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过去的中学(中国青年报 2007-8-29)

    2005年夏天，他终于来到这所“梦中出现过”的学校。刚刚放了暑假，校园里空荡荡的，招贴栏上墨迹犹新的是高考成绩光荣榜，文理科分数排列俨然。傅国涌猛然感到，这里已不是当年那个洋溢着创造乐趣、以求知为最终目标的春晖，而是全封闭教学、以考分决高下的春晖。他清楚，“当然这不是春晖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晖不能幸免”。他来这里只能凭吊历史：“古人说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研究晚清历史，涉及到当年轰动一时的一件事。杭州一位满族妇女惠兴创办贞文女学，却因民众冷漠而面临倒闭的危险，于是她吞服鸦片自杀，希望以此唤醒大家对新教育的支持。各界为其精神所感动，募集资金，继续把这所学堂办下去，并更名为惠兴女学堂。上世纪50年代后，这所学校更名为杭州十一中学，及至90年代又改回惠兴中学的名称。

    陈平原曾专门去踏访这所中学，可惜校方没能保存多少校史资料。在他看来，这样有历史、有故事的老中学，有必要认真发掘、清理自家的传统。

    然而无论是春晖还是惠兴，那些只为少数学者珍视的办学传统，常常难以进入公众视野。傅国涌注意到，当下有关老大学的书籍已不少了，但有关老中学的书籍却难得一见。

    这或许与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对中学的偏见有关。陈平原就曾被问到：一般我们觉得中学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考上大学，关注中学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对一个人的作用有多大呢？研究中学的历史和对老中学的记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这让傅国涌感到失望。他认为，中学自身须有清楚的定位，它不是通往大学的输送带上一个机械的环节，不是大学的预备学校，不是大学生生产流水线，而是应有自己基本的独立价值。比如要让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得到陶冶，知识得到训练，视野得以开拓，即使不再升学，作为一个人，他的文明素养，他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也都在这个阶段初步得以成型。

    面对今天的中学教育，傅国涌担忧，“一个人一旦错过了中学时光，要想再补救确实就有点晚了。”他很赞同在一次《中学人文读本》的座谈会上，历史学者雷颐的发言。雷颐说，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所读到的东西，会溶进生命，化入血液，而到了大学阶段、成年以后读的，往往只能作为知识存在。

    曾有记者问傅国涌：“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理想的中学已经不需要虚构，不需要想象，它们曾经存在过了，在不太遥远的历史中，在20世纪前半叶。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扬州中学、春晖中学、天津耀华中学……还有许多并不知名的中学都是我心目中理想的中学。”

    “一个老师、一所中学如果不能给予学生在人格、精神上的影响，就不可能是好老师、好中学，无论其创造多高的升学率。”傅国涌笃定地说。

    痛感于此，他收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旧文新作，编了《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书中，透过许多老辈人的回忆，人们恍然发现，不仅那些百年名校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就是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普通中学，无论公立、私立，还是教会中学，“都一样富有特色和个性，一样卓有成效，培养出了许多民族精华”。

    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

    1901年成立的北京师大附中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公立中学之一。从1922年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林砺儒兼任北京高师附中主任（即校长）长达10年。在他治下，学校率先推行六三三学制（初中高中各三年），对中国中等教育革新有开拓之功。

    林校长就任附中主任的演说《我的中等教育见解》中，批驳了中学教育不过是通往大学的一道桥梁这样的谬见。他提出，“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决非为将来某种专门之准备”。所以，“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也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

    师大附中当年出了两个学生，一个陈舜瑶，一个池际尚，很好地诠释了林校长的这段话。陈的各科成绩都极出色，老师们常夸她为附中十几年中最好的学生。大家都以为她将来定能成为大科学家。谁知，抗战期间她在重庆成了周恩来的秘书，在周手下工作直到全国解放。陈舜瑶的同班同学池际尚，在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所有人都以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革命家，结果她后来却成了著名的地质学家。

    毕业于师大附中的哲学史家、北大教授张岱年说，自己永远忘不了林校长1924年对全校学生的一次演讲。其中讲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人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手段，并认为这是康德的大发现。今人感慨：校长对着全体中学生大讲康德哲学，不知该慨叹教的人水平高呢，还是听的人程度深。

    师大附中《校友会会刊》当年发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国民党当局要抓人。林校长毅然站出来，说不能由学生负责，“是我们教师没有仔细审查稿，我们要做检查”。

    张伯苓任南开中学校长，留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陶行知在南京办的晓庄师范被封，陶本人遭通缉，被迫出国。他写信给张伯苓，希望其子陶宏能到南开中学读书。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办校方法，与南开截然不同。但张伯苓面对陶行知的托付，欣然答应，让陶宏免费入学，丝毫不顾忌通缉之事，也不担心陶宏把晓庄的思想带到南开来。

    除了有担当，老中学校长往往还有让贤的风度。茅盾回忆过自己在湖州中学求学的一段经历：一日，久未视校的校长沈谱琴突然召集全体学生讲话。沈校长说自己做校长多年，对教育却实在是外行。旋即郑重介绍与他同来的一位矮胖老人，“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湖州最有名望的人。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兴应革的方案。”

    教育家经亨颐，一生历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春晖中学和省立宁波四中校长。1920年创办的私立春晖中学，是他经历多年对“政府摧残教育”、“乱我清净教育界”之不满后，依其“以哲人统治之精神自谋进行”的思路办学。这所中学，寄托着经亨颐的教育梦。如今，他与夫人的墓碑仍立在校园内。

    中学校长之任，曾经代表着有识之士的一种教育理想。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国后先为北洋大学教授，但他一直有志于基础教育。耀华学校创立后，他辞去大学教职应聘为校长，希望按自己的意图办一所完整的中小学。在许多耀华学生看来，这本身就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和理想主义。

    赵校长治校极严，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8点钟上课铃响过后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课后再放行。据说有一次校长自己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

    天津沦陷后，利用耀华地处英租界的条件，赵君达接纳不能随南开大学迁往内地的南开中学的学生，使大批学生不致失学。同时，他拒绝按日伪旨意更换教科书。1938年夏，赵在早晨散步时遭暗杀。耀华师生视校长之死为以身殉职、殉国。

    好校长治下的好中学，甚至能为好的大学校长奠定教育理念的基础。当过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九思多次提及扬州中学给予他的深刻影响：“我很幸运，青少年时上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我在扬州中学接受了6年教育。这所学校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文理并重。……我中学时代母校的办学模式，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印象，成了我思想深处办学的一个重要榜样。”

    在朱九思的记忆里，扬州中学的好，首先好在教师水平高。校长周厚枢，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仅从本地聘，而且从江南聘，因为江南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比扬州所在的江北发达。不仅主课教师要聘好的，而且音、体、美各科教师也要聘好的”。

    名报人徐铸成早年就读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当时此类师范学校为中学程度）。学校第一任校长顾述之规划设计了制度和办学方针，定校训为“弘毅”，取意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些给徐铸成的感觉是，开阔了学生的眼界，立志于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学校的各科教师，都是顾校长精心挑选的，国文教师钱基博、钱穆等人，尤为一时之选。

    北京101中学的前身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仅存在3年，却颇值得注意。它与解放区所办的其他培训式学校完全不同，是一所准备全国解放后同国统区中学接轨的正规中学，所以各门课程几乎都有。校长郝人初能比较自由地实行他的教育思想，没受到外来干预。他用人主要看专业水平，不拘泥于一般的“历史问题”。这种信任教师、从不干涉教学的气度，被学生称为“颇有蔡元培先生的遗风”。

    当教育传达出对学生的善意、信任和关爱时，唤醒的是学生的向学之心和向善之志

    朱自清曾任教于春晖中学。一次，学生王福茂写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其中写道：“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近右额的地方有个圆圆的疮疤……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像煞有介事的从讲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朱自清不以为忤，反而在这篇作文下面画了许多双圈，并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赞其是一个榜样，描写人让人读后如见其人。

    研究过春晖中学校史的张清平评价：当教育传达出对学生的善意、信任和关爱时，唤醒的是学生的向学之心和向善之志。

    北京师大附中的数学老师程廷熙，鼻子大，又有些鹰钩，学生给他起外号“程大鼻子”。学生对他的教学非常佩服，但有时也跟他开小小的玩笑。一次，某生上课前在黑板上画了程先生的侧脸像，特别突出了大鼻子。全班担心程先生进来会大发雷霆，谁知他站在讲台前，对着黑板端详了好一会儿，笑了笑，操着他那皖南口音评论道：“嘴太小，鼻子太弯。”同学们哄堂大笑，紧张气氛一下子松弛了。

    夏丏尊曾留学日本，先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在暨南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并在开明书店出任过编辑所长，然而他在春晖教书时期，却对学生说：“我是只配教教初中的。教高中就不胜任了。”后来朱自清应聘到春晖任教，还未到校，夏丏尊就向全班宣布：“朱自清先生就要来校了。朱先生学问比我好，他来后请他担任你们二年级的课。我仍教初一年级。”

    同样在春晖，训育主任匡互生初到校。晚饭时学生们照例进入食堂（教师另有食堂），却见一位身穿长衫，方脸浓眉，两眼炯炯，身材中等结实的人，进来坐下。大家都惊异地看着他。“先生，这是学生食堂。”“啊！我叫匡互生，和大家第一次见面，我和同学一起吃。”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

    让朱自清快乐的是，当时的春晖“邀集了一批气味相投的朋友执教”。朱光潜在春晖教英文，与朱自清身材相似，性情相投，许多人以为他们是兄弟。朱光潜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就是在朱自清、夏丏尊的鼓励下写成于春晖的。

    陪都重庆时期，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孟志荪，毕业于金陵大学外文系，学的是西洋文学，几十年教的，却是中华文学。他那一口略带天津口音的普通话，给南开学生打下扎实的国学基础，儒、道、墨、法诸子均有所涉猎。学生回忆，听孟老师教书真是如沐春风。

    南开中学从初一到高三，国文课教材均自编，孟志荪为主编者之一。当时蒋介石欣赏的王阳明，一篇也未入选，而曾国藩家书只选了一篇。时人评价，从这里可看出孟夫子没有丝毫媚骨，“在那个高压时代，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当时南开还曾出过一个关于偏科的故事。其中所透露的，不仅是学生的才华，更有中学老师的风采。南开学生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1941年毕业考试时，他物理交了白卷，但心有不甘，即兴在卷上填词一首，调寄《鹧鸪天》。物理老师魏荣爵水平之高、态度之严谨，校内有口皆碑。他评谢的卷子，也在上面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于是谢邦敏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系，毕业后先在北大法律系任助教，后任职法院，成绩斐然。

    史学大家钱穆就读常州府中学堂时，国文老师童斐平日里庄严持重，步履不苟，同学以道学先生称之。然每逢上课，童先生便判若两人，“善诙谐，多滑稽，又兼动作，如演文明戏”。讲《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他会夹着一卷地图上讲台，边讲图穷而匕首见，边翻开地图。图穷，果然有一把小刀。他拿起刀，掷向教室后面的墙壁，竟入壁而不落。然后开始绕讲台疾走，效追秦王状。

    学校昆曲选修课也由童斐教导。钱穆随他学吹箫。后来，“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年逾七十，此好尚存，实为生平一大乐事，则乃伯章师当年之所赐也”。

    名律师张思之至今仍感念60余年前的一堂中学语文课。抗战时四川三台的国立十八中，东北大学教授傅庚生应邀来校教国文课。那堂课讲李清照的《声声慢》，诗意浓浓，阐发精微，使张思之为之迷醉，也开启了他终生对宋词的爱好。

    张思之回忆，高二时的英语课，老师是英译《红楼梦》四家之一，分译了二十回。课上，他笑着告诉学生：即使是薛蟠的几句歪诗，也难译得传神。张思之仍记得这位老师低吟怀念初恋情人的诗作时的哀怨声调，“他读英文诗真有味道”。

    晋察冀边区联中时，国文老师给蓝英年和同学们讲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在当时环境下，这让学生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2004年，蓝英年和同学去看望这位国文老师，问他当时怎么会讲这个。他答，虽然有顾虑，但还是大胆选了，因为“你们应当知道中国文化的精华”。

    衡量一所中学好不好，主要不是看它的占地面积、校舍楼房、先进仪器之类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留下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傅国涌套用这句话：衡量一所中学好不好，主要不是看它的占地面积、校舍楼房、先进仪器之类，而是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凝聚最优秀的老师，能在多大程度上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开启他们的心智。“与这些关乎到教育本身目的的指标相比，那些只能让平庸之辈、趋附之徒用来自豪、自夸甚至作为进身之阶的硬件，都将失去重量”。

    曾有记者问陈平原：纵览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一所优秀的中学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陈回答，一是培养学生良好的交流与对话的能力，一是形成丰富多彩又别具一格的校园文化。

    他解释说，现在的中学生，不少书读得很好，但缺乏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学生出了问题，我们常在思想道德上找原因，其实好多时候是心理障碍。健康的心理状态、良好的人际交往，还有审美以及爱与被爱的能力等这些对人生影响极深的因素，大都是在中学时代形成的。

    之所以强调校园文化，因为中学是养成气质的地方。陈平原在台湾大学授课时，同事教他辨认哪些是建国中学的男生、北一中的女生，往往很准。那是台湾最有名的男校和女校。大陆其实也一样，好中学的学生，大都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是校园文化熏陶的结果。“不能说哪个中学或哪些风格最好，但好中学一定是有个性的。”陈平原说。

    当年南开校门侧，悬一大镜，镜旁镌刻箴词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出入，知所儆戒。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博士（Dr．Elliot）来校参观，见南开学生仪态与在其他学校所见者不同，很好奇。张伯苓于是领他到镜旁，将箴词详加解释。

    著名指挥家李德伦上世纪30年代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他把“附中味儿”总结为附中多年来积累形成的校风，“这个校风就是浓厚的学术空气、文化气息、好学精神、文雅而富于幽默的谈吐和爱好体育健康活泼的作风，不死读书，而是生气勃勃，具有广阔的视野”。他在校运会上参加长跑比赛，最后一个跑下来，结果得了个“坚持奖”。

    陈平原觉得，一个百年老校，和一所刚创立的新学堂，感觉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除掉有形的建筑，更重要的是学校的风格，“所谓的‘传统’，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形成的”。

    傅国涌在春晖中学校内还能见到经亨颐的铜像和墓碑，在校外也还能见到夏丏尊住过的“平屋”和丰子恺住过的“小杨柳屋”，但他能触摸到的，却只是历史的记忆。

    当年，夏丏尊在这里实践“爱的教育”。假日学生出门，他会殷殷地拉着叮嘱：“勿吃酒！铜钿少用些！早些回校！”

    春晖最大的两间教室，是美术教室和音乐教室，丰子恺任美术、音乐老师。蔡元培在春晖的演讲中肯定和赞美了这里的“美的教育”。唱着“碧梧何荫郁，绿满庭宇，羽毛犹未丰。飞向何处？乘车戴笠，求无愧于生。清歌一曲，行色匆匆”这样的毕业歌离开校园的春晖学子，会拥有怎样的精神世界和心灵？

    丰子恺第一幅公开发表的水墨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便作于春晖任教期间。只是，他们那一辈人真散去后，意境已经不再。

    俞平伯在春晖旁听了朱自清的一堂国文课，认为“学生颇有自动的意味，胜第一师范（浙江一师）及上海大学也”。其实，当年许多中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水平之高、见识之广、思力之深，在今天看来近乎“匪夷所思”。

    学者散木读了1932年北京师大附中学生刊物《附中新闻》上一篇名为《剿匪》的短评，惊讶于这些中学生的见解。把它和一年后发表于大刊物《自由言论》上留美教授彭文应写的《剿民乎？剿匪乎？》相较，他觉得，几乎找不出什么差距。

    胡适入上海澄衷学堂时，还叫胡洪马辛。因读《天演论》，用“适者生存”的“适”，取表字“适之”，并偶用“胡适”作笔名。1910年考取留美官费时正式用胡适的名字。就这样一个中学生，读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史，缺了几个部分，失望之余，“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历史学家蒋廷黻回忆，他在上湖南湘潭的教会学校益智中学时，西洋史课上读过麦尔斯所著《通史》中译本后，便“认为我应该研究整个西方世界的进步情形”。念书之外，他和同学常做白日梦，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救中国。“我们幻想许多使中国富强的方法，还把工作分配好，我常任军事领袖，其他同学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从事财政，有的从事农业”。

    重庆南开中学内，结社、演出、办壁报、时事辩论赛、社会名流演讲，不一而足。经济学家吴敬琏阐释了南开教育之所谓的“高贵”：“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我们从当年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回忆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在那里受到的教育，在许多方面，足以给他们一生提供精神的支撑，成为他们未来生命中一个不能缺少的支点。”傅国涌评论。

    中学的历史，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历史学家吕思勉曾任教于常州府中学堂，是钱穆的老师。1941年钱穆到常州拜望老师，吕思勉领他参观常州府中学堂旧址，已改为常州第五中学。吕思勉让钱穆对在校学生百余人发表演讲。钱穆告诸生，此学校四十年前一老校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校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在后辈研究者眼中，这是对中学校史极生动的诠释。陈平原认为，中学的历史，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得失成败，是和这一百多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中学”，既包括具体的某某中学，也包括作为整体的中学教育。

    在谈到当下中学校史教育时，陈平原说：“对于大学生来说，个人的记忆和学校的历史，二者容易勾连起来。至于中学，似乎缺乏这种努力。”

    而当进行这样的努力时，陈平原明确提出，要超越为了校庆募捐这种狭隘的思路。他说，不要只强调出过多少部长、院士、作家，而要挖掘有趣的故事和教育理念，比如教学方式的变革，教材的演进，师生之间的交流等，以便进一步反省今天的中学教育。

    他特别提醒了两个问题。其一，关于历史记忆的有效性与局限性，谈论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中学，很容易美化它，因为留下来的、能够被记忆的，大都是美好的东西。其二，著名的老中学往往对校史比较热心，只有十几二十年历史，或排名比较靠后的中学则往往不太热心。其实，历史有长短，名声有大小，任何一所中学，都有值得骄傲的过去。不外是借助“讲古”这一活动，让学生们触摸历史，了解自家的传统。任何老中学都是从年轻中学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