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不可挡的全球权力东移：新亚洲半球

　　《势不可挡的全球权力东移：新亚洲半球》

　　为亚洲乐观的未来而行动/1西方称霸世界史的年代已近尾声，亚洲社会正以势不可当的力量东山再起。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是危机，更是转机。西方文明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它坚信社会进步的最好状态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后的状态。这正是西方世界获得其最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束缚，苏联解体了。相反，西方社会更具理性和开放的新观念，很少被意识形态的窄小外衣所束缚。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却变成了一个被意识形态所驾驭的实体，民主的氛围——这一不容置疑的道德高尚的想法——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坚持将民主输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不管这个国家正处于哪个政治发展阶段。灾难在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相继发生。亨利?海德，一个保守的共和党议员，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意识形态的野心已经被当成战胜常识和经验的王牌。他说:“我们可以用民主作为武器来动摇我们公开的敌人，而且可以反复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只期待结果有益并发动革命力量，那么，我认为我们犯了一个深刻的而且可能无法挽回的错误。历史给了我们教训:革命是危险的东西，往往更具破坏力而不是更有利，并且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控制的。”从广义上来说，虽然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民主的企图失败了，但西方的确成功地使全球实现了民主化。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授权给它的公民并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世界上相信这一点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中国，公民们已经抓住了经济自由提供给他们的机遇来彻底地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自由政策来鼓励公民改变自己的生活。从全球角度来看，也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人类精神的民主化。西方世界应该为此欢呼，而不是对那些选举形式还不够完善的国家出言不逊、横加指责。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社会对庆祝人类精神民主化的巨大胜利还犹豫不决。他们深切体会到，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清算的伟大日子必将到来。因为民主精神聚集了力量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会逐渐地质问自身所处的不民主的世界秩序。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有效地描述过这种世界秩序，在他的著名随笔集《文明的冲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s)中有这么两句话解释了目前的形势:“在文明政治中，那些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和人民不愿再被动地接受继续做西方国家殖民的目标，而是要加入西方的队伍，做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他还补充道:“西方实际上是在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实力和经济资源来统治世界，以这种方式来保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以及提升西方政治和经济价值。”他是正确的，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继续保持不变就是灾难之源。西方人不愿承认他们对全球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这对全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西方社会必须作出选择:在21世纪它们是否还要捍卫西方利益和西方价值观。大多数西方人喜欢认为他们主要是推进西方价值观，而民主高居其首。然而，世界其他国家却注意到了西方社会是如何有选择地推进民主。以沙特阿拉伯为例，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热衷于在沙特阿拉伯推进民主，因为它们担心这会危及到西方的石油供应。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非西方的视角来看世界，让身处西方的9亿人来欣赏其余56亿人的观点，虽然文中描述非西方观点所用的语言和概念是西方式的，它们的背景和起源均来自西方。这正是本书为西方所作出的众多伟大贡献之一。描述当代现实的大部分概念是西方的，世界其他国家愿意吸收和使用西方概念是构筑全球乐观主义的最强大的基础。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在现代世界中获得成功和繁荣，它们不会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相反，它们愿意同西方一起实现世界的繁荣。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正准备学习和吸收西方最好的实践经验来发展它们的社会，这是一种新的、巨大的文化自信的迹象。

　　说明本书不同于西方论调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本书指出了在我们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中，西方既是解决方案的一大部分，又是问题的一大部分。而后者，在绝大多数西方论调中极少被提到。事实上，作为一个西方知识分子聚会的频繁参与者，我经常因为惊讶地发现当他们应该对新现实表现得更加开放的时候实际上却变得更加保守而远离他们。每当我读到《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论坛版时，常常陷入绝望之中。报纸上充斥着胡言乱语，他们认为占世界人口12%的西方人会继续统治西方以外的88%的人。在西方，没人能抓住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最突出特色的全部含义。首先，我们已经抵达了世界历史的西方统治时代的末期(但这并非西方的末日，只是这种西方独占鳌头的强势文明只能再持续几十年)。其次，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巨大的亚洲国家复兴的过程。西方的战略论调应该集中在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上，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更糟糕的是，在许多重要的全球挑战——从恐怖主义威胁到气候变化，再到核不扩散制度的存续——面前，西方都从能够胜任变得无力应付。伴随着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无能为力加重了西方的不安全意识。因此，在管理世界秩序时，我们正走向一场真正的危机，除非西方改变应对态度。在未来战略的选择上，我们应该学习中国人的智慧。西方词汇“crisis”(危机)在汉语中是由两个字“危”和“机”组成的。太多的西方人都看到了危险，却很少有人能看到机遇。本书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亚洲进军现代化(下一章将描述)既给西方人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对待这种进军，如果西方人能够学会合作，而不是一味地对抗，将有助于使21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愉快的世纪之一。

　　我的目的就是使西方读者(以及非西方读者)在读完本书后能够对世界的未来充满乐观。我是乐观的，我相信我的孩子们比起我来会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也是我把本书献给他们的原因。但是我也知道，乐观的果实不会在他们那里自动生长出来。他们需要决定性的人为干预，采取行动的时刻就是现在。最后，让我以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来结束这篇导论。这些统计数据不是我做出来的，而是拉里?萨默斯①做的。当我把手稿交给他评阅的时候，他回复时写了一段，那是他经常用来描述亚洲崛起的话:“他们把这种崛起叫做工业革命，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达到了50%。在当今亚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许能达到100倍。亚洲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将成为此后300年的历史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故事，而冷战和伊斯兰世界崛起的历史故事将位居第二。”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对他所声称的亚洲人的生活水平会在一生中提高100倍，是持怀疑态度的。幸运的是，我碰到了世界银行的前任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他也在拉里?萨默斯那里读到了这些统计数据，并且也表示怀疑。因此，他吩咐他的研究助理核实这些数据。当然，他们对数据进行核实后，发现拉里?萨默斯是对的。对本书表示怀疑的读者同样也可以去作类似的核实。如果他们的研究最终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富有戏剧性的亚洲崛起故事将深深印在他们的心里。

　　未来的三种可能

　　第一章

　　未来的三种可能/11人类的未来，究竟是全球齐步迈向现代化，还是亚洲现代化但欧美退回安全堡垒，或是“西方”的终极胜利?退回原地，按兵不动世界历史的进程将由西方对亚洲这场伟大的走向现代性运动的反应来决定。对此，西方有两种清晰可见的选择:其一，欢迎并拥抱亚洲的这场伟大运动，同时继续与亚洲合作，共同建立世界新秩序;其二，对亚洲的成功感到威胁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上退回自己的阵地。西方的反应是两种选择共存，只是第二种力量相对要强一些。2007年6月的欧盟峰会上，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曾有句名言:“‘保护’一词已不再有禁忌。”萨科齐的话尽管各国首脑少有认可，但它最终给贸易争端注入了一丝诚实的元素。理论上，西方是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尤其是在见证了1930年6月17日《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实施后带来的灾难性大萧条之后。然而，事实上，西方又常常是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有事实为证:2007年6月13日，4位美国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查尔斯?格拉斯利、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共同提交了一份新的贸易提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来鉴定偏离轨道的现行货币政策。这就是贸易保护，因为这将允许美国企业在歪曲人民币价值的基础上对中国商品提出反倾销诉讼。《为全球化申辩》(indefenseofglobalcapitalism)一书的作者约翰?诺尔贝格在书中这样写道:“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欧盟的保护主义政策每年剥夺了发展中国家近700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这几乎是贫穷国家所接受援助金额的14倍。欧盟的保护主义政策是一场持续的悲剧，它导致了全球不必要的饥荒和疾病。南北之间的关税铁幕已取代了东西方之间的冷战铁幕。”他进一步写道:“西方的保护主义政策同样也向欧洲人征税，富裕国家的保护主义使其民众每天都要付出差不多10亿美元的代价。这个数字可以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成员国的6000万头奶牛每年都坐商务舱环球旅行一次，另外，每头牛还可以有3000美元的零花钱，用来到中转站的免税商店里购物。美国在农业上同样也在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于2.5万名美国棉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所以数百万的非洲棉农饱受损失。”

　　当西方首次签署针对亚洲国家的自由贸易条款时，人们还持有怀疑态度。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巨大的经济成功最终使其他亚洲国家确信它们也必须紧随其后。从1947年的日内瓦首度贸易回合到1994年4月的乌拉圭回合，西方一直信守原则，保持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结果，我们在21世纪拥有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由于我们现在执行的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创造的多边贸易原则，所以全球贸易额从1940年只占全球gdp的7%，增长到2005年的30%。全球出口总额从1948年的580亿美元直线上升到2004年的9万亿美元。从根本上来说，关贸总协定是美国送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礼物，当时，美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随着各国的逐步开放和全球贸易的增长，产品和服务将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最终会产生更高水平的繁荣。过去的60年证明了美国的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具体表现在:2000年全球贸易总额是1950年的50倍，这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全球化的报告中的数据。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从1970年到2004年，相对于全球总产出来说，出口所占份额已经翻了两番，达到了25%。全球经济总产出预期从2005年的35万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72万亿美元(这是按市场汇率和价格都不变来计算的)，高收入国家年均增长2.5%～3%，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4.2%。”已经实行贸易开放的国家获益匪浅。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数据表明，自1945年实行自由贸易以来，美国的年均收入增加了1万亿美元，也就是每户增加了9000美元。如果继续消除全球贸易壁垒，那么，美国的年均收入还会额外增加5000亿美元，每户大概再增加4500美元。世界银行估计，如果完全消除贸易壁垒，那将有超过数千万的人摆脱贫穷。并且，相对于债务减免和外国援助，贸易和贸易自由是减轻贫穷程度并为贫穷国家提供能满足它们最迫切需求的经济资源的更有效工具。据世界银行统计，仅消除贫易壁垒一项为发展中国家年均收入增长的贡献就达1420亿美元，这还是保守的数字。这一数字已超过了主要工业化国家2005年800亿美元的对外经济援助和它们提议要免除的发展中国家425亿美元债务的总和。

　　同时，西方(主要是美国)已经接受了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对日本(冷战时期紧密的政治盟友)。尽管当时有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但里根政府态度强硬，并没有屈服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最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95年的340亿美元激增到2005年的2020亿美元。这同样引起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但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大多数时候仍然坚守阵地，没有妥协。全球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对政治趋势异常敏感，而今，欧洲和美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支持正在增加。冷战结束之时，美国和欧盟之间对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分歧就存在，只是未能引起注意。冷战一结束，美国立即继续推行它所推崇的自由贸易政策，作为对比，几乎是冷战一结束，欧洲就立即从思想上退回了“欧洲城堡”。这在欧洲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态度上清晰可见。该回合开始于1986年9月，应于1990年结束。然而，冷战的结束干扰了谈判的进程，结果，欧盟失去了保持边境开放的兴趣和动机，也就给了贸易壁垒更多的自由空间。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谈判的速度和进程。由于欧盟不愿对农业问题作出重大让步，这在很长时间内阻止了协议的达成。欧盟企图保护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在关贸总协定中已讨论过)，并试图最小化乌拉圭协议带来的变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盟都不打算接受与贸易相关的惩罚，尤其是对出口补贴的惩罚。1990年布鲁塞尔的部长级会议原本打算结束为期4年的乌拉圭谈判，但由于欧盟反对加入关于农业出口补贴的条款，会议中途流产。结果，又经过3年的谈判才达成了农业协议。

　　1993年，美国迫使欧盟停止它的反对立场，结束了乌拉圭回合谈判。1993年11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首次组织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除了欧盟各国，世界上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参加了那次会议。我出席了那次会议。会议清楚地表明，即使欧盟不合作，美国照样会把注意力从大西洋沿岸转移到太平洋沿岸。这一手段发挥了作用: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致电法国总统密特朗，并说服他妥协。当有人要求欧盟的高级谈判专家解释这一突变时，回答是:决定性因素在于apec的决定，因为“apec展示给我们的是，你们拥有选择权，而我们没有”。乌拉圭回合最终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城结束。乌拉圭回合的背后隐藏着赤裸裸的复杂故事，充满了阴谋诡计。贸易谈判的内容当然很难向世人解释清楚，因为满是术语和公式。美国和欧盟的谈判专家非常精于此道。我这里举一个具体的案例——乌拉圭回合中关于农业部分的谈判情况——来说明一下其中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在这一轮的农业问题谈判中，有3个关键角色:美国、欧盟和凯恩斯集团(thecairnsgroup，一个由14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其中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斐济、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乌拉圭)。美国热衷于大幅提升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度，渴望降低保护并支持准予欧盟生产商按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行事。欧盟却不想达成更大的贸易自由，它所急于达成的只是可以置于关贸总协定中的可行妥协，目的是最小化未来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作为一个纯粹的农产品出口商，凯恩斯集团通常情况下都能从农产品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中共享利益，它强烈要求降低保护并支持发达国家的开放措施。

　　亚半球崛起的七大支柱

　　第二章

　　亚半球崛起的七大支柱/47亚洲各国如何汲取西方发展的成功秘诀——自由市场经济、科技、用人唯才、务实、和平文化、法治及教育?科学与技术亚洲人文精神的解放解释了为什么亚洲人正以极大的热情来吸收和应用西方智慧的第二个支柱:科学与技术。直到大约17、18世纪，亚洲的科学发展还几乎是与欧洲并驾齐驱。而后，欧洲在科技领域爆发了无数的创新，开始遥遥领先。两个世纪以来，全世界都深信不疑，西方思维方式是在科技领域胜出的唯一关键。尽管我们还未彻底明了西方能够遥遥领先的原因，却知道亚洲落后的几个原因:摈弃物质世界的宗教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思想缺乏信仰;对权威的自然顺从及缺乏批判精神。这种西方和亚洲思维方式的差异曾被认为是永恒存在的。但亚洲逐渐开始主宰科学与技术领域研究的速度之快令人咂舌。曾经看上去有点残缺的亚洲思维正以势不可当之势进入科技研究领域。2006年10月的《时代》杂志封面文章《亚洲的伟大科学实验》(asia’sgreatscienceexperiment)引用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字。其中，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斯莫利预测说，到2010年，世界90%的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身居亚洲。如果这一预言得以实现，就代表全球科技领域的专业技术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该文还指出，亚洲国家大大提高了科学领域的财政支出:1995—2005年间，中国政府将其用于研发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提高了1倍，从0.6%提高到1.3%;韩国的研发基金也从1994年的9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94亿美元。这种巨额投入吸引了大批亚洲资深科研人员纷纷从西方回国效力。当时西方国家的科研预算有的停滞，有的甚至缩减。(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用于物理和工程科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原本是按gdp的1%来支出的，但30年来一直在缩减，2003年竟降到了不足0.05%。)这种科研的推动早已对亚洲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效果: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数据，亚洲高科技领域出口的全球份额已从1980年的7%上升到2001年的25%，而同期的美国却从31%降到了18%。与此同时，亚洲在科技出版物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16%上升到了2004年的25%。伦敦智库德莫斯(demos，曾于2007年1月组织过一次大型的全球科技趋势国际会议)的成员查尔斯?利德比特这样说:“美国和欧洲科技领域创新的卓越性不可忽视，或许我们现在说这一领域的创新将如何转移和转移的速度有多快还为时尚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重心正开始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瑞典驻北京大使馆科技参赞西尔维娅?施瓦格?泽格进一步说:“这种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亚洲知识资源的增长速度比欧美快得多，特别是中国，更是一马当先。”

　　亚洲科研领域的勃发是几十年前一些明智决策的结果。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一位智慧超群且魅力无限的领导人，在他的努力下，1951年印度在加尔各答附近的克勒格布尔创建了首个印度理工学院。而后又陆续创建了6个理工学院分校，分别是孟买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印度理工学院、新德里印度理工学院、高哈蒂印度理工学院和鲁尔基印度理工学院。能进入这7所院校完全要凭学习成绩。在印度巨大的人才库中，只有1/50的申请者能够幸运地进入这所大学，这保证了印度理工学院最终拥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才库。而印度理工学院的联合入学考试又是全球最难的大学入学考试之一。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比例分别是10.5%和16.2%，而印度理工学院的录取比例却是2.3%。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收视率颇高的《60分钟》节目副主播莱斯利?斯塔尔说:“把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加起来，就是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的地位。”不可避免的是，一些此类极具天赋并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奇才被欧美一些富有的科研机构挖走了。20世纪80年代有个流行的笑话说，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一只脚在印度，另一只脚却在印度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从表面上看，这对印度是种损失，但好在还有明智的声音，如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为此事辩解:“人才流动总好过人才躺在下水道里，白白地流失了。”在美国——尤其是在硅谷——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其他大学的毕业生获得的成功为印度作出了两大具有纪念意义的贡献:其一，极大地强化了这个曾经沦为英国殖民地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国家的文化自信;其二，很多在西方获得成功的印度人纷纷开始回流，重返印度。他们归国时，既经验丰富又财力雄厚，这为印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著名印度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曾这样说:“这些移民者经常像特洛伊木马一样代表西方利益工作，他们利用外国的所有机会在各行各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后，他们又带着所学的技术和资金回国效力以辅佐自己祖国的经济腾飞。”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从1995年到2005年，印度海外现金汇款额翻了一番，到2005年已达220亿美元(中国以210亿美元紧随其后)。过去的10年间，印度的累计汇款总额已达1540亿美元。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散居海外的印度人已经成为“帮助印度gdp年均增速达到甚至超过10%的一支强有力的催化剂”。散居海外的印度人逐渐聚焦于辅佐印度获得成功。印度企业家协会是一个有1.2万个印度企业家会员的全球组织，其主席阿普弗?巴格理说:“10年前，印度企业家协会会员的主要口号是‘我们如何进入硅谷’，而今，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该如何与印度接轨’。”这些故事证明了西方的观点，它们认为只有以西方科研巨擘为楷模，学习它们先进的方法，才能促使伟大的印度智慧开花结果。如果没有学习，这些伟大的智慧可能还只是颇具竞争实力，却不会抵达科研成果的新高峰。但这一西方论调没能搞清楚的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的科学家们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大学或是西方科研机构待过很长时间。一些国产的成功案例表明，那些在过去几个世纪推动西方科技研究领先的“神奇的”发展因素，现在已渗透进亚洲文化的脉络。亚洲人不再认为，对西方科研永远难以望其项背，而是相信靠自己也能做得像西方人一样好。他们已经意识到，像西方国家一样，有时必须要与科研领域的民族意识作斗争。有两个著名的案例:一个是2007年7月任满的印度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博士，他是无可争议的印度导弹之父;另一个是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csir，印度领先的科研机构)总干事拉古纳斯?阿南特?马什尔卡博士。

　　西方为何不欢欣鼓舞

　　第三章

　　西方为何不欢欣鼓舞/91交出权力，从来都不容易。西方国家若不承认自己过去把持世界，也不考虑在未来世界新秩序中与亚洲分享权力，必然招致灾难。西方是什么为了解释西方世界对亚洲无可否认的崛起的最新反应，我们有必要先看看西方的本质和历史。从地域概念上讲，西方包括北美大陆的美国和加拿大、欧洲(欧盟的27个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都自称是西方国家。像所有的国家一样，西方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如经济和军事利益，这对西方来说至关重要。尽管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大多数亚洲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我们又可以毫不吃惊地说，它们为亚洲的崛起感到头疼。在与亚洲的物质竞争中，它们感到的是真正的失落(当然不包括它们的获得)。

　　从哲学维度上来定义西方就很难了。难道可以从它们共有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身份来定义?事实上，所有的西方国家主要是信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而非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然而，很多西方国家又具有强烈的非宗教性，犹以欧洲为甚。它们更愿意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自己的哲学之根。毋庸置疑，哲学意义上的西方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简单却具革命性的平等思想和个人尊严都是西方对人类的杰出贡献。在这些简单思想的基础上，人权这一深藏的宝藏得以开发并最终导致整个西方世界生活质量的巨大提升。哲学意义上的西方还把人类的知识提升到了伟大的高度。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主要是西方的贡献。实质上，全球所有国家都从西方学术和智慧中获益匪浅。然而，由于物质的西方受西方利益而非西方价值观的驱动，所以，它完全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西方。我们可以从西方对待亚洲崛起的态度中清晰地看到西方利益和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西方应该为自己的成就举杯庆贺。500年来，西方一直独自承担发展人类知识和财富的重任，而今，它可以与全球其他国家共同承担这一重任了。西方可以为亚洲崛起过程中西方价值观的清晰展现而欢呼不已。西方现代性思想向亚洲的传播是西方赠予亚洲的一份厚礼。看到它的礼物给亚洲带来了具有正面意义的结果，西方应该感到欣慰。可是，西方实际上没有为亚洲的崛起而庆贺，这表明西方已经意识到，尽管在哲学维度上西方斩获颇厚，但是，它有可能在物质维度上饱受损失。当然没有什么绝对的损失，因为大多数西方国家还可以继续保持其富有的、得天独厚的经济富裕国家的地位。但是，相对意义上的损失不可避免，数世纪来西方所独享的物质上的相对优越性将逐渐消失。

　　在另一关键领域，西方也会有相对的损失，那就是权力。西方国家在全球所有重要机构中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力量。数十年来，它们精心培育这些机构并获得了驾驭这些机构的权力。然而，要使这些机构继续保持其效能，21世纪的超级大国们必须参与其管理和决策。这说明，亚洲的崛起的确让西方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西方到底应该在其物质利益驱动下来保有这些权力呢，还是应该在其价值观的驱动下开始分享这些权力?1945年战后的世界秩序在创立二战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美国伟大的外交官乔治?凯南。他为其同胞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他曾经写道:“美国对海外的影响，其实主要是看我们要求自己做到什么，这是美国国家生命本身具有什么精神和目的的问题。我们想传达给其他国家的任何信息也只有在与我们本身保持一致时才有效。并且，如果这些信息足够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赢得世界的尊重和信心，那么，即使世界面临各种物质困难，它仍然会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认识和尊重精神的优越性，而不是物质的丰富。”凯南传达给全美民众的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政策必须是自我价值观的真实体现。然而，西方利益却将西方对外政策引向不同的方向。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虽然在当时是良性并适合的，但也不是刻板而不可改变的。它并不意味着在全球决策论坛中保有一种一成不变的、固定的国家排序。联合国安理会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它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其5个常任理事国是二战的战胜国，即美国、苏联(现在席位由俄罗斯继承)、英国、法国和中国。而60年后的今天，新的大国已经出现，联合国安理会却保持不变，我们曾经进行的所有的改革都没有成功，因为西方利益对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

　　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两个经济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其现行投票制度让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自1945年这两大机构成立以来亚洲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已有飞跃性增长。在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是受西方利益而非亚洲需求驱动，从而痛失其威望及合法性。更加引人关注的是，尽管亚洲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55%还多，且已经在经济、管理及文化领域展示了其实力，但遗憾的是，亚洲仍然没有取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领导权。一个不成文却固定不变的规则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只能是欧洲人，而世行的行长只能是美国人。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时代错误，常识表明应该打破这种潜规则。如果西方价值观就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真实的，所有种族及国家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财富，那么，这两个职位就应该向全世界开放。但遗憾的是，这一现象不会很快发生。21世纪最矛盾的现象是，这种不民主的世界秩序竟然是由西方国家——这些全球最民主的国家——来维持的。在它们的国土上，从来就没有少数派在决策中战胜多数派的案例发生。然而，就整个世界来说，西方却这么干了。仅有9亿人口的西方选举出的统治机构竟然反过来控制世界秩序并主宰这个星球上其余56亿人民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是世界上12%的人控制着全球的决策权。这一现实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人们并不了解西方主宰世界格局的本质。诸多因素导致了——有时是共同导致了——西方在全球机构和世界进程中的控制权。其中，军事控制是第一支柱。

　　“去西方化”的世界历史新页

　　第四章

　　“去西方化”的世界历史新页我们已进入“去西方化”的时代，中国、印度及伊斯兰世界由于文化信心日增，与西方的看法已渐行渐远。印度杰出的学者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曾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和印度的区别。他说，中国是一个封闭但思想开放的国家，而印度是一个开放但思想封闭的国家。言论自由即使不是西方社会最大的优点，也是它们最大的优势之一。西方知识界普遍的信条是:西方思想家敢于质疑教条的能力，在西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欣慰的是，不管有多少反对之声，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都不是绝对的。由于担心政治后果，有许多话题西方政治家们都不愿触及(当然他们并不是怕被监禁，而是担心政治流放)。美国政治家们不愿触及的一个话题就是枪支控制。对于2007年4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生赵承辉开枪打死30个同学和两个教授后自杀的事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充斥了大量的谴责和无尽的悲哀。然而，在随后的美国总统角逐中，接近两打的候选人没有一个敢公开表达全世界除美国之外的人都能自由表达的观点:美国允许武器自由销售是愚不可及的，华盛顿强大的拥护持枪合法化的游说团体在政治上已完全控制了该问题。尽管很多美国人极力敦促相对封闭的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家们对实权派说明真相，然而，美国的政要们还是担心此举会有损其政治生涯而避免做出此种冲动之举。当然，他们不必担心会由此蹲监狱，后果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然而，美国政要们还是三缄其口。所以说，即使在美国，自由也是有限的。

　　西方社会一个最重要的现实是，如果没有人民的明确支持，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能稳坐其宝座，即使有时倾听大众的声音会削弱其政治地位，如对枪支所有权的赞同。这一事实把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长期隔离开来，并赋予了西方社会一种竞争优势。自由选择其领导人是自由的一个重要层面，是所有国家人民都渴望实现的。然而，从我们这个时代另一个残酷的矛盾来看，想要获得这一层面自由的国家应该小心行事。近代历史令人悲哀地演绎着不经过精心准备、在时机未成熟时就匆忙实行民主而导致的灾难。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同阿道夫?希特勒一样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他毁灭了南斯拉夫，尤其是毁灭了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穆斯林。中国现任领导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最终会走向民主化。2006年10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主席约翰?桑顿率领一个50人的美国代表团前往中国并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下面是桑顿的旅行记录:本次旅行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我们竟与温家宝总理进行了长达75分钟的谈话。议程过半时，我们问温总理如何看待中国将来可能实现的民主化，他即刻回答:“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我知道你们对此话题相当感兴趣，其实我也一样。”会议的后半段时间里，他一直就该问题与我们进行讨论。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温总理要彻底讨论该问题的愿望。他说:“当我们谈论民主时，通常涉及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选举、司法独立和基于制衡的监督。”尽管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温总理坚持中国最终要实现的民主形式不会是简单的复制西方模式，但他对多元的终极目标的描述仍然令人颇为熟悉。他能够预见到当前正在农村进行的直选，如果成功，便将逐步推广到镇、县甚至省级。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他没说……温总理最后总结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首先需要三个条件:“和平、朋友和时间。”

　　总体来说，西方不再严格划分“自由”和“不自由”国家是明智之举。就以上我们谈论的七个层面的自由看，中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相对于他们的祖先，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人。展望未来，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将改善充满了自信和乐观的态度。西方人也可以这样说吗?大部分欧洲人展望未来时变得日趋悲观，他们从心底里害怕有些自由会减少。被伊斯兰世界愤怒之海所包围，欧洲几大城市已成恐怖分子炸弹袭击的对象，欧洲人的人身安全感下降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大多数欧洲年轻人担心无力与中国和印度的同龄人竞争，从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欧洲年轻人看不到自己身处富裕而舒适的国度，开始嫉妒中国和印度的同龄人，因为他们的未来更加光明。无视中国乐观主义的增长和欧洲悲观主义的上升这一历史背景，一些西方评论家宣称，实质上，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并未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就。我曾会见过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决策者并与他们交流，结果发现，中国人思想开放，探索欲强，而且渴望学习新东西，而欧洲人则被文化上的矜持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搅得痛苦不堪。这二者中，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愿意探究大胆而创新的解决方案，他们乐于打破习惯思维。尽管中国人具有这种令人瞩目的新的思想活力，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还是在2006年这样写道:亚洲没有什么思想阵地，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令人惊叹的，然而它给人的印象无非是一场执行力的大胆展示，而不是基于原创的、令人惊异的、发展的思想。“亚洲价值观”十几年前被当做某种独特的哲学盘桓于这一地区，但结果它们只是一个为自我利益服务的企图，以证实独裁统治是正当合理的。

　　相反，创新的思想只有通过理性的争议和合理的分歧的刺激才能产生。在诸如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内，创新思想得以自由发挥绝非偶然，因为这些国家把它看成是对社会有益的事物来宽容对待，并鼓励创新活动。中国的政治话语在不断成熟，然而，令人瞩目的是，没有几个西方人能够理解中国已经进行的大规模的意义重大的变革。没有多少中国人愿意与那些继续白纸黑字描述中国的西方学者公开谈论他们的失望。然而，有一个中国学者——卢宜宜——准备这么做。她写道:要解开中国的谜底，西方学者应该首先精练一下他们已过时的分析框架。他们必须面对中国已经超越了如下简单选择阶段的事实:要么继续深化改革，要么逆转这一进程;要么更放宽政策，要么更加强控制;要么快速增长，要么强调稳定。如今中国是所有正反趋势共存。如若某一政策给出的是朝某一方向转变的信号，通常总会有另一个政策指向反方向的改变。当然这是有其根据的。如今很多特定的政策都是针对特定问题的，通常都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思考而非按固定的程序办事。试图根据少数几个特定的政策来描述大趋势往往是错误的。用同样的方式描述特定的领导人亦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已经超越了只进不退的阶段，现在，他们正面对新的现实。如今的领导人不再是要么纯粹的改革派要么纯粹的强硬派，没有任何领导人还会作出如此简单的选择。国家面临的多重挑战并不意味着政治领导人还会有如此简单的选项。以此为背景，为了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西方学者和公众需要开始问询不同的问题。

　　西方无能，亚洲胜出

　　第五章

　　西方无能，亚洲胜出/157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这是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了。西方与中东西方政策为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中东。同时，中东也是世界上最为危险的地区。中东问题所影响的不仅是700万以色列人和390万巴勒斯坦人。它的影响范围甚至超出2亿阿拉伯人，波及到12亿穆斯林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地区。每当中东出现闪电，电流就在每一个伊斯兰社群中汹涌，引起人们的关注、悲痛和愤怒。如果说西方要为这些闪电的出现负责，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惊奇。但无论是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还是在摩洛哥或马来西亚，感受到这些闪电刺激的伊斯兰社群，都坚定地认为西方才是罪魁祸首。美国和英国作出的2003年3月入侵并占领伊拉克的决定，将作为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而被历史铭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蠢行。近来极少有灾难会有这么多维度的影响。影响之一是对国际法的破坏。2003年以前，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都趋向于认为，只有在两种条件下使用暴力才是合法的:第一，作为自卫而使用暴力;第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英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不符合其中任何一个条件。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前夕，美国和英国为寻求入侵伊拉克的授权而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提出这一草案的决定表明，美国和英国知道，按照国际法，它们入侵伊拉克需要联合国明确授权。当决议草案被直接否决后，它们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向国际社会表明了这场战争在技术上是非法的。

　　这一事件造成了大量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和英国都是国际法的主要监管国。在世界范围内制定的国际法的丰富素材，许多都是这两个国家给全世界的馈赠。美国和英国的思想家建立了支撑国际法的基本概念框架，并且提供了在实践中遵守该法的政治意志和动力。在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例中，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会承认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它们也不会放弃它们所扮演的国际法主要监管国的历史角色。美国和英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继续扮演它们从前的角色，其中包括控制和管理联合国安理会。从2003年开始，美英两国频繁地呼吁伊朗和朝鲜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但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者怎能成为联合国决议的强制执行者呢?这个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伊拉克战争。这种行为还让人怀疑我们目前多边秩序的合法性，并会造成全球性的犬儒主义和幻灭感。例如，在全世界的穆斯林社会中，印度的1.5亿多穆斯林算是最不激进的了。然而，他们也因伊拉克战争而逐渐对西方产生了幻灭感。让许多西方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些印度的穆斯林卷入了英国2007年7月7日那场未遂的恐怖袭击。现在，任何一个穆斯林社会的愤怒和痛苦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整个世界。通过美国国会的明确授权，小布什发动了战争，它以美国国内法赋予伊拉克战争以合法性。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国会就是最终的合法性权威，所以国会的授权就消除了所有从合法性角度对战争的反对。然而，按照国际法，这场战争在本质上是非法的，而国际法又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产生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概念不能共存。美国国会对待国际法的原则是自相矛盾的:它强迫别人遵守，自己却不遵守。

　　很多英国人都知道，按照国际法，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包括菲利普?桑德斯在内的一些重要的英国国际法律师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桑德斯还与一位英国戏剧家尼古拉斯?肯特一起创作了一部戏剧《责问》。这部戏剧的主题是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应该为非法发动伊拉克战争负责，英国政府有可能使非法发动战争的内阁成员和军队走上被告席。随着国际刑事法院力量和勇气的日渐增强，在适当的时候，一些与伊拉克战争有关的案件肯定会在那里开庭审判。伊拉克战争的非法因素已经在全球产生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战争的执行过程奇差无比，极大地加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战争过程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即如何“不去”入侵或占领一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许多官员都被认为是“称职合格的”。然而，就是这一批在国内有良好公共服务记录的官员，发动了这样一场拙劣的、漏洞百出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一个合格的入侵计划应该以研究伊拉克的历史开始，并弄清楚如何管理(以及如何不管理)这个国家的历史教训。即使是匆匆地研究一下，也会发现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以及库尔德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很难协调。其次，应该研究一下伊拉克主要的民政机关及治理方式。在入侵前就应该确定好一些机构的去留问题。再其次，应该研究一下伊拉克需要保护的国宝，借此显示虽然美国实施了占领，但还是尊重它要解放的伊拉克人民所关切的事物。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一切，美国都没有做到。相反，却作出了灾难性的决策。美国推进民主，却没有首先考虑如何保护人数较少的库尔德人和逊尼派穆斯林的权利，而是把权力移交给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这显然意味着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前两者都将处于不利的境地。

　　在美国民主政体建立之初，开国元勋约翰?杰伊说过，美国之所以能这么快建立民主政体，是因为其人民“有相同的祖先，讲相同的语言，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坚持相同的政府治理原则，而且在风俗习惯上也非常相似”。他还说，他们确实是“一伙兄弟”，而且“永远不该分裂成一些彼此孤立、相互嫉妒和截然不同的主权国家”。鉴于伊拉克不同的政治构成，一些人本应该想到，在那里引入民主显然并非易事。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一点。恰恰相反，一个更具灾难性的决定被作出，即解散政府和军队，从而导致了大量牢骚满腹、愤怒不满的失业人员的出现。在历史上，入侵和占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42年2月，在新加坡，日军以3万兵力大败9万英军。李光耀是日本占领军的受害者之一。他描述了当时的占领是如何的顺利:我想起，1942年2月日本人攻占了新加坡，9万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队沦为日本人的战俘，但日本人丝毫没有触及警察和民政部门，在日本军官的控制下，它们照常运作，英国人仍然负责基本的事务，如煤气和电力。除了留下一小支守备部队外，在半个月之内，3万日军大都离开了新加坡，前往爪哇。如果当时日军俘虏英军后解散警察和民政部门，那肯定会造成一片混乱。相比之下，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却并不注意维持法律和秩序。更为糟糕的是，当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获知巴格达博物馆被抢劫一空时，他只是冷漠无情地说:“事情发生了。”而不同的是，日本人保护了新加坡的国宝，其中包括著名的植物园。在入侵后的第一天，一位日本植物学家从东京飞往新加坡，直奔植物园。他说，英国的园长和主管应该好好待在原地履行职责;他的工作是帮助他们，而不是压制他们。实际上，在植物园里，这位日本植物学家委托他人制作了一些漂亮的动植物照片。直到现在，这些照片还保存在那里。

　　2003年，在伊拉克，意识形态胜过了常识。按照常识，军队和民用服务部门应该保留下来，虽然其中很多成员会因为与前政权的瓜葛而存在污点。然而，美国官兵不可一世的傲气出人意料。他们没有咨询任何伊拉克的邻国，而实际上任何一个邻国都能轻易地预知，伊拉克逊尼派会发起猛烈的抵抗。实际上，在战争前，一位资深埃及外交官就曾极为准确地向我预言过那些后来出现的问题。他所有的预言都被证实了。埃及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盟友。为什么美国不去咨询埃及呢?伊拉克战争唯一的积极意义可能在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产生了新的恐惧感。许多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约旦)认为，现在该是与以色列缔结和平协定的时候了，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同时对付两个敌手。因此，毫不意外地，阿卜杜拉国王利用2007年3月召开的阿盟峰会特别会议的机会，重新提出了他的长期解决方案，即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这一地区的和平机遇可谓千载难逢。机敏的美国政府本该抓住这一机遇。但不幸的是，美国所做的，仅仅是在巴以危机上刷新其无能的记录。中东真正的悲剧在于，和平就在眼前，但可望而不可及。清醒明智的旁观者一致认为，克林顿总统在2001年1月设计的《塔巴协议》为永久解决中东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沙特阿拉伯准备接受这一协议。如果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一致的，它就应该努力使《塔巴协议》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最初，小布什政府似乎准备支持两国方案。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投票拥护联合国安理会的两国方案决议。美国还宣布，它会尽力在2005年达成两国方案。但现在都到2009年了，问题的解决似乎还是遥遥无期。

　　全球领袖的必要条件

　　第六章

　　全球领袖的必要条件/215西方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亚洲国家尚未准备就绪，世人屏息以待全球领袖的出现。它必须掌握民主、法治、社会正义的原则，重视伙伴关系及具有务实精神。重构世界秩序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做这件事情。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最为清楚地解释了世界必须进行变革的原因。在2006年12月，他说:正如战后整个世界帮助欧洲复兴一样，现在世界也必须为未来岁月里新亚洲经济的崛起提供便利。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助于新的亚洲国家和平崛起的全球机构和新的全球“博弈规则”。这也意味着，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现实，现有的全球机构和合作框架必须不断发展和变革。对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以及恢复联合国的权威来说是如此，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管理、全球环境保护或者世界能源供给的安全来说也是如此。重构最终将是既困难又容易的。之所以会困难，是因为没有承担这个任务的天生的领导者，西方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亚洲国家仍然没有做好入围的准备。之所以会容易，是因为我们需要走的路很清楚。我们并不需要发明新的原则来改善全球管理，良好的国内社会管理原则能够而且应该在国际社会予以应用。国内的“最优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全球管理上。因此，我乐观地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由于没有天生的全球领导者，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历经时间考验的原则来创建社会和政治秩序。三条最佳原则都是西方的: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亚洲的腾飞靠的就是西方智慧的七大支柱。通过实行这三条西方的原则，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可以用古老的合作精神和实用主义的美德来对此加以补充。简言之，希望是存在的。但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带领我们实现目标的天生的领导者。

　　实际上，现在真正能领导全球的候选人只有4个: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其他的实体都没有作此尝试的能力或历史权威。显然，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领导角色的最强大的候选人。正如我在上一本书《超越无知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之间的信任》中所证实的，美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国家。1945年在美国主导下缔造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是给予世界的一件特殊的礼物。而且，在所有国家中，是美国首先发起了目前全人类正在进行的现代性进程。美国还培养出了一批精英，他们愿意从全球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当台上的政府没有履行全球责任的时候，美国的公民社会就会动员起来改变政府的政策。但是，2008年的美国与1945年的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再自信。冷战早期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毫不犹豫地向日本提供自由贸易通道。他对美国超强的竞争力信心十足。如果杜勒斯今天还在的话，他肯定弄不明白卢?多布斯夸张的言辞是什么意思。卢?多布斯及其封闭的心智代表了美国的新面孔。南希?佩洛西当选众议院议长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她具有保护主义倾向。在安全领域，由于新保守主义者相信美国可以单枪匹马地傲视群雄，这已经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极大的伤害。这完全是个错误。“9?11事件”本来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伟大的美国并不是不可战胜的。然而，美国并没有与世界重新接轨，相反，它与世界之间的鸿沟从未像现在这样大。欧洲也像美国那样，应该是领导世界的天然的候选人。两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主导着世界历史。在伦敦或者巴黎，柏林或者马德里作出的决定，往往会具有全球性的影响。现在的欧洲处于完全和平时期，也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典范。欧洲已经制定出一系列复杂的规章制度来管理其成员国的行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地区有助于催生一个遵纪守法的世界。

　　但欧洲没能把它这种良好的影响扩展到其领土之外。不管是巴尔干还是北非，都没有因为邻近欧盟而受益。欧盟成员国的国内指令歪曲了欧盟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富有的法国农民的利益高过贫困的非洲农民的利益。这些贫困的非洲农民被迫非法移民到欧洲。为了防止非法移民，欧洲应该采取开明的政策在非洲创造就业机会，但欧洲开明的对外政策却少得可怜。历史教导我们，任何时期的领导者都是新兴的大国。比如，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时，它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球领导者。按照同样的逻辑，中国最终应该会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中国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鼓舞着全球——如果不是领导全球的话。关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伊斯兰世界的部分地区的发展前景，存在着绝望情绪。它们与西方的接触只是破坏了它们的自信。而相比之下，中国从赤贫到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经历鼓舞了它们。当胡锦涛访问非洲和拉丁美洲时，西方媒体认为这只是中国寻求资源的举动。中国确实对资源很感兴趣，尤其是作为竞争中的后来者。但是中国也对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感兴趣。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与西方的接触过程中备受折磨，而中国成为它们实现发展的另一个可以选择的伙伴。现在，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如果政治领导人说(就像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一个世纪以前所说的那样)“让我们效仿西方”，这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但是，如果同样的政治家说“让我们效仿中国”，那他们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利益。然而，要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必须克服其自我封闭的自然倾向。纵观中国的历史，中国文明看不到自己为什么要参与到世界中去。1793年，乾隆皇帝这样回应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天朝抚有四海……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经过过去一个半世纪与西方的粗暴接触，中国已经从沉睡中醒来。中国现在表现出更强大的文明力量。在这个快速变革与发展的时代，如何把中国团结起来作为一个坚强的国家和政治实体，对中国来说就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挑战。鉴于这些压倒性的国内事宜，中国领导人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国内事务上。邓小平在他的二十八字方针中说过:“善于守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