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怎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五)

三， 要善于表达，敢于表达
说道理太枯燥了，也没多少道理好讲。还是说事吧。今年7月份，我去德国的古登堡大学开了个国际传记文学会议，大会发表的都用英语，就我一个用的是中文，不是我主权意识多么浓，我多么爱国，是我就不会讲英语。我上中学上大学，学的是俄语，早忘光了。我发言的题目，没什么可谈的。有翻译，他翻译成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想，既然是国际会议上发言，总得出点彩吧。在正式演讲前，我有个短短的开场白，要出彩只能是在这儿了。你们看我是怎样说的：
主 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能受到邀请，来到现代印刷术的发明者古登堡先生的家乡，参加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学术会议，国际传记文学会议，很是荣幸。抱歉的是，我不能用这类会议的通用语言——英语发言，在我求学的年代，我学的是俄语——РУССКИЙ ЯЗЫК。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把它完整地还给了我的老师。
在中国，迄今为止，我出版了三十几本书，但我不是什么大牌作家，因为在我前面还有我国的司马迁，贵国的歌德，谦虚地说，我只能算个优秀的作家。虽说写了那么多的书，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传记文学作品，我更愿意别人说我是个传记家。我将以此自豪。这些书里，有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学术专著，人物传记，唯一没有的是诗歌。中文是一种古老而优美的语言，我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流]淌着诗的韵律。就是我此刻的发言，除了不知羞耻的吹嘘之外，它的语言也是诗性的。可惜这样优美的语言，在座的除了几个中国朋友外，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听不懂的，我不知道，该遗憾的是我还是你们？
为了不耽搁朋友们的时间，我委托我的朋友，中国传记文学杰出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北京大学的赵白生博士，宣读我的论文的英文译稿。这是他昨天晚上牺牲了本该睡眠的时间译成的。在他宣读的时间里，我也就不必像根电线杆子一样地站在这里了。我长的并不英俊，没有静止欣赏的必要。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也不宣读了，直接由赵白生翻译。他也不是照本宣科，只是用他的
话把我的文章的意思说清就行了。最后是回答提问。这是国际学术会议的惯例。有个外国人提问说，韩先生说自己不是大牌作家，理由是前面有中国的司马迁，还有德国的歌德，这话让我听了很吃惊，能这样说自己吗？你们猜我是怎样回答的，我说，我是说他们在我前面，没说他们在我后面，莫非我说他们在我后面就好了？不太妥当吧。这位先生先说他很吃惊，现在又笑的这样开心，谢谢啦，我没有想到我的发言会有这样好的效果。
一个不懂英文的人，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会有这样的效果，下来同去的中国朋友都说，还是老韩会讲话。不管你的论文的质量高不高，有这几句话就让人记住你了。
这里，我要说一下，对一个学术，一个作家来说，善于表达，还有个文字功力的问题。好多人不重视这个问题，往往吃了大亏。你的思想再高妙，你的情感再丰富，也敢于表达，就是写不好，那就什么都完了。一个学者，一个作家，首先要是一个文字的艺术家，语言的艺术家。前面提到的冯友兰，是个大哲学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文章写的很漂亮，古文写的好，白话文也写的好。1943年，抗战正处于最艰苦的阶段，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员教授，商议给蒋介石上时局陈情书，要求提前实行立宪，团结全民族的力量，以便早日打败日本人。大家都知道冯友兰的文章写得好，公推他执笔写。这篇文章多好呢，据说蒋介石看过这这封信，“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复信给西南联大区党部，表示同意信中的要求，及早实行立宪。还有，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要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各回各个原来的城市复校上课。几年在一起，总该立个碑留念吧，谁来写这个碑文呢，还是公推冯友兰。当然那碑文写的好极了，冯友兰自己也很得意，晚年回忆说，“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辞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古文中……今日重读，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对冯友兰的文章，当年有人评价说，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绝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清楚，明白，有文采，可说是冯友兰哲学文章的一个最大特点。一个人的文章写到这个程度，还能没有大作为吗？冯友兰是从事了哲学研究，他就是专攻写作，也会有大成就的。他的妹妹冯沅君，三十年代就是有名的小说家。
中国现代作家里，仅从语言文字上说，我最喜欢两个作家，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徐志摩，胡适是没有讲不明白的道理，除非他也不懂；徐志摩是没有写不清楚的感情，除非他也没有。徐志摩鲜死的太早，没有留下什么关于写文章的经验之谈，胡适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大致说有三条，一是要通，就是通顺，通达。二是要清楚，清楚地表达自己要表达的意思，不能想表达的是这个，人家看了却是那个。三是在有力，有力包含着美，就是要能打动人，感染人。这道理就不多说了，这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作家最基本的一条。是要下些苦功夫才能练下的。
下面说敢于表达。也举个例子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句话你们说对不对？
对，你们肯定会这么说。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句话是错的。不要以为我是在你们学校故作惊人之语，背后耍大刀，没人处放火，不是的，我是写了文章正式发表了的，在1999年某期的《文学自由谈》，后来中央的一个部门的刊物还上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的名字是，《实践在“真理”之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提法，最早见于1978年的《光明日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就是这句话。从此这句话就传开了，这句话几乎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普通老百姓说，大大小小的领导，大大小小的会上都说，可说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这句话的，可就是不知道这句话是错的。
我来给你们说说，为什么说这句话是错的。
1978 年，那是个什么年头啊，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人们的思想还是文革中的那一套。什么都是听毛主席的，凡是毛主席说了，都要照办，凡是中央决定了的，都要照办。真要这样，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后，要开创新局面，必须把这一套否定掉，这样，他就得有一个理论作为支点，才能把这块大石头撬动。建立一个新理论，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正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南京大学的年轻教师写了篇文章，后来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主要意思是说，不管什么真理，是不是正确，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实行，不正确的就不实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里的“真理”，实际上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往明里说。
为什么说它是错的呢，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的前提是先有一个真理在那儿放着，这个真理对与不对呢，我们要用实践来检验。这个话从哲学上说，从逻辑上说都是错的。我们知道，只有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才是真理，不能说我提出一个真理，它是不是正确，还需要实践来检验。要是这样，你那个真理只能说是个假定的真理，不是一个真正的真理。不是真正真理的“真理”，有可以是真理，也有可能是假理、歪理，至少眼下还不是真理。这个前提先就错了。你那个真理，若是真理，应当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既然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怎么能说就是真理呢？如果这个道理成立，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有可以先提出一个真理，然后让全国人民用实践来检验。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检验，最后证明是错了。往后再有个什么人提出个什么理论，再让全国人民用十年八年的时间去检验，对了还好说，错了不是又失去了十年八年的宝贵时间吗？这样一个一个的检验下去，那我们这个国家就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了。先提出真理，再来检验，这个程序先就不对。没有检验，就不能说是真理。是真理的，就是实践已经检验过了。除了文革中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当政者，往后谁疯了会说自己说的就是真理？
真理与实践的关系，是个哲学上的问题。既然谈真理，就应当说真理是怎么来的。实践出真知，真理不过是真知的一种，或者说是更真的知。既称之为真理，就应当是业已被实践证明了的，而不是还有待实践去证明的。对真理的确立来说，实践应当在前而不应当在后。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无论从哲学上说，还是从逻辑上说，都是错的。它把本未倒置了，因果颠倒了，因此肯定是错的。
文章的最后，我建议把这篇文章发表的这一天，定为全国思想解放纪念日，每年到了这一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放开，可以刊登有不同见解的文章，只要你能说出你的道理。因为事情明摆着，假如当年的新闻管制是完全而彻底的，你的这篇文章先就出不来。不能说你的出来了就完事了，再也不准别人的真知灼见或异端思想有出头之日。
当然我也知道，近期能是做不到，但不能因为近期内做不到，我们就不敢。是正确的，为什么就不敢说呢。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学们提出批评。
2006年10月28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