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网络批判的矛为什么就不能指向自己(中国青年报 2007-8-9)

网络批判的矛为什么就不能指向自己
2007-08-09
曹林
作为编辑，个人喜爱不应该影响价值判断。所以，尽管我对央视并无多少好感，依然感觉在海霞“解说门”和央视清理临时工事件上，舆论确实冤枉了央视。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刊发了央视同行郑根岭先生《一个央视人的抱怨：网络为何总妖魔化我们》一文，告诉公众海霞被冤枉了，人家根本没面带微笑略有些激动地说“灾区老百姓像过年”。
事实澄清了，舆论的反应却让我失望。没有人关注事件本身，没有人对真相感兴趣，没有人为制造和传播了假新闻而道歉，没有人想到对被冤枉的海霞说对不起，没有人严肃地反思媒体的浮躁——网络中充斥着对郑先生文章和央视的攻击和谩骂，回避错怪海霞的事实，转移话题强词夺理。网站在转载此文时，故意篡改标题歪曲事实制造对立，刺激网友的对抗情绪，把作者往舆论的陷阱和火坑里推。紧接着，我收到不少有关此事的时评，在不理性中再次将矛头指向央视，亢奋无比地展开了新的批判。
作为一个同以批评为业的人，我对此感到羞愧。这是怎样一群网友啊，当陈凯歌在云南拍电影破坏当地环境被曝光时，当郭德纲替伪劣产品做广告时，他们站在高高的道德优势上充满正义感、毫不留情、步步紧逼地要求陈凯歌和郭德纲们低头道歉。这是怎样一些媒体啊，当央视的李咏或朱军主持中说错句什么话，当哪个品牌的产品出了质量问题，它们会连篇累牍、毫不宽容地要求犯错者承认错误。这是怎样一群时评家啊，当某地百姓喝的水被污染，当某地出现了灾难，当官员犯了错误，他们会正义凛然、以激烈的言词批评政府部门，要求官员道歉并承担责任。此时，我从中看到了责任、担当和正义的力量。
可当媒体犯了错误，传播了假新闻；网友和时评家听信了假新闻，伤害了无辜的人——当事实澄清的时候，自己为什么不道歉，不尊重真相，不坦荡地向被自己伤害的人说声对不起？难道习惯了自以为正义捍卫者的媒体、网友和时评家，就拥有某种豁免权？不要动辄批这个傲慢批那个缺乏忏悔意识，可能，我们与自己日常批判的那些人——不喜欢认错的明星、拒绝忏悔的余秋雨、傲慢的外企、缺乏道歉习惯的官员一样，难以摆脱拒绝反思、拒绝忏悔的文化劣根性。我们日常挂在嘴上的道歉和忏悔，向来只指向他人，从来都是当做攻击别人的矛，而不指向自己。
比如谈法治观念，似乎人人都讨厌违反法律的行为。但我们呼吁尊重法律时，大多都只是处于受害者、权利被侵害者的弱势地位，希望权利缺乏保障的自己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希望一切依法而治。但当同一个人，处于施害者、侵害别人权利的强势地位时，就不会守法，不会期待一切依法而治了，骨子里希望自己是个可以违法的特权者。
比如反对专断，似乎人人都吁求自由和宽容，反对专制和霸权。不过，很多人吁求自由、宽容、多元，也只是处于弱者地位时才这么喊。当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掌握某种话语霸权、垄断了某种资源的强者时，就不要自由了，以霸道和专断剥夺别人的话语权。前段时间的“读书换帅”事件中就是如此。许多号称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联手整掉一个他们认为有“新左派”倾向的杂志主编。殊不知，自由首要的承诺就应是“给每个人话语权”，可某些号称自由派的人一掌握某种话语权，首先做的就是剥夺自己论敌的话语自由。
反腐败上也是如此，似乎我们都极端讨厌腐败、反感走后门，可很多时候，当自己参与某种利益分配时，又不得不托关系走后门送点礼。滥用权力也一样，似乎人人都反感别人滥用权力，可当自己手上有点儿小权后，就习惯性地当起老爷来。还有许多我们常常挂在嘴上的道德，都只是希望别人遵守，而自己能豁免，这就造成了一种集体的人格分裂。于是，我们的舆论语境中就有了那么多暴力和对抗，有了那么多充满正义快感和道德幻觉的伤害和报复。
崔卫平在《我们自身的限制与批评的限制》中写过一段让我感动的话，她说：如果再让我去从事批评，我将对我的批评对象说：和你一样，我并没有第二个出身、第二种起源，我们的双脚是同时插在同一个历史、同一片土地之中的。我并没有离开你太远。也许你的疾病正是我的疾病，你的疼痛也是我的疼痛，那使你陷入不幸的也正是我难以跨越的障碍。
是的，反抗不等于正确，苦难不等于正义，弱者不等于道德优势，受害不等于无错。真正健康的批评，不仅只是正义凛然地指向别人，而是一种能同时反省自身的批评，一种检视自己灵魂、鞭挞自己骨子里劣根性的批评。当下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只在官员和强者身上，不只在强权和精英身上，可能存在我们每个庸常的人身上。社会的病痛是我们每个人的病痛，官员的疾病也显现在你我身上。要改必须大家一起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期待别人对待自己的要求平等去对待别人，这样的批评才是正义的，这样的社会才会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