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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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
□  宣兴章/文
2010年08月30日08:3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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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探讨络绎不绝,但是大多数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至多是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研究。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何以有中国道路?如果中国道路仅仅指中国自身的历程,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特定的历史经历,这种经历是无限丰富、无限发散的。而如果将中国道路理解为一种不同的、独特的、具有参考意义的发展经验,那么何以有这种独特性?
理解这种独特性,不仅要考察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奇迹,而且要考察这种奇迹所根植的深广的历史结构。中国从一百多年前开端的现代化既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解放过程,又是一个落后国家自我改造与赶超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艰难性与独特性。
对这种困境,一百多年前严复曾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为了让牛跑得快,人们把马蹄装到牛腿上去。这种移植方法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如果马蹄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以马的骨骼、肌肉等作为条件。这样一点点地移过来,无异于让一头牛变成一匹马。然而,除非把马的基因完全移植到牛身上,否则无法完成这个过程。①也就是说,不向西方全面学习,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而要实行全盘西化又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反而无法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
在艰难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我们这里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那就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孵化市场、市场催生社会、社会再造文明”。政党缔造国家,西方国家多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而中国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国家孵化市场,西方的先发展国家多是先有市场后有计划,而中国是先有计划后有市场;市场催生社会,经市场经济的推动,中国社会逐渐由家族制、单位制向现代法人社团制转化,这种社会的力量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并正在催生中华文明的复兴。
整体观之,百年中国道路是一个从传统的宗法社会向现代法人社会转化的过程,是一个新文明诞生的过程,是一百年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不断试错中形成的独特的通往现代之路,是历史偶然性凝聚成的现实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用自己伟大的实践回答了“严复悖论”,正是通过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实现了中国的百年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种探索的伟大结果,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模式。②
政党缔造国家
1912年之前,“中国”这个词与今天的意义有很大区别,中国的传统政治形态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独特的体系。正如梁启超所言,那时很多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③陈独秀说,他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全国人民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④
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就无从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大义。自鸦片战争开始,清朝在对外战争中接连遭遇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方式”的失败。因为清朝所面对的不再是“蛮夷”,而是一种崭新的国家体系——民族国家体系,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传统的王朝都难以应对这种新型国家组织方式的挑战。
从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欧洲形成了主权国家体系。在随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历经商业的繁盛,频繁的战争,英格兰的土地上开始崛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此后,主权—民族国家逐渐成为统治性的全球体系。
民族国家是一种法人国家,其中的国家概念也就是霍布斯所指的“活的上帝”,“运用全体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⑤这种通过法律创造的虚拟“法人”,由人构成,又高于个人。主权—民族国家是民族共同体,以民族主义为精神支柱,公民认同的对象是抽象化了的人格国家。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不再属于个人或者家族,而是公民共同拥有国家。而中国的传统是“以血缘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以伦理为支柱,认同由家族、宗族、皇室而至天下。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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