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地方政府公司化致豪华办公楼难绝(经济观察报 2007-6-25)

地方政府公司化致豪华办公楼难绝
作者：鲁宁
经济观察报 2007-06-25

这几天，中央媒体集中报道中纪委等七部委联手整治各地超豪华楼堂馆所建设歪风。先有河南、山西、甘肃三省四家政府机构因“超豪华”被披露，再是广西宜州市（县级市）亿元行政中心被曝光。
早报评论员查了一下，自1988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十九年来，全国性整治党政机关办公大楼“超豪华”行动先后经过五轮，但每一次整治过后，新一波“建设高潮”来势更为凶猛。随着去年5月郑州市惠济区“世上最豪华区政府”被曝光，国内媒体相继曝光一批“豪华办公楼案例”。但这些只是“行政奢靡”的冰山一角，据《南风窗》杂志调查报道，全国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大型国企巧立名目，建于国内风景名胜区的非商业性宾馆、酒店、培训中心，总数已超过一万余家。
如此无节制糟蹋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引起社会舆论强烈不满，中纪委遂将再刹“办公楼歪风”纳入今年党风廉政建设一大内容。行动于3月底启动，6月20日为自查自纠“大限”日。自查自纠乃整治的“规定动作”，面对“超豪华”的普遍性，目前我们所见的，是整肃几个实在太不像话的坏典型，以儆效尤。
面对“世上最豪华区政府”，自不免让人想起“世上最寒酸首相府”———自十八世纪起，一直是英国首相官邸的唐宁街10号。很难相信，这座全球“名建筑”，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面积狭小，设施陈旧落伍。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整栋建筑地基沉降、门框扭曲、房柱腐朽、随时有倒塌之虞。可历届英国政府没敢动新建首相府的心思，而是将腐朽房柱换成钢筋水泥柱后，继续使用至今。是选择“最豪华”抑或“最寒酸”？决定因素不在人，也不在于思想教育是否起作用，而在于一国公共财政制度是否建立，使用纳税人的钱是否能够受到公众和社会舆论的有效监督。其实，这些道理作为老生常谈，享受“最豪华”者比纳税人心里还明白。
稍具见识者，都知道惟有“制度反奢”才是根治“最豪华办公楼”的良方。但“制度反奢”在现阶段尚无立竿见影的突破口。于是，退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逐步铲除地方政府“公司化”土壤，于遏制“最豪华”之目标，当比一轮轮整治管用。
政府于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西方古典经济学认为，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通过法律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和市场秩序。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奇迹，展示了另一种“政府———市场关系”模式：政府既做市场裁判，又做市场内的运动员。尤其是地方政府，往往更热衷于直接充当市场内的运动员。这种模式发展到极端，一些地方政府从一级政权机构难以避免地演变为“地方超级国有公司”。地方政府一旦被“公司化”，GDP就变成了营业额，“经营利润”就取代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主项。发展经济如此不计成本、不问长远、不顾百姓感受，与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背道而驰。
地方政府“公司化”之后果，在各地竞相修建“超豪华办公楼”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譬如，从郑州市惠济区“最豪华区政府”到宜州市“面积与豪华双超的市政府”，其兴建理由，均为期待借助政府大楼工程带动整个新城区建设。若以更大的视野观之，从1990年代前期个别地方政府卖掉闹市旧楼，上市郊另盖“新窝”，到1990年代末期，“经营城市”旗号的出现，地方政府“公司化”经营已呈普遍态势，而超豪华的行政性楼堂馆所，正属其必然收获的“经营业绩”之一。
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对经济发展曾起到了拉动作用。随着市场逐渐发育，其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负面作用日益积累、暴露。在很大程度上，它既解释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部分原因，又在一定程度上注释着社会不和谐的部分成因，并逐步演变为诸如修建“超豪华办公楼”之类难以治愈的“治理危机”。
东方早报 鲁宁
http://www.eeo.com.cn/observer/pop_commentary/2007/06/25/72689.html
《豪华办公楼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经营”》
鲁宁：6月25日《东方早报》社评
这几天，中央官媒集中报道中纪委等七部委联手整治各地超豪华楼堂馆所建设歪风。先是河南、山西、甘肃三省4家政府机构因“超豪华”被当靶子打，再是将广西一县级市亿元行政中心“揪”出来示众。
19年刹不住“楼堂馆所建设热潮”——早报评论员查了一下，自1988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至今，全国性整治政府“超豪华”行动相继组织过5轮，每次雷声大雨点小，未等地皮湿，新一波“建设高潮”来势更趋“轰轰烈烈”。
随去年5月郑州市惠济区“世上最豪华区政府”被曝光，国内媒体相继披露一批“豪华案例”，这些只是“行政奢靡”冰山一角，另据《南风窗》调查，全国党政机关、大型国企巧立名目，建于国内风景名胜的非商业性宾馆、酒店、培训中心，总数已超过1万余家。
无节制糟蹋民脂民膏，引起社会舆论强烈不满，中纪委遂将再刹“办公楼歪风”纳入今年党风廉政建设一大任务。行动3月底启动，6月20日为自查自纠“大限”日。自查自纠乃此类整治的“规定动作”，面对“超豪华”的普遍性，中纪委等即便不吃不睡，也只能整肃几个实在太不象话的坏典型以儆效犹。
有“世上最豪华区政府”，也有“世上最寒酸首相府”，此乃唐宁街10号自18世纪起一直是英国首相官邸。国人很难相信，这座外表端庄威仪的全球“名建筑”，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面积狭小，设施陈旧落伍，自上世纪50年代，整栋建筑地基沉降、门框扭曲、房柱腐朽、随时有倒塌之虞。可就是这么一栋危楼，历届英国政府也没敢动新建首相府的心思，而是将腐朽房柱换成钢筋水泥柱后继续使用之今。
选择“最豪华”抑或选择“最寒酸”，决定因素并非在人，也不在于思想教育是否起作用，而在于一国有没有公共财政制度，使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是否需要接受公众和社会监督。
这个判断并无新意，作为老生常谈，享受“最豪华”者比纳税人心里还明白。其实，惟有“制度反奢”才是根治“最豪华”的良方。鉴于“制度反奢”在现阶段尚显“奢侈”，退而求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逐步铲除“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土壤于遏制“最豪华”之目标，当比一轮轮整治管用得多。
政府于经济发展的角色定位，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古典经济学认定，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通过法律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和市场秩序。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奇迹，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政府－－市场关系”模式：政府既做市场裁判，又做市场内的运动员。尤其地方政府，往往更热衷于直接充当市场内的运动员。这种模式发展到极端，地方政府从一级政权机构难以避免地“进化”为“地方超级国有公司”。地方政府一旦被“公司化”，书记形如“董事长”，市长形同CEO，GDP变成营业额，经营利润取代税收成为财政收入主项。如是，经济发展不计成本、不问长远、不顾百姓感受，具有不可遏制的盲目扩张性。
“地方政府公司化”之后果，在各地竞相“超豪华”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譬如，从惠济区“最豪华区政府”到宜州市“面积与豪华双超的市政府”，其兴建理由，均期待借助政府大楼工程带动整个新城区建设。若以更大的视野观之，从1990年代前期青岛市政府卖掉闹市旧楼上市郊另盖“新窝”，到1990年代末期，杭州市政府率先打出“经营城市”的旗号算起，“地方政府公司化经营”在全国已呈普遍态势，而超豪华的行政性楼堂馆所，正属其必然收获的“经营业绩”之一。
“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通过行政意志整合供不应求的资源，对经济发展曾起到没有选择的拉动作用。可随着市场逐渐发育，其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负面作用日益积累暴露。它在很大程度上既解释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部分原因，又在一定程度上注释着社会越来越不和谐的部分成因。并逐步演变为诸如“超豪华”之类的“行政奢糜”始终难以治愈的“治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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