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是圣徒半是疯癫的武训 - 公论 - 笔公 - 和讯博客

半是圣徒半是疯癫的武训

文／笔公

题记

我理解人们加之于武训的毁誉，就如我认可他兼有的“圣徒”和“疯子”的特质。我更感兴趣于这“武训现象”的百年流变……

引子

汉有文翁化蜀，清有武七训学。前者是用“牧”的方式推行教化，后者则是采“乞”的途径兴办义学。前者是用文明的规则，后者则是用非文化的外观。前者是官方的运营，后者则是民间的苦作。

不同的眼睛看武训，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论。武训动机的高尚和行为的猥琐以强烈的反差作用于人们的眼睛与心灵，出现毁誉交加的现象是十分自然的。

盛产“圣人”的山东省，并不忌讳把这位疯疯癫癫、四处“跪求”的苦行者列入“圣人”的序列。更何况，三天昏睡后大彻大悟的文盲武七居然开始出口成章、且行且歌，他那极富“义学症”执着的“武氏行乞谣”带有鲜明的文化内涵、哲思义蕴、宗教况味、禅理机锋，加上他为兴义学“边乞边佣”、下层辛劳无所不作的“发愿”厉行，绝非寻常人等可为。武训如是说：“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 “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饭，修个义学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钱，修个义学不费难”、“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有人说，“忍”和“韧”构成了他行乞修义学的精神支柱。

可他为人行事的每一个细节，又不能不让人误以为是一个疯子。而从外观上看“忍”和“韧”本就无异于“走火入魔”。为了给他的义学梦积累资金，武训的行乞范围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河南，并做过各种各样的农活、杂耍、手艺：推磨、推碾、割麦、浇园、挑担、拉车、纺线、拿大顶、当马骑、吃蛇蝎、捻线头、轧棉花、做媒红、收租放贷、代买耕牛……只要能挣到钱他无所不为：“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所到之处，如痴如癫，手舞足蹈，念念有词。纵使后来见了县官、巡抚，仍然是一边唱着自己的行乞谣，一面不断地捻着线头。待积攒了足够置地、兴学的资金建起“崇贤义塾”后，他又长跪在门外恭迎他请来的乡绅师长，不肯入席就食随众分得的馍和大锅菜，他也舍不得吃而去换得几块砖来。对学校里不尽职的老师和不上进的学生，他又是一番跪求：“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如此行事，则与神经病、疯癫何异？

一、        三十八年以乞兴学的壮举

武训（１８３８～１８９６），原名武七，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今属冠县）人。梁启超传曰：“家贫，行乞度日，饮食必先奉母，人称孝乞……昼行乞，夜绩麻，得一钱，即储之，日惟以两钱市粗馒自养。”

因为不识字，武七多次被人毒打，被骗财，被讹掉工钱。后来给李廪生做工三年，不仅分文不得，反而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家门。无望之际，他在一破庙里昏睡三天。

就是这二十一岁时三天昏睡，濒死状态下再生了一个金刚之身的武七，“一下子明心见性，才华横溢”。大苦大悲的他经历了大起大伏、大爱大恨、大死大生的“高峰体验”后，他如在菩提树下不吃不喝苦思七天七夜的佛祖、一场大病后豁然开朗的洪秀全一样大彻大悟、“超凡入圣”，从此发大愿、忍大苦、立大志、承大运，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义学症”。“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就是兴义学这个来自“天启”的强烈信念，支撑了他后来三十八年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求道新生——新生的第一个标志是他把长辫子剃掉，净得京钱一吊，作为他兴办义学的第一桶金。

清咸丰九年（１８５９），武训开始了他以乞积兴学之资的历程。一年四季里，他风餐露宿，沿街乞讨。凡所得粗劣衣食自用自食，稍好衣物即售于人。行乞所得每至１０贯，即求乡绅代为经营生息。

行乞中，为哗众乞讨，他不惜出奇作怪。他只留一小撮头发，结成小辫，玩大顶、学蝎子爬、打车轮，给富人子弟做马骑。为引逗路人的兴趣，他吃蝎子、蛇、砖瓦、喝脏水等。他承担各种能够卖力得钱的营生。代畜磨面时，他边推磨边唱：“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在学马让人骑时他边爬边唱：“爬一遭，一吊钱，爬十遭，十吊钱，修个义学不费难。”在乞讨时，他唱道：“我要饭你行善，修个义学你看看。”

三十年如一日的苦作，逐渐地有了可观的积累。他开始典买田地，并收租放贷，以增广义学基金的规模。“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到四十九岁那年，武七已置田230亩，积银380余两。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七花银400两，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今冠县柳林镇武训小学）。当年招生约50余名，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光绪十六年（1890），武七与了证和尚合作，出资210两在馆陶县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七继续行乞积资，并得官绅资助，斥资300两在临清县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现临清实验小学）。

三所义学的成功兴办，实现了武七“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取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的理想。而他就是在临清御史巷义学落成的那一年，积劳成疾，卧于御史巷义塾屋檐下含笑而逝。《清史稿》记曰：“（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

一个奇丐的出殡之日成为堂邑、馆陶、临清三县的大丧。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时人有叹惋者言：“谁说人家没有孩子”？

二、        生前身后的巨大荣宠

襄助武七办学的乡绅杨树芳把武七事迹呈报给知县郭春煦，郭到义学视察，对武七崇仰不已，赠银十两，而后把他的事迹向山东巡抚呈报。山东巡抚张曜邀见武七，见他疯疯颠颠的样子，以为他害过什么重病，武说：“我不疯，我不病，一心只害义学症。”巡抚大为感动，助他二百两银子作为义学的基金，另外给他方便劝募的缘簿，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并赐武七名“训”以期教化人民一心向学。张曜奏请光绪皇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 后来，武训的事迹被收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朝廷还授以武训“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自此，犯了魔症的“义学症”武七有了钦赐的名号“义学正”，并有了奉旨劝募的身份，二十一岁时所发的大愿终于功得圆满。

后来的山东巡抚袁树勋闻知武训去世，即奏朝廷将其生平宣付国史馆立传，并入忠义祠。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1921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赠给武训“热心公益”的匾额。曾任山东教育厅长的何思源拨款重建了武训祠，并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民团指挥兼专员赵仁泉，在临清进德分会（今大众公园内）附近修建了一座武训纪念堂，冯玉祥将军为之撰写了《千古奇丐武训先生的生平》。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1932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和“武公纪念厅”。

梁启超专门撰写了《兴学节略》以记武训奇行：“（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卒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他“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陶行知先生的短诗《武训颂》对武训的一生做了概括：“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武训且行且歌的形象就是从陶先生的诗中发端：“武训先生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认清一件大事，就快快乐乐地歌唱着做下去，做到成功为止。”

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97周年诞辰纪念活动。诸多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

名人士与会。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人都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蒋介石说他“独行空前”，汪精卫说：“廉顽立懦”， 冯玉祥说：“特立独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张学良说他“行兼孔墨”，于右任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蔡元培说“武训先生提醒我们我国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杨虎城说：“风兴百代”。

民国间，武训的兴学事迹还被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仅仅冯玉祥一人就在四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直呼武训为“武圣人”。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冀鲁豫边区政府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纪念日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镇还创办了武训师范。

三、《武训传》引来“御批”

可以说，在毛泽东的御制“社论”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前，国人对武训的赞誉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武训言行上的怪戾难掩其志愿的高尚，这样一个“苦操奇行”的圣徒甚至荡涤着每一个百姓的心扉。而毛泽东基于阶级斗争哲学的言论一出，顿时起到了“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效果。对武训的评价一时来了个大逆转，谤毁之词雀起。

当知识界名流们对武训的褒扬性宣传达到一个极端高点时，由陶行知建议、孙瑜执导、赵丹主演、宋庆龄支持、郑君里等参与修改剧本的影片《武训传》自解放前开拍而于1950年底封镜、1951年初公演。虽然反响中充斥了相当的争议，但在总体上，一如孙瑜先生的回忆，“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据李庄回忆：“上下两集，几个小时，看得昏头胀脑。多数人感觉不是好影片，拉杂，松散，武训时不时下跪、磕头的奴才相惹人生厌，但是一时看不清社论阐发的那些严重问题。”

与其说敏锐不如说敏感的江青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片子可能存在问题的信息报告给毛泽东。主席调来《武训传》，和江青及几个工作人员单独观看了电影。放映期间毛泽东不停地抽烟，一遍放完后他没有起身，说：“再放一遍”。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章原由胡乔木撰写，毛泽东不满意，遂动笔全面改写。具有典型毛氏板砖风格的檄文一针见血地祭出：“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客观而论，从文章的深度、力度、角度、创新度等指标看，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的水平比之以往对武训的描述文字不知高出多少。与那些就武训说武训的文字相比，毛泽东基于政治信念而发的议论偏激而又深刻。如果只是进行学术讨论，毛论绝对当得一篇上乘之作。只是可惜，最高领导的发言迅速地成为一种基调，对武训的正面宣传从此叫停。

大概是为证明这一基调的正确，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调查组由周扬负责，主要成员由袁水拍、江青等十三人组成。这个调查组，以掘地三尺的功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深入堂邑、临清、馆陶等县、镇、区、村这些当年武训生活过的地方，访问了大量当地各阶层的民众，历时两个多月，完成了著名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更加偏激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周扬的附加说明耐人寻味，他说《武训传》的实质就是“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主席一锤定音，武训身败名裂。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被掘开，尸骨被焚烧，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一个被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奉为尊者的人，由此被共和国的掌门人一举推翻，一如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一样。

毛泽东逝世四年后，无锡人张经济投书《齐鲁学刊》，倡议为武训平反，他指出：“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后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也许他可能了解，他说的这些事实，毛泽东并不比他知道的少。而武训之所以被臭批，乃是隔山打死一片牛的高级权术——寻常人不懂，当然也不必去懂。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武训的故居、祠堂、纪念馆已经隆重地修复。每年的六月五日武训的忌讳辰，还是冠县武训小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参考文献：

余世存《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秦大路《百年风雨话武训》
口外羊《天下谁人知武训》

张曰凯《走近武训》

李庄《评武训传——一种政治批判的开端》

陶纯《怀想武训》

2007年4月26日开写

2007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