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县何以滋生４０余个“毒品村”

贫困县何以滋生４０余个“毒品村”
张　琴　刘水玉　熊聪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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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国家禁毒委员会确定的毒品危害严重的6省区中，西部占5个；公安部确定的毒品重点整治13个地区中，西部占8个。据统计，仅在2002年，西部地区缴获的毒品海洛因占全国总量的84％。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贵州省毕节地区纳雍县的25个乡镇全部涉毒，共有毒情重点村40余个。当地农民把贩毒作为脱贫致富的出路，陷入贫困——贩毒—吸毒——再贫困——再贩毒的怪圈。
从“贩毒村”到“孤村
纳雍县有贫困村317个，占村总数的66.18％。79.5万总人口中有贫困人口9.4万、低收入人口14.94万。该县现有吸毒人员1067人，其中599人仍在社会上活动，226人下落不明。
水东乡的则孤村被称为“羊角山下的寡妇村”和“贵州贩毒第一村”。该村海拔1400米，无水、无电。2005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才960元。1996年以来，该村涉毒人员40人，死的死、关的关、逃的逃，留下了24位老人、22名寡妇和40多名孤儿。
堰塘组村民何成方家3个儿子都贩毒，两个被判死刑枪决，一个被判有期徒刑，儿媳朱生英被判无期徒刑，另两个儿媳改嫁，留下孤儿7人，生活极度艰难，只能靠政府救济度日。80多岁的肖银周和老伴也带着4个孤儿生活，两个儿子因贩毒被判刑，儿媳都离家出走。
当地政法部门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不仅贩毒重灾区多为贫困村，非法种植罂粟也多是边远贫困地区，而且大多是一些七八十岁、无其他生存技能的老人在种植。
“坐牢一阵子，享福一辈子”
2005年4月，毒贩熊作君和妻子李群及小姨子李琴被公安机关抓获。熊作君交代，他是在浙江打工时染上毒瘾的，之后便走上以贩养吸的不归路。他说，父母在他不到15岁时就先后去世，自己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带着小他6岁的妹妹生活。1999年外出打工前，全家年收入不足2000元，那年烤烟遭了冰雹没收成，几十只鸡也被偷了，剩下不到400斤苞谷。他说：“从打工到贩毒，我就想盖个新房，让孩子好好读书。”
在乐冶镇碓叉坝村只有两间房的家里，《半月谈》记者见到了李群和4个孩子。女儿熊小雪和熊丽已经辍学在家。小雪每天要在地里干活8小时，还帮忙做家务。13岁的儿子熊文到学校单程要走1个小时，中午来不及回家又没钱买饭吃，就饿到下午放学。
熊家门上还有孩子们写的“幸福之家”四个大字，里屋挂着仅剩的半块腊肉，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唯一的电器是外出打工的舅舅托管在此的电视机。李群告诉记者，自己取保候审前两口子被关的那一个月，孩子没人管，胡乱吃生食，家里惨不忍睹。
李琴的丈夫外出打工6年不归，4年前两人离婚，她带着两个女儿艰难生活。李琴没上过学，不识字，到浙江打工做苦力，每天工作14小时，月收入1000元。9岁的女儿小芳在2005年11月患胸膜炎，听姐夫熊作君说运毒到浙江就给5000元，李琴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毒品的高额利润刺激着不少人前赴后继铤而走险，一些毒贩从几年前连吃盐巴交农业税都没钱的贫困户变成暴发户，盖洋楼买新车，在当地贫困群众中起到很坏的带动作用。一些经不住诱惑的贫困户又通过他们走上贩毒道路，产生“坐牢一阵子，享福一辈子”的畸形心理。乐洽镇史家街八字墙组徐氏家族总共17户94人，基本上户户涉毒。他们用毒资沿公路修建豪宅，但在相继被打击判刑后，妇女出走，孩子送到亲戚家抚养，只剩下座座空楼。
根除毒瘤亟待强化长效机生
尽管数年强力打压贩毒取得一定成效，但面对仍然严峻的毒情，纳雍县的公安机关和政法部门都深感压力，认为禁毒面临六重尴尬困境。
一是禁毒装备配备不足。技术装备几乎为零，没有X光等必要的监测检查仪器，公路稽查全靠人的经验判断和翻包检查。公安的车跑不过毒贩的车，有时明明看到毒贩也追不上。
二是法律法规的空白。毒品交易必须现场抓获才行，而现在的毒贩都是电话、短信遥控指挥和银行转账，抓捕和讯问难度都很大，有的毒贩只能是零口供判刑。按照规定，毒品案件不能跨区域办，但该县有的毒贩直接将毒品从云南贩到上海、浙江和广西等地，对这些人的打击处理难度加大。
三是禁毒警察面临巨大压力和风险。纳雍县禁毒大队原大队长董林龙曾被毒贩打成重伤几十次，61次立功嘉奖。但是，在2004年的一起毒品案件中，他却被毒贩告刑讯逼供而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四是警力不足。禁毒大队21人，负责公路查缉的才4人，连两名女内勤也要出去办案。
五是现有的强制戒毒所无法满足现实需要。戒毒所仅60个床位，除了已送50名到地区戒毒外，现有戒毒人员146名，病室内地板上也睡着人，十分拥挤。戒毒本应该有完整的药物设备、矫治手段，但没钱就只能关起来“干戒”。
六是流动人员涉毒问题管理难度大。纳雍人在云南大理和浙江余姚都形成一定涉毒势力，2005年在云南受到打击的纳雍人156人，在浙江、上海等地受到打击的93人。这些人大多外出在10年以上，当地管理鞭长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