩辕黄帝”。自己不仅在乎日]：作和学习上身体力行，为巾青年医生做出好的榜样，还为他们的成长和提高倾注了心由L。我除了完成医院分配的教学工作外，还着重培养了三名青年医生，具体指导他们的临床业务、课外阅读，以便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打好牢固的中医基础，同时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自己的临床经验，让他们掌握我的诊疗方法及辨证用药特点。现在，如果我凶公外出，他们都基卒能接替我的诊疗工作，且病员也很放心、满意。
在培养学生的问题方面，我是花了一定精力的，除了在身旁可以面授带教者外，还常收到一些隔山隔水、千里迢迢诚挚求师的学生来信。对于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我深受感动，闲此采取函授的形式，具体指导了三名青年中医(二名在四川工作，一名在泰兴县工作)的学习，使他们的理论水平有了较显著的提高。“老天不负苦心人”。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其中四川梓潼县的一位学员考取了北京中医研究院研究生，另两名青年医生在集体转全民的考试中，均名列前茅，被吸收到县医院参加工作。l听到这些消息，我是十分高兴的，因为我能够看到我为中医事业后继有人出了一份力。我衷心地希望这些青年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做出更大贡献。
我走进医林四卜余年，杰日苦多，米日愁少，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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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心愿是珍惜余阴，以有限的生命做更多的工作。
“得失塞翁马，胸怀孺予牛”。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努力进修，老当益壮”，为我国的中医中药事业贡猷自己的毕生精力。
(本人口述，张肖敏整理)，22
教学《内经》的体会÷；：；i；：：：  凌耀星^内经》教研组主任    …*一
【作者简介】  凌耀星，(1919年～)上海青浦县人，十六世祖传中医。自一九五六午上海中医学院成立起担任《内经》教学工作，二十多年来，孜孜以求，潜心研究经旨，颇有所得。
曾参加编写《内经》(第一、二、三版)及内科(第二版)全国教材，写医学论文二十余篇，发表于杂志及内部资料。
我父凌禹声是祖传十五世儒医，早年在青浦开业，后迁至上海。一九三六年我高中毕业后开始随父学医。当时启蒙的书是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
初读时，虽有父亲指点，还是困难重重，大多只是囫囵吞枣，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以后随父临诊，继而独自开业，结合医疗实践反复推敲，逐渐领略到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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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读一遍有一遍不同的体会，越来越领会刽《内经》的确是祖国医学遗产中的瑰宝，是中医入门和深造必读之书，其中道理，够我钻研一辈予。
一九五六年，上海市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研究班开课，继之上海中医学院开学。那时我虽届“不惑”之年，却犹如初生之犊，丑；知天高地厚，竟自告缶勇，担负起《内经D课的教学工作。但这也就使我一下予体会到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这旬至理名言的深刻意义。教学过程中，常常感到自己学得太不扎实，简直象浮在水面上，遇到问题，经不起问一两个为什么。形势与任务逼着我，只有老老实实从头学起，边学边教，边教边学。
到现在为止，我对《内经》的许多问题仍不僻其解。我化过一些精力，走过不少弯路。往往一个问题，苦思冥想，觉今是而昨非，但到了明天，叉否定了今天的结论。这里我愿把我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体会，写在下面，供学习《内经))者参考。其中一定有片面甚至错误的地方，希指正。
文理与医理
《内经》是一部医学理论巨著，它的医理是通过一百六十二篇文章表达出来的。文理不通，医理难明。由于《内经》文字古奥，盲简意腹，加之成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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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久远，历经战乱毁伤，竹简编绝，文字改革，错简衍脱，在所难免。凡此种种，都给学习上带来困难。
我的体会是：如果能掌握一些《内经》文理的情况和特点，可咀少走弯路，有利于学习。
(一)原文有错误历代医家对《内经》文字上的讹误做了不少考据校勘工作，可资参考，但还有未被校正者。举例如下：
1．音误。口授笔录，音同字异而致误。如t
“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①“易”为“溢”之误。
“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①“要”为“约”之
●    ■误。
“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皮肤不营，故为不仁。”②“通”为“痛一
●    ●之误。
“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耀”为“摇”之误，“之”为“知”之误。
“别于阳者，知病忌时}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④“忌”为“起”之误。
其他如“留”与“流”，“如”与“于”，“已”与“以”等亦常以音似而互误。，
2．形误。字形相似，传抄致误。如：
“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⑥，“守”为“宇”之误。
“容色弛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容”为“客”之
●    -
12s
误。
用篆书时亦常有形误。如篆书“上”作“=”，“下”作“=”，“上”下”两字常互误。如“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腹与阴，名日肾痹。”∥上”为“下”之误。叉如“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头项痛也。”①不少注本认为其中“上”‘下”互误。
再如篆文“上”亦作“卫”，与“生”(之字)仅一笔之差。稍有麂蚀或裂纹，亦每致误。如“所谓跗之者，举膝分易见也。”@与“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撷中。”⑨两句中“之”字乃“上”之误。而“寒气稽留，炅气从上，则脉充大而血气乱”⑩之“上’字则为“之”字
●    ●Z误。
此外如“日”与“曰”，“本”与“朱”，“翮”与“嘲”，“搏”与“搏”等亦常因形似而互埕。
3．字体误。古代字体多种，亦易致误。如《内经》中常见的“白汗”、“魄汗”，诸家注释大多以肺主皮毛，汗白皮毛而出，与肺有关，而肺色白，肺藏魄，故汗亦称“白汗”或“魄汗”。我认为“自汗”可能为“自汗”之误。查《说文解字》古代“自”字有两种写法，即“由”与“幽”，均音自。但在作为其他文字的组成部分H{，“圆”常借作“白”字使用。如“酋”(“皆”字)，“西”(“百”字)，由此误以“园”为“自”。以“自汗”写作“白汗”，又因古“自”与“魄”通，于是又作“魄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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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鲍彪：“自汗，不缘暑而汗也”，其指自汗也明矣。“白”，古又通“迫”，有时白作迫解。
除了以上种种字误之外，还有文字颠倒。如“去菀陈堇”@应作“去菀垄陈”。“尺脉缓涩，谓之解侪”qi应为“尺缓脉涩，谓之解协”。“咏R赢常热者，谓之热中”⑥应为“脉赢尺常热者，谓之热中”等。
其他如衍文、错筒，不一一枚举。鉴于原文有些错误存在，在学习中遇到确难理解时，可暂时放下，不解比曲解为好，免得浪费精力与时间。
(二)名词的概念不同由于古代词汇较贫乏，加之《内经》非出一人手笔，所以常有一个名词，多种概念。如《内经》中最常见的“阴阳”一词，就有多种涵义。归纳起来，大致有三：
1．抽象的哲学慨念。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⑨，“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故数之可十，离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万，此之谓也”@中的“阴阳”即是。
2．相对的具体事物。包括相反的两种事物形态、性质、位置、方向、作用、反应等。如脏与腑，男与女，阳经与阴经，内与外，昼与夜，寒与热，升与降，出与入，呼与吸，伸与缩，化气与形成等等。
3．指阳气与阴精。如“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臭”西“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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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阴者藏精而起匿也，阳者卫外而为固电”m
再如“标本”一词。在“移精变气论”中“标本已得，邪气乃眼。～标率不得，亡神失国”。。标”指医生的诊断与治疗，。本”指病机病情。“标本已得”主要是药能对症，即正确诊断与治疗。而在“汤液醪醴论”中“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句中之“标”虽同样指医疗措施，而“本’则是指机体对医疗措施的反应。“标本不得”即前段“神不使”的意思。指出即使诊断无误，治疗及时，药能对证，但在“神不使”的情况下，还是“邪气不服”、“标本不得”，治之无效的。其他如“标本病传论”及“天元纪大论”等篇中“标本”有指先病为本、后病为标，有指六气为本、三阴三阳为标等等，概念均不相同，学习时必须具体分析，把概念搞清楚。
反过来，  《内经》中也有几个不同的名词代表一-个东西的，如“汗孔”在“生气通天论”中称“气门”——“气门乃闭”l  “汤液醪醴论”中称“鬼门”——鬼门’；框“水热穴论”中称“玄府”与“汗空”——于玄府”、“所谓玄府者，汗空也”。又如桡动脉，“经脉剐论”巾称“气口”，在《灵枢·禁服》中称口”，《灵枢·小针解》中则称“咏口”等。
开客在q。
(三)一字多义古代．文字较少，一字常有多种解群。如以“精”字为例：
1．“肾藏精”@之“精”为名词，指人体的宝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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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2．“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⑩句中之“精”为形容词，作“清净”解。
3．“骨气以精”@之“精”为形容词，作“正”字解。
4．“云雾不精”⑩之“精”为形容词，作“明”字解。
5．“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⑩句，“精者”指少年，“不精者”指老年。
6．“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①，“精明”指眼睛。
7．“脉要精微”、“五色精微”①，“精”作“精细”
●    ●解。
再以“当”字为例：
1．“当躁而弹之”画“当’作“对”字解。
2．“万举万当”⑩，“当”作“正确、确当”解。
3．“劳汗当风”@，“当”作“临”字解。
4．“阳气当隔，隔者当写”@，前一“当”字作“挡”解，后一“当”字作“应当”解。
5．“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当”作“在”字解。
6．“诊此者，当候胃脉”@，。当”作“必须”解。
此外，有些字在古代有特殊解法。如“颇”字，现多作“很”字解，有“多”、“大”的涵义。但在古代常作“少”、“小”、“稍”解。如“在左当主府在肾，颇关在肺”@，“颇”作“少”，“稍”解。此句应语释为“病主要
在肾，而稍有关于肺”。又如“病在太阴，其盛在胃，颇在肺，病名日厥”霉，。颇。作“虚”、“不足”解，乃与“盛”相对而言。联系上文，说明“人迎躁盛”为阳明胃有余，“太阴脉微细如发”为太阴j5ifi不足。再如“四十岁……发颇斑自”⑩，“颇”作“稍”解，言四十岁头发开始略有花自了。以上各条如果把“颇”字作“很”字解，则医理全错了。
特别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不”字。现在一般都作为否定之词，但在古代，有时作语助词用。如“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此处“不”字是语助词，  “色不青”即“色青”。联系下文“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肋下，令人喘逆”，因跌仆致伤，有瘀血在肋下，色当为青。再如“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紧”@，“不收”当作“收”解，盖寒主收引，故皮肤收缩，肌肉坚紧，于义方顺。不仅如此，有时甚至可作“很”、“非常”、“大”解。不，通还。《说文》：“_不，大也。”虫u“恶气不发”@应解为“恶气大发”。“所谓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不”字均应作“根”字解，方与前文“但弦无胃日死”、“但石无胃目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藏脉，不得胃气也”的意义相合。由此可见字义的重要性，不可不加注意。
(四)互词互词或称互文，是《内经》中常见的一种文体。为了词藻华美，把完蛙的意义分拆成为一双对句。如“营从安生，卫于焉会”@，意即营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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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生会。叉如“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a@如果作为互文，则原文的文意应为“故非出入升降，则无以生长壮老已(指人与动物)，亦无以生长化收藏(指幢物)。”说明一切生物在生命过程中都是既要有出入一一机体与外界的联系，又要有升降一机体内在的活动。所以原文接着说“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再如“阴中有阴，阳中有阳”@，作为互文应为“阴阳中有阴阳”，于理更为明确。
历代医家由于不注意这种互词体例，往往易致谬误。如“湿热不攘，大筋缨短，小筋弛长，梗短为掏，弛长为痿”@旬，各家拄者都是随文释义。如王冰注云：“大筋受热则缩而短，小筋得湿则引而长”；高世轼注云：“大筋联于骨内，矮短则屈而不伸，小筋络于骨外，弛长则仲而不屈”；朱丹溪云：“湿郁为热，热留不去，大筋续短者，热伤血而不能养筋，故为拘挛}小筋弛长者，湿伤稍而不能柬骨，教为痿弱”⑧，张景岳注云：“温热不退而下及肢体，大筋受之则血伤，故为续短；小筋受之则柔弱，故为弛长”。如果我们作为互词来理解它，则原文应为“湿热不攘，大筋小筋，或为须短，或为弛长，绠短为拘，弛长为痿”。实际上．大筋、小筋。均可受湿受热。证诸临床，湿热所致的痿症，可以是拘挛性韵，也可咀是弛缓性的，不论大筋小筋都可以发生。如此，则文理既顺，医理亦明矣。
(五)不断句  “内经》原文本来没有断句标点，有时亦可因断句不对而造成误解。例如“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断句应在“虚邪”之后。但不少书本在“虚”字后断句。作“风雨寒热，小褂虚，邪不能独伤人”。我认为前者较好。“虚邪”在《内经》中是一专词，目后文有“此必网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一为虚邪之虚，一为身形之虚，是为两蝗，其义甚明显。
叉如“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五色精微”应断旬，说明面部色泽的变化及善恶之分，至为精微，正如“脉要精微”一样，医者必须细心观察。
“象见矣”是指败象出现，即上文所说的“如赭”、“如盐”、“如蓝”、“如黄土”、“如地苍”等“不欲”之色。败象出现，预示其寿不久矣。但诸家注释均不断旬。把“精微象。’连在一起，令人非解。
再如“劳风法在怖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洋，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帝日：治之奈何?妓伯日：以救悦仰，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引”是针剌用词。“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阳”@，“邪在盯……取之行间，以日i胁下”@。可见，“巨阳目l”是言斜‘刺足太阳睹胱经的穴位。“阻救悦仰”是说先要救治俯仰喘息的症状。如“邪在肺，则皮肤痛，寒热，土气喘汗出，l唆动窟背，取之膺中外俞，背三节五节之傍，以手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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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之快然，乃刺之”◎。即是刺足太阳膀胱经的肺俞、膏肓等穴可治热病邪在肺阿见气喘咳功肩背的病症，与这里劳风的病机相合。通过正确的治疗，可使劳风之病情缓解，年少者只须三日，中年者五日，老年者七日，文义不是很清楚吗?但是历代注释都作如下断句：“……歧伯日：以救侥仰，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如此文理便完全不同了。如吴岜注云：“巨阳与少阴肾为表里，肾者精之府，阴体也，不能自行，必巨阳之气引之，乃能施泄，故日巨阳引精。是为少壮之人，水避以济火，故三日可愈，中年者，精虽未竭，比之少壮则弱矣，故五日可愈；老年之人天癸竭受，故云不精，不精者真阴衰败，水不足咀济火，故治之七日始愈”。张景瞬注云：“太阳者，水之府，三阳之表也，故当日【精上行，则风从咳散，若巨陌气盛，引精速者，应在三日；中年精衰者，应在五日；衰年不精者，应在七日”。为了解释“巨阳引精”，不得不兜很大的圈子，却仍旧没有说明问题。其他有的存疑而不解，有的说是衍文。由此可见，断旬不当，文理不明，医理亦难晓矣。
(六)比喻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很复杂，且深藏体内，不可得见，要说清楚它是极不容易的。《内经》作者经常借助人们日常生活中比较熟悉的事物作为比喻，进行阐述，使学者通过想象加以领会，这的确是一种生动而有效的办法。例如“素问·灵兰秘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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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用当时的政体制度十二种官职，形象化地说明人体十二fI盘腑的主要功能和它们稃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的整体系统。在不少篇章中用各种生物的形状、神态、颜色、动作来描述那些难以言传的脉象和冲色。
如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来形容正常韵弦脉，以“新张弓弦”描写刚劲逼指病态或危重时所见的弦脉，以“如帛裹朱”形容白里透红、光润明朗的健康色泽，以“白如枯骨”、“黑如焰”描写晦暗、枯滞、病情严重的面色等。象这类内容，我们在学习时，应透过现象找本质，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从而了解它所要说明的医学内容。
借鉴与思考
《内经》一向被尊为医书之宗丽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故研究、注释、校勘者颇不乏人。他们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化了不少精力和时问。如宋代林亿等对《素河》的棱勘，“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张景岳编纂《类经》化了四十年的功夫。各家对《内经》都有较深的钻研，结合他们各自的临床经验，对《内经》中的一些理论，备有见地，颇多阐发，这对我们学习上给于很大帮助，大可作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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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王冰对“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I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渭求其属也”@一条原文的注释云：“言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翩阳光，故日求其属也”。
这二句话已成为中医治疗阴虚阳虚的理论性很强、指导意义较大的名言了。
吴岜的注释亦有独到之处。如“热论…帝日：五脏巳伤，六腑不通，荣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歧伯日：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故不知人}三同，其气乃尽，故死矣。”诸家注释均在“故不知人”处断句。使经文原意尽乖。独吴岜云：“故不知人三日’六字为旬”。这一改，可谓画龙点睛，文义顿明。盖两感于寒者三日即传遍六经，此时病人水浆不入，昏不知人，如此再三日，人体来自阳明的血气，消耗殆尽，故死矣。与前文所讲“六日死”前后呼应。
张景岳的《类经》把《素问》《灵枢》的全部内容，以类分门为十二大类，凡三百九十篇目，条分缕析，便于学习。其中“会通类”将《内经》重要内容摘录分类归纳，注明出自何篇，实可作为学习(<内经》的索引。他的注释每较深详而切合实际。如对《素问·汤液醪醴论》中“神不使”的注释云：“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故治施于外，则神应于中，使之升则升，使之降则降，是其神之可使也。若以药剂治其内而脏气不应，针艾治其外而经气
不应，此其神气已去，而无可使矣。虽竭力治之，终成虚废已尔，是即所谓不使也。”把针药等医疗措施必须通过机体才能发挥作用的道理，剖析得何等明晰l此外，如对“神”的问题，不但在“会通类”中把“内经》中有关“神”的资料搜集在一起，并在《灵枢))“天年”、“本神”等篇对“精神魂魄”作注释时，广泛选引孔、邵、朱、乐诸家的论述，及《淮南子》、《黄庭经》等有关资料，旁证博引，提出自己的见解，详加阐述，大有助于后学。
马莳之注亦有可取之处。如对“阳为气，阴为昧。
昧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精化为气，气伤于味”@一段原文注释中指出原文中的“气”有两种不同概念。“阳为气”、“气归精”、“精食气”之“气”字乃指食物之气。
“形归气”、“气生形”、“精化为气”、“气伤于味”之气，指人身之气。可谓独得经旨，与众不同。
其他如杨上善、高世拭、滑寿、李中梓、汪昂，姚止庵阻及日人丹波元简等各家注释均各有特色。学习《内经》有没有这些借鉴是大不一样的，各家注释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应择善而从。
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崇古尊经的封建思想使历代医家对《内经》奉为圭臬，或明知有错，仍将借就错，不敢稍加改动，或互相抄袭，以误传误，相沿成习I或以经解经，随文演义，解了仍等于不解；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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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的想尽办法，曲解使“通”。限于历史条件，产生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如前面所举。巨阳引精”的注释，便是一例。这里再举两例：
“素问·逆调论》：“帝日：人有四肢热，逢风而如炙于火者，何也?岐伯日：是人者，阴气虚，阳气盛，{![i支者，阳也，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灭盛火，而阳独治，独冶者，不能生长也，独胜而止耳，逢风而如炙于火者是，是人当肉烁也。”对“两阳相得”一词，马莳、张景岳等注为“四肢属阳，风亦届阳，一逢风寒，两阳相得”；张志聪注云：“四肢者，阳明之所主也。两阳，阳明也，两阳合明，故日阳明。
相得者，自相得而为：【{}也。”只要梢加分析，便可看出两者都难令人信服。因为人均有四肢，也均有阳明，如以此作为两阳相借，那么无论何入受了风邪，四肢无不如炙于火了。殊不知本段经文的主要精神在于突出个体的特殊性，所以原文强稠“是人者，阴气虚，阳气盛”，“是人当肉烁也”。正因为其人是阴虚阳盛的体质，平素即自感四肢热，受风后，风为阳邪，于是内外结合，两阳相得，益觉四肢烦热如炙于火。
其云“四肢者阳也”只是为了说明阳气的盛衰在四肢表现为最明显突出而已。故“四肢者阳也”后应加句号。
再如“颈脉动喘疾咳，日水”@。对“颈脉动”诸家均注作“人迎脉”，即颈动脉。独王冰日：“颈脉谓耳下及结喉傍人迎脉也。”“耳下”之脉当指颈外静脉。《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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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实践，要正确理解它必须证诸临床实际。对人迎脉的解释便不能无疑。因为人迎脉本来就是动脉，这在《灵枢·动输))中写得非常明确，即“动”是生理现象，如果是病理现象应该写成“动甚”。喘、疾咳而由于水肿者多见于有胸水腹水患者，如右心衰竭较重时右心室扩大，导致三尖瓣功能性关闭不全时，可以见到颈静脉搏动。《内经》的描述是符合实际的。
由此可见，对以前各家注释作为借鉴的同时，必须发挥独立思考，切不可盲目服从。应考虑蓟我们今天的视野、经历和所掌握的现代科学知识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今天学《内经》应提出较高的要求。要敢于怀疑，善于思考、剖析阱至释疑解惑。正如朱熹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教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首要的是从无疑到有疑，它需要解放思想，发挥独立思考。正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但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术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学习《内经))也同样如此。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提出问题。从有疑到无疑，同样需要艰苦的脑力劳动去解决问题，使自己的认识更上一层楼。
精读与博1觅
古人用字精炼，言简意嫉，寥寥数语常常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内容。如“人之病……同时而伤，其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已”@；“脉从阴阳病易已，脉逆阴阳病难已”⑩；“风热而脉静，泄而脱血脉实，病在中脉虚，病在外脉涩坚者，皆难治”⑥，“其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胀便m，其脉上时绝，是二逆也。款，湟血，形肉脱，脉搏，是三逆也。
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咳、呕，腹胀且飧泄，其脉绝，是五逆也”@；“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以上对疾病后果的预测，均来自实践经验的总结。“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一句成为伤科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原则。“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脏”@一句中包含着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诸如此类的内容都是宝贵经验的结晶，在《内经》里是不胜枚举的，在学习时必须联系实际，仔细推敲。
我在学习时先对全文通读一遍，只要求漉览，不要求深钻，看不懂的放过，有心得处记下，这样化时不多，而对《内经》全貌，心中有数，全局在胸。在这一基础上，有计划地把内容分为若干单元分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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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有时候对一个词必须联系上下文及其他原文，始能得其真谛。如读“素问·经脉别论》第一段的“喘”，一般注释都理解为呼吸急迫的气喘。但联系上文“黄帝问目：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岐伯对日：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是以夜行则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分析啄文，乃论述各种原因导致“脉之变”，则“喘”应指由于急行、跌仆、惊恐而致的心跳加快时的脉象“喘促“。再联系《内经》其他篇中办常以“喘”来形容脉象之急迫。如“赤脉之至也，喘而坚……白脉之至也，喘而浮”⑦，“病心脉来，喘喘连属……平肾脉来，喘喘累累如钩”@，“脉至如喘”鹄“盛躁喘数者为阳”固，“脉不遥则气因之，故喘动廊手矣”@等句中之“喘”均作脉象解。有时对一个l可要联系临床实际加以领会。如“湿胜则孺泻”@一旬，联系临床治泄泻常用芳香化湿、淡渗利湿、苦寒祛湿、健脾燥湿、温阳胜湿等，虽病机不同，治法各异，而都不离一个“湿”字，由此体会“内经》原文之精义。
学习《内经》要精读细嚼，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下苦功。但我又感剐不能限于“内经》，囿于《内经》。还要求博览其它有关的书籍。这是因为《内经》本身包含了多学科的知识，而多方面的知识亦有助于《内经》内容的理解和闸发。
《内经》是一部古典著作，学习《内经》必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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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些古代历史知识和阅读古典文学的能力。例如文中涉及黄老学说对《内经》的思想影响，来自五方不同生活条件的异法方宜j出于诗书礼乐等古代典籍的文字通假等等。我们必须了解《内经》时代的医学概况，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和文字特点等，才有助予对《内经》某些内容韵理解。
作为古代哲学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已成为《内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各个环节中去了，起着指导思想的作用。因此，学习《内经》昂好能学些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特别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去分析它、研究它、提高它，才能更好地掌握它。
《内经》是医学著作，学习《内经>)最好还应掌握一些现代医学的基础知识。虽然两者的理论体系不同，而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是一致的。现代医学在认识人身微观世界方面有较大的成就，正可以有助于对《内经》理论的研究，不少水平较高的西医师学习中医成绩卓著，充分说明这一点。有些内容需要自然科学帮助研究。如《内经》中论脉所提出的“来…‘去”问题，原文有；“去者为阴，至者为阳”④，“其气来盛去衰……其气来盛去亦盛……其气来不盛，去反盛，……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来疾去徐……来徐去疾”①，“寸口脉中手促上击者”@等等。对脉象中的升枝降枝形态变化，体味极为细致。可惜历代论脉，
均未予重视，鲜有论及者。我想，如果结合现代脉象仪的脉波图形及分析人体中影响脉波图形的种种生理因素，必将有助于脉学的研究。
此外，有人认为《内经》不仅是医学著作，它也是一部知识面很广的自然科学文献，如天文学、气象学、物候学、历法乃至律吕音乐等都有涉及。掌握一些有关知识，也是必要的。
时至今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各学科之问的互相渗透、互相阐发、互相促进的明显趋势。
目前对《内经B的理论研究已大大越出了《内经>)的框框。有人从哲学、文学、医学气象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控制论等角度，以最新的科学成就进行分析、探讨，这更启发我们需要博览多方面的书籍，掌握多方面的知识，以扩大视野，使思想活泼而不致狭隘、僵化。
继承与批判
对，寺文化遗产必须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究竟如何区分精华与糟粕，那就很不简单了。我一向立足于继承，对批判则抱慎重的态度。坚持做到四个“不”：①不因解释不通而轻易否定；②不简单化地与现代医学“对号入座”}⑧不以现在的要求去要求古人；④不以现代的理解强加于古人。同时尊重原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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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面貌，根据一篇里前后文舶联系，对照其他篇原文的有关内容，朴素地理解它的原始意义。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再作比较广泛的联系，如后世医家的阐述和发挥，对当前临床的指导意义以及其对今后医学科学研究方面的科学价值等。
例如《内经》中的运气学说，历代至今都是毁誉参半，甚至视为星相之类当作糟粕来处理。我在一九六0年对二届西学中班讲课时曾提出我的学习体会：运气学说所要探讨的乃是人们在生活生产实践中通过长期精细的现察，发现历年气象存在着五年六年，十年十二年等周期性规律，由此而带来的天灾虫害、流行病、瘟疫等也同样有周期性现象，因而试翻用天干地支为运算工具，以期掌握和预测气象变化的规律，从而为预防自然灾害及瘟疫流行痈等提供线索。它的基本观点是唯物的，是与当时那些把“四时之行”、“万物之生”归之于天的唯心论者针锋相对的。因此，尽管运气学说用天干地支准算的方法可能比较原始和不够精确，这只是有待研究和改进的问题，不能要求古人精确无误，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据现代研究，这种周期性变化确实客观存在。太阳黑子的活动对地球气候变动的影响极大，而太阳黑子活动有一定规律，它的周期约十一年叉四个月，这与运气学说所提示的十年十二年的数字基本相符。
又如《灵枢·五阅五使》及《灵枢-五色》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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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面部喊腑分部的理论，亦曾被认为无稽而遭无情的批判。面目前面针麻醉、鼻针麻醉、面部及体表特定部位与内脏相关的发现、生物全息现象以及特异功能的发现等，都有力地证明其中包含着科学的内容。它与当代崭新的系统论学说是完全一致的。
南此可见“内经》中尚未被继承的内容是很多的。谈继承，就必须抱老老实实的态度，立足于信，相信其中不少言之成理的内容是古人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或长期观察到的客观现象。在没有搞清楚它是否糟粕之前，先把有关内容继承下来，不要急于批判。
当然，这不是说《内经*的内容都是正确可靠，不可批判。它究竟是二千年以前的著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不可避免地有不少糟粕混杂其中，应予扬弃。伽如“肝生于苊，肺藏于右”二句见于《素问·刺禁*。前文是“黄帝问日：愿闻禁数。岐伯对日：藏有要害，不可不察。”后文又有“刺中肝，五日死……刺中肺，三日死。”可见这二句确实是指解剖部位，非指秆气左升，肺气右降的理论。又如“肝见良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啼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足谓真藏见皆死”@。这是古人试图从病人在垂危时出现的凶险脉象——真藏脉，按五脏所属及五行相克规律预测五脏病的死亡日期。实际E，临床每一病例情况刁、同，条件不一，要判断预后，尚必须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再从中找出规律，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在另一篇中有完全不同的说法：“凡持真脉之藏脉者，忏至悬绝急，十八R死；心至悬绝，九日死；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肾至悬绝，七日死；脾至悬绝。四日死”④。同样是见五脏真脏脉而预测的死期各异。这就很难说成规律性了。那只有两种可能，或属于主观推测，或属于个别病案的实地记载，不能作为一般规律。
我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内经》里还有一种情况，即素材是来自实践，是长期观察中发现的规律性现象，有一定科学内容，但限于当时的水平，无法作小正确的解释。例如：“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⑧。原文提出了一毁人左手不如右手灵活，耳目与手足有交叉现象。证诸实际，确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是人类在生活和生产劳动的长期锻炼中习惯多用右手操作，经多少万年而逐渐形成的左侧大脑优势半球支配右侧肢体，而形象、视觉、音乐才能则部属右半球所管辖的缘故。占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于是把“昔者共工与颛项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一当时解释天象和地理特征的传说，牵强附会地来解释人体的这种生理现象。对于这种材料，只有用实践标尺自H以检验。
在这里使我想起_岜故著名老中医程门雪先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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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活；“要从取其精华方面米扬弃糟粕，不主张从去糟粕方面来留精华。”我体会他的意思是在继承与批判的问题上，你是着眼于精华?还是着眼于糟粕?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就似地质勘探工作者探宝的精神，我赞成这种态度；后者l犹如纺织工人捡坏布挑疵点的方法，以这种态度来研究《内经》．必将是满眼糟粕，一无是处，这显然不是我们的目的。
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批判的关系，我认为既要按((内经*那个时代的历史、地理、社会制度、科学水平等条件恰如其分地衡量它，又要以二十世纪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来整理它、提高它。《内经》理论米源于实践，占代医家从整体观点出发，对活体进行了长期的医疗实验，发现了许多特殊的联系和规律性的生命现象．都是客观存在，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限制，其中许多问题，只能作一些比较抽象和朴素的解释，它象珍珠被蒙，宝藏被埋。
人的奥秘是复杂的，至今还有许多未知数。这些问题，今天不能作出解释，也不足为奇，随着科学的发展，总有一天会得到证实。基本粒子的发现，并不是已经观察弛了基本粒子本身，而是找到了它们在泡室中的轨迹，并借助理论，通过计算而得到的，因此它也是间接的。对此，我们能因为没有看到基本粒子而否定其伟大发现吗?《内经》中的许多发现不也正类似这种情况吗?从科学发艮的历史看，“发现”一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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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总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断向深度广度、宏观微观发展的，发现中再有发现，直至无穷。
科学在发展，人类在前进，我深感自己掌握的知识太少太浅，脑力精力又均已衰退。但我愿加倍努力，继续钻研，搞好教学工作，为培养新生力量和祖国医学的继承、整理、发扬，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舵①《索问·脉要精徽论*②《素问·痹论"◎《索问-宝命垒彤论#④《索问·阴阳荆论掉⑥《索问-胴阳应象大论磅⑥《素问·玉版论要篇Ⅺ⑦《素阿·五脏生成篇*⑧《素问·针解篇》⑨《豆抠·经脉篇”⑩《素问·举痛论》@《素闩-衙液醪醴论*⑥《素问-乎^气象论R@《是枢·阴阳系日月))@《素问·生气通天论》@《旯枉-术神*@“素问·酉气调神大论Ⅺ@《素问-评热病论》⑨《素问-三部九候论*⑩《素问-标本犒传论”⑨《素问·五运行大论*@《隶问·病能论*⑥《素问-奇病论》⑨《灵枢·天年*@《索问·调经论*⑨《灵枢·营卫生告Ⅺ⑧《索问·六截目大论≯⑤《素问·盘匮真言论m⑧《格致余论”⑨《灵枢·百病始生》⑨《旯枢·五邪n⑧《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序》⑧《索问-至真要大论*@《灵枢·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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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素问-@a素问·热论》缪刺论矗谤要经终论B⑥Ⅸ素闸·大奇论Ⅻ⑧《素问一玉机真藏论》@《淮南子·天文训”
学贵有恒实践第一陕西省中医研究所顾j可  贺本绪
【作者简介】贺本绪(1906
～)，山西省静乐县人。少年时期开始从师学医，青年时期在当地执教兼行医。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历任山西省牺盟会静乐分会协助员、军医、卫生队长、科长等职。一九五四年转业后曾任陕西省卫生厅中医处副处长，陕西省药物研究所副所长，现任陕西省中医研究所顾问。毕生精研《内经》、“本草垮等医籍，重视吸收民间医疗经验，学术上讲求实际，对脾、肺、肾学说有独立的见解，并贯穿于诊疗之中。著作有《贺本绪医案泞、《简效百方录》等，待出版。
我幼年入私塾，十五岁读完《五经》考入县立高等小学，课余之暇，借邻舍家的《本草备要》、《濒湖脉诀》，不求甚解地阅读了一遍，多少有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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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发生了兴趣，于是立志学医。
求    师
自学一年多后，虽然文字还能懂，只是医学术语很多，理解较为困难，左思右想，非求师指教不行。
十七岁那年过春节，我去给一位秦老医生拜年，我说愿学医，请秦老指教。秦老乃科第出身，品学兼优，擅书法、绘画。他说；“多读书，打好基础，先系统学习《内经》、《伤寒》、《金匮》咀及《本草纲目》等经典，你无钱买书，可拿我的书读。”我求得如此有名望的老师，多么喜悦l之后我潜心读书，以师礼事秦老，每十天半月到家请教一次，昕他讲授，他讲的我都记在笔记本上。一次秦老审阅我的笔记，在本子上批云；“了草，遗误，须留意。浮躁轻率，为医者之大息。”我接在手里一看，不觉脸红了一阵。回家后冷静思考，才意识到：此不仅是批评文字上的一点毛病，而是要求学医的人务必养成严肃认真，一熊不苟的好作风。语意深长，我久记奠忘。跟秦老学习三年，多半是讲解《内经》，同时对我自学的问题作指导。三年学习，在医学理论上打下了一定基础，为以后阅读历代医家的论著，创造了条件，
学  眯  法
平时我常去县城外一小寺读书，道长常老讲遭说法，想引导我修行入道，我顺便请问有关性命之理，这对学习《内经>)有关养生的条文很有帮助。困我不入道，未得修真养性之术，但对精、气、种学说有所领悟，对后来临证多有助益，此不多谈。某夏有一游方僧佛名诲惠，宿寺中，谈经说佛，论医遭讲诊法。我见非平常乞食游僧，便尊称师父，拱手请教脉法。僧日：“脉称虽繁，大抵以兼脉为多，总以浮、沉、迟、数四脉为主，兼弦、细、滑、涩，八脉尽矣。于脉有力无力以分阴阳虚实。初学脉必须手持、口授，先认清脉象，日后见证多自然心领神会。”僧留住三月余，每日求诊者只接受十余人，我就有机会亲手切脉，受其指导，学有门径，定部位(寸、关、尺)以分上中下，别脏腑、持九候(浮、中、沉)以察气血之盈亏、脏腑之虚实、寒热之变化。还教以诊跌阳、太溪，断脾肾之有无，决生死顺逆。后来临证遇到危急之症，必诊趺阳、太溪，此二脉有一分动静，即有一线生机，得救颇多。我们相处时间不长，受益却很不少。
学  药  性
学好药之气、味、功能、主治实不容易，往往召书多遍老记不住。我想占传神农尝百草以疗疾，我何而不为l通过柑识进入一家药店，在老师傅的帮助下先认药——饮片，原药加工炮制也学了一段时间。在认药过程中又亲口尝药，品其气味。或干嚼，或煎聪，先尝平性药，后尝剧烈药，先小量，而后中量、夫量。然后以相类药合二三味尝试，反复尝过了常用药百余种。根据药后反应，约略知道了部分药物的轻重浮沉、寒热温凉，并试出各类药的一般用量之太小。从尝试中体会出：气轻味薄之疏散药，宜轻剂(量小)，重剂反而力小，且有某些副作用；消导药宜中量而缓进，量大则胃腹不适；苫寒泻下药，宜酌情予以中、大量，一般中病而止，多投则损气；剧烈药只宜小量，过多则副作用大；毒性药可引起中毒}滋补药量大方有力，小则无济于事，但宜辅以少许调胃药，否则滋腻难消。这些用药法，在初试时体会较浮浅，临证时长了，体会就滚了。
年长二十岁，该自谋生活了。由于家境贫穷，做了乡村小学教师。在安静的环境中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读书，更为有利的是山区生长药材多。我寻访过儿家老药农，昕他们讲采药的知识，也跟随上山采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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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些采药技术，认识了生药，见到药材的生境、形态，对于了解药性又进了一步，为以后在农村就地采药浩病御造了条件。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医药很困难，我带领一个采药队进入深山野林采药，炮制加工，制丸散药，为鄢队补充了一部分常用药品。
“十八反”不悉为何人所仓4，《本草纲目》品列相反诸药，比十八反又多了几种药，但也和其他本草一样没有说明相反之理。我从药性上思索，其中有的是可用的，并不反，有的本身就毒性很烈，与相反无关J有的是炮制方面的原因，反应不同。我尝了几味所谓相反药，如海藻、甘草各三克同服毫无反应；服六克胃里稍觉动；服九克反应明显，觉胃里转动、舒畅。
芜花、甘遂本身有毒，经尝试，无论各昧单服或各味加甘草服，都有恶心呕吐反应。查卒草芫花醋炒，甘遂面裹煨，如法炮制后，单服或加甘草同服均无上述反应。我不习惯用大戟，故未试。半夏、瓜蒌、p!母，每种常与附子同用，不怀疑与乌头相反。曾用半夏与乌头共服，无不良反应。白芨、白蔹临床上不可能与乌头相伍，无必要尝试。藜芦本身毒性很大，单服或加党参同服，都能引起严重呕吐，没有轻重之别。
经过亲自尝试证明：“十八反”应区别对待，不应一概而论。更希医界高明，提供相反的理由，让大家学习，解开“十八反”之谜。
行    医
我在多村教学期间，农村医生少，求医很困难，尤其穷苦农民，根本请不上医生。群众见我天天在读医书，就希望我给治疗。我自己也不忍坐视群众的痰苦，于是对一些小伤小病都给于治疗，尽管技术有限，也治好了一些病，日子长了看病的人逐渐多起来。这时为了适应治病需要，叉从秦老家借了《千金方》、《景岳全书》，《傅青主女科D，《医方集解》几部书。秦老说：“这些书全柱应用上下功夫，你现在能看病，这些书就更实际啦!还有刘、李、朱、张四家的书要读，多读书多开眼界。”教了几年学，看了不少书，可喜者是边看病边学习，得到不少实际经验，并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三四年我结束了教学工作，专事医务。友人功我在城市开业，所渭“求名于朝，求利于市”。我说历代医家多重医德，而名利不可得。修“医德”，尚可为，多给一些穷苦人解除一些痛苦为好。我习惯农村生活，巡回于晋地各农村，不象一些走方郎中，不留姓名行址。群众也认为我是本地人，多愿接近。我看病卖药不说假话，不计报酬，遇穷苦人每施药救治。
每到之处常访求当地名医，随时采收民间单方验方，经过六年时间，收集了四百余方，后米日寇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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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炬而烬。解放后经回忆起来的有百余方，编了一本《简效百方录》小册子。这一段时间里，交了不少朋友，相识了许多老医生，学了众人的专长和经验，深有集思广益之感。
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当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我参加了革命工作。一九三九年组织上调我到部队工作，从此我当上了人民军医，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救死扶伤的信念。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懂得了一些唯物辩证法知识。我对军事课很有兴趣。尽可能争取听讲，对战略、战术的概念也粗浅地学了一点。把这些知识运用于医学方面，促使我在医疗技术上有所进步，兹略述一、二事：
(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认识来源于实践。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研究任何事物都必须服从这一真理。过去我对肾、命问题，由于诸家论述不同，不能真正理解。前面说过，我曾听过遘家讲“修真”之理，看过《黄庭经》等道学经典，颇有助于学习g内经》有关养生的条文。在舍通经文的基础上，尊其理，从其法，试行“定神”，呼吸运转丹田，行之日久，逐渐感觉动气在丹田，其气有升有降，上通于脑，下极“命门”，因之领悟：肾、命乃为一体，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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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阳，相互为用，坎(水)离(火)既济，即阴阳相交之理。丹E日运气法，至今我仍坚持行之，老躯尚健。本此原理，我对一些虚损劳痼之症，有须补肾者，“壮水”、“益火”两不相失，区别阴阳，有所侧重。参景岳制左、右归饮也合此理，就是例证。
又如脾喜燥恶湿的问题，我对这个沧说颇有怀疑。《内经"言“睥属土”，“其气静”，“其味_l十，甘生睥”，“其德为濡”。此数语互辛}l参汪，其静、其甘、其濡，乃气味冲和之象。说明睥既不宜“湿”，亦不宜燥，湿与燥是脾运失调而产生的两种不正常状态。多方面实践证明，脾既恶湿又恶燥。如补中益气汤，参、芪、归、术量大，升、柴、I{8；皮量小，更兼甘草以中和之，其性补而不燥。临床所见，由于睥不健运，津液不化，所产生的水液潴留之寒湿证有之I而脾不输布，沣液枯涸所产生的燥热症，亦常见不鲜。
如一般腹水症，用一般睫脾利湿之剂而愈，并不见用辛燥药j常见的无名热，用清热剂而热不退，甘淡健脾法亦不效，而以益气滋脾少佐清润之剂冶之乃愈。
睥燥之症例甚多，不多举。上述事例说明：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研究任何事物都必须从实际出发。
(二)运用战略战术知识指导医疗实践打仗有战略战术，治病犹如打仗，亦颓有战略战术。菜班长在当晚饱食一顿，随即感胃。经用清热、通下，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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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仍高热s8．8。c，饮食不入，呃逆，_大便已四日未解，咏沉细有力，舌绛、苔灰厚腻。按脉沉细为里虚，有力为积，舌绛为热，苔厚腻为胃气虚而缝运失职、热毒积聚相并之象。瘸已入里非下不可，但胃气已伤，胃气虚而用攻下，虚实均须兼顾。拟扶阳以保胃气，通润以降积聚。战略上即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拟采用大柴胡汤合承气汤，用小量大黄，加少量附子以温阳和胃，加当归以润下。只二味药加减，方义就有了变化。一剂初服丽便道，次日热遢。
知难而进遇险而越
医者负有操人命、决死生之重责，医德修养十分重要。
一九四三年夏，一农妇怀孕五个月，走娘家归来，路途受热，回家解衣感冒，经五日高热不退，神昏不语，饮食不能进，食入即吐，大便四日不行。前延一医谓：孕妇用药，稍有差错，母子难保。我观察病情重笃，慎重考虑如何保母子两全，虽然坏的结局沉重地压在心头，但终于鼓起勇气拟一方——人参白虎合承气汤枷琥珀、芥穗。初服大便稍通，次服通畅；次日热退神志清醒，稍乞进粥；三日能起坐，母子保全。
一九七五年一妇因卵巢破裂，手术后输液反应，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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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发热渐入昏迷，血雎下降至40毫米汞柱(收缩压)，有时测不出，用升雎药效果不显，患者一同学来我家告急，我立即应诊，马上开独参汤(人参六十克)加琥珀、芥穗，饲管灌下。六小时后血压回升至40毫米汞柱以上，=剂后血压恢复正常，神志清醒，渐好转。
结  语
学习祖国医学并不容易，初学阶段要有坚强的意志，多读书，强记忆，为日后深钻进取打好基础。
《内经》是学习中医的恨本，医学的经典，不独初学时要学，执医时始终不能释手。医疔经验越多，对《内经》理解越深刻，越有助于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执医以后，应当多参阅历代各家著作，广开跟界，扩大思路，多吸收营养以充实自己。
多求名师。初学时必投师，求师指导才能入门。
执医以后尤当多请教高明，吸取各种不同学派的经验，才不至于固步自封。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唯物辩证法，作为指导理论与实践的根本原则。
余年已七旬有余，一生致力于祖国医学事业，愧才疏学浅，无所造诣。有望后之贤达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群策群力，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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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关键是在青年时代重庆市中医研究所所长  龚志贤
【作者简介】龚志贤(1907
～)，四川巴县人，从事中医事业五十余年。对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体会较深，擅长灵活运用《伤寒杂病论》方剂于临床实践，经验丰富，医理精湛。
近几年来，总结平生所学所得，写出了《四诊概要》、《临床经验集》、《肝炎，肝硬化的初步治疗经验》等论著。曾荣获第一届垒国科学大会和重庆市科学大会奖状，并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
我出生于四川省巴县五布乡一个地主家庭。七岁丧父后，同长兄一起在本地一个张姓教师的私塾里开始自己的学业。这位老师是秀才，崇拜孙中山先生，不信鬼神，有民族革命思想，我因而也受到民族革命思想的熏染。一九二。年我十三岁时，母亲死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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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哉一个堂兄才二十七岁，叉突然患急性病亡去。接连的不幸事件，使我受到沉痛的刺激，这也就成了我立志要学医的动机和目的。
学医与临讧
母亲死后，十三岁的我也辍学了。我l司长兄一起，离开私塾，到姜家乡跟李寿昌学习中医。李寿吕是我家嫂的哥哥，对《内经》、《璀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有较深的研究。他要求我们对《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要熟读，  《灵枢》、《素问))得选读一部分。他特别重视经络与内脏的联系，要求对十二经、十五络、奇经八脉和经水、经筋、经别等籍都要重点学习。开始，学>J地点是一个山神庙，后因游人喧嚷，迁往东温泉。三年之内，读完了《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选读了“内经》、《难经》等经典医书。
李老师在东温泉时，常育临近病人求良也为我们创造了临床实习的机会。李老师治学谨严，对待病人非常关心，诊病力求符合实际，望闻问切，一丝不苟。他常告诫我们：“望问问切四诊，要落在实处，一点虚浮不得。望诊，表证除发赤色蔚外，余无色j里证，颁着重色诊。闻诊，病人的声音、呃、哕、汗、沫、大小便的气味都要包括在内。问诊，要启发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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浼话，如痛点在何处，大小便畅利否，尤其是胸部、腹部要用手摸，汉代张仲景就重视腹诊。切脉，要和病症联系起来看，要四诊合参。须知用药的温，清、补、泻，是随病症的寒、热、虚、实来的。凡病要详察原因，水、食，痰、血、气，要详细辨明。”李老师这些扼要的启示，言犹在耳，是我临床的座右铭。
中医力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病必求其本”，这是李老师的训言。要求对经典著作下苦工夫，要有心得，要触类旁通。读《伤寒论》要求读原文，不要求同时参看各家注解。《伤寒论》的注释者，多达二百余家，众说纷纭，反而糊涂。仲景原文自加解释之处甚多，不如熟读原文，细心求解，自有心得。例如原文二t五条：“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前条原文是：“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明明“如前法”是指如前条先刺风池、风府之法，因大汗出，脉洪大，与反烦不解，皆同屑太阳病有传阳明之势，先刺风池、风府，从太阳、少阳以解其热，然后服桂枝汤则愈。而注家则浣是啜热稀粥之法。又如十五条原文：“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太阳病，下之后，往往因下而为坏病。今下后其气上冲，知太阳病存在，仍须解肌，方用前法，是指啜粥复取微似汗，使病从表解。二十五条是“如”前法，而十五条是“用”前法，一字之差，意义则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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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我和长兄跟李老师学习三年之后，李老师提议我们共同组织“三友医社”，在五布、姜家、=圣三个乡行医。“三友医社”在五布乡东温泉，距离姜家、=圣两乡各有二十余里，我们师徒三人每逢一、四、七日去二圣乡赶场应诊，二、五、八日去姜家乡赶场应诊，三、六、九日在东温泉本社应诊。本社往返二圣、姜家皆步行五十余里，这是很辛苦的工作，但能治好一些病人，我们感到很愉快。
我在临床实习之初，用古人成方往往收效甚微，请教李老师，他指出：“治病必求其本。要了解病因，明白药性，从‘四诊’、‘八纲’辨疾病的寒、热、虚，实，在表在里，属阴属阳，从而将方剂化裁灵活运用，才可能取得较好的疗效。若以方套病，势必混入。”我从此即在理、法、方、药上下苦工夫，临证治病疗效较好，自己感到有一定的收获。切脉一事，明于书未必明于心，明于心未必明于手，所谓“胸中了了，指下难明”。我虽然学习了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清代周学霆的《三指禅》等论著，但结合临床．仍感到茫然。李老师指出：“脉象除十怪脉为危重病象而外，至多不过二二十余种，而疾病的治法，或治三阴，或治三阳，或治五脏，或治六腑。病因于内者，先洽其内，后冶其外；病因于外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病在表者汗之，病在里者清之。总之，病有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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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当补当泻j病有寒有热，当温当清，病有表有里，当汗当利。治疗法则如此多种，不一而足。病之类别，有风、寒、湿、燥、火、热六淫为病；有皮、肉、筋、骨、脉五体为病，或病形，或病气，或病营，或病卫，或属新病，或属痼疾，人身疾病如此之多，候病的脉象如此之少，岂能只凭脉诊包罗万象。因此，必须甩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辩明诸病，用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八纲辨证施治。《内经》说：‘闻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此亦本末根叶之候也。故曰知一刚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刚为棒且明矣。’这说明以‘四诊’联合为一体的诊察方法极为重要，绝不可截然分割，必如是，则病之在经、在络、在脏、在腑、在上、在下、在中、在前、在后、在左、在右、在气、在形，或症或瘕，或虚或实，或表或里，或寒或热，或阴或阳，均有色可见，有音可阐，详询病情，参考脉象，从而诊断，辨证施治，或可较为正确，较少差误。”李老师对切脉的精辟论述，使我对于切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总之，切脉一途，要在阴阳二字上用工夫，要诀不出浮、沉、迟、数，有力与无力等。四总脉以浮、沉、迟、数为纲，再以四脉的有力无力分出虚、实、洪、弱等脉象。这样以纲带目、从简到繁、先易后难的切脉方法，初学的人容易掌握。
在东温泉古佛洞学医的地方，有一大片夜合树。
早上旭日东升的时候，使合树向东面的枝叶全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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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其余树叶则仍闭台}在太阳正午的时候，使台树的枝叶全部张开；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夜合树的枝叶则又完全闭台。根据这一启示，我们师徒三人对少阳为枢、太阳为开、阳明为阉，进行了讨论。开、蠲、枢三者是随天之阴阳而变化的。少阳旺于寅卯辰，太阳旺于已午未，阳明旺于申酉戊。少阳为一阳，太阳为三阳，阳明为二阳。少阳之时，阳渐旺，阳气由少到多，由少阳到太阳则三阳开泰。少阳主半表半里，太阳主表，由里达表，故少阳为枢，太阳为开也，阳明为二阳，阳气衰，阴气盛，阳明主里，由m转阴，故为闼也。天地之阴阳，人亦应之，万物亦应之，从夜台树枝叶之开蠲，随阴阳之升降而变化，体会到人体三阴三阳开、圈、枢的道理。当时这一番探讨，至今思之，还未堕入玄学，故录此就正高明I重庆开业行医
一九三二年，重庆设立了针灸讲习所，我认为中医不熟悉经络，不幢针灸，是不够全面的。于是离开“三友医社”，辞别老师和长兄到重庆考入针灸讲习所，学习针’灸六个月。结业后与针灸同学唐世丞、曾义宇在重庆正阳街成立针灸科学研究所，因业务清淡，后来垮台了。我又到中医张乐天办的国粹医馆行医，也没有什么业务，干两年就离开了。一九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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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庆名医吴榷仙开办国医药馆，荟萃名中医多人，我亦参加在国医药馆执行中医业务。这是我向许多老师学医的好机会。吴擢仙对《内经》和《伤寒论》有较深的研究，能全部背诵原文，我在诊余时请他解惑析疑，受益不少。同时还向唐阳春、周湘船、文仲宣等几位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师请教。我用番木鳖三十克、枳壳九十克、白术一百八十克为蜜丸，每丸重三克，早晚饭后各服一丸，温开水吞下，治疗脏器下垂和骨质增生有较好的疗效，特别对胃下垂疗效更为满意，这是向唐阳春中医师学来的。周湘船中医师对“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有较深的研究，临床上善于应用仲景的方剂。我用乌梅丸治疗上热下寒、肝风掉眩的眩晕证(多属现代医学的美尼尔氏综合征)，有较好的疗效，这是我向周湘船中医师学来的。我用四逆散(伤寒论方)加味治疗肠痈(阑尾炎)取得较好的疗效，是向文仲宣中医师学来的。肠痈的病因是由于寒温不适、饮食不节、饱食后急走等原因引致太肠运化痞塞、气血瘀滞以致湿热内生积于肠中而发病。
用四逆散加味，理气活血，清热解湿，无论热重、湿重、气滞三者皆可用之。处方：柴胡二十克’白芍三十克，炒枳壳二十克，甘草六克，广木香十克，黄连六克，炒川楝十克。此方治肠痈无论急性慢性均可服。急性服三五剂即可治愈，慢性服三五剂可见显敬，但难以根除。愈后复发时，仍可再服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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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学家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我在重庆行医时，凡能对我传医学之道、授岐黄之业、解疾病疑难之惑的人，无不尊敬为师。不蚀向同道学习，还要向病人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治好了病，要问一个为什么，治不好病，也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能囫围吞枣。尤其要接受病人的意见，特别治坏了病，要在错误中提高认识，吸取教训。拜人为师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1日社会往往“文人相轻”，当时中医又是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歧视的对象，多数医生业务清淡，生活困难，只有少数名医诊务好，收入多。医界中有传予不传女的严重保守思想，为了争饭碗，打击别人，提高自己的现象屡见不鲜。拜名医为师，名医诊务忙，对病家应接不暇，门诊出诊之后，已感到精疲力竭，欲求请其传道授业解惑，即使他思想不保守，也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向名医吴擢仙学习，他的诊务忙，我的诊务清淡，我就给他抄方，便中请教，因此，受益不浅。记得当时有一位草医，善于甩外洗药治疗皮肤湿疹，但很保守，凡对求治的皮肤湿疹病人，他只绐药不给处方，把药切成细末混杂在一起交与病家。我请教他多次，他都推诿。当时草医不为医界所重视，但我很尊敬他，亲近他，虚心向他请教，必要时还在经济上给他一些帮助，他终于向我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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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方。处方是：苦参六十兑，蛇床子三十克，百部三十克，益母草三十孰用法：煎水洗涤湿疹，如患全身湿疹，可用药水洗澡。每剂药可煎洗二、三次。我配合内服清热解毒的中草药，更提高了疗效。
一九五一年春，我参加了西南卫生部工作，任中医科副科长。一九五四年太区撤裁，我被翻北京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工作。当时，中医司下设三科，四川名医李重人任教育科科长，北京名中医汪逢春的弟子魏龙骧任科技科科长，我任管理科科长。李重人、魏龙骧是精通中医理论和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高水平的中医，我们朝夕相处，经常“执经问准’，获益非浅。
三人还在办公之余会诊和出诊，对冠心病的治疗，用了宣痹通阳、活血化瘀的冶疗法则，当时曾选用了红参、三七、丹参等药物，要求患者较长时间服用，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这期间还广泛阅读了各省来的大量中医科技材料，开拓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三得四戒
学医的关键是在青年时代。青年人记忆力好，比老年人精力充沛，只要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不断总结辨证论治规律，理论联系实际，就不难攀登医学科学高峰，成为精通理论和有丰富临床经验的高水平的中医。我在青年时学习抓得不够紧，不知不觉混过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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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现在年老体弱多病，如求长进，则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所碍“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因此，我不能不向祖国医学的继承人进一忠告，希望以我为前车之鉴!
我以五十余年的经验教训，向青年中医提IIJ“三得”、“四戒”的建议，仪供参考。
什么是三得?就是对中医经典著作，一要记得，二要解得，三要用得。欲求记得，就要在青年时代奠定医学基础。对《内经》要选读，仲景《伤寒杂病论》要全读，“温热病”主要著作要熟读，  《神农本草经》要全读，古方和时方要选读，青年时映入脑海，终身受用不尽。欲求解得，就要在临床实践时细心体会，把已学习的医学基础和临床医学应用于临床实践，并要向病人请教，验证疗效，根据客观情况反复深思，随时总结正匣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记得解得，叉要用得下来，须向“四诊”、“八纲”寻求路径，根据各种病症不同情况，或用“六经”辨证，或用“脏腑”辨证，或甩“营卫气血”辨证，或用“三焦”辨证，如此操作不息，  r年之后，必有所成。
什么是“四戒”?一戒自高自大，自作聪明。学习要虚心，不能强不知阻为知；对老师、对同业要虚心请教，肯学肯问，千万不能自满。二戒弄虚作假，不实事求是。青年人最忌讳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
一个医务工作者，如不诚实对事对人，吹牛邀功，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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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盗名，堕落成“江湖医生”，就不配为祖国医学的继承人。三戒好体面，不接受病人意见。在一个上进的医务工作者看来，病人往往是自己的老师，医好了病要总结经验，医坏了病，也要总结教训，这样，才能不断前进。医生当然不是包医百病，应了解现在还不能彻底医治的病是很多的。当然，能治的病而治不好，病人或病家对医生提出批评，医生必须诚恳接受意见，接受教洲，而不能文过饰非。四戒懒惰散漫，不奋不发。一个人即使天资非常聪明，如很懒惰，结果必然一事无成。
我今年七十有四，在中医药事业中，由于资质钝拙，虽然学习和执行中医业务五、A十年之久，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还_足一知半解，抱残守缺。
总结我r人半生的经验教训，我的优点是勤学苦练，尊师重道，乐于向同道和病人请教。我的缺点是，对继承祖国医学遗产不够全面，对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下工夫多些，百读不厌，在临床实践中，也多月{仲景方化裁；对叶香岩的《论温十二则》、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温病著作，知道僻很肤浅，不够深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叉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叉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实践论》)社会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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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向前发展的，自然科学也是不断有所前进的，中医温痈学是继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特别在清代育更大的发展，现在还要发展，我忽视对温热病的研究，是有缺点的，应提出自我批评。
(本人口述，龚宗仅整理)
学医“五字经”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剐研究员刘炳凡
【作者简介】刘炳凡(19lo～)，湖南汨罗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年，现任全国血防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研究生班主任。对于金元四家学说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于血吸虫病的中医防治也有一定成绩。著有※晚期血吸虫病辨证分型论治》、《脾胃论注释(卷下)p、《刘完索学说研究》、《朱丹溪学说研究》等。
我生于汨罗江畔桃花洞的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
父亲是个篾匠，靠着手艺在长沙市勉强营生。我六岁时，随母亲来到长沙，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一把篾刀维持一家生计虽甚觉拈据，但他唯恐后辈又成“睁眼瞎”，就节农缩食供我上学了。我读了四年小学，又念了i年“予曰诗云”，习作木E虽然州下了“甲上”连“甲上”的评语，十四岁时也就不得不操起篾刀跟着父亲去“赚饭”了。
我不甘心学业的中断，一边做工，一边自修，生活迫使我走上了自学的道路。我恳求父亲买来《康熙字典》，它便成了我无言的老师。我坚持做到四个“一点”：起早一点，睡晚一点，闲谈少扯一点，分心的事少干一点。这样，三年的工余时间，读完了《古文观止》、《资治通鉴纂要》、《古文辞类纂*、《唐涛三百首》、《史记精华》等等，然后走上了岐黄之路。
从师要讲“诫”
十六岁了，街坊邻舍有的请我击编编竹器，也有的邀我帮忙做做“文笔功夫”。于是我被闾巷称之为“篾匠秀才”。不少的公公婆婆向我父亲进言道：“这伢子做篾匠真可惜了，何不叫他去学门‘斯文艺’呢?”父母要我自已拿主意。思忖再三，我认为至善至乐莫过救人一命，于是表明碌学做医生。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终于咬咬牙说：“好，再贴几年本l我去跟你寻个师傅吧!”次日清晨，父亲特意去拜访了当时一位比较著名的老中医。回来后，垂头丧气地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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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生错了人家，没有那个命!”原来那位老先生说：“穷不学医，富不学道。李东垣跟张元素学医花了一千两银子。你儿子要学嘛，看在街坊面上，师傅钱就算四百块光洋吧f”这对于一个篾匠来说，那是全家不吃不穿也办不到的!。  事有凑巧，我母亲患病了，请那位“大郎中”来诊视，用了十几块光洋，病却越来越重。有人说，不如请寄居在静乐庵的柳四公来看看，花两百文的“包封”也请得动的。果真，仅仅花费几百文就药到病除。母亲说：“这位先生心地好，本事强，你能拜他为师该多好!”父亲立即托人去求，柳四公哈哈一笑，说：“我袖口都开花咧，还带什么徒弟?”反复说明原委后，他问：人沉静吆?好学吆?读了多少书?了解这些以后说：“现在还不谈什么师和徒，先把人带来试试，三个月后再定吧!”于是，我解下腰围裙，掸去浑身的竹屑，步入了幽深的静乐庵。
柳四公名缙庭。只见他端坐在庵堂的太师椅上，虽衣履敝褴，却古貌昂然。他看了看我，又问了几旬为人治学的话，就当即点了几篇“药性”、“汤头”，叫我每天夜里去庵中背诵。
三个月过去了，点的书都能背能讲了。他才通知我父亲正式“收徒”。父亲问他，究竟要多少师傅钱，他说：“立张‘投师字’吧。”
一张奇特的“投师字”：除了双方和证人的签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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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套话外，就只写了一个“诚”字。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十分严肃地说道；“今日你拜我为岬，不要你一分师傅钱，只要你一个‘诚’字。”
仆么就是“诚”呢?他说了三条。这对于今天的新型的师生关系而言，大概是不必要了。但就其时其人而言，我认为义正理明、言简意胲，有的仍然有着借鉴的价值。站且录之如下：
一是对医道要诚：终生只为此业，任凭有何艰难，有何风险，不得见异思迂。
二是对学问要诚：触疑即询，遇惑即问，不得不懂装懂，浅尝辄止。
三是对师要诚：“我乃孤单一人，年老力衰，设若四体不用，需得朝夕服侍；寿尽之后，应妥为安葬，立碑为记。”
顿时，我们父子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学医也就在这一片赤诚中开始T。
为了照顾我的家庭生计，柳老师让我由天仍然做_T，夜晚去庵里由他考核功课，每隔七、八天，集中疑难问题讲解一次，这大概就是“勤工俭学”吧l三年业余时间，他指点我按部就班地精读了下列书籍；
第一、方药类
《雷公药性赋》、《汤头歌诀》、《本草备要》、《医方集解》。
第二、咏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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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湖脉学》、《脉经》。
第三、医经类
《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瞬要略》。
第四、临证类
《医宗金鉴》、《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劫幼集成》、a济阴纲目》、《外科正宗》。
第四年春节，柳老师要父亲给我做了一件长袍，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今年起，跟我去看病。”
柳老师出门没有车马，看病不要招待，诊费便宜，药费也轻。辨证论治相当准确，处方用药法度甚严。
可是，豪门大户嫌他人穷药贱，不大请他。因此，我们师徒经常出入在小吴门、流水沟、火西门墙弯子一带穷苦人家。接触的病例很多，病种也很复杂，而且遇到不少大症，险症，这可真是十分宝贵的实践条件。
在跟师应诊中，柳老师反复强调“一证一得”。有一次，出诊天心阁，患者是一对姐妹，同时患麻疹。
其蛆发热面红，目赤畏光，苔黄纹紫，疹点己现而色红；其妹面白身冷，微微汗出，偎在母亲怀中，苔白纹青，疹点隐隐可见而色淡红。我当时认为部应透疹，都可给以宣毒发表汤。柳老师却说，前者固可，后者断币可l而改用了挂枝汤，并且再三叮嘱病家，只能
煎服一次。走出门米，他说这两个孩子当晚都可以出齐疹子，次【=I果如其青。我对用桂枝汤思而不解。柳老师道：“善诊者，先剐阴阳；临证时，须知项逆。慎思之，明辩之，而后方可育立法处方用药。”接着他剖析道：其姐顺证显见，法当辛凉宣透，故崩宣毒发表汤以助之，其疹自透；其妹正气不足，营卫失词，袁邪朱解，疫毒内攻，故用桂枝汤解肌发表，调和营卫，则阴证见阳，其疹必透，若再服一次，就会助热伤网。
这样“一证一得”的学与缘，事半功倍，效益明显。
有时在化险为夷的病例的“思”与“辨”的过程中，真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不幸的是，那年冬天柳老师一病不起，我晨昏侍奉，心中惶惑。一天，他脸色蜡黄，喘息不止，断断续续地叮咛着：“我不行了，最后教你几句话：要熟读d伤寒论》，掌握‘散温(麻桂)、造温(姜附)、清温(白虎)、泻温(承气)、保冒气、存津液。1。四字诀。”随着，亲手将他珍藏的书籍以及平时使用的杵钵交给我，并说已经托了另一位老师继续教我，希望学而有成。这位具有真才实学而祁不得志的老中医，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人世。我虔诚地殡葬了他，并年年清明节都去祭扫一次，以不忘为我业医奠基的那个“诚”字。
求知必讲“勤”
正在为失去良师而悲伤之际，在落星田开设“红十字医院”的杨春园医师找到了我的家，i兑他是受柳四公的重托而来的，邀我去他那里一边读书，一边协助应诊。
来到门庭若市的小小医院，抬头一看，大门上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疆额，上书“有仲景风”四个大字。原来这里是当时长沙中医界名流聚会之所。进了书房，看到一个连着一个的满满的书架，我又意识到这里是老师多、病例多、书籍多的求知的好地方。
跟随杨先生仅仅一年，但这是使我大开眼界的一年。很多前辈，如吴汉仙、曾觉叟等，都是在那里拜识的，很多疑难杂病是在那里见识的，  《伤寒广义》、《皇汉医学》、“全国名医验案》、《中国医学大成》等很多医籍是在那里读到的，在当年《卫生报p发表的一些文稿也是在那里撰写的。
一九三三年，我二十二岁，家里要我单独开业。
通过伍春辉先生的介绍，我加入了国医公会，获得了处方权，就在东长街的篾店里应诊，自题为“仲山医社”。
次年七月，滨湖大水，灾民成千上万逃到长沙，聚居在韭菜园、孤儿院一带。饥寒交迫，伤寒，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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痢疚蔓延不息，尸暴于道，H不忍晰，哀鸣之声，惨不忍闻，反动政府视而不顾。民众激于义愤，自发纰织娠济。国医公会立即响应，决定派我与另两位医师组成“巡回义诊队”，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一连三个月，早出晚归，看病不少，记得每隔两天公会就要进一叠百页一本的“义诊处方笺”来。每天诊务结束之后，就把当天遇到的典型病倒记录下来，并且力求理、法、方、药记载完备。现在有一部分临征笔记就是当时留下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入寇岳阳，长沙一片焦上，迫使我只携带着部分书籍和读书随笔匆匆返回故乡，并在乡里开业。可恨日寇连穷村僻壤也不蔽过，整天狂轰滥炸。只好天天和老老少少一起钻岩洞，在洞里我常找个透光的角落坐下来，边看边写，坚持学习。在家乡四次沦陷期间，我蹲在岩洞里不仅温习了和新读了大黾的医学书籍，而且还涉猎了不少文学书籍，记下了十二万字的读书笔记，写成了《医著菁华》初稿。
我体会到，求知必须具备“勤”字和“恒”字。求知的途径无非有三条，而这三条途径都要用“勤”字去开辟。
第一是向书本学。不仅要系统地精读中医经典著作，而且要广泛地阅读各家学说及各地书刊杂志，以便能理清源流，增进新知，了解学术动态。每读一1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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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要点、疑点、难点简明标记，获得解答即时笔录。
运用于临床后，有所心得，又随时小结，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步入医林以来，我共写下学习笔记近一百万字，有一部分取自绝版或孤本。凡是已经摘录的资料，能够一翻即得。这样做，就不至于临阵磨枪了。记得逃避日机轰炸时，很多小孩因躲进山洞几个月而致_圾日失明。我一查资料，立即认识到病因是“湿蒙清窍”，就重用“治日盲，燥脾去温宜用”的苍术为主组方，便绝大部分患儿复明。如果平时不积累资料，猝然以杞菊之类投之，是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
第二是向老I师学。谁是老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仅要向前辈学，也不妨向后辈学，不仅要向同行学，也可以向群众学。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我是随身带着笔记本的，以便有师即学，有闻即录，学习“博采众方”的办法，曾积累秘方、验方、偏方、单方十余本，后来编成了《民间单方验方选辑》。有许多经济简便而又行之有效的方药，确实是医典未载，师道难传的，并且绐人以启迪。
例如，在搞血防工作时，潮区老太太传授的吊坳黄泥水调湿敷的“泥疗法”，可以速遇小儿高热，到云南参观中草药展览时，我向老专家请教获得五种秘传白药配方受到启发，自制“三藤汤”(常春藤、鸡矢藤、鸡虹藤)对肿瘤之气滞血瘀的疼痛和风湿阻滞的关节剧痛，均能收到良好的止痛效果；从一位老草医那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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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治白喉的经验中，我推演出用蛞蝓、地虱婆治疗上颚混合瘤及唇癌，不仅使病者免受手术之烦，而且疗救巩固。如果固步自封，而不勤于学爿和采集，又怎能扩大自己所知的领域呢?
第三是从实践中学。如何辨证，_直u何施治，徒有理论而无实践，那是海市蜃楼，顶霸不顶用。l伽】如，对于子宫功能性出血和某些恶性肿瘤出IIIi曲治疗，医家见仁见智，各有所长，而我采用归脾汤加蒲黄炭、灵脂炭、荆芥炭，临床医岬们重复运用后确酞疗效显著而称赞为“刘氏三炭”。其实，这个方法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比较、分析而得到的。
临证要讲“精”
临证五十年来，我深深感到，要成为一个知深’坦博、得心应手的中医，除了学好四部经皿著作，使学有根底外，还必须在临证中孜救不倦地追求一个“精”字。要精于求理，精于立法，精于组方，精于择药，而其根本是精于辨证。
任何一个病症的产生，必有其因{任何一个病症产生之后，必具其症。如何在四诊台参中准确地抓住证征，进而无误地审证求因，明阴阳，分表里，别譬热，辩虚实，分清标本，明确诊断，这就是临证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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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怎样透过复杂纷纭的症状来明确诊断呢?个人的心得是：在比较牢固地掌握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可以按如下四个步骤进行t!  第一，抓住主诉，联系诸症；
第二，详询病史，追索病因；
第三，细探四诊，逐一排疑；
第四，纵观整体，反复求证。
也许，这是老生常谈。但这恰恰是晟重要的基本功，也是最易疏忽，最难精通的基本功。因此，应十分认真的苦练，切忌主观臆断，自以为是。
有一次，病人以“日目喉疼痛有异物感”的主诉求治。检视前医用药，均系一派寒凉的除热祛风之剂，连投不效。追询病史，便溏、遗精、渴喜热饮而下肢冷。察其碰色无华，脉细，舌淡红，苔薄白，啊峡并不红肿，口流清涎。此乃脾肾两虚，是所谓“不肿不红不壅塞，忌寒总刺忌攻风”的“虚火喉痛”，寒凉之品岂能独擅其功?法当引火归原，补肾益脾。主以八昧桂附丸，重用健中之准IU，加以温脾之自术，连服数剂，诸症悉除。用“八味桂附丸”者，乃“柔剂养阳，炉中复荧”之意}加自术者，乃健脾燥湿而脾肾同治。由此可见，小恙尚须明于辨证，大证、险证更应精于辨证。
除了辨证求“精”之外，立法、处方、用药等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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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精”。例如，白术是补脾益气摊湿之品，陈嘉漠却指}I；，占“善闭气而痛症忌投”。多年来，我摸索着当用自术而肓禁忌者，若与陈皮同用则气不滞，若与藿香，白卷为伍则能纠白术之壅，若与丹参归芍相配则大便不闭，若用灵脂、蒲黄相雎则痛症可投。这就打破了『≈术的禁忌框框，使它也“扬长避短”了。
甚至，在药物的荆型、服法上也要求“精”。例如，治疗口腔恶性肿瘤，我常用蛞蝓(鼻涕虫)、地虱婆(鼠妇)以化毒；治陧主动脉瘤、闭塞性脉管炎，常用水蛭、地鳖虫、蜈蚣等虫类以通络，其疗效虽然满意，但其气昧难闻，患者入口即吐，只要加入一克巴桂同煎，取其芳香以辟秽，即可达到安胃的目的。又如昼日恹恹欲睡、使则烦躁不眠的患者，给归脾汤加熟地，令其上午服第一煎发挥参苠之力以解其困乏，晚上服第二煎显示归地之功以助其睡眠。不探究这种因气味厚薄而制宜的服药方法，就不能获致益气安神各擅其功的疗效。
为匡勿忘“德”
为医，不仅要具有精良的技术，而且要具备高尚的品德。这里，只想谈谈个人感受较深的两点：
第一，为病人服务要全心全意。这，既非#)饰之词，更非政治口号，而是必须毕生身体力行的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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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诊中，应该要求自己做列：耐心地倾听主诉，详细地询问病史，专心地进行四诊，精心地求出诊断，细心地组方用药，详尽地交代眼药宜忌。更重要的是，无论病人地位之高下，性别之男女，年岁之长幼，外貌之妍媸，家境之寒裕，关系之亲疏等，均一视同仁。否则，不败于医之技，而将败于医之德。
另一方面，不要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接受病人的礼物。为什么?接受了一次礼物，就暗暗滋生贪婪之心；接受了一个病人的礼物，其他病人也会或出于感激、或出于有所需求，甚或出于迫不得已来投其所好。这样，把救死扶伤的高尚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卑贱的利已行为。所以，医者和病者之问，是千万搞不得“物质刺激”的。去年，我治愈的一位疑难症患者在春节前寄来了一个包裹，并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恳求收受礼物的信，我当即原物寄还，并附了一封婉谢的信。今年，一位国外侨胞之子久患精神病，在海外遍冶无效，寄养于长沙，由我治获初验。其父不但写信给我所领导表示感谢，而且致函于我，问需要什么。我复函说：“一根灯草也不要!”我相信，凡是立志为病人眼务的同志们，都是不会把医疗技术当作变相的商品的，都会是不以受馈为荣而以受馈为耻的。
第二，处世持身，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同行生嫉妒”这句话，是自私自利看的真实而典型的写照。我们的国家要实现四化，我们的中医事业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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腱，就必须坚决地、彻底地讯除这个i日社会遗留F来的恶习。其宴，嫉妒别人，对己、对国家、对事业均有害无益。韩愈早就指出过：“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个人体会到：处世持身，“不性不求，何用不臧”。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格言。
立业贵在“专”
解放后，我曾担任过从乡垒地区的中医教学、科研工作，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临眯中医。我深深地感受到：术贵专攻。
当然，找服从了党的分配，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在于的时候，结合自己的专业，努力钻研，坚持不懈。五十年代，刚刚参加革命：I：作，党派我搞防疫，我即从軎了旧社会遗留下米的各种传染病(如天花、麻疹、痢疾、乙晌、白喉等)的中医防治研究，总结民间经验写出了各种《防治手册》，因而获得人民政府的奖励。六十年代，党派我担负晚期血吸虫病的治疗研究，我件到湖区，挖掘民间导水验方，用“九头狮子草”及自制的“复方防己黄芪丸”治疗单纯性腹水，用益气、养肝、健脾、利尿的方法治疗复杂性腹水，并且搜集血防战线老中医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将积累九年专题研究之所得写出了《晚期m吸虫病腹水分型辨证论治>)，因之有幸获得了中央卫生部的嘉奖，七十年代初期，党派我研究恶性肿瘤的中医治疗，我从“治病必须治人”悟出“留人治病”的道理，坚持“脾(胃)为后天之木，肾为先天之本”的学术思想与治疗原则，着重探求《内经》广义的治本思想和李东垣的《脾胃论》、朱丹溪的《格致余论》，赵养葵的g医贯》，以穷其源而畅其流，用之于临床，从而提高了恶性肿瘤患者的机体免瘦力。例如，有一脑丘巾瘤患者，头剧痛，眼复祝，且其顽固性呕吐。西医确诊后，认为必颓手术切除，并告患者家属，手术的结果可能是“一死二残i苟延”，患者不愿手术而来就诊，我用中药和胃降逆、滋阴养肾、平肝潜阳，坚持服药五个月，现愈已三年，疗效巩固。
这些经历使我明白：树立热爱中医专业的思想是极为重要的。处于无论如何繁忙的时候，千方百计不要丢掉了这个“专”字；任何妹荣，任何挫折也不要．止自己动摇了这个“专”字。我为了督促自己做到这个“专”字，曾刻了一枚印章盖在自己的书籍上，其辞是；“学问思辨”，目的是笃行不懈。我毫不怀疑t任何一个有志于中医事业的青年医者，不管资历如何，条件如何，只要专业、专心，“钡而不舍”。则“金石可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