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要文化实力，文化实力则要自由创新

中国崛起要文化实力，文化实力则要自由创新

2009-12-15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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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张汉音先生提出，中国崛起需要无形文化实力。世人所说的文化大致涉及三类内容：精神文化，过程性文化（生活方式，运作制度等），结果性文化（文学、艺术、食品、器物、建筑和一切其它类型的人造之物）。文化软实力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包括知识类，如语言、对世界和各类事物的认知、认知类哲学、科学理论、方法论、各类技术、管理学等；以及信仰、价值、规范和素质类，如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进取价值、伦理价值、法律体系、人格观念、民族性、企业文化等等。过程性文化和结果性文化取决于精神文化，无形文化实力指的是精神文化所具有的的决定性力量。

精神文化会对行为取向、行动智慧和驱动力产生深刻影响。它的作用如同基因：任何个人、群体和国家的最终成就都不可能超出其“文化基因”所规定的界限，他们的地位和存亡兴衰，全部可以在文化基因之中找到深层的答案。

如果说西方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崛起与强大，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渐次升级，取决于自由市场塑造出来的发展空间和竞争秩序衍生出来的巨大驱动力，那么这些有利因素的形成，其先决条件则是这些国家在精神文化方面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西方国家的人民从神权观念和对神的依赖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认识到了人的价值与能力，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二、启蒙运动使他们认识和掌握了能够用来发展并表现自我价值与能力的理性思辨方法，一种与想象、假设、实验和调整相联系的方法；三、西方国家的各界精英体悟到了全面利用人与理性思辨能量的重要性，并且把这种体悟转化成了大规模的实践能力与对实践结果的追求。

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是释放这三大文化能量的直接结果，而其它几项有利因素的形成，既是理性思辨的建构物，又是保障个人释放能量的有效制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之后获得的优势无形文化实力决定了西方在近、现代的强大。与此相反，中国在晚清以及其后大约一个世纪之内不断遭受列强的剥夺与凌辱，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此前的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封闭、停滞的状态，而陷入了大大落后的危境之中，而国人却不能自知、自拔。

基于无形文化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可以合理地认为：究竟中国能否变成世界第一流强国，而且是主张和平和反对以强凌弱的第一流强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中国能否打造出能量不低于美国、而道德视野却高于美国的无形文化实力。

打造这样的文化实力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要在中国现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现有文化的核心精华始创于《周易》。《周易》的《系辞》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亦刚亦柔，刚柔互济，是天的运作之道。了解天之道，并且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制约人的行与止，那就是人类社会的运作之道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周易》认为“刚”的主要体现之一应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要像天体一样，运行刚健，自强不息）”；“柔”的主要体现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要像大地一样，能够以承载万物生长的姿态，造福于大众）”。换言之，按照《周易》的教导，中华民族和她的子孙们要拥有大志（用天与地的运行原则确立人的行为标准）、大勇（自强不息）、大德（厚德载物）和大慧（刚、柔兼具，因势而为）。如是，《周易》便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画出了基本的蓝图轮廓。

老子和儒家文化的缔造者依据各自强调的重点，进一步充实和延伸了周易的核心内涵。他们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之中，包括儒家的“格物致知”、“仁政”、“制天命”、“民为重，社稷为轻”和“中庸论”，以及老子的“生成论”、“法自然”观和“弱者道之用”（借弱用柔而进之）的策略主张。圣贤明示的伟大哲理智慧，华人世代承传的民族性（其核心是崇尚勤劳、智慧、坚韧、不屈、爱国、正义、慈悲、忠孝和因势制宜，以及偏好和谐、重视教育与知识），再加上中华儿女在长期应对大自然以及外敌、内乱等严峻挑战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实力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确保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存续和发展，使她即便经历了西方列强的百年蹂躏，依然能够爬起身来，再度前进。

值得指出的是，胡、温所制定的一部分行之有效的国际、国内政策，除了涉及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提法以外，在原则上其实与《周易》、《老子》和儒家学说彰显的一部分行动指导原则相当一致，尤其是关于法自然、刚柔并济、因势制宜、以民为本以及重和、重德的基本原则。

不过，为了雄立于当今世界的民族之林，中国需要更强大的综合性无形文化实力。 为此，中国首先需要针对本民族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周易》、《老子》和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高层次思想精华，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升级。其次，需要摒弃民族文化之中的各种糟粕，此外还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以及其它文化之中的精华，尤其是有利于发展中国整体实力的阳刚性精华，强化“刚”的现代化内涵。

2007年中国“两会”期间，曾经有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继承、弘扬法”。如同其它稍微关注中国文化领域的人一样，这些代表也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新一代吃着麦当劳，读着哈利波特长大，不知道自己国家历史上还有李白、杜甫、花木兰，甚至有大学生不知道《周易》、《老子》和《孙子兵法》。代表们要用立法来扭转这种现象，他们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现状的担忧不言而喻。

但通常，形式的东西（例如文物）可以用法律来保护，但是文化精神的东西，任何法律也保护不了。中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遭破坏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没有了文化精神，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意在保护物质和和非物质文化的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文化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精神文化的复兴不是复古，打造文化实力并非要复活历史。无论是为了借古讽今还是为了弘扬传统，复活历史只是传统的很小一部分。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人担忧文化的衰落，但只知道形式，忽视了精神。可以设想，即使中国人今天改穿长衫马褂，留小辫子，大家都来唱京剧，也不见得能够复兴中国文化。没有创造性，传统文化很难得到衍生。传统文化要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盛行日剧。这些年又被韩流所冲击。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日剧和韩流包含着什么高深的艺术水平，而是因为中国观众从中看到和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子，引出了共鸣。这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合，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结合。人们对传统文化衰落的担忧，本身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甚至很大程度上的失败。30年来，中国的文化领域也向西方学，并且在学的同时不断表现出文化走出去的欲望。但结果正面积极的东西没有学来，负面消极的东西拼命进来了。很多人认为现在一些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文化中不健康的东西严重腐蚀着许多国民；这种论断不公正。为什么西方好的东西学不来，色情、暴力等则蜂拥而至，学得有过之而不及呢？原因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国没少向外学，但学的只是形式，而非精神。学西方，是做给西方人看的。可问题是西方人所喜欢的，国人不见得喜欢。文化产品不反映民族文化，没法引出国人的共鸣。

中国的文化人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国外获奖，但在国外获奖，却在国内没有很大的市场。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的，是时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没有时代性的文化，就很难要普罗大众接受和吸收；没有民族性的文化，就不会成为世界性。曾有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批评中国文学是垃圾文学，原因在于中国的作家不是在写中国的东西，在写民族的东西。这个批评应当是确切的。光有国际市场的捧场，是不够的。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崛起的重要性。光有经济的发展，光有高楼大厦，没有以文化为主要载体的软力量的崛起，一个国家是不能真正崛起的。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要大张旗鼓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倡和鼓励文化走出去。

然而，没有内部的文化崛起，中国文化是走不出去的。近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办得轰轰烈烈，但只是局限于语言教育。况且不论政府主导的东西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只是一种语言的推广，那么中国的文化实力也仍然是微弱不堪的，因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普通话说得一流的国人，本身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那么要求学了；饿几个汉字的外国人来弘扬中国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打造文化实力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政府；中外都如此。各级政府修建一些大型建筑是复兴不了中国文化的。留给今天中国人文化遗产的、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所有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并不是任何一个政府所能够培养出来的。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见科学家钱学森时，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这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领域，也适用于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没有任何经验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的“大师”。这些年，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投入并不少，但显然并没有产生大的哲学家，大的艺术家和大的作家。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师。尽管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但还是产生不了大师，这是应当加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中国现存文化管理体制。曾经听一位官员说，他们（文化官僚）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的方法，说是只要把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管理好，文化领域就太平无事了。的确，从历史上看，一切所能找到的“负面”形容词都可以套用到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身上，如非理性、狂热、疯人、蛊惑人心、颓废等等。但是，如果把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管理死了，就不会有文化复兴。正是在这些领域，存在着文化复兴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如果没有了文化直觉和文化本能，无论如何都无法产生出大师。从经验层面看，西方文化的进步同新类型的哲学家、新类型的艺术家和新类型的文学家相关联的。新的哲学、艺术和文学既是时代的写照，也推动着时代的进步。

新文化的崛起是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的毁灭性的再创造。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化再创造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漫长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西方的文化也融合了世界的文化，甚至是中国的文化，例如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的世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而中国庞大的文化官僚体制，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控制。

提出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要任何规制文化活动的体制，而是要从现在随意主观的政治控制转型成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规制。在政治控制状态下，文化官僚的目的就是寻找他们所定义和规定为“敏感的”和“不正确的”东西。一旦出现一些新的思潮和文化形式，就马上作过分政治化的解读。一旦政治化，便把文化创造扼杀在本能和直觉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文化界和官僚当局之间存有很大的矛盾，这也就是文化界存在着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状态的政治根源。要建立文化规制，就需要在官僚体制和文化领域建立边界。文化领域应当有属于自己本身的自治空间。文化领域进行自治，就可以鼓励文化领域内的竞争和自我约束。专业精神才会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只有有了专业精神，创新才会成为可能。只有当文化活动超过了这个边界，国家规制才可以介入。

政府规制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文化创造和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而言，没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大变革，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打造中国的文化实力，也就成为空谈。

自由是产生创意和真知的根本性条件，要在纯学术与纯艺术领域设立不受政府干预、不受学阀压制的自由空间，鼓励自由展现创意，保障完全自由的交流、评论与竞争。此外，中国还需要逐渐做到全体国民、至少是绝大多数国民都能在品味、举止、语言、审美、诚信、自尊和尊重他人方面达到不低于发达国家所注重的受尊重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