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当年辞职缘由

      粉碎江青集团以后，拨乱反正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头两年拨乱反正呈现徘徊的局面?这和华国锋的错误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

      面临的两种选择

      “四害不除，国无宁日”。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在北京，人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开怀畅饮，欢庆胜利。在上海，“彩灯辉映浦江月，红心飞越。两岸齐奏欢庆曲，鞭炮报捷。‘四人帮’砸裂，篡党阴谋扑灭。红旗猎猎，生产腾跃。一万声欢悦，磐石样团结。欢呼劲风扫落叶。”党内外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兴高采烈，渴望医治创伤，改变面貌。

      当时我们党面临10年内乱的严重恶果：百业俱废，冤案遍地，是非颠倒，问题成山。

      从经济上看，百业俱废。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1974—197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大约损失1000亿元。钢产量大幅度下降，1976年只产了2041万吨，低于1971年，倒退了五年，同正常速度相比，大约少生产钢2800万吨。一些地区，特别是云、贵、川、闽、浙、赣等省粮食产量急剧下降，有些由粜粮省变为籴粮省。

      由于工农业生产受到破坏，直接影响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国家财政连续三年出现赤字，1976年财政收入只有750亿元，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同正常增长速度相比，三年大约少收400亿元。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在“四人帮”庇护下，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田园荒芜，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据不完全统计，10年内乱使工农业生产总值损失5000多亿元，相当于全国40万个工交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

      从政治上看，冤案遍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仅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当时国家干部人数的17．5％；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省长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有一些干部虽未立案审查，但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仅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列举的受诬陷、迫害的就有729511人之多，迫害致死的达34800多人。总之，冤狱遍布全国，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从思想文化上看，是非颠倒，问题成山。林彪、“四人帮”鼓吹极“左”思潮，散布种种谬论，如“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大批“唯生产力”论等，造成思想严重混乱。这些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亟待澄清。在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下，造成文化专制，百花凋零，学校关闭，教育倒退，科学落后，文盲增多，极“左”思潮大泛滥。影响所及，内伤严重，党风党纪破坏严重，无形损失更大。“关系学盛行，走后门成风”，损害党的肌体，败坏社会风尚，所有这些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扭转过来。

      但是，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党的工作出现了徘徊前进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前进，是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几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清查了他们的帮派体系，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在这一基础上开始出现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

      (二)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

      (三)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

      (四)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

      另一方面，当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进一步深入下去的时候，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对“四人帮”赖以活动的条件“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这就不能不涉及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的伟大贡献，因而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并且今后仍将享有崇高的威望。

      对于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包括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在内，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勇气进行自我批评，是能否进行拨乱反正的关键问题。

      也就是说，历史已经把全面清理和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作出回答。

      这时，党和人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使全党全国的工作真正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是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致要求。另一种选择，就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就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和推行的“两个凡是”的方针。这是一种无视人民意志和背离历史潮流的错误方针。从这里产生了拨乱反正和反对拨乱反正的激烈斗争，因而出现了步履艰难、两年徘徊前进的局面。

      造成拨乱反正呈现徘徊前进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十年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我们党对于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成为拨乱反正的严重阻力。

      华国锋的错误

      华国锋是由毛泽东在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在1976年10月以后，在许多方面继续推行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的方针政策，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沿袭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由此产生了拨乱反正与反对拨乱反正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政治上，首先集中表现在对恢复邓小乎工作和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态度上。能否纠正这两个重大历史错误，是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党中央有没有决心彻底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引上正轨的严峻考验。

      刚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三天内，叶剑英便对华国锋提议，要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听了不吭声。接着，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李先念当即表示同意，说应该让邓小平尽快地工作。而华国锋仍一声不吭。

      为了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将他授意北京市委领导人吴德制造的假案，即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1977年1月，李冬民和十多个青年在北京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北京市委领导人却罗织罪名，将李冬民逮捕，搞了个伪证，把这一案件罗织成“抬邓、反华、保王洪文上台”的假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假案才得到平反)，并在会上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那时，华国锋还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要邓小平作检讨，承认错误，还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理所当然地被邓小平拒绝了。陈云、王震等老同志代表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愿望，不顾华国锋的阻挠，在会上郑重地提出恢复邓小平的领导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们强调指出，为了中国革命、我们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他们还说，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觉悟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这是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陈云、王震这些义正词严的发言竟遭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压制，不许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这样，拖了九个月，直到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其次，还表现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政策的态度。1977年8月，十一大召开以前，邓小平曾对华国锋授意起草的政治报告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将原稿中讲述党内走资派、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唯生产力论”、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等问题统统删去。但是，华国锋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在政治报告中继续沿用并加以系统发挥，照常宣扬。十一大代表中的不少老同志，对华国锋报告中的这些错误论点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华国锋在政治报告定稿时仍坚持他的这一套错误看法。

      此外,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典礼上的讲话、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的讲话中，在为庆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表的专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里，都表现得十分清楚，证明他是一直沿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的。

      再次，追查政治谣言。1977年1月20日，辽宁省委电告中央，在旅大市委、市革委前出现了一些大字标语，其中有的批了吴德、陈锡联、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也有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标语。还有两幅大标语，其内容一是“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二是“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这只不过是表达人民群众的一种愿望而已。辽宁省委报告中央办公厅：“对此大字报、大标语要加以覆盖，对写大字报的人要进行教育，当否，请中央批示。”

      华国锋看了这份请示电文批道：“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同年2月，经华国锋批准发了中央5号、6号文件，3月28日批转了国务院30号文件。文件规定，对写这样的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

      据统计，从1977年1月至4月，在上海、长春先后杀了王辛酉、史云峰等一类为真理而斗争的革命志士，全国共达44人之多，又制造了一批新的冤假错案。陈云说，这时的政治气氛是大有杀气。胡耀邦讲，这半年，叫做阴风习习，杀气腾腾。

      最后，表现为对待南海舰队重大事故的错误态度。1978年4月，海军南海舰队160号导弹驱逐舰在湛江港爆炸沉没，这是我人民海军建军以来发生的一起最严重的大事故。邓小平严肃地批评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苏振华麻木不仁，指示海军要切实进行整顿。苏振华对此极为不满，4月12日到华国锋处告状，谈了五个小时。身为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对苏振华的失职错误不仅不进行批评教育，反而毫无原则地袒护苏振华说：“不要怕，打不倒”，还对苏振华说：“我最近就要去朝鲜访问，访问回来以后，到大连检阅海军，对你们予以支持。”苏振华与华国锋商定，准备动用120艘军舰，80架飞机，在大连搞一次海军大检阅。苏振华把华国锋和他谈话的内容向海军党委常委作了汇报，当时海军的同志就提出，按照制度规定，这样重大的行动应向军委总参谋部报告，苏振华置之不理。

      后奉，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杨国宇将此事报告了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罗当即请示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在大连举行海军大检阅一事才被制止下来。事实上，那时苏振华已在旅顺集中了70多艘舰艇、20多架飞机。华国锋不和邓小平商量，不经军委常委、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不顾在国内外发生严重影响和政治后果，擅自决定要在大连搞海军大检阅，迎合苏振华的错误情绪，这是十分有害的。

      邓小平曾在中央会议上当面对华国锋说，这是一种较量。苏振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吹捧华国锋说：“我们要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来对待华主席，我们要像紧跟毛主席那样紧跟华主席。”他从上海调回北京工作时又说，他这次到中央来，是华主席要他回北京，帮助华主席掌握军队的。在海军里，苏振华依仗华国锋在一封群众来信上的批示：“振华同志与‘四人帮’斗争是积极坚定的”，便有所恃而不恐，在海军清查中搞扩大化，大整对他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少人就是因为对华国锋的批示的态度有问题而被办班、批判的。

      (二)在思想上，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要阻止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两个凡是”，在思想路线上，是林彪的“句句照办”和“四人帮”的“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继续，在政治上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华国锋是“两个凡是”的创始人，并且长期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6年10月26日，他听了中央宣传口的汇报后说：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这就是他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雏形。

      Ⅱ977年1月，华国锋授意写作班子写一篇社论，要求把对天安门事件、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去。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意思是说，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矛头是对着党中央的。要引导大家学文件，不谈这些问题。在起草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时，华国锋亲自召集起草人开过一次会议，很系统地讲了起草这篇讲话的想法。后来，他在会上的讲话稿，就是按照他的意见加以整理修饰而成的。

      2月3日，汪东兴说讲话要推迟，先发表社论，要写作班子把华国锋讲话稿中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段话，移到社论里去。这篇社论经汪东兴审定，报送华国锋批准。匆匆忙忙于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样，“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就公开抛出了。由此可见，不仅“两个凡是”的发明权属于华国锋，而且搞“两个凡是”的目的和用意也是他提出的，就是为了阻挠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阻挡邓小平出来工作。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等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他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1980年12月5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指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这同“四人帮”宣扬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从思想上来讲是一脉相承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1978年12月23日，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时说，提出“两个凡是”，是“从当时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运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仿佛他是真心实意地“坚决捍卫毛泽东的伟大旗帜”。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

      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华国锋时指出，现在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也是主张继承、捍卫毛泽东的旗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如何继承、如何捍卫。在这个问题上，国锋同志继承、捍卫的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而且做得过火。

      这就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要求不同，大家讲的是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过去正确的东西，特别是他提出的一整套正确的思想作风。而华国锋主要是继承、捍卫毛泽东晚期的错误思想、路线、政策、作风。胡耀邦深刻地指出，华国锋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明显地表现了华国锋对待毛泽东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众所周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如果华国锋真的是要“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当坚决支持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事实恰好相反。当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大党内外同志用实践去辨别“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是非，强烈要求用正确的思想路线去处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认真进行拨乱反正时，华国锋、汪东兴竟出来对这场讨论横加责难和压制。

      5月17日，汪东兴在一次会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他还提出了三句话，叫做：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华国锋还指示《红旗》杂志不要表态，并且找人谈话，向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打招呼，要他们不要表态，还批评了一些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在他的影响下，湖南在全国是最后表态的。他用各种办法，企图扼杀这场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事实表明，他们是搞实用主义，有利于他们的就“凡是”，不利的就不“凡是”。

      (三)在组织上，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小班底。

      华国锋拖延和阻挠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是很突出的。例如，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叛徒集团案”，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就已提出这是错案，应予平反。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又提出多次，华国锋就是顶着不办，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平反。

      华国锋长期依靠一个小班底发号施令，他主要靠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苏振华，还有李鑫、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和李鑫，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纪登奎和郭玉峰。这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飙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种方法。

      (四)在作风上，华国锋热衷于搞双重的个人崇拜，一是维护旧的个人崇拜，二是树立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

      他以毛泽东的“当然继承人”自居，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甚至在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出“少宣传个人”的决定以后，1980年6月还在继续搞对他的个人崇拜。

      他访问日本归来，从上海到江苏竟兴师动众，搞夹道欢迎、专场演出，把江苏全省一百多个县委书记集中到南京，既不研究工作，也不讲话，就是为了同他一起合影留念。他在南京街头出现，还要清道，禁止行人通行，弄得中小学生放学后不能回家吃饭，饿得哇哇叫，影响极坏。中央纪委认为，这是“明知故犯，阳奉阴违”。

      6月30日至7月4日，他到大连5天，不仅报纸天天套红大肆宣传，而且刊登大量照片、题字。5天之内，他题字7次、题词2次。关于照相，报道说：

      “华主席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只要服务人员、警卫人员一提出来，华主席总是有求必应，和大家一起欢快地拍下难忘的镜头。”

      在搞个人崇拜问题上，华国锋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是不制止，第二是不降温，第三是还有迷恋。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陆续收到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来信，建议在各种场合，凡是有华国锋同毛泽东的像片并列挂的，把华国锋的取下来。胡耀邦把原信转给华国锋，华只画圈，不表态。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似乎华国锋也讲过要少宣传个人的话，还以为他很谦虚，其实不然，少宣传个人是胡乔木提出来的。由于对华国锋个人的宣传太突出，胡乔木在大庆就看到许多地方钉了铜牌子，上面写着华国锋某年某月到此视察，到处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山里有华政委”。胡乔木感到太不像话，才向中央建议要少宣传个人。胡耀邦从爱护他的立场出发，劝他自己讲讲少宣传个人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讲了那么几句，但实际行动上并没有改正。三中全会提出“少宣传个人”后，中央党校学员王立本(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写信给华国锋，说红星养猪场把你用过的东西陈列出来，这不好，应当取下来。

      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华国锋在1979年1月16日回信，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们做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

      这表明华国锋没有制止对自己搞个人崇拜的决心和诚意。当时王立本是中央党校的学员，他在学习期间怎么“照此办理”呢?应该写一封信请中央转发照办。

      胡耀邦接到这封信以后，用了一番心思，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大讲一番，指出要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的。

      (五)在经济上，对1977年、1978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负有重要的责任。

      在经济上，华国锋不切实际地提出“大干快上”的口号，搞“特大跃进”。他把未经论证、平衡、反复研究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纲要草案，贸然提交]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要求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8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1980年要实现农业机械化；1985年粮食总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还要搞2000万吨化纤，盲目引进22个大项目。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指标大得吓人，根本办不到。”

      这种不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冒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进一步失调，使我们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他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鉴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确定以“调整”为关键贯彻八字方针。而华国锋对调整部署采取消极抵制态度，以致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未能改变。1979年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同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还不赞成集市贸易，不赞成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他授意《人民日报》搞了一个编者按语，批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

      总之，正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所指出的：“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同志一个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以上情况表明，华国锋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都不正确，集中到一点，就是全盘继承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错误，而又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没有接受批评的自觉性。例如，1980年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谈及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沉没事件，不承担责任，不作自我批评；不同意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上写上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工作中的失误；1981年元旦茶话会，拒不到会主持，有意暴露矛盾，给我国在国际上带来不良影响；等等。“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他已成为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严重阻力。

      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

      关于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是经过长期酝酿的。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之间，曾多次酝酿、交换意见，提出要把年富力强、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同志选拔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考虑成立中央书记处，在常委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同时，也多次商量过，要改变我们党领导体制中党政不分的状况，以便克服党不管党的现象，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工，首先从中央做起。

      这样，就议论到华国锋身兼数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过分集中不合适。常委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进行调整。这个问题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决定补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国锋辞去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

      经过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提议，解除了华国锋的总理兼职，决定改由赵紫阳接替：

      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恰中我们弊端的要害，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我们很多问题的毛病都是由此而来。邓小平在会上说：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志进一步提出，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不但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也不合适，当军委主席更不恰当，不能只解决他不任总理的兼职问题，因为领导我们这样一个大党，指挥几百万军队，他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

      部队中了解他的同志说，他只当过一个县大队的政委，指挥过千把人的队伍。而毛泽东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这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自然形成的。华国锋则不是，他既没有这种历史经验，也没有这样的才干和能力。

      接着，10月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要写上这一段。在讨论中，很自然地对华国锋在四年中的功过是非进行心平气和的、严肃的批评。这样，就有更多同志提出，中央要改变党和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

      在8月、10月两次讨论的基础上，11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和华国锋的功过。整个会议是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的。发言的同志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没有任何强加于人的气氛。然后，写成《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于Ⅱ980年12月5日一致举手通过(华国锋也举手赞成)。

      从上述过程可见，中央人事更动的缘由，首先是从检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研究过去的经验教训，探讨怎样进行改革而提出的积极建议，这完全是从党的原则出发的，是从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的。

      为什么要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呢?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在列举了华国锋四个方面的错误之后，进一步指出：“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简言之，就是错误严重，有负众望，他已经成为我们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障碍。因此，非变动他的领导职务不可。

      所谓错误严重，是指华国锋继续推行“左”倾错误的指导方针，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如前所述，概括起来，表现在五个方面：“在政治上，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和沿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套‘左’的东西；

      “在思想上，压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阻碍拨乱反正、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在组织上，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的工作，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不同意为刘少奇冤案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继续重用‘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少数人，搞小班底；

      “在作风上，一方面他继续维护对毛泽东旧的个人崇拜，同时又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

      “在经济上，他不切实际地提出‘大干快上’的口号，搞‘特大跃进’，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胡耀邦在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华国锋同志的问题主要不是能力不行、工作上某些失误的问题，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问题，而是把个人同党的关系，同人民的关系摆得不恰当、不正确的问题，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作用认识得很不正确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他背离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在干部方针问题上，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突出个人，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归根到底，是党性问题，这是要害问题。很明显，不能设想，一个党性不纯的人能够担任党中央第一把手，能够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因此，1980年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华国锋的辞职请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徘徊前进的历史，写上华国锋的历史功过，通过十一届六中全会民主选举改变他的领导职务，这是顺乎党心、军心、民心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虽然解除了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但仍选他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对他仍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留有余地的。

      但是，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上都没有认真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他长期以来不作认真的自我批评，直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仍然如此。

      同时，“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寄希望于华国锋，打华国锋的旗帜(如1980年11月8日发生的六十六军炮兵团事件，即其一例)。

      正如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所说：

      “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

      “所以，这种动态很值得注意。当然，……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但是，这种社会动态值得注意。

      “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因此，不能让华国锋继续留在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之中。根据十二大代表们的一致意见，选举他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具有高度的自信心，能够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通过正常的民主选举，来解决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人事更动。

      不仅如此，党中央还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坚决摒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错误的党内斗争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着眼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在处理上十分慎重。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提路线错误，不强迫检讨，不上挂下联，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这表明我们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正确处理达到了新的水平，真正做到了毛泽东所正确指出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事实表明，我们党不愧为坚强有力的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