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治国方略左右世界大局 多国首脑都看啥书 //《务实求理》：一边阅读一边思考

奥巴马闲暇时都爱读传记。
近日，美国的一项针对富豪阶层的调查发现，《绝对》与《罗伯报告》两本杂志成为美国富豪名流们的热门读物。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们读什么书，往往透露了他们眼下最关注的话题。对于亿万富豪来说，一本杂志也许能告诉他们怎样去花永远花不完的钱；对于首脑们来说，一本书甚至影响他们做出左右世界大局的重要决策。
读书令富豪沉醉
奥姆尼康集团亚太区总裁、首席执行官麦柏锦说：“每次途径机场，我看到在售的《罗伯报告》都会买，它是最合我胃口的读物。其他的杂志我也看过，比如《绝对》。有一次我被《绝对》杂志印着库克香槟的封面所吸引。钻口处溢出玻璃一样透明的水珠，丰富泡沫汩汩流出，而杂志里面恰好可以找到这种酒的推荐文章。这种表现形式让我感到愉悦。每当节日临近，翻翻杂志，我就再也不必为节日礼物的事情发愁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喷气式飞机，一级方程式跑车，或者价值8000万美元的潜水艇，杂志的推介总有一款适合我。”
迈克尔·戴尔也深有同感。这位在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世界第5的富豪表示，“尽管配备了各种电子设备，读实体书依然让我沉醉。我十分喜欢它们精美的包装，丰富的内容，以及柔软的手感。在每年数十万公里的商务飞行中，阅读杂志帮我打发了很多时间。”
高端杂志为什么会如此吸引上流人士的目光呢？最重要的原因是直指富人的摩登生活。杂志内容大多是有关上流人物的各类报道，以书面形式再现他们的奢靡生活，并充斥着大量的奢侈品推介和广告。这些商品代表着一种上流文化——拥有过亿家产的富人们需要这些昂贵的奢侈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也是他们谈资的一部分。很多富豪都从这些杂志中获取信息，变成了专业的时装、游艇或珠宝鉴赏家。很多富豪都从这些杂志中获取信息，变成了专业的时装、游艇或珠宝鉴赏家。
传记对首脑有帮助
政要们在阅读方面的一个共同爱好，就是伟大人物的传记。美国总统奥巴马遇到问题时就喜欢从书籍中寻求答案。从奥巴马看的书能猜测到他的想法。奥巴马最爱读《圣经》，其次是《政敌团队》。该书讲述的是美国总统林肯延揽以前的政敌进入自己团队的故事。奥巴马邀请初选劲敌希拉里进入内阁的做法与之如出一辙。
俄罗斯总理普京则喜欢读两类书，一类是俄罗斯和世界上的经典名著，另一类是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名人的生平传记。他认为传记中的知识对自己的工作很有帮助。不过，普京从不读关于自己的书。他总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不喜欢被别人炒作。
政要中读书最多的大概要数曼德拉。因投身反殖民斗争，曼德拉曾被囚禁在罗本岛上长达27年，在此期间，他手不释卷，把监狱变成了阅览室。曼德拉说不出究竟哪一本书对他影响最大，但他认为印度“圣雄”甘地对自己人格形成关系最大，他很喜欢读《甘地传》。
有趣的是，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来自中国的典籍和著作也成为各国首脑的热门读物。例如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对中国老一代革命家钦佩有加。他十分景仰毛泽东，最喜欢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甚至要求将毛泽东的著作印成小册子，下发到各部队，被军人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据《世界新闻报》)


《务实求理》(上、下册)，李瑞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定价：95.00元(平装)、128.00元(精装)
从《学哲学用哲学》一书开始，我有幸参加了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著作的编辑工作，从中收获良多。
这次，在编辑《务实求理》这本书的时候，曾就用什么样的书名的问题，编辑小组和李瑞环同志有过反复的讨论过程。古话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李瑞环同志坚持用《务实求理》来命名，必定自有他自己的道理。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体会这四个字，一边阅读一边思考，李瑞环同志所求之理为何？他迄今为止的实践所求得的理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定是见仁见智，但是就我个人阅读这本书的体会而言，觉得“和”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说在李瑞环同志“务实求理”所求得的许多理中，“和”的思想一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李瑞环同志对“和”的思想的重要的贡献，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
第一，在理论上，他以巨大的勇气，探索了“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对“和”的思想的内在要素作了系统的分析。第二，在实践上，他提出了协调等一系列解决矛盾的方法，丰富了矛盾论的理论体系。
“和”的思想与全面理解辩证法
矛盾论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观点，矛盾中存在着斗争性和同一性，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人们片面强调矛盾普遍性和斗争的绝对性，而忽视矛盾、斗争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所以只看到矛盾双方同归于尽或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方式，而没有认识到对立面之间互相制约而取得平衡的方式。李瑞环同志指出：“那种将矛盾简单化为你死我活的僵化思维，不但在理论上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而且在实践中危害甚大。”
对于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危害，李瑞环不仅耳闻目睹，而且是深受其害。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单化为阶级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和亲情变成“翻脸无情”，他自己这个从工人、企业干部和劳动模范、读毛著积极分子，也被打成“三反”分子。其结果是使中国人的价值观混乱，中国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和”的思想被认为是折中主义，不讲原则，不符合对立统一规律。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片面认识依然影响甚广。
为了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为了增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李瑞环同志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以极大的理论勇气，致力于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和”的观念的错误认识，特别是纠正将“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立起来的看法。
李瑞环同志认为：否定“和”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认识。他说有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人，实际上坚持的是被自己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
李瑞环同志说：“对立统一规律讲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但重要的是在一定条件下，量变发展到质变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对立双方尽管不断发展变化，但大多只是渐进性的量变。任何矛盾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任何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多种互相依存、互相对立的关系……而这种依存与对立的关系，并不破坏矛盾的统一体，恰恰相反，是矛盾存在的依据。”这样的论述，在坚持矛盾的斗争性的同时，丰富了我们对于矛盾转化过程的认识。
李瑞环同志本着拨乱反正的精神，提倡和为贵，力图纠正“左”的思想和长期以来对“和”的思想的歪曲和压制，指出“和”的思想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点，而且对于当下的中国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
和而不同与宽容、协调
由于长期以来对“和”的思想的错误理解，有些人认为提倡和为贵，就是不分是非，不分善恶，在《和睦相处和谐共进》的讲话中，李瑞环同志说：“‘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这样的理解充分掌握了中国“和”的思想的本质特性。“和”的局面，不是通过消灭对立面而实现的，因为那将是缺乏生命力的“同”，通过“和”与“同”关系的认识，凸显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根本对立。
李瑞环同志认为，“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含有丰富的内容。他说：“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
在“和为贵”的原则指导之下，李瑞环同志提倡“协调”和“宽容”的工作方法，“协调”就是不同的对象和利益之间的调节，“宽容”即对于差异和不同的理解和包容。对此李瑞环同志总结出“宽宏大度、体谅包容、和谐共存、协调并进”的十六字诀。
李瑞环同志在2002年3月第九届政协第五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对于“协调”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他说，协调是人类社会出现之后，人们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采取的“自觉的活动”。而社会越发展，协调工作越重要，从世界上看，因为文明之间的交融和激荡，依存和摩擦，“和谐共存、协调共进的问题已经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从国内看，由于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地域差异等问题，“协调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繁重”。因为，这些矛盾主要还是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解决这些矛盾，优先要考虑的，还是“协调”，而不是激化。“必须重视协调、善于协调，及时有效地做好协调工作，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协调适度发展。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是做好协调工作的依据、凭借。”同样对于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要采取协调的方式来解决。
如果要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来说明的话，和而不同是理论，而协调、宽容是将和而不同的理论付诸于实践的过程。(干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