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杰：“八·一九事件”的透视与剖析_

王国杰：“八·一九事件”的透视与剖析时间:2010-08-19 09:30 作者:王国杰点击:497次
　　【内容提要】1991年“8·19事件”是苏联70年发展史上一起影响最大、后果最深刻的事件。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作者以当时所能收集到的资料为依据，并结合对当地各阶层人士的访问，尽力叙述该事件的真实过程，并作初步分析。
　　【关键词】“8·19事件” 民主派 叶利钦 紧委会
　　【作者简介】王国杰，1944年生，陕西师大历史系教授。 
　　在苏联70年发展史上，1991年8月事件算得上是一起影响巨大、涉及范围很广、触及问题很多、对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了。该事件使俄语中出现了一些新词汇，如Восьмерка(八人帮),КГЧ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简称紧委会),Деньроссиǔскогофлага(俄罗斯升旗节)。有人说这是一场“八月革命”(紧委会的提法)，有人说它是“违反宪法的政变”(各地政府的提法)；有人说这是一场“斯大林式的反动极权政变”(立陶宛民主派的声明)；还人说“依事实为根据还不能说是叛乱，它只是一场轻歌剧式的政变的尝试”(见苏共纲领派的声明)。叶利钦始终认为它是一场“右派政变”，戈尔巴乔夫则声称这是一起“叛国案件”，前议长卢基扬诺夫认为“这是一场虎头蛇尾式的阴谋”。可见，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定性当事人各执己见，议论者众说纷纭。因为历史的一瞬就如一颗飞行着的子弹，再也没有比描写飞行中的子弹更为困难的事情了。1994年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宣布大赦“8·19事件”的12位被捕者，戈尔巴乔夫指控的叛国罪名一风吹了，这又使“8·19事件”成了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一起政治疑案。历史是过滤器，时间在改变着历史事件的特征及其定性，对于突发性的历史事件尤为如此。
　　对“8·19事件”的评价分歧更大。有人认为它是历史的进步，有人提出它是历史的倒退；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新俄罗斯人”战胜“旧俄罗斯人”的战斗，有人指出它是一场“新生资产阶级”战胜“苏维埃人”的斗争。事发一年后，一位作家在《真理报》上写道：“民主派已经把胜利变成失败。”看来人们对这个事件的评价说法不一，但是有一点是人们能达成共识的："8·19事件”的结束正是苏联大国解体的开始。一个大国解体所诱发出来的大范围的震荡往往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这正像大地震之后余震不止一样。"8·19事件”中各种意见不断发表，许多细节仍在披露之中。因此，我们不想在事件的定性与评价上做文章，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我们力求在反映该事件真实面目上下些功夫。
　　历史瞬间犹如一座急剧变化着的核反应堆，各种社会矛盾在这里激烈碰撞，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激烈较量。突发事件最能验证各种政治人物及政治力量的实力与真实面目。在“8·19事件”前后几天中(准确地讲应该是从8月18日～8月26日整整一周内)，在苏联政治大舞台上出现了三个中心，三种政治力量：克里姆林宫(八人帮据点)、克里米亚福罗斯总统别墅(戈尔巴乔夫住地)，俄罗斯议会大厦(又称白宫，叶利钦住地)。经过几天的较量，八人帮(实际上有12人)被捕了，戈尔巴乔夫被架空了，叶利钦成了捍卫民主与法制的民族英雄。历史的瞬间最容易打破平衡，使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迅速发生巨变。叶利钦靠什么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这场胜利又为什么来得这么容易?本文想围绕这个主题做些介绍和分析。
　　最主要的因素是叶利钦的对手太软弱。事件的泡制者们目标不明确，手段不合法，斗争不得力，从头到尾都给人以受人操纵的感觉。有人说八人帮是“祖国的救星”，有人说他们是“被出卖的受害者”。有人说他们是些“没有犯罪的罪人”。苏共书记伊瓦什科指责这些人是“盲动分子”，戈尔巴乔夫也指责它们“有政治盲动性及缺乏责任感”。在镇压叛乱中立了功的科别茨将军说：“政变是由一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发动的”。事实上这些人在8月19日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前后共发表了三个通告，8月20日基本上没有大的举动，8月21日已接近尾声。他们是些没有作为的政变者。
　　说他们企图通过阴谋手段夺权那就太冤枉他们了。因为他们本身就大权在握，几乎所有国家机器的要害部门都由他们掌握着。而且，他们都是在近几年中由总统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亲密战友，总统多次表示这些人是“可以信赖的”。说他们太软弱也有点让人费解，因为他们确实手握生杀大权，用索布恰克的话讲，8月19日要是逮捕叶利钦，一个排的兵力就够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叶利钦是单枪匹马地在对付整个国家机器。再没有比国家机器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了。八人帮手里掌握着舆论工具与军队。但是他们很快就失去了优势，成为失败者。现在看，"8·19事件”是一场在不适当的时机(联盟条约签订前夕)，以不适当的手段(早已被人们所唾弃的政变形式)，由一些不适当人选(政治上不成熟，跟不上历史发展步伐)发动的不得人心、不合潮流的运动。
　　让我们来看看八人帮的政治背景及在事件中的表现。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人的活动，那些关键人物的活动就是了解事件真相的基础。53岁的亚纳耶夫是1990年底由戈尔巴乔夫提名出任副总统的。他毕业于工学院，后又上法学院函授班，获史学副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的题目是《托洛茨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此后他长期从事共青团的工作，曾出任团中央书记。1990年2月进入苏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出任苏共中央书记。他是“8·19事件”主要发动者。他主持了8月19日清早6时的电视直播，还主持了下午4时50分在苏外交部新闻大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外电评论他“主持人看来很健康，但鼻子尖上不断冒汗，讲话时手有些发抖”[1]。
　　弗·帕夫洛夫总理生于1937年9月26日，毕业于莫斯科财经学院。1962年入党，1989年出任苏财政部长。1991年出任政府总理。他认为苏联改革是“政治压制经济”。他上台搞了一件令俄罗斯人难以忘怀的大事：宣布三天内废除50卢布与100卢布面值的钞票，企图用这种笨拙的办法来遏制通货膨胀。外电评论他此举将苏联推向了崩溃的边缘。8月19日下午6时到9时，他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十几位部长都表示支持紧委会文件，只有两名部长在打瞌睡--“政治瞌睡”。会后帕夫洛夫就住进医院，直至被捕。8月21日晚，第一副总理谢尔巴科夫对记者讲：“帕夫洛夫身体确实欠佳”，并证实总理对事件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8月22日，帕夫洛夫在逮捕证上签字后被送往监狱的路上对人讲：他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2]。1994年2月出狱后他讲：“政府不要我了，我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干自己的事情了”[3]。
　　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是“8·19事件”的一个主要人物。1923年他出生于鄂姆斯克州。军事院校毕业后就进入军界，从连长一直干到远东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后取代索科洛夫出任国防部长。1990年10月他在三军首长联席会议上对国内局势表示极大的担忧，并提出军队要随时准备开往祖国需要的地方。在对待民主派的态度上他曾讲过：“我从不懂什么叫民主派，什么叫保守派。是不是那些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统一的人就是保守派，而那些分裂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就是民主派”[4]。1990年11月12日他去会见戈尔巴乔夫并提出：“到该收拾民族分裂主义者的时候了”。在1991年6月苏联军事委员会全会上他又是3名坚决要求实施紧急状态的人物之一，当时戈尔巴乔夫没有采纳。8月19日清晨4时30分，亚佐夫签发了致各副部长，各兵种司令长官编号为8825的密码电报，要求所有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在8月19日早6时的电视直播中，亚佐夫发表了10分钟讲话，他号召部队为维护好社会秩序及军事设施做出努力。只字未提镇压措施。到8月20日下午2时，由苏军总司令部长官姆·莫伊谢耶夫签发的密码电报发送各地驻军，要求各部队要服从紧委会签发的命令。8月21日上午10时，亚佐夫签发命令要求所有部队从莫斯科撤离，返回原驻地。8月22日上午6时，当他与克留奇科夫一同在去会见戈尔巴乔夫未果返回首都机场时即被捕[5]。被捕后他从不认错。1994年2月被释放。1994年8月在其故乡参加鄂姆斯克建市400周年的大会上讲话时他仍认为：“我们只是想捍卫苏联，使之免于解体”.“我们没有成功，是因为我们太软，没有采取强硬手段”[6]。
　　内务部长普戈是事件中的悲剧人物。他1937年出生于加里宁布，1961～1967年在里加做党团工作。1976年进入国家安全部，1980年出任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1984年担任拉脱维亚党的第一书记。1988年起出任苏共中央监委书记。后接替巴卡金担任苏内务部长。上任后他将警察部队与内务部队合二而一。1991年6月，即在俄总统选举期间，他与亚佐夫、克留奇科夫一起坚持要实施紧急状态。在阿塞拜疆的民族冲突中他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一些记者评论他胆小怕事。事败后，即在8月22日上午10时，当格·亚夫林斯基率4人去抓他时，他与妻子在卧室中已自杀了。此后，在苏高级党政军人员中接连出现了几起自杀事件；8月24日中午，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上吊自杀，他从1991年年初起就曾激烈地批评过叶利钦，死后他还被人挖坟抛尸。8月26日清晨5时，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克鲁奇纳从自己住所的阳台上跳楼自杀，据说他掌握着苏共120亿美金的财产。还有塔斯社的二把手德·利索沃利克开枪自杀[7]。这些自杀事件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是亚佐夫的支持者。他生于1924年，接受过高等司法教育。1944年入党。后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中他是伏尔加格勒一个军工厂工人，战后出任该市团委书记。1946～1951年间他在地方检查院工作，并负责筹建过劳改集中营，是斯大林后期肃反运动中的一员干将。1955～1959年出任苏驻匈牙利大使馆秘书，并与安德罗波夫共事多年。1959年回国后进入苏共中央机关工作。1967年转入国家安全部工作。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名让克留奇科夫出任克格勃头目。在苏联第四届人代会上，他坚决要求与瓦解联盟的势力做斗争。1991年8月17日，他主持了在克格勃“阿勃茨”机构中召开的由帕夫洛夫、叶戈罗夫、瓦连尼科夫等人参加的碰头会。讨论国内局势，并寻找出路。有人称这次碰头会就是“8·19事件”的预备会。但瓦连尼科夫后来撰文提到“这次会见没有任何人说过关于夺取权力的话”,“也没有任何人谈到什么‘举事日期’"[8]。在1991年8月18日的军事会议上，他坚决要求实施紧急状态。8月21日，他和亚佐夫、基里亚科夫等人乘总统专机去克里米亚会见戈尔巴乔夫，被拒绝。8月22日上午10时返回首都即被捕。他被捕时很冷静，对逮他的人讲：“对我及其他成员的审判不会给俄罗斯带来什么荣耀”[9]。
　　苏联国家企业家协会主席阿·基里亚科夫生于1926年，参加过二战，荣获过军功章。战后进入乌拉尔工学院学习，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1956年出任某军工企业总工程师。1980年担任苏联工业科技协会副主席。从他的经历可看出，他一直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在军工企业界有一定影响。在1990年12月7日召开的全苏军工企业经理会议上，由他起草的报告中提出，坚决禁止罢工，坚决停止在基础工业部门中所进行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曾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你想吓唬我吗?办不到!”有人讲这次分歧是他参加政变的一个原因。有人称赞他是“少有的老布尔什维克”。有人讲他是被拉进八人帮的。因为他有一定的影响及代表性。在“8·19事件”中，他是《苏联领导人致人民的公开信》的作者之一。
　　奥·巴克兰诺夫是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32年出生于哈尔科夫，1958年毕业于动力学院，获工程技术副博士，担任某军工企业总工程师。1976年出任苏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86年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88年2月至1991年4月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军工生产。由于工作出色，他六次荣获勋章与奖章，并一次获得过列宁奖金。1991年在讨论联盟条约草案时他发言说“保持苏联的统一体制，保持主权发展的苏联大国地位是所有加入联盟的人民的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他的讲话受到纳扎尔巴耶夫的反对。1991年5月巴克兰诺夫就提出国内形势要求把政权交给军队，但军队要争取尽快将这个管理权移交给合适的政治家。1991年8月19日他在紧委会所有文件上都签了字。到8月22日中午11时，俄检察长宣布巴克兰诺夫已被软禁，但他还可以自由活动。因为他是全苏人大代表，只有在最高苏维埃解除他的人大代表资格之后才能逮捕他。
　　斯塔罗布采夫是八人帮中政治最保守的一位。他是全苏农民协会主席，1931年出生，农学院毕业，长期担任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他是最早着手进行农业体制改革的专家之一，60年代他搞多种经营，成绩突出。1976年他荣获劳动英雄称号及奖金，1979年又获国家奖金。他领导的农庄成了全苏的样板。1986年他积极鼓吹农业改革，报刊上经常有他的文章，他猛烈抨击农业管理上的官僚主义。但当农业体制改革深入到要解散农庄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个体农业坚决反对。1990年他坚决反对过头的改革措施。他积极参与了“8·19事件”,8月19日上午6时，他出席电视直播并讲了话，要求照顾农民利益。8月22日中午俄检察长宣布逮捕他，但他不在市内。据瓦连尼科夫讲，农协主席是被人用欺骗手段逮捕的，因为他也是全苏人大代表，享有豁免权。1992年6月5日他被释放，并恢复了他的农协主席的职务。
　　除了八人帮之外，还有两个人对事件进程影响很大，这就是议长卢基扬诺夫及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61岁的卢基扬诺夫是位法学博士，高级法学家。1953年入党，1986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88年升为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3月由戈尔巴乔夫提名出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8月19日清晨6时，当八人帮占领了电视台后首先发表的就是卢基扬诺夫关于国内局势的声明，他批评即将签署的联盟不好，这就等于承认一些共和国独立的合法[10]。8月19日中午他主持最高苏维埃会议，要求每个部门都要对局势表态，支持实施紧急状态。8月20日中午11时，鲁茨科伊等人去会见卢基扬诺夫，向他递交了叶利钦的信件，信中要求他为维护秩序做出努力，卢讲：事态发展有些突然，根本没有任何预感[11]。8月21日凌晨1时40分，白宫外边形势十分危急，有人打电话要求议长出面调解。卢讲：“我无能为力。因为叶利钦本人只想激化矛盾。"卢还要求首先解除人民武装，并调查这些武器是从哪儿搞来的[12]。到8月21日下午7时，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声明，认为建立紧委会是违反宪法的。下午7时30分，卢基扬诺夫、亚佐夫等人去会见戈尔巴乔夫遭到拒绝。他与戈尔巴乔夫40年的同学情谊结束了。尽管卢基扬诺夫不是紧委会成员，他也未出席新闻招待会，但白宫决策者们认为他是八人帮的军师，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在8月22日俄议会会议上，俄总理西拉耶夫讲：“卢基扬诺夫是政变中的主要思想家，我们不能信任他”.[13]8月29日他被捕入狱。他是8月事件最后一位被捕者。被捕后他从没认错。就在被审讯期间他作为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当选为国家杜马代表。1994年初叶利钦还写信给卢基扬诺夫，表示愿意合作，并建议卢基扬诺夫“分担起俄罗斯命运的责任”。
　　苏陆军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是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他最早介入“8·19事件”，也是该案件中最后一位被释放者。8月18日下午4时50分，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巴克兰诺夫及瓦连尼科夫4人来到克里米亚总统别墅，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准备实施紧急状态的意见。应该说这是事件的正式开始。戈氏批评“在会见中，瓦连尼科夫最为粗鲁”.8月19日，瓦连尼科夫在乌克兰，戈尔巴乔夫指责他是“到基辅送最后通牒的那个人”。但瓦连尼科夫事后讲，他到基辅没有要求任何人支持紧委会，也没有要求乌克兰实施紧急状态[14]。8月20日他从基辅返回莫斯科，参加了总参谋部会议。事后他讲：“这次会议没有制订进攻白宫的计划，因为任何人都不准备攻占它”.8月22日他被捕入狱[15]。“我被捕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我在克里米亚别墅中同戈尔巴乔夫谈论时表现积极”.“我向他通报了部队军官们指责他在国家瓦解的情况下无动于衷的言论与态度”.在狱中他阅读了戈尔巴乔夫写的《八月政变》一书，并作了详细批注。1994年2月，俄国家杜马宣布中止对“8·19事件”的审讯，所有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惟独瓦连尼科夫不出狱。他拒绝大赦，坚决要求法官继续审理此案，以证明自己无罪。1994年6～7月间法庭对其进行最后审理。在法庭上，瓦连尼科夫大将慷慨陈词，揭露事件真相，痛斥戈尔巴乔夫消极无为，投机误国的卑鄙行径，引起了一阵轰动。法庭最后判定他无罪释放。
　　戈尔巴乔夫是“8·19事件”的主要英雄，也是头号牺牲者。他既想站在八人帮一边，又想站到叶利钦一边。他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他左右摇摆，看风使舵，政治上不坚定、处事没主见。而不坚定，没主见又是政治家的大忌。到1990年年底，他的威信及影响已降到最低点。到8月19日下午3时，莫斯科有消息讲，戈尔巴乔夫已被解职，并遭囚禁。还有人传言戈尔巴乔夫已经死了。直到8月19日晚上9时，首都仍无有关总统的确切消息。8月20日下午1时，首都才有消息证实总统还活着，并由克格勃少将卡尔普欣率领的阿尔法突击队保卫着[16]。下午4时白宫发言人讲戈尔乔夫身体很健康。8月21日下午7时30分到9时，戈尔巴乔夫拒绝会见亚佐夫等人，而与后来的鲁茨科伊、西拉耶夫等人会谈数小时，并且热烈拥抱。8月22日早6时戈氏返回莫斯科。事后戈氏曾再三向世人控诉他如何被人囚禁，但几乎所有材料都证实他并没有被限制自由。一个记者讲当时“联系没有中断，别墅没被包围，总统没被软禁”[17]。8月19日这一天，出入别墅的汽车就有117辆。事后，别墅卫队队长在电视直播中也证实：“没有发生任何软禁的事”[18]。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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