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印度的腐败难以想

印度对我们的制裁之多，排第一。印度常常说它的民主。有意思的是什么？批一个电厂，在我们中国，一把手一点头，马上可以推动。印度呢，要十几年。你要晓得，这要牵扯到多少多少公章。而且更有意思是什么？有人跟我抱怨，你比如说牵扯到两个不同区的项目的话，两个区的文字是不一样的，印度的文字不是英文，英文只是其中一个，他们有几百种语言，因此这个村跟那个村的语言都不一样，你要查地质资料的话，这个村查出来的跟那个村查出来的，你看不懂，为什么？不一样的文字。


印度26个邦，税率也不一样，各邦收各邦的税。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了一句话，印度，是一个地理名词。它像赤道一样，赤道跟印度大同小异，反正就是个地理名词，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印度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呢，英国人透过英国式的民主分而治之，因此非常成功地统治了印度多年。最后，印度的不合作，把英国人赶走了，把这个“民主”留下来了。这个“民主”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民主本身是非常谨慎的。


这个非常可怕的是什么？印度的“民主”最后变成怎么回事呢，比如说，想修一条高速公路，投下100块，前95块被各级官僚侵占，最后剩下5块，拿这5块钱，透过“民主”的程序，把项目给搞“黄”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印度太有意思了，而且国人对于印度的了解太少。《印度来了》和《占领印度市场》，里面对印度有很细致的描述。


所以说印度的“民主”是成本高昂，而且效率极其低下。印度不是搞全民选举吗？印度议会选举的规模之大，延续5个阶段，耗时4周，动用650万名工作人员，代表300个政党的4617位候选人，竞争7.14亿有资格选民的选票，在全国82.88万个投票站，使用136.84万个防作弊欺诈的电子表决器，多么庞大的一个“民主”。


这么复杂，选出来一些领导人，它的整个文官体系，也是英国的文官体系，你是不能裁员的。这么花成本，最后你发现，跟文官体系不挂钩，两个是不融合的。所以一大堆政治斗争就出来了。就是这么一个制度，一个高成本的“民主”，加上一个不可裁员的文官体系，两个“怪兽”凝结在一起，变成全世界最复杂的一个官僚体系。复杂到什么地步？你完全无法理解它想干什么，这就是我们企业到印度投资的最大风险。因为这个“怪兽”，不要说我们看不懂，印度人也不是看得很懂。


所以到最后什么结果呢，这种“民主”选出来的官僚，碰上这种不能够炒鱿鱼的文官体系之后，印度的官员形成一个个个体，而没有办法形成一个集团。所以我在这边讲一句话，印度腐不腐败？非常腐败。这种一个个个体的官员，你做什么事情，都要红包。印度的“红包”文化，比我们这边严重得多得多。其实谈到印度，我觉得我当中国人是非常幸运的事，我们的腐败跟它比起来，是非常非常轻微的。我们跟印度比，不叫腐败，只是花点零用钱而已。


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他回来抱怨说，在内地我做个生意，我可能会找内地官员和人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一种成本高的选举制度，加上一个不恰当、不能融合的文官体系的结果，它把每一个人都打散，成为一个个个体。这是什么结果呢？这种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有时候很多印度人跟我谈到中国跟印度的腐败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各位一个郎教授的全新理论。我们的腐败叫什么？叫做产业链整合式的腐败，印度的腐败叫做完全多元化的腐败。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要批一个电厂，要盖100个章的话，在中国，基本上你找对领导的话，腐败腐败以后，全部都搞定了，产业链整合式的腐败，非常有效率。


这个对经济发展而言呢，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你到了印度去的话呢，哇，100个章，你得找100个人，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得把每一个人给他说服了，给他搞定。而且印度还有什么毛病？他想腐败、拿红包，又得顾面子。所以你得给他钱，还得给他面子，那非常花时间的。什么结果呢？一个电厂，十几年批不下来。就是这种腐败文化，让它经济无法推动，到最后，你猜印度有几条高速公路？中国的高速公路，我们天天骂太多了，是不是？


印度这么大的国家，十亿人口，只有一条。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基础建设。为什么？第一个贪污，这
100个官员把钱都分光了，再透过“民主”程序，把项目给“黄”了。更可怕的是什么？多做条铁路、多做条高速公路那有多难？你知道吗？只要有一个居民反对，透过“民主”程序，你就不能建了。他们那边到处都是“钉子户”。他们“钉子户”还不像我们，真的是钉子，钉在那里，拿都拿不走。


所以不光是华为和中兴在印度受阻，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


这一种多元化的腐败体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国的10倍、100倍。


我们这里的劳务成本慢慢高了，但是我们这边交易成本非常低，不管怎么讲，和印度比起来，我们政府是非常文明的，是非常清廉的，而且很多政府官员想把事情做好。印度是完全相反，它根本就不想把事情做好。


我跟你讲，他们人口比我们少2亿，耕地面积比我们多40%，结果他们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他们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这就是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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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看待印度是否公允

作者：郭宇宽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郎咸平。批评他的观点：民主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当前只有加强中央集权和严刑峻法才有出路。郎咸平的言论很有煽动性，加上郎还雇了公关公司来包装营销自己，在网上，任何批评郎咸平的言论，都会遭到很多谩骂。所以上次批评过郎咸平以后，我想，行了，我已经尽到提醒公众的责任了。而且从那以后，我观察郎咸平也有了很大转型，最近几年他很少再就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发表他的所谓“学术见解”。也不再提他当年发表的“国有企业效率高”等观点。而是专心到各地演讲赚钱。

   
要是能专心赚钱少搞些似是而非的见解，倒还真是一种进步。不过最近几天，有朋友发来郎最近的文章《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在文中，郎把印度描写成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国家，尤其是嘲笑印度的民主。在我看来涉及到一些常识性的判断，这种误导性的观点，在转型期的中国是非常有危害的，而这篇文章代表着郎几年前就让我警惕的价值观依然一以贯之。

   
我从2006年起成为美国New School
大学中印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资助下，曾两次前往印度进行访问和田野调查，接触了政府官员、商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包括底层的农民、矿工、手艺人，甚至毛分子游击队。以我的亲身经历，更觉得郎咸平对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评价，错乱不堪，有一些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捏造。

中印比较的逻辑基础

   
很多学者都喜欢比较中印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比较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简单和粗糙，很多人又爱下大结论，诸如通过中印的GDP或者出口数据比较，就得出哪个社会制度更优越。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态度。

   
如果一定要比较印度和中国，最基本的逻辑基础是多变量的综合分析。比如说你要评价炸鸡翅这种食品对人的健康好还是不好，你不能拿飞人博尔特来跟我比，博尔特喜欢吃炸鸡翅，他得了奥运冠军，我不喜欢吃炸鸡翅，跑得没博尔特快，所以多吃炸鸡翅的人跑得快。这算是学术研究吗？

   
可郎咸平的比较逻辑也是这样，印度搞民主选举，中国不搞民主选举，中国GDP每年增长10%，印度每年增长8%，说明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真正了解中国与印度之后，会发现虽然看上去,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但其资源秉赋特别是历史积累其实差别很大。


    印度不像中国,早在周天子的时代就形成了中华认同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大一统,而印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直到今天，印度普遍国民的国家认同也远远没有中国人强烈，这使得印度很多问题上确实像是一盘散沙。要是干像中国那样动员全国的资源来搞奥运会的事情确实比较困难。

   
印度大陆是平坦的，表面从数字上，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但印度处在热带地区，全年分为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历史学家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经济潜力进行比较，他的分析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温带到热带总体趋势是越热的地方国家越穷。而中国由于多山，虽然耕地面积相对不多，但是多处在暖温带和少部分亚热带，气候更加温和，有更好的条件发展农业和包括理论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育。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印度到了漫长的旱季，气温常常动辄接近50℃。这样的气候，不要说种庄稼很困难，劳动也是很大的痛苦。睡觉，减少身体消耗，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释迦牟尼时代能够制定僧团组织过午不食的纪律，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晚上不吃饱饭是抗不住的。这也是一种传统，在一年之中，印度人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中国人。

   
再加上印度教有乐天知命的传统，甚至反对现代化，中国民族意识的崛起，伴随着学习“洋务”，兴办实业，而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让印度发展经济，而是让印度回归反工业化的田园社会。甘地的理想也深远地影响了印度社会，在这种观念看来，要赚那么多钱干吗，活这么累干吗，知足就行了，经常唱唱歌跳跳舞不是蛮好的么。甘地自己就整天只裹一块破布，过绝对的低碳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人均GDP不如中国，而按照盖乐普的统计分析，印度的国民幸福感却排名在中国之前。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GDP或者出口量更能衡量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

   
郎咸平先生也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做很有良知状说“中国人的收入全球最低，工作时间最长”，但为什么在他进行中印制度比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重要变量差别呢。

   
在我看来不能理解什么是幸福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

   
中国现在每年GDP增长10%比印度高，但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资源，搞建设，搞拆迁，把一条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搞出来的。而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8%，是靠软件业、服务业这些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增长质量比中国要高，而且人家的增长是在一边唱歌跳舞的条件下达到的，中国如果还不感到危机感，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像郎咸平这样嘲笑印度的民主，未来只会证明自己的可笑。


    郎咸平还说印度“人口比我们少2亿，耕地面积比我们多40%，结果他们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他们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这说法和事实不符，印度的稻米和一些经济作物的出口，都远远领先中国。而就算印度进口很多粮食也不能得出“印度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的结论。印度不像中国用户籍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而是放开劳动力流动，允许土地撂荒，他们的农业政策，没有搞“以粮为纲”，缺粮食，就到国际市场上进口，做更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事情，这未尝不值得我们参考。

   
如果真是认真学了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阿马迪亚森的重要研究，中国和印度相比，中国因为当年的体制，一边已经遍地饥荒，一边还在向国外出口粮食，结果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搞出个“三年自然灾害”，印度是真遇到了自然灾害，却因为政府能够反映民众的需求，通过进口粮食避免了饥荒的发生。郎咸平如果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严肃学者，他先应该回答，中国有这么温和适合耕作的气候条件，和全世界少有的勤劳人民，当年却搞出饥荒的惨剧，这和他呼吁的加强集权，有什么逻辑关系。

   
印度的腐败程度真的难以想象么？


    郎咸平先生告诉中国读者，“印度的腐败程度难以想象”，这非常让我吃惊。印度确实有很多的腐败，腐败确实有传统因素的影响，不是光靠民主就能解决的。可是，郎咸平这个一年到头在大陆捞钱的人，说他发现印度腐败“难以想象”，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根据“全球腐败指数”，印度和中国的腐败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大致都是在七十几名左右。印度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分权制国家。所以腐败也各有特点。在我看来，印度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机制，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侵占机制。

   
所以我也接触过一些在印度投资的商人，他们普遍反映越是在印度基层地区，越是腐败严重。在印度有些地方的政治家几乎是赤裸裸的腐败分子，报纸经常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众就是愿意选他，因为他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甚至腐败来的钱，很大一部分，也要为了选举的需要，给选民送礼。

   
如果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败，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我听印度基层地区的朋友介绍，有的地方，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在印度很大程度上的腐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而在印度的政治高层，相对比较精英化，道德职业水准也较高，比如商务部一个处长就可以捞几千万的案例，在印度是比较罕见的。

   
而让郎咸平判断印度不如中国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他回来抱怨说，在内地我做个生意，我可能会找内地官员和人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这体现了他最根本的逻辑，在中国，郎咸平认为只要花钱就好办事，而在印度花钱也不见得好办事，就觉得中国比印度好。从此你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治到底是什么货色，也能理解他的道义包装背后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在中国大陆某些地方，商人到一个县投资，“成本不高”。而在印度权力有一个分权的制衡系统，不是搞定一个人就行的，这其实是说，在中国腐败成本比较低，腐败收益比较大，而在印度，腐败成本比较高，而腐败收益比较小。这样两个国家，听完郎咸平的介绍，读者如果自己用脑子想一想，会觉得哪些腐败更加可怕？郎咸平向中国读者宣称印度“这一种多元化的腐败体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国的10倍、100倍”，我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学术研究”算出来的。


   
这种腐败模式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巨头，更多钱权交易，明显的表现是比如中国的富豪榜上，几乎多数都是地产商，依靠从政府拿地赚钱，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几乎没有地产商，而是以Infosys为代表的世界级软件巨头；甚至想收购宝钢的更加国际化的米塔尔钢铁；搞实业的汽车巨头塔塔……这些在国际舞台上的印度企业家，用周其仁教授的话来说，“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


   
印度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说学习，至少也应该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和学者的借鉴，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样出于无知，或者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


   
知识分子应该为苍生说人话


   
在郎咸平看来，印度的体制是低效的，他举的例子是“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些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

   
与此相比中国的体制，官员的决策实在是太高效了。

   
这是郎咸平所推崇的集权带来的高效，在中国，一些地方官员，想拆哪片，就拆哪片，想拆谁家的房子，就拆谁家的房子，想征哪个村的地就征哪个村的地，转手卖给开发商，地方政府就可以赚大钱。谁不服，地方官员就压制，甚至可以把人抓起来。这种所谓“高效”而无视法律的权力机构，就是郎咸平所提倡的，在郎咸平看来是低效的，在我看却是对哪怕最弱势的公民权利的保障。

   
在中国不少县，你都会看到政府门前宽阔无比但是格调低俗的大广场，看到八个车道的大马路在赤裸裸地炫耀权力的意志。这种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有执行力的政府，常常让我感到惶恐，和为它的人民而痛心。不谈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光讲集权和人治，是无知而无耻的。

   
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应该为苍生说人话，而不是为人治的强权唱赞歌。郎咸平和他的营销团队，包装他的口号是“良知”二字，虽然我认为学者首先要保证的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为公众提供真实的判断，但如果一定要谈良知，从目前的言行来看，假如郎咸平身上真有被叫做良知的东西，还真的要思量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