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我们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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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我们的中国梦》

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中国梦吗?”

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儿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作“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诵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份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见图①)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台北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来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得当年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教导,把自己看成“士”,“士农工商”的“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的就是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嘛。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13岁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19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真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知道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雨落在屏东的西瓜田里

甜甜的西瓜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海岸 一大张河床孵出

多少西瓜,多少圆浑的希望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19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清党时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在这个历史的场合上,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对反对者采取大逮捕,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见图②):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开心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用这张图片来代表。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做这些政治犯辩护律师的人,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的;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不同意见,这,才是我在乎的。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是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在家祭时, 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所以,请相信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2010年8月1日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录,大标题有改动,内文有删节。)        

    上周四南方周末以刪節方式刊出龍應台演講內容,引起華文讀者上網尋找演講全文。龍應台得以「解禁」在大陸公開演講,演講內容談及「美麗島事件」等敏感議題卻未遭官方封殺,深具意義。聯合報獲龍應台同意,今天刊出演講全文,以饗讀者。

 我們的「中國夢」————全文龍應台在中國夢主題論壇演講。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臺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裡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裡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滿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五十年代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分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裡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臺,臺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臺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十四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十四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一九七○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臺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臺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臺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地圖
圖/取自龍應台講稿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一九七○年代整個國際情勢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一九四九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臺灣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臺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讚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臺灣年輕人一樣, 七○年代發現臺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演講現場播放了幾首相關歌曲。
圖/南方周末提供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

《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一九七九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臺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裡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著他問「你是哪裡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一九七九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臺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台灣夢,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年代後,臺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一九七九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美麗島大審,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施明德的右邊是陳菊,左邊是呂秀蓮。
圖/中央社資料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八○年代臺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三十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裡,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臺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臺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臺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臺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臺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是會墮落,
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
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臺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臺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裡沒有中國。

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臺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份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十五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

我的父親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七十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

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

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七十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 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一九八五年我寫《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八月,我遷居歐洲。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臺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二○一○年八月一日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2010/08/09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