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后的相逢与回忆

国庆节前，接到一位曾是龙江机械厂工友的电话，说是龙江厂当年在南宁招收的学徒们要搞聚会，问我是否参加。

这个电话勾起了我早已沉没人生烟尘中的往事。

44年前，我在南宁被招进龙江机械厂当学徒，这是一个当时正在筹建的“小三线”军工企业，厂方将我们编成培训队由南宁冶金矿山机械厂代培技术，象这样的培训队在南宁只有一个，但在柳州、桂林还有好几个。

在所有的龙江机械厂职工中，我大概是最特殊的一员：最晚进队，因为我是作为弥补辞退人员而招的，大概比别人晚了个把月；最早离队，不到八个月就成为最早回厂作生产准备的几名学徒之一；最早离厂，回厂二个多月后被调往柳州机械厂。

那特殊的经历使我与龙江厂的工友们接触既不多也不深，44年后再相见，能认识的有几人？又有几人能知晓我？但经认真考虑，44年的缘分我不应忽视。

相聚与相知

聚会5号在南宁的南湖公园举行，通知时间是8点半到9点。那天我赶了个大早，不到8点就在指定的聚会点候着了，但直到临近9点才有人稀稀拉拉的走来了，看来是我太激动了。

聚会是淡然的，因为我认识的人没几个，在稍打招呼后，就静静地站在一旁感受其他人相会时的快乐！

聚会是动情的，因为我晚进早出的经历，有很多人知晓，在对上号后就主动打招呼让我感到亲切温馨！

这就是我对那次聚会的最初感受。

因为没有周密有效的组织，两三个小时就在自由式的原地互聊中度过，这使认识人不多且不善交往的我很无奈。

从静静地观察中、从大家的热聊中，我看到了这些曾经的工友们的辛酸与无奈：坎坷磨难，境遇不同，结果相似。都经历过调动、解聘、内退、退休的大动荡，都已经花白了头发。大多数的退休金都不高，从穿着上就不难看出，他们的生活并不很富裕。

当初，南冶培训队有96名学徒，来聚会的只有50来人，余下的人中有十几个离我们而去，有一个师弟失去意识的瘫痪在床已经四年，还有不少人会是因为处境窘迫而不想来，这是我从实践中的经验估计。身处聚会的人群中，想起离去的和没能来的那些人，我无限感概地想，与他们相比，我们已经是幸运儿了，我们应该知足，再有什么不是，那就试着想想阿Q精神吧。

就是这次淡然而又动情的聚会，猛然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之窗。

同学陪我进龙江

当年我进龙江厂是被逼的，在那之前我曾发誓不是铁路单位坚决不干。因为父亲从民国初年进入铁路，没有文化的他从一名干苦力的养路工成长为技术过硬，工人拥戴的领工员，为铁路辛苦卖命了一辈子，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在铁路接着干？要知道，那时子弟顶班的制度又开始恢复了啊。

1963年底，我在铁路建筑工程队当了一名合同工、一名片石工班的合同工。虽然这工作成天和石头、混凝土打交道，很辛苦劳累，但我没有怨言，更没有害怕、退缩，仅几个月时间就从一个打下手的普工成为一名二级技工，站在了一些四、五级技工都担当不了的技术难度大、要求高的砌墙角的位置，因此单位正在为我申报三级工的待遇。所以，当父亲单位的劳资部门来通知我去龙江厂应聘时，任其磨破嘴皮，我就是不理睬。为此，父母很是着急，对我数次劝说、责骂，说我应该找一份稳定的不那么辛苦的工作，说我死脑筋不开窍，只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但我就是不为所动。

后来，还是在跟我一起打工的小学同学蒋建强的分析、劝说下，我松口了。他说：“第一，叫你去龙江厂应试，是你父亲单位的意见，说明他们对你很重视，这是很少有人遇到的事。第二，你父母就你一个儿子，他们不想你过动荡不定的打工生活，想要你安定下来，你不能让你父母再为你担忧。第三，我知道你为人内向，难以适应新的环境，那我陪你一起去，如果可能，我和你一起进龙江厂工作。” 其实，我也明白我的执拗是不理性的，因为在三年困难时期因患浮肿病导致眼睛近视，这是致命所在，铁路系统是不会为我开绿灯的，我的执拗是情感左右了我的思想。

经龙江厂的应试体检，我的视力仍达不到要求，大概是看到我们的共青团员的身份吧，尽管只是补录几人，但我和我的同学都被录取了。

蒋建强个头矮小、其貌不扬，但却是一个好人，是很能理性处理问题的人，我们小学同班，初中时我在柳州他在南宁，初中毕业后又一起在铁路建筑工程队打工，这次又陪我一起进了南冶培训队，一起第一批回到建设中的龙江厂，但两个多月后，我们还是分离了，再后来是永别了。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很深，有着不同一般的情谊，在我离开龙江厂时，他将他哥送给他的一套精装《毛泽东全集》题上字送给我，还要求我为他织一双袜子，一双留做纪念的袜子。我拆了两对纱手套，用建筑工地上的竹片削了四根织针，赶了两天，在离开龙江厂前将袜子送给了他，这使他的高兴溢于言表。

至今，他送的毛泽东全集还被我珍藏着，而他却在我离开龙江几年后死于脑膜炎，这成为我心中一个永久的痛。

遭受意外伤害

在南冶培训队，我被分配干工具磨工，另外还各有一名平面磨工和外圆磨工，由于人少，我们和铣工混编为一个组，就叫铣磨组，我担任组长，我们这组人总共十来个人，年龄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却“人才济济、各行其是”，很不好管，这为我后来受到伤害埋下了诱因。

组内有两名高中毕业生，年龄比我们大几岁，因为年龄和文化的优势，自然看不起我们，总爱显摆自己，很牛。其中一位常在我们面前讲什么黑格尔哲学，令我们感到头痛，很烦，因为我们根本不懂他那一套，也不知他自己是否真的懂；另一位更牛，与大家的关系搞不好，甚至看不起自己的师傅，师徒关系很紧张，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我们对他进行了批评帮助，因为我是组长，这个头当然由我出。这个会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他高傲的劲头依然。

民主生活会过后没几天，冶矿厂职工食堂到市里采购大米需人随车搬运，培训队领导将这个任务派给了铣磨组和钳工组的男生。

接到任务后，我们回到生活区等待。

因为等的无聊，有人提议两组之间打一场蓝球，这得到大家的响应。由于铣磨组的人少，要铣工组支援才能构成一方阵营，我再不想参加也被逼上了场。

这场蓝球并不是比赛，用不着激烈竞争，大家都感到惬意而轻快。谁知才不大一会意外就发生了，当对方队员持球攻到我方蓝下时，我自然而然地上去拦截，谁知那个挨过批评的人却抢先跳起，下落时用肘关节猛力地撞向我的鼻梁，一阵剧烈地疼痛使我倒在地上晕了过去，这一变故吓呆了所有在场的人。

还好钳工组的莫高佬较为清醒，赶来将我捂住鼻梁的手拉开，接着惊呼道：“他的鼻梁塌了。” 随即又拉起我往厂卫生室跑。在那里，医师们也惊了，他们没办法处理这么严重的伤情。乘他们议论的间隙，我忍痛朝镜子一看，不禁“破涕而笑”，因为整个鼻梁的塌陷，脸上只看到鼻头那点“肉球”，滑稽之极。

莫高佬却是比我着急，拉着我奔出卫生室，借了部单车搭上我朝3、4公里外的地区医院急踩而去。

在地区医院外科，值班医生的话才让我感到事情不妙，开始着急起来。医生说：“他伤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这里有经验的医生都下乡去了，没人能动手术。象他这个样，即使动了手术也会在鼻梁上留下疤痕。”我还未出声，莫高佬即果断地说：“既然这样，我们赶紧走，到医学院去看。”拉着我直奔去医学院的公交车。

在广西医学院外科诊室里，一位老医生正给一帮实习学生作现场教学，他大概是医学院的教授。

老教授回头看到我们，立即热情地迎了上来，安顿我坐下来并稍事检查了伤情，将那帮学生召集到跟前，并随手拿了一个教学用的骷髅头比划着说：“这个伤者的情况是比较严重，但并不难处理……。”边说边叫助手往我的鼻孔中滴注麻药。

不一会，麻药产生作用，老教授了拿起一把细长的摄子，先往摄子上裹一层薄薄的棉纱，再往棉纱上涂一层凡士林，然后先后插入我的鼻孔直达鼻梁顶端，直接地、小心翼翼地以杠杆原理将鼻梁左右两侧塌陷了的软骨慢慢往上撬，直到他认为差不多了为止。由于麻药的作用，我并未感到疼痛，但那股酸胀的感觉却使鼻涕眼泪如水流淌，很快就将胸前的围布湿透了。做完手术后，老教授对我说：“看来只能恢复到这种程度了，以后可不能再碰了，可要特别小心了。”接着，老教授又回头对那些学生说：“这种情况多是运动中的冲突造成的，以后你们也可能会遇到，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的是镇定，特别是在边远贫困、医疗条件不好的地方，依照我的方法进行处理是最简便有效的，千祈不能乱动刀子，那是不负责任的作法，会给伤者造成终身遗憾的。你们看，我这样处置是否简单、得当。”在学生们眼中我看到的全是无比钦佩的眼光。

随后，老教授拿起一张废X光胶片，对着我的鼻子大约估了一下，剪下一个近似三角形，用手直向从中折了折，轻轻地扣在我的鼻梁上，然后再用一块胶布固定好，对学生们说：“看到了吗，这就是简单实用的固定方法了。”我对着镜子一看，随即诙谐地用白话说：“啊，我这不成了舞台上的白鼻哥了吗！”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老教授说：“啊！小伙子不错，还能开玩笑呢。你怕当小丑，我有办法改变你的白鼻子。”边说边往一个小托盘上倒了些红汞水，再用蒸馏水稀释后往白胶布上涂，白鼻子瞬间变成了红鼻子，这一下使在场的人更乐了，我紧张的心情也随之松驰下来。

这次变故发生在春节前几天，好在恢复得快，没让家里人知道。

直至现在，我对莫高佬仍心存感激之情，如果没有他的热情和果断，我至少会在脸上留下一道疤痕，那就破相了。

其实，我之所以说那人对我是有意采取的报复行为，是因为他在伤我以后，自始至终没有向我道一声歉，更没有问候过一次，体现了他的冷酷、冷血。

被隐瞒了真相的调动

龙江机械厂是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特殊年代的产物，被称为“小三线军工企业”，负责生产半自动步枪，与制造子弹的人民机械厂和生产工模具的东江机械厂同时筹备建立，都被安插在河池地区的金城江周边的群山之中，而龙江厂所在位置最远、最山，一条修建不久的公路坎坷崎岖的穿行于群山之间，最后深入一个狭窄的川谷之中。

1966年6月，我在南宁冶矿厂接受技术培训近八个月时，龙江厂决定从各地培训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回厂，做全面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被挑中的是表现较为优秀学员，人数不多，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那时的金城江还只是广西的一个山区小镇，人口不多，民风淳朴，此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在这个山区小镇中还感受不到那种气氛，更何况处于群山环绕之中的龙江机械厂，非常平静。

到厂时，我们看到厂房建设还在进行，一些工程刚开始开挖墙脚基础，施工队伍的简易工棚散落在山谷中的空地上，野草萋萋、山风呼呼，好似才开始苏醒的荒芜之地。

我们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没有宿舍，就住在刚建成的车间里，显得空落落的，有点苍凉的味道；没有蔬菜，用以佐餐的多是咸菜、黄豆、萝卜干，常感饥饿难耐；没有厕所，就在露天的简易茅坑上方便，或是到山边树丛中去解决；生活供水、洗浴系统还未完成，傍晚时得跑到几公里外的河水中洗澡；业余生活十分枯燥，高兴时只能就近爬上山去看奇花、摘野果、逗鸟雀，赶猴子。

我们的工作也是十分艰巨的，既要在车间建起的同时跟进做好设备就位的准备，还要在设备到来时协助安装调试，更要根据今后生产的要求准备好相关的工装夹具。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固定的场所，何时需要就何时出现，那里需要就在那里干，甚至要穿过小镇到另一方向的人民机械厂去借用设备，那时的那种辛苦、那种艰苦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然而，我们真的是斗志昂扬，既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因为我们都是血气方刚、意味相投的年轻人，都是经受传统政治教育的、革命觉悟极高的群体，我们都做好了扎根山区，为军工事业发展奋斗终生的准备。

但是，理想和命运往往背道而驰，并不由人的意志所掌握，命运的捉弄会让你留下终身难忘的痛。

回厂两个多月，我们慢慢的适应了新的生活，龙江厂也逐步走上正规，大批在各地受训的人员即将回来，我们都憧憬着将来。

由于我的各项表现都令同事认同、领导满意，幸运之神似乎就要关顾我了。

当时，我是工具车间团支部组织委员，乘生产准备工作告一段落的空闲时间，我运用在铁路建筑工程队学到的技术带领团员青年自己动手修建厕所，这是龙江厂第一个蹲冲水式厕所，这意味着以后不用到处躲藏着方便了。就在厕所即将完工时，车间指导员通知我做好准备，准备到重庆兵工厂接受深度培训，我以为天大的机遇降临而有些欣喜若狂了。

谁知，两天后得到却是一纸调往柳州机械厂的通知，按指导员的说法是厂里当时没有考虑培训锻工，必须从柳州机械厂调，对方的意见是以人对换，而厂里的考虑对换人选是我和另一位钳工学徒，因为在第一批返厂人员中，我是表现优秀的团员，而那位师兄是表现优秀的青年。对这项决定，指导员原话是：“这是革命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我们需要以优秀的人与对方交换。”

既然如此，服从需要呗。我没有深思也没有多想，只是舍不得朝夕相处两个多月，已经感情深厚的工友们。

离别是难受的、伤感的，那两天大家都沉浸在依依不舍的氛围中，最要好的几个朋友还掉了眼泪。尽管我觉得我将从最精细的磨工变为最粗重的锻工，又将面临新的考验和锻炼，但我深信组织决定的正确，并为能担当加强两厂关系的重任而骄傲，在与团支部的委员、组长们跑老远的去镇里照了张合影，然后毅然地踏上新的征尘。

文革结束后，我从对我历经三年的、旷日持久的入党政审中感觉到，那次调动时指导员对我的说教只是一个善意的、美好的谎言。我之所以离开龙江厂，是因我父亲在当时被怀疑为国民党员，我成了政治上的另类人物，当然不能在这么重要的军工单位存在了（后来也知道与和同时调动的师兄是因为他母亲被怀疑为地主的小老婆）。好在我们两人的表现优秀，组织上为保护我们才乘“交换”的时机对我们作了特殊的安排，因为在我们走后有一些人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被送回原籍而失去工作，相比之下我俩已是非常幸运的人了。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再以后，我又深一步了解到，当时对我父亲的怀疑源于住我家对门的一个女人的检举，而且是一张巴掌大的纸片，这张纸片竟然也成为“历史文物”永存在我的档案之中了。好在党组织在旷日持久的调查中有了公正结论，虽然晚了三年，但我终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不枉我苦苦追求的一片痴情了。回头想来，这种事情也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才有发生，就那么一张纸片就几乎断送了我的前程，几乎使我对社会感到绝望。当再后来了解到那女人之所以“检举”我父亲，是因为与我母亲为两家孩子的事吵了一架而记恨。实际上，那个女人才是真正的另类，她原是地主的小老婆，与后来的老公、当时的国民党军官私奔出来的。按当时的说法，她应是双料的另类。

关于当年我调动真正原因的猜想，20年后被我当时的团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证实了。

1985年，我当时的车间团部书记想方设法调回柳州的一个运输企业，之后他特地来厂里找了我。我们在聊了过去，叙了现在后，他诚恳地说：“当时你的调动并不是指导员所说的原因，而是因你父亲的政治问题，作为团支部书记我是知道的。虽然我们是好朋友，很钦佩你的为人，但我真的不能告诉你，对不起了。”对此，我十分坦然地说：“这是特定时期的特殊错误，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必在意。”因为我经受住了考验，已经是中共党员，而且是柳机经营部的党支部书记了。

相隔一年，已是龙江厂党委书记的我原来的车间主任，一位从四川援边过来的老资格的军工企业干部，乘来柳州开会的时机也到柳机找到我，跟说了同样的事情，他对我的离去仍然心存遗憾，老觉得有些对不起，他说他始终认为我是比较优秀的，应有发展前途的，他一直看好我。当他知道我已是柳机一个分厂的党支部书记时，他释然了，高兴而满意地离去了。

我与这位老领导在龙江厂相识、相处才两个多月，我感觉到他心地善良、和蔼可亲，钦佩他的技术和才干，我们没有深入地交往、沟通过，但没想到的是20多年他还能记住我、关心我，鼓励我。几年后他因病去世，我得到消息时已过了很久，以至未能在当时前去吊唁，这成为我心中的遗憾。

龙江厂的十个多月，在人生的历史长河中只是星光的瞬间闪现，但我却经历了人生最为动荡、最为震憾的冲击，这段经历使我初识了人性的真善丑恶，初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我曾有过悲伤，也有过怨恨，如果没有那三年经济困难、没有那不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许我的机缘会不一般，我的人生历史会另写。但我最终还是释然于怀了，因为那段经历是一种磨炼、是一种锻炼、是一种成长的过程，使我在以后几十年里能做到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处理一切事物，这是一种受益。

                                         2009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