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胡风家书中的1949年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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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07-30 16:14:51
傅国涌
看来《胡风全集》并不全，这本《胡风家书》收入的353封信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面世，这些信的主体部分是胡风写给他夫人梅志的，共有330封，分别写于1933年、1937年到1938年、1947年、1949年到1955年、1965年等几个不同时期，我个人最关心的是胡风在1949年这一年中写的家书，那时他在北平，梅志在上海，两地之间书信往还不断。当年我在写《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时，只读到过胡风日记和他这一时期给文学圈朋友的少数书信，现在看到的这批家书大大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胡风在时代转换之际的内心轨迹，他给梅志的信除了谈家事、谈文学、谈他们自己开的出版社的事，对于自己当时所思、所想，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对未来的憧憬和忧虑都有很多的透露。
新时代的来临，胡风这个追求了大半生的左翼文坛猛将无疑是兴奋的、激动的。他多次在信中情不自禁地感叹“时代太伟大了”，在4月19日的信中他甚至这样深情的表达：“亲爱的，生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幸福的。但我们要决心劳苦地献出我们底一生，做些有益的事。现在我就是更沉着地做着精神上的准备。……但无论怎样，我们和孩子们总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6月13日的信中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谁最真诚谁最幸福，至于具体的个别事情，我要退后一步，让得意者们得意去。”作为诗人，他因此而写下了歌唱翻天覆地的长篇组诗《时间开始了》，向这个时代献出他的“一瓣心香”，“献出别人不能献出的东西”，他几次说自己“好幸福又好难受”，认为这是自己生平第一部最激情的作品，差不多是用整个生命烧着写的，“那里面包含着多么激情、多么神圣的东西呵”。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也没有完全被“雄大的热情”所淹没，他在11月16日的信中不无酸楚地说：“我们多么可怜，献出心去还要看人家要不要！然而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有东西可以献出去，值得献出去。”
作为一个有丰富阅历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活动家，他又是冷静的、谨慎的，家书中“注意”一词使用频率很高。4月19日，他在北平给夫人写信说：“无论现在或局势改变后，对一般人说话要谨慎。对熟朋友或老朋友，只就我们底地位说家常话，不要牵涉上大问题的空话。一句笑话也可以引起误解的。”6月9日的信中他向夫人交代：“注意：不要管闲事，不要为任何人说话。任何人想找革命路子你都要推开不管。弄得不好，太不值得了。不得已，就推到我头上，等我回来再说。”6月20日他又一次细致地叮嘱：“谈到具体事情，说话要慎重。我们有了一点所谓地位，每句话都会有影响的。愈对不相干的人说话愈要小心。……对无论什么人，说到出版社，就说以后没有精力时间，早已预定解放后就办理结束。”7月12日，他对夫人说：“对于期待了半生的这新社会，我们愉快，从这产生的任何话可以对任何人说。但为了更好，当然会有一些小的见解，但这只能对极可信任的老朋友说，否则，会引起误会的。这就是集体生活，我要你注意的就是这一点。”他还自称“太平犬”，10月28日的信中说：“太平犬，从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们是得到了的。不过，是犬，总不会有太平日子，时不时难免有人提几提棍子。”
这一年，胡风一直盼着能早日回到上海，5月10日他在信中说，等文艺代表大会完了，是否让他走还不知道，“但我一定要回来的”。对于这个会，6月9日信中他有一番话：“我多么希望回来看你们，……然而，非得等着开这一个会不可，有些像非还不可的一笔债一样。在政治任务上，这个会是必要的，但看一看情形，从蒋管区来的一些奇怪角色，成绩是不会有的。当然，政治号召总可以做到，现在是谁都愿意插进革命关系里面来的。至于我，十几年来所结的仇都要碰面了，真是难得的机会。但你放心，我愉快得很，不会被他们影响心情的。”他不想留在北京，这在10月28日的信中有透露：“留我，是要我在文化部下面挂个名，住在这里。这等于把我摆在沙滩子上，替茅部长象征一统，如此而已。”
胡风是自负的，当《时间开始了》前面部分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在11月26日的家书中说：“这当权文坛多冷酷，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写信来，但我晓得是震倒了他们的。”三天后，他说自己的第三乐章，将有一场猛烈的燃烧，他要以此“打动这个时代的麻木和阴冷”。当发表遇到困难时，他在12月6日的信中说：“但我无论如何要烧起来，写完它，送给这个时代底青年们。据现在知道的，凡看到《欢乐颂》的人都感到它的热力，青年们则简直烧在幸福感里面了。”
这一年，胡风的复杂心态在6月13日那封信中毕露无遗：“我到处有真诚的朋友，何况在这新天地里面。但当然，也到处有敌人。应该如此，不如此就等于说我没有战斗过。我是无私的人，从来无所争，现在更无所争，但为人民，为革命，我不会向任何敌对思想屈服。”他的悲剧命运很早就露出了端倪，他也并不是毫无察觉，只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已。1938年2月3日的家书曾谈到潘汉年他们对他主编的《七月》杂志不满，要他最好离开，他认为没有比这更不讲道理的事情，当然，《七月》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成为抗战时期一个有深刻影响的文艺期刊。
随着时代的剧变，胡风家书中很难再找见这样的文字：“前几天暖的时候，院子里的一棵樱花开了，现在只好凄凉地站着，受着八面袭来的雪花的亲吻。昨天还起大风，冷得很，今天风没有了，雪花无声地飘下来，望久了就好像是从悬崖滚下的瀑布。”(1938年3月8日在武汉写给梅志的信)
(晓风选编《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
傅国涌
看来《胡风全集》并不全，这本《胡风家书》收入的353封信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面世，这些信的主体部分是胡风写给他夫人梅志的，共有330封，分别写于1933年、1937年到1938年、1947年、1949年到1955年、1965年等几个不同时期，我个人最关心的是胡风在1949年这一年中写的家书，那时他在北平，梅志在上海，两地之间书信往还不断。当年我在写《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时，只读到过胡风日记和他这一时期给文学圈朋友的少数书信，现在看到的这批家书大大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胡风在时代转换之际的内心轨迹，他给梅志的信除了谈家事、谈文学、谈他们自己开的出版社的事，对于自己当时所思、所想，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对未来的憧憬和忧虑都有很多的透露。
新时代的来临，胡风这个追求了大半生的左翼文坛猛将无疑是兴奋的、激动的。他多次在信中情不自禁地感叹“时代太伟大了”，在4月19日的信中他甚至这样深情的表达：“亲爱的，生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幸福的。但我们要决心劳苦地献出我们底一生，做些有益的事。现在我就是更沉着地做着精神上的准备。……但无论怎样，我们和孩子们总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6月13日的信中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谁最真诚谁最幸福，至于具体的个别事情，我要退后一步，让得意者们得意去。”作为诗人，他因此而写下了歌唱翻天覆地的长篇组诗《时间开始了》，向这个时代献出他的“一瓣心香”，“献出别人不能献出的东西”，他几次说自己“好幸福又好难受”，认为这是自己生平第一部最激情的作品，差不多是用整个生命烧着写的，“那里面包含着多么激情、多么神圣的东西呵”。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也没有完全被“雄大的热情”所淹没，他在11月16日的信中不无酸楚地说：“我们多么可怜，献出心去还要看人家要不要！然而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有东西可以献出去，值得献出去。”
作为一个有丰富阅历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活动家，他又是冷静的、谨慎的，家书中“注意”一词使用频率很高。4月19日，他在北平给夫人写信说：“无论现在或局势改变后，对一般人说话要谨慎。对熟朋友或老朋友，只就我们底地位说家常话，不要牵涉上大问题的空话。一句笑话也可以引起误解的。”6月9日的信中他向夫人交代：“注意：不要管闲事，不要为任何人说话。任何人想找革命路子你都要推开不管。弄得不好，太不值得了。不得已，就推到我头上，等我回来再说。”6月20日他又一次细致地叮嘱：“谈到具体事情，说话要慎重。我们有了一点所谓地位，每句话都会有影响的。愈对不相干的人说话愈要小心。……对无论什么人，说到出版社，就说以后没有精力时间，早已预定解放后就办理结束。”7月12日，他对夫人说：“对于期待了半生的这新社会，我们愉快，从这产生的任何话可以对任何人说。但为了更好，当然会有一些小的见解，但这只能对极可信任的老朋友说，否则，会引起误会的。这就是集体生活，我要你注意的就是这一点。”他还自称“太平犬”，10月28日的信中说：“太平犬，从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们是得到了的。不过，是犬，总不会有太平日子，时不时难免有人提几提棍子。”
这一年，胡风一直盼着能早日回到上海，5月10日他在信中说，等文艺代表大会完了，是否让他走还不知道，“但我一定要回来的”。对于这个会，6月9日信中他有一番话：“我多么希望回来看你们，……然而，非得等着开这一个会不可，有些像非还不可的一笔债一样。在政治任务上，这个会是必要的，但看一看情形，从蒋管区来的一些奇怪角色，成绩是不会有的。当然，政治号召总可以做到，现在是谁都愿意插进革命关系里面来的。至于我，十几年来所结的仇都要碰面了，真是难得的机会。但你放心，我愉快得很，不会被他们影响心情的。”他不想留在北京，这在10月28日的信中有透露：“留我，是要我在文化部下面挂个名，住在这里。这等于把我摆在沙滩子上，替茅部长象征一统，如此而已。”
胡风是自负的，当《时间开始了》前面部分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在11月26日的家书中说：“这当权文坛多冷酷，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写信来，但我晓得是震倒了他们的。”三天后，他说自己的第三乐章，将有一场猛烈的燃烧，他要以此“打动这个时代的麻木和阴冷”。当发表遇到困难时，他在12月6日的信中说：“但我无论如何要烧起来，写完它，送给这个时代底青年们。据现在知道的，凡看到《欢乐颂》的人都感到它的热力，青年们则简直烧在幸福感里面了。”
这一年，胡风的复杂心态在6月13日那封信中毕露无遗：“我到处有真诚的朋友，何况在这新天地里面。但当然，也到处有敌人。应该如此，不如此就等于说我没有战斗过。我是无私的人，从来无所争，现在更无所争，但为人民，为革命，我不会向任何敌对思想屈服。”他的悲剧命运很早就露出了端倪，他也并不是毫无察觉，只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已。1938年2月3日的家书曾谈到潘汉年他们对他主编的《七月》杂志不满，要他最好离开，他认为没有比这更不讲道理的事情，当然，《七月》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成为抗战时期一个有深刻影响的文艺期刊。
随着时代的剧变，胡风家书中很难再找见这样的文字：“前几天暖的时候，院子里的一棵樱花开了，现在只好凄凉地站着，受着八面袭来的雪花的亲吻。昨天还起大风，冷得很，今天风没有了，雪花无声地飘下来，望久了就好像是从悬崖滚下的瀑布。”(1938年3月8日在武汉写给梅志的信)
(晓风选编《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