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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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
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可以分几个时期来说：第一个时期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到志愿军入朝以前，大体上是从1950年6月到10月。第二个时期是入朝以后，特别是停战谈判开始以后(也就是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周总理经常讲：我们在朝鲜打了三年，谈了两年。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正好三年。
当美国人和南朝鲜打到三八线时，这情况对我们来说就比较严重了。我们外交上有一句话叫“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是周总理第一个讲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对外斗争的风格。我们对外常讲：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这也是周总理第一个讲的。美国人打到三八线，周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带一个信息给美国，警告美国：如果继续往前，往中国边境打，中国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我记得美军仁川登陆是9月中旬，因此，这句话大概是在9月底或10月间讲的。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延长。我们事先向美国发出警告，打招呼，你胡来要惹祸。潘尼迦如实地把这话传到了美国去。当时美国总统①乔冠华，时为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1983年逝世。这是他生前的回忆。亲厉重大历史事件实录是杜鲁门，美军总司令是麦克阿瑟，国务卿是艾奇逊。但美国利令智昏，觉得自己军事上很得势，对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们以为中国刚解放(西藏还没有解放)，百废待举，中国有什么力量?有什么本事?能和美国打?所以根本不理。美军过了三八线后就长驱直入。10月初，我们就发动了抗美援朝。这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知道中国是打了招呼的，美国闯了这个乱子。周总理这个外交行动，起了很大的瓦解敌人、争取中间的作用，在全世界树立了这种认识：中国人讲话不是耍外交，说了要算的。这个重要的外交行动所起的作用、影响是很大的，很深远的。以后，在我们的对外斗争中，一直到70年代与美国重新建立关系时，我们中国说话算数这种威信、这种声望还是很大的。不妨看看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回忆录和文章，也都承认这一点。中国新外交的这种风格，就是通过周总理树立起来的，在全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一方面给美国打了招呼，另一方面就争取派代表到当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诉美国干涉朝鲜、侵占台湾。这工作也是周总理直接具体领导的，大约在1950年11月。因为朝鲜战争6月25日一打响，27日杜鲁门就发声明，一是派兵到朝鲜，一是宣布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巡逻，实行军事上占领台湾。周总理就决定由伍修权和我以及其他同志到安理会去控诉美国。这个决定在当时影响很大，我们到联合国是11月29日。我记得那天到纽约，麦克阿瑟正在吹牛，根本不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放在眼里，在报上说圣诞节可以结束战争。但到了12月初，我们打了入朝以后第一仗，从新义州打过清川江。就我来说，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感到中国人光荣，真是抬起头来了。你没有本事，人家不会尊重你的。所以，我们讲道理控诉美国，与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两者一配合，就把中国的威望和影响极大地提高了。举个小例子说：英国人派头是很大的，这次就登门求教了，要求中国朋友可否考虑朝鲜停战?这是缓兵之计，怎么可能?
这些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当然是党中央、毛主席总的决定的，但具体的执行、实施(对外工作不仅应有大的轮廓，每一个战术步骤都要经过很好的考虑)，就是周总理。有人说周总理是抗美援朝的总参谋长，这有道理，是这样。那时，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第一线的是总理。大的事跟中央商量。有人说包括部队在哪里，那个山头如何，那个首长的脾气怎样，周总理了如指掌都清楚。周总理在志愿军中威信高极了!从1950年10月直到1951年7月谈判开始，我们打了五大战役，前线指挥是彭老总，在中央直接负责、具体负责的是周总理。
朝鲜战争第一年，先是北方向南一直冲到釜山这一带，后来美国反攻到鸭绿江，志愿军进去冲了一下，又退到三八线，稳住。这时，已出现了僵持的形势。大家知道，三八线就是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向日本受降的分界线。当入朝时以及后来，党中央也估计到这个战争只能打个子手。要把美国完全从南朝鲜赶走，从整个形势讲也不合适。所以到1951年6月，打了一，苏联出面提出，他们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在一个广播讲话中提出，朝鲜战争双方停火休战，脱离三八线。这个讲话后，美国司令李奇微马上写信给金日成、彭德怀两位司令员，表示同意，由双方举行谈判。我们方面也同意了，这就是停战谈判的开始。
大概是1951年7月初，周总理突然找我和李克农去。我个人没有想到形势发展那样快。他说：你们准备一下，明天坐火车到安东，接着到平壤见金日成，准备谈判。那时毛主席也在。我问主席：准备去多久。他说：三五个星期就够了。主席的领导风格很值得回忆。他说：刚请胡乔木写了篇赞成停战谈判的社论，你改一下。今天你别的不干，就把社论改好，明天一早走。他的领导方法是：我们所谓社论无非是政治主张。你翻书先要掌握这些。主席很客气，请我们吃了饭，喝了酒。晚上我把社论稿写好了，就是《人民日报》7月初社论《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当时估计，这次谈判是容易的，李奇微赞成就地停火。毛主席这话也有根据。周总理对主席是非常尊重的，一般都是支持主席。他交待很细。我的感想是主席总的战略部署，具体的实施执行是总理来抓。比如主席说你把社论写好，把中央政策搞清楚，然后作个大的估计，具体的由总理来谈。
第二天我和李克农带着其他几名同志，到了安东，高岗在安东等着，还有些后勤问题要东北接济。入朝后，走路主要靠晚上，白天不安全。晚上也不能开灯，一有情况车就停下。从安东到平壤，再到开城，就开始谈判。这里有一件和以后发展有关系的事。平壤到开城是大路，敌帆经常轰炸，事先我们向对方说好了，我们在从平壤到开城去的几部汽车上覆盖白旗，表示是红十字会，请不要轰炸。同时，对方也通知我们：他们从汉城发的几辆车也挂白旗。开城虽说在三八线，实际上为我们控制，从板门店到开城还有十几里，美军来要经过我们盘查。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谈判开始后，7月初，我们提出很简单的几条：一、停火；二、三八线为界，划非军事区；三、释放战俘。我们以为这样一个意见，对方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意。双方不是已经有谅解了吗?马立克提出撤离三八线，李奇微给中朝方面的通知中也肯定这一点。中国提出这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但出乎意料之外，美国马上提出：不行，说：三八线只反映了双方陆军力量的对比，没有反映美方海空的优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报告中央。周总理很快指示：要坚决打掉这个荒谬主张。
谈判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7月、8月，原来双方已经同意开城是停战淡判地点，中立区，不来轰炸的。可是谈判碰到了美国阻挠后，美方就经常到开城进行骚扰。一直发展到9月轰炸中国和朝鲜代表团住地，我们当时很气愤，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很快指示：你们义愤是对的，但要注意，只要美国不决心破坏谈判，我们不采取主动。关于轰炸，你们找对方联络官将是非搞清。在弄清是非后，采取适当措施恢复谈判。其精神是有理有利有节。事情很清楚，我们的飞机只过安东一点，到不了前方。我们不能炸他们，他们能炸我们。美国人赖不了。我们以为搞清了可以结束了。可是，美国又提出在开城谈判不便，因为开城深入我们地区，他们建议在双方交界处划一地点，双方不进入对方地区。周总理很快就看出：美国为什么要轰炸?因为它是大国，尽管在朝鲜受挫折，也不愿让他们的代表到你们这里来，向你们低头。这一点当时周总理就在电话上讲了。后来我回到北京后，总理当面又讲：当时我就有点担心这事，现在它果真翻悔了。所以我们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既弄清了是非，又恢复了谈判。从1951年底起，谈判地点从开城移到板门店。
1951年底到1952年，整个谈判处于僵持状态。一句话：美国人不服气不死心时，战争不会停止。运动战结束了，在僵持局面下志愿军不断给敌人打击，使他们的死伤积累起来越来越严重。这很重要。很多人以为战线没移动，没有什么文章。其实，真正使美国低头的，是停战谈判以后，志愿军和人民军毫不停息地给以杀伤。
接着，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战俘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志愿军战俘中很大一部分给蒋介石拐去台湾了。这构成了双方争吵中很大的问题。但这些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美国还不甘心。如果它没有办法了，甘心了，顷刻之间问题就会解决。1952年冬，美国内部也争论不决。这时美国要竞选了。美国方面提出停止停战谈判。中央的方针相当坚决：我们主张淡，你们停，我们奉陪。这时朝鲜战场上还很紧张。美国有一派主张敌后登陆，在元山、西海岸登陆，对我们还是很大的问题。谈判也停了。我们作最坏的打算，但还争取谈判解决。周总理讲过多次，要打，跟你打到底；要谈，公平合理，不能比我们高一等，强加于我，那不行。
1952年底，艾森豪威尔当权，杜鲁门下台，他们采取了一个方针：当时美国人在朝鲜伤亡很大，准备停战了。这时，周总理跟我们谈：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只要美国不甘心失败，它不会同意你的。1953年2月，美国军方有个传闻：停战谈判可以先谈伤病俘交换问题。周总理问我们意见。我们觉得谈判显然是美国主动停的，也应当由他们主动恢复，我们一动不如一静，看它如何做?到了3月底，整个形势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斯大林去世，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也主张朝鲜问题快一点和平解决好。所以出现了两个因素：美国新总统上台，得采取新的方针；斯大林去世，名义上马林科夫是第一书记，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他的意见是作为苏共中央的意见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主张赶快停下来，我们党中央也同意这个意见。到2月下旬，美国方面正式提出：双方先交换病伤俘，同时恢复停战谈判。出现这种转折，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战场上给了美国以打击。话虽这么说，但到打垮了李承晚的首都师，打垮了他几个精锐师，整个局势才急转直下。
为了谈判的指导工作，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个电话直通谈判代表团。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打就不打，紧张时要临时请示就打。这是条专用线，苏联帮助搞的。它就在总理床头上，整个停战谈判中随时可以通话。还有电报，每天一份，包括：谈判情况、美军动向、美方记者的反映、我们的意见等。每天由代表团向中央报告一次(毛、金、彭)。电报先到周总理那里，日常工作由总理直接处理，重大问题拿到中央请示主席或常委。因为说个提纲，几句话就完了；具体办事，不胜其麻烦，战争停下来，事情之多，多得不得了。我们管停战的就有几个委员会：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军事停战委员会等。特别是谈判快结束时，除了书面报告外，每天周总理早上睡觉前，一定要给他打电话。文字上写不清楚，就电话上报告，大小事都得请示总理。他需要时再问主席。有的他办了，事后送主席看。那时，从战争一下转向和平，事情多，头绪也多，周总理处理这些事，非常尊重金日成。我们部分同志，彭总不在内，签字时有的犯了大国主义。周总理非常注意，对我们教育。凡是不尊重金日成，不尊重朝鲜同志，独断专行的，他批评非常严厉。1953年7月27日签字。原来打算25、26日签字，因为一签字后就不能动，双方军队都要停战前取得最大成果。原来和总理讲好了：7月26日签字，前方都按这个准备了。忽然有一天，对方提出要推迟一天，我们也有工作没有准备好，双方都有打算。这时天快亮了，总理已经睡了。要拍板。这事授权有限。彭总已经到开城，在这里也不能作主。电话是我打的，杨尚昆接的。我说很重要，不请示总理没有办法。一般我也是不得已才找总理。他一天常只睡几小时，刚睡下又叫起，但这涉及中朝双方几十万军队的事。只能叫起他，请示他。周总理被叫醒了，马上发出一列指示。
确实战场上也好，谈判斗争中也好，跟周总理的心血操劳是分不开的。这些工作，事情做成了，人们看外表看不出来。我在停战后在朝鲜又呆了一年，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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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板门店停战谈判
抗美援朝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继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一次取得伟大胜利的正义战争。那时，新中国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诞生不久，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在各个方面均面临着极大困难；而它的主要对手，则是刚从二战的胜利中走来，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其经济力和军事力都处于世界各国之首的美国，以及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并肩战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便将多国部队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坐到谈判桌旁！
然而，战场上的拚杀残酷、激烈，谈判桌上的较量也同样尖锐、复杂。在政治和军事两条战线上，李克农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谈一打。谈的耐心，打的坚决。谈，针锋相对；打，寸土必争。谈了再打，打了又谈。谈了两年，也打了两年。最终，迫使美国侵略者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李克农等开国元勋们，成功地指导了这场曲折迷离、壮丽无比的历史活剧！而毛泽东，无论是战场上还是谈判中，都无疑扮演了总导演的角色！
1、侵朝美军耗损巨大，战争难以为继；毛泽东因势利导，积极促成和谈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1951年5、6月间，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的激烈较量，战争逐步陷入到胶和状态。此时，美国已经不可能吞并朝鲜并将战火烧到中国大陆了。这种局面，是完全出乎于美国政府的预料之外的。
在为时一年的侵朝战争中，美国付出了88000余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其兵员伤亡和军费消耗都比它在二战第一年中的损耗多出一倍，约相当于其整个二战时期全部损失的三分之一。即使这样，却仍然无法改变他们在军事上不能取胜的局面。同时，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厌战情绪和统治集团及其盟国内部的矛盾分歧，先前曾经不惜将战火烧过鸭绿江、骄横一时的美国侵略者，开始积极谋求停战谈判，以便从朝鲜战场这个“无底洞”中尽快脱身。
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建议：争取用“谈判方式”解决朝鲜问题。这个建议很快便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毛泽东极其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历史契机，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进行了多方面准备。
1951年6月3日，毛泽东接见专门从朝鲜赶来的金日成，同他具体商谈如何应付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同时指出：“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汇报”,并称：“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
在取得了斯大林的同意后，6月10日，高岗与金日成前往莫斯科。13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了会谈。
毛泽东在获悉会谈情况后，当日复电高、金，提出了如何向对方提出和谈建议的设想。毛泽东说：“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指停战谈判问题），而宜用下列方式：1、等待敌人提出；2、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即斯大林）商量决定。”
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决定由苏联出面，对美方的试探作出反应。
然而，毛泽东深深懂得，即使是敌我双方实现了和谈，若要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也必须要以雄厚的实力作后盾。如果我们在战场稍有疏忽或示弱，不仅会在战斗中吃亏，而且也必定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成果，进一步提高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能力，成为此时毛泽东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6月11日，就在高、金刚刚赴苏，即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即致电彭德怀，指出：1、要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2、迅速补充三兵团、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加强训练；3、十三兵团停止休整；4、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5、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两条；6、在熙川、德川和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
此时，毛泽东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两条战线，一是军事战线，一是政治战线，一是准备打，一是力争谈。
至6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头脑中酝酿成熟，并及时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准备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同时，在军事上也进一步概括出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即，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终战胜敌人，或迫使敌人知难而退。
正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非常英明的战略指导方针，使得中朝军队在长达两年之久的边打边谈、又打又谈的局面中，始终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
1951年6月下旬，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从“非正式摸底”，进入到“公开倡议”阶段。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倡议交战双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和谈。同时提议，将会谈地点设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的军船上。
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但，建议将谈判地点设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地区。
至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业已水到渠成……
2、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导谈判细致入微；李克农奉命出征，垂帘幕后指挥若定
毛泽东高瞻远瞩，早已料定即将到来的这场谈判不同寻常，其激烈程度决不会亚于战场上的殊死拚杀。因此，当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他便和周恩来一道，紧张地忙碌了起来……
首先，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商议后决定，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长、“红色特务”李克农，率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并选派了一位对国际问题颇有研究且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国际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主要助手，一同前往。
随后，毛泽东便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热情地接见了李克农和乔冠华。会见中，毛泽东头一句话就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坐镇开城。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人参加。”接着同他们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并要求李、乔二人从即日起迅速组织一个精干的谈判工作班子。
李、乔受命之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入朝谈判的紧张准备工作中。经过紧张的筹备，7月5日，包括外交、秘书、机要、警卫等各方面人员参加的赴朝谈判工作组，即在李、乔的率领下从北京站启程，当晚便抵达中国的边城安东（今丹东），接着又在柴成文的专程迎接和安排下，改乘吉普车过江，于6日凌晨到达金日成新近设立的作战指挥部所在地——平壤东北约15公里处的根地里。当天下午，金日成便接见了李克农等一行。
对于谈判前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真可谓精心筹谋、细致入微。就在李克农等忙于选配谈判小组成员时，7月2日午夜时分，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他对“三八线”的防御及时做出部署：一方面加强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人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
因为当时美方曾声称：和谈并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议签署前，将不会停止对抗行动。同时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海作战，以支持谈判。所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指示电，无疑成为我方谈判准备工作中一个非采取不可的重大步骤。
7月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对外则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同时，还亲自指派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并要金日成指派一名人民军军官以“上校名义”任首席联络官，另指派一名军官以“中校名义”为联络官。当日，金日成即指定人民军司令部动员局局长张春山（原名金昌满）少将，以上校名义为中朝方面首席联络官，另派金一波为中校联络官。
很快，在与朝方商定后，朝中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便确定了下来：
中方代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
朝方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首席代表）、李相朝、张平山。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朝中谈判代表团的统一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了一个由李克农、乔冠华和朝中谈判代表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就这样，李克农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特派代表，实际上成为朝中代表团的总指挥和最高负责人。
在此前后，“联合国军”方面的代表名单也确定下来：
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7月7日凌晨，朝中代表团成员及其联络官等相关人员，纷纷抵达开城。之后，他们便与朝鲜当地党政组织一道，选择谈判地址、双方代表团驻地和休息位置。最后，确定将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来凤庄，作为谈判地点。
7月8日上午九时，谈判双方联络官召开第一次会议，双方就谈判前的各项问题进行磋商，并确定正式谈判的第一次会议于7月10日上午在开城地区的来凤庄举行。从此，小小的来凤庄声名大震，停战谈判的消息从这里传向四面八方，从前鲜有人知的一个小村庄，开始在世界地图上有了它的坐标。
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谈判大厅里，双方谈判代表在一张长方形的条桌两侧相对而坐，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谈判，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李克农坐镇幕后，摇扇羽从容指挥。从此，谈判信息通过无线电波并随着谈判的实际进展，在南日——乔冠华——李克农——毛泽东(周恩来)——金日成——彭德怀之间，相互交叉、循环往复地传递开来，并持续了两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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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场里，双方代表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谈判屡屡陷于僵局；战场上，敌对双方刀光剑影，寸土必争，敌人被迫重开谈判
朝中谈判代表团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
一线由南日、邓华等负责直接出面谈判；二线由乔冠华、柴成文等往返联系，并传达、贯彻上级指示，同时对谈判工作提出具体方案和为谈判代表拟写发言提纲；三线则由李克农负责，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并直接与朝鲜最高层协商，同时掌握谈判工作的方针大计及全部过程。当一线代表谈判结束后，即刻向二线汇报谈判情况，并一起研究当天发生的问题，随后由乔冠华等写成报告，交给三线的李克农；接着，经李克农对报告进行审核、修改，并提出下一步的方案、建议后，立即发报北京。而在国内，周恩来总理则直接掌握并受理谈判情况，接着便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常委报告。经中央研究和毛泽东作出最后决定后，当夜便回电答复李克农。一般情况下，中央的回复于次日天亮时才能收到。接着，经李克农收阅之后，便立即向各有关方面传达、布置，同时将电报转发朝鲜方面，并通报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之后，李克农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下一步谈判的具体方案和决策；再由乔冠华等执笔，写出下一次谈判时我方代表的发言提纲，交给一线代表在谈判席上一一提出……
毛泽东时刻关注、掌握着谈判的实际进展情况。谈判期间，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环紧扣一环，既紧迫又井然有序，并且是日以继夜地连轴转。李克农仅有的休息时间，就是向北京发报后与中央回电之间的一个空隙。
就这样，按照既定的程序，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
谈判一开始，“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率先发言。首先，他提出了关于谈判的九项议程，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
接着，由朝中方面的代表南日发言。南日代表朝中方面向对方提出了三点原则建议：（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十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态。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但是，对方代表乔埃却拒绝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因此致使谈判刚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当晚，李克农便将第一天的谈判情况电报北京。7月11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这样，撤兵问题便成了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
“联合国军”方面认为，这次停战谈判只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应在停战实现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但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指示，朝中方面则不与他们在“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上纠缠，而强调指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7月17日周恩来以毛泽东名义给李克农等的电报）。
同时，毛泽东在由周恩来起草的这份电报中还加写道，我们提出撤军一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经过几天的激烈辩论，“联合国军”代表显得有些理屈词穷了。李奇微甚至允许乔埃用粗鲁的语言进行辩论，说“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
7月19日的谈判结束后，李克农电报毛泽东、金日成等，详细生动地描述了当天谈判情况。电文说：谈判中，美方“局促无辞，窘态毕露。……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
但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当谈判陷入僵局时，7月20日，美国对其谈判代表发出指令，准备作出一点让步，即“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内，……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
23日，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几天来的谈判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最新变化，就撤军问题提出了新的方针，即“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解决。”但要我方代表在25日的谈判中提出，另外增加一项议程：“其他有关停战问题。”目的就在于，在增加的这项议程中，建议停战后“召开双方高一级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
朝中方面的这一建议，为使谈判尽快进入实质性阶段打开了通道。
1951年7月26日，谈判双方终于正式通过了谈判议程：（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这是朝鲜停战谈判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可是，谈判刚刚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时，便再次陷入僵局。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抱着解决问题的诚意，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同时后撤10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但美方却以“海空优势要在陆地分界线上得到补偿”为借口，拒绝朝中方面的合理建议，并蛮横地要朝中方面单方面退出“三八线”以北的1.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企图将军事分界线划到“实际接触线”以北，深入到朝中方面地区20公里乃至60公里不等的地方。
当美方的这一荒谬透顶的强盗式提案，遭到朝中方面代表的据理驳斥后，他们竟气急败坏地以武力相威胁，并发出了“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的战争叫嚣！
随后，他们便在8月18日到10月22日间，向中朝军队连续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企图以武力夺取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地盘。同时，在中立区内也频频制造事端，并轰炸了朝中代表团的驻地，致使双方谈判被迫中断……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依侵略者的意志为转移。在当时（7月20日开始）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农田被毁坏、道路被冲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中朝军队并肩战斗，克服困难，不怕牺牲，联合抗击侵略者，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夏秋局部攻势！
10月14日，当敌人的夏季攻势已被粉碎，而秋季攻势正来势凶猛之时，毛泽东从国内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发去慰问电。电文中，毛泽东“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他勉励我军指战员：“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当10月23日美军的秋季攻势也被我军粉碎时，毛泽东则在正在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和全世界郑重宣告：“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部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期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仅仅过了两天，当着“联合国军”在夏秋攻势中付出了伤亡15万7千余人的惨痛代价后，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了谈判席上。
4、亦武亦文，一张一弛，打谈结合，迫敌就范。当敌对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后，联军的最高司令官克拉克垂头沮丧地自嘲道：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司令官；而在国内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却气定神闲，他严正地警告帝国主义者：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是惹不得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1951年10月25日，经过双方在战场上“炸弹、大炮和机关枪的激烈辩论”，谈判在中止了63天后，双方移至汶山与开城之间的板门店新址，继续和谈。这一天，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一周年的日子。
谈判开始后，美国尽管不再提它的所谓“海空优势”了，但却仍然拒绝将“三八线”作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开始时同意以“三八线”为界，后来反悔）。
这是因为，当时敌我双方各自控制着一部分战前属于对方的地段。中朝方占领了“三八线”西段以南的开城地区和安翁津半岛，美韩方则控制了“三八线”东段以北的金化至杆城一线。比较而言，美韩方所占区域比中朝方稍大一点。而且，如果以“三八线”为界的话，从地形上看美军在东线撤退后难以重新攻取，而中朝在西线后撤后则易于攻取。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便表明美韩已经承认了自己是侵略者，现在要恢复到战前状态。
为了使谈判尽快达成协议，中朝代表做出妥协，于11月7日提出了“在实际控制线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美方同意。
这样，谈判双方就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问题，初步达成协议。谈判取得了新的进展。
但是，在随后的第三、第四项议程的谈判中，进展仍不顺利。谈判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几乎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谈判双方唇枪舌战，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然而，在毛泽东的悉心指导和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我方稳操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主动权。在“文斗”上，我方有理；在“武斗”上，我方不怕且有办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依托着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有力地支援着由李克农幕后指挥的谈判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文、武结合的默契配合，以及战场与会场的反复较量，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再次取得重要进展——双方在第三、第五项议程上，达成了协议。
至此，停战谈判共五项协议中，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实际上，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早在1951年12月11日便已开始。但美方却借口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拒绝朝中方面根据日内瓦公约提出的“全部遣返战俘”的提案。后来，朝中方曾两次提出折中方案，但均遭对方拒绝。因此，谈判的第四项议程一直悬而未决。
1952年7月13日，当第三、第五项议程达成协议后，“联合国军”代表再次提出遣返方案。他们提出，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遣返总数的80%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占应遣返总数的32%。
7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致电斯大林和李克农，揭露了对方将朝中双方遣返战俘比例规定的如此悬殊，隐藏着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表示绝不接受这个方案，坚持与敌人战斗下去，以迫使敌人做出最后让步。7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就这样，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支持停战谈判，迫使敌人做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自1952年9月18日起至10月31日止，在历时44天的时间里，以阵地战方式，向对方发起了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一举歼敌25000余人，而我方伤亡10500人。敌我伤亡约2.5：1。
毛泽东对于这次自7月以来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有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然而，就在志愿军进行战术反击尚未结束时，1952年10月8日美国代表蛮横地单方面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从10月14日起，为了扭转他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和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他们在上甘岭地区对我军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
经过43天的激烈战斗和对地表阵地的反复争夺，从10月30日起我军开始发起反击作战，至11月25日止，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中便收复了全部失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以伤亡115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25000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的重大战果。
上甘岭之战，成为美军“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美国新闻界评论）。此后，敌人在朝鲜战场上再也没有发动什么像样的攻势。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五星级上将，很快便清醒地认识到：朝鲜战争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这和美国“欧洲第一位”的全球战略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必须尽快设法从中脱身。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长期陷于僵局的战俘遣返问题上，开始有了松动迹象。
这年2月22日，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交换病伤战俘，试图恢复由他们单方面宣布、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
毛泽东在认真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并与苏联、朝鲜和志愿军司令部等多方研究、商议后，于3月30日，要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移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4月26日，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的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举行。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相互配合，指导着这场复杂曲折、变幻莫测的停战谈判工作。
早在4月中旬谈判恢复前，毛泽东便指示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军队方面只管打，不管谈”。果然，恢复后的谈判并不顺利，“联合国军”代表并不甘心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全部接受朝中方面的建议，坚持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移交中立国”。
谈判再次不欢而散。
经毛泽东指示并批准，从5月13日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随着彭德怀的一声令下，提前发起了攻势凶猛的夏季反击作战！但战斗仅仅进行了10余天，5月25日美国便被迫宣布：接受朝中方面“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移交中立国”的提案……
然而，美国的态度却遭到了南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对。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南朝鲜军将退出“联合国军”，并在必要时单方面作战。
毛泽东决定，再次“以打促谈”。因此，从5月27日起，人民志愿军便奉命发起了以“打南朝鲜军为主”的猛烈攻势，并一举取得了歼敌41000余人的战绩……
经过这样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反复多次的较量，美国和南朝鲜方面终于招架不住，逼迫李承晚于6月8日表示，接受“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提案。
这样，6月15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便全部达成了协议。16日，中朝军队发布命令：即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可就在这一天，李承晚出尔反尔，他复函美国政府，再次提出拒绝接受停战协议。毛泽东当机立断，果断指示志愿军“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根据这一决策，中朝军队于7月13日21时起，发起了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打击南朝鲜军队，并再次歼灭南朝鲜军78000余人，收复失地167平方公里。
7月19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之后，南朝鲜政府不得不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至此，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结束了！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没有打赢的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195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沮丧地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然而，在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则神态庄严、气定神闲，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毛泽东指出：“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我们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最后，毛泽东郑重警告：“帝国主义侵略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后来，在共和国历次自卫反击作战中，毛泽东领导着他的国家和人民，击败了所有的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验证和实践了这句话。

Posted:2005-10-24 19:53 |
ytsh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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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板门店前线的最后时刻
1953年7月28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正式举行。此时，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6军任军长，正率部防守在临津江北岸的开城前线，担任西起板门店东半里，东至基谷里正面约29公里防御作战的任务。因此，我作为作为驻守在板门店前线部队的代表，也有幸参加了板门店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
上午9时，彭总和李克农等志愿军代表，步履稳健，目光凛凛，仪态昂然，准时步入板门店的谈判签字的大厅。这种威严的将帅雄风，充分显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可战胜的浩然正气。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各国记者，立刻把注意力集中到彭总身上，英国记者阿兰·委卜宁抢先采访了彭总，只见彭总的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微笑，热情地回答了记者的问题。随后，这位西方记者在他的报道中，为了表明新闻来源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特意配发了他采访彭总合影的新闻图片，同时用他还算不带偏见的笔向世界宣告：透过这位历史名人脸上的微笑，你们就会知道是中国人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9时30分，在朝鲜战争停战协议及其临时补充协议正式签字的仪式上，闪光灯在不停的闪烁，许多的记者都把镜头对准了这位“历史名人”。彭总在这历史聚焦的一刻，只见他神情庄重地拿起笔，饱蘸浓墨，提笔签字。这与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提笔签字时那沮丧的神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事后，这位美国上将不得气馁地承认：朝鲜半岛的战争，是我们美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当天中午，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打招呼说：彭总在签字仪式结束后，准备到第46军驻守的前沿阵地看一看。为此，我在当天下午便先从开城返回军部。傍晚，正式接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电话通知：29日早8点，彭总到第46军驻守的前沿阵地视察。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军里其他领导同志都感到非常高兴。
7月29日早上5点多钟，我和军参谋长张万春同志就乘车从军部出发，一起前往开城迎接彭总。到达彭总的驻地后，彭总刚刚吃罢早饭也没顾上休息，便问我：“今天我们怎么看哪？”
我打开地图，简要地向彭总汇报了第46军防御阵地的概况和预想的视察路线。彭总听后便提出：“你们预想的视察路线离前沿远了一些。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我们还是先上大德山上去看看吧！”
大德山位于板门店以北的东南方向，地处第46军防御地段的中间，是前沿阵地上最高的一座大山，站在山顶可以看清第46军正面共29公里宽防御阵地的全貌。但是这座山有一段路不好走，汽车不能直接开到山顶上去。因此，我向彭总说明了这个情况。可是彭总听后却毫不在意地说：“汽车上不去就用腿走嘛！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就是靠两条腿走过来的吗？”
按照彭总的意见，我们驱车直奔大德山下，吉普车勉强爬到半山腰就再也无法前进了。彭总下了汽车后，便就近去看望驻守在这里的志愿军官兵。
当时，战士们正在忙着维修前沿阵地和搬运弹药、物资。彭总亲切地问候大家：“同志们，辛苦了！”
“首长辛苦了！”战士们停下手里的工作，响亮地回答着。
由于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大家开始并不知道是彭总来到了前沿阵地。还没等我介绍，战士们已经认出是彭总来了。但他们似乎还不敢相信，有的使劲擦着眼睛要看个清楚，有的还悄悄地掏出祖国人民赠送的慰问像册，翻开彭总的照片来对照。一点也不错，正是敬爱的彭总来到了前沿阵地。
“啊！是彭司令员来啦！”消息立刻传遍了阵地。
战士们一个个低声地惊呼着，睁着兴奋的眼睛，露出幸福的笑容，高兴地望着健步走来的司令员，然而一时又显得有些拘束。
彭总慈祥地望着几个正在清理阵地，平整炮弹坑的战士，便亲切地问道：“你们守在这里有多久了？”
“四个月了！”
“你们坚守在抗美援朝的最前线有功啊，现在你们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使它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我代表祖国人民谢谢你们！你们要留下几个炮弹坑，祖国人民派代表来到朝鲜时，让他们看看这些炮弹坑，告诉他们，你们是怎样战胜敌人的。”
“胜利归功于首长的英明指挥和祖国人民的支援。”战士们愉快地回答着，已经不那么拘束了。
彭总接着问道：“接到停战命令了吗？”
“接到了，司令员同志！”
“你们守卫在最前沿，一定要严格地遵守各项停战规定。现在虽然停战了，但是帝国主义是不会老实的，要提高警惕，决不能麻痹大意。”
“是！司令员同志，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您的话。”
彭总满意地微笑了。然后他钻进潮湿低矮的坑道，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亲切地攀谈起来，关切地询问战士能不能吃上热饭、喝上开水，有没有青菜吃，坑道里有没有防雨设备，慰问团有没有到过前沿来等情况。
战士们都一一做了回答。
彭总告诉战士们：“现在停战了，我们不能总是蹲在坑道里，不久就要动工盖房子了，到时大家要好好盖，盖好了作示范，让全线部队都来你们这里参观学习。”
在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总司令面前，战士们无拘无束地、热情亲切地谈着他们战斗、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最后，当彭总离开坑道时，有两个战士拿出自己在战斗间隙用美国飞机的残骸精心制作的战利品——“机骨筷子”，送给彭总作纪念，并请彭总把另外几双转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
彭总接过“机骨筷子”仔细地端详着，只见每双筷子上都刻着字，标明是献给谁的，充分表现了战士们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的无比敬爱和深切的思念。彭总愉快地收下了这份特别的礼物，并答应一定会把这份特别的礼物送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的手中。
彭总离开了这个阵地后继续向大德山顶峰攀登。当时正是盛夏的三伏，天气非常炎热，大家还没有走上一半路程就汗流夹背了。一些随行的人员都感到很吃力，彭总已经年过半百，自然更加吃力。大家想搀扶他往上爬，彭总却谁也不用，他吃力的迈着双腿一步一步的爬到了山顶。
守卫在山顶上的志愿军战士们，看到彭总来到他们的阵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便从坑道里拿出一块毡布铺在地上，让彭总坐下来休息。彭总此刻确实是很累了，便挽起一条裤腿席地而坐。这时，一个战士给彭总端来一茶缸水，彭总高兴地饮了一大口，兴致勃勃地拿着战士送给他的“机骨筷子”仔细地欣赏着，并用幽默的手势做了一个飞机坠落的姿势对大家说：“美国佬从天上掉下来了，他们的大飞机现在变成我们手中的小礼品。看来在天上飞的可没有我们坐在地球上的舒服，这里可不怕翻跟头啊！”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站在大德山主峰上，彭总把第46军负责29公里宽的防御正面看得清清楚楚。我在现地向彭总作了简要汇报：自从今年1月12日我们接受防御作战任务以来，仅在半年多时间里，打退了敌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下的27次进攻。并且根据志愿军司令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先后组织了8次反击作战，再加上经常的小分队出击和“零敲牛皮糖”的冷枪冷炮运动，共歼敌14328名，俘敌149名，较好地完成了开城前线的防御作战任务。通过这些实战锻炼，使我们掌握了以劣势装备对付现代化敌军实施进攻和阵地防御的作战经验，把战线向前推进了5平方公里。
彭总听完汇报后，看了看四周被炮火炸得弹痕累累的山峦，然后用望远镜望着山峦后面那隐约可见的临津江说：“朝鲜战场就是我军同美军较量的练兵场。通过这场血与火的较量，美军现在签字停战还算明智的。不然，就要被我们赶到临津江里喂王八去了！”
我们站在大德山上，被彭总的英雄气概鼓舞着，为能受命于身边这位运筹帷幄的统帅，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感到骄傲和自豪。
下了大德山已近中午时分，我在前面驱车带路。可是没走多远，彭总的车在后面停住了，路上还站着一堆人。我不知出了什么事，便让司机调转车头返回去，原来彭总正在察看担架队刚刚从马踏里东南山前沿阵地上抬下来的几位烈士。
彭总轻轻地揭开担架上的布单，一一查看了烈士的遗容，沉默了一刻，然后嘱咐身边一位转运烈士的干部：“这是祖国人民的英雄儿女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就是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你们一定要妥善掩埋好，标记上他们的姓名，早日通知他们的亲属。”
马踏里东南山位于临津江北岸，距开城以东14公里，由编号为060、061、062和＋0238四个小高地组成，是美军在三八线以北唯一的支撑点和高浪浦至临津江渡口的必经之路，由美军王牌陆战第1师的部队固守。如果拿下这片高地，就可以把美军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并直接威胁美军在西线的交通供应线。第46军为了配合板门店谈判和中线部队的反击作战，迫使美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以第136师为主，集中兵力和火力，从7月8日晚至27日晚，先后对马踏里东南山发起了三次反击作战，相继夺取了马踏里东南山062、061、060和＋0238高地。最后这次反击作战，从7月24日黄昏一直战斗到7月27日凌晨，接到停战命令时才停止。这几位烈士就是清理战场时在马踏里东南山阵地前沿刚刚发现的。
彭总听到这些情况后，心情非常悲痛，便提出要亲自到这个最前沿的阵地去看一看。我和彭总身边的人员都不同意，因为马踏里东南山距离美军的阵地太近了，两军对垒的最前沿相互间隔还不到300米。在大家的极力劝阻下，彭总有些火了。在此情况下，为了彭总的安全，我决定首先到山上看一下再说。当我到了马踏里东南山前沿后，对前方美军阵地内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这时，虽然已经停战，但是一旦发生挑衅事件，彭总的安全很难保证。因此，我退下山来再次劝阻彭总还是不要上去了。彭总严肃地反问我：“既然你萧全夫能上去，我彭德怀为什么就不能上去呢？我们的战士在这块阵地上不惜流血牺牲，难道我们连上去看一眼的胆量都没有吗？”
我望着威严有加的彭总无可奈何，便布置好了观察哨和警戒人员，然后陪同彭总来到马踏里东南山阵地。
彭总到达阵地前沿后，阵地上的同志指着地上的一滩血渍说：这就是我们的烈士牺牲的地方。彭总听后便低头凝视着脚下这块被鲜血浸过的土地，静默地站在那里一会儿沉痛地说：“两天前我们的战士还在为这块土地英勇战斗，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现在停战了，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今天的和平……”彭总动情地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哽咽了，紧闭双唇，默默无言，随后便拿起望远镜，无声地向远处凝望着。
这时，我和随行人员才豁然明白，彭总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登上马踏里东南山这个最前沿的阵地，是为了缅怀那些在和平前的最后一刻英勇牺牲的烈士，寄托他深深的哀思啊！因此，随行的人员当即用身边翠绿的松枝和无名的小花扎成一个小花圈，置放在马踏里东山的这座高地上。对此，彭总赞许地点了点头，然后俯下身去把花圈调整为面对祖国的方向……
下午一点多钟，彭总视察完马踏里东山的前沿阵地后返回军部。饭后，军政委吴保山同志向彭总汇报了停战后部队的思想情况。晚上，彭总接见了第46军机关全体干部，同大家一起观看了军文工团演出的文艺节目。
7月30日早8点，彭总离开了第46军军部。当天下午返回平壤。
这次陪同彭总视察虽然仅仅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彭总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却是永生难忘的。他作为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对任何强敌从来都是无所畏惧，冷酷无情，而对我们的战士却是关怀入微，真爱至深。他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后来人好好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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