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光甫不幸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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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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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1949年3月20日，银行巨子陈光甫自上海飞抵香港。尽管对这片土地有无尽的眷恋，但直至1976年在台北辞世，他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陈光甫（1881～1976），江苏镇江人，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开拓者之一，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回国后推动江苏官钱局改组为江苏省银行，辛亥革命后任该行监督、总经理。1915年脱离体制下海，创办了一家资本仅七、八万元的微型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陈光甫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引入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以吸收小额存款为服务特色，陆续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蓄、礼券储金等业务，并拓展到工商业、农业贷款和外汇业务。他主持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三十年间成长为行业巨舰，在全国拥有八十多个分支机构。陈氏本人也成为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尽管他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但也不可避免会介入，曾支持蒋介石上台，历任政府经济部门要职，对抗战时期金融贡献甚大。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光甫出走香港观望形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及故旧李济深、资耀华等不断邀其北上，陈氏于去留之间也再三权衡利弊。他在日记中，对中共当政后的政治、经济政策作了种种分析推测，预料到“一边倒”的前景：
毛泽东来，恐怕不见得安定。有人说毛欠俄债太深，如东三省一百五十万人所用军火，通归中共使用，则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觉共内部必有分裂之情势。故香港仍为本行重要之中心。（《陈光甫日记》1948年12月6日）
陈光甫身为银行家，却没有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成见。他认为：“社会主义在分配，而分配得法乃在生产。”要发展生产，只有两个办法：“（一）要叫人赚钱；（二）逼迫做工，派人押得他做工，如古时之奴才。”他设想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提出十二条政策要点：
一、鼓励投资，保护投资。香港繁盛，即是此法也。
二、合理工价。
三、鼓励外来来华投资及其技术。
四、外汇自由，不加管理。
五、外人可在长江内河航行，借此我们向他学习管理法，亦可限制中国军人跋扈，公务员猖狂，如此真真为人民服务。
六、政治方面，各省自治，自由发展生产，不受中央控制。
七、行政多用外国人，减少官样文章及不负责行为。
八、速办学校，教育公务员而成文官（Civil Service），切不可交给党治学校去办。
九、币制独立，换而言之，即是不用发行弥补数字。
十、裁兵，以省下之钱做救济难民工作。
十一、大学由人民办，小学中学为强迫教育。
十二、此外一切新花样、新议论，严禁宣传，严禁不负责任之演讲，以免人心骚动。
只要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1948年12月12日）
陈氏援引苏联“新经济政策”成例，期待中共建政后仿行：
中国要实行规规矩矩的社会主义，须看工业化之政策如何，均要长期试验，取得民心，随时改进，且要有民主精神，真乃一件不容易的事，故敢断言共党今日之作风，必仿行斯太林新经济政策。在中国之新经济政策，当然必要看中国之环境，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主政者以农工主政为号召，此之谓俄式民主，与美国民主不同也。（1948年12月27日）
他担心“中国之命运落在革命家手中”，并将中国革命家分为：（一）醉心革命者，一切无可理喻。（二）报仇，如孙中山排满……又如毛泽东三万里长征，立志推翻蒋政权。（三）热心名利之徒，追随时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欢迎。至于悲天悯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谈不到后果。（1949年4月7日）
苏联1921年颁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对建政初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调整，内容包括：废除余粮收集政策，实施实物税；停止配给制度，允许商品买卖；放松贸易限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将资金与技术引进俄国；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让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这一政策实行到1928年，被斯大林废止。
陈光甫认为“新经济政策”须有政治制度为保障，且忧虑“全盘苏化”的前景，可谓不幸言中。1949年《共同纲领》中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政策，只实行了三年就开始变卦，随着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改造”的开展，私有经济在1956年被彻底消灭。“不断革命家”的瞎折腾，两度将经济拖到崩溃边缘。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或可视为第二轮“新经济政策”，实现了从“逼迫做工”到“叫人赚钱”的转变；但斯大林主义体制架构未去，“热心名利之徒”盘踞自肥，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
陈氏当年“规规矩矩的社会主义”发展蓝图，至今仍为可参照之历史标杆。
2010年8月8日 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