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史沫特莱以民主的名义和朱德跳舞：延安的舞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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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27 09:12:44 来源:新闻午报
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就延安时期的某些有趣话题，作溯源探流的工作，借以描述延安生活中的历史真实，考察塑造了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革命集体生活规则。全书题材新颖，资料丰富，文情并茂，融史料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本报特摘选其中一章，以飨读者。
史沫特莱第一个教朱德跳舞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而逐渐时兴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的身份，到延安作为期7个多月的采访。此前半年，同样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以记者身份，到保安对中国革命队伍作第一次采访，写成《西行漫记》一书，向世界和中国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产生良好的效果。史沫特莱是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重视。经过领导讨论决定，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分别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
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
史沫特莱拉着吴光伟，有时还有丁玲，喜欢串门。“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25—45岁之间，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且，在革命队伍里一直盛行着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中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但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纪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至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选”。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交际舞逐渐出现在晚会上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的娱乐性晚会上当作表演性节目。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
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诗，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现在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就引起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刚刚组成不久的中央苏区第一个红军剧团——“八一剧团”，为大会组织了几场盛大的演出。当李伯钊亲自登台，把自己在苏联学会的《红军舞》、《海军舞》等节目表演一番的时候，全场轰动。只听过山歌小调、只看过旧戏活报剧的苏区军民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国际艺术”。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恢复了革命歌咏和红色革命舞蹈。在革命队伍里，凡是有集体聚会就会有嘹亮的歌声，这种革命歌咏和红色舞蹈，是集体情绪的相互协调与感染，艺术指向是对美好社会的集体联想。而交际舞通常却是男女成对相伴而舞，其效果指向是个人生命空间的情绪调适。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了革命队伍里女将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50位女英雄，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而禁止的。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毛泽东后来风趣地回忆：
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但是我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每到新年，桥儿沟鲁艺都举办化装舞会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有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桶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下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这就更加别致了。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萧军夫人王德芬的窑洞酒吧还有饮料供应。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1940年的中秋节正好是星期天，女大学员孟于、白凌、严昭、葛瑜、莉莎五人，晚饭后换上她们最好的时装———缝有白布假领子的列宁服，勒紧腰带，没忘记把茶缸子挂在腰带上，悄悄地溜出了校门。她们沿着延河往东走，晚霞刚刚散尽，月亮已经爬上了东山，五位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这奇妙的美景感染了，情不自禁地一边走，一边高唱起来。
来到鲁艺，她们先进音乐系住的一排窑洞，那里有时乐、刘炽、陈紫等人在等着呢。听到音乐声远远地响起，他们匆匆地喝上几口水，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大操场上正在举行的月光舞会。皓月当空，热情的音乐系小伙子们轮流吹奏起美丽的乐曲，露天舞场上一对对青年男女翩翩起舞，沉浸在融融的月色里。《小放牛》、《春之声圆舞曲》、《友谊地久天长》……一支支乐曲，欢声笑语伴着动听的旋律，回荡在金秋岁月黄土高原上的山水之间。
“时间不早了，最后再跳三个舞。”领头的白凌趁乐曲间隙，赶紧提醒大家。
“怕什么，反正不耽误明天星期一早晨上课就是了。”舞曲又起，不知道是谁嚷了一句。说的也是，难得今晚这么好景致，干脆坚持到最后。舞会宣告结束，她们沿着原路走回到女大门口，天色已经放亮，她们索性来到延河边，掬起清凉的延河水，漱口洗脸。不多时，学校的起床号吹响了，她们悄悄地融入了新的一天生活。
延安舞会成就了马海德医生的爱情佳话
同样是在鲁艺舞场上，还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
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
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而深入舞场的男女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
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1943年元旦以后，男女老少都扭起了秧歌
经过整风审干，1943年元旦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偶尔还有的交际舞会，是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枣园中央小礼堂等最高权力机关，很小范围内的高层娱乐活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将本来在政治局高级干部之间开展的整风运动，转向到全党开展普遍性的整风运动。继红军女英雄们反对交际舞后，延安文人又在文章中提出对跳交际舞的批评。
丁玲不反对跳交际舞，但对于出现在延安舞场上的不平等现象却颇有微词：
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
后来，她自己承认这篇文章是确有所指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
审干抢救运动后，在中央机关偶尔还有交际舞会，尤其是招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1943年元旦，鲁艺组织宣传队学习改编并试演陕北秧歌剧获得好评，中宣部及时推广其经验。春节期间不仅鲁艺秧歌轮流到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演出，而且其他单位也都相继组织成立秧歌队，开展演出活动。
这样，延安城里军与民、上级与下级、演员与观众，不分老幼与男女，扭到秧歌的舞阵里来，成为感受集体情绪，体验革命力量的民间狂欢。
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就延安时期的某些有趣话题，作溯源探流的工作，借以描述延安生活中的历史真实，考察塑造了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革命集体生活规则。全书题材新颖，资料丰富，文情并茂，融史料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本报特摘选其中一章，以飨读者。
史沫特莱第一个教朱德跳舞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而逐渐时兴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的身份，到延安作为期7个多月的采访。此前半年，同样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以记者身份，到保安对中国革命队伍作第一次采访，写成《西行漫记》一书，向世界和中国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产生良好的效果。史沫特莱是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重视。经过领导讨论决定，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分别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
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
史沫特莱拉着吴光伟，有时还有丁玲，喜欢串门。“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25—45岁之间，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且，在革命队伍里一直盛行着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中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但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纪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至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选”。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交际舞逐渐出现在晚会上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的娱乐性晚会上当作表演性节目。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
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诗，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现在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就引起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刚刚组成不久的中央苏区第一个红军剧团——“八一剧团”，为大会组织了几场盛大的演出。当李伯钊亲自登台，把自己在苏联学会的《红军舞》、《海军舞》等节目表演一番的时候，全场轰动。只听过山歌小调、只看过旧戏活报剧的苏区军民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国际艺术”。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恢复了革命歌咏和红色革命舞蹈。在革命队伍里，凡是有集体聚会就会有嘹亮的歌声，这种革命歌咏和红色舞蹈，是集体情绪的相互协调与感染，艺术指向是对美好社会的集体联想。而交际舞通常却是男女成对相伴而舞，其效果指向是个人生命空间的情绪调适。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了革命队伍里女将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50位女英雄，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而禁止的。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毛泽东后来风趣地回忆：
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但是我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每到新年，桥儿沟鲁艺都举办化装舞会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有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桶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下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这就更加别致了。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萧军夫人王德芬的窑洞酒吧还有饮料供应。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1940年的中秋节正好是星期天，女大学员孟于、白凌、严昭、葛瑜、莉莎五人，晚饭后换上她们最好的时装———缝有白布假领子的列宁服，勒紧腰带，没忘记把茶缸子挂在腰带上，悄悄地溜出了校门。她们沿着延河往东走，晚霞刚刚散尽，月亮已经爬上了东山，五位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这奇妙的美景感染了，情不自禁地一边走，一边高唱起来。
来到鲁艺，她们先进音乐系住的一排窑洞，那里有时乐、刘炽、陈紫等人在等着呢。听到音乐声远远地响起，他们匆匆地喝上几口水，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大操场上正在举行的月光舞会。皓月当空，热情的音乐系小伙子们轮流吹奏起美丽的乐曲，露天舞场上一对对青年男女翩翩起舞，沉浸在融融的月色里。《小放牛》、《春之声圆舞曲》、《友谊地久天长》……一支支乐曲，欢声笑语伴着动听的旋律，回荡在金秋岁月黄土高原上的山水之间。
“时间不早了，最后再跳三个舞。”领头的白凌趁乐曲间隙，赶紧提醒大家。
“怕什么，反正不耽误明天星期一早晨上课就是了。”舞曲又起，不知道是谁嚷了一句。说的也是，难得今晚这么好景致，干脆坚持到最后。舞会宣告结束，她们沿着原路走回到女大门口，天色已经放亮，她们索性来到延河边，掬起清凉的延河水，漱口洗脸。不多时，学校的起床号吹响了，她们悄悄地融入了新的一天生活。
延安舞会成就了马海德医生的爱情佳话
同样是在鲁艺舞场上，还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
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
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而深入舞场的男女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
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1943年元旦以后，男女老少都扭起了秧歌
经过整风审干，1943年元旦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偶尔还有的交际舞会，是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枣园中央小礼堂等最高权力机关，很小范围内的高层娱乐活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将本来在政治局高级干部之间开展的整风运动，转向到全党开展普遍性的整风运动。继红军女英雄们反对交际舞后，延安文人又在文章中提出对跳交际舞的批评。
丁玲不反对跳交际舞，但对于出现在延安舞场上的不平等现象却颇有微词：
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
后来，她自己承认这篇文章是确有所指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
审干抢救运动后，在中央机关偶尔还有交际舞会，尤其是招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1943年元旦，鲁艺组织宣传队学习改编并试演陕北秧歌剧获得好评，中宣部及时推广其经验。春节期间不仅鲁艺秧歌轮流到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演出，而且其他单位也都相继组织成立秧歌队，开展演出活动。
这样，延安城里军与民、上级与下级、演员与观众，不分老幼与男女，扭到秧歌的舞阵里来，成为感受集体情绪，体验革命力量的民间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