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修明：毛泽东晚年看何种古籍 思考何事

毛泽东晚年看何种古籍 思考何事
刘修明
“大字本”古籍是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当时，王守稼、吴乾兑、许道勋、董进泉和本文作者参加了“大字本”的注释，参加注释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几位专家。这批大字本已于１９９3年５月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共８６篇，包括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这些文献都是毛泽东根据他当时关心和考虑的问题，通过专门途径布置校点注释的，不少篇目正文前有提要，也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写的（前期无提要的篇目则写在第一条注释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研究、探讨毛泽东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在特殊政治背景下健康情况不佳和心境不宁，他在晚年还选读了大批古典辞赋诗词，以寄托自己的感情。因此，也可从这些作品探寻他思想深处的感情世界。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２０几份，一般只有５至７份。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研究这些古典文献，可以在深层次上探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心态和相关的许多问题。近十多年来发表的有关毛泽东晚年与“文革”的背景材料，为进行这种探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字本”是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直接或间接的第一手材料。虽然这些文献是人人都能查阅到的公开材料，但当它们和一位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动相联系时，其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就超出了它们的本来价值和原有意义，而具有重要文献的价值。
前后近4年共86篇的大字本，按时期和内容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１）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为历史传记借鉴期。这期间共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按时间顺序排列）等史书的23篇传记（1974年11月还布置注释过《后汉书》中的《李固传》和《黄琼传》，不在此阶段）。另有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两篇古典哲学文献。（２）1973年8月5日至1974年7月为“法家著作”注释期。这期间共选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共26篇，包括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3）1974年5月10日至1975年6月14日为辞赋诗词阅读期。这期间共校点注释了包括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张元干、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5篇。这三个阶段大体相衔接，又有所区别。结合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不含１９７５年６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当时某些政治行动和方针政策的“历史触发点”，以及他在黄昏岁月的复杂的心态。
下面，对这三阶段的大字本逐一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
大字本是在１９７１年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一年后的产物，对毛泽东是极为沉重的打击。据说，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入睡。后来又大病一场（１９７２年１月突然休克），虽然抢救了过来，身体却从此垮了。尽管在以后不久，传达了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毛泽东故乡湘潭韶山冲附近的“滴水洞”）里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说明毛泽东当初曾对林彪表示过担心，但这并没有能完全解释清楚他何以把如此危险的人物指定为接班人。这一事件，使毛泽东从“文革”以来紧张的国内事务中分心达一年之久。
然而毛泽东不愧是经历过大风浪、意志坚强的伟大人物。“九•一三”事件的沉重打击，使他终于能静下心来反省一下“文化大革命”和相关的许多问题。作为这种反省的结果，一是在1971年10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二是在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在此背景下，周恩来得以在“文革”以来这一短暂的波谷时期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情况开始有所好转，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政治上强调对干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
毛泽东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他的思维特点之一，是借助历史进行反省，在现实中反思，从历史中启示。熟读中国古籍，通晓中国历史，一直是他进行思考、形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九•一三”事件后的反思也是如此。1972年10月1日布置注释的《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就带有反思的特定意义。这四个历史人物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晋的胜利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群臣辑睦，内外同心”分不开的。当时执掌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将领刘牢之等人，由于文武融洽，内部团结，虽然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打败南侵的苻坚大军。毛泽东显然是用《晋书》史传昭示当时领导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力图促成上层团结一致的一片苦心的表现。
１９７２年底，毛泽东对包括天文与宗教在内的社会、自然、宇宙的大问题发生兴趣。先是在１２月８日布置了《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又在１２月3１日，布置了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傅奕是唐初反佛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天问》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被放逐以后“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王逸注语）时，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的一篇奇文。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对《天问》作了历史上唯一的回答，写出了《天对》这篇宏文。林彪爆炸后，毛泽东冷静下来，在１９７２年的岁末也在思考有关历史、自然、宇宙的永恒的哲学问题。这是毛泽东当时心境与心态在思维择向上的反映。它曲折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国家前途的忧虑，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干部和群众思想动向的担心。除这个大的政治思想氛围外，我还认为，它与“文革”当时有关的具体触发点有关。这就是《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５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８月１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同这一背景有关，《人民日报》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4日发表的批极左思潮的文章，１１月3０日周恩来同意中联部、外交部１１月２８日关于召开外事会议、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请示报告，还有１０月６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基础理论和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文章，这些都涉及到林彪是极“左”还是极右的性质问题。这些问题上升到理论，涉及以历史观、自然观和宇宙观的基本问题。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左本质，使他们必须认定林彪是极右；而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左”的思想为指导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文化大革命”是“左”的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他只许批极右，不允许批极左，这样就势必作出林彪集团是极右而非极左的结论。因此，毛泽东在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７日夜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指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还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读《旧唐书•傅奕传》和《天问》、《天对》，是从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宏观视角，试图回答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让中央有关人员都看看这些文章，想想这个问题。
几乎是同时，１９７２年１２月3１日，毛泽东出于某种考虑（“防止修正主义”），要求高级干部好好读点书，不要只武不文。注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即本此意。吕蒙本是武将，因善于读书而有成：“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１９７3年７月布置的《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说“随（何）、陆（贾）无武，绛（周勃）、灌（婴）无文”和《史记》中的陆贾、灌婴、黥布（传中提到随何）、周勃等人的传记，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标注的。以后毛泽东在接见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曾引用了“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句话，而且说要把“鄙”字改成“恨”字。他希望能造就出一批文武兼备的人才来。
鉴于“文革”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曾打倒一批老干部，毛泽东也从历史中吸取某些教训，并要求极“左”派正确对待“解放”出来的老干部。１９７２年１２月3１日布置的《史记•项羽本纪》，一个重要意图是：项羽之所以在楚汉战争中失败，原因之一，是他在战争中不断地杀降，失掉了人心。争取敌人营垒中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代表毛泽东这一意图的大字本是１９７3年２月７日布置的《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合传》和《旧唐书•李訫传》。张辽和张合都是曹操麾下有战功的大将，但他们原来分别是吕布、袁绍手下的人，曹操对他们不咎既往，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加以重用，为成就大业找到了得力助手。李訫的例子更说明问题。在平定淮西军阀吴元济的战斗中，李訫克服了重重阻力，争取了吴元济的大将吴秀琳和李皊；破蔡州城后，“訫不戮一人”，复吴元济部下职务，“使之不疑”，取得了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毛泽东用这些史例昭示极左派：要争取和团结曾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样才能取得胜利。作为这种反思和告诫的实质性落实，是在布置这几篇大字本古籍注释（１９７3年２月７日）以后的一个月零三天，即１９７3年3月１０日，重新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要求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磨难的老同志，要正确对待“文革”中所受到的打击，反映在大字本古籍注释上，是１９７3年６月中旬布置的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这是毛泽东以前多次提到的一篇文章。他在新的情况下，重新用司马迁含冤忍辱的事实安慰曾受到严重迫害的老同志，希望他们振作精神，重新革命。
毛泽东在这一阶段读大字本古籍考虑的主要问题，当然还不止于此。例如，１９７２年１２月3１日布置的《明史•朱升传》，是他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朱升传》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衍化而来）的出典处；《旧五代史•李袭吉传》（１９７3年７月布置）是讲一个很有才华、在政治上也很起作用的御用文人；１９７3年６月１９日布置的《史记•汲郑列传》讲汲黯“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７月布置的《史记•陈丞相世家》讲汉初丞相陈平、王陵的治国谋略，均有特定含义。总之，这一阶段联系现实的历史反思，使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许多问题，并采取了某些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思想指导下造成的错误，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１９７4年底，围绕四届人大组织国家领导班子问题，江青等人积极进行活动，企图篡夺更多的权力。毛泽东在１１月１２日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要她明白“人贵有自知之明”的道理。１１月２０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江青，信中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过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毛泽东写信的当天，就布置了大字本《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的注释任务。《黄琼传》中的“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李固传》中的“表曲者景必邪，源溥者流必薭”，就是毛泽东借用告诫江青等人的。
二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在清理林彪有关材料时，发现他藏有一些孔孟言论的卡片，又在床头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于是认定林彪与孔子一样，都是搞复辟的。１９７3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的意见。１９７3年７月3日，毛泽东召见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从批评外交部的一个文件谈起。毛泽东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按指‘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也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结论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又说：“１９７3年７月，他（按指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即指１９７3年７月的这次谈话。
固有的指导思想，复杂的政治斗争，使毛泽东并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起来。出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他仍冀望着“文化大革命”或者还能有一个接近他原来预想的某些圆满结束。他不能容忍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否定。当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尖锐对立时，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倚重和在某些问题上的不满往往是并存或此起彼伏、此伏彼起的。而这种不满，客观上为江青等人屡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提供了动力。１９７4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５年初掀起的一股反复辟回潮的浪潮，正与此有关。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于１９７3年８月５日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不从子厚返文王。”这是我们当时记录的原始抄件，同后来流传的小有区别，当以将来正式发表的文字为准。同一天，就布置了《封建论》的注释任务。以后（从１９７3年８月至９月底）相继布置的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的《咏荆轲》，都是为了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和“焚书坑儒”的必要性。注《石鼓歌》，是为了批评“孔子西行不到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注《咏荆轲》，是为了批评荆轲刺秦王是“勇且愚”的行为，并认为“秦皇本诈力”的“诈”应作正面理解。这几个大字本，都是为了用历史来论证统一和反复辟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１９７3年９月２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封建论》的主旨，是肯定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郡县制，批驳代表封建割据势力的“封建制”，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封建论》里所说的“封建”，是指殷周“封国土、建诸侯”的奴隶主贵族分封制度，不是指封建社会的国家制度。为了落实这一指导思想，保证“文革”中大权在握，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１９７3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他书房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毛泽东把邓小平请出来当军师，当总参谋长。这就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保证了中央集权。１２月２２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并限令１０天内到职。
为了充分肯定作为秦始皇统治实践的理论基础的先秦法家的进步性，必须摒弃传统儒家思想对法家和秦始皇的否定，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从１９７4年3月开始，到７月为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一批“评法”（实际是褒法）批儒的大字本布置了点校注释任务。当时席卷全国的“儒法斗争”浪潮，实际上是从这里肇其端、始其源的。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中的《问孔》和《刺孟》，内容不言自明，是借王充的言论批孔；《韩非子》中的《说难》、《孤愤》、《忠孝》和《说疑》是有重要涵义的文章。此外，还包括了荀子和商鞅的文章，均为毛泽东１９７4年度阅读的大字本；１９７3年底还有韩非和章太炎的两篇文章。《说难》（１９７4年4月4日布置）的内容是说韩非认为在当时韩国旧贵族占优势的情况下，法家陈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陈述方式，必须讲究斗争的方式和谏说的策略。《孤愤》（１９７4年4月布置）则反映了韩非对“重人”即旧贵族擅权的愤怒，认为由于“重人”势力占优势，而造成“主上卑而大臣重”的不正常政治局面。
深究这些“法家著作”大字本的内容，反映的基本思想是要用革新的“法治”代替保守的“礼治”；强调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确立“君臣上下”（《商君子•国策》）的秩序；强调只有在搞好内政的基础上才能对付外部敌人（《韩非子•忠孝》的主题思想之一）；主张人的本性是恶的，因此必须“起法正”，“重刑罚”，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荀子•性恶》的主旨）；必须“法”、“术”结合，才能加强中央集权制度（《韩非子•定法》一文的基本思想）。
为了从哲学上论证建立中央集权制是顺天应时的，还以柳宗元的《天说》（１９７4年７月布置）和刘禹锡的《天论》（时间同前）作为理论依据，从唯物与唯心、革新与保守的角度证明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正确性。“法家著作”大字本的核心思想是坚持变革，反对保守和复古，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这同毛泽东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现实的政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预计到他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会受到不少人的反对，因此在１９７4年７月布置了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提倡“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以支持“左”的路线推行。（据传，他当时还读了清代人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毛泽东扬法批儒，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更重要的是借宣传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文革”特殊背景下的社会政治体制，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不仅民主与法制遭到空前破坏，而且还要以历史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为根据继续强化这种政治体制，这必将把社会的正常运行与操作推向一个无法把握的绝端，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不管毛泽东主观上是否授意，但他的谈话和布置的大字本，客观上为江青一伙于１９７4年初提出批林批孔运动、阴谋打击周恩来和大批老干部提供了根据。１９７3年底掀起的批判尊儒反法思潮，１９７4年１月１８日毛泽东批转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１月２５日江青等人在京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都是上述背景的产物。毛泽东批准并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阶段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在客观上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面对当时来自北方的原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还重视历史经验的启示，这就是１９７4年６月布置的西汉政治家晁错的两篇文章：《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和《上书言兵事》，前文主旨是说为了抗击匈奴入侵，必须移民实边，屯戍边塞，“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确保“制边县备敌”。这样，既可节省国家开支，又能增强边防能力。７０年代城市知识青年支边的现代人口迁移，就是在北方军事压力下吸取古代屯垦戍边的历史经验的结果。后文主旨是总结汉兴以来同匈奴作战的历史经验，具体分析了汉朝与匈奴双方军队的长处与短处，认为汉朝军队在数量上超过匈奴，只要发挥自己长处，就有可能打败侵略者。只要了解１９７3年至１９７4年原苏联在远东地区陈兵4５个师，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读这两篇文章的原因了。
三
毛泽东曾多次计划结束“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７年７月他在武汉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然而，三年过去了收不了尾。１９６９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希望“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又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可是就是团结不起来，还发生了１９７１年的“九•一三”事件。以后，由周恩来主持工作、邓小平复出的短暂调整时期，很快又被反右倾复辟、“批林批孔”所冲击。通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已不能按毛泽东的意愿“胜利结束”。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从１９７１年春天起，毛主席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１９７２年５月，周恩来检查身体时发现癌症，１９７4年６月又因病重住了院，这对不能不依靠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的毛泽东是一个巨大震动。１９７4年春，毛泽东又患了老年性白内障，１９７５年８月，动了手术。１９７4年７月，毛泽东到长沙养病，前后达１０个月之久，１９７５年５月才回京。１９７4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央发通知传达他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然而，国内形势仍然那么尖锐复杂。江青一伙为篡夺更大权力，加紧了阴谋活动。江青同毛泽东思想上的不协调和干扰，使毛泽东十分烦恼（毛泽东离京赴长沙休养前，在７月１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青和“四人帮”）。政治，社会；理想，现实；疾病，家庭；壮志，暮年，这一切，在晚年毛泽东的感情上掀起巨大的波澜，造成他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精神创伤，使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等文学作品中寻求心志的抚慰。毛泽东在１９５９年８月６日曾写信给他的儿媳刘思齐，信中说：“你愁闷时可看点古典文学，读诗句，可起消愁解闷的作用。”１９７4年５月１０日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感情和心态。《枯树赋》的寓意十分明显，毛泽东联想到饱经风吹雨打、水火摧残、虫蛀鸟啄的老树“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的惨状，深感自己的晚年不幸，从心底里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喟叹。《枯树赋》注释时因袭了前人的“移植说”（即认为树之枯萎是由于多次移植的结果），采用了旧注。毛泽东在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５日曾明确表示不同意“移植说”，从学术上论证树之枯萎“不是移植问题”，表明“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这不仅是毛泽东独特的学术见解，实际上也是他晚年悲痛的心情和原因的自我诠释。因为晚年毛泽东的痛苦，并非由于“移植”所致，而是社会、沧桑、家庭的不幸所造成。《月赋》寄寓的是“悄焉疚怀，不怡中夜”的凄情，可以想像毛泽东长夜不寐、百感交集的情景。毛泽东爱雪，不论是在陕北抒发“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怀，还是在中南海不忍踩碎琼玉的清赏，都反映了他对冬日皑皑白雪的热爱与赞美。阅读《雪赋》也是一种寄托，但它是在“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时，“梁王不悦”的感伤型的寄托。《别赋》中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则抒发了他晚年“摹暂别之状，写永诀之情”的哀伤；恨赋中的“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则是另一种倾诉。在这种心绪不宁、身体多病的情况下，毛泽东于１９７4年７月回到他的故乡芙蓉国养病去了，在长沙整整住了１０个月。这１０个月也不平静：１９７4年１０月中旬，“四人帮”就风庆轮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进攻；王洪文到长沙状告周恩来；毛泽东１１月对江青、王洪文的批评。毛泽东希望团结起来，可是“有野心”（毛泽东语）的江青就是斗个不停。１９７５年５月3日毛泽东回京，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再次批评“四人帮”，继续强调安定团结。在此期间，毛泽东读了许多诗词。他一生喜爱梅花，写的诗词多次以梅花为题旨。晚年由于健康原因，诗兴衰退了，然而傲霜斗雪、高洁芬芳的梅花，仍寄托了他的理想人格和高尚情操。洪皓的《江梅引》（１９７５年3月２１日布置）、蒋捷的《梅花引》（１９７５年4月１１日布置），就是毛泽东寻求精神寄托的产物。“空凭遐想笑摘蕊，思回肠，思故里。”“更听故笳，哀怨泪沾衣。”（《江梅引》）梅花勾起毛泽东的万千思绪：“忆旧游，旧游今在否？”“都道无人愁似我，今依雪，有梅花，似我愁。”（《梅花引》）往昔的追忆，近况的哀愁，以高洁的梅花自喻，表达了愁苦孤寂中坚贞不屈的意志。
毛泽东晚年曾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打败蒋介石，第二件是文化大革命。对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他的总体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对一切否认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他都是不能容忍的。从主观上说，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修防修”，保证中国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是实际情况事与愿违，“文革”的进程没有按照他指点江山的意志运转。在民主革命中指导一个又一个伟大战役并取得节节胜利的伟人毛泽东，在“文革”中却经常不能如愿。烈士暮年，志在千里，却又疾病缠身，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也在经受着成功与挫折、无限事业和有限生命的矛盾与考验，同样会陷入烦恼。在已经没有诗兴、不能动笔的情况下，他只能把万种情思寄托于古代诗词。
毛泽东因此选读了汤显祖的《邯郸记》中的“度世”（１９７５年3月２１日）。王安石的《桂枝香》（１９７５年4月4日）表达的意思与此相同：“念往昔繁华竟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他借张孝祥的《六州歌头》抒发情怀：“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成为抚慰毛泽东壮志未酬悲怆胸怀的良药：“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贺新郎》）“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水调歌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他虽在养病，还是关心国事：“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汉宫春》）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以上七首词均１９７５年4月4日布置）经历了无数坎坷沧桑的老人好回忆过去：“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虞美人》，１９７５年4月１１日布置）“愁恨倚赖西风扫。被西风，翻催鬓鬓，与秋俱老。”（蒋捷《贺新郎》)，毛泽东壮年时代喜读元代诗人萨都剌的词，如《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次东坡韵），这时仍成为晚年倚床吟诵的篇章：“繁华镜里，暗换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念奴娇）毛泽东在１９4９年２月１５日写的《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曾引用这首词中的“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两句。１９７５年4月１８日布置的张元干的《贺新郎》词，显然与病中的周恩来有关。周恩来自１９７4年６月住进医院后，已进行过几次手术（前后６次大手术，８次小手术）。据张玉凤的回忆文章，知道周恩来在１９７５年２月四届人大后病情又恶化，每日便血。毛泽东在床上曾嘱张玉凤询问周恩来的病情；3月２０日周在给毛的亲笔信中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的病状关怀备至，今天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原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这一背景同布置张元干《贺新郎》词的时间（4月１８日）大体相符。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毛泽东把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不须顾。”他已清楚地意识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性。这首词，寄托着他同这位相处几十年、对自己无限忠诚、在处理国家大事上须臾不能离开，然而在思想上又不能完全同自己一致的老战友的复杂感情。
毛泽东晚年这种情绪，具有与时俱增的特点。“心期切处，更有多少凄凉，殷勤留与归时说。”（张元干《石州慢》，１９７５年５月3１日）“梦入新凉，只道消残暑。还知否，燕将雏去，又是流年度。”（张元干《点绛唇》，时同上）暮年老翁好思故乡：“今夜归舟，绿润红香处。遥山暮，画楼何许，唤取潮归去。”（张元干《点绛唇》，另首，时同上）他思绪万千，长夜难寐，“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陆游《渔家傲》，１９７５年６月上旬）他痛感自己晚年的理想和抱负不能实现，但又能向谁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陆游《双头莲》，时同上）
大字本第三阶段最后的两篇，一篇是吴潜的《满江红》，还有一篇是吴锡麒的散曲《梧桐树》（一舸），都是在１９７５年５月3日毛泽东回京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布置的，时间是１９７５年６月4日。前一篇隐含着对国事的忧虑：“叹十年心事，休休莫莫。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著。”后一篇是借西施在平吴后驾一叶扁舟翩然而去的故事，寄托“莫道功成，青逐鸱夷去，（算）回头只有烟波路”的心愿。这里应当指出，借诗词以抒感慨，只能是感情上的寄托，是虚指，不能认为是确指某一件事，否则便成为“索隐派”的诠注了。
同上述两篇同时布置注释的，还有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可能是因为内容太消沉，后来又删去了。
以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大字本不再注释。前后近4年的“大字本”古籍注释工作至此告终。
〔作者刘修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曾刊发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解放区文学》2007年第1期，原题为《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约1.2万字。摘编成文后，经作者审阅同意〕
（选自《回首“文革”》/张化 苏采青 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本文转载时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