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一揭凤凰卫视那些“左翼”评论家的面纱

揭一揭凤凰卫视那些“左翼”评论家的面纱

谢无愿

前些天拜读钱文军先生的佳作《被挟持的民族主义》，其中提到凤凰卫视的一些时事评论员，并对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下的“爱国”言论予以批判。这样的人如今海内海外多的是，对内地社会意识的影响不小。由于有些小小见闻与想法如骨鲠在喉，遂不怕拾钱先生牙慧，写了这么一篇。

这些年来，凤凰卫视在内地炙手可热，影响日广，不少节目为内地中产和知识界所乐见。尤其是与台湾有关的信息发布，在内地同业被严控的情况下，大小开了一个口子，颇受关注。此前还有网友甚至称该台为“民主教育的载体”。

此种情形自然有某些道理。凤凰卫视是能见容于国内当局的“海外媒体”，比之内地同业，它多了些现代性的光环，视野和信息尺度也宽些，也打打擦边球，算是有某些兼收并蓄的风范。社会文化类节目如“世纪大讲堂”、“锵锵三人行”及杨锦麟、王鲁湘的某些节目，尤其是几年前梁文道所主导的“网罗天下”，相当程度上称得上有血有肉；像梁及长期嘉宾许子东等少数人的言论，虽多不得不欲言又止，还算公允深到。在国内社会意识欲开犹闭、半明半暗之际，此类节目与言论颇有新人耳目之功，时世使然也。

虽然身为以公众趣味为依归的媒体，该台对内地社会的各种负面现象，也报道也批评，但整体上，特别就该台政论和时事节目所贯串和透现的主体价值观而论，则基本上仍紧随国内权力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其实际面目与中国式“左派”类同，所不同的是此类价值与观念多了一层“出口转内销”外贸货色彩，因而较为炫人耳目。当然，作为实际上的中资机构，且是落地国内、主要吃内地饭的媒体，大约也非如此不行，不足为怪。

问题在于，在颇能阔人眼界的同时，这种不失隐蔽的“保王主义”信息传达和价值取向所产生的文化导引功能，实际上经常使国内民众更容易落入某种意识形态毂中。像该台不少时政节目几乎无时无之的民族主义鼓吹，以及对这几年兴起的国家主义美学的极力吹捧等等，都是如此。这也是它为何与李敖、余秋雨这样的“大师”一拍即合的主要缘由。

在现今某主流意识形态大厦在民众面前完全坍塌的情况下，一些后者已干不来或一干就令人生厌的事情，很可能前者就替着干了。由此，不少时候它直接间接导致人们混淆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人们的精神焦点引向权力百般期望的混沌境界。此方面的无形后果实不可小觑。

所以钱先生称其为港版CCTV，正确之至。或许，这本来也就是一个当代围魏救赵之计，且是难得一见的成功范例。

如一直高居该台中文台收视榜首的“军情连连看”节目，就经常煽乎得好像美帝马上就要亡我华夏、台海之间非得“灭此朝食”，连该台一著名女主持人都说此节目实为忽悠。表面看去，电视媒体需要渲染，收视率也重要。但此节目之所以能长存，不像较为异端的“网罗天下”那样一夜之间莫名消失，显然因为深合朕意，挠的正是近年愈发猖獗的恶性民族主义的最痒处。

不过，挠痒挠得最直接、最落力的，还是该台的某些评论员。既然主要循圣意办事，自然也就有这样的评论家。

作为该台首席评论员的阮次山，堪称由批美国和西方、弘扬“中国价值”或“中国模式”起家。此人早些年常在香港信报时政版写文章，也都是此一类的调调儿，闻之腐气沉沉。本以为长居国外的人，在番邦生活总难免自有苦楚，对内地严峻现实又无起码的切肤之痛，当个吃黄油啃洋面包的中国式“左派”可以理解，如果大致表里如一，也算有点一以贯之的气概。倒没想到据钱文所披露，在一袭血红色“爱国牌”战袍遮盖之下，装得道貌岸然的此位老哥，裤裆上原来套着星条旗做的内裤------入了美国籍，曾宣誓“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

这正如香港当今的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作为港式“左派”主干政治团体民建联的前主席和著名“爱国者”，在1997来临之际大肆宣称爱国有理，反对移民，却被当地媒体揭发其妻儿恰在彼时悄悄投向太平洋彼岸。入籍就入籍，宣誓就宣誓，美国佬也不是不能批，这正常得很。不正常的是这样的人，居然还在公众面前日日高唱祖国颂，那不太有点恶心了吗！

还有吕宁思之流，作为所谓的评论员，不带偏见地说，其关于内政外交的言论几乎永远毫不足观，平庸得出奇，也“政治正确”得出奇，却动辄叫嚣对美国，中国“要准备打仗”等等，此等浅薄暴虐姿态，根本无益于这个社会，只能为同样浅薄的民族主义情绪张目。如以同样浅薄的眼光瞄之，此等人多少有点像占尽便宜、既无知又狂极傲极的另类“太X党”，只不过此党成员根本不屑在这类场合混罢了。

该台另一二位评论员，此前与笔者勉强称得上有一两面之交，如今也在那里登堂入室，镜头前说的大体也是与吕某类似的话，经常人云亦云，时而不知所云，但不少时候又足以混淆视听。老实说，不说他们的价值观或文化立场，也不说其对社会问题的把握深度，仅从其一般学养、格调而言，居然一跃而成“舆论精英”，实有些令人发噱。

此外有的或便是X部外派过河卒，虽然扭着腔调强装“海外评论”，但内中小小乾坤，一听即知。

至于“不在编”却时常在该台做节目亮相发飙的李大师，则与上述人等异中有同。隔三岔五难忍卖弄之痒的李敖，在一味泼妇般狂骂对他而言已无威胁的蒋家、大拍特拍伟光正之余，都把其早年因言获罪入国民党牢狱的那点历史，卖弄了上百万次了，将一件本来不失壮烈的事情，喋喋不休多年沿街叫卖，硬生生搞成彻头彻尾的卖烂疮。中国文人很少有此公突出的青皮气，这本也难得。李氏一路走红，除了一些真学问，更靠胆气和一张厚脸皮。如果说以前他对一个社会而言，还算得上是小小一剂药的话，如今基本上剩下的则只有副作用。

鲁迅曾说，老家绍兴地方戏中有一号角色，叫做“三丑”。此种丑角多是权贵亲随，其与一般丑角的不同之处，就是在插科打诨点头哈腰之余，有时又会背着主子装神弄鬼，对台下观众挤眉弄眼稍稍戳一下主子的脊梁骨，说些“你瞧这官儿多傻”，或“看看，这人多不要脸”之类。因为有了另类的包装和做作，大概这样的角色在观众眼中更有趣，也更成功，更易被喝彩。虽然他本质上依然奴颜婢骨，但如此犬儒之人，干起欺瞒的勾当应比一般奴才来得更狡黠，欺骗性更大，危害也更烈------这就是小骂大帮忙者之功力。

不过，钱先生给上述那些人统统戴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帽子，有一定道理，可又似不完全准确。斯症患者尽管糊涂至极，大概还有点傻乎乎的真情，依笔者看来，上述那些哥儿们多数不是这样。他们也属神州大地随处可见的精明人，只是些不大的文化掮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