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生命证实了自己的忠诚 - 谷子高粱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他用生命证实了自己的忠诚

------牛田洋纪事之二

严格地说，这张照片并非主人亲手相赠，而是我在沙滩上捡来的。1969年7.28特大台风、海潮灾难过后，广州军区牛田洋生产基地附近的群众，把从海上以及江河中打捞到的生产、生活用品送还部队。我们曾经怀着大海捞针的心态，到现场找寻属于自己的物品。其实，当时无论是部队官兵还是在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何况已经被海水浸泡了好几天，即使能找回来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主要还是想找点劫后余生的纪念物。我在沙滩上仔细巡视着一些破烂的书籍和照片，果然有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我的眼帘：这不是我们班的副班长刘富谋吗？我赶紧弯腰把这张沾满泥沙的黑白照片捡了起来，两眼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老刘是我最敬重、最信赖的“战友加兄弟”。可是，风灾已经过去了好几天，我们连队还有4位战友没有归队，老刘就是其中一位。大家口里不说，内心却焦虑万分，再无消息，恐怕就凶多吉少了。

老刘是江西人，比我年长几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联部工作，不久便碰上文化大革命。后来毛主席为了稳定局势，下令把几个闹得过凶的要害部门中新来的大学毕业生，下派到部队农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牛田洋就接收了不少外交部、中联部和七机部的年轻干部。相比我们这批刚离开校门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显然要成熟得多，无论政治素质，还是业务素质，都比我们高一个档次。我所在的班，班长是外交部的老郗，副班长便是中联部的老刘。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在连队，班长和副班长是最锻炼人的岗位，他们不但要“会说”，更要“能干”；班长带领战士的方法，不是“给我上”，而是“跟我来”。因此，不管是政治学习，修筑海堤，拉犁拉耙，插秧割稻，乃至作风内务，都必须是一班人的标兵，否则，你就当不好这个班长。按惯例，行军时班长走在最前面，副班长走在最后面。带队的班长责任大，殿后的副班长负担重，凡是掉队的战士，背不动的东西，都由副班长包干解决。老刘就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副班长。平时，他不怎么吭声，总是默默地做事，不但自觉当好班长的助手，而且主动关心、帮助全班的每一个同志。遇到最脏、最苦、最累的活，他总是带头抢着干。有时，刚从大田收工回来，连部又来通知，要求每班派一个公差，到团部搬运物资。这时每个人都累得不想动，老刘二话不说，撑起身子就往外跑。时间长了，同学们都过意不去，提出大家轮流干，不能把他一个人累坏了。他总说不要紧，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从小干惯了农活。

7.28强台风在汕头登陆的前一天，整个天空一片橙红，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树叶纹丝不动。我本来被抽调到团报道组协助工作，为了做好抗台风的准备，临时回连队整理衣物，打包集中存放在连部的行李房。午饭后，老刘拉我躺在他床上休息片刻。由于两人分开了一段时间，有许多心里话需要倾诉，便躺在床上说起了悄悄话。他问我在报道组干得怎么样？我说政治处的同志很热情，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我也摆了自己的“活思想”：虽然抽调到报道组帮忙是工作需要，也是部队首长决定的。但作为大学生来部队农场锻炼，目的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如果太长时间脱离连队，脱离体力劳动，担心会影响“脱胎换骨”的效果。再说，一个连、一个班，生产任务是固定的，人手少了，留下来的生产任务就压在留守人员身上。牛田洋的劳动强度大家都有切身感受，看到坚守在生产第一线的战友们，累得又黑又瘦，体力长期处于透支状态，我们几个抽调到机关协助工作的同学，内心都有一种负疚感。老刘听我说希望尽快返回连队参加劳动，便说他很理解我的心情，但在部队，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只要树立了革命的自觉性，不论在哪里都能得到锻炼。我也关切地问起他的近况，因为我从旁人那里听说他最近遇上了一些麻烦。当时，部队和地方正在搞“清队”，即“清理阶级队伍”。据说老刘家乡来函，反映他的家庭成分有问题。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老刘原本出身贫苦，为了活命，从小送给别人抚养。土改时抚养他的人家阶级成分不好，于是他又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因为不便当面向老刘询问详情，以上传闻不知是否准确）。由于这段经历，便对老刘的家庭成分以及政治态度打上了问号。如果换成别人，也许问题还不大。但老刘已经分配到中联部工作，中联部的全称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是党中央的重要部门，当年挑选干部可是百里挑一，尤其对政审特别严格，俗称“查三代”。要是老刘的家庭成分有了问题，后果就很严重。不单家庭背景不合格，还涉及到本人对党是否忠诚老实的政治品质问题。这样就很可能整个毁了老刘的政治前途。虽然老刘对此只是淡淡地说，相信党组织会实事求是地调查清楚，早日作出结论。我还是从他脸上觉察出一丝黯然的神情。至于他填写履历表时有无弄虚作假，对党是否忠诚老实，他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让历史来作证吧。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躺在床上的谈心，竟成为两人的诀别。我的好战友、好兄长刘富谋，7.28风灾之后，在战友们的苦苦等待中始终没有出现，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尽管没能找到他的遗体，部队和战友们只能承认现实，把他的英名刻在7.28烈士纪念碑上（见下图）。事后，我听曾经和他一起遇险的战友讲述了他遇难的经过：7.28那天上午，老刘和一批战友受命组成抗灾抢险突击队，顶着狂风暴雨运送草袋到大堤上去。可是跑到半路，大堤已经决口了，汹涌的海水奔腾而来，大田很快成为一片汪洋。运载草袋的小木船被滔天巨浪打翻，底朝天地浮在水面上，他们几个人紧紧抓住船帮，随着风浪漂流。突然，又一个恶浪扑打过来，和老刘在一起的解放军排长手一松，整个人被海浪卷了出去。老刘见状，来不及与其他人打声招呼，立即把脚一蹬，转身跃向排长追了过去，希望把排长拉住。霎时，排长和老刘的身影已经被风浪冲击得无影无踪……所幸的是，不会游泳的排长慌乱中抓住了一堆救命的稻草，得以漂浮在海面上，终于获救。而从小熟悉水性的老刘，虽奋力与狂风恶浪搏斗，终究回天乏力，无法摆脱困境。

风灾过后，部队大张旗鼓地总结、表彰抗灾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因为我不在连队，不清楚老刘有没有获此殊荣。如果按照 “只看结果，不问过程”，“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俗眼光来衡量，老刘只是个失败者。他不但没有救到排长，最终连自己都救不了，何谈丰功伟绩？但是，就人品、人格而言，老刘无疑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在战友遇险的危急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舍身救友，这种“把生存的机会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的精神和品德，是多么高尚和难能可贵。当然，人们议论老刘应不应该立功授奖，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丝毫实际意义。按照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绝不是为了获得奖赏而去救人。莫说荣誉只是身外之物，就是那个曾经困扰过他的家庭成分问题，如今也变得无足轻重。他已经用宝贵的生命证实了自己对党、对战友的忠诚，难道这还不够吗？至于家庭成分是不是贫农，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