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的陷阱-倪金节

                                                           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的陷阱

                                                                         文/倪金节

当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长期积累起来的经济社会矛盾开始集中爆发。一个良好的税收制度，既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宽松的环境，也可调节收入差距和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还可以在维持财政稳定增长的同时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总体来说，我国建立了一套比较合理的税收制度，这套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一些税收制度的缺陷和不合理性也很明显。无论是增值税、营业税，还是资源税、房产税，都存在优化和改进的空间。

目前就有一个税种，虽然呼吁很久，改革也迫在眉睫，但始终未见动静，这就是个人所得税。无论是调起征点、调税率，还是改税制，在收入分配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今天，个税的改革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24日在一个论坛上就明确表示，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体制有很多缺陷。征收机制是通过工作单位在工资发放单位代缴的，并没有考虑每个人实际负担的人口，一部分人承担的个人所得税偏高。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则在央视《面对面》节目中也建议，个税应从过去的分向征收向综合征收转向，综合征收是指以一家人为单位计算征收。应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改变“分蛋糕”的方式，让居民吃到更多的“蛋糕”。

这种个税改革的呼声，有一个大背景，即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官方发布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9，全球不超过10个国家存在如此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而根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的最新研究成果，隐性收入占GDP近三分之一，实际基尼系数将可能远远高于0.49，真实贫富差距着实到了令人警惕的地步。

不合理的个税制度，或许会成为一个逆向调节器，加大这种差距。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是对纳税人的各项收入分类，分别征收、各个清缴。这样，客观上造成了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缴税较多，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阶层缴税较少的问题。同时，个税对所有纳税人实行“一刀切”，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是否过重、家庭支出是否过大的问题。

现实情况表明，2008年的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一些高收入者往往成为逃税大户。很明显，税制结构不合理是造成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原因之一。

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在初次分配改革中，偏向劳动收入是必要的。同时也需要从二次分配着手，而个税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转向以家庭征收个税，相比较于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更能立竿见影地让税收结构趋于合理。这亦是多从分类征收到综合征收的改革目标的必然之路。

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征收之所以迟迟未能出台，是因为有人认为条件不成熟。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安体富教授的研究，综合征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纳税人的永久税号；个人报酬完全货币化，杜绝实物分配和实物福利；建立联网制度，将税务的网络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企业、工商、海关等机构联网等。

在我们看来，若想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会存在以下困境：首先，怎样才能准确收集家庭总收入数据，这是确定税率对应的前提。面对数以亿计的家庭，企图通过诚实申报方式获得家庭总收入，基本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灰色收入家庭的真实收入，更是不可能如实申报。

再者，税前扣除额的确定十分困难。在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中国，家庭负担准确核定十分困难，尤其是在流动性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背景下，“家庭”的概念认定本身就存在问题。

最后，按家庭征收，代扣代缴随之退出舞台，比原先面对的程序更为复杂，远远超出目前税务部门的管理能力，个税征收成本只会更高。

这些难题的存在，关键在于信息系统不完善。在国家花大量钱财投入基础建设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才是更关键的基础设施。这个系统不建立，无论是社会数据的收集、诚信建设、社保体系的完善，还是对腐败的监管，都无从谈起。

当然，个税改革只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环，在整个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战略背景下，我们应该首先走好这一步。

为今之计，治本之策是加紧推进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国经济的内部需求长期难以启动，其根源在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难以实质启动，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不足以支撑起内需。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最为艰难的当数消费内需的可持续启动问题。扩大内需虽然已经成为这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然而，消费需求却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激发。在社保体系不够健全、居民收入没有实质性改善和两极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倾向并没有比10年前有多大的提高。

虽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已经在牵头制定“调节收入分配”的计划，广东省还出台了“工资倍增计划”，但是三四年过去了，至今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改革方案。不管如何，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心态必须摈弃，土地财政让与民争利的最好注脚。持续十多年的高房价、高地价，其本质是对普通民众、中产阶级等群体征收隐形税收。已经严重掣肘了消费内需的启动。

从根本上说，相较于税收结构改革、增加劳动收入，未来十年收入分配改革最为急迫的工作是社保体系的完善和定型。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大制度必须覆盖全民，使社会保障能够初步满足国民生活基本保障的需求。这是解除城乡居民纷繁复杂的后顾之忧，维护国民平等、自由与尊严权力的当然方向。否则，无论是收入倍增，还是工资翻番，都只能是杯水车薪之策。唯有如此，基尼系数才能到2020年前后，逐步回到0.4以下的水平。所以，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基尼系数目标值写进去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见于第一财经日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