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中央媒体的表态：喊着打美帝的人都傻了

近来，华盛顿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表现再次突显了中美关系的复杂一面。中美之间的矛盾与摩擦究竟是结构性的还是战术性的？两国互视的眼光是否发生了变化？本报约请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就此展开对话。视角各异，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一点却是共识：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互信则进，猜忌则退。

警惕误判与偏执冲击中美关系大局

对话者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赵可金（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侃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兼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沈大伟（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夏伟（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

　加藤千洋（日本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对话比对抗好

杨洁勉：看待中美矛盾与摩擦，首先需识别其性质，重视两国的结构性差异和原则性分歧，区分具体和战术性问题，重在增加双方战略共识和利益交汇点。其次，要识别源头和发展方向。如有些经贸摩擦源于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将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加强而缓解。第三，应对中美具体矛盾与摩擦还要化整为零，分步解决。最后，还要防止某些突发事件的长期化，当前要特别警惕美国在黄海和南海问题上的具体部署发展成中美战略性对抗。

沈大伟：美中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混合体，深度合作与相互依赖伴随偶然的紧张与摩擦。因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经济层面，两国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冲突。

当然，两国在许多领域有经常性的分歧，但都不足以演变为真正的冲突。考虑到美中关系的复杂性，两国迥异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和国家安全关切，双边关系偶尔经历一些紧张，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自2009年11月以来，两国摩擦似乎在数量、频率和强度上都在增多增强。坦率地讲，我对此很担心，但并不认为双边关系会走向破裂，因为这是两国都无法承受的损失。

赵可金：从性质上来说，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决非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而是中美关系向深层发展后必然遇到的非结构性矛盾。具体来说，包括三类矛盾：

一是互动性矛盾。此类矛盾是中美关系交往产生的矛盾，交往必定产生矛盾，比如贸易摩擦、汇率争端等都属于此类矛盾，随着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交往的深入，此类矛盾将引发摩擦常态化的特征。

二是分配性矛盾。这是来自于对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与责任分配预期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比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东亚区域合作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受制于国力和能力的限制，双方对彼此的国际权利和国际责任有着不同的分配预期，产生分歧和摩擦是难免的。

三是认知性矛盾。此类矛盾来自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歧，比如互联网自由问题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此种分歧并非是零和博弈，而是存在共同利益，这些矛盾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对话和协商得以解决。

李侃如：我对这些矛盾与摩擦不感到惊奇。这恰恰反映出美中关系非常重要，领域非常广阔，也是一种很现实的关系。中国的崛起势必引起各大国间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美中关系出现紧张或某种程度的不稳定是正常的，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美国没有应对中国崛起的经历和经验，中国也没有同样的经历和经验，而美中两国又有着各自的全球问题日程表。双方应想办法应对新的形势，相互承认对方的重要性，以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美中应就双方关系长期战略进行讨论。

　　袁鹏：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看，“起伏不定，波折不断”几乎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发展轨迹。这是由两国关系的基本属性决定的，两个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且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国家，要想将双边关系往前推进，只能在推进过程中面对矛盾与摩擦然后逐一化解。

中美关系正是在化解矛盾与摩擦过程中实现“螺旋式上升”的。摩擦增多表明中美关系已然成为利益高度交织、利害高度相关的双边关系。

而且，国际社会往往将中美博弈与“大国权势转移”、国际体系变迁等联系在一起，夸大了中美较量的深刻性和危险性。如果加上西方媒体连番炒作与缺乏有效沟通造成战略误判，致使矛盾与摩擦不仅未能及时有效控制，反而愈演愈烈，这是相当危险的。

　加藤千洋：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今后也不会消失。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协调和牵制”的两面性。可是，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因为个别摩擦导致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破损。因此，如果存在解决个别摩擦的协商渠道，日本作为邻国就不担心。至于协商渠道是否存在，是否发挥作用，我的答案基本肯定。我注意到中美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在发挥作用，而且比日美对话内容充实。但是，从中长期而言，美国把中国看作将挑战自己的唯一的“候补潜在超级大国”，尤其在军事和安全保障方面予以警惕。

　合作比遏制好

沈大伟：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美国欢迎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如何运用其新力量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中国对亚洲地区秩序及全球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持警觉。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作为一个“尊重现状”的大国而崛起的，希望继续如此。然而，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期望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的“公益”，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不能再是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免费搭车人”，而应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一道，解决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和发展问题。美国如果真的想改善与中国的军事和战略合作，也需要非常仔细地考虑中国的“核心利益”。

赵可金：中国崛起对美国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从机遇来说，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成为维护和平与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虽然未必会成为美国的盟国，但在全球事务治理上会成为美国的伙伴。即使最保守的美国战略界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中美作为全球化的共同受益者，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具有大量的共同利益。同时，中美在发展阶段上存在落差，经济结构、要素优势和资源禀赋等都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就挑战而言，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国情基础都决定了中国崛起不会走美国的道路，也不会照搬美国的模式，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崛起无疑让美国不得不在未来的某一天面对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且在国际舞台上为所欲为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和约束。此外，随着中国崛起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也必定会冲击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号召力，不排除有更多的国家开始追随中国的经验，而对美国模式产生怀疑，这一切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李侃如：应该说中国的发展、崛起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这也有赖于双方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一直认为，美国在考虑全球性问题时还是在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中国可能对此不同意。

我本人曾长期参与美国政府关于中国政策的制定，一直在推动如何帮助中国发展。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最终美国政府都认为，中国的繁荣符合美国利益。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有好处，是美国的机遇。中国的繁荣对全球也有好处。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可以在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等方面进行国际安全合作，这也是有益的。

　袁鹏：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机遇有三：一是水涨船高。由于中国崛起，使得全球化被赋予全新内涵，使得全球资金、市场、人才、资源流动更加均衡，也因此带动美国经济、金融、市场更有活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

二是同舟共济。由于中国崛起，使得中国更有能力和美国一起合作应对从反恐到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和地区难题，使彼此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攸关方，为共同塑造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条件。

三是和谐共处。由于中国崛起，使得世界发展多样化更加现实，有助于美国更加开放地面对现实，从而为美国最终放弃霸权心态、塑造大国合作的“多伙伴世界”提供基础。

当然，中国崛起也必然给美国带来客观上和心理上的挑战：首先，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上首个“10亿级”规模的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形成经济上的挑战；其次，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给美国带来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上的压力，进而形成政治上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是客观存在的，有些是主观臆想的。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正视这些挑战，然后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去一个个化解这些挑战，并在化解过程中塑造新型大国战略稳定关系。

杨洁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坚持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的全球战略为美国重新自我定位和逐步适应多极世界的历史性进程提供了机遇，美国不仅有可能免蹈历史上烜赫一时的全球性强国的覆辙，还有可能同其他主要力量一起成为多极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如共同应对紧迫的全球性问题、规划国际新体系和新秩序、形成与时俱进的新价值观等。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积极全面合作关系也将为美国在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推进政治社会改革、改善同新兴大国群体和亚太地区的关系等方面创造有利的内外环境。

最大的挑战则是美国必须放弃你赢我输的守成和新兴大国零和关系理论，改变对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努力进行国内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以积极姿态发展美中的全面合作。

　夏伟：今后的挑战仍将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汇率变化问题上。其他的挑战包括中国在对待伊朗、朝鲜、苏丹和缅甸国家关系上是否愿意和能够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全球领导作用，以及中国在表述和维护其不断变化的核心利益概念方面是否有能力展现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赵可金：随着美国经济缓慢复苏，后危机时代的中美合作将会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点。

经济上的合作将会继续向纵深发展。

战略上的竞争也会呈现频繁探底的特征。美国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必定会改变在危机期间柔性外交的身段，在态度上更加强硬，不遗余力地在众多问题上主动挑起摩擦，通过对中国施压而图谋更大的收益。同时，此种施压具有战略侦察的目的，在不断挑战中国战略底线的基础上，及时把握中国战略意图的变化，以作为对华战略调整的依据。

中美关系的制度化趋势不可逆转，走向制度化将是后危机时代中美关系最鲜明的特征。

李侃如：美中双方有着许多新的合作领域，如清洁能源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美中在这些领域应该最大限度地寻求双赢。此外，美中两国在国际安全方面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美中两国也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在经济合作领域，美中两国互补性很强。

历史早已表明，美中分歧加剧，两国关系势必恶化，而共识的增加则会使两国关系变得更好。

　　夏伟：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新强国的崛起都对现有的外交秩序带来困难，有时还形成伤害。中国一直在竭尽全力向世界保证，中国致力于“和平崛起”。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了非常现实的态度，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大体上可为美国所接受。

但是，即使美国政府对中国崛起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中国也要认识到，美国政府有时难以将他们的态度和看法强加给国会议员和老百姓。美国国会议员和老百姓对中国崛起持有相反的看法，前者因为传统的反共心态，后者担心工作岗位的丢失。他们的忧虑又因最近金融危机而有所加剧。金融危机使许多美国人感到事情正越来越失去控制。

加藤千洋：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影响力不断扩大，对美国来说既是合作者，也是对立者，中美关系机会和挑战并存。有人指出，中美两国在经济方面处于“相互确保摧毁（MAD）”状态。MAD是美苏冷战时代的核威慑理论。中国和日本同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担心美国国债贬值。但大量持有的美国国债不能抛售。由于不希望美国经济继续恶化，协调应对成为第一选择。

　杨洁勉：中美合作从双边和地区层面以及某些领域问题上升到全球制度性层面和主要全球性问题，扩大了中美合作的空间，但也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

战略合作的需要和难度同时大为增加。双方对全球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协调认识和意愿将继续增强，但把共同的挑战转化为共同的利益及行动仍面临各种障碍。双方在某些领域和问题上的战略防范也在逐步增多，防范的问题从固有的台湾问题扩大到太空新疆界，防范的区域从台海扩大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防范的举措从应变预案发展到实际准备。

在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条件下，中美合作的相对平等性将明显增加。

为此，双方将重新调整和界定各自和相互的妥协度、接受度和容忍度等，并逐步形成新的互动规范和规则。

袁鹏：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面临重塑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历史重任。中美两国不合作，新的秩序的重构将难以实现。因此，中美合作首先必须学会“抓大控小”。即作为两个世界级大国，中美必须善于控制双边关系的各种矛盾摩擦，而将合作重点放在共同塑造新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秩序上。

随着后危机时代美国将战略关注转向国内实力基础的再造和国际影响力的重塑，以往支撑中美合作的外在动力相应减弱。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合作必须是挖掘内在合作空间，真正使中美关系由外力推动型转向内生型，这是中美实现长期战略稳定的重要前提。

伙伴比对手好

李侃如：首先，美中两国应互相承认对方是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是一种全球性力量，并在此基础上认真看待对方。这当然不是“G2”（两国集团），但确实要承认这个现实。当然，在美中关系中，美国的力量在各个方面还是比中国要大得多。但必须看到，中国的发展有着全球性的、意义深远的影响。这就需要一种全球性思维。应该承认，美国是习惯于全球性思维的国家，中国还不习惯。

　加藤千洋：中国重视美国，这是出自对国际政治格局的现实认识。美国的亚洲外交将最重视美中关系。当然，对日美、韩美间的同盟关系将继续重视。中美两国在外交上相互看作最重要的国家，两国将维持比较稳定的关系。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美国在北京举行了驻华大使馆新馆竣工仪式。这件事可以说是两国关系的象征。日本外务省今年初在美国调查有识之士的亚洲观。对于“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伙伴”的设问，56%的受访者回答是中国，回答是日本的只有36%。

　袁鹏：中国将美国视作唯一能全方位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因而始终坚持将对美外交置于“重中之重”。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为尽快实现现代化，将美国视作学习对象，学习其制度、技术，吸引其资金、人才等。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中美实力对比发生的变化恰与国际体系变迁相结合，使得国人心态发生变化，自信心、自豪感明显增强，看美国的视角和心态发生微妙变化。反观美国，由于遭遇“9·11”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国民心态也开始变化，变得自信心不足，敏感性、脆弱性上升。因此容易夸大中国国力、夸大中国战略意图，把中国人民正常的诉求简单以“傲慢论”、“必胜论”加以概括。

　夏伟：回答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也许将美国视为至少两个美国会有所帮助。

第一个美国是国会政治和公共看法主导的美国。他们的观点很容易演变为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工作岗位的丢失、贸易失衡以及任何显示美国政府在与外国政府特别是共产党政府打交道时采取软弱政策的行动都容易激发上述看法。

还有第二个美国，即奥巴马政府所代表的美国。他们对中国采取非常理性的方式，真正致力于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然而，因他们自身的政治原则和来自第一个美国的政治压力，他们在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能力和意愿上总受到限制。这种局面意味着，如果中国希望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就需要清楚地理解这种区别，从而不使美国政府在执行理性和建设性对华政策方面遇到困难。

应当注意到，现在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两个具有不同利益的主权国家之间，而且还存在于两个不能忽视公众看法的社会之间。这就需要两国政府密切合作，避免使用极端的表达方式，注意不使一方的言论和行为刺激起另一方的负面反应，尽可能地开展互利合作。

　杨洁勉：中美相互看法具有多重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两国首先视为互有需要的合作伙伴，如互为主要的经贸对象，应对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处理层出不穷的热点问题，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等。现实需要又发展为战略和长远需要，即为两国发展营造持久的和平与稳定的内外环境及其所需要的国际体系。同时，两国社会和民间把对方作为借鉴或赞赏的对象，如美国民众仰慕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人民也欣赏美国社会的创造力和包容性。

但是，中美又都把对方作为竞争和防范的对象。中国高度警惕美国在民主自由借口下干预内政和分化中国，美国始终防范中国的“挑战”意图，这也导致出现简单化和情绪化的舆论，从“最坏可能”解读对方言行并据此作出反应。

沈大伟：金融危机对美中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继续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许多中国人正变得过度自信。美国经济至今仍面临许多困难。在这一状况下，中国应避免过度自信和自负，美国应认真地改善其经济状况，鼓励储蓄，改善投资、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后危机时代，美中两国将继续在许多领域进行合作，既包括政府间合作，也包括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持续的合作有助于增加两国的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美中两国都不可能从双边关系的紧张中获益，美中关系稳定和积极地向前发展，符合世界的利益。

根据许多指标衡量，美中两国对彼此的看法都在趋于消极，而且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比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要更消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美国，因而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尊重美国。美国人依然对中国的了解相当匮乏，无论是公众，还是国会议员以及地方政府官员。他们只有通过访问中国，眼见为实，才能对今天的中国有一个更加深入和准确的理解。

目前，中国正在投入巨资提升中国的全球形象，中国需要把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社会和文化展现给世界，让世界更真实地了解中国。

赵可金：长期以来，中美双方彼此都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情结。

从美方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的“想象的异邦”，美国的“天定命运”使其对中国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使命感。一方面，美国的确欢迎一个繁荣、强大而和平的中国，希望中国能够融入到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来，并且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规范。

另一方面，美国从内心里也很担心中国的强大会超出美国控制的轨道，特别是如果中国不接受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而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生命力和国际号召力来说决非一个好消息。因此，美国尽管欢迎中国崛起，但不希望看到中国以自己的模式崛起。

从中国来说，一方面，中国欣赏美国的繁华和富足，羡慕其发达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也没有恶意。另一方面，中国不屑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为所欲为的鲁莽和蛮横，更反感美国强加于人和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做派。因此，中国更愿意以“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与美国相处。

　　人民网驻美国记者温宪、马小宁，驻日本记者于青，驻联合国记者吴云参与采写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