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为何阻止女儿成为党员

2010-03-09   深圳新闻网

1949年在苏联，刘少奇与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

　　1928年，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化，我的父亲刘少奇和母亲何宝珍也要转移，只好把我寄养在汉口的一位工人家里，养父母迫于生活艰难，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直到1938年，党组织用几百块大洋把我赎回来。所以，我一直记住父亲对我说的两句话：“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买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受苦人办事。”1939年，父亲把我和哥哥允斌送到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9年父亲率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我才随父亲回到了祖国。

　　父亲总是嘱咐我：“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事实上确实如此，当时我对祖国的了解，还不如国内成长的中小学生。爸爸和光美妈妈把我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让我一边教学生俄语，一边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中文。爸爸对我要求很严，每当星期天回家时，爸爸都要关心地问我教学和学习的情况，还让光美妈妈给我一些书看。当时给我指定的必读书籍中，多数是毛主席的著作。爸爸说：“文字上可能念不下来，但是都应该看的，就拿它当课本吧。”还强调要我做笔记，写出读书心得，并告诉我：“你觉得写得好的送给我看看。”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我在父亲的督促和关怀下，比较认真地读了几本理论书籍，中文学习进步得也比较快。学校的老师都说我提高得很快，同时在其他方面的进步也很快。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我的学校在铁狮子胡同，乘有轨电车要绕天安门才能到中南海，路上用的时间比较长，有几次回家，我嫌费时费事，就给中南海汽车队打电话，请他们来接我一下。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他问我：“你知道这车是做什么用的？是为了工作。我坐车是工作需要。你为什么要车？你给车队打电话，人家就要出别的车，这是不是耽误别人的事？坐公共汽车和电车一样嘛。”我心里想，我要车也是同人家商量同意后才派来的，又不会影响别人。我有些不高兴地对父亲说： “电车站人太多了。”父亲听我说这样的话生气地说：“人家能够等，为什么你不可以等？你今后不能再要车了。”从此以后，我都是去挤公共汽车。

　　有一年冬天，父亲离开北京到外地开会一个多月，光美妈妈给了我一斤毛线，我织了一件毛衣，可是还没有毛裤呢。我又喜爱滑冰，很需要一条毛裤。于是我就悄悄地对父亲身边工作人员说：“给我买一身绒衣绒裤吧。”工作人员很快就买回来了，我穿上很高兴。父亲开会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就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要一身绒衣，不是有件毛衣了吗？接着很严肃地批评我，说我又犯了错误。他说：“你花的钱，不是我的，是人民的钱。你知道我并没有钱，连我花的钱都是人民的。自己有了的，就不要去买，尽量不去花人民的钱，现在人民还很穷。”我当时心里想不就是买一身绒衣吗，还值得发那么大的火？其实父亲批评得很对。因为那时正实行供给制，家中需要的都是国家按规定供给的。自己不应该随便买东西，花人民的钱。

　　还有一次，我在家听说怀仁堂举行京剧晚会，感到很新奇，小的时候没看过，在国外十年也没有看过，究竟京剧是个什么样子？又听说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登台演出。我大着胆子请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搞来一张票，高高兴兴地进了怀仁堂。可是父亲知道后，对我又是一顿批评。　　　父亲知道我有许多毛病，就特别关注我。每逢星期六、星期天回家总是把我说得不高兴，甚至有时把我说哭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身上的毛病还很多，要接受思想改造。”1951年我党员预备期满，人民大学系党支部要讨论我的转正问题。我想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会有什么问题。

　　父亲知道党支部要讨论我的转正，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我没有达到党员标准，不同意转正。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应严格要求。党支部大会上当我听到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资格时，我的头“嗡”的一声，这是我明白世界上的事情以来，心灵上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震惊。党支部把我父亲的意见转告了我，我那时的思想乱极了，心想：“对我太严格了，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我？”经过这一次思想上的巨大震动后，我认真地思索了一些问题，检查了自己的毛病，似乎也成熟了一些，各方面都有长进。父亲看到了女儿的这些进步也感到欣慰，有时也给我些鼓励。

父亲鼓励我下放到边疆

　　1958年，我当时在国家计委机关工作，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要求，国家计委进行了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动员。我回家把这个情况告诉爸爸。爸爸说：“你们那里动员了，好。社会主义建设要全盘考虑，边疆生活比较苦，那里缺干部，需要人。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思想好、身体好、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派下去，把边疆建设好。”爸爸问我：“你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要下去，爸爸这一问，我只好说：“我怎么考虑，我考虑下放挺好呗。”这时爸爸亮明了他的观点：“那么，你看你能不能下去？”爸爸是动真的了，我还真得好好考虑考虑，所以没有在爸爸面前立刻表态。　　　回到机关以后，看到许多同志纷纷报名，我也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坐不住了，我想别人能下去，我为什么不能下去？我报名了。回到家里，我把报名的情况告诉了爸爸。他亲切地对我说：“你下去，我支持。你嘛，就应该下去锻炼锻炼。过去你出去了几次，也跟我谈了很多，浮光掠影，实质性的问题了解得还少，现在下去也不过是换个机关——慢慢来吧。”

　　我听出爸爸的话，是对我这次下去能不能真正得到锻炼，能不能在实践中有较大进步，还是有不少担心的。不过，这倒更使我坚定信心，非下去不可。领导上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决定把我下放到内蒙古。7月，我告别了家人，到了内蒙古，分配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业处。单位给了我两间土坯房，一日三餐全家都在机关集体大食堂吃。我尽力把本职工作做好，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

　　1960 年7月，我参加了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调查组，到基层搞经济调查。我们逆黄河而上，穿过被称为“内蒙古粮仓”的河套平原，来到巴彦高勒，这个本来生产大米的地区，因为盐碱化的程度越来越厉害，庄稼长得特别差。从巴彦高勒到乌达(现在的乌海市)，这里煤的蕴藏量非常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设备简单落后，劳动条件十分差，工人生活也苦。我们调查的最后一站是吉兰泰盐场。那里没有铁路，只有一条简易路。这是一个天然盐场，有取之不尽的盐源，只是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一个多月的调查结束了，我只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问题要问，这时候，特别盼望能见到爸爸。恰好，这次调查结束后给了我们短期休假，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　　　爸爸见了我问：“在内蒙古生活怎么样？”我说：“很好。”爸爸又问起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情况。我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次河套之行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到的一切，把心里话全部掏出来了。我也非常希望爸爸也到内蒙古去看看，我说：“爸爸，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们内蒙古去看看。内蒙古是个好地方，但是现在还很穷。”父亲耐心专注地听完了我的话，似乎没有想到我还能讲出这样的话。他抿着嘴，点点头，眉心舒展，两眼闪亮，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邀请，而是说：“你呀，还是应该多到下面去看看，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啊！多动脑筋想想。”

　　在爸爸的支持下，允斌哥哥一家也由北京到内蒙古包头落了户。这使我再次体会到爸爸对我们兄弟姐妹们的严格要求和对边疆建设的重视。我牢记爸爸的教导，多次和同志们一起下去搞调查，接触社会面广了，对生活的认识也逐步提高了。我和大家一样继续在土坯房里住了二十来年，和大家一样在机关大食堂里吃玉米面、高粱面窝窝头、土豆烩大白菜。

　　1965年8月中旬，我到唐山参加化工部召开的小化肥会议。会议结束，归途路过北京。本不想回去，领导说：“到家门口了回去吧，汇报一下情况，在家多待几天。”我决定回去看看就走。平平妹妹在家，她两年没见我，高兴得什么似的，一个劲地说话。她突然问我：“姐姐入党了吗？”我没吭声。她缠住我问：“你说不说？我数一、二、三……”我说：“你不要跟爸爸讲。”说话间，到了午饭时间，父亲来了，哥哥也来了，弟弟妹妹都来了。这时平平高声喊：“姐姐入党啦！”爸爸关心地问我：“是吗？”我低声回答：“是。”爸爸又问：“是认真工作还是马马虎虎？”我肯定地回答：“是认真工作。”爸爸神色立刻显出高兴的样子，笑盈盈地说：“好啊，好啊！”吃饭也显得特别香，我看到爸爸这样高兴还是很少的。

　　不要以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靠沾我的光，提高不了你的觉悟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父亲被选为国家主席。湖南老家的一些本家和亲戚知道以后，认为当了国家主席，大权在握，就纷纷写信或者直接来到北京找我父亲要求解决工作问题、升学问题、生活困难问题等等。不给办或办得不周到，他们认为不合适，就发脾气，讲牢骚话，甚至骂娘。这无疑给父亲的工作带来许多麻烦，影响和分散了他的精力。

　　那年国庆节，正好是建国十周年，我父亲心情很好，他利用这个机会把来京找他的亲戚，过去爸爸身边工作的同志，来看望或要求帮助解决困难的人和我们家里的人都约到会议室，开了一个特别的家庭会议。当时我在内蒙古没能参加这个家庭会，是后来弟弟妹妹和爸爸身边工作人员讲给我听的。

　　我父亲进屋后，看大家都坐好，他举手向大家打了招呼，然后习惯地点上一支烟就开始讲了：

　　“今天趁这个机会开个会，在座的有我的亲戚，有过去在我这里工作过的同志，还有我的家人，我看就叫家庭会议吧。”然后父亲环顾了一下会议室，看了看在座的人说：“这个会议室是我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方，不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就是要处理一下这个矛盾。”

　　“矛盾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我当了国家主席，做了大官，权力很大，就想沾我点光，给点方便。但我却不这么认为。这就是矛盾，处理这种矛盾，我看无非是做点思想工作。”　　　刘振德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写到这次会议，他说会议一开始，少奇同志就开门见山地点出了会议的主题。然后他写道：“少奇同志列举了几种情况：‘有人给我写信说，不愿意在农村当农民，想进城当工人；有人当面向我提出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工作；有人想来北京上大学；还有人提出要把他的老人送到中南海来让我养起来。这些要求在你们看来很简单，似乎只要我说一句话，开个条子就解决了。但我偏偏不能说这个话，不能开这个条子，而且有人还受到了我的批评。总而言之，我使大家很失望，所以许多人不高兴、不满意、发牢骚，甚至有人还背地里骂我，说我不近人情……’”　　　　刘振德同志又写道：“少奇同志深深吸了一口烟，吐出的烟雾很浓。他继续说：‘现在解放了，在农村也好，在城市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马上消灭城乡差别现在还做不到。你们想请我这个国家主席帮忙，以改变自己目前的状况，甚至改变自己的前途。说实话，我要是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呀！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小家庭服务。我手中有点权也是真的，但这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能用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党处于执政的地位，权力很大，责任也很大。如果我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个人小家庭谋私利，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失掉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政权也会得而复失的。我们为什么能够打败国民党，我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国民党脱离了群众的大多数，他们腐化堕落了嘛！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重蹈覆辙。’”　　　“‘不要以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靠沾我的光，提高不了你的觉悟。我送给你一块表，也不能代表你的劳动，正因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更应该艰苦朴素谦虚谨慎，更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气。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吹牛。前几年，湖南老家有两个亲戚到我这里来了一趟，回去就吹牛。把我送他们的几十块钱路费，说成是因为他们报矿有功，我给的赏钱。这件事影响很不好，我去信严肃批评了他们。我欢迎你们经常给我写信或者到我这里来反映家乡的真实情况，但绝不允许借我的名义吹牛。我希望大家监督我，不要帮助我犯错误……’” 

　　刘振德同志讲述完我父亲的讲话后说： “少奇同志深入浅出、苦口婆心的讲话，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大家纷纷发言表态，有的说为自己的事给少奇同志添了麻烦，感到非常惭愧；有的说少奇同志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工作特别忙，我们不应该为一些家务事分散他的精力；有的说少奇同志是个严于律己、不徇私情的模范，我们应该向他学习；有的说我们只有做好本职工作，才配做少奇同志的亲戚，我们一定要为他争气。”

　　我父亲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亲戚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对我们的要求，那是更加严格了。

刘爱琴简历

　　刘少奇之女。1927年生于湖北武汉，当年交由一个工人家庭抚养。1938年到延安，次年赴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9年回国。1958年至198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计委工作。离休前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离休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