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创作如何保持多样性

——读三位作家的新长篇想到的
日期：2010-08-04 作者：雷达 来源：文汇报                      
    ■雷达
    
刘亮程——《凿空》的诗性建构
    
    我一直保存着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我看来，它有不可替代性，也是不可重复的。有时候会翻开看看，它会使人感到清凉、宁静甚或陷入沉思。也有很多作者刻意地歌吟自然，村庄，花儿，鸟儿，不能说他写得不好，只因为没有入骨的体验和超现实的灵性，没法跟刘亮程比。他把村庄里的风、雪、动物、坎土曼，写得很有禅意，它们仿佛都是通灵的，通神性的，但这是天然的禅意，是“本来”，而非学来，也不是硬做来给人看的。他能在一只狗，一头牛，一头驴的身上，发现奇妙的哲理和感觉。有人曾认为那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罢了，为什么不能大厚本地源源不断地生产这种散文呢？这完全错了。如果那样的话，我是不会再读刘亮程了。鲁迅的《朝花夕拾》，蒙田的随笔，培根的随笔，不都是薄薄的吗，却是人类思想和诗情的结晶。刘亮程的这本散文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结晶体，我非常喜欢。现在他写了第二本长篇小说《凿空》，有人说不像小说。我看，不管是小说也好，小说化的散文也罢，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感受一种文学。
    
    《凿空》给我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它表达了一种非常神奇的时空结构，这是他对自己创作的一种突破。当下，小说创新挺难的，很多小说家都在重复自己，我们的文学研究也有很多的重复研究，作品里找不到新的时空感，找不到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后人的心理结构的变化。最近电视剧《手机》让我有所触动，不管怎么说，它很敏锐，敏感到了高科技下人的无助、无奈、精神困境，今天的社会是人的移动速度最快的时代，也是人与人的交往方式非常快捷和人与人的物理距离最小的时期，这源自高科技的发达，但人与人的心理距离是否反而越来越大了？对《蜗居》尽管众说纷纭，但它的受欢迎还是反映了当下人们最敏感的住宅及次生问题。当然我并不是鼓励人们去浅表地写一些生活的表象或“问题”，而是说，当时空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文学作品也要反映出变化中的人性，才能打动人心。谁会对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物发生兴趣呢。而刘亮程的作品就独特地表达了一种遥远的时空的变化，毛驴也好，植物也好，阿不旦村的各种声音的交响也好，都是作为现代化的喧哗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存在着，它既表达了工业化逐渐的波及，又表现了另一种遥远的声音始终存在着，所以说它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
    
    《凿空》是个不错的意象，是多义的，玄妙的，没有一个准确的固定的解，但会把我们带入深远的意境中。人类是由穴居开始的，凿空也许是人的本性之一，或许人类本身就有一种凿空的本能和欲望。但是凿空在今天又被泛滥化了。比如，我经常担心北京的地下会不会被凿空，哪天我突然掉下去啊。作品中的人物张旺财身上就体现了人类凿空的本能,似乎只有不停地挖掘，才能平息他心中难言的渴望。这个平凡小人物为自己立项，一直从河边的住屋挖到村庄的中心，挖了二十多年。他的挖掘，也许是人类天性中我们没有发现的某种东西，他和小说中玉素甫式的有目的的极端功利的凿空----盗掘是不同的，两者有强烈的对比。人类的凿空从来没有停过，至今尤盛，考古家在凿，盗墓贼在凿，矿工在凿，大型工程在凿，地铁在凿，管道在凿，光缆也在凿，有时让我们想到作者是不是也在凿空自己？人的一生是否是一个自己凿空自己的过程？刘亮程的作品里就是这样布满了多重意象，有些意象是不可言说的，是一个感觉深邃的象征体系。
    
    《凿空》的确没有很强的故事元素和人物重大行动，充斥其间的多是感觉，意象，色彩，声音，尤其是声音，这是刘亮程在此最重要的话语方式。作品开头写到驴丢了，一连串的形容精彩得不得了，驴夜晚在地下菜窖里叫，驴寻偶时的叫，还有驴对着外来的那些机器叫，都很绝妙，因为阿布旦的驴听不得比它的叫声更大的声音。还有故事最后的万驴齐鸣，场面怪异，都是我们很少看到的东西，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感觉世界。声音之所以呈弥漫状，因为小说的叙述人张金—张旺才之子，在矿上干活时震得耳朵失聪了，大夫说，那些过去的声音能帮你恢复听觉，于是整本小说都他在捕捉声音。读这本小说，主要是读声音——感觉，由感觉引发想象和思考。这是一部奇异的，荒诞的，同时又是抵达心理真实的小说，所以是一部有独特艺术个性的小说。
    
    《凿空》在恢复小说的诗性建构上做了有成效的努力。好的小说有一个很高境界就是诗性，很多作家的成功都证明了他们的作品因诗性而赏心悦目。去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尽管有读者表示不知其意，弯弯绕的说话看得眼晕。事实上，它表达了人的无法言传的，却像影子一样跟随的孤独和苦闷；表达了人在精神上的孤立无援状态，所谓中国式的孤独感。这就是一种诗性结构，有存在主义的味道。《凿空》也是如此，我们能感到他在表现人的一种精神向度，一种下意识的渴望，一种向未知世界索取和刨根问底的固执。有人用小说的一般常理和原则来要求刘亮程，并对他的小说提出质疑，说他的小说无非是散文的扩大版，但我认为艺术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也是可以越界，扩容，跨文体的。刘亮程之所以是刘亮程，在于他提供给我们一种遥远的感性的声音。在今天的时代，能提供出阿不旦村发出的声音，就是令人愉悦的。感性往往是通向深刻的桥梁。
    
须一瓜——直面人性的极恶与极善
    
    须一瓜的作品我读得不是很多，但我早注意到了她。几年前，我编过一本《近三十年短篇小说精粹》，选了她一个短篇，叫《海瓜子，薄壳海瓜子》，至今记得，它写一个老人和自己的儿子、儿媳共同生活，有天晚上，这个很善良的老人，却偷窥他儿媳妇洗澡，被儿子发现，打得头破血流。儿子狂躁至极，老人沉默无语，儿媳欲救护老人而心怯，自此一家人，出现了难言的紧张。但老人始终默默做好事，想挽回自己的颜面，最后有所缓解，终未完全释然。这篇小说虽短，在揭示人性内在的原欲与道德感的冲突方面很见深度。
    
    看完须一瓜的新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黑子》，我认为在品种上很奇特，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无可替代，要是拍出戏来，有可能出现中国式的《人证》，《砂器》，《天国的车站》一类东西。但是那一定要大导演拍，小导演不行。我觉得，须一瓜永远对人性的复杂，对人性的两极对抗，对人性中的善恶转换，对人埋藏很深的良知或者说天良的发现，对人性中超出想象力的部分，对人的尊严感，对人的自我救赎的渴望和人为了找回尊严所做的悲壮努力，给予浓厚的兴趣和热切的肯定。当然，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任何时候都不缺乏极端的例子，万劫不复的人总有，只能说，她是讲主体的人，类的人，总体上她对人是持肯定态度的，是信任的，而不是绝望的，悲观的，正如太阳里面有黑子，但太阳毕竟是太阳；人性中也有恶，暴力，仇恨，报复，嫉妒，甚至嗜血，然而真善美和良知总是不灭的，是与人相伴随的，人的太阳于是并未坠毁。在某种意义上，《太阳黑子》正是表达了须一瓜对于人的和人性的理想，发现那种不会被罪恶感、兽性彻底压垮的污泥中的人性的花朵。
    
    在《太阳黑子》里，须一瓜处理的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故事。她给自己出了一道几乎无解的难题。凶残的制造了一起灭门强奸大案的三个案犯，后来却是三个最善良不过，最勇敢无畏，最忠厚仁义的无名英雄式的人物。这怎么可能，该作何解释？在这两极之间怎样才能找到平衡点，合理点，过渡点？小说一开始展开的生活，甚是古怪，三个男人，都三四十岁了，一个个一身蛮力，却都不结婚，没有一个亲戚来过，也从没有一个女人出现。那个让人疼爱的小姑娘，到底是谁的孩子？每个家伙都说是她的父亲，鬼才相信，但小说就能让你相信。每个作者的天赋不一样，有些人只能写和事实贴得很近的东西，但是像这种题材，没有一定的才能，天赋，是写不出来的。我们说小说家是说谎家，是虚构家，这个故事可以说达到极致了。我们明知小说是假定的，但最终仍在她假定的事件里面沉迷，甚至流泪。特别像最后的分手，写得很煽情，让我们信任她的世界，承认这个世界有它的不可思议的逻辑力，我们不得不跟着它跑。
    
    写作上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在于对人性的洞察和表现。罪犯与常人，善与恶，魔鬼与天使，好人与坏人，残暴与仁爱，怎样有机地拧在一起，成为每个生命体的不同的棱面？虽然须一瓜没有说，但我觉得她是相信非理性的不可控制的，她认为人在善恶之间，什么都有可能，兽性成分在一念之下膨胀，就可能铸成大恶。在她看来，很多案件还是充满了偶然性，不是像过去讲的，阶级本质决定的，罪犯就是坏人，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她不这么看问题。在她笔下，三个罪犯都在忏悔和噩梦中，在罪恶往事的纠缠中生活。十几年了，每到8月19号，也就是作案日，他们几个总是坐在一起跪拜，祭奠，对坐，无言。三个人的职业设计也很有意思，一个是打鱼的，一个是出租车司机，一个是协警。三个人都有一定的张力，可以联系社会各方面；但写社会不是须一瓜的追求，她要研诘善与恶的极端化转换。他们终于撑不住了，不想再梦见那五个人，承受不住最后一根稻草的压力了，宁可寻求解脱，服罪伏法。作者把死亡诗化了，他们本有足够时间离开，却选择了死亡，也就是灵魂的解脱。作者在此寄寓了人的理想，那就是担当精神，也是牺牲精神。伊俗春，伊谷夏兄妹的设计也比较成功，一个如沙威，一个如痴女，一是法，一是情，二者强烈碰撞。写出了承受不住的过程，是须一瓜的本事。
    
    须一瓜的叙事，动力感很强劲，一旦开始叙事，就进入叙事节奏而不能够停下来，甚至有一种快感。她的文笔洒脱利落，善写福建一带的海景，月色，海港，直觉好。比如，伊谷春对辛小丰的直觉，如阴霾漫过，又立刻消散；又如，比觉对时间的感觉——静得可以听到高压线芯里电子疯跑的声音，有点像白天坐在铁轨边把手掌虚窝在耳边听到的声音，她把这叫时间的声音。
    
    我知道须一瓜是政法记者，她的灵感好像都是来自于末条新闻的，李敬泽说她的写作路径是：尾条的新闻，头条的小说，概括得很精准。但我还是觉得她老是用案件来组织小说，离不开案件，是个问题。她太聪明，末条新闻能演绎出一套东西，某个末条新闻我们看了麻木，她却能搞出一个小说来。她的秘诀在于，把外在事件的传奇性转化为内在精神的紧张性、分裂性，有很强的猎奇成分。话说回来，小说就要有猎奇成分，没有猎奇成分谁还要看？对于人性的匪夷所思的部分，须一瓜是最感兴趣的，她也总想挑战这个难题。现在有些罪犯，人凶残极了，可他对亲人好极了，就很复杂。然而，一个作家不能老是依赖一个模式，她的有些小说确实给人套路相互差不多的感觉。她聚焦于人性的深层冲突是不错的，但心理揭示的深度显然不够。上面讲到“尾条的新闻和头条的小说”，实际涉及新闻和文学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忧思深广
    
    读到张红旗第一次把张冲吊在门边，张冲都尿不出来了，我掉了眼泪。我觉得这里的父亲张红旗，母亲文兰，还有他们的儿子张冲，都掉在一口深井里，周围有无边的压迫感，所有的人都在挣扎，都逃不出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看上去很阳光，很和谐，可是有一种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我们看不见却无时不在的压力。我们可以感知它，却没有力量超越它。从古至今，还是无法超越。是的，我们只能说，不这样活，又能怎样活呢？社会和父母要求于张冲的，激起了张冲的反叛，他是以盲目的和畸形的样态在反叛，他交出来的成绩单总是那么糟糕透顶，他染黄头发，戴大耳环，他抽烟，他飚车，他暗算可憎的老师，他用板砖拍街上的混混，于是只能遭毒打和被抛弃。他不乏正义感，最后他惩治了嫖娼的公安局长，自己却也因此进了少管所。在整个少年时代，他和父亲双方都痛苦万分，母亲回护他，却无法为他的不争气辩护。小说写的虽是关中乡镇的故事，不是城市的，但在文化人格上，心理结构上，父母的愿景上，城乡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也许我们只能发一声浩叹：可怜天下父母心。
    
    所有的孩子并不都是张冲，张冲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张冲身上引发的东西，却是每个幼稚的心灵都感同身受的。张红旗与张冲的矛盾，张冲与老师的矛盾，张冲与社会的矛盾，并不是单因单果的，而是全面的，盘根错节的。张冲在初中毕业时的“自我总结”里说：“我上了九年学。我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学习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也还喜欢学习……我爸给我支了个石头桌子……我爸说石桌是火箭发射基地。他希望我好好念书，考大学，将来能上天入地成龙成虎，其实就是成为人人都羡慕的大人物。……后来，我让我爸失望了。……我不爱学数理化，英语更糟，有点兴趣的是语文……我喜欢……一喜欢就乱动脑子，出洋相，故意惹老师生气，让老师难堪……我成了问题学生。我承认我是问题学生……”。张红旗两次看张冲的成绩单，全不及格，受到惨痛打击，在精神上陷入极度苦闷，如笼子里的困兽，闷得难受，显得极度虚弱，可怜。他无法解脱，他的资源太少了，无非是念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再加上宝剑锋从磨砺出，人过留名啊种种，对张冲不起什么作用。在张红旗看来，理想人生就是光宗耀祖，像陈大的儿子那样，坐小汽车风光地回乡。是的，他能感到，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儿子是另一个自己。他悲怆地对张冲说，就指望你了，爸求你了。几近哀求。
    
    张红旗错了吗，也不能说全错，但他的“成功学”为什么总是失效，却值得深思。张冲本是个好孩子，聪明、倔强、善良、正义、肯动脑筋；张冲的反叛，冲撞，奇思怪想，源自于他的反抗禁锢，追求个性自由的天性，他要成为他自己，又不知怎样才能成为他自己。这时候我们的文化无所不在。父母，亲戚，民办教师也构成一种文化。他们好像只知道不断地伤害张冲的自尊心。除了父亲的打人，体罚，吊门吊牛槽的虐待，还有集体的虐待，就是心理伤害。石桌，是个象征，是所谓的火箭基地，一直压迫着张冲，张几次掀，都掀不动，后来就砸断了它。父亲说，你把我的心掏空了；儿子说，你把我踹不成你想要的那种人。直到张冲说，“我没爸没妈我是玉皇大帝日下的！”
    
    杨争光说：“我们是我们孩子生长的土壤。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孩子生长的土壤。”张冲在小说中的结局是进了少管所，事情何以闹到这种地步，出现这样的结果，可以思索的东西的确非常之多。在这里，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作人处世的尊严面子，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以深刻的精神冲突的形态，全包含在内了，于是绝不仅是个望子成龙的问题。是的，张冲被关了，他是否本来就一直在一个无形的笼子里生长着呢？
    
    《张冲六章》读来毫不轻松，有很强的压抑感。它不是一部简单的写成长的小说，也不只是通过“问题学生”来写教育的困境，而是直指文化，直指人心，质疑我们民族历来崇尚的精神价值和人生理想，力图写出我们文化土壤的极端复杂性、缠绕性以及我们怎样以爱的名义实施着扼杀，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孩子。在少年张冲的青涩形象里，埋伏着苍老的根系。这既是关于一个少年的，也是关于一个民族的；既是关于教育问题的，也是关于民族精神如何强健，如何独立的；既是关于一个人的成长史的，也是关于人性，人道，人生价值取向的；它着重写了一个少年的不幸的“成人化”过程，爱他的人，却在一步步把他往精神的绝境上推，周围的成人，教师，父母，同学，亲戚，其心理深度和灵魂状态也都不那么简单。我想，用忧思深广一语，也许可以概括。用鲁迅先生说过的“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也许可以说明作者和读者至今依然困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