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感谢捐款人的几种有效方式——华网文盟

张伯苓感谢捐款人的几种有效方式
[2008-7-2 21:15:46]
作者：李永军
张伯苓一生为南开教育募款超过千万，先后开办了中学、大学、女中、小学、重庆南开中学。其募捐艺术内涵丰富,其中有一项是合理、有效、得体地回报捐款人。此外,他还灵活、恰当地运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来感谢捐款人,由此带动其他人相继捐款。因此几十年来他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捐款,使南开教育发展到从小学到大学,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张对捐款人的感谢是建立在尊重事实,绝不是毫无原则地胡乱吹捧,更无媚态的基础之上的。有时他对捐款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是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和安排，让捐款人感到恰当得体、惬意,堪称天合之作。
合理使用捐款
合理、高效地使用捐款也是一种有效的回报捐款人的好方法。天津富商章瑞亭曾多次向南开捐款,1934年其子章玉荪、章绍廷秉承父志,向南开中学捐款10万元建一座礼堂。经过精打细算,建成后的礼堂高大明亮,可容学生2000多人,有双层斜倾式看台,舞台一侧还有化妆室,整个礼堂富丽堂皇。落成典礼时,成为天津文化界一大盛事,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公报》称之为当时的“中国第一话剧舞台”,所费不过6万元。与此同时,天津英租界的耀华中学也建造了一座相同的礼堂,却花了60万。这是因为租界当局用华人纳税的钱不注重节约。这件事在当时广为巷议,对租界当局糜费华人税款大为不满,而对南开学校无不钦佩。章瑞亭一家人也为南开能有效用好捐款感到高兴。由此带动其他人对南开的捐助。还有一次,南开大学建两座相同的学生宿舍,第一宿舍是由建筑公司设计施工的,花了5万元。第二宿舍是他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只花了两万元。两座宿舍大小相同,只是第二宿舍没有地下室,暖气不是用“片”的,而是用“管”的。可见南开精打细算,处处注意节约,可以让每一位捐款人放心。
坚持申请褒奖
南开对捐款兴学者,历来坚持向教育部门申请褒奖。卢木斋是著名学者和实业家,早年任直隶提学使,对南开多方维护,其中既有公款补助,也有私款相赠。南开大学创办后,经亲家严修的劝说,卢慷慨捐出10万元建图书馆。张伯苓以南开大学名义向教育部申请褒扬。1930年1月2日,国民政府颁发的《捐资兴学褒扬状》转发到南开大学,张率领南开师生敲锣打鼓送到卢府,沿途招徕路人围观,形成捐资兴学光荣的社会风气,卢木斋也十分欣慰。天津士绅王心容曾向南开小学捐1万银元建礼堂。南开校董会呈请市教育局转呈教育部给予褒奖。经国府批准,由教育部颁发甲字第34号奖状,于1931年1月31日转到南开学校。文曰:“天津市民王心容,以私财建造南开小学部礼堂一座,计值银一万元。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规定:特授予一等奖状。此证。兼理教育部长职务蒋中正。教务次长刘大白代行。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张伯苓带领男女教职员和学生代表敲锣打鼓把奖状送至王宅。1935年9月4日,教育部根据南开的申请,对本文所述章氏兄弟捐款兴建南开中学礼堂的褒扬状转发下来,文曰:“河北省天津市公民章玉荪、章绍廷捐助私立南开中学礼堂建筑费,合计国币七万三百元。按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之规定,授予一等奖状。”张伯苓带领学生敲锣打鼓将奖状送到章府。
“托妻寄子”
傅作义1928年任三十六师师长,天津警备司令。因驻军天津的关系,与张伯苓有所接触,对南开有所了解。1930年5月23日傅到南开大学参观,就学校发展事宜与张商谈,进一步了解到南开经费之窘迫,募捐之艰难,深受触动。到同年冬,傅电请阎锡山同意,将小站营田数千亩捐归南开大学为学田,每年可收租金2.5万元,约占南开大学年收入的6.25%,甚为可观。傅此举遭到军政界的不满,因为这笔租金原是拨出其中的3000元,作为天津县乡村教育的经费,捐归南开后,乡村学校经费减少,为此天津县教育局长刘宸章、县财政局长徐镜波多次找张伯苓协商,无结果,又四处托人“拜庙”索讨。到了1933年3月12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后,张伯苓就有一种担心,他找到颜惠庆想通过颜的努力,将小站营田通过正当手续划归南开。颜通过了解认为:把军事部门的地产转拨到私立学校名下是不可能的。果然,1935年北平军分会终于将营田收回。张多次找何应钦洽商,无结果,又赴南京找汪精卫,也没有改变。又转而求其次,希望政府给予同等补助,依然无效。1936年11月,傅作义在内蒙古抗击日军激战获得全胜,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百灵庙大捷”。张伯苓立即致函傅表示祝贺。不久张收到远在南国的厦门大学师生委托转交的“援绥捐款”。1937年1月张再次向傅致贺,并转交捐款。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将赴前线杀敌,家属如何安排是个问题。正在为难时,张伯苓建议暂居重庆南开的“津南村”,以使傅驰骋疆场,无虑后顾,谢当年傅捐地兴学的义举。傅对张“托妻寄子”的回报,十分感激。
不因政局的变动,而改变对捐款人的态度
徐世昌素以“文治总统”称世,与严修“同年同科”,相交致密,多次捐助南开。1906年,南开建新校舍,徐捐出巨款。从1908年起,他又每月向南开捐银200两,一直到1911年5月南开改为公立为止,前后捐银近万两。1919年严修、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徐首先响应严修的募捐呼吁,捐“京钞三万元”(折合银元16744.7元)。到1922年,徐捐足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徐是惟一以在任总统身份向南开捐款的官员,对促使北洋军阀各系统资助南开产生连带影响。1917年6月2日张伯苓邀请在野之身、自称“水竹邮人”的徐世昌于6月26日来南开为毕业生发文凭,这对失意的徐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慰藉,且与徐“文治”身份相符。对南开来说,有前大总统徐世昌这样的人物来参加毕业典礼,自然是求之不得。以徐来说,在自己失意的时候南开没有忘记自己,不愧早年捐款结下的善缘。在政界,徐素以吝啬称著,流言他当总统时,竟有“盗卖北海鱼”之说,也曾因吝啬遭大书法家华世奎的不满和嘲讽。但是他对南开还是相当慷慨,这其中虽然因与严修有深厚私谊,也与张伯苓善于回报捐款人不无关系。这次对徐的邀请,奠定了两年后的徐捐“京钞三万元”。此后张又多次在恰当时机邀请徐到南开参观。1923年5月20日张再次邀请徐参观新建的南开大学校舍。这一天离徐复任总统后再度下野只有10天,不知是张伯苓偶然巧合之邀,还是严修早已探知徐在总统宝座上不舒服,饱受曹锟、吴佩孚倾逼之苦而有意安排的。所以严修也前来与徐伴游,并“在校午餐,泛舟而归”。1934年8月已经80岁的徐世昌与其十弟徐世章,应张的再次邀请畅游南开大学,这时的南开大学已是名满天下。这一天下起了大雨,徐在日记里惬意地表述了:“登楼远望,雨景极佳”,可见心情不错。张伯苓回报捐款人的艺术在这里又一次得以极致地发挥。
早在1907年4月,南开兴建新校舍,当时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因严修的关系,向南开捐款1万银元。这是南开创办后获得的第一笔数额最大的个人独自捐款,对南开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了其他官员对南开的资助。南开以此款兴建一座礼堂,为表示感谢,定名为“慰廷堂”(袁字“慰廷”)。这是南开第一座以捐款人命名的建筑。民国后,袁世凯权倾一时,由内阁总理而总统,由总统而“皇帝”。张投有因此而趋炎附势,也没有借袁的声望抬高自己,弃教为官;而是安心他的南开教育,苦心积虑地四处募捐,赢得社会人士的赞誉。至袁死后,各地声讨诛伐,张亦没有因其“万夫所指”而改变对袁捐款兴学这一事实的态度,“慰廷堂”的牌匾依然供瞻,后来还是在学生和校友的多次要求下,才撤下牌匾。当时有一种现象,某人得权当道时,就吹捧无限,下台后又贬损其一无是处,这种不尊重事实,前后矛盾的褒贬,常常让人不可理解。而张伯苓不是这样,他不因政局的变动,而改变对捐款人的态度,是其不断获得捐款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