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李百灵：乡村哲人杨伟名夫妻自杀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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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哲人杨伟名夫妻自杀始末 时间:2010-08-26 作者:李百灵
1968年5月7日早上，在陕西省户县县城北街的一条巷子里，传出了一阵悲苦的哭声，人们寻声来到一家门前，竟发现头天被批判的七一大队原文书杨伟名和他的妻子双双服毒自杀了。
杨伟名在户县是个有名的人物，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他曾在一封建议信中指出：
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越了一个历史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越”却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又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这个“自由竞争”本质上是代替了资本主义时期“自由竞争”，而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竞赛”。我们的国家要在原来“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尽快的建设成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这样一个“自由竞争”时期。我们目前坚持“按劳取酬”的原则。也正是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掀起一个“自由竞争”的高潮。
他曾在一封题为《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的建议信中，对当时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或40%，但也决不影响对其余70%或60%的领导作用。就像一个人的体重为100公斤，骨骼占30%或40%，但骨骼总是在支撑着其余70%或60%的肌肉，而肌肉尽管占的比重大，总是附着于骨骼而为骨骼所支撑，并且肌肉故虽需要骨骼的支撑，而骨骼倒更需要肌肉的保护。就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看，应该说：不是骨骼支撑能力的不足，倒是肌肉对骨骼的保护作用的不够。而所以至此者，实由于肌肉已十分瘠薄使然。“他提出：“我们应立即把计划经济的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地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尽可以放心,非计划经济范围的繁荣、壮大, 决不会泛滥到足以影响国营计划经济的领导作用。我们知道，孙悟空的一个跟斗可翻十万八千里，但却翻不出我佛的手掌。
计划经济应收缩的范围在哪儿呢?他指出:
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生活，其中一亿五千万非农业人口的生活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其余五亿农民的生活，由农村自己安排。
因之，他提出应开放“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并指出：
“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后，可以预见会发生投机、倒贩情事。但有些同志却只在这方面顾虑过多，其实这种事情的发生，也正像因为我们“抱小鸡”，才发生“老鹰抓鸡”的事。故尔，问题在于如何防范“老鹰”，决不因此就不“抱小鸡”了。就我看来，“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实“有百利而无一害！”或“利居其百，而害仅其一也！
诸如此类在当时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禁区，涉及政策性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还有许多。
就是他，和大队书记贾生才、大队长赵振离共三位共产党员在1962年向各级党委写出了著名的《当前形势怀感》的建议信，信中直言：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地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之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的再行分析了。
《当前形势怀感》在沉痛地指出当年困难的严重性后，在“忆‘撤退延安’”一节中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947年4月间，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形势的发展说明这一步骤是极其英明而果断的。当行将“主动撤离延安”的时候，有些同志思想搞不通，认为延安为党中央所在地，……一旦“撤守”，无论国际视听，人心士气都影响很大，必须尽全力保卫才好。当时果真按照这样观点去作，不但保卫不住延安，并将于“被动撤离”之后，欲自图收复，诚为难矣。
……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见以下各节。关于”关于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问题前曾写有专题。
三个共产党员在这封信中提出当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提出在当时是禁区的一种全新的“恢复单干”主张。
这封建议信曾得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赏识，将此建议信登载内部刊物上。后来被毛泽东主席看到，针对心中有“一叶知秋”的话语，指斥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毛泽东主席对这封信点名后，户县三名共产党员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他们又在社教运动中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遇到灭顶之灾。
1967年9月，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九大”。这次会议决定要给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叛徒集团”定性定案，中央文革要西安红卫兵组成调查团，将刘澜涛的叛徒问题落实清楚。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统一指挥部授命西安冶院学生刘景华等组成调查团，到西北局和长安县的细柳公社姜仁村（刘澜涛搞“四清”运动蹲点的地方开展工作，调查刘澜涛的“罪行”。刘景华接到任务后，就带着12名团员来到长安县细柳公社的姜仁村，这时，刘澜涛已被军管会拘押。为了配合这次工作，军管会把刘澜涛押到姜仁村，接受调查询问。
刘景华在翻看刘澜涛的材料时，大量的证据使他对刘澜涛的叛徒问题产生了怀疑。刘澜涛早年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和同学们闹学潮被抓了起来。地方上有一位绅士同情学生，就找到县长说情，县长居然听了这位绅士的话，把学生们放了。但在揭发材料里却说成是刘澜涛写了悔过书出卖了组织后才被释放的。被认为是重大叛变活动的一件事是有名的“六十一名叛徒事件”。
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北平西城区的草岚子胡同建起了一座监狱，叫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专门关押共产党人，企图运用“软化政策”促其“反省自新”。不久前在天津和北平被捕的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全部被押送到这座新建的“反省院”。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当时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甚至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谈判，也都在秘密进行。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里的这一批人，不少人是受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害。这批人的处境，在这个春天固然出现了新的转机，却也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如果华北沦陷，他们就会落入日寇之手；如果他们被转至南京，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甚至狱方为甩掉“包袱”，随时都有可能杀害他们。
北方局越来越为这批人的处境担忧。胡服还发现，在新的正在转好的形势下，许多方面都可以大干一场了，却找不到更多的干部。后来的“柯老”柯庆施向胡服建议，可让草岚子里的人履行监狱当局规定的手续出狱。胡服立即写了报告，陕北中央经过商议，很快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1936年6月，一封转述北方局指示的信经过秘密渠道送至狱中。信的大意是说，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各方面都很需要人。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主要是在敌人预备好的《启事》上按手印登报出狱)，争取早日出来。狱中党支部怀疑是狱方耍的花招，因而拒绝执行。过了不久，第二封信又来了，仍然是催促狱中人尽快履行手续出狱。狱中党支部设法向狱外打探虚实，加之又收到第三封信，狱中人这才完全相信是中央的决定，同意履行手续出狱。从1936年8月31日起，刘澜涛等61人分作9批在《华北日报》上登了“反共启事”，陆续走出草岚子。
61人的出狱，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61人是执行中央的决定，而不是执行刘少奇的决定。1943年，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他们被营救出狱的经过，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同时，还对他们在狱中的斗争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1936年61人出狱事件除了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党内许多人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借此事件整人的康生，都知道此事。
这件事情，文革中又成了整这批老干部、打击刘少奇的“罪状”。刘景华百思不得其解，就想和谁说说，把自己的心事一吐为快，可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刘景华陷入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困窘之中。
有一天，刘景华在翻阅材料时，发现刘澜涛还有纵容、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杨伟名猖狂向党进攻的“罪行”。区区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的一个农民，竟然敢向党进攻，这样的事竟然能得到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庇护，怎么可能？得好好看看杨伟名的文章。这一看，刘景华震惊了，尤其是那篇刊登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刊物《西北建设》上的《当前形势怀感--一叶知秋》。刘景华认为这篇文章本质地分析了当时农村的经济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其中分析之深刻、论理之透彻、结构之严谨、文笔之犀利，让人很难相信他出自一个农民之手，刘景华觉得好奇，决定去户县见见杨伟名。
经过和杨伟名交谈，倾诉，渐渐地，杨伟名感到这个青年不是一般的红卫兵，是一个不为运动左右、有独立思考的人，他俩逐渐了解、熟悉，开始无话不谈。
经过一夜畅谈后，刘景华回到了调查团驻地，沉浸在一种异样的激动之中，杨伟名的一席话，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共鸣。红卫兵大串联，领导干部被打倒，工厂停工，农民不生产，到处都在停产闹革命，这些都是“革命”的应有之义吗？。他深深地感到毛泽东主席和国家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他在一篇日记这样写道：
毛泽东同志为我国革命做出的巨大成就是全党、全国有目共睹的，他在我党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也是全党公认的，似乎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同志英明正确的领导，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将是很难设想的。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党内就逐渐形成了对毛泽东同志的偶像崇拜，似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绝对正确，秋毫无犯。这种特别优越的地位，造成了毛泽东同志的专横和自信。
刘景华把自己的观点写信给杨伟名，并且又来到户县，找到杨伟名，和他当面交流。杨伟名也曾到冶院刘的宿舍，两人就文革中的问题进行了彻夜的讨论。他俩一致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结果，1958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1958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就逐渐向“左”的方向发展了。到了现在就发展为一条“左”的政治路线。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到了给刘澜涛结案的时候了。刘景华公开表示刘澜涛的叛徒材料不够充分，不能定为叛徒。专案组的其他成员大吃一惊：怎么能这样讲，这不是替反动派翻案吗？最后，专案组综合大部分人的意见对他的提议不予采纳，对刘澜涛仍以叛徒定案上报，同时警告他要好好考虑自己的立场问题。
当刘景华到渭南进行社会调查时，他的宿舍被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统一指挥部查抄，他的一些书信、日记全被搜了出来，上面的言论被视为重要证据，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罪名是用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陕西省公安厅军管会迅即介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他认为自己没有错，觉得真理在胸，正义在手，便理直气壮地回到学校，一踏进学校的大门，造反的人们就将他抓起来进行批斗，然后送交公安机关。
刘景华日记、信件中许多地方涉及到杨伟名，而杨伟名给刘景华的信也将他推下深渊。此后，冶院的红卫兵又到了户县，对杨伟名进行残酷批斗，他们说刘景华和杨伟名组织了刘杨反革命集团，罚杨伟名下跪，打他嘴巴、耳光。杨伟名受不了这种侮辱，5月6日深夜，他和妻子刘淑贞洗净了身子，换上了新衣，饮下了剧毒农药，睡在炕上，盖上被子，双双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杨伟名谢世半年后，户县的城关镇七一大队革命委员会在一些人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成立报告这样说：
忆往昔，斗争激烈，战火弥漫。翻开七一大队的斗争史册，回忆我们激烈斗争的艰苦历程，页页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步步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指引了航道。十六年来七一大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始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伟名之流窃踞把持了大队党政财文大权，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他们结党营私，贪污盗窃，招降纳叛，打击和迫害贫下中农。多少人卖儿卖女，多少人沿门讨饭？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多少人满腔怒火，多少人英勇反抗？多少贫下中农“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1962年他们竟敢狗胆包天，上书中央，配合帝、修、反和国内牛鬼蛇神抛出了一株臭名昭著的大毒草《当前形势怀感》，同中国赫鲁晓夫一唱一和，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怀感》的批判“此件是反动的、纲领性的修正主义观点”，“为什么一叶只能知秋，我看一叶可以知春”的公布，彻底宣判了这一小撮走资派阴谋的破产，贫下中农无不欢欣鼓舞，斗志昂扬。但是在党内一小撮大叛徒陆定一、刘澜涛、戴云、王世俊和旧县委何（勤如）、曹（文青）、张（克仁）之流的包庇袒护下，最高指示以党内机密被一压再压，批斗不能群众性的广泛深入进行。面对着强压，贫下中农手挚宝书，无所畏惧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发表，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激励我们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板报上呼出了第一支震惊鬼蜮的“造反歌”，支持了第一次威名全县的8.14造反，炮轰杨伟名之流，炮轰旧县委，炮轰西北局的战斗打响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说什么：你们造谁的反？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杨伟名之流依然不能深入批斗。1966年8月和12月，《十六条》和《农村文化大革命草案》相继发表，一切阴谋诡计都被粉碎了。七一大队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迎着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刚一诞生，就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随着红卫兵“万山红遍”的出现，一场势如破竹、排山倒海的人民战争打响了，旧制度被打的人仰马翻，革命的怒涛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
从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伟名之流，到破获刘、杨反革命案件，从支持8.14造反到9.3、9.4冒险保护我们亲人解放军和革命小将，从参与一中、八中向公安局进行绝食斗争到攻克公检法之顽固不化的反动营垒，从参加批斗一小撮兵团到挖出中国赫鲁晓夫在我县的代理人何、曹、张之流，从粉碎阶级敌人的种种造谣诬蔑到获得革命生产双胜利，从三结合生产班子的建立到革命委员会的诞生。那一夜不是通宵达旦，那一幕不是惊心动魄？七一大队的造反的人们战士、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在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浴血战斗中，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写出了灿烂的历史。……
这些和杨伟名朝夕相处、同样也难说不是善良的人们，他们用愚昧、野蛮来对待自己家乡难得的的才子、哲人，对他进行近乎仇恨的诅咒和唾骂。噙着血泪的杨伟名英灵，带着溅在他身上的唾沫，带着痛苦与屈辱，带着对真理的执着，永远离开了这片生他养他、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
11年后，1979年6月19日，在县委书记苏耀先的关切和过问下，长眠地下的杨伟名终于等来了户县县委组织部为他平反昭雪的通知：
1979年4月27日，户县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对杨伟名同志予以平反昭雪，并发给埋葬费，适当解决生活补助费，由城关公社主持召开群众大会予以宣布。
这虽是一个带有尾巴，并不彻底的平反，但总算给了杨伟名一个清白。
岁在戊子（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被誉为“改革开放先声”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先生逝世40周年。戌子清明（4月4日），户县文化界新老领导，县作协、县文体广电局创研室及杨新民一家一行二十余人，携时花鲜果，来到杨伟名先生墓前，缅怀先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的艰苦探索，特别是对“三农”问题的理论贡献，诸君如不嫌絮烦，现将当日户县文化局创研室主任耿朝晖所做祭词作一赏析。
词曰：
南山苍苍 涝水汤汤 先生之德 山高水长
追忆往昔 “五风”滋长 民怨沸腾 瓜菜代粮
先生著文 力主松绑 放开手脚 气和神爽
自由贸易 可补春荒 分田到户 粮丰有望
烦琐一套 弃之何妨 过退辩证 初期漫长
双程轨道 合民衷肠 其心至忠 其言甚良
其方恰妥 其文堪赏 一叶知秋 闪烁光芒
告慰先生 君可安详 和谐社会 惠风和畅
农税全免 喜气洋洋 种粮直补 保价入仓
务菜植果 自己主张 顺应市场 百业兴旺
乡风文明 民主显彰 多予少取 反哺村乡
中国特色 旗帜高扬 科学发展 道路顺畅
万众一心 共奔小康 先生贡献 学界共仰
三秦名人 君列其榜 我辈慕君 哲者思想
我辈敬君 民本至上 我辈学君 秉炬而亮
持笔勤勉 绘我画乡 孜孜不倦 兴我家邦
先生之灵 不朽且芳 先生安寝 呜呼尚飨
1968年5月7日早上，在陕西省户县县城北街的一条巷子里，传出了一阵悲苦的哭声，人们寻声来到一家门前，竟发现头天被批判的七一大队原文书杨伟名和他的妻子双双服毒自杀了。
杨伟名在户县是个有名的人物，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他曾在一封建议信中指出：
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越了一个历史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越”却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又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这个“自由竞争”本质上是代替了资本主义时期“自由竞争”，而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竞赛”。我们的国家要在原来“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尽快的建设成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这样一个“自由竞争”时期。我们目前坚持“按劳取酬”的原则。也正是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掀起一个“自由竞争”的高潮。
他曾在一封题为《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的建议信中，对当时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或40%，但也决不影响对其余70%或60%的领导作用。就像一个人的体重为100公斤，骨骼占30%或40%，但骨骼总是在支撑着其余70%或60%的肌肉，而肌肉尽管占的比重大，总是附着于骨骼而为骨骼所支撑，并且肌肉故虽需要骨骼的支撑，而骨骼倒更需要肌肉的保护。就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看，应该说：不是骨骼支撑能力的不足，倒是肌肉对骨骼的保护作用的不够。而所以至此者，实由于肌肉已十分瘠薄使然。“他提出：“我们应立即把计划经济的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地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尽可以放心,非计划经济范围的繁荣、壮大, 决不会泛滥到足以影响国营计划经济的领导作用。我们知道，孙悟空的一个跟斗可翻十万八千里，但却翻不出我佛的手掌。
计划经济应收缩的范围在哪儿呢?他指出:
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生活，其中一亿五千万非农业人口的生活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其余五亿农民的生活，由农村自己安排。
因之，他提出应开放“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并指出：
“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后，可以预见会发生投机、倒贩情事。但有些同志却只在这方面顾虑过多，其实这种事情的发生，也正像因为我们“抱小鸡”，才发生“老鹰抓鸡”的事。故尔，问题在于如何防范“老鹰”，决不因此就不“抱小鸡”了。就我看来，“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实“有百利而无一害！”或“利居其百，而害仅其一也！
诸如此类在当时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禁区，涉及政策性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还有许多。
就是他，和大队书记贾生才、大队长赵振离共三位共产党员在1962年向各级党委写出了著名的《当前形势怀感》的建议信，信中直言：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地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之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的再行分析了。
《当前形势怀感》在沉痛地指出当年困难的严重性后，在“忆‘撤退延安’”一节中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947年4月间，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形势的发展说明这一步骤是极其英明而果断的。当行将“主动撤离延安”的时候，有些同志思想搞不通，认为延安为党中央所在地，……一旦“撤守”，无论国际视听，人心士气都影响很大，必须尽全力保卫才好。当时果真按照这样观点去作，不但保卫不住延安，并将于“被动撤离”之后，欲自图收复，诚为难矣。
……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见以下各节。关于”关于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问题前曾写有专题。
三个共产党员在这封信中提出当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提出在当时是禁区的一种全新的“恢复单干”主张。
这封建议信曾得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赏识，将此建议信登载内部刊物上。后来被毛泽东主席看到，针对心中有“一叶知秋”的话语，指斥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毛泽东主席对这封信点名后，户县三名共产党员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他们又在社教运动中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遇到灭顶之灾。
1967年9月，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九大”。这次会议决定要给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叛徒集团”定性定案，中央文革要西安红卫兵组成调查团，将刘澜涛的叛徒问题落实清楚。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统一指挥部授命西安冶院学生刘景华等组成调查团，到西北局和长安县的细柳公社姜仁村（刘澜涛搞“四清”运动蹲点的地方开展工作，调查刘澜涛的“罪行”。刘景华接到任务后，就带着12名团员来到长安县细柳公社的姜仁村，这时，刘澜涛已被军管会拘押。为了配合这次工作，军管会把刘澜涛押到姜仁村，接受调查询问。
刘景华在翻看刘澜涛的材料时，大量的证据使他对刘澜涛的叛徒问题产生了怀疑。刘澜涛早年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和同学们闹学潮被抓了起来。地方上有一位绅士同情学生，就找到县长说情，县长居然听了这位绅士的话，把学生们放了。但在揭发材料里却说成是刘澜涛写了悔过书出卖了组织后才被释放的。被认为是重大叛变活动的一件事是有名的“六十一名叛徒事件”。
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北平西城区的草岚子胡同建起了一座监狱，叫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专门关押共产党人，企图运用“软化政策”促其“反省自新”。不久前在天津和北平被捕的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全部被押送到这座新建的“反省院”。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当时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甚至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谈判，也都在秘密进行。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里的这一批人，不少人是受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害。这批人的处境，在这个春天固然出现了新的转机，却也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如果华北沦陷，他们就会落入日寇之手；如果他们被转至南京，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甚至狱方为甩掉“包袱”，随时都有可能杀害他们。
北方局越来越为这批人的处境担忧。胡服还发现，在新的正在转好的形势下，许多方面都可以大干一场了，却找不到更多的干部。后来的“柯老”柯庆施向胡服建议，可让草岚子里的人履行监狱当局规定的手续出狱。胡服立即写了报告，陕北中央经过商议，很快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1936年6月，一封转述北方局指示的信经过秘密渠道送至狱中。信的大意是说，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各方面都很需要人。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主要是在敌人预备好的《启事》上按手印登报出狱)，争取早日出来。狱中党支部怀疑是狱方耍的花招，因而拒绝执行。过了不久，第二封信又来了，仍然是催促狱中人尽快履行手续出狱。狱中党支部设法向狱外打探虚实，加之又收到第三封信，狱中人这才完全相信是中央的决定，同意履行手续出狱。从1936年8月31日起，刘澜涛等61人分作9批在《华北日报》上登了“反共启事”，陆续走出草岚子。
61人的出狱，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61人是执行中央的决定，而不是执行刘少奇的决定。1943年，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他们被营救出狱的经过，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同时，还对他们在狱中的斗争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1936年61人出狱事件除了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党内许多人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借此事件整人的康生，都知道此事。
这件事情，文革中又成了整这批老干部、打击刘少奇的“罪状”。刘景华百思不得其解，就想和谁说说，把自己的心事一吐为快，可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刘景华陷入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困窘之中。
有一天，刘景华在翻阅材料时，发现刘澜涛还有纵容、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杨伟名猖狂向党进攻的“罪行”。区区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的一个农民，竟然敢向党进攻，这样的事竟然能得到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庇护，怎么可能？得好好看看杨伟名的文章。这一看，刘景华震惊了，尤其是那篇刊登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刊物《西北建设》上的《当前形势怀感--一叶知秋》。刘景华认为这篇文章本质地分析了当时农村的经济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其中分析之深刻、论理之透彻、结构之严谨、文笔之犀利，让人很难相信他出自一个农民之手，刘景华觉得好奇，决定去户县见见杨伟名。
经过和杨伟名交谈，倾诉，渐渐地，杨伟名感到这个青年不是一般的红卫兵，是一个不为运动左右、有独立思考的人，他俩逐渐了解、熟悉，开始无话不谈。
经过一夜畅谈后，刘景华回到了调查团驻地，沉浸在一种异样的激动之中，杨伟名的一席话，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共鸣。红卫兵大串联，领导干部被打倒，工厂停工，农民不生产，到处都在停产闹革命，这些都是“革命”的应有之义吗？。他深深地感到毛泽东主席和国家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他在一篇日记这样写道：
毛泽东同志为我国革命做出的巨大成就是全党、全国有目共睹的，他在我党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也是全党公认的，似乎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同志英明正确的领导，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将是很难设想的。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党内就逐渐形成了对毛泽东同志的偶像崇拜，似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绝对正确，秋毫无犯。这种特别优越的地位，造成了毛泽东同志的专横和自信。
刘景华把自己的观点写信给杨伟名，并且又来到户县，找到杨伟名，和他当面交流。杨伟名也曾到冶院刘的宿舍，两人就文革中的问题进行了彻夜的讨论。他俩一致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结果，1958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1958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就逐渐向“左”的方向发展了。到了现在就发展为一条“左”的政治路线。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到了给刘澜涛结案的时候了。刘景华公开表示刘澜涛的叛徒材料不够充分，不能定为叛徒。专案组的其他成员大吃一惊：怎么能这样讲，这不是替反动派翻案吗？最后，专案组综合大部分人的意见对他的提议不予采纳，对刘澜涛仍以叛徒定案上报，同时警告他要好好考虑自己的立场问题。
当刘景华到渭南进行社会调查时，他的宿舍被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统一指挥部查抄，他的一些书信、日记全被搜了出来，上面的言论被视为重要证据，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罪名是用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陕西省公安厅军管会迅即介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他认为自己没有错，觉得真理在胸，正义在手，便理直气壮地回到学校，一踏进学校的大门，造反的人们就将他抓起来进行批斗，然后送交公安机关。
刘景华日记、信件中许多地方涉及到杨伟名，而杨伟名给刘景华的信也将他推下深渊。此后，冶院的红卫兵又到了户县，对杨伟名进行残酷批斗，他们说刘景华和杨伟名组织了刘杨反革命集团，罚杨伟名下跪，打他嘴巴、耳光。杨伟名受不了这种侮辱，5月6日深夜，他和妻子刘淑贞洗净了身子，换上了新衣，饮下了剧毒农药，睡在炕上，盖上被子，双双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杨伟名谢世半年后，户县的城关镇七一大队革命委员会在一些人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成立报告这样说：
忆往昔，斗争激烈，战火弥漫。翻开七一大队的斗争史册，回忆我们激烈斗争的艰苦历程，页页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步步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指引了航道。十六年来七一大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始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伟名之流窃踞把持了大队党政财文大权，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他们结党营私，贪污盗窃，招降纳叛，打击和迫害贫下中农。多少人卖儿卖女，多少人沿门讨饭？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多少人满腔怒火，多少人英勇反抗？多少贫下中农“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1962年他们竟敢狗胆包天，上书中央，配合帝、修、反和国内牛鬼蛇神抛出了一株臭名昭著的大毒草《当前形势怀感》，同中国赫鲁晓夫一唱一和，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怀感》的批判“此件是反动的、纲领性的修正主义观点”，“为什么一叶只能知秋，我看一叶可以知春”的公布，彻底宣判了这一小撮走资派阴谋的破产，贫下中农无不欢欣鼓舞，斗志昂扬。但是在党内一小撮大叛徒陆定一、刘澜涛、戴云、王世俊和旧县委何（勤如）、曹（文青）、张（克仁）之流的包庇袒护下，最高指示以党内机密被一压再压，批斗不能群众性的广泛深入进行。面对着强压，贫下中农手挚宝书，无所畏惧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发表，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激励我们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板报上呼出了第一支震惊鬼蜮的“造反歌”，支持了第一次威名全县的8.14造反，炮轰杨伟名之流，炮轰旧县委，炮轰西北局的战斗打响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说什么：你们造谁的反？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杨伟名之流依然不能深入批斗。1966年8月和12月，《十六条》和《农村文化大革命草案》相继发表，一切阴谋诡计都被粉碎了。七一大队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迎着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刚一诞生，就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随着红卫兵“万山红遍”的出现，一场势如破竹、排山倒海的人民战争打响了，旧制度被打的人仰马翻，革命的怒涛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
从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伟名之流，到破获刘、杨反革命案件，从支持8.14造反到9.3、9.4冒险保护我们亲人解放军和革命小将，从参与一中、八中向公安局进行绝食斗争到攻克公检法之顽固不化的反动营垒，从参加批斗一小撮兵团到挖出中国赫鲁晓夫在我县的代理人何、曹、张之流，从粉碎阶级敌人的种种造谣诬蔑到获得革命生产双胜利，从三结合生产班子的建立到革命委员会的诞生。那一夜不是通宵达旦，那一幕不是惊心动魄？七一大队的造反的人们战士、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在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浴血战斗中，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写出了灿烂的历史。……
这些和杨伟名朝夕相处、同样也难说不是善良的人们，他们用愚昧、野蛮来对待自己家乡难得的的才子、哲人，对他进行近乎仇恨的诅咒和唾骂。噙着血泪的杨伟名英灵，带着溅在他身上的唾沫，带着痛苦与屈辱，带着对真理的执着，永远离开了这片生他养他、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
11年后，1979年6月19日，在县委书记苏耀先的关切和过问下，长眠地下的杨伟名终于等来了户县县委组织部为他平反昭雪的通知：
1979年4月27日，户县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对杨伟名同志予以平反昭雪，并发给埋葬费，适当解决生活补助费，由城关公社主持召开群众大会予以宣布。
这虽是一个带有尾巴，并不彻底的平反，但总算给了杨伟名一个清白。
岁在戊子（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被誉为“改革开放先声”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先生逝世40周年。戌子清明（4月4日），户县文化界新老领导，县作协、县文体广电局创研室及杨新民一家一行二十余人，携时花鲜果，来到杨伟名先生墓前，缅怀先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的艰苦探索，特别是对“三农”问题的理论贡献，诸君如不嫌絮烦，现将当日户县文化局创研室主任耿朝晖所做祭词作一赏析。
词曰：
南山苍苍 涝水汤汤 先生之德 山高水长
追忆往昔 “五风”滋长 民怨沸腾 瓜菜代粮
先生著文 力主松绑 放开手脚 气和神爽
自由贸易 可补春荒 分田到户 粮丰有望
烦琐一套 弃之何妨 过退辩证 初期漫长
双程轨道 合民衷肠 其心至忠 其言甚良
其方恰妥 其文堪赏 一叶知秋 闪烁光芒
告慰先生 君可安详 和谐社会 惠风和畅
农税全免 喜气洋洋 种粮直补 保价入仓
务菜植果 自己主张 顺应市场 百业兴旺
乡风文明 民主显彰 多予少取 反哺村乡
中国特色 旗帜高扬 科学发展 道路顺畅
万众一心 共奔小康 先生贡献 学界共仰
三秦名人 君列其榜 我辈慕君 哲者思想
我辈敬君 民本至上 我辈学君 秉炬而亮
持笔勤勉 绘我画乡 孜孜不倦 兴我家邦
先生之灵 不朽且芳 先生安寝 呜呼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