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杰:“八·一九事件”的透视与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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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91年“8·19事件”是苏联70年发展史上一起影响最大、后果最深刻的事件。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作者以当时所能收集到的资料为依据,并结合对当地各阶层人士的访问,尽力叙述该事件的真实过程,并作初步分析。
  【关键词】“8·19事件” 民主派 叶利钦 紧委会
  【作者简介】王国杰,1944年生,陕西师大历史系教授。 
  在苏联70年发展史上,1991年8月事件算得上是一起影响巨大、涉及范围很广、触及问题很多、对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了。该事件使俄语中出现了一些新词汇,如Восьмерка(八人帮),КГЧ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简称紧委会),Деньроссиǔскогофлага(俄罗斯升旗节)。有人说这是一场“八月革命”(紧委会的提法),有人说它是“违反宪法的政变”(各地政府的提法);有人说这是一场“斯大林式的反动极权政变”(立陶宛民主派的声明);还人说“依事实为根据还不能说是叛乱,它只是一场轻歌剧式的政变的尝试”(见苏共纲领派的声明)。叶利钦始终认为它是一场“右派政变”,戈尔巴乔夫则声称这是一起“叛国案件”,前议长卢基扬诺夫认为“这是一场虎头蛇尾式的阴谋”。可见,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定性当事人各执己见,议论者众说纷纭。因为历史的一瞬就如一颗飞行着的子弹,再也没有比描写飞行中的子弹更为困难的事情了。1994年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宣布大赦“8·19事件”的12位被捕者,戈尔巴乔夫指控的叛国罪名一风吹了,这又使“8·19事件”成了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一起政治疑案。历史是过滤器,时间在改变着历史事件的特征及其定性,对于突发性的历史事件尤为如此。
  对“8·19事件”的评价分歧更大。有人认为它是历史的进步,有人提出它是历史的倒退;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新俄罗斯人”战胜“旧俄罗斯人”的战斗,有人指出它是一场“新生资产阶级”战胜“苏维埃人”的斗争。事发一年后,一位作家在《真理报》上写道:“民主派已经把胜利变成失败。”看来人们对这个事件的评价说法不一,但是有一点是人们能达成共识的:"8·19事件”的结束正是苏联大国解体的开始。一个大国解体所诱发出来的大范围的震荡往往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这正像大地震之后余震不止一样。"8·19事件”中各种意见不断发表,许多细节仍在披露之中。因此,我们不想在事件的定性与评价上做文章,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我们力求在反映该事件真实面目上下些功夫。
  历史瞬间犹如一座急剧变化着的核反应堆,各种社会矛盾在这里激烈碰撞,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激烈较量。突发事件最能验证各种政治人物及政治力量的实力与真实面目。在“8·19事件”前后几天中(准确地讲应该是从8月18日~8月26日整整一周内),在苏联政治大舞台上出现了三个中心,三种政治力量:克里姆林宫(八人帮据点)、克里米亚福罗斯总统别墅(戈尔巴乔夫住地),俄罗斯议会大厦(又称白宫,叶利钦住地)。经过几天的较量,八人帮(实际上有12人)被捕了,戈尔巴乔夫被架空了,叶利钦成了捍卫民主与法制的民族英雄。历史的瞬间最容易打破平衡,使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迅速发生巨变。叶利钦靠什么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这场胜利又为什么来得这么容易?本文想围绕这个主题做些介绍和分析。
  最主要的因素是叶利钦的对手太软弱。事件的泡制者们目标不明确,手段不合法,斗争不得力,从头到尾都给人以受人操纵的感觉。有人说八人帮是“祖国的救星”,有人说他们是“被出卖的受害者”。有人说他们是些“没有犯罪的罪人”。苏共书记伊瓦什科指责这些人是“盲动分子”,戈尔巴乔夫也指责它们“有政治盲动性及缺乏责任感”。在镇压叛乱中立了功的科别茨将军说:“政变是由一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发动的”。事实上这些人在8月19日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前后共发表了三个通告,8月20日基本上没有大的举动,8月21日已接近尾声。他们是些没有作为的政变者。
  说他们企图通过阴谋手段夺权那就太冤枉他们了。因为他们本身就大权在握,几乎所有国家机器的要害部门都由他们掌握着。而且,他们都是在近几年中由总统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亲密战友,总统多次表示这些人是“可以信赖的”。说他们太软弱也有点让人费解,因为他们确实手握生杀大权,用索布恰克的话讲,8月19日要是逮捕叶利钦,一个排的兵力就够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叶利钦是单枪匹马地在对付整个国家机器。再没有比国家机器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了。八人帮手里掌握着舆论工具与军队。但是他们很快就失去了优势,成为失败者。现在看,"8·19事件”是一场在不适当的时机(联盟条约签订前夕),以不适当的手段(早已被人们所唾弃的政变形式),由一些不适当人选(政治上不成熟,跟不上历史发展步伐)发动的不得人心、不合潮流的运动。
  让我们来看看八人帮的政治背景及在事件中的表现。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人的活动,那些关键人物的活动就是了解事件真相的基础。53岁的亚纳耶夫是1990年底由戈尔巴乔夫提名出任副总统的。他毕业于工学院,后又上法学院函授班,获史学副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的题目是《托洛茨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此后他长期从事共青团的工作,曾出任团中央书记。1990年2月进入苏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出任苏共中央书记。他是“8·19事件”主要发动者。他主持了8月19日清早6时的电视直播,还主持了下午4时50分在苏外交部新闻大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外电评论他“主持人看来很健康,但鼻子尖上不断冒汗,讲话时手有些发抖”[1]。
  弗·帕夫洛夫总理生于1937年9月26日,毕业于莫斯科财经学院。1962年入党,1989年出任苏财政部长。1991年出任政府总理。他认为苏联改革是“政治压制经济”。他上台搞了一件令俄罗斯人难以忘怀的大事:宣布三天内废除50卢布与100卢布面值的钞票,企图用这种笨拙的办法来遏制通货膨胀。外电评论他此举将苏联推向了崩溃的边缘。8月19日下午6时到9时,他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十几位部长都表示支持紧委会文件,只有两名部长在打瞌睡--“政治瞌睡”。会后帕夫洛夫就住进医院,直至被捕。8月21日晚,第一副总理谢尔巴科夫对记者讲:“帕夫洛夫身体确实欠佳”,并证实总理对事件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8月22日,帕夫洛夫在逮捕证上签字后被送往监狱的路上对人讲:他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2]。1994年2月出狱后他讲:“政府不要我了,我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干自己的事情了”[3]。
  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是“8·19事件”的一个主要人物。1923年他出生于鄂姆斯克州。军事院校毕业后就进入军界,从连长一直干到远东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后取代索科洛夫出任国防部长。1990年10月他在三军首长联席会议上对国内局势表示极大的担忧,并提出军队要随时准备开往祖国需要的地方。在对待民主派的态度上他曾讲过:“我从不懂什么叫民主派,什么叫保守派。是不是那些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统一的人就是保守派,而那些分裂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就是民主派”[4]。1990年11月12日他去会见戈尔巴乔夫并提出:“到该收拾民族分裂主义者的时候了”。在1991年6月苏联军事委员会全会上他又是3名坚决要求实施紧急状态的人物之一,当时戈尔巴乔夫没有采纳。8月19日清晨4时30分,亚佐夫签发了致各副部长,各兵种司令长官编号为8825的密码电报,要求所有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在8月19日早6时的电视直播中,亚佐夫发表了10分钟讲话,他号召部队为维护好社会秩序及军事设施做出努力。只字未提镇压措施。到8月20日下午2时,由苏军总司令部长官姆·莫伊谢耶夫签发的密码电报发送各地驻军,要求各部队要服从紧委会签发的命令。8月21日上午10时,亚佐夫签发命令要求所有部队从莫斯科撤离,返回原驻地。8月22日上午6时,当他与克留奇科夫一同在去会见戈尔巴乔夫未果返回首都机场时即被捕[5]。被捕后他从不认错。1994年2月被释放。1994年8月在其故乡参加鄂姆斯克建市400周年的大会上讲话时他仍认为:“我们只是想捍卫苏联,使之免于解体”.“我们没有成功,是因为我们太软,没有采取强硬手段”[6]。
  内务部长普戈是事件中的悲剧人物。他1937年出生于加里宁布,1961~1967年在里加做党团工作。1976年进入国家安全部,1980年出任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1984年担任拉脱维亚党的第一书记。1988年起出任苏共中央监委书记。后接替巴卡金担任苏内务部长。上任后他将警察部队与内务部队合二而一。1991年6月,即在俄总统选举期间,他与亚佐夫、克留奇科夫一起坚持要实施紧急状态。在阿塞拜疆的民族冲突中他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一些记者评论他胆小怕事。事败后,即在8月22日上午10时,当格·亚夫林斯基率4人去抓他时,他与妻子在卧室中已自杀了。此后,在苏高级党政军人员中接连出现了几起自杀事件;8月24日中午,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上吊自杀,他从1991年年初起就曾激烈地批评过叶利钦,死后他还被人挖坟抛尸。8月26日清晨5时,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克鲁奇纳从自己住所的阳台上跳楼自杀,据说他掌握着苏共120亿美金的财产。还有塔斯社的二把手德·利索沃利克开枪自杀[7]。这些自杀事件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是亚佐夫的支持者。他生于1924年,接受过高等司法教育。1944年入党。后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战中他是伏尔加格勒一个军工厂工人,战后出任该市团委书记。1946~1951年间他在地方检查院工作,并负责筹建过劳改集中营,是斯大林后期肃反运动中的一员干将。1955~1959年出任苏驻匈牙利大使馆秘书,并与安德罗波夫共事多年。1959年回国后进入苏共中央机关工作。1967年转入国家安全部工作。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名让克留奇科夫出任克格勃头目。在苏联第四届人代会上,他坚决要求与瓦解联盟的势力做斗争。1991年8月17日,他主持了在克格勃“阿勃茨”机构中召开的由帕夫洛夫、叶戈罗夫、瓦连尼科夫等人参加的碰头会。讨论国内局势,并寻找出路。有人称这次碰头会就是“8·19事件”的预备会。但瓦连尼科夫后来撰文提到“这次会见没有任何人说过关于夺取权力的话”,“也没有任何人谈到什么‘举事日期’"[8]。在1991年8月18日的军事会议上,他坚决要求实施紧急状态。8月21日,他和亚佐夫、基里亚科夫等人乘总统专机去克里米亚会见戈尔巴乔夫,被拒绝。8月22日上午10时返回首都即被捕。他被捕时很冷静,对逮他的人讲:“对我及其他成员的审判不会给俄罗斯带来什么荣耀”[9]。
  苏联国家企业家协会主席阿·基里亚科夫生于1926年,参加过二战,荣获过军功章。战后进入乌拉尔工学院学习,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1956年出任某军工企业总工程师。1980年担任苏联工业科技协会副主席。从他的经历可看出,他一直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在军工企业界有一定影响。在1990年12月7日召开的全苏军工企业经理会议上,由他起草的报告中提出,坚决禁止罢工,坚决停止在基础工业部门中所进行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曾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你想吓唬我吗?办不到!”有人讲这次分歧是他参加政变的一个原因。有人称赞他是“少有的老布尔什维克”。有人讲他是被拉进八人帮的。因为他有一定的影响及代表性。在“8·19事件”中,他是《苏联领导人致人民的公开信》的作者之一。
  奥·巴克兰诺夫是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32年出生于哈尔科夫,1958年毕业于动力学院,获工程技术副博士,担任某军工企业总工程师。1976年出任苏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86年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88年2月至1991年4月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军工生产。由于工作出色,他六次荣获勋章与奖章,并一次获得过列宁奖金。1991年在讨论联盟条约草案时他发言说“保持苏联的统一体制,保持主权发展的苏联大国地位是所有加入联盟的人民的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他的讲话受到纳扎尔巴耶夫的反对。1991年5月巴克兰诺夫就提出国内形势要求把政权交给军队,但军队要争取尽快将这个管理权移交给合适的政治家。1991年8月19日他在紧委会所有文件上都签了字。到8月22日中午11时,俄检察长宣布巴克兰诺夫已被软禁,但他还可以自由活动。因为他是全苏人大代表,只有在最高苏维埃解除他的人大代表资格之后才能逮捕他。
  斯塔罗布采夫是八人帮中政治最保守的一位。他是全苏农民协会主席,1931年出生,农学院毕业,长期担任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他是最早着手进行农业体制改革的专家之一,60年代他搞多种经营,成绩突出。1976年他荣获劳动英雄称号及奖金,1979年又获国家奖金。他领导的农庄成了全苏的样板。1986年他积极鼓吹农业改革,报刊上经常有他的文章,他猛烈抨击农业管理上的官僚主义。但当农业体制改革深入到要解散农庄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个体农业坚决反对。1990年他坚决反对过头的改革措施。他积极参与了“8·19事件”,8月19日上午6时,他出席电视直播并讲了话,要求照顾农民利益。8月22日中午俄检察长宣布逮捕他,但他不在市内。据瓦连尼科夫讲,农协主席是被人用欺骗手段逮捕的,因为他也是全苏人大代表,享有豁免权。1992年6月5日他被释放,并恢复了他的农协主席的职务。
  除了八人帮之外,还有两个人对事件进程影响很大,这就是议长卢基扬诺夫及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61岁的卢基扬诺夫是位法学博士,高级法学家。1953年入党,1986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88年升为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3月由戈尔巴乔夫提名出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8月19日清晨6时,当八人帮占领了电视台后首先发表的就是卢基扬诺夫关于国内局势的声明,他批评即将签署的联盟不好,这就等于承认一些共和国独立的合法[10]。8月19日中午他主持最高苏维埃会议,要求每个部门都要对局势表态,支持实施紧急状态。8月20日中午11时,鲁茨科伊等人去会见卢基扬诺夫,向他递交了叶利钦的信件,信中要求他为维护秩序做出努力,卢讲:事态发展有些突然,根本没有任何预感[11]。8月21日凌晨1时40分,白宫外边形势十分危急,有人打电话要求议长出面调解。卢讲:“我无能为力。因为叶利钦本人只想激化矛盾。"卢还要求首先解除人民武装,并调查这些武器是从哪儿搞来的[12]。到8月21日下午7时,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声明,认为建立紧委会是违反宪法的。下午7时30分,卢基扬诺夫、亚佐夫等人去会见戈尔巴乔夫遭到拒绝。他与戈尔巴乔夫40年的同学情谊结束了。尽管卢基扬诺夫不是紧委会成员,他也未出席新闻招待会,但白宫决策者们认为他是八人帮的军师,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在8月22日俄议会会议上,俄总理西拉耶夫讲:“卢基扬诺夫是政变中的主要思想家,我们不能信任他”.[13]8月29日他被捕入狱。他是8月事件最后一位被捕者。被捕后他从没认错。就在被审讯期间他作为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当选为国家杜马代表。1994年初叶利钦还写信给卢基扬诺夫,表示愿意合作,并建议卢基扬诺夫“分担起俄罗斯命运的责任”。
  苏陆军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是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他最早介入“8·19事件”,也是该案件中最后一位被释放者。8月18日下午4时50分,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巴克兰诺夫及瓦连尼科夫4人来到克里米亚总统别墅,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准备实施紧急状态的意见。应该说这是事件的正式开始。戈氏批评“在会见中,瓦连尼科夫最为粗鲁”.8月19日,瓦连尼科夫在乌克兰,戈尔巴乔夫指责他是“到基辅送最后通牒的那个人”。但瓦连尼科夫事后讲,他到基辅没有要求任何人支持紧委会,也没有要求乌克兰实施紧急状态[14]。8月20日他从基辅返回莫斯科,参加了总参谋部会议。事后他讲:“这次会议没有制订进攻白宫的计划,因为任何人都不准备攻占它”.8月22日他被捕入狱[15]。“我被捕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我在克里米亚别墅中同戈尔巴乔夫谈论时表现积极”.“我向他通报了部队军官们指责他在国家瓦解的情况下无动于衷的言论与态度”.在狱中他阅读了戈尔巴乔夫写的《八月政变》一书,并作了详细批注。1994年2月,俄国家杜马宣布中止对“8·19事件”的审讯,所有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惟独瓦连尼科夫不出狱。他拒绝大赦,坚决要求法官继续审理此案,以证明自己无罪。1994年6~7月间法庭对其进行最后审理。在法庭上,瓦连尼科夫大将慷慨陈词,揭露事件真相,痛斥戈尔巴乔夫消极无为,投机误国的卑鄙行径,引起了一阵轰动。法庭最后判定他无罪释放。
  戈尔巴乔夫是“8·19事件”的主要英雄,也是头号牺牲者。他既想站在八人帮一边,又想站到叶利钦一边。他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他左右摇摆,看风使舵,政治上不坚定、处事没主见。而不坚定,没主见又是政治家的大忌。到1990年年底,他的威信及影响已降到最低点。到8月19日下午3时,莫斯科有消息讲,戈尔巴乔夫已被解职,并遭囚禁。还有人传言戈尔巴乔夫已经死了。直到8月19日晚上9时,首都仍无有关总统的确切消息。8月20日下午1时,首都才有消息证实总统还活着,并由克格勃少将卡尔普欣率领的阿尔法突击队保卫着[16]。下午4时白宫发言人讲戈尔乔夫身体很健康。8月21日下午7时30分到9时,戈尔巴乔夫拒绝会见亚佐夫等人,而与后来的鲁茨科伊、西拉耶夫等人会谈数小时,并且热烈拥抱。8月22日早6时戈氏返回莫斯科。事后戈氏曾再三向世人控诉他如何被人囚禁,但几乎所有材料都证实他并没有被限制自由。一个记者讲当时“联系没有中断,别墅没被包围,总统没被软禁”[17]。8月19日这一天,出入别墅的汽车就有117辆。事后,别墅卫队队长在电视直播中也证实:“没有发生任何软禁的事”[18]。
  
戈尔巴乔夫在“8·19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是该事件的重要疑点。许多材料直接指责他“对紧委会的起事不仅事先知情,而且或明或暗还有赞许与支持之意”[19]。克留奇科夫在审讯中也证实,在8月18日下午5时,他与戈氏交谈后戈氏对他们要搞的紧急状态一事表示:“你们可以试一试”[20]。从上述材料中人们也能看到八人帮的失败与戈氏的态度有直接关系。这个问题有待以后再详细探讨,但戈氏在事件中的表现确实改变了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正是他帮助叶利钦完成了权力由联盟中央向地方转移的过程。在8月22日返回莫斯科的前夕,他签署了逮捕令,将昔日的战友送上审判台。他多次称赞叶利钦在事件中的作用,确认了叶利钦在政变期间所签发的所有文件(其中许多内容是涉及联盟中央权力的)。他甚至无视宪法,与叶利钦达成了在紧急状态下互代职务的协议。叛乱失败后第二天,叶利钦即宣布停止苏共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活动,并将叛乱的根子追到苏共身上。戈氏为了划清界线,于8月24日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还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从而摧垮了联盟中央政权根基。戈氏在叛乱后还按照叶利钦的意图安排人事,一步一步地丧失了自己的阵地。可见,八月事件结束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的对立,结束了一个首都两个总统的双重政权体系的历史。
  八月事件中的真正指挥者就是叶利钦。他始终掌握着事态发展的主动权,白宫门前的几天斗争使他成为万人拥戴的英雄。他在这几天中所取得的威望及影响远远超过了他在俄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与成功。有人讲这几天叶利钦的任务就是发文件和打电话,他击败八人帮靠的不是坦克,而是电话;靠的不是子弹,而是语言。这也对。但依我看,叶利钦在关键时刻抓住了舆论,争得了民心;他抓住了地方,架空了中央及看风使舵的总统;他抓住了军队,争得了主动。历史的瞬间十分宝贵,瞬间即逝。谁抓住宝贵的瞬间,谁就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关键,谁就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沿。
  舆论工具是政治事件中的最重要阵地。八人帮一开始抓的就是广播、电视、报刊。8月19日凌晨1时,克留奇科夫派两名克格勃高级特工人员到塔斯社去工作。凌晨6时,紧委会派军队占领了中央电视台及中央广播电台。全苏只开通一个频道,只播放紧委会的文件,其它节目全部停止。此后,紧委会又发了两个通令,控制了报刊的出版与发行。8月19日清晨,叶利钦还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事发后,俄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俄总理西拉耶夫、科别茨上将、索布恰克4人去会见叶利钦,共同起草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并以小报、传单、快讯等形式广为散发,有的还是手工抄写的。“我们面临的是一场血腥的反动政变”,“我们号召举行全民紧急大罢工”。中午12时30分,叶利钦签发命令:“紧委会的所有决议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下午1时,叶利钦在没有广播的情况下站在白宫一辆坦克上发表演讲,后来电视上转播了这一镜头,影响很大。下午5时,在亚纳耶夫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叶利钦签发命令宣布八人帮违反宪法。这一提法已经将八人帮置于死地:他们是违法的,他们不再受法律的保护。人民起来保卫合法民选的总统及政权机关。这时的叶利钦已经变失败为胜利,化被动为主动。到8月20日中午,白宫四周架起了四个广播,用中波和短波向外播放叶利钦的决议与命令。到20日下午4时,被八人帮查封的新闻工具全部开通,报纸重新出版。下午7时,全苏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对紧委会查封新闻单位表示强烈的抗议。到8月21日9时,叶利钦签发了关于整顿舆论工具的第69号令,解除了全苏广播电视部部长普·克拉夫琴科的职务,任命俄罗斯联邦出版局局长波尔托拉宁接替了他的职务。第69号令还取消紧委会关于新闻部门的所有决议,并提出禁止宣传紧委会的所有文件,并由俄罗斯政府负责监督播放中央电视节目[21]。
  叶利钦还用手中的电话,与世界各国首脑联系。8月20日上午,他与英国梅杰通了话,下午3时又与美国布什通了话,他们都表示不承认亚纳耶夫政权,从而争到了世界支持。叶利钦还利用电话控制局势的发展。在白宫局势十分紧张的时刻,叶利钦打电话给卢基扬诺夫,卢讲:他对攻占白宫一事一无所知。8月20日下午6时,他又打电话给亚纳耶夫:“你干嘛?想攻占白宫吗?"“你想一想你的后果:你是想留在国内,还是想出国?”亚纳耶夫在电话中回答说:“对此事我一概不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马上取消关于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22]。这段对话很精彩,从中我们看不出到底谁在指挥谁?
  地方上对“8·19事件”反应最快的是列宁格勒、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他们明确表示支持叶利钦,反对紧委会。索布恰克是最早介入事件的地方长官。到8月20日,全苏各地政府都表态,认为紧委会是非法的,各地都举行罢工、游行与集会。一些地方明确表示不执行紧委会的文件与决议,不实施紧急状态。到8月21日中午,俄议会国际事务部主席卢金在记者招待会上讲:“有70%的地方领导人表态支持叶利钦及俄合法政府”[23]。到8月21日晚9时30分,叶利钦签发俄总统第70号命令,免去了一大批支持紧委会的地方领导人,并责成俄总检察长立案调查这些人的问题。并任命了一批新的地方领导人。地方大权已转入叶利钦亲信之手[24]。
  人心向背历来是政治斗争胜败的关键。全苏社会意见调查中心是苏联改革的产物,它成立于1989年。在“8·19事件”过程中,该机构曾做过几次民意测验,这些调查结果就成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8月20日下午2时,该机构公布对远离首都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66名市民进行调查的结果:72%的人认为紧委会不合法,只有12%的人支持它。对于紧委会能否扭转国内局势77%的人持否定态度。还有61%的人认为,紧委会上台会引起大规模镇压。8月21日早6时,又发表了对沃罗涅什724名市民的调查结果:49%的人认为紧委会是非法的,28%的人认为它是合法的,另外23%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8月20日下午5时,俄议会派人对1500名莫斯科市民进行调查,只有10%的人支持紧委会,79.4%的人反对该组织。只有2.3%的人信任亚纳耶夫,3.9%的人支持帕夫洛夫。有53%的人认为应该让戈尔巴乔夫下台了。59%的被调查人认为,紧委会的活动只能加剧局势的恶化。8月21日下午5时50分,公布苏民意调查中心对1792名首都人士调查结果:73%的人认为紧委会是非法的,只有13%的人认为它是合法的。同时还公布了对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民意测验结果:支持紧委会的比例为23%和14%,反对紧委会的比例为72%和52%[25]。尽管人们对政治表态已不热心,尽管人们对事件发展的表态有些难度,但这些民意测验结果已很能说明问题。
  在非常时期正常的政权机关已陷入瘫痪,军队的活动就显得格外突出。军人的活动及态度对事件的发展影响最大。8月19日凌晨4时,亚佐夫已命令所有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中午11时首都已有军队在活动。紧委会从首都近郊调动几个机械化步兵师进入市区。但是直到8月20日凌晨1时,只有康捷米洛夫步兵师部分官兵开进市中心,其他几个师(塔曼摩托化机械师、捷尔任斯基步兵师等)都按兵不动。一些军官明确表态:拒不执行紧委会命令。军人的态度使八人帮陷入危机,紧委会内部发生分歧,一些人已丧失了信心[26]。
  部队的调动主要在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两地。瓦连尼科夫提供的情况是:“我想说明的是开始动用的不是武装力量,只是莫斯科空降部队的兵力,而且只在莫斯科近郊。还动用了塔曼师及捷尔仁斯基师的380人及内务部队2000余人”.“另外,在莫斯科实际动用部队的不仅是紧委会,而且还有俄罗斯领导人”.“一个坦克连用于保卫广播电视大楼”,“还有一个坦克连及陆战营保卫白宫”[27]。后证实,位于莫斯科近郊的还有3000名空降兵。此外,据突击队指挥、克格勃少将卡尔普欣讲,到8月19日晚,归他指挥“包围白宫的部队有独立别动队摩托化步兵师,别动特警队及克格勃三个局的部队,共计1.5万人”[28]。
  向列宁格勒推进的是内务部所属梁赞师,普斯科夫步兵师。到8月20日凌晨2时,索布恰克已与部队头目商定,部队不进入市区。但后来又有一支坦克师向该市推进,该师拥有120辆中型坦克,60辆轻型坦克。后在列宁格勒郊区加特琴纳皇宫附近集结待命,距市中心50多公里。这些部队始终没有进入市区中心。
  8月20日是部队调动最频繁的一天,也是部队分化瓦解最快的一天。8月20日中午11时,苏国际部发言人马尼洛夫说,部分部队明显倒向叶利钦一边,这些军人很难指挥[29]。最早倒戈的军官就是苏空降兵司令员、后来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上将。他在8月19日上午接到叶利钦的电话后决定服从叶利钦指挥。图拉步兵师的师长就是叶利钦的私人朋友。8月20日上午,远东军区司令诺沃日诺夫对记者说,他的部下已有一半人拒不执行紧委会的命令,他自己的态度是“拒绝让部队卷入一场政治冒险”[30]。8月21日上午鲁茨科伊说:海军司令已拒绝执行亚佐夫的命令。下午苏空军司令叶·沙波什尼科夫也倒向叶利钦[31]。8月20日凌晨4时,空降兵副司令列别德率图拉师部分兵力及50部军车进入首都保卫白宫。随后位于郊区的塔曼师已宣布听从俄总统指挥。8月20日下午4时传说格拉乔夫及沙波什尼科夫被捕,可到了下午6时,空降兵司令部发言人证实,格拉乔夫没有被捕,只是被紧委会的人叫去谈话[32]。
  叶利钦及俄罗斯政府始终把争取军队当成自己的中心任务。8月20日凌晨3时,鲁茨科伊在白宫广播中发表讲话,号召年轻的军人们在关键时刻做出自己的正确选择,不能有任何失误和摇摆。8月20日中午12时,俄议会主席团发表《致军人们的一封信》:“军人弟兄们!老的党的上层不惜一切代价在作最后挣扎,企图保住他们的特权与权力”。“他们在欺骗你们,就像在阿富汗欺骗你们那样”.8月20日下午7时,叶利钦任命海军少将弗·谢尔巴科夫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并命令该市所有部队归他指挥,还要求军队拒绝执行紧委会的命令[33]。8月20日下午7时30分,叶利钦又签发命令,任命科别茨上将为俄国防委员会主席。他上任后随即发布了两个命令:“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所有部队不得执行紧委会的命令”,“所有保卫白宫的军队和市民都要保持高度警惕”[34]。8月20日晚11时,叶利钦发布《告塔曼师、捷尔仁斯基步兵师、康捷米洛夫坦克师官兵们的一封信》:“军人同胞们!我,根据人民意志选举出来的总统,在这艰难的时刻向你们呼吁!摆在你们面前有两种选择:要么支持那批阴谋家,执行他们罪恶的指示,从而走上反人民道路;要么起来捍卫民主、法律及人民选出来的政权机关。我寄希望于你们的正确选择”[35]。这封信的口气使人想起了30年代斯大林的提法:要么是中央路线,要么是托洛茨基主义,二者必取其一。
  白宫保卫战是“8·19事件”中的精彩一幕。它是事件的高潮,也是事件的尾声。根据卡尔普钦的说法,攻占白宫计划是在“19日晚上国防部秘密会议上决定的”,“会议由奥恰耶夫将军主持,出席会议的有莫伊谢耶夫、阿赫罗梅耶夫等,亚佐夫也来过几次”[36]。格拉乔夫说:“部队出动的时间是8月20日午夜,强攻时间应是凌晨3时”[37]。这次会议的内容早已有人通报到白宫。8月20日下午4时俄通社已发消息:"8月21日将有人攻占白宫。这支部队距市中心不远,并配备有夜光射击武器”[38]。原定要在15~30分钟内拿下白宫。克格勃还准备了一架号码为762162的专机,准备将叶利钦等人劫往别处。
  从8月21日凌晨1时起,白宫前确实紧张了一阵子。特警别动队清理街垒,并用水枪及催泪弹驱散人群。部队还动用了直升飞机、火箭及坦克。国防部动用了3个坦克团,1个直升飞机航空大队。但是迟迟没人下达强攻的命令。凌晨1时45分,从美驻苏大使馆方向传来枪声。这时白宫前边出现了上万名志愿保卫者。凌晨1时50分对白宫的第一次攻击被挡回。到凌晨2时,莫斯科下起倾盆大雨,守卫白宫的科别茨讲:这场大雨也帮了叶利钦的忙。这时已有三支部队数十辆装甲车开到新阿尔巴特大街,海军陆战队的50部军车距白宫最近。但紧委会没有下达强攻命令,这个命令一直到最后也没有下达。八人帮被捕后,专案调查组没有查到一份攻占白宫的命令与计划。据说是沙波什尼科夫的最后通牒起了作用。他警告紧委会,如果攻占白宫,他将下令轰炸克里姆林宫[39]。当然,别动队及其他几支部队的军官迟迟不愿进攻的态度起了主要作用。军人们尽力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到凌晨3时30分,白宫前部队已开始撤离。这场闹剧前后持续了3个多小时。
  至于事件中的三名牺牲者(30岁的弗·乌索夫、23岁的德·科马文及一位不知姓名的年轻人),有人说是“超乎正常的意外”。第一位死者是在8月21日凌晨1时31分冲突中丧生的。这时有30部坦克向白宫挺进,一个年轻人爬上坦克,准备掀开炮口上的帆布时被人打死。第二位是在21日凌晨3时42分在部队撤退时的冲突中被打死。第三位是在21日凌晨6时康捷米洛夫坦克师撤离时发生的。坦克撤离时人们用瓦块袭击坦克,这时有人摔下坦克被压死。许多在场的人说:摔下坦克那个年轻人酒喝多了。在冲突中,有三辆装甲车被烧毁,据推测军人中有伤亡。最后没有一个部队(克格勃、内务部、莫斯科军区)承认这三辆车是他们的[40]。8月24日,全俄为这三名牺牲者送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亲致悼词。戈氏甚至称这三个人是英雄。应该说这三个人的死确实阻挡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小牺牲制止了一场大流血。当亚佐夫听到有死人的消息时十分震惊,并立即下令停止攻占白宫,并命令所有部队撤离首都,返回原驻地。到8月21日下午8时,科别茨宣布所有进入首都的部队已撤离完毕[41]。至此,"8·19事件”基本结束了。
  综上所述,叶利钦之所以能轻易地战胜大权在握的八人帮,正因为他是以合法当选的俄总统的身份,以合法的程序,用合法的策略和手段夺得了大权。戈氏改革失败了,民主派胜利了。但是“8·19事件”并没有完全彻底地解决苏联体制改革过程中所碰到的难题。这次胜利还不能说是改革事业的胜利,它只是改变了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改革大业的完成还有待于民主派真正把自己也放进民主的框架之中,寻找出一条适合于俄罗斯国情的最佳道路来。摆在民主派面前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任重而道远。
  [1]〔苏〕《消息报》1991年8月30日。
  [2]《叛乱大事记》,列宁格勒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3]《参考消息》1995年3月11日。
  [4]《论据与事实》1990年第33期。
  [5]《叛乱大事记》,列宁格勒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1、33页。
  [6]〔俄〕《真理报》1994年8月19日。
  [7]《叶利钦传》一书,第302页。
  [8]〔俄〕《真理报》1994年6月13日。
  [9]《苏联1985~1991年的演变》,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10]〔苏〕《消息报》1991年8月号外版,第8页。
  [11]《叛乱大事记》,列宁格勒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12]〔苏〕《消息报》1991年8月号外版,第8页。
  [13]《叛乱大事记》,列宁格勒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14]〔俄〕《真理报》1994年6月13日。
  [15]同上。
  [16]《叛乱大事记》,列宁格勒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17]〔俄〕《消息报》1994年7月11日。
  [18]《叶利钦传》一书,第305页。
  [19]《当代世界》1995年第1期。
  [20]《叶利钦传》一书,第340页。
  [21]〔俄〕《消息报》1994年7月11日。
  [22]《叛乱大事记》,列宁格勒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23]《苏联解体内幕》,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24]〔苏〕《消息报》1991年8月号外版,第10页。
  [25]《叛乱大事记》,列宁格勒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5、81、90页。
  [26]〔苏〕《消息报》1991年8月号外版,第31页。
  [27]〔俄〕《真理报》1994年6月13日。
  [28]《叶利钦传》一书,第333页。
  [29]《叛乱大事记》,列宁格勒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30]《参考消息》1991年9月6日。
  [31]《叶利钦传》一书,第332页。
  [32]《叛乱大事记》,列宁格勒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33]同上书,第53页。
  [34]同上书,第60页。
  [35]〔苏〕《消息报》1991年8月号外版,第11页。
  [36]《叶利钦传》一书,第333页。
  [37]同上书,第334页。
  [38]《叛乱大事记》,第48页。
  [39]《叶利钦传》一书,第371页。
  [40]《叛乱大事记》,列宁格勒出版社1990年版,第71~73页。
  [41]同上书,第84页。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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