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2005

文/特约撰稿员  李公明
红学为什么这样红？
2005年必定会成为红学史上的一个界标：公众红学与专家红学的真正叫板——书籍、媒体、网络的全线飘红，在狂欢中的“终结”与“开创”等等，都似乎要急不可待地掀开红学史上新的一页。光一位周汝昌，他的《红楼夺目红》自2003年出版后竟印了10次、卖了10多万册，而他本人近几年来推出的红楼著述也有近10种之多；其他新、老红学家，专业的和业余研究者的红学著作说是铺天盖地而来也不为过，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它们已从古典文学的云端降落到畅销书架、甚至混迹于盗版书摊之中。从图书到电视媒体、到报刊杂志，从网络到街谈巷议，从印数到收视率到点击率，红学似乎真的红疯了。既然如此，“红学为什么这样红？”的问题就很自然要冒出来。
翻开一部红楼阅读史和红学研究史，如此全线飘红的景象可以说前所未有。按照时下的习惯划分，红学史可以分作1949年前后两大段。1949年之前基本上是精英学人唱主角，虽然也有不少作家文人进行面向大众的红楼写作，毕竟未成红学普及之势。1949年之后的全能政治时代中，红楼与红学均因政治的因素而成了特殊的场域：领袖关注、权威转移、民众普及，最典型的时期就是1954年的批俞和红学改造运动以及1973、1974年的全民评红运动。在异常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政治运动使红楼与红学得到异常的普及，于是有人把这一阶段称为政治红学。有人统计过，1958年出版的俞校注本《红楼梦》，到1962年印数已达14万册，而同期《毛泽东选集》才印了5万册。虽然这里关于《毛选》的印数肯定有误，但《红楼梦》的印数已够惊人。但是，在政治威权下显赫起来的红学只能是单声部的雷鸣，虽然“自传说”和考证法在一定程度上仍被允许，但在“社会政治说”这一天条底下，在社会公共领域的时代环境中，红学的普及是戴着精神镣铐的异常产儿。只有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与高科技传媒联手的时代，红楼与红学的普及才真正呈现出众声喧哗、品类繁盛、产销俱旺的全线飘红景象。
2005年红潮的沸腾首先与学术出版物的新作迭出有着直接的关系。仅周汝昌在2005年推出的红学著述就有《周汝昌梦解红楼》、《红楼十二钗》、《和贾宝玉对话》等。另外，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蔡义江《蔡义江解读红楼》、根据中央电视台的专栏节目编制而成《新解红楼梦》等等，都是这一年众多红学著述中的重头书。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大众传媒的成功传播，大众的热情被彻底点燃，其中尤以刘心武在央视的18集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为中心，正是因为有了主流专家的质疑和来自某一江湖的谩骂之声，反而激起了公众的巨大关注，收视率的暴涨令人刮目。同样飘红的是网络上的数以万计的点击率和动辄以百计的跟帖，江湖上的传播与庙堂传播竟然携手共舞。这种从文本出发、但又迅速地超越文本、颠覆文本的传播特征正是视觉与网络时代的拿手好戏。当然，这也不是始于一朝一夕的奇观，而是早有铺垫。早在1987年完成的大型古装电视连续剧《红楼梦》（36集，王扶林导演）就已经充分展示出以影视看红楼的前所未有的传播效果，据说在那段日子里连全国的刑事犯罪率都明显下降。以后的舞剧《红楼梦》（有多个版本）、电视剧《曹雪芹》等等都在一步步地把红学与大众娱乐结合捆绑起来。
红学蹿红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前所未有过的游戏化、娱乐化。2005年度更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是 “超级女声”，这幕戏刚一落幕，歌迷便把心目中那些可爱的超女套用到红楼上的十二钗，一座古典的大观园顿时成了超女们的嬉戏游乐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套用中也体现出江湖红学的“研究成果”，例如把张靓颖套在妙玉身上，理由：“同样的才华，气度，秉性，相似指数几乎100%，以才华靓颖本可为黛玉，但黛玉绝无她这分坚强和淡然。不遭人妒是庸才，但万望记取‘才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与此相类似的是漫画版《红楼梦》（2005年1月，人民画报出版社），第一次采用比较夸张的现代漫画形式，帅气的贾宝玉、一头紫色长发的林黛玉、在韩国漫画中随处可见的“碎发” 是惜春的头发、秦可卿的造型则是袒胸露臂……，总之是明显的“哈韩”“哈日”特征，娱乐化已成今天青少年走近红楼的星光欢腾大道。
不畏红云遮望眼，只缘身在红学外
几十年来，红学研究成果如云，但积聚的红云有时也会产生遮蔽和迷惑。
什么是红学? 依常识，凡是有关《红楼梦》的学问，都可纳入红学的范畴。如作者、小说本身的主题与小说中的人物、书中描写到的所有社会与历史现象、文学的手法、文词等等，不可能不是红学应该研究的对象。但周汝昌先生偏偏提出了独特的看法，认为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研究，不能算到红学的范围里。只有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脂砚斋评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红学。他的解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梦楼》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其实，他无非是想强调红学与其他文学作品研究有所区别，本意也有道理，但是这样一种强调的结果是反而把最根本的对象——文本阅读泼掉了，试问剩下的版本研究再精确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这种以“红学” 代替读《红楼梦》之学、以史学考证研究代替文学研究的“红云”，需要有不畏的勇气才能不被其笼罩。但是，在史学考证之外的读红之学也有它的问题。由于阅读之学与考证之学方法上和写作规范上的区别，阅读之学相比较而言更容易论题重复、观点雷同，谁也说不清是谁抄谁的。有人统计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多达8756篇，仅是论文题目标明讨论宝玉与黛玉爱情的就有近400篇。也有记者在北大图书馆作过调查， 2003年红学论文有338篇；2004年有391篇；2005年还没有结束，但已发表的红学论文也有256篇之多。把全国所有图书馆及高校学报上的论文作更彻底的统计，恐怕会是天文数字。在这种高产中，高质量的论文只怕不多矣。
在中国的“红云”之外，一个叫Michael Smith的美国三年级大学生通过英译本读红楼，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的中心主题是佛道的生活观。“我觉得该书的第一回即阐述了其主题。在第一回，两个长生不老者（僧人和道士）对那个渴望经历红尘凡世的石头说，世间荣华富贵，万般皆好，可惜一切皆虚空幻境，昨富今贫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可谓人世无定。人间凡世的欢乐都只不过是幻觉，其终究会破灭。这一主题在小说的人物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小说里的许多重要人物最终都因曾是他们幸福之源但最后成为其痛苦根源的恋世情结(worldly attachments)而受折磨死去。”他认为：“此小说的中心思想应为：生活本身是痛苦的，人应该淡泊名利及情感纠缠。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悲惨经历，曹雪芹告诉我们人世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何必枉悲伤！”虽然，这种观点在中国也不是没有人讲过，但这位美国学生是从文本中读来的感受，却也来得真实和自然。
身在“红学”之外而又能阐发书中种种意蕴的读者、研究者，依赖的多是阅读之深与体会之切。喜爱《红楼梦》的张爱玲是著名的读红者和评红者。张爱玲对《红楼梦》极为痴迷，对不同版本的熟悉是以阅读的感受为基础的，以至于“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 她读红楼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安顿心灵、抚慰情感的方式， “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她在这种心路历程中写出来的《红楼梦魇》自然大大地不同于红学家的著述，比如人们常爱拎出来讲讲的是，她把宝钗说成Mrs.Know-all, 这是多么的张爱玲啊！
又比如我认识的李品珍老人，一位离休老干部，他以“阿印”为笔名出版了一部《林黛玉的悲剧》（香港千代出版社1948年）。此书在历经了半个世纪之后重新出版（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年），现在读来，书中对人物的分析与社会人生结合的感悟仍令人可信可亲。我想，多少年来，在茫茫的读红人海之中，身在红学之外而心系红楼并言之有味者，真不知有多少人。
时下有所谓“红学之外分外红”之说，原是指红学之外的狂欢、经济链条等等飘红景象，在我看来，身在红学之外的的静读与研究也可以说是“红学之外别样红”吧。钱钟书有云：“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虽然这句诗并不是具体谈论《红楼梦》的事情，但正可以用来描述千万读者、研究者读红楼、谈红楼、研红楼的那种意趣与心境。
常识VS学问
有人把红楼当作学问来研究，这固然很好，只要不是在这门学问中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就好。也有人把红楼看作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大书来读，读出生活、读出常识，进而以平常心、家常话把这部大书娓娓道来，依我看这就更好，因为这一路数恐怕更能代表大多数人读红的根本利益和追求。以常识VS学问，恐怕正是近年来红学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当然，VS并不是PK，常识与学问的关系并不是你死我活、更不是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做学问有做不好的，谈常识也有谈不拢的，全看你如何做与如何谈。
著名作家王蒙也是多年的研红学者，但是他与众多的专业红学家不同的地方是，他的文章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常人眼光。他的《王蒙活说红楼》的确是有来自生活中的鲜活闪光：“感谢曹雪芹吧，给了我们这么好的话题，你对什么有兴趣？社会政治？三教九流？宫廷豪门？佛道巫神？男女私情？同性异性？风俗文化？吃喝玩乐？诗词歌赋？蝇营狗苟？孝悌忠信？虚无飘渺？来，谈《红楼梦》吧。……”这本《王蒙活说红楼梦》--不是话说，而是活说。把《红楼梦》同时当生活说，把《红楼梦》往活里说，把读者往活里而不是往呆木里说。他的研究自述表达了一种研红的活法：“把说《红楼梦》作为我的一件常务，常活儿，一个永远不尽的话题。我把《红楼梦》当作一部活书来读，当作活人来评，当作真实事件来分析，当作经验学问来思索。我把《红楼梦》当做一块丰产田，当作一个大海来耕作，来徜徉，来拾取。多么好的《红楼梦》啊，他会使那么多人包括我一辈子有事做，有兴味研究著述争论拍案惊奇！”
王蒙重常识、重直觉，如关于后40回的作者问题，他说：“我没有考据学的工夫，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学问，我宁愿相信曹雪芹，他是有一些断稿残篇，而高鹗呢，做了一种高级编辑的工作，这个比较能够让人相信。如果说这就是高鹗续作，而且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这是我的常识所不能接受的。”尽管接着他也谈到有人把《红楼梦》的前80回和后40回做语言的定量分析，说明后40回和前80回基本上没有差别，但他并不依赖这种定量分析。
与王蒙注重常识相似，但自己又能从细致的考证、推理中维护常识、阐明常识的还有克非的《红学末路》。作者以细节分析、逻辑判断等多方面的论证，有理有据地揭露了脂本、脂批、脂砚斋存在的问题，特别指出了一些红学研究者缺乏的是普通常识。有人评价此书是“红学领域之福尔摩斯”，其实读过福尔摩斯的人都知道这位大侦探常常就是从常识入手。克非说：“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那些红学研究专家们，《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部什么秘史、家史，这样研究下去，只能将读者引入‘歧途’。”这真是红学研究中以常识VS学问的、可圈可点之语。有点可惜的是，正如红学界普遍以沉默来回应格非先生一样，学问以沉默回应常识。
当然，在常识中也有很多变化莫测的。比如对钗黛的评价与认同问题，常可以折射出人生的常识、社会的常识标尺。20世纪50年代生人可能太受上世纪70年代评红运动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中毒”（毛主席支持的那派的毒）太深，自然是“拥黛”派。后来，听到竟有人说宝钗的好话，会觉得这是违背了由来已久的常识：作为真诚的、不会做应景客套、不屑于营役于仕途功利之业的黛玉的反面形象的宝钗怎么可能是可以接受的呢？但是，很明显，这种常识在当下的社会中已经是非常识了，无论社会、家庭、朋友，人们欢迎的是钗而不是黛。
王蒙在这个新的常识问题上有更惊人、精辟之语。他说：“在钗黛问题上，共产党有一种悖论，作为革命党它应该支持林黛玉，作为执政党它应该支持薛宝钗。薛宝钗是社会和群体中一个稳定的因素。在文学的评论上大家可以歌颂林黛玉，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女儿是林黛玉式的性格，她非倒霉不可；如果是薛宝钗式的性格，那她可以有光明的前途。”
几年前，单世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回顾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科学红学与政治红学原来都发端于‘常识’。”单认为，红学的前景“既不会是科学的，也不会是政治的，而只能是文学的。在这个意义上，红学有必要引入第三种常识，这就是俞平伯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一直提醒我们的：《红楼梦》毕竟是小说！”。
这也正是克非之见、众多读红者之见，但愿学问家不会总是以沉默应对常识。
红楼屋檐下：纳税人的权利与追问
“一本《红楼梦》究竟养了多少红学专家”的疑问不断有人提出。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围绕着“红学”研究、读红、看红等文化产品的消费，在中国的学术生产和大众消费中“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经济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以及各级红学研究和出版机构，都足以说明《红楼梦》在‘现代思维’的开发下，早已变成一座红楼‘金’梦。”有多少家出版社从红楼、红学中得到供养，实难统计；红楼旅游、红楼影视、红楼宴席、红楼工艺品、红楼娱乐园等等都是挖之不尽的“金山”。以一本书而产生如此巨大的经济产业链条，恐怕世无其匹，尽管外国也会有他们的曹雪芹与《红楼梦》。
这些于民生总是有利的事就不说了，值得人们——尤其是纳税人——关注的是在这条巨大的产业经济链条中属于公共投入、理论上属于由纳税人供养起来的那部分钱财的来龙去脉和利益分配。作为一种文化与学术事业的红学研究及相关活动的发生前提就是耗费资源，多年来所有这些事业与活动主要还是离不开由政府出资。因此，公众（纳税人）对此进行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伦理等层面上的理由追问是一种正当的权利。可以说，“红学”的经济链究竟有多长，我们并不一定会有多大的兴趣，但是在这条链条上究竟有多少损害公众利益的腐败黑洞则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
全国性的和各省市众多的各类红学协会的经费来源并不都是一样由国家投入的，但“据孙玉明介绍，中国红楼梦学会是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于1980年成立后，全国各省市、县相继成立分会，而一些高校也纷纷成立分会，分会定期举行活动并印行交流刊物，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红学网络，其间所牵涉到的种种经济利益更是难以计数。”面对这个庞大的网络，首先必须区分其经济投入的性质，对于属于国家投入那一部分应该实行法治程序中的批准预算、审核项目、效益监控等管理措施。
从理论上看，政府管理部门动用纳税人的钱用于“红学”研究（或“黑学”研究等等）必须是以符合纳税人的近期或长远利益为原则的。当然，像红楼梦研究这样的学术事业的利益问题不是如一项社会基建工程那样相对容易辨明的。但是，难以计算和不进行类似社会工程那样的形式讨论和表决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决策者可以把这笔投入看作与纳税人的利益及其权利表达无关的事情。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好像还很少有人对这些权利问题从公共政治的角度提出过质疑。在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了解红学、参与红学研究的肯定也有不少，但愿这个问题引起更多红迷与公民的关注。
红学著述嘉年华
前面说过，红潮蹿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娱乐狂欢性质，像超女与十二钗的化妆套用、混杂在哈日、哈韩潮流中的红楼漫画等等，就是一幕充满动感的红学嘉年华。在这幕喜剧中，人们注意到一种把学术与实用功利融为一体的著述嘉年华。
近年来有许多红学著述从文学、历史学等传统领域铺展到管理学、企业研究等领域，其实也就是对红楼和红学的实用化和市场化。所谓的实用之学是最讲经验的，而正如王蒙所说：“《红楼梦》是经验的结晶。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感情经验，政治经验，艺术经验，无所不备。”当年鲁迅先生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但今天的实用化和市场化还是他老人家未能预见到的。
舒晋瑜在一篇报道中概括地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先看看这些书名：《职场红楼》、《窃笑红楼：大观园企业兴衰警示录》、《非常红楼》、《乱炖红楼》、《王熙凤执掌红楼36招》、《红楼女儿的现代生活》等等，再看看最后一本书中的这些标题：《“中国制造”的绝对小资——林黛玉》、《“雅皮”生活时代的资本女人--薛宝钗》、《“我的野蛮女友”——史湘云》、《白领堆里的“白骨精”——王熙凤》、《“嫁到国外去”的前卫女孩——贾迎春》……如果没有了那几个熟悉的人名，打死你也不会想到这是“红学”之一种路径。
如果说上述这类大作或有益智之效的话，那么从红楼中谈医、论食、品藏者却是更有立竿见影之功。《医说红楼》恐怕是很多对医学有兴趣的人都会愿意读的；《红楼梦养生趣谈》更是从心理、生理、情理、伦理、病理、药理乃至哲理等角度阐释红楼人物的养生之道。“红楼文化”丛书，包括有《红楼收藏》、《红楼美食》、《红楼服饰》、《红楼园林》、《红楼情榜》,“凸显了以《红楼梦》为观照视角的新格局”。
著述的内容五花八门，出版的或实现的方式也出其不意。据说由某艺术雕刻公司制作的一部《红楼梦》由1050块石头刻成，总重65吨，将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厚、最重的“石书”。
对于红学的这种嘉年华性质，有聪明的足球迷懂得举一反三，在网络上提出“世界杯是一部现代版的《红楼梦》、地球村的《石头记》”。因为“从中，球迷看到节日；商人看到蛋糕；赌徒看到赔率；政客看到选票；警察看到流氓；媒体看到硝烟；女人看到性感男人；妻子看到“气管炎”暴动；同性恋看到天外有天；贾宝玉看到水做的洋妞；薛宝钗看到国际足联的贾母；薛蟠看到英国晚辈；刘姥姥看到地里不种庄稼只种草；板儿看到比萨饼和麦当劳；网民看到网站比球场还挤；老红卫兵看到红海洋；新纳粹看到元首；毒贩子看到潜力；外星人看到莫名的活动体聚堆儿……总之，大家人手一小杯，都能从世界杯这个大杯中倒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所谓红学可以益人心智，这是一例。
公众在红楼跳舞！
以红学这片江湖之大，曾容纳过无数精英豪杰。很多人都提出过类似这样的长长的名单：
学者：顾颉刚、吴宓、郭绍虞、容庚、姜亮夫、唐长孺、王昆仑、郑振铎、阿英、李长之、刘大杰、何其芳、陈觉玄、李玄伯、李辰冬、牟宗三、韩国磐、舒芜、傅衣凌、启功、程千帆、周绍良、邓云乡、徐恭时、邓允建、王朝闻、王利器、郑朝宗。海外的有周策纵、潘重规、徐复观、夏志清、李辰冬、赵冈、余英时、柳存仁、方豪、陈庆浩、李洁华等；
作家：鲁迅、胡风、张天翼、沈从文、林语堂、巴金、茅盾、冰心、吴组缃、周立波、端木蕻良、张爱玲、杨绛、舒芜、管桦、徐迟、白先勇、高阳、王蒙、刘心武等
政治及社会活动家：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季新、王昆仑、毛泽东、郭沫若等。
但是，2005年红潮的最大启示之一便是“家”之外的声音猛然声浪高涨，一个真正的裂变时代已经到来。在大众狂欢的表像底下，是大众在红楼上自娱自乐，大众在红学中自说自话。国家话语在1973年评红运动以后渐次消歇，专家话语在2005以后也必将给大众话语挪出地方，那情景就像法国大革命中人民攻下巴士底狱之后，有人在广场上立一块牌子，上书：人民在此跳舞！现在，2005年的红潮正是这样，红学的国家话语庙堂崩塌，专家庙堂话语长期回响的地盘缩小，大众在红楼广场上大书：我们在此跳舞！我们有权在此跳舞！大众的愿望和要求需要有人出来表达，刘心武的《戏说红楼》（恐怕有很多批评者会觉得“戏说”二字应正为“胡说”二字）正是顺应了大众的心声：他使红楼的故事变得新奇有趣、怪异迷离、生动通俗，这些都是人人得以娱之乐之的基本前提。总之，大众终于把红楼搬移到游乐场、卡拉OK厅，红楼成为大众娱乐的乐园。
当然，正如很多人都指出的，刘心武的新索隐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满嘴荒唐言，但是他提出的“红学”应该是公众的共享空间、红学的生机在民间的说法却很容易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对于这种看起来是理直气壮的宣言，有专家认为，你不是不可以说话，正如你不是不可以开车一样，但既然把车开上了公路，就必须遵守交通，不得乱来。意思是说，大众红学无妨搞搞，但只要是搞红学，就必须遵守规范（他们称“学术规范”），否则产生误导，尤其是对年轻的读者会产生不良影响。
听起来这也有些道理。但实际上可以质疑的是：大众的红学之路本身就有可能不同于专家的红学之路，就如专家居庙堂、草根百姓居野泽一样，那可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是一条路，谁订的规则、谁跟谁啊？其实，这种情景在近年来的戏说历史戏中也多有昭示，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专家难受之时。其实，在舞台上的戏说历史早也不是今天大众文化时代的产物，而是在民间文化时代已有的热闹。至于说到“误导”云云，更是庙堂中常常发出的惩戒之威的先声。但放眼运动史、评论史、口号史或这个史那个史，谁不知道最大、最多的误导正是来自庙堂深处？难道一次次的“拨乱反正”拨的是来自野泽之乱么？
事实上，说2005年是红学的终结者并不对，只能说2005年是红学的划分年：庙堂的归于庙堂，广场的归于广场，多元并存，谁也甭想灭掉谁。
“大哉《红楼梦》，再评一千年。”（冯其庸语）诚哉斯言。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2期总第2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