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模式与低代价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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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与低代价发展道路 邱耕田 2008年08月01日19:15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摘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过程，也是逐渐探索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的过程。在经历了注重规模和速度的发展之后，中国对自身发展的成本与代价问题开始有了深刻的反思和认识。中国要走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必须实现由高代价发展向低代价发展的战略性转变，构建一种科学的低代价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 中国模式； 发展代价； 低代价发展
[作者简介] 邱耕田（1964-），男，陕西咸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问题。
一
2004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乔舒亚·库玻·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国家独立。”[1]这种新动向和新的“发展物理学”被称为“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雷默指出：“提出‘中国模式’的目的是试图用清楚的语言描述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并且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1]在雷默看来，中国模式有三条定理：一是重视和追求创新，或者说，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就是以创新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二是要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从而体现社会发展的清廉性和人文性；三是要 维护自主和自尊。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按照自己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中国模式”一经提出，迅速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中国学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对“中国模式”做出更加符合国情的解释。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2]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比较可行的策略是，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协调发展、稳步推进的策略，中国在确保政局稳定、民族团结、社会有序的前提下，力求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并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转型，从而促进了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必须看到，“中国模式”存在不足，仍然是一种以保持和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发展，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震动，主要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然而，这种规模和速度型的发展是由它的高代价换得的，因此是不合理、不科学的，它使我们在获得财富、实现进步的同时，也遭遇了日益深重的发展代价问题。
二
由于发展与代价之间所具有的内在依存关系，发展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发展必然要以付出一定代价的方式来实现。根据发展与代价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在发展实践中就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发展形态：高代价的发展和低代价的发展。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包括改革开放后我国所走的发展道路基本上都是高代价的发展道路。当代价的付出大于或等于发展之所得，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非必要代价时，就会给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害和破坏，使发展出现衰退或停滞的情况，这样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高代价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成本的高投入，二是消极后果的严重化。所谓发展成本的高投入，是指发展成本过高或投入过大，获得的收益低于所付出的成本或投入，由此导致了发展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所谓消极后果的严重化，是指发展实践所造成的破坏、损失和牺牲等呈现出日趋加重的迹象。
我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发展成本的高投入方面，还是在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的严重化方面，都有相当突出的表现。在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依然没有摆脱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污染的传统粗放模式，从而呈现出一种“高增长、高代价”的态势；并且由于发展时间短促、发展速度迅猛、发展目的狭隘等因素，人性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异化和扭曲的现象。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数字背后，不乏人文道德的失落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制造国，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中国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中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损失和浪费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高代价性不仅威胁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而且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也必将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话题。2007年8月，由全球最发达的30个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在北京发表了一份专门针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尽管已付出努力，中国某些城市的大气污染仍然位于世界最糟糕的城市之列，能耗强度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高20%左右，1/3的水域受到严重污染。”此报告一发布，就迅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强烈反应[3]。
事实上，中国高代价的增长模式是导致“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资源威胁论”出笼的重要原因。严重的环境问题及其在背后所存在的粗放落后的发展模式，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给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主张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发展到现在已有多个变种，并表现出增多的趋势，除了所谓的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文明威胁论外，又多了环境威胁论或资源威胁论。在当今一些欧美国家的媒体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国野蛮的增长”、“中国制造着我们的恐慌”这样的说法。欧洲媒体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的报道一般以“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环境污染日益突出”作为开篇，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德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多民众对中国印象最深的，环境污染排在前三位，很多民众在接受调查时认为，“许多中国人没有环保意识，只认金钱。”[4]别人为什么对我们有异议、有看法，时不时散布“中国威胁论”？除了偏见和别有用心等因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现行的发展方式是高代价的发展方式，我们得到的虽然很多，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大，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代价自然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高度关注和一定程度的恐慌甚至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发展并不是十分成功的。
三
就中国的发展而言，由于身处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之中，中国的发展，更要追求或彰显其应有的世界意义，使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国人民能对世界人民有更大的贡献。这实际上就是发展的意义问题。那么，中国的发展将如何肩负起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应有责任？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纵观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过程可以发现，在历史上每一个霸权周期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都创造出了许多重要的制度。比如，英国为现代世界贡献了议会制度、法治、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工厂制度等；法国曾创立了科学院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整个大陆体系的成文法制度；前苏联在与美国争霸的时代，也创造出了许多重要的制度，如计划经济制度、集体农庄制度、国有企业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支撑起了强大的国家经济，并吸引了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追随。可见，一个成功崛起的国家，必然是成功地解决了自身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面临的时代性课题的国家。对于谋求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的国家而言，这意味着置于国家战略首位的，不仅仅是对实力的追求，更是对解决问题的智慧的追求。处在全球化潮流中进行竞争博弈的国家，不仅仅是在进行一场实力的竞赛，更重要的是进行着一场看谁能提出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方案”的竞赛。“所以说，一个追求领导地位的国家，一个追求崛起的国家，应当把创造性地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作为第一位的战略目标——为世界指出一条出路，为人类指出前行的方向，为国家找到和平共赢的战略”[5]。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化或绿化趋势。或者说，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在发展中的生态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无法否认人类在诸如维护人权、追求民主、实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拥有的普世价值。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具有共通性，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独特的国情，而走上一条与国际社会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这样其实就否定了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事实已经证明，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追求集约型的经济发展，以环境和人文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必将损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长远目标。全球环境基金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莫妮卡·巴布指出，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同时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不足，如果还采取西方以前那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基础上的单一发展模式，那么，不仅仅对于中国本身，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6]。在全世界都高度关注中国崛起的“聚光灯”下，任何容忍强度剥削、血汗工厂以及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赖的发展道路，都将缺乏形成共识的正义基础及号召力。因此，在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和把握中，必须要有一种宏大的世界眼光，即我们必须修正“增长一边倒”的方针，认真地“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由传统的高代价发展向科学的低代价发展的战略性转变，通过能解决自身及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的低代价发展模式来实现崛起，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赢得别人对我们的称颂和尊敬。
四
所谓低代价发展，是指人们在发展实践中，以最优质态、最佳量度、最良序化，在最佳目标范导和最优模式驱动下，沿着合理的发展道路，以最少的投入和付出，最小的风险和危害以及适宜的发展速度，获得最大发展收益的一种发展。关于“低代价发展”的范畴，我们应该掌握其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基本的要素：发展和低代价。换言之，在低代价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将实现进步的至上性和抑制代价的紧迫性有机统一起来。如果说，高代价发展在创造着发展的同时也在创造着代价，而且发展越快代价越高，那么，低代价发展则在创造着发展的同时却在调控着代价，实现着发展收益与代价付出的良性逆向互动。就低代价发展来看，一方面，“发展”是实现低代价的基础。在一个发展不足、物质财富不丰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充满争斗、冲突、内乱的不稳定、不和谐的社会，是一个代价和问题丛生的社会。这里的“发展”，其核心是经济建设，是生产力发展，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获得自由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生活的基本面貌和人类总体的文明进程。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穿住行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可见，我们倡导“以人为本”，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以物为本”。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人为本”即使再充分强调也是没有意义的。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7]因而，低代价发展要求发展、追求发展。当然，低代价发展所追求的发展，是一种科学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它反对发展中的短视行为和自我利益最大化行为，因为正是这些行为，才从根本上加重了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
另一方面，低代价发展还必须追求发展代价的“低化”。所谓发展代价的“低化”主要是指“最小化”，它应当被看作是实现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障。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必须具有“低代价性”。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实现代价的最小化，是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进步的内在的必备的一环。任何发展都面临着两个根本的任务：一是追求和提高发展的积极的、正面的效益即发展收益；二是减少投入，降低成本，最大程度地防范消极后果的发生，而根据发展与代价之间良性的逆向变化原理，只有降低和抑制代价，才能直接提高发展收益。第二，实现代价的最小化，是确保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进行的基本条件。代价尽管对发展具有促进性和补偿性的积极作用，但它对发展还具有破坏性和否定性的消极作用，特别是那些人为代价。因此，我们实现发展代价的低化，显然是为发展提供一种根本的保障条件。依此分析，低代价发展必须要求调控代价、抑制代价。
高代价发展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世界范围内，它已经将人类逐渐逼上了发展的困境甚至绝境；在国内，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不科学、非和谐的困难和问题。因此，由高代价发展模式向低代价发展模式的转换，确系当务之急。事实上，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提出类似“低代价发展模式”或低代价发展道路的概念和主张。曾担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现为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的莱斯特·布朗，提出了要由“A模式”向“B模式”转变的发展主张。布朗曾被《华盛顿邮报》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在2001年出版的《生态经济》一书中认为，目前这种以破坏环境和牺牲生态为代价、以石化资源为基础、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即“A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亟须变革和摒弃。在2006年初出版的新著《B模式2﹒0：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一书中，他从“生态经济”的理念出发，对迄今盛行的传统发展模式即“A模式”进行了无情的反思和批判，对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即“B模式”进行了宏观描绘，呼吁全世界立即行动起来清除传统模式的“泡沫”，用对待战争的态度、方式和速度，促成“B模式”取代“A模式”，拯救我们的地球，延续人类的文明。
在国内，胡鞍钢提出了走绿色发展道路的主张。他指出，鉴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独特性，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也不同于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片面强调重工业化的苏联模式和追求高消耗、高消费、高增长的美国模式均不适合中国，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找到属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即绿色发展道路。“我们认为，绿色发展就是中国的崛起之路，坚持绿色发展、提供绿色产品、作出绿色贡献、造就绿色和平，则绿色崛起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8]。
无论是布朗所提出的“B模式”，还是胡鞍钢所主张的绿色发展道路，如果基于代价论的视角进行分析，就应当看作是一种低代价发展的模式或低代价发展的道路。这样的模式或道路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低代价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实践、发展机制。它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进程在顺利推进，科学发展观正在普及，确立低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建立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的呼声越来越高，建立节约型、循环型社会也已提出并在积极实施当中。这一切都在表明，人们希望通过种种举措，在生产、生活等领域，力图将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走低代价发展之路，已蔚为一种主导性的实践潮流。相对于高代价发展只重视发展而忽视代价的致命缺陷，低代价发展正是由于其既追求发展又调控代价、将追求发展和调控代价有机结合的独特品质以及通过抑制代价来实现发展的科学做法，才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因而也成为实现中国崛起的最佳实践模式。中国唯有通过科学的低代价发展之路方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继续固守传统的高代价发展模式，必将积重难返、自甘落伍。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种共识：中国模式应是一种科学的低代价发展模式，中国的和平崛起应走科学的低代价发展之路。
在总体上，推进科学的低代价发展战略，有着理念的嬗变和机制的构建两方面的路径。首先，走低代价发展之路，必须借助实践机制的力量，即通过一种模式化或机制化的做法，从根本上解决和克服发展进程中的高代价问题。这包括：构建循环经济体制——这是实施低代价发展的生产条件；倡导绿色的可持续消费模式——这是实施低代价发展的保障条件；建立和健全社会的保障机制——这是实施低代价发展的保障条件；建立发展代价的预警反馈机制——这是实施低代价发展的防范条件；矫正社会的激励机制——这是实施低代价发展的激励条件，等等。其次，走低代价发展之路，还要求转变发展观念，即不能仅仅关注建设和发展，不能为发展而发展，而应当从代价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发展，从抑制和克服代价的角度促进发展、实现发展。换言之，从代价的角度理解发展，不仅仅要看到代价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还要进一步看到实现代价的最小化本身就是实现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的内在一环。对各级政府来说，不能只是关注和追求发展，还应当同时关注和抑制代价。那种只关注和追求发展而忽视代价的发展模式还是传统的发展模式，那种只关注和追求发展而忽视代价的政府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在代价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发展的总体方略应当是：不能仅仅通过增长、建设来实现发展和进步，还应通过抑制和克服代价来实现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 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M]//黄 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
[2] 俞可平，黄 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1.
[3] 本报记者.世界给中国环境敲警钟[N].环球时报，2007-07-19(1).
[4] 本报记者.环境污染影响中国形象[N].环球时报，2006-06-01(1).
[5] 张剑荆.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94.
[6] 黄 勇.中国选择了正确发展道路[N].中国环境报，2007-04-17(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8] 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5. （责任编辑：谢磊）
[摘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过程，也是逐渐探索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的过程。在经历了注重规模和速度的发展之后，中国对自身发展的成本与代价问题开始有了深刻的反思和认识。中国要走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必须实现由高代价发展向低代价发展的战略性转变，构建一种科学的低代价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 中国模式； 发展代价； 低代价发展
[作者简介] 邱耕田（1964-），男，陕西咸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问题。
一
2004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乔舒亚·库玻·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国家独立。”[1]这种新动向和新的“发展物理学”被称为“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雷默指出：“提出‘中国模式’的目的是试图用清楚的语言描述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并且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1]在雷默看来，中国模式有三条定理：一是重视和追求创新，或者说，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就是以创新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二是要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从而体现社会发展的清廉性和人文性；三是要 维护自主和自尊。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按照自己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中国模式”一经提出，迅速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中国学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对“中国模式”做出更加符合国情的解释。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2]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比较可行的策略是，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协调发展、稳步推进的策略，中国在确保政局稳定、民族团结、社会有序的前提下，力求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并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转型，从而促进了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必须看到，“中国模式”存在不足，仍然是一种以保持和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发展，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震动，主要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然而，这种规模和速度型的发展是由它的高代价换得的，因此是不合理、不科学的，它使我们在获得财富、实现进步的同时，也遭遇了日益深重的发展代价问题。
二
由于发展与代价之间所具有的内在依存关系，发展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发展必然要以付出一定代价的方式来实现。根据发展与代价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在发展实践中就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发展形态：高代价的发展和低代价的发展。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包括改革开放后我国所走的发展道路基本上都是高代价的发展道路。当代价的付出大于或等于发展之所得，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非必要代价时，就会给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害和破坏，使发展出现衰退或停滞的情况，这样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高代价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成本的高投入，二是消极后果的严重化。所谓发展成本的高投入，是指发展成本过高或投入过大，获得的收益低于所付出的成本或投入，由此导致了发展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所谓消极后果的严重化，是指发展实践所造成的破坏、损失和牺牲等呈现出日趋加重的迹象。
我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发展成本的高投入方面，还是在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的严重化方面，都有相当突出的表现。在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依然没有摆脱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污染的传统粗放模式，从而呈现出一种“高增长、高代价”的态势；并且由于发展时间短促、发展速度迅猛、发展目的狭隘等因素，人性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异化和扭曲的现象。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数字背后，不乏人文道德的失落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制造国，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中国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中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损失和浪费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高代价性不仅威胁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而且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也必将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话题。2007年8月，由全球最发达的30个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在北京发表了一份专门针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尽管已付出努力，中国某些城市的大气污染仍然位于世界最糟糕的城市之列，能耗强度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高20%左右，1/3的水域受到严重污染。”此报告一发布，就迅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强烈反应[3]。
事实上，中国高代价的增长模式是导致“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资源威胁论”出笼的重要原因。严重的环境问题及其在背后所存在的粗放落后的发展模式，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给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主张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发展到现在已有多个变种，并表现出增多的趋势，除了所谓的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文明威胁论外，又多了环境威胁论或资源威胁论。在当今一些欧美国家的媒体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国野蛮的增长”、“中国制造着我们的恐慌”这样的说法。欧洲媒体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的报道一般以“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环境污染日益突出”作为开篇，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德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多民众对中国印象最深的，环境污染排在前三位，很多民众在接受调查时认为，“许多中国人没有环保意识，只认金钱。”[4]别人为什么对我们有异议、有看法，时不时散布“中国威胁论”？除了偏见和别有用心等因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现行的发展方式是高代价的发展方式，我们得到的虽然很多，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大，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代价自然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高度关注和一定程度的恐慌甚至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发展并不是十分成功的。
三
就中国的发展而言，由于身处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之中，中国的发展，更要追求或彰显其应有的世界意义，使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国人民能对世界人民有更大的贡献。这实际上就是发展的意义问题。那么，中国的发展将如何肩负起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应有责任？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纵观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过程可以发现，在历史上每一个霸权周期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都创造出了许多重要的制度。比如，英国为现代世界贡献了议会制度、法治、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工厂制度等；法国曾创立了科学院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整个大陆体系的成文法制度；前苏联在与美国争霸的时代，也创造出了许多重要的制度，如计划经济制度、集体农庄制度、国有企业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支撑起了强大的国家经济，并吸引了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追随。可见，一个成功崛起的国家，必然是成功地解决了自身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面临的时代性课题的国家。对于谋求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的国家而言，这意味着置于国家战略首位的，不仅仅是对实力的追求，更是对解决问题的智慧的追求。处在全球化潮流中进行竞争博弈的国家，不仅仅是在进行一场实力的竞赛，更重要的是进行着一场看谁能提出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方案”的竞赛。“所以说，一个追求领导地位的国家，一个追求崛起的国家，应当把创造性地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作为第一位的战略目标——为世界指出一条出路，为人类指出前行的方向，为国家找到和平共赢的战略”[5]。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化或绿化趋势。或者说，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在发展中的生态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无法否认人类在诸如维护人权、追求民主、实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拥有的普世价值。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具有共通性，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独特的国情，而走上一条与国际社会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这样其实就否定了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事实已经证明，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追求集约型的经济发展，以环境和人文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必将损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长远目标。全球环境基金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莫妮卡·巴布指出，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同时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不足，如果还采取西方以前那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基础上的单一发展模式，那么，不仅仅对于中国本身，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6]。在全世界都高度关注中国崛起的“聚光灯”下，任何容忍强度剥削、血汗工厂以及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赖的发展道路，都将缺乏形成共识的正义基础及号召力。因此，在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和把握中，必须要有一种宏大的世界眼光，即我们必须修正“增长一边倒”的方针，认真地“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由传统的高代价发展向科学的低代价发展的战略性转变，通过能解决自身及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的低代价发展模式来实现崛起，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赢得别人对我们的称颂和尊敬。
四
所谓低代价发展，是指人们在发展实践中，以最优质态、最佳量度、最良序化，在最佳目标范导和最优模式驱动下，沿着合理的发展道路，以最少的投入和付出，最小的风险和危害以及适宜的发展速度，获得最大发展收益的一种发展。关于“低代价发展”的范畴，我们应该掌握其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基本的要素：发展和低代价。换言之，在低代价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将实现进步的至上性和抑制代价的紧迫性有机统一起来。如果说，高代价发展在创造着发展的同时也在创造着代价，而且发展越快代价越高，那么，低代价发展则在创造着发展的同时却在调控着代价，实现着发展收益与代价付出的良性逆向互动。就低代价发展来看，一方面，“发展”是实现低代价的基础。在一个发展不足、物质财富不丰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充满争斗、冲突、内乱的不稳定、不和谐的社会，是一个代价和问题丛生的社会。这里的“发展”，其核心是经济建设，是生产力发展，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获得自由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生活的基本面貌和人类总体的文明进程。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穿住行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保障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可见，我们倡导“以人为本”，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以物为本”。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人为本”即使再充分强调也是没有意义的。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7]因而，低代价发展要求发展、追求发展。当然，低代价发展所追求的发展，是一种科学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它反对发展中的短视行为和自我利益最大化行为，因为正是这些行为，才从根本上加重了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
另一方面，低代价发展还必须追求发展代价的“低化”。所谓发展代价的“低化”主要是指“最小化”，它应当被看作是实现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障。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必须具有“低代价性”。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实现代价的最小化，是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进步的内在的必备的一环。任何发展都面临着两个根本的任务：一是追求和提高发展的积极的、正面的效益即发展收益；二是减少投入，降低成本，最大程度地防范消极后果的发生，而根据发展与代价之间良性的逆向变化原理，只有降低和抑制代价，才能直接提高发展收益。第二，实现代价的最小化，是确保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进行的基本条件。代价尽管对发展具有促进性和补偿性的积极作用，但它对发展还具有破坏性和否定性的消极作用，特别是那些人为代价。因此，我们实现发展代价的低化，显然是为发展提供一种根本的保障条件。依此分析，低代价发展必须要求调控代价、抑制代价。
高代价发展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世界范围内，它已经将人类逐渐逼上了发展的困境甚至绝境；在国内，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不科学、非和谐的困难和问题。因此，由高代价发展模式向低代价发展模式的转换，确系当务之急。事实上，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提出类似“低代价发展模式”或低代价发展道路的概念和主张。曾担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现为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的莱斯特·布朗，提出了要由“A模式”向“B模式”转变的发展主张。布朗曾被《华盛顿邮报》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在2001年出版的《生态经济》一书中认为，目前这种以破坏环境和牺牲生态为代价、以石化资源为基础、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即“A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亟须变革和摒弃。在2006年初出版的新著《B模式2﹒0：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一书中，他从“生态经济”的理念出发，对迄今盛行的传统发展模式即“A模式”进行了无情的反思和批判，对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即“B模式”进行了宏观描绘，呼吁全世界立即行动起来清除传统模式的“泡沫”，用对待战争的态度、方式和速度，促成“B模式”取代“A模式”，拯救我们的地球，延续人类的文明。
在国内，胡鞍钢提出了走绿色发展道路的主张。他指出，鉴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独特性，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也不同于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片面强调重工业化的苏联模式和追求高消耗、高消费、高增长的美国模式均不适合中国，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找到属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即绿色发展道路。“我们认为，绿色发展就是中国的崛起之路，坚持绿色发展、提供绿色产品、作出绿色贡献、造就绿色和平，则绿色崛起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8]。
无论是布朗所提出的“B模式”，还是胡鞍钢所主张的绿色发展道路，如果基于代价论的视角进行分析，就应当看作是一种低代价发展的模式或低代价发展的道路。这样的模式或道路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低代价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实践、发展机制。它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进程在顺利推进，科学发展观正在普及，确立低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建立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的呼声越来越高，建立节约型、循环型社会也已提出并在积极实施当中。这一切都在表明，人们希望通过种种举措，在生产、生活等领域，力图将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走低代价发展之路，已蔚为一种主导性的实践潮流。相对于高代价发展只重视发展而忽视代价的致命缺陷，低代价发展正是由于其既追求发展又调控代价、将追求发展和调控代价有机结合的独特品质以及通过抑制代价来实现发展的科学做法，才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因而也成为实现中国崛起的最佳实践模式。中国唯有通过科学的低代价发展之路方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继续固守传统的高代价发展模式，必将积重难返、自甘落伍。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种共识：中国模式应是一种科学的低代价发展模式，中国的和平崛起应走科学的低代价发展之路。
在总体上，推进科学的低代价发展战略，有着理念的嬗变和机制的构建两方面的路径。首先，走低代价发展之路，必须借助实践机制的力量，即通过一种模式化或机制化的做法，从根本上解决和克服发展进程中的高代价问题。这包括：构建循环经济体制——这是实施低代价发展的生产条件；倡导绿色的可持续消费模式——这是实施低代价发展的保障条件；建立和健全社会的保障机制——这是实施低代价发展的保障条件；建立发展代价的预警反馈机制——这是实施低代价发展的防范条件；矫正社会的激励机制——这是实施低代价发展的激励条件，等等。其次，走低代价发展之路，还要求转变发展观念，即不能仅仅关注建设和发展，不能为发展而发展，而应当从代价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发展，从抑制和克服代价的角度促进发展、实现发展。换言之，从代价的角度理解发展，不仅仅要看到代价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还要进一步看到实现代价的最小化本身就是实现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的内在一环。对各级政府来说，不能只是关注和追求发展，还应当同时关注和抑制代价。那种只关注和追求发展而忽视代价的发展模式还是传统的发展模式，那种只关注和追求发展而忽视代价的政府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在代价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发展的总体方略应当是：不能仅仅通过增长、建设来实现发展和进步，还应通过抑制和克服代价来实现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 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M]//黄 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
[2] 俞可平，黄 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1.
[3] 本报记者.世界给中国环境敲警钟[N].环球时报，2007-07-19(1).
[4] 本报记者.环境污染影响中国形象[N].环球时报，2006-06-01(1).
[5] 张剑荆.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94.
[6] 黄 勇.中国选择了正确发展道路[N].中国环境报，2007-04-17(4).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8] 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5. （责任编辑：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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