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贾、服注与杜注比较研究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4-03 17:02:00 ]    作者：何 晋    编辑：studa9ngns
三、对两次攻杜浪潮的分析
这两次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浪潮，貌似相同，实则迥异。
第一次《左传》杜注和贾、服注的对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实际上纳入了当时南北学对立的范畴，以南学和北学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北学《左传》以服虔注为主，南学《左传》以杜预注为主，既然有攻击杜注倡申服注的北学学者，当然也少不了斥责服注回护杜注的南学学者，双方争辩起来互不让步，如当时崔灵恩著《左氏条义》以申服难杜，则有虞僧诞作《申服难杜》以答灵恩；梁代诸儒有以贾、服义难驳杜注凡一百八十条，则有王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38]有姚文安难服虔《左传》七十七条名曰《驳妄》，则有李崇祖申明服注名曰《释谬》，真是针锋相对。
这场延续上百年的辩驳，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因为材料匮缺，今已不得详而知之，但从杜注本身已大份量地采用了贾、服注这一点上看，这场辩驳超越不出当时南北学对立的范畴。南北学的区别，在《世说新语·文学》中有非常形象的概括：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刘孝标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曰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39]
审察杜预《左传》注，如本文所述，的确比贾、服简明通达，而在这之前和杜预同时代的人就已称杜预“文义质直”。[40]杜预《左传》注之所以能在玄学流行的南朝传习，除了可能有因为杜预在晋朝功名较大书遂流传的原因外，更多的恐怕还是杜注自身简明、通达。相比之下，服注可能如刘孝标所说的：“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这是一个经学家所难避免的。
《世说新语》所概括的这种南北学的区别，只是总而言之，[41]具体到《左传》杜注和贾、服注上，其实这种区别并不太大，只是经、史之别而已，除此以外，南北学者就《左传》杜注和贾、服注而起的争辩，大抵只是门户之争罢了。也可以说，这场论争是因为学分南北而起。随着隋唐一统天下，唐代统一经学，南北学的差别随之而消失，为《左传》杜注和贾、服注而起的辩驳也就随之而消失了。
清代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学者似乎幸运得多，他们一直未有持对立意见的反对者，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所以这次浪潮实际上不能称为一场争论。这些学者却并不因为没有反对派，而减弱攻击杜注的尖言厉辞。他们可粗略分为温和派和激烈派两种。
温和派，早期如顾炎武《左传杜解集正》，主要是不满意杜注在字义训诂上的疏陋，常引用汉儒古训以驳杜注知今昧古之弊；其后如臧林、沈彤、梁履绳等，也主要是从训诂、地理、礼制等方面纠正杜注的疏陋之处，但仍然认同杜注的绝大部分；虽已开始注意并提倡汉儒旧注，但还没有完全搬出贾、服注来砸倒杜注，他们可说是本着一种健康的学术态度去批评杜注，严格说来，似乎不能把他们列入清代反对杜注倡申贾、服的阵营中去。
激烈派以惠栋发其端，洪亮吉、焦循、李贻德、沈钦韩、刘文淇为主力，丁晏为殿军。他们对杜注激烈的攻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认为《左传》杜注“时多疵类”“■■横生”，“其稍可观览者，皆是贾、服旧说”，因而大肆贬斥杜注，极端推崇贾、服注，有着明显的学术上的偏见。究其原因，从清代的学术环境看，学者崇尚汉儒古注，崇尚郑玄之学，越是亡佚的汉儒古注越受重视，贾、服注自然列于其中，《世说新语》载郑玄曾注《左传》未成，但皮锡瑞说：“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宗服即宗郑，学出于一也。”[42]在这里，清代学者对杜注的攻击，实际上是整个汉学与魏晋学对立在清代的一种表现，因为在学术继承关系上，清代学者和汉儒无疑是最紧密的。在清人看来，魏晋人经注是远远比不上汉注的，严蔚在其《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中说：“唐儒义疏，于经不为无功，但嫌择取不精，未堪奉为准的。即如《春秋内传》取杜，《易》《书》之取王弼、伪孔，皆魏晋人改师法者；并又曲拘一家庸妄之说，不从汉儒精核之谊，间遇支吾之处，不能曲为臆说以扶谬语，乃引一二经师旧说，用相考证。”[43]王鸣盛也叹道：“……九经疏，汉学佚其四，而《谷梁》之用范宁，犹为稍可，其佚而可惜者：《周易》、《尚书》、《左传》也！”[44]十三经注中，除何晏《论语》注、郭璞《尔雅》注外，几乎所有的魏晋人经注，都遭到了清人的斥责，由此可见清人对魏晋经注的不满态度。至于南学，那更是“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的；[45]所以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这样论断：“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迳庭，不止商、周之判。”[46]可见清代学者倡申贾、服注贬抑杜注，和当时大的学术环境是合拍的。而清人崇尚的贾、服注的亡佚，清人还认为也是杜注引起的，这尤其使他们痛恨。洪亮吉说：“自杜预《春秋集解》出，而汉儒训诂失。”[47]刘恭冕在《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跋中也说：“汉儒注《左氏》者自贾谊始，其后刘歆、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汪、许叔、颍容、谢该、服虔、孔嘉各为之训释。而诸家中，以贾、服为最备，故学者多并称之。顾自杜氏集解孔氏疏出，而二家遂亡。”[48]这也成为了使清人感到气愤而攻击杜注的一个原因。
但他们很快就碰到一个难题，因为当他们大肆攻击杜注倡申贾、服时，也详细排列比较了贾、服注和杜注，结果发现贾、服注和杜注竟然绝大部分相同，歧异只是小部分。[49]这使他们尴尬的同时马上又换手牢牢抓住了另一个把柄∶指责杜预剽取服注。这种指责的直接起因是，杜预在《左传集解》序中只提到所采诸家有刘歆、贾逵父子、许叔、颍容，却一字不提服虔。丁晏在其《左传杜解集正》总序中根据孔疏，一一列举出杜注和服注相同的地方，说：“服氏之学当时盛行，东晋已置博士，不容遗弃其名。窃尝反覆考之，而确知杜氏之窃取服说，攘为己注，故有意没其名氏，其居心之诡■，深可鄙也！今服注之仅有存者，其说多与杜同。行同窃贼，已露真脏。……夫使服氏三十卷全书具存，则其攘窃之迹必更有显露之者。惜夫！《解谊》久亡，无由尽摘其状而发其奸也。然即今可考而知者，杜氏抄取服说，比比皆是，而孔疏犹阿杜云‘劣而不论’，既云劣矣，何以《集解》又袭其说？袭其说而序没其名，此攘窃之小人也，郭象、何法盛之徒！儒者之所深羞也。”[50]在这之前，王鸣盛也作过类似的推断：“左学以服为首，杜解中攘窃其义甚多，顾隐而不言，明系忌服名高，作此狙诈耳。”[51]这已从开始学术上的指责扩大到人品上的指责了。杜预《左传》集解采用他说，均不指明出处，所采服注多于刘、贾、许、颍各家，为何序中不提服注？细玩序意，“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异同”，[52]可见杜预列举此四家，是站在批评的立场上，至于服注，本和杜注差异不大，杜注曾大份量地取用，基本是被杜预认可的，所以并不列在批评之列。孔疏误解杜意，臆说“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故弃而不论也”，[53]遂又使清人发生误解。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提出尖刻批评的是焦循。他对杜预《左传》注中的疏陋之处作了思想上的解剖，并进一步推广到杜预整部《左传》注的指导思想上。他在《春秋左传补疏》序中说：“阅《三国魏志·杜畿传》注，乃知预为司马懿女婿。《晋书》预本传云：‘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四年，转参相府军事。’预以父得罪于懿，废弃不用，盖热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搜罗才士，盖以妹妻预，而使参府事。预出意外，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马氏，既目见成济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故其说大行于晋、宋、齐、梁、陈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余习，故用预说作《正义》，而贾、服诸家由是而废。”[54]焦氏所持此论甚有见地，然失于过激。丁晏甚至在焦氏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引伸，他在《左传杜解集正》总序中列出杜注和贾、服注相同者后，又一一列出和杜注相同的王肃说，因为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杜预身仕晋朝，所以丁晏认为杜注取用王肃说也是因为谄附贵戚。
今天看来，激烈派的攻击虽也有可取之处，但大都过火，有失公允，带有强烈的党同伐异的色彩。
从整个清代学者攻击杜注的走势上看，早期比较温和，也大都认同杜注，到后来，这种攻击却越来越严重，几乎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杜注是否就此完全被推翻了呢？清代学者真的完全抛弃了杜注吗？
平心而论，《左传》杜注遭到清代学者的强烈攻击，的确也有杜注自身的原因，如前面所述杜注的诸多疏陋之处；另外，清代学者由于能深通音韵、明于训诂，所以能广泛地发现问题，指出杜注的疏陋，这使清人具备了批评杜注的厚实的学术条件；还有，孔疏独尊杜注，疏不破注，处处唯杜是从，大凡贾、服注与杜注相异时，都一概贬斥贾、服注，即使相同时，也替杜注另为歧解而斥责贾、服，这可算是清人攻击杜注的一个间接原因，所以沈钦韩称孔疏是《左传》历史上四厄中的第三厄：“孔颖达者，卖国之谄子也，枵然无所得于汉学，蜣螂之智，奉伪孔氏与杜预而甘且旨焉，排击郑、服，不遗余力，于是服氏之学始显终亡，而杜预之义赫然杲日之中天。”[55]他在与周保绪书中说：“然为《左氏》之而得罪于圣经者，无如杜预也。贾、服之注，今已不传，其精者，偏为杜预攘取，孔疏唯摘其细碎以为嗤笑。……故经学之亡，亡于唐初撰《五经正义》，弃河朔之朴学，尚江左之虚浮，殊可浩叹！”[56]在答董琴南书中又一次强调：“孔颖达等素无学术，因人成事，《五经正义》稍有伦理者，皆南北诸儒之旧，观其固陋之习最信。……名曰表章经学，实乃剥丧斯文，可胜恨哉！”[57]自《五经正义》颁布后，《左传》杜注孔疏近千年来一直处于受尊崇不可动摇的地位，对权威挑战，这也无疑是清人逆反而攻之的又一个原因，如皮锡瑞就曾不满地说：“服杜之争二百余年，至唐始专尊杜。杜作《集解》，别异先儒，自成一家之学；唐作《正义》，扫弃异说，又专用杜氏一家之学，自是之后，治《春秋》者，既非孔子之学，亦非左氏之学，又非贾、服诸儒之学，止是杜预一家。”[58]
从清人攻击杜预的总体上看，激烈派的这种攻击，无疑是不公正的，它反映了清人为了维护汉学在学术上的垄断地位，而对异说进行横蛮攻击的一种极端排斥心理，带有强烈的党同伐异的霸道色彩。激烈派斥责杜注的疏陋，并企图借此否定一切，来抬高贾、服注；既而发现杜注和贾、服注大部分相同，又转而指责杜注攘窃他说。严蔚甚至说：“蔚采辑存，乃知《集解》一书，其文证详悉、义理精审者，皆属汉人旧说；或辞多舛讹、理昧精研者，具出一己新意”，[59]这是很不公平的，正如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所说:“贾、服与元凯互有得失，……近儒多申贾、服而抑杜，此一时风气使然，非持平之论。”
魏晋时有“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之语，可见服注在当时之盛行，而后来却被杜注取代，以至于逐渐亡佚。服注被取代和后来亡佚，并不是偶然的。杜注《左传》，晚于服虔，杜注广取他说，服注自在被采之列，而且如前所述，服注是被杜注大份量地采用，我们不敢说服注的精华都已被杜注采用，但从前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现存服注和杜注实际上差异并不大，也就是说，杜注已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服注的内容，清人认为杜注是“专以己意解传，并以己意解经”，[60]这完全是忽视了杜注的学术继承关系。另外，一方面杜注简明、通达的风格，也使其能在崇尚清通、简要的一个长时期内被更多人愿意接纳，用今天的话说，杜注在当时是合乎潮流的，服注的亡佚，有孔疏独尊杜注舍弃服注的部分原因外，也和当时人对汉儒冗繁、琐碎的旧注感到厌倦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还是杜注自身的学术质量很高，这一点，清人在口头上虽加以否定，实际上却是予以默认的，例如杜注在地理上的精详，就常被清人承认：
宣公元年：“楚■贾救郑，遇于北林”
服云：“北林，郑南地也。”
杜注：“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也。”
服注认为北林在郑南，杜注却认为北林在郑北。郦道元在《水经注》“渠水”中说：“《春秋》宣公元年，……楚救郑，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郑南地也。京相■曰：今荥阳苑陵县有故林乡，在新郑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乡故城在新郑东如北七十许里；苑陵故城在东南五十许里，不得在新郑北也。考京、服之说，并为疏矣。杜预云：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今是亭南去新郑故城四十许里，盖以南有林乡亭，故杜预据是为北林，最为密矣。”[61]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都采用杜注的这种说法，而不用服虔说，高士奇作《春秋地名考略》，于地名亦首列杜注。又如，《春秋》《左传》在汉代是分别单独流传，分经附年把经传合二为一，是杜预的一大改创，清人极力提倡恢复汉儒旧注，但于《春秋左传》无论在辑佚旧注还是另作新注时，大部分学者仍然继承了经传合一这一作法（例外的有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所以，《左传》杜注在清代虽遭到学者们严厉的攻击，却并不能最终被推倒，清代学者也不是真的完全抛弃了杜注，在研究《左传》时，杜注仍然是他们广泛征引和发扬的对象，可以说，他们仍然是杜注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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