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过去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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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新鲜人 在 2007-8-29 20:27 发表于: 倍可亲.美国 ( backchina.com )
http://news.phoenixtv.com/opinion/200708/0829_23_205583.shtml
2007年08月29日 09:00中国青年报
浙江学者傅国涌对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思慕已久。20世纪20年代初，夏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等人曾在那里任教，留下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风流。对做过乡村中学教师的傅国涌来说，那是他心向往之的地方。
2005年夏天，他终于来到这所“梦中出现过”的学校。刚刚放了暑假，校园里空荡荡的，招贴栏上墨迹犹新的是高考成绩光荣榜，文理科分数排列俨然。傅国涌猛然感到，这里已不是当年那个洋溢着创造乐趣、以求知为最终目标的春晖，而是全封闭教学、以考分决高下的春晖。他清楚，“当然这不是春晖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晖不能幸免”。他来这里只能凭吊历史：“古人说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研究晚清历史，涉及到当年轰动一时的一件事。杭州一位满族妇女惠兴创办贞文女学，却因民众冷漠而面临倒闭的危险，于是她吞服鸦片自杀，希望以此唤醒大家对新教育的支持。各界为其精神所感动，募集资金，继续把这所学堂办下去，并更名为惠兴女学堂。上世纪50年代后，这所学校更名为杭州十一中学，及至90年代又改回惠兴中学的名称。
陈平原曾专门去踏访这所中学，可惜校方没能保存多少校史资料。在他看来，这样有历史、有故事的老中学，有必要认真发掘、清理自家的传统。
然而无论是春晖还是惠兴，那些只为少数学者珍视的办学传统，常常难以进入公众视野。傅国涌注意到，当下有关老大学的书籍已不少了，但有关老中学的书籍却难得一见。
这或许与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对中学的偏见有关。陈平原就曾被问到：一般我们觉得中学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考上大学，关注中学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对一个人的作用有多大呢？研究中学的历史和对老中学的记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这让傅国涌感到失望。他认为，中学自身须有清楚的定位，它不是通往大学的输送带上一个机械的环节，不是大学的预备学校，不是大学生生产流水线，而是应有自己基本的独立价值。比如要让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得到陶冶，知识得到训练，视野得以开拓，即使不再升学，作为一个人，他的文明素养，他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也都在这个阶段初步得以成型。
面对今天的中学教育，傅国涌担忧，“一个人一旦错过了中学时光，要想再补救确实就有点晚了。”他很赞同在一次《中学人文读本》的座谈会上，历史学者雷颐的发言。雷颐说，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所读到的东西，会溶进生命，化入血液，而到了大学阶段、成年以后读的，往往只能作为知识存在。
曾有记者问傅国涌：“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理想的中学已经不需要虚构，不需要想象，它们曾经存在过了，在不太遥远的历史中，在20世纪前半叶。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扬州中学、春晖中学、天津耀华中学……还有许多并不知名的中学都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中学。”
“一个老师、一所中学如果不能给予学生在人格、精神上的影响，就不可能是好老师、好中学，无论其创造多高的升学率。”傅国涌笃定地说。
痛感于此，他收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旧文新作，编了《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书中，透过许多老辈人的回忆，人们恍然发现，不仅那些百年名校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就是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普通中学，无论公立、私立，还是教会中学，“都一样富有特色和个性，一样卓有成效，培养出了许多民族精华”。
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
1901年成立的北京师大附中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公立中学之一。从1922年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林砺儒兼任北京高师附中主任（即校长）长达10年。在他治下，学校率先推行六三三学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对中国中等教育革新有开拓之功。
林校长就任附中主任的演说《我的中等教育见解》中，批驳了中学教育不过是通往大学的一道桥梁这样的谬见。他提出，“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决非为将来某种专门之准备”。所以，“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也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
师大附中当年出了两个学生，一个陈舜瑶，一个池际尚，很好地诠释了林校长的这段话。陈的各科成绩都极出色，老师们常夸她为附中十几年中最好的学生。大家都以为她将来定能成为大科学家。谁知，抗战期间她在重庆成了周恩来的秘书，在周手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陈舜瑶的同班同学池际尚，在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所有人都以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革命家，结果她后来却成了著名的地质学家。
毕业于师大附中的哲学史家、北大教授张岱年说，自己永远忘不了林校长1924年对全校学生的一次演讲。其中讲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人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手段，并认为这是康德的大发现。今人感慨：校长对着全体中学生大讲康德哲学，不知该慨叹教的人水平高呢，还是听的人程度深。
师大附中《校友会会刊》当年发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国民党当局要抓人。林校长毅然站出来，说不能由学生负责，“是我们教师没有仔细审查稿，我们要做检查”。
张伯苓任南开中学校长，留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陶行知在南京办的晓庄师范被封，陶本人遭通缉，被迫出国。他写信给张伯苓，希望其子陶宏能到南开中学读书。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办校方法，与南开截然不同。但张伯苓面对陶行知的托付，欣然答应，让陶宏免费入学，丝毫不顾忌通缉之事，也不担心陶宏把晓庄的思想带到南开来。
除了有担当，老中学校长往往还有让贤的风度。茅盾回忆过自己在湖州中学求学的一段经历：一日，久未视校的校长沈谱琴突然召集全体学生讲话。沈校长说自己做校长多年，对教育却实在是外行。旋即郑重介绍与他同来的一位矮胖老人，“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湖州最有名望的人。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兴应革的方案。”
教育家经亨颐，一生历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春晖中学和省立宁波四中校长。1920年创办的私立春晖中学，是他经历多年对“政府摧残教育”、“乱我清净教育界”之不满后，依其“以哲人统治之精神自谋进行”的思路办学。这所中学，寄托着经亨颐的教育梦。如今，他与夫人的墓碑仍立在校园内。
中学校长之任，曾经代表着有识之士的一种教育理想。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国后先为北洋大学教授，但他一直有志于基础教育。耀华学校创立后，他辞去大学教职应聘为校长，希望按自己的意图办一所完整的中小学。在许多耀华学生看来，这本身就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和理想主义。
赵校长治校极严，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8点钟上课铃响过后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课后再放行。据说有一次校长自己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
天津沦陷后，利用耀华地处英租界的条件，赵君达接纳不能随南开大学迁往内地的南开中学的学生，使大批学生不致失学。同时，他拒绝按日伪旨意更换教科书。1938年夏，赵在早晨散步时遭暗杀。耀华师生视校长之死为以身殉职、殉国。
好校长治下的好中学，甚至能为好的大学校长奠定教育理念的基础。当过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九思多次提及扬州中学给予他的深刻影响：“我很幸运，青少年时上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我在扬州中学接受了6年教育。这所学校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文理并重。……我中学时代母校的办学模式，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印象，成了我思想深处办学的一个重要榜样。”
在朱九思的记忆里，扬州中学的好，首先好在教师水平高。校长周厚枢，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仅从本地聘，而且从江南聘，因为江南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比扬州所在的江北发达。不仅主课教师要聘好的，而且音、体、美各科教师也要聘好的”。
名报人徐铸成早年就读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当时此类师范学校为中学程度）。学校第一任校长顾述之规划设计了制度和办学方针，定校训为“弘毅”，取意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些给徐铸成的感觉是，开阔了学生的眼界，立志于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学校的各科教师，都是顾校长精心挑选的，国文教师钱基博、钱穆等人，尤为一时之选。
北京101中学的前身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仅存在3年，却颇值得注意。它与解放区所办的其他培训式学校完全不同，是一所准备全国解放后同国统区中学接轨的正规中学，所以各门课程几乎都有。校长郝人初能比较自由地实行他的教育思想，没受到外来干预。他用人主要看专业水平，不拘泥于一般的“历史问题”。这种信任教师、从不干涉教学的气度，被学生称为“颇有蔡元培先生的遗风”。
http://news.phoenixtv.com/opinion/200708/0829_23_205583.shtml
2007年08月29日 09:00中国青年报
浙江学者傅国涌对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思慕已久。20世纪20年代初，夏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等人曾在那里任教，留下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风流。对做过乡村中学教师的傅国涌来说，那是他心向往之的地方。
2005年夏天，他终于来到这所“梦中出现过”的学校。刚刚放了暑假，校园里空荡荡的，招贴栏上墨迹犹新的是高考成绩光荣榜，文理科分数排列俨然。傅国涌猛然感到，这里已不是当年那个洋溢着创造乐趣、以求知为最终目标的春晖，而是全封闭教学、以考分决高下的春晖。他清楚，“当然这不是春晖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晖不能幸免”。他来这里只能凭吊历史：“古人说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研究晚清历史，涉及到当年轰动一时的一件事。杭州一位满族妇女惠兴创办贞文女学，却因民众冷漠而面临倒闭的危险，于是她吞服鸦片自杀，希望以此唤醒大家对新教育的支持。各界为其精神所感动，募集资金，继续把这所学堂办下去，并更名为惠兴女学堂。上世纪50年代后，这所学校更名为杭州十一中学，及至90年代又改回惠兴中学的名称。
陈平原曾专门去踏访这所中学，可惜校方没能保存多少校史资料。在他看来，这样有历史、有故事的老中学，有必要认真发掘、清理自家的传统。
然而无论是春晖还是惠兴，那些只为少数学者珍视的办学传统，常常难以进入公众视野。傅国涌注意到，当下有关老大学的书籍已不少了，但有关老中学的书籍却难得一见。
这或许与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对中学的偏见有关。陈平原就曾被问到：一般我们觉得中学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考上大学，关注中学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对一个人的作用有多大呢？研究中学的历史和对老中学的记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这让傅国涌感到失望。他认为，中学自身须有清楚的定位，它不是通往大学的输送带上一个机械的环节，不是大学的预备学校，不是大学生生产流水线，而是应有自己基本的独立价值。比如要让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得到陶冶，知识得到训练，视野得以开拓，即使不再升学，作为一个人，他的文明素养，他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也都在这个阶段初步得以成型。
面对今天的中学教育，傅国涌担忧，“一个人一旦错过了中学时光，要想再补救确实就有点晚了。”他很赞同在一次《中学人文读本》的座谈会上，历史学者雷颐的发言。雷颐说，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所读到的东西，会溶进生命，化入血液，而到了大学阶段、成年以后读的，往往只能作为知识存在。
曾有记者问傅国涌：“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理想的中学已经不需要虚构，不需要想象，它们曾经存在过了，在不太遥远的历史中，在20世纪前半叶。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扬州中学、春晖中学、天津耀华中学……还有许多并不知名的中学都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中学。”
“一个老师、一所中学如果不能给予学生在人格、精神上的影响，就不可能是好老师、好中学，无论其创造多高的升学率。”傅国涌笃定地说。
痛感于此，他收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旧文新作，编了《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书中，透过许多老辈人的回忆，人们恍然发现，不仅那些百年名校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就是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普通中学，无论公立、私立，还是教会中学，“都一样富有特色和个性，一样卓有成效，培养出了许多民族精华”。
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
1901年成立的北京师大附中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公立中学之一。从1922年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林砺儒兼任北京高师附中主任（即校长）长达10年。在他治下，学校率先推行六三三学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对中国中等教育革新有开拓之功。
林校长就任附中主任的演说《我的中等教育见解》中，批驳了中学教育不过是通往大学的一道桥梁这样的谬见。他提出，“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决非为将来某种专门之准备”。所以，“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也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
师大附中当年出了两个学生，一个陈舜瑶，一个池际尚，很好地诠释了林校长的这段话。陈的各科成绩都极出色，老师们常夸她为附中十几年中最好的学生。大家都以为她将来定能成为大科学家。谁知，抗战期间她在重庆成了周恩来的秘书，在周手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陈舜瑶的同班同学池际尚，在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所有人都以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革命家，结果她后来却成了著名的地质学家。
毕业于师大附中的哲学史家、北大教授张岱年说，自己永远忘不了林校长1924年对全校学生的一次演讲。其中讲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人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手段，并认为这是康德的大发现。今人感慨：校长对着全体中学生大讲康德哲学，不知该慨叹教的人水平高呢，还是听的人程度深。
师大附中《校友会会刊》当年发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国民党当局要抓人。林校长毅然站出来，说不能由学生负责，“是我们教师没有仔细审查稿，我们要做检查”。
张伯苓任南开中学校长，留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陶行知在南京办的晓庄师范被封，陶本人遭通缉，被迫出国。他写信给张伯苓，希望其子陶宏能到南开中学读书。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办校方法，与南开截然不同。但张伯苓面对陶行知的托付，欣然答应，让陶宏免费入学，丝毫不顾忌通缉之事，也不担心陶宏把晓庄的思想带到南开来。
除了有担当，老中学校长往往还有让贤的风度。茅盾回忆过自己在湖州中学求学的一段经历：一日，久未视校的校长沈谱琴突然召集全体学生讲话。沈校长说自己做校长多年，对教育却实在是外行。旋即郑重介绍与他同来的一位矮胖老人，“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湖州最有名望的人。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兴应革的方案。”
教育家经亨颐，一生历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春晖中学和省立宁波四中校长。1920年创办的私立春晖中学，是他经历多年对“政府摧残教育”、“乱我清净教育界”之不满后，依其“以哲人统治之精神自谋进行”的思路办学。这所中学，寄托着经亨颐的教育梦。如今，他与夫人的墓碑仍立在校园内。
中学校长之任，曾经代表着有识之士的一种教育理想。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国后先为北洋大学教授，但他一直有志于基础教育。耀华学校创立后，他辞去大学教职应聘为校长，希望按自己的意图办一所完整的中小学。在许多耀华学生看来，这本身就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和理想主义。
赵校长治校极严，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8点钟上课铃响过后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课后再放行。据说有一次校长自己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
天津沦陷后，利用耀华地处英租界的条件，赵君达接纳不能随南开大学迁往内地的南开中学的学生，使大批学生不致失学。同时，他拒绝按日伪旨意更换教科书。1938年夏，赵在早晨散步时遭暗杀。耀华师生视校长之死为以身殉职、殉国。
好校长治下的好中学，甚至能为好的大学校长奠定教育理念的基础。当过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九思多次提及扬州中学给予他的深刻影响：“我很幸运，青少年时上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我在扬州中学接受了6年教育。这所学校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文理并重。……我中学时代母校的办学模式，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印象，成了我思想深处办学的一个重要榜样。”
在朱九思的记忆里，扬州中学的好，首先好在教师水平高。校长周厚枢，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仅从本地聘，而且从江南聘，因为江南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比扬州所在的江北发达。不仅主课教师要聘好的，而且音、体、美各科教师也要聘好的”。
名报人徐铸成早年就读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当时此类师范学校为中学程度）。学校第一任校长顾述之规划设计了制度和办学方针，定校训为“弘毅”，取意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些给徐铸成的感觉是，开阔了学生的眼界，立志于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学校的各科教师，都是顾校长精心挑选的，国文教师钱基博、钱穆等人，尤为一时之选。
北京101中学的前身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仅存在3年，却颇值得注意。它与解放区所办的其他培训式学校完全不同，是一所准备全国解放后同国统区中学接轨的正规中学，所以各门课程几乎都有。校长郝人初能比较自由地实行他的教育思想，没受到外来干预。他用人主要看专业水平，不拘泥于一般的“历史问题”。这种信任教师、从不干涉教学的气度，被学生称为“颇有蔡元培先生的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