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江：“五四运动”中的投毒谣言与反日风潮

李远江：“五四运动”中的投毒谣言与反日风潮时间:2010-08-10 07:17 作者:李远江点击:397次
　　在五四运动的敏感时期，一批“日本人投毒”的传闻突然爆发，打破了学生试图将运动控制在和平范围的努力，使上海陷入民族情绪与安全恐慌交织的氛围中。 
　　1919年5月底，一个“日本人投毒”的小道消息开始在上海市井中流传。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人理会它。然而，进入6月份以后，上海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类消息。一种莫名的恐怖开始升腾，并逐渐笼罩着这座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
　　■ 风起沪上
　　6月6日，《新闻报》登载消息称，5日晨法租界南阳桥附近，有人当场扭获一名在华人水桶中投毒的日本人；就在同一天，《申报》也刊登消息说，前一日，有日本人在法租界与华界交界处的自来水龙头上放毒。尽管同日的《民国日报》专门撰文澄清，经警察局检验，该日本人瓶中之物实为酱油，绝非国人所言之毒品，但虚惊一场的结局却丝毫没有消解人们的恐慌情绪。
　　紧接着，6月9日《新闻报》一口气登了三则消息，一则称，7日晚，小南门一带，有外国人假冒中国学生向井中投毒。待附近华人上前诘问时，此人竟乘隙逃走；另一则称，8日晨，有两人在闸北共和路菜场将袖藏药水瓶悄悄洒于各摊菜蔬上，众人高呼捉拿时，二人飞奔逃逸；第三则称，8日午后，一乔装之外国人将一枚铜元投入东辕门老协记馒头店门前之茶缸。店主发觉异常，遂舀一碗茶请这个外国人饮用，不料竟遭其坚决拒绝。店主认为此人有投毒之嫌疑，遂报警，将其交由警察处置。尽管事后证实三条消息无一例外均是“查无实据”，但这种消息的不断增加无疑加重了上海市民的恐慌。
　　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6月11日，《新闻报》又报道说，有一日本人乔装携带酱桶木箱，经搜检发现身带毒药多瓶。与此前查无实据的新闻不同，这条消息给读者传达了明确的信息——日本人投毒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证据确凿。
　　6月18日，《救亡雪耻报》一篇文章中写道：“最近城内外流传着关于某外国人在食物中下毒的消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谣言而已。然而后来我不仅听见这些事实，并且亲眼看见这些事实。”
　　至此，“日人投毒”从最初的坊间传闻，演变成了整个上海市民的“社会共识”，一场大恐慌引发的社会风潮正扑面而来。
　　■ 鼓动
　　北京“五四”游行的消息传至上海后，上海学界开始积极宣传反日，推进抵制日货的活动。中日民众之间的对抗情绪开始逐步升温，5月18日，一些游民公然在大街上抢走路人头戴的东洋草帽并当场踏毁。在学生团体的宣传鼓动下，黄包车夫开始拒绝日人乘车，游乐场也拒绝日人进场。
　　为了促请商人参与抵制日货的行动，“各学生结队先自南市十六铺各水果行前，跪求闭市。凡少不表同情者，学生跪求不起。”（杨尘因：《民潮七日记》）基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以及爱国心的驱使，上海商会采取统一行动，于6月5日开始实行罢市。
　　为了推进罢市的持续进行，同时考虑商人们的利益诉求，学生们反复向市民宣传不要采取激烈行动，学生们在演讲中手持“万勿暴动”、“切勿暴动”、“爱国同胞切勿暴动”、“警告同胞请勿暴动”、“文明抵制不可野蛮”、“敬劝同胞慎守秩序”、“举止文明幸勿暴动”等标语，并将这些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目的就是希望一切抗议行动都在控制和秩序之中。
　　上海学生联合会为了防止外人假借学生之名闹事，特意组织童子军维持南市和租界的秩序。甚至当自来水、电灯厂、电车公司、小菜场也议定参加罢工时，学生从公众安全考虑，还“力劝其不得罢工，否则救国适以害国”。
　　学生们的努力一开始似乎收到了效果，“除了罢市开头几天200多名在街头讲演的学生被警察和士兵逮捕外，这一切都还是有秩序地进行的。被捕学生很快就被释放了，形势变得平静下来。”（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一开始，人们对那些不愿意参加罢市的店铺只是进行语言攻击，骂以“乌龟”、“王八”、“卖国贼”等，进而一些激进的地方开始对不听劝阻的商贩施以暴力，一些商贩遭到群殴，货品也为油火焚烧，局势慢慢开始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在此时，大批量的“日人投毒”传闻突然爆发，打破了学生们将运动控制在和平范围内的努力。被点燃的群众情绪一旦释放，恰如破堤的洪水，夹带着巨大的能量，冲毁一切。
　　■ 失控
　　传闻在不断地变换着花样。从一开始的饮用水被日本人放毒，到后来自来水龙头、公用水井、饮用河水、免费茶水供应的水缸甚至自来水厂等均有放毒消息传出。传闻此起彼伏，牵动人心。常常是一处传出日人放毒消息后，迅速口耳相传，导致城内其他各处皆有反应，搞得市民们人心惶惶。 
　　6月7号，报纸刊登了日人冒充学生在南市义井投毒的消息，上海各处居民立即对露天义井、茶缸及各酱园之酱缸等格外小心，甚至提议要全部加上木盖。再后来，报纸传出东辕门有日本人投毒于茶缸的消息，导致上海城厢所有茶缸一律撤消。而自来水龙头有人投毒的消息传出后，华界每个自来水筒都派有岗警防范。
　　日人投毒的传闻还严重影响了上海自来水公司的正常营业。有消息称，有人试图向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水池内投毒，导致该公司不得不一再声明绝无此事，并加派人役日夜轮流守护水池、水塔，甚至要求警察当局派警力协助防护。
　　谣言还在不断地扩大着。6月5日罢市后一二天内，谣言就已经传遍了整个上海城厢，并迅速波及郊区甚至邻近城市。杭州、宁波、苏州、镇江等地均出现了日人放毒谣言，并在当地引发了不少冲突。
　　极度的恐慌必然造成行为的异常。谣言笼罩下的上海市民在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下，开始对可疑人员施加暴力行为。
　　一开始，人们的攻击对象主要是日本人。6月5日，两个日本人在南京路先施公司与中国市民发生口角，二人“且行且骂”，激起众怒，欲群起而攻之。6月10日，日本侨民片刚恒雄在沪西小沙渡造中国百姓围殴。原因是，乡民怀疑其乘黄包车到河滨投毒。6月14日至17日，每天都有日本人被殴打的新闻见诸报端。
　　围殴事件频出后，日本人尽量减少出行，与上海市民接触的机会也大为减少。但是，恐慌并没有减弱，市民们便怀疑起了操外地口音的中国人。“遇有向自来水龙头洗手之人，即群指为某国人指使，加以丛殴，驯至头破血流，祸及无辜。”（《上海罢市实录》）
　　6月8日，复旦公学学生萧某在北浙江路贩卖《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时，因相貌口音与本地人有异，被路人指为某国人（日本）乔装，遭围殴。6月10日，陆军少将官成鲲（浙江台州人）途径康脑脱路，被乡人指为投毒之日本人，遭围殴至奄奄一息，经巡警驱车送至医院，未及救治即伤重而死。此后数日，围攻外地华人的事件接连发生，至少有两人伤重不治。而杭州也有一名驻军排长，被怀疑放毒遭殴打致死。
　　■ 平息与分裂
　　人们从怀疑日本人，到怀疑所有不熟悉的外地人，从怀疑水中被投毒，到开始怀疑华人售卖的蔬菜、肉类、米面、糕点，但凡能食用的东西都有日本人或受雇于日本人的华人投毒。于是，部分市民连蔬菜、豆腐、食油等也不敢吃了。一时间，上海全城的食品店生意变得极为冷清，而日本人聚居的虹口一带尤为惨淡。
　　“对日人的攻击与排斥除了可能有激进分子的鼓动因素外，是与民众对集体安全受到威胁的似乎有点竭斯底里的恐惧分不开的。这种恐惧的弥漫与扩散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对在他们周遭出现的陌生人表示怀疑，甚至实施攻击。此种暴力举动在置毒风潮传播的过程中几乎日有数起。”（冯筱才：《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
　　为了维持秩序，淞沪警察厅及租界工部局等官署多次布告称：“近日上海各处发生一种谣言，辄谓日人贿通内地流氓，散放毒药，捕风捉影，全属无稽。显系不逞之徒，捏造谣言，以图惑乱人心。即间有手持瓶水等件，形迹可疑者，亦显系奸徒故意借此挑衅，希冀激怒群情，破坏秩序，彼乃得以从中取利，其心极为叵测。”
　　上海官方还迫使报纸转变立场，由传谣变为辟谣。各大报纸争相发表文章分析“日人投毒”谣言产生的原因，揭示其真相。《申报》还特意刊登了上海医院院长王彰孚的信，以医学权威的身份劝告市民要正确区分食物中毒与投毒之不同，避免轻信谣言。
　　为了避免被当作谣言的发起者，加之北京政府已经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上海学联也向工部局保证：“上海学联全部停止活动，没有会员在街上进行宣传。但在城里，可能有人冒充学生出现在街上，这样可以使人不相信学生运动。”学生们一转由过去大规模鼓动人们上街，转而呼吁市民起来维持秩序。在不少地区，出现了童子军、学生与警察共同维持秩序的场面。
　　“日人投毒”的传闻随着学生运动的退潮而渐渐消退。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种两难的前景摆在了学生们的面前，要想让运动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就必须让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进来，而一旦公众参与就会导致运动的过激，超出学生们的控制能力，“日人投毒”引发的谣言恐慌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此时，究竟是该抽身退出，还是进一步组建控制力更强的大型组织，鼓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不少人选择了后者。
　　6月16日，来自各重要省市的30多名学生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这个组织成为影响此后三十年学潮的关键，并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竞相争取和渗透的对象，它的历史意义直到1947年，才由政治史学者李剑农点破，“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阀势力压迫下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学生联合会作宣传主义吸取青年党员的大本营。可知‘五四运动’的意义了。”
　　东北鼠疫与日人投毒谣言 
　　1911年1月24日《东三省日报》报道，中国村民曾抓获一名往井里投毒的日本间谍。此时正值东北鼠疫大爆发，作者认为，鼠疫正是日本人投毒的结果。紧接着，承德、镇安、榆树等地也相继爆出抓获受命于日本的投毒案犯。一连串的日本人投毒报道很快引起了东北社会的大恐慌。但事实上，这些消息最终被证实均系谣传。1911年3月26日，《盛京时报》登载了日本医学博士柴三五郎的演说，称此次瘟疫属于“肺百斯笃”实“由呼吸传染，至于水为媒介传播之说，则吾辈苦难索解云云”。此外，驻吉林日领事于1911年3月5日要求禁止谣言，以免“民间种种谣传日久，恐起仇视外人之心，再蹈庚子之覆辙”。（李远江整理）
 来源:《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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