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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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谢泳关于旧大学时代的文章，追忆了那个年代的教授。现摘编如下。
●说话痛快的教授
张东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当时学校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过去的大学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这种态度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这不仅是对某一具体党派好坏的评价，而是从根本上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党派活动。
张奚若是中国知名的政治学教授，抗战期间，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奚若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奚若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讲课自由的教授
在旧大学里，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年积累之后，多数都要出版。旧大学教授的学术成果许多就是由讲义而来的，有些学生记下的课堂笔记，多年以后出版，人们也会当作学术成果看，这是旧大学里的一种传统。由于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如果随便找一本专著来做自己的讲义，那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不但同行会看不起，学生也不买账。
没有统编教材，也就没有统一考试，所以旧大学里教授的权力是很大的。比如说，当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试题就是对对子，他出了上联“孙行者”，请考生对出下联。据说当年对出下联“胡适之”的只有一人，即后来成为古汉语专家的周祖谟先生。
史学家李埏回忆，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教授保护学生
在旧大学里，教授和学生平时也许并不那么亲密，但在遇到大事的时候，学生对教授的态度则是充分信任，而教授对学生也可以说是爱生如子。
冯友兰回忆录中，就表达了他很珍惜当年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梅贻琦校长立刻召集校务会议，商讨应对办法，决定由教务处通知这些学生，叫他们小心谨慎，尽可能隐蔽起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就说：“好吧，请进来吧。”
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
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
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冯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冯夫人）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
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教授帮学生翻译论文
费孝通晚年常常念及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和几个学生一起做研究的情形，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研究群体：魁阁。
那时费孝通是这个集体中的领导，他的几个学生如史国衡、张子毅、胡庆均等人，在费先生的领导下，都非常努力，做出了许多学术成果，如史国衡的《ChinaEntersherMachineAge》，以及张子毅的《EarthboundChina》（与费孝通合著）。这些学术成果在当时很有影响。
1943年，费孝通到美国后，亲自将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当时费先生也只不过30出头，做这样的事当然是需要一点胸怀和境界的。
王淦昌先生回忆他当年在清华的学生生活时，也说到过这样一件事：“1930年我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上面说的那篇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自翻译并送去发表。它又是一股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柏林大学认真做研究。”
王淦昌提到的教授，便是当时清华物理系的吴有训先生。
（黄艾华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